死后重生

　　我与吴非老师谈梁卫星兄的《成人之美兮》，他说很好，基本没什么负面评价，但是会不会对学生有产生不利的想法？我不太赞成。吴非老师拳拳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今现实如此，是否产生不利恐怕已不是担心所能解决的了。
　　
　　教育上的乱象没有想象中恶劣，也没有想象中纯洁。和所有的领域一样，在这个深水泥潭之中，怎么可能长出花朵？
　　
　　我和朋友们讨论素质教育，我直接说，没有这回事。要谈素质，第一个层面就要从愚民教育走向国民教育，愚民教育本身就是一件没素质的事，谈什么素质教育呢。
　　
　　卫星兄的小说最终构建了一个铁屋子，我没看见什么希望。这或许也是我唯一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我记得当年钱玄同曾对鲁迅回答过这个问题，当然鲁迅在文章中没有过多表述其中的意义，在我以为，它应该是：明知其绝望难为，却仍旧以希望承担之。
　　
　　即使明知是死亡，仍要歌唱向前。这也是前相爷的豪言壮语。它可能很难，但对比绝望，却更要容易。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希望来自我们的承担。
　　
　　这也是我想对这本书想说的话。谢谢卫星兄的承担和努力。

母亲从老家来，说现在农村学校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很多班级只有几个人，撤点并校之后，除了很多的交通事故，挺惨的。我无语。

我一向不赞成所谓撤点并校的事，这无非是中国一些专家拍脑袋想出来的简易法子，此举固然可以拖延部分中国日益严重的城乡二元化下的教育困境，但不是长久之计，过几年再进行其他的变动，形成的各方面成本都难以计算，更不要说其中的家庭悲剧。

这和中国所有的体制改革一脉相承，因为摸石头，所以摸到什么补什么，目光短浅，从不想百姓的长久安稳。究其根本，没有人对未来有信心。如此的思想下，谁生谁死又与己何干呢？

数十年的发展证明，每当权力放开一个缝隙，因为解放，民众就会有更大的成果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是一个规则透明的社会，也许早就实现所谓的腾飞了。至少，社会压力不会这样的大。

教育也是一样，政府本应该成为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民众力不能及的地方，政府才能显出其服务型的本质。如果中国的农村同样允许民众自由办学，自主实现教育的提升，也并非不可行。当孩子们不能享受教育权时，再由政府进行强制或救济。一般来讲，教育的品质保障同样也是一个问题，但这

　　2011年10月11日下午四十三分，我们拥有了一个女儿。
　　
　　我想我的内心有着无穷的黑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多年，一度让我认定，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让它受苦而已。
　　
　　阿啃兄在生子之前曾经写文，大意是，我有什么理由以自己的自私来剥夺一个女生想做母亲的权利呢？
　　
　　这句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但最终，孩子的来临仍然在我们的意料之外。这让我突然明白，凡事不过庸人自扰，谁能知道上主的意思呢。
　　
　　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忙，让我非常狼狈。我心中压抑多年的黑暗突然渐渐浮起，每当此时，我想我是怎样悲哀的生活过来的呢。
　　
　　如果按照心理学的分法，我是多年的忧郁症病人，在大三几乎进入精神分裂的边缘，如果不是主恩，也许我早已死掉。在其后多年，无数次的内心挣扎，让我逐渐安静下来，但心中的黑暗同样也越来越强大。
　　
　　黑暗逐渐复活，我的情绪反复不定，怀疑、恐惧、悲观不时提醒着我，我日日祷告读经，直到上个月突然有一天，这种黑暗感才瞬间散去。
　　
　　我心里一直明白，家人是我最

　　教師教育中立　與政治絕緣？
　　報導／諶淑婷
　　
　　　　今年五月，立法院通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將在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的教師納入規範，要求不得參加政治遊行集會、不得具名刊登政治連署廣告、不得為候選人站臺等。立院並進一步要求教育部研擬《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希望加入教師中立條款，讓非行政職的教師也接受同樣的規範。
　　
　　　　根據聯合報報導，草案內容規定，教師雖然可以參加政黨或政治活動，但不論是否兼行政職，都不得兼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候選人競選辦事處等職務，也不得介入黨政派系的紛爭。
　　
　　　　教師也不得為了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各種政治活動或行為，包括動用教學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宣傳品；也不能在教育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候選人的旗幟、徽章或服飾；不能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不能在大眾傳播媒體刊登具名廣告；不能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臺、遊行或拜票等。
　　
　　　　草案內容引起不少教師團體批評，認為要所有教師比照公務員標準，已過度規範。畢竟教師也有公民權和參政權，下班後參加

　　与一个朋友对媒体的一个简单争论留存
　　
　　一个前媒体人的反思
　　
　　10年前，我大学毕业，加入成都一家都市类日报做记者。
　　当时，我的理念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原句是“妙手著文章”，但我特意把“妙”字替换为“辣”字，因为我觉得媒体就要敢于揭露时弊，就要敢于批评。
　　当记者那些年我未背叛过自己的理念：敢于揭露，敢于对抗。具体事件就太多了，难以一一叙述。虽然是个男人，但比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被自己的执着所感动。
　　我觉得自己充满正义，我觉得自己是向权贵和体制发起挑战的斗士。
　　至于一些同行津津乐道的“逮兔”（寻找机会，收取红包），在我看来那是耻辱：几百元钱，就收买了记者高贵而充满使命感的笔？
　　我从未怀疑过自己错了。
　　一年前，我离开了新闻行当，虽然做的还是跟出版相关的工作，但毕竟已经不是新闻行业的局中人了。
　　于是，就有了拉开距离反思的机会。
　　于是，我冷汗淋漓。
　　我标榜客观公正，但我内心其实充满选择性：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那一定是城管太土匪；拆迁发生纠纷，那

　　现在很多批评朱清时的文章。南桥说，他支持朱清时的文章反而发不出去。
　　
　　挺没意思的。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去责怪朱清时做什么呢？难道批评他的人，当初还真怀着多大的梦想来着？
　　
　　我看章诒和《顺长江，水流残月》，其中提到1956年民盟中央在北师大召开“高校党委制”座谈会，会上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成立学术委员会”、“取消现有人事制度”、“取消党团汇报制度”。后来又在《争鸣》上发文章讨论，最后提意见的都成了右派，包括以往超级左的黄药眠，此人提的意见在我看来其实非常温和了。
　　
　　上面就是中国高校体制常年被批评的核心地方。但为什么没人说这个？这就是朱清时说的中国特色。都知道不能说，说了有危险是吧。责怪朱清时很正确而且没危险是吧。
　　
　　看看朱清时挟全国之力做了什么？说话的人做了么？不惭愧嘛。

　　功夫熊猫2：小人物的家国天下
　　
　　全家人到电影院，开场不到五分钟，老爸已经睡了过去，因为鼾声，被姐妹们驱逐，直到终场也没进来。
　　
　　老实说，我不怎么喜欢2。中国元素加的太多，好端端一个家庭故事变成了复仇题材，活像是港产。
　　
　　但按我的看法，这个电影院的观众都是来看熊猫笑话的。有人从头笑到尾，有时候笑得很奇怪，我居然也笑起来。反思自己莫名其妙的笑，于是又笑了一遍。
　　
　　倘若在美国，我猜它或许算是个剧情片，中间无论加多少中国元素，但主旋律仍然属于美国：小人物也有家国天下梦。
　　
　　多好的熊猫也是个胖子，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其实属于熊科。我们中国人不喜欢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整天家国天下，有什么意思呢？
　　
　　他们的说法是，兄弟，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又或者说，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孩子再说罢。
　　
　　这样的说法，来自于面对的现实。中国社会直到如今，大部分人仍然为生存挣扎，只有少数人跨入了发达国家行列，崛起的姿势活脱脱像个CCAV楼，真可谓辛苦至极。熊猫一样的政治贱民手忙脚乱之余，

　　某电视台记者去采访美国前司法部部长，因为坐的椅子比部长小，大怒，扯国旗一面，立于身后，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为大国公民，不能受辱。但我想，倘若真觉得受了羞辱，就该拂袖而去，又何必如此做作？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渐有年轻化之势。我一直以为，中国的80后受尽国家政策之苦，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娶不起亲……眼睁睁看着自己日渐苍老，却仍然被称为房奴、学奴等等，心中总有不平之气。看来我错了。似乎是钱钟书先生举例，说猪在泥水中打滚，渐渐喜欢乃至热爱，又岂是你们人类所能知呢？
　　
　　所谓大国公民云云，实在是有违事实。公民一说，自从有中译以来，无不意味着独立思考以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旨。所谓公民，自然为在公共领域有权利和责任之民众，但不知气愤椅子小的记者，可曾有过？储安平说民主多少和有无之分，虽然颇受后人赞誉，但实在并不确切，真正本质之分，乃在于权利和责任是为自然享有还是恩赐，倘若不过是恩赐而已，那根本不应称为大国公民，而应称为大国奴才是了。
　　
　　听闻吴洪森先生评析摩罗，说他今日如此，实在是因为时日艰难，养家糊口，不得不为尔，倘若失去目前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近日透過微博發表文章指出，香港政府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就是要向學生“洗腦”，“德育及國民教育不要聽中央政府的，但那還叫做國民教育嗎？”後來引起港人驚惶，不久刪除微博言論，改稱洗腦是國際慣例，並進而辯解說“洗腦乃是健腦”。
　　
　　按照郝先生的說法，大陸學生一般都有健腦十數年的經歷。如此健腦的強度、時間跨度及其方式世所罕有，又何必有進行教育改革的必要呢？大陸教育多年來飽受詬病，大抵集中在難以有創造力和批判思維上，這點基本也被郝先生所否定，可見郝先生健腦之成果。
　　
　　但郝先生所說亦不完全錯，關鍵看怎樣定義洗腦的含義。當今世界的大部分國家，大都要對教育內容進行干預，尤其是所謂義務教育政策，每每含有對所屬國家、民族文化內容的宣傳灌輸，此一點的確是國際通例。但事實上，即使為國際通例，也存在操作細節上的差別，根本不可一概而論。何況，再退一步講，難道國家慣例便是一定正確，可以實施的麼？
　　
　　曾有港人多年前在報媒上撰文《愛國愛港難愛黨》，其實態度已經非常明確。熱愛自己的國家民族本無可厚非，但香港的政治構架不能接受一黨教義之統

历数体制内让我们敬佩的人，居然全都是女性。
　　
　　卢雪松，艾晓明，崔卫平、胡舒立、江艺平、章诒和……
　　
　　在这个黑暗时代中，在体制内站出来为公义呐喊的，男子少而又少。尤其是，还要每每打着温和的旗号，说一些两边讨好的话，美其名曰“知识分子”。
　　
　　中国哪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良知的人哪，明明是看家护院，管事家丁，时时刻刻替主人分忧解难，却做出愤愤不平的脸。鲁迅有云，“叭儿”而已。这种猫狗杂交的怪物，集献媚与凶狠于一身，完全看主子脸色吃饭的主，有何脸面面对自己的家乡父老。
　　
　　有时真想向其询问一句：倒退三代是农家，如今家乡安在否？面对强拆、矿难、人为的地震灾难不发一言，竟然做出“十三亿人齐声哭，犹唱做鬼也幸福”这样不要脸的事。真等到有人站出来撕破了那假面具，却危害了某人的大国沙文。万千百姓，性命已然东飘西荡，又哪来的国，哪来的家呢。
　　
　　国在山河破，家拆草木长。生此和谐盛世已是不幸，暗暗之中，这无数宵小，到处流溢的无耻，不由让人切齿大恨。而蓦然回首，站在队伍前列遮刀挡箭的居然是一群女子。
　　
　　“十四万人齐卸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这个至今让女人冲锋的国家，还要每天宣传什么“大国”，好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