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

　　此前，我比较了韩寒与方舟子、李承鹏包括我自己的数据。这次用胡锡进的，因为胡总编在微博这样说：
　　
　　“韩寒每发一条微博，都有至少数万转发和评论，堪称中国真正的“超级博主”。一个年轻人拥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力，这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我想对韩寒同学说，他有义务对使用好自己的话语权力表现出相应的责任感。为公众服务，为祖国服务，别的人可以对这些道德信条嗤之以鼻，但他应当予以牢记。”
　　
　　我的这番数据质疑，旨在提醒 @胡锡进 先生，也请您谨慎运用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勿被虚拟数据慑住，拜倒在一堆数字泡沫面前，从而依靠您的实际影响力为泡沫叠加筹码。我一向尊重环球时报偏左的立场，因为左右是价值观问题，未来，中国社会必然要面临价值观的大论辩，但这必须建立在真实上面。
　　
　　在民主进程中，早期有混战，有做票，但经过民主实践，都慢慢地改变了这种弄虚作假的状况，操纵民意则是多种方式的，民主社会也依然有操纵民意的现象，但手段会更高明，不会蠢到直接用数据崇拜、数据造假来营造影响力和打造话语权，为了使得中国社会转型更为稳健，从现在就有必要剔除伪命题，稻草人。
　　
　　不废话，直接进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欢迎批判修正，欢迎出现更科学更好用的应用工具。
　　让我们共同辨识互联网的数据崇拜背后究竟是什么。
　　
　　活跃度排名：【韩寒】：1867915,；【胡锡进】：491494，明显的，这个数据证明胡锡进发帖子频率高于韩寒，正常，合理。互动率与发帖数量，开博时间没有关系，甚至相反，因为刚刚开博，加上强大的舆论造势、网站推荐，互动率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说明：【互动率】是指给韩寒的微博发评论和转发的人数，占他的15万活跃粉丝的比率。跟韩寒本人与网友是否互动毫无关系。在网站里，鼠标移至数据旁会有每个的释义。
　　
　　【韩寒】
　　关键数据：352万粉丝，15万活跃粉丝，5647认证粉丝，极度活跃粉丝才85.5个。
　　
　　【胡锡进】
　　关键数据：207万粉丝，13万活跃粉丝，8869认证粉丝，极度活跃粉丝507人。
　　
　　韩寒粉丝总数352万，活粉率4.2%,因此他的活跃粉丝是15万。
　　
　　互动率是指给韩寒的微博发评论和转发的人数，占15万活跃粉丝的比率。他的互动率是
　　
　　0.057%,因此，15万中的极高度活跃用户是85.5人！
　　
　　85.5人，就算每个扩散很多倍，与转发数和评论数，也是不成比例的。韩寒微博平均评论数62674.4条，转发数115894.6次，这就说明了什么问题？他的【巨额评论数和转发数来历不明】。期望有人调查出来，究竟是怎样来的。
　　
　　胡锡进粉丝总数207万，活粉率6.5%，因此他的活跃粉丝是13万，按照互动率0.39计算，13万中的极高度活跃用户是507 人，胡锡进的平均评论数为841.1条，转发数为1326.2次，这和507个高度活跃用户及其扩散效应是成正相关的。
　　
　　另外，韩寒的认证粉丝数为5647人，胡锡进是8869人。
　　
　　PR-值，胡锡进是2，韩寒是1，这个数值是粉丝质量的评估值，总共才10个级，1和2之间，差
　　
　　距是很大的。此前我转发过的一篇帖子有详细说明，这里略去。
　　
　　【结论】
　　一句话：韩寒的微博转发数、评论数与他的微博系数等完全不成比例，存在不明来历的巨额转发和评论数，有待调查。
　　
　　补充说明：虽然这些应用软件会有bug，会有不周全的地方，但是，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看，为何单单对韩寒一人产生了bug呢？为何测试了方舟子、李承鹏、胡锡进等人，均表现较为合理呢？至少，他们之间的数据，是成比例的，是正相关的。
　　
　　以上数据新鲜出炉，即时产生于2012年5月7日，有图片为证。
　　
　　【韩寒的数据】
　　


　　
　　


　　
　　【胡锡进的数据】
　　


　　
　　


　　
　　
　　另外，附上昨天比较的一组数据：
　　
　　不是歧视非认证，不是搞特权，而是一个简便测试方法，认证用户具有真实身份，一人一票，结果我惊呆了，韩寒：5627，那么多人讨厌的方舟子：18351，讨喜的李承鹏：33046，本人：3470。另外活粉率、互动率，韩寒均低得不可思议。
　　方舟子、李承鹏粉丝基数大，所以，活粉率在百分之十以上二十以下，正常，而韩寒竟然是4.2%,互动率表示粉丝中多少人真关注过你，评论或转发过你，韩寒0.056, 方舟子0.42，李承鹏0.32,那么，韩寒那些动辄数十万的转发哪里来的？
　　
　　【韩寒】
　　


　　
　　【方舟子】
　　


　　
　　【李承鹏】
　　


　　
　　【彭晓芸】
　　


　　
　　
　　以上数据来源：http://www.tfengyun.com/
　　网友们可自行验证，当然，数据是实时的，因此我截取的图片当中，也有时间说明。

�牐� “天才少年”之死与父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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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一位梦想着成为名利双收畅销书作家的高中教师，却频频遭遇退稿，任教的诗歌鉴赏课也听者寥寥；生活中，他是一位单身父亲，儿子Kyle学习有障碍，多次被校方劝退学，建议转特殊学校，父亲勉力争辩着：“他其实反应不迟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失意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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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Kyle对学习毫无兴趣，性格内向又处于性懵懂的青春期，热衷的是色情网站。有一天，父亲回家发现，Kyle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意外死去了——“重口味”手淫，操作不当勒死了自己。故事突兀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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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中年文青父亲为了掩盖儿子Kyle尴尬死去的真相，开始极为冷静地制造假象和谎言，他捉刀代笔了儿子的遗书，将Kyle塑造成为一位极富才华的少年——是的，当这位怀才不遇的父亲的文字以少年遗书的方式出现时，人们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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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这是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讲述的一个看似离奇荒诞又悲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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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Kyle的父亲本意仅在于为儿子之死隐去私密而尴尬的情节，他不堪忍受生前便因学习障碍遭受歧视的孩子，死后还要成为笑料。然而，他这一“隐”却亲自消费了儿子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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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突然间，Kyle突然成为了校园偶像，而父亲成为了受人欢迎的教师，课堂爆满，若即若离的情人也开始与他确定了关系，他受邀四处演讲、出书，得到掌声和财富。就在赚得满盆钵、高潮迭起之际，他开始感受到了恐惧和煎熬，终于，在一个看上去如常的时刻，他平静而面带微笑地对众人公开真相：“我的儿子死于手淫意外，他的日记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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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听者莫不愕然，而这位中年男子却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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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在“体面、尊严”与“诚实、真相”的左右手互搏之间，Kyle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向自己的灵魂妥协，结束惶恐的日子。当然，他也瞬间失去已高高垒起的光环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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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人性总是相通的。中国也有“亲亲相隐”之说，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可谓正是来源于这句话，《大明律》即有“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规定，所谓“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可惜文革中的父子相斗、夫妻反目完全颠覆了这一文化传统，时至今日，法律上亲属是否可以有免于被强制要求作证的权利，成为了一个仍在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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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亲亲相隐”在伦理上有其正当性，立法方面值得重新讨论。实际上，港澳台地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仍保留了这一立法原则。不过，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呈现的故事，与法律强制与否无关，仅仅是父亲隐去了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然而，在隐恶或蔽丑的人性底下，难以控制的是，如何避免从“隐恶”走向“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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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当Kyle的父亲从伪造儿子日记中获利，他开始无法面对灵魂上的拷问：“老爸，你这个骗子！你伪造我自杀的现场，你写下装深沉的遗书，你太贪婪，你写下一堆文字，谎称那是我生前所写的日记。日记出版了，你红了，我成了你们的精神偶像，你们的玩偶！我挂了，成名的好处全归您了，我怎么死的就真的让你那么丢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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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骗子！骗子”！从“善意的谎言”到“丑陋的骗子”，父亲的形象日渐面目可憎，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从“儿子—父亲”的角色沉溺中抽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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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说的：“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能说假话”。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到“故意说假话”，仅仅一步之遥。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瞬间转化，而这里的前提就在于是否违背“真”。当“隐”在某些情境下是一种人性的良善的时候，它的潜台词在于人有不主动暴露“真”的权利，却并不包括滑向主动以另一种“假”来取代“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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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抽离了真假谈“善恶”、“美丑”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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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Kyle的父亲究竟是“伟大的父亲”还是“丑陋的父亲”？给出道德评价并不能解决这里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一个懦弱温和失落的中年男人，他向往功成名就、爱情的春风得意，却眼睁睁看着同事在主流杂志发表文章，情人对他的不置可否。即便如此“失败”，他隐匿着自己内心的自卑与阴暗，仍然是一个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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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如果换一种观念来考察这位父亲，恐怕不难理解他从“隐恶”走向“伪善”直至复归“素人”的心理历程。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安”与“不安”的道德直觉概念来解读这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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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论语》有载一则对话，孔子的学生宰我试探性地询问孔子，可否缩短居丧三年的时间，孔子没有给出明确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答复，而是问他：“于汝安乎”？不料学生并不领情，直接答“安”，孔子恼怒，大斥“不仁”。可见，“于汝安乎”是一个诉诸情感体验的道德直觉概念，而不是客观的道德评价或道德义务，“安”与“不安”取决于行为人的即时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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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当《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中的父亲决定隐去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时，他是为了求得“心安”，他不希望儿子离世之后仍然成为人们言谈中的可怜虫、笑柄，当然，他也不愿意自己在世的日子遭受鄙夷的目光，所以，他有了“隐”的内在动力。但是，当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时，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不安”。“消遣”乃至“享受”儿子死亡的“成果”成为了他不能面对的道德困境。这都是诉诸道德直觉，没有外在的强制力要求他这样做或那样做，因为这一切“伪善”均在无人监视的情境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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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使得Kyle的父亲良心发现、道德顿悟的，是这样的心理体验：“我曾经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孤独的人一起终老。”他终于体悟到：“伟大的父亲”是无论旁人如何看待，他依然爱自己的孩子而不需要那些虚无的光环。于是，他决定放弃那些不理解他的爱的“旁人的眼光”，回到自己与孩子内在的情感纽带去审视发生的一切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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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伟大的父亲”就是——无论孩子聪明还是笨拙、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勇气公开地、不吝啬地表示作为父亲的爱，即便孩子别扭不堪，令人羞于启齿，“伟大的父亲”绝不允许自己在旁人的眼光中藏匿关于孩子的真相。就像，先天唇腭裂的孩子们，总有并不沮丧的父亲们宣告：“那是上帝之吻，我爱我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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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在Kyle与父亲的故事里，“尊严”与“道德直觉”似乎是相斥的，并不总是统一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尊严”加以限定，追问一句：“你所谋求的，究竟是外在的尊严还是内在的尊严？”只有当“尊严”指的是内在的、植根于人格独立的个体自身的时候，“尊严”与“道德直觉”才是最大限度相契合的；而当“尊严”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化生存所应对的俗世评判时，“尊严”与“道德直觉”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尤其当“尊严”被硬生生置换为“成功学”的时候，那么，秉持对个人的、自我的诚实，几乎就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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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为他人而活？抑或为自己而活？Kyle的父亲在第一时间替儿子向世人给出了前者作为回应，但这不代表终极答案，在历经情感体验与理性慎思的纠缠、折磨之后，他具有强悍的自我修正能力。这种可称之为“道德直觉”的修正能力，不同于“道德判断”，在哲学家的词汇中，他们更愿意用“道德感知”来描述它。而恰恰是这些带有情感体验的“道德感知”的千差万别，造就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于是，对于摆在人们面前的道德情境，有的人极富道德洞见，有的人于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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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这种道德敏感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议题，他们试图寻找关于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微妙的复杂可能，从而解释道德能动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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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当哲学家们顾不上Kyle和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只好越俎代庖地替Kyle的父亲给出一种中国式的答案，那就是，常常问自己：“于汝安乎”？我以为，正是这样的拷问，Kyle的父亲赋予了自己伟大的道德洞见和道德抉择能力，化解了他人生里最艰巨的一次伦理困境。
�牐�
�牐� 当然，诉诸“道德感知”意味着赋予个人道德自觉的权利，也意味着康德式道德律令将要遭遇的风险，总有人会作出宰我式的回答，而“伟大的父亲”也许常常存在于虚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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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赢未来》专栏之2012年5月刊

　　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中山大学“新青年”论坛发言
　　
　　各位同学晚上好！感谢大家冒雨来到这里，给我一个与大学生交流的机会。没有准备讲稿，因为我更想即兴地与大家聊天式地谈谈心。所以很抱歉，可能会讲得比较散。
　　
　　为了今天能够顺利“请到假”，昨天晚上，我故意给孩子打预防针，“妈妈把明天晚上要给大哥哥大姐姐们讲的话，说一遍给你听好不好？”我的孩子说：“不要，我要听那本《我不是完美小孩》。”唯一的演练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孩子不上当，大人话有什么好听的。但是大人们却可以听懂孩子们的话，甚至喜欢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譬如几米漫画，譬如像《失落的一角遇到大圆满》那样的，那本绘本简直就是给同学们的恋爱指南嘛！
　　
　　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们成年人都是从童年经历过来的，你懂孩子的心，因为，你走过，而孩子们无法体会大人们的世界，因为，他们未曾经历。所以，这便是我今晚所想要讲的主题：《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这不是废话嘛，有谁的人生不是自己经历的？不是废话，因

　　 谁是“真伪韩寒”命题的仲裁者？
　　
　　彭晓芸
　　
　　肇始于麦田、发酵于方舟子、热闹于成千上万网民参与的“真伪韩寒”拉锯战持续至今，已经两个月，从注意力角度来说，这个事件吸引的关注度非同小可。原因似不必再赘述，一是因为韩寒身上所背负的符号-----意见领袖、比公知还公知、媒体宠儿，二是因为事件的悬疑性、高技术含量提供了观赏性，三是“真伪韩寒”命题牵动的论辩各方，本身就是极具话语权的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这近乎可以称之为是广义知识界的一场思想大论辩。
　　
　　除去直接的利益攸关者无力的辩护，以及海量诉诸情绪和谩骂的“韩粉”式保卫，如果将其他相信韩寒没有造假的论辩方命名为正方，那么，正方阵营迄今为止是以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一群人，他们恰好是与韩寒的塑造有着最密切关联的一个群体，同时，“公知”韩寒腾空出世所演绎的社会功能，也与自由派媒体人及公共知识分子所诉求和期待扮演的角色重叠，所以，捍卫韩寒，就是捍卫这一阵营的话语权和社会能量，这是公知群体最为直接的动力，也算是比利益攸关方及被公关、被收买而故意“保韩”的群体，动机“高尚”多了。
　　
　　但“高尚”的动机是否就代表合乎公众利益以及值得欲求的美好目标？
　　
　　试想，搁置“真伪”命题直奔“民主自由”将得到什么？真的就如公知所愿，达致阵营的“团结就是力量”吗？非也。舆论的拉锯战至今，韩寒身上的光环已经脱落，而韩寒出道的原罪问题以及重要作品甚至博客的代笔问题，已经被反复论证得不仅韩寒本人无接招之力，就是辩护方也黔驴技穷。任何一个爱惜自己羽毛和写作生涯的人，都不可能在这么多有专业背景、有社会地位、有名有姓的质疑者面前丝毫不考虑止损，不可能在数以万计的网民推出颇有技术含量的质疑面前装鸵鸟，而任由他们把自己扒得体无完肤，看着自己名誉扫地而无动于衷。
　　
　　撤诉，撤已完成的有分量的采访，撤与电视台的访谈约定，这一切已经令韩寒不断自证心虚，当然，一批媒体和公知不能眼睁睁看着“落水儿童”而不伸出援手，他们以文艺青年式的语态，参与了最后一轮韩寒保卫战，当人们指责韩寒造假，他们说韩寒有可贵的直觉，当人们说韩寒反智，他们说这是歧视天下差生------就差直言这是歧视天下苍生了！
　　
　　媒体和公知这样舍命陪“天才”，是一种理性选择吗？回避“真伪”命题，再谈韩寒的社会价值仍然有意义吗？甚至连首发质疑韩寒的麦田也有少许的乡愿起来，说韩寒也许是亦真亦假，算不得“骗子”，方舟子执着于韩寒真假，在麦田看来是-------“方舟子的打法，会与一人结私怨”，“我的坚持，是更倾向对现象的批判”。
　　
　　这里，我或许试图论证一下，“真假命题”与“现象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及厘清“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
　　
　　首先，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在2010年4月份曾经策划的一组对韩寒现象的批判专题，操作那个专题------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我思考了许久，到4月份推出是恰好赶上了韩寒入选“时代人物”，新闻由头更足了，却不是为了这个新闻才准备的。
　　
　　那个命题中，我小心翼翼地批判韩寒式的话语风格成为这个时代反抗的主流话语的危险所在，当然，也提供了不同意见供读者比照阅读，其中王晓渔对解构式话语的价值仍有激赏，我本人及李公明持警惕的态度。
　　
　　不管当时的你会赞同哪一种意见，这组专题能够成立的前提在于，我们分析和针对的是“博客韩寒”，有扎实的事实作为依托。这是因为，“公知韩寒”及“意见领袖”韩寒崛起于博客，风行于互联网时代，同时，判断它成为一种现象的依据还在于，无论是媒体人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十分艳羡韩寒获得的话语能量，以致于他们或渴望模仿，或赞赏推崇。
　　
　　而在今天重新回望，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愿意承认，你对“博客韩寒”的文本的欣赏到底有多少来自真正的对文字和思想的赏识？有多少来自一种话语权幻觉？
　　
　　我们知道，所谓定见或偏见，都无法离开我们所存在的场域及媒介，我们很容易被身边强大的气场所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种或崇拜或鄙夷的“偏见”，如果抽离这些外围的场域幻觉，你依然坚持的，才是“己见”。
　　
　　 假设，我是说假设，假设现在告诉你，韩寒的博客都是经过精心测算舆论热点，但行文极其随意粗糙的文章，只不过，由于网站需要热点，需要眼球，也需要恰到好处的插科打诨来掩饰政治敏感又迎合民意，所以，那些文章的风靡，很大功劳来自编辑的一个动作：把它永远置顶，推荐首页。而不是由于真的有那么多读者热爱而通过口口相传流行起来的，你对署名韩寒的那些博客文章，还会有如许推崇吗？
　　
　　这便是我所希望提出的一个议题：关于话语权迷幻药的作用及其祸害。
　　
　　这种话语权迷幻药在今天的微博上，依然在故伎重演。诸如所谓的粉丝数百万，所谓的微博意见女王、微博意见领袖们。我们，含我自己，诚实地回答一个问题：微博上呐喊的这些人，对现实政治、社会进步的推动，真的如我们自己所幻觉的那么不可或缺、那么重要吗？恐怕你我对答案不会感到太满意的，否则，普遍的无力感、大量的重复言说，如何解释？
　　
　　 传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一旦吃上了话语权“迷药”而仅仅忧心于话语权的旁落，却不痛心于自身公信力的挫败，那么，即便保住韩寒这个“话语权”代表，得到的，恐怕也仅仅是他们虚幻的话语权总和的“人多势众”，却失去了号召力，失去了一部分读者，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所致力的“民主大业”能量是递减的，除非他们认为民主只是媒体人和一群公共知识分子在一亩三分田的版面上玩玩就够了，而不需要诉诸于“民意”。
　　
　　真伪命题------犹如甄别微博上究竟有多少僵尸粉，如果对着僵尸粉喋喋不休，甚至与之论辩，您认为有价值吗？如果一个人宣称他与他的僵尸粉达致了一种“沟通理性”，你以为，这样的宣称是否滑天下之大稽？
　　
　　因此，当过去我们谈论“韩寒”的话语方式，即有确切的所指-----指向“他”的博客语言而非“三重门”语言；同样的，当今天我们谈论韩寒的诚信及其社会警示效应，真假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追究真伪与讨论韩寒现象二者，并无哪一种特定就属于与韩寒有“私怨”------而是一种个人话语偏好，对于方舟子和很多的技术派来说，真伪是他们的核心命题，也是他们所致力要证明的，讨论韩寒现象则是一种批评家偏好，或者具体而言，是一种社会学、哲学、文化研究偏好，两者无高低，更无哪一种代表了有或无私怨。况且，批评家偏好还有赖于事实判断，如果没有真伪命题，那么，韩寒现象止步于话语风格抑或其他方面的讨论，一旦真伪命题浮出水面，韩寒现象的核心已经不是话语风格或其他了，而是社会的诚信底线遭受挑战的问题。
　　
　　方舟子接受林楚方采访时说过一句话：“韩寒也是一个受害者。”足见他与韩寒也无私怨，但他此时此刻的研究对象就是韩寒及其作品，因此，方舟子及大量技术派的网民研究到哪里，在哪里止步，视乎他们的个人偏好以及他们对谁来仲裁韩寒真伪这一问题的判断和期待。假设方舟子们的目标是骑墙派认同韩寒为伪，那么，目前他们已经超额完成这个任务了；如果方舟子们的目标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一批媒体及媒体人站出来承认他们此前为韩寒背书错误，这个目标也很远大；如果方舟子们的目标是韩粉大量认同韩寒为伪，那么，这个目标恐怕还有很长的距离；如果方舟子们的目标是韩寒站出来道明真相甚至对公众致歉，那么，这个目标堪比阿波罗登月，铁树开花……
　　
　　真相派和技术流派的坚持，是我所尊敬的，我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细节和技术，所以，我一点不认为自己站在评论员身份所作的大言不惭或高谈阔论工作比他们高明。因此，我并不讳言对方舟子这种事实洁癖精神的敬意，至于方舟子应当遭受怎样的“批评与反批评”，我也不认为是他所承受不了的。中国目前尚无关于民间组织完备的立法，打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该当如何存在？这个议题当然可以讨论，包括基金如何使用，公开到何种程度，作为韩寒真伪命题的题外话，虽不是中心议题，但是理性讨论也无妨（穷凶极恶、语言暴力的讨论方式不在此列）。台湾的民间组织，很多就以基金会法人代表方式存在，其中的细节值得我们考量和参照。
　　不过，对于发起针对方舟子之妻多年前硕士论文的学者联名信，我感到非常遗憾，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竟然不堪到了这种境地。其中的徐友渔先生是我至为尊敬的学者，经过一番了解，他对方韩之争并不知情，而是被利用，知情后曾经致电要求撤掉签名，但联络人再也不接电话。
　　
　　这一百多位里面，徐友渔先生显得鹤立鸡群，过于醒目，其他很多算不得什么知识分子，有凑数的，有拉人头的，无非趁机折腾和报复一把方舟子。比较而言，质疑韩寒的反方则没有如此“有组织”，不仅政治立场无法归类，连职业也五花八门，互相之间除少量原来已经认识的，甚至在质疑的过程中也不互相通气和联络，一位博主试图建立质疑一方的QQ群以方便讨论战略，在建群后即遭遇冷场，几乎没有认证用户加入。由此可见，质疑韩寒一来压力巨大，简直是一项冒犯强势话语权的事情，参与质疑者既来之则安之，自然个个个性独立，不喜拉帮结派，二来加入质疑者都是自选动作，对于进展到何种程度，无一致意见也不愿意去统一。
　　
　　启动质疑韩寒的麦田虽从事IT工作，其实他有强烈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怀，因此有时候会显得柔软起来；张放也是一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人士，因此显得义愤填膺；mad 则是典型的文艺女生，她热爱才情胜于一切，而且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人让我难以掩饰对他们的好感，诸如法学家何兵对质疑的合理性的释法，诸如兔主席有着海外学者视野的开阔和人格上的举重若轻，张鹤慈先生对质疑的细节的执着和审慎，薛涌作为一位被方舟子批评过的学者，此刻的公允与豁达态度，戴建业老师作为文学教授的出手，肖鹰老师自是不必说，他在整个过程中的热忱以及在清华的讲座，若不是有着对青年一代强烈的责任感，恐难以如此执着、锐利，崔卫平老师是典型意义上的公知当中，难得不唯立场论的，一直保持着审慎、克制，更有赵鼎新先生在海外的一锤定音，警世之言……
　　
　　骑墙派的刘戈先生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有意与韩粉进行的幽默而耐心的对话；媒体人当中，难得的是，两位总编级人物的发言，《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魏寒枫先生始终的不偏不倚态度，以及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无不言的诚实谦逊君子之风，《中国周刊》总编朱学东老师对信力健先生一则糊涂发言的棒喝，还有凤凰卫视的邱震海先生意图把这场论辩拉到有助于提升民族理性思辨的高度等等，让我觉着，媒体行业也未必一片黑暗。
　　
　　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人无法一一列举，非实名的网民们提供的大量技术支持，使得质疑的进展得以不断持续，旧疑点未澄清，新疑点又层出不穷。
　　
　　如果说谁是“真伪韩寒”命题的仲裁者，我想没有比网民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所表达的民意更加权威、更加有效的了。
　　
　　事实上，这完全不是方韩之争，而是一场网络版公民社会运动。至于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会运动，想必参与者及围观者会日益从中获得启发。我们太需要由此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了，我们对于诚信和“共同善”的渴望，绝不会低于我们对任何一个主义的渴望；在当前有限的言论空间里，更没有什么公平公开的论辩，比这一次漫长的网络拉锯战，更能表达我们对民主的真切渴望了，这种热忱和对真相的执着，比直奔“民主”这个伟大理想长得更像民主。

　　做减法：回到博客时代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454692/ 在这个链接之下，2011年9月21日，我便曾经说过想戒微博。但我并不否定微博在当下的中国的价值，一如此前的文章写过的，它是一种适合发起网络社会运动的动员工具，这一点，是目前其他网络工具所不及的，尤其是在当前新闻管制体制下，微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靠近新闻自由。
　　
　　微博对于不同的人，功用可能完全不一样。有人视为个人营销工具，有人视为记录日常生活点滴的日志，有人视为社交网络，有人视为个人自媒体平台，有人只为围观潜水，有人纯属商业目的，养粉丝卖粉丝。。。最后一种人当然最为破坏生态，把一种媒体或社交工具变成了商业网络，制造虚假粉丝，为植入式广告铺垫虚假繁荣。
　　
　　微博在我，首先是个人自媒体平台，所以我一般总是发时政评论，把一些不不值得写长文章或正在思考中的点滴观点记录下来。其次才是社交网络，与新闻圈知识界的师友互动、分享为主，兼识其他领域的朋友。互相关注，其实只是换个名片，2000个也不够，但我总是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只能根据热点选择性关注。
　　
　　由于与facebook这种真正的社交网络尚有区别，因此微博的社交功能其实是很弱的，信息并不能封闭，一旦发布，关注与不关注毫不影响信息的传播，所以，微博还是媒体功能大于社交。假设把微博视为社交网络，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换过名片之后，是否互相转发、互相评论，这是个问题，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精力。它并不强化人际往来，而是将人际关系平均化，由强联系全部变成弱联系。
　　
　　作为个人自媒体平台呢？140字的短评确实存在缺陷，你发表了A，立即有人跑过来说你反对C，而实际上，你并不否认你还赞同C，只是你的140个字此刻需要表达A而已。这样的交流显然是无效的，无效意味着浪费时间。
　　
　　我曾经写过一条关于九不辩的微博：
　　谨慎选择论辩对手：1、不与人身攻击者辩；2、不与威胁恐吓者辩；3、不与诡辩者辩；4、不与情绪发泄者辩；5、不与哗众取宠、炒作者辩；6、不与性别歧视者辩；7、不与嫉妒者辩；8、不与利益攸关者辩；9、不与心理疑似异常者辩；。。。以上含有动机论，但只在个人判断，既然不辨便是不以动机论去反击了。
　　
　　其实就是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的，试图去减少无效讨论，以此节约时间，因为微博本身已经意味着陷身于海量信息了。但这并不够，你不辩，不意味着别人不论。
　　
　　微博提供了一个肉身互搏的贴身机会，所以，即便你拉黑了，你不辩，他们依然可以执迷不悟地 @ 你，用各种非论辩的下流语言攻击辱骂。更有甚者，一批匿名或非匿名的男性，把微博当成“逛窑子”了，以龌龊下流的心态窥视微博上的女性群体，套近乎时肉麻恶心，你不搭理，他们旋即变成一个公共评论的“伪公知”，从观点上攻击你，但用语依然是下流粗鄙的，而非为观点交流。此类我视为网络上的骚扰者，不止一两例，而是有那么一批格调不高的男性群体，也不止针对某一位女性，而是广泛存在着，在一个性别观念并未被高度要求政治正确的文化土壤里，人们一点也不认为这些人可耻，并不给予这些人施加舆论压力，而他们自身也完全丧失了耻感，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龌龊表演。
　　
　　我曾经批评过那些肆意谈论或披露他人隐私（造谣捏造的更是可耻）的人，意在使公共平台真正具有公共理性，乃至于去性别化-----至少在谈论观点的时候应当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样的文化土壤，所谓公共理性的要求是奢求了。我曾经发过一条带着引号的哲学话语，故意不注明作者，一位认证的实名的男性突然冒失地撞进来，然后攻击：“最怕女人谈哲学，尤其是脑袋里一团浆糊，自我感觉却相当良好的女人谈哲学。”
　　
　　我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拉黑他并公告，同时通知，这段话其实是梯利写的。
　　
　　你不难看出，微博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同构，它依然是男权的、父权制的。观点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上，并不平等，它带着将女性物化的视角审视参与公共评论的女性，而且，还时刻排斥女性的参与。譬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警告过：你为什么不发点香艳的照片啊，你为什么不像谁谁那样，发点感情絮语，美容生活气息的啊，这样才有女人味啊。。。
　　
　　对此，我把它归结为有些人缺乏人际交往中的边界感，属于一种社交障碍，他们会突兀而冒失地闯入他人的生活，规定他人的生活，分不清公域和私域。而当你就公共利益发言的时候，他们会用另外一种逻辑：你有什么资格干预他人啊，他假不假关你什么事？你嫉妒吧？你变态吧？你更年期妇女吧？
　　
　　我愿意体验微博，但说实话，我舍不得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尤其是，当我发现，有些交流纯属做无用功的时候。
　　我也更加不愿意陷入一个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的既虚拟又实在的空间里，“舍身取义”地去提供靶子，提供任由陌生人“物化”的窥视机会。我贩卖的，仅仅是我的观点和文字，其他一切东西，我没有义务也不愿意在开放平台分享。
　　
　　当然，这并不排斥乐意分享的群体，也不否定任何其他的微博使用者，我仅仅针对需要深思慎思写作的人来说，碎片化工具既有便捷之处，也有极大的干扰。边界感、距离感乃至于适度的离群索居，其实都是进行思想工作所必要的条件，但目前我们已经太快捷太混沌了。
　　
　　当Mark BauerleinThe 说‘ Dumbest Generation’，他其实说的正是我们这一代。
　　
　　他回答采访时说：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
　　　　
　　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我已经到了“追悔莫及”的年龄，现在开始学会隔离甚至都来不及了。不过，我们还有60岁、80岁、90岁……
　　不是吗？
　　
　　家人的唠叨和忧心，只是基于日常安全的关心，我是极叛逆的孩子，如果没有自己内在的、强烈的动力，他们是无法撼动我的兴趣和方向的。正如，多年前，我曾经因为热心社区公益事业被指责为多管闲事而和一位男朋友分手，正如，多年后，我因为执着于真相而和身边的故友旧交、和熟络的媒体圈、公知圈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和观点的交锋。
　　
　　我不会放弃关注关于韩寒的真相，只是会改变关注的频率和模式，这种改变伴随着我对微博工具的使用体验和观察分析。
　　
你可以发现，在这场关于真相的论辩中，真正得力的交锋，几乎都是长微博-----也就是完整的、系统的文章，但也不能否定微博单独一条条提供原始素材的贡献，这种互动、分工协作体现了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每一位网友提供的每一个信息点，都成为了无私的公共资源。问题在于，人们囿于成见和感情的非理性因素趋势，抑或是单纯的自负和傲慢，很多人并不去看海量的完整文章，而是打酱油路过几条关于质疑韩寒的微博之后，就开始大肆攻击质疑一方“文革”、“文字狱”，文明一点的则是说，质疑要有边界，你们这是滥用判断力，这事没有证据，目前不能给出判断，否则便是诽谤。

可见，微博传播，在便捷之余，也给予了快捷表态以空间，民国时期的笔仗，双方好歹必须对等地阅读对方刊载于报刊的文章，他们不能“一键转发”，更加无法“转发加评论”式地轻佻表态。

的确，这算是微博衍生出来的弊端之一吧，尤其是当轻飘的微博遇上深邃冗长的悬疑剧时，搞不清第几季也可以闯入剧场的观众，可以随意地喝彩或发出嘘声。当然，微博不能限制这种或武断或轻佻或敷衍的表态，它毕竟不是付费歌剧，不是电影放映厅。于是，表态文化在微博得到了发扬光大。

即便如此，由于线下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并未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而互联网的主题运动、人际互动、情感动员、分工协作大大补偿了这一公共生活的空缺，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我仍然给予微博在发起和引擎网络社会运动方面的贡献极高评价。
　　
　　2010年5月1日，这是我的第一条新浪微博：“为那些可怜的孩子，夜不能寐。本来发誓只玩推特，不浪费时间玩新浪微博的。但这次实在忍无可忍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只能依靠墙内。在极大的悲剧面前，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害怕浪费时间了。尽管知道这里也许会删东西，也许会做无用功，但墙内的言说，的确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言论空间。”
　　
　　这似乎也道明了我上微博的初衷和定位，这一两年时间，微博深水体验已经给予了我丰富的感性认知和第一手材料，但这恐怕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于一个以评论为志业的人来说，不能止步于打酱油。
　　
　　经历了韩寒事件，无论是在职的媒体人还是不在职的“自由不撰稿人”，心中当有深切的危机感，民间（这里的“民间”的意思非指学历高下、水平高下，而是指没有在媒体露脸的、不掌握传统话语权的一切人士，其中也含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智慧已经深深地撼动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和专业优势，如果你不打算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媒体人（无论从事报道还是评论）的局限和滞后，那么，距离被读者、受众完全抛弃的日子就不远了。
　　
　　是为自勉。


2012年3月16日补记：

上次人在台湾，说休微博一周，南周某记者就肆无忌惮捏造、造谣中伤我，这次说回到博客，某自称记者、网络写手的女士，就开始捏造什么见过我前同事的诽谤，本人宣布，我保留捍卫自己的权利，哪个造谣，我让他们自惭形秽到删微博，如果过分则必须道歉。所以，从此以后，本人来去自由，不再报告。

有些人看准我的弱点----有点道德洁癖，想陷我于为难境地，我微博不微博，是对自己的承诺或约束，我又没与新浪签约，也没和受众签合同收听收看，他们以为我软弱，一不回脏话，二脸皮薄，想践诺守信，但这不成为有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理由，必要时，我会反击到让他们知道本姑娘不好欺负。
　　

郑重声明

据悉，在方韩论辩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策划、捏造言论的水军，他们先在微博利用网站技术上的缺陷捏造本人言论，然后再去天涯凯迪等社区传播，我在此郑重声明：

第一，本人言论以新浪微博主页可见、本博客及见报文章为准；

第二，对于捏造本人发言以及传播这种捏造言论的人，本人保留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请立即停止！


特别说明：捏造属于主观恶意，属于造谣诽谤了，性质非常严重，望网友好自为之。


彭晓芸
2012年3月3日

　　 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
　　
　　彭晓芸
　　
　　
　　2012的春节由于韩寒“代笔门”而变得漫长了。元宵已过，微博硝烟依旧，这场持续月余的网络公民运动丝毫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不是“方韩大战”，因为参与者有作家、文学教授、法学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等诸多领域，更有大量不知名的网民。这也不仅仅是微博论辩，沉寂多时的凯迪、天涯等网络社区，在这场质疑韩寒的网络运动中，被动员起来了，爆发出激烈的民间思想火花，共同拷问着社会的诚信底线------韩寒不幸成为了被解剖的“麻雀”。
　　
　　知识分子、传统媒体在这场网络自发运动中，几近被抛弃，大大滞后于这种即时性的交互式自媒体，加上他们占有信息的不对称和固有的成见，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后知后觉，成为了网民们抨击和摒弃的对象。在启蒙与反启蒙的悖论之中，这一次，是公民对知识界和传统媒体话语权的挑战，乃至对知识分子的反启蒙，诸多精彩的篇章出自非实名的网民之手，他们诉求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真相的渴望，他们自发启动了一场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公民网络行动。
　　
　　无独有偶，香港特区传来关于唐英年被媒体及公众质疑住宅违建的新闻，微博上同一批人，一片欢呼，认为对官员这样的监督大快人心。那么，对于公民偶像、知识分子“传声筒”韩寒的质疑，应当得到怎样的反馈呢？知识分子以及传统媒体人，能否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之心，做个同情同理的观察者呢？从目前的舆论风暴来看，学会“骂政府”并不代表学会了应对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的反制，监督者也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被监督对象，一部分知识分子及传统媒体人恐怕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撇开体制的天花板，当我们在广阔的公民社会自行博弈之时，被政府和自己以外的第三方窥视，那是必要的历练。公民作为社群而存在，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是多元共同体得以自洽相容的价值基础，否认这一价值基础，指望超越道德约束的绑架站队来凝聚起反抗的力量，终将缘木求鱼，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互相羁绊、跌倒不起。
　　
　　一个月前，微博上质疑韩寒，是一件极为“冒犯”的事情，任意一个发难者均可招致疯狂的抵制和谩骂。而今，随着事情的推进，说理的深入，大量普及逻辑和论辩常识的文章、帖子涌现，谩骂的声音渐渐少了，理性讨论的声音多了。即便如此，这小小的纷扰还是令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大呼受不了，认为如此讨论呈现的是“暴戾”之气，有的干脆拎起“文革”的棍子乱打一通，意欲喝止在他们眼里近乎“异端”的声音。在一部分脆弱的知识分子看来，谩骂倒是可以无视，而对一位公众人物、民意代表的合理怀疑却被扣上了“文革”、“文字狱”的帽子-------即便这种质疑来自民间社会自己而非公权力。
　　
　　与其说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之声冒犯了一个“韩寒”和他的“粉丝”，不如说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冒犯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优越感。在这一轮公共论辩的浪潮中，弄潮儿除了多年从事打假工作的方舟子，更是公民的舞台，自媒体的发达，微博工具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权力格局，这一回，与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不再是公权力和黑压压的天花板，而是笼罩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的“脆弱之幕”。
　　
　　有的知识分子怕阵营“分裂”，有的怕微博广场上乱糟糟的“喧哗”，说到底还是书斋式的浪漫主义和对威权的渴望，他们看不到公民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已经展示了民间社会坚韧的一面，他们恐怕更加不愿意承认，在公民社会这个舞台，专业权威不再是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民间社会自有高人化解专业壁垒，而去中心化的网络互动与分工协作则宣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终结。可以说，这场网络社会运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示范了扳倒偶像神话的可能性，其目标及实现方式恰恰达到了目的和手段的内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质疑韩寒”恐怕是一道独特的大众文化景观，传统媒体应当感到自惭形秽及危机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学者张德胜多年前著有《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对儒家伦理进行了社会学的透视，指出中国人有害怕动乱、向往秩序的倾向，他通过历史分析，指出此一文化现象早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动乱，予社会以创伤性的冲击，一种“谈乱而色变”的社会心理情结，于焉产生。这样的论断自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我观照和文化反省，倒是颇有值得深思之处，尤其是对于素来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慎思之余，当有打破束缚自我的藩篱、拓进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更新之志。
　　
　　中国有“瓷器国”之戏言，是否当真如瓷器般脆弱不堪一击？从韩寒事件的公共舆论风潮来看，知识分子远不及民间社会坚韧，民间社会早已做好准备面对偶像的坍塌，而部分知识分子却紧紧拽着偶像的衣角不放，仿佛中国社会就脆弱得承受不了一位青年领袖的幻灭似的，这恐怕是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代言人的怯懦与自私，无论韩寒最终是谁，他过去是什么，未来成为什么，都不应当成为羁绊知识分子前进的绕不过去的坎，而由韩寒代笔门引发的观念分歧，更加不应当成为社会撕裂的鸿沟，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大可从中重新发现社会，拥抱民间社会的可爱，放下身段，接受来自民间的启蒙与反启蒙。
　　
　　当双方因价值或利益结成暂时的联盟，试图演绎一种类似协商式民主的公开论辩之时，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你恐怕难以去责备受众的注意力被吸纳过来，因为这场论辩极具挑战性，说服与被说服，批评与反批评，都需要极为考究细致的论辩技巧，加上大量民间高手的参与，事件演进过程的戏剧性和充满悬念，也就形成了空前的观赏性，不少网民大呼从中学到了逻辑、文学、法律、推理、考据等等多方面知识。中间立场的人在双方展示论据的过程中，纷纷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方、被某一方说服，抑或提出新的反质疑，这个过程具有足够的自发色彩，难以被协调、被操纵，公民的自主意见表达，也不再因媒体话语权的问题而被限制，他们在微博或网络社区平台上，得到了扁平化的表达，人人拥有一个麦克风。
　　
　　如是一种景象，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无动于衷呢？缘何还要以为这样的细化了的议题不如民主革命等宏大议题有价值呢？恰恰由于议题足够的具体、低门槛，网民们才有了持续参与的条件，没有什么比直接的参与更加能够锤炼公民的公共理性了。
　　
　　公民社会的活力就在于，它不能被规定，它也从来不齐步走，而是紧随着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兴趣、利益等动力而转移，企图对公共事务进行议程设置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轮论辩浪潮中，或许感到了小小的失落，但我以为，这种失落恰恰呈现了民间社会的进步，意味着公民社会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实力和活力，只待激活。
　　
　　 这是一堂民主公开课和一趟思辨之旅，它活泼地证明：中国不再愿意供奉“瓷娃娃”，非理性的威慑与谩骂无济于事，理性的社会力正在崛起中。
　　 《环球时报》2012年2月24日，见报有删节

　　沉溺“神话崇拜”的社会难以有公共理性
　　
　　彭晓芸
　　
　　连日来，关于青年畅销书作家、被誉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当代鲁迅”等头衔的韩寒早年成名作及其博客有无代笔的争论，成为了一台喧闹的网络春晚。始于一位互联网界人士麦田的这场质疑，在方舟子正式加入之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整个春节假期，方舟子几乎每天一篇基于韩寒公开资料的分析文章，抛出了诸多疑点要求韩寒回应。
　　
　　但令人遗憾的是，韩寒的回应未能释疑，反而在姿态上欠缺公众人物应有的担当和涵养，出现了对麦田、方舟子的人身攻击等不当言论。紧接着，其他诸多参与者从多个方面论证分析韩寒作品代笔的可能性。由于代笔命题证实证伪的高度技术含量，吸引了大量网民围观，随着资料的共享、观点的互动，这场质疑，已经不再是名人韩寒与名人方舟子之间的“战争”了，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高手参与，“考据癖”一时盛极。
　　
　　不必忙着就有无代笔下结论，倒是这一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的百态值得深思。为何将其命名为“网络社会运动”？是由于事件发端于网络，发酵于网络，且参与途径在网络平台即可得以实现，它不需要别的辅助工具，譬如它不是唱歌跳舞活动，不是全民健身运动，它不需要地缘上的空间配合，于是，参与者遍布五湖四海，早年的天涯凯迪网络社区被激活，草根思想家频出，许多海外人士也发回了他们的分析报告。
　　
　　就主战场新浪微博来说，质疑和力挺韩寒的两方，呈现了不对称的风格，质疑方追求以理据说服人，以技术指标提出可能性，而力挺韩寒的一方，则出现了较为情绪化的语言风格，不管是韩寒本人还是他身边的出版商、好友，以及一部分力挺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他们未能与质疑一方的疑点一一对应进行论辩，很多外围支持者甚至连质疑一方海量的论证报告也没有看，仅凭微博上的只言片语，就断言这场质疑简直就是“文革式”的暴力甚至“文字狱”，而有的干脆拎起阴谋论的棒子，认为这是一场与体制配合的策划，以转移公众对吴英案的关注，这导致理性论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质疑者并非一群盲目而不爱惜自己的公信力的搅局者，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员，除了麦田和众所周知的方舟子，还有文学翻译家、资深出版人、文学教授、历史学者、政治学者、具有丰富访谈经验的媒体人及一批非实名的民间高手，他们均以自己的公信力为要约，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他们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实际上是一场符合博弈理性的公共论辩，他们若判断失误，则公信力受损，若判断正确，则为社会的诚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有说出自己的判断并承担责任的言论自由，他们基于自己的逻辑出发选择履行某项公民权利，是理性人。
　　
　　至于有人说这样的质疑一旦被认同，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作家人人自危，这是一种不讲逻辑的谬误，所谓“滑坡谬误”是也，无限虚化一个命题成立的条件，属于无效推理，一个不合理的质疑，在排除刻意操纵的前提下，是无法产生目前的舆论滚雪球效应的，试问一下，几十年来，文坛到底发生过几件类似事件便可得出准确判断了。
　　
　　除非质疑者溢出法律边界进行捏造材料、恶意诽谤，否则，作为旁观者，不应当在未了解质疑者理据的情况下就加以“妖魔化”，期待以“污名化”而让质疑者望而生畏，继而退却，这何尝不是一种仅仅基于感情和立场的非理性呢？
　　如若认为质疑者的依据不成立，则应当在做足功课的时候再下场，与质疑者进行公平公开的论辩，这也有助于舆论的平衡，但这样的理性辩护者不多。
　　
　　质疑总是基于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尽善尽美，更加不可能一步到位证据确凿，但是否因此否认质疑公众人物的合法性，引起了理性的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自发讨论。质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然不是无底线，起码的原则应当建立在不捏造事实的基础上，其次，应当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譬如，不能侵犯质疑对象的隐私。方舟子所做的，恰恰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基于公开文本视频资料作出分析，甚至就是下了结论，也只能作为对公众人物的一种批评来看待，如果批评无理，自然无人相信，如果有主观恶意，侵犯名誉权，的确应当诉诸法律来维权。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就是对公众人物在遭受批评时的“弱化保护”原则。韩寒自愿成为公众人物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声望，相应的，其人格权（名誉权）不可能像普通自然人那样得到完全同等的保护。因为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他不可能只享受媒体的正面塑造和舆论的赞美，而丝毫不能忍受暂时性乃至有偏差的指责，公众人物占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则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就是对公众的不公平。尤其是这场质疑的逻辑起点在于追溯韩寒一举成名的新概念作文比赛，有无程序上的违规，更加牵涉到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平原则。
　　
　　质疑不是为了打倒谁——很多人的记忆仍停留在历史记忆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真相面前，无论左右，应当超越所谓的政治派别划分，以追求真相为最底线共识。否则，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今天的表现，与过去他们对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汪晖在长江读书奖、论文抄袭等问题上的穷追不舍，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公共言论，应当以符合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公平公正为原则，如果丧失了这样的公共理性，那么，“民主自由”等等字眼很容易成为某一个派别的标签和专利，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作为挡箭牌和遮羞布，而看不到韩寒现象即便不存在代笔问题，也有过度消费政治成为商业明星的巨大利益链所在。究竟是在维护“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还是在维护彼此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对真相的底线共识上才可能辨识，一旦真相被抽空或搁置，那么，价值立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有人说，韩寒不是公权力象征，不值得对其真伪问题如此认真执着。其实，中国社会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符号化的反抗力量一旦与资本及媒体结合，可以产生爆炸式的能量聚合，在只有管制而无公民团体监督的第四权----媒体力量的操纵下，极有条件生长为某种话语霸权和灰色经济地带。恰如著名企业家王石在微博上所表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容不得反对派，统治阶级不容，在野民间也不容”，警惕政府，同时也要警惕资本、媒体和大众偶像，后者可以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媾和成为一股强大的利益团体，披上反对力量的外衣吞噬民众的知情权。
　　
　　更有人说，韩寒有无代笔无关紧要，他起过宣扬自由价值观的正面效应即善莫大焉，这恐怕是将目的论发挥到极致，无视手段、不论程序正义的谬论了，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成功学的功利和泡沫，恐将践踏当下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底线。还有人认为，韩寒代笔门不重要，应当为了长远的民主事业而放下争论，搁置真相的追究，这恐怕又是一种雷同于目的论的功利心态。试想，如果我们对一个引起舆论如此热切关注的公共事件的真相的追求，由于存在技术上、时间上的难度，就失去了耐性和信心，那么，宣扬民主事业还是可信赖的吗？谁都知道，社会转型的阵痛和阶层分裂，其艰辛和漫长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区区一个韩寒事件的争执，那么，不经历今天的网络社区民主公共论辩，我们可能面对那样的撕裂和痛楚吗？
　　
　　
　　无论韩寒“代笔门”的真相如何，对个体的宽容原则应当践行，即便有代笔，韩寒走下“神坛”不应当是一件中国公众无法承受的事情，也不应当变成对个体的口诛笔伐，值得深切反思的是，“韩寒现象”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有无你我的一分自私与怯懦在其中？实际上，当一个偶像被推到不可预期的位置，背后的推手是值得反思的，这是一种社会整体颓废的惰性，希望有一个神话可以拯救我们，希望他为公众代言，践行，这个过程消弭了个体的力量，抹杀了个体的自由意志。
　　
　　在一个相对具备公共理性的社会，无论是质疑政客还是一般公众人物，旁观者都不会觉得冒犯，而是习以为常，在法律范围内，每个发出质疑或批判声音的个体都被社会所接纳，至于得失，自是由当事者承担，旁人不会大惊小怪或僭越个体自由去钳制他们的声音。如果，质疑某个公众人物，让旁观者觉得冒犯甚至暴怒，那么，这个社会生态是不健康的，已经潜藏着某种“神话崇拜”，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偶像或托志之人遭受一丝一毫的非议。这样的社会，只能说，民智仍未开，个人崇拜阴霾未散去。
　　
　　打破神话祭拜，真正的启蒙，应当从我们自身开启，以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伦理起点。
　　
　　（环球时报 2012年2月2日，见报有删节 ）
　　
　　【注释：众多专家和网民的讨论对本文亦有贡献，我的团队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指敲打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替我完成了本篇作文，特此一并鸣谢。】
　　
　　

　　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彭晓芸
　　
　　 在11月22日—23日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谈到了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问题。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说明时也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可视为与汪洋在会上提出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理念相配套的切实举措。回望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释放政治力、经济力到如今的社会力，可谓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如果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锤定音得以厘清，是坚定地走发展的道路，释放了广东巨大的经济潜力的话，那么，今天将要“放权”的民间社会力量

　　 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彭晓芸
　　
　　
　　
　　2011年的世界依旧不太平，债务危机、街头运动、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中东变局……
　　
　　中国也不平静：公共安全危机、道德危机、劳工维权、房价震荡、空气恶质、官员腐败在继续……对中国来说，这一年还可以称之为“微博元年”。微博虽然不是生于2011，但微博的火热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则是2011年的事情。人们关于微博的评价，观点各异，有认为微博能够倒逼改革，有认为围观改变中国，有认为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微博是情绪的放大器……大约博客时代也没有这么荣幸地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意味。
　　
　　这与微博在技术层面上就形成了交互式、即时性公共论辩的格局相关。说微博倒逼改革的，基于认可微博公众参与政治事务论辩所爆发的能量，认为这样的民意，当局不会没有注意到；说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的，则隐含着学术思辨的要求来看待微博，不可能一次性长篇大论的微博看上去不适合慎思慎论。
　　
　　若论一般性的公民

　　转型进行时：饥肠辘辘的新闻理想主义哪里去？
　　
　　
　　彭晓芸
　　
　　
　　许久没登陆的MSN上跳出来一位前同事，跟我说她去公关公司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赶紧添了句，“不是做删帖买新闻之类的，不过还是被我们那些同事鄙视死了”。
　　我正在做版做得焦虑，心不在焉，随口宽慰她，你自己觉得工作合适就好呀，何况试了不合适还可以回新闻业嘛！
　　新闻行业究竟适合怎样的人？谁会热爱上这个职业？这的确是个问题。
　　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这听上去让人诚惶诚恐，惴惴不安。依我想，新闻业最适合好奇心强烈的人，无论是求知欲还是“好奇害死猫”的狗仔队精神，总归它们都属于好奇心科目。如果失去了探究这个世界的秘密的强烈愿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处处平淡无奇，那么，也就无新闻可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见到域外同行我常常调侃，到中国大陆来吧，这里是个新闻富矿！
　　
　　
　　变身陶艺师的台湾老记者
　　
　　
　　某个夏日的傍晚，在台北市的永

　　约稿作业，新闻是新的，话题是老的。为女性说话，但不代表个人生活态度，我就不是一个热衷于家务的人，但不能妨碍社会为家庭主妇说话，承认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应当认可多元选择，无高下之分。
　　
　　 弱者的“不道德”何以疗救？
　　
　　彭晓芸
　　
　　据《东莞日报》报道，一对夫妻闹离婚，诉讼期间，妻子方自称巨额欠债达千万，并有债主出示“借条”，经法院认定，此巨债事实不成立，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妻子与人串通作假。
　　
　　与离婚过程中的转移财产对应，无财产、少财产一方，却使用了虚造巨债的方式，希望以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的方式让另一方承担一部分“代价”，此代价本来是离婚的代价，为契约破裂而付出的代价，却以如此不道德的弄虚作假在诉求，只能让人哀叹中国式离婚的“狗血”。
　　
　　此前，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新解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各方争论激烈。新解释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一刀切简便式处理，某种程度上，是法律对判例中各种“不道德”或“狗血纠纷”的回应，但这是偷懒的立法，其简化程度几乎可和1949年后由权力主

　　感谢《南方传媒研究》杂志组织这一话题：记者的职业化。摘要：随着资讯获得的便利性大大提升，自媒体发布平台的聚合效应，传统媒体人如果按照过去的作业水平，的确在贬值，这倒不是呼吁给记者编辑提高薪酬可能解决的，也并不一定是全面走高，而是拉开差距，分配合理化。因此，所谓媒体人“职业化”的走向，也包括媒体行业的技术含量、社会角色、供求关系得到更为恰如其分的体现。谈论传统媒体如何留住不断向网络免费新闻迁徙的读者，如何遏制随着就业门槛降低而不断下滑的专业品质，不能回避上述属于机制方面的困境。
　　
　　
　　
　　
　　记者职业化离不开行业共同体的自主发展
　　
　　
　　彭晓芸
　　
　　
　　传播学者胡泳写过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报纸已死，报纸万岁》，谈及新媒体时代美国报业的新发展、新探索，除少量早已走在前列的业界翘楚，文章提及的关于报业转型的策略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仍是愿景多于现实。而老报人、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写的《转制，亢奋中有纠结》则更为贴近行业的现实状况，在转企改制问题上的长途跋涉和暧昧中间

　　摘要：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彭晓芸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此类议题平素在互联网空间多有讨论，但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地同时“命题作文”

　　婚恋的门槛：中国人还停留在“需求共同体”
　　
　　
　　彭晓芸
　　
　　
　　近日，一则中国式婚恋调查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赤裸裸的数字将虚无缥缈而又浪漫的爱情物化，深深地刺痛了一批待婚男青年。这个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与某网站联合发布《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50384份有效问卷中，有92%的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入”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而近七成女性选择“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调查显示，累计近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相比2010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
　　
　　
　　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鄙夷、恼怒，一些擅长灌输心灵鸡汤的情感专家还作痛心疾首状，指多数女性并不是这样拜金拜物的，认为这个调查很“脑残”。其实，剥离文艺式煽情视角，对这个调查作一番社会学解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调查恐怕也还真是有一定样本意义的。不是说这样的价值观正确，而是说，这样的需求真实存在。了解这样的需求为何愈演愈烈，比批判这种价值观更为迫切，这是因为，价值观正确的熏陶历来不乏，人类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