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孤城

　　“生活有滋有味”的蓝皮书有晋惠帝的味道
　　瞿方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我国首部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年度报告。蓝皮书指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丰富多彩、昂扬向上。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这种生活变化就是：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了，更有奔头了，更有动力了。（5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看到这份蓝皮书，真是让人激动到无话可说，原来生活如此明朗美好，怎么就没有及时体会到呢？真是得感谢专家提醒，否则连这么重要的感觉都没有体会到，真是不该。不知道这些象牙塔里的专家如何钻进百姓的心里，替大众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滋味的。当然我们知道，专家们肯定经过了艰苦的调查，不可能待在书斋里空想胡说。
　　 首部社会心态研究年度报告就指出，我国城市居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水平，尤其对食品制造和药品制造属于“基本不信任”，三聚氰胺、地沟油、狂犬疫苗造假等事件严重打击了普通民众对食品、药品行业的信任。社会对商业领域的信任度也非常低。这些分析就非常可信，有理有据，切中时弊。
　　 只是让人不明白的是，一个看不起病，吃不好饭，社会信任度非常低的社会，人们居然生活得有滋有味。当然，专家们的“有滋有味”可能是另一层意思，正如一位网友所说，“‘酸甜苦辣’没有了‘甜’也一样‘有滋有味’！”这倒也是。缺少了甜，还有其他滋味，仍属“有滋有味”。如果社科院专家指的是这个层面的有滋有味，想来许多人都无话可说。吃着瘦肉精猪肉，吃着化学火锅，吃着地沟油、毒奶粉、染色馒头，人们怎么能不“有滋有味”呢？当看不起病，吃不起药，房价贵到难以安居，85%的人感叹买不起房，而物质总是在涨，惟有工资老是不涨，这种感觉肯定是五味杂陈，非常“有滋有味”。但这种味道肯定多无奈和酸涩，少甜蜜与幸福。
　　 人民日报昨日有文章指出，“人们为何总是不花钱？其中有消费习惯、消费环境的因素，但说到底还是老问题——缺少花钱的“底气”，是没的花、不敢花。”
　　 斯言甚善。不知道统计局那些总是宣称大众工资总在增长的人看了这个观点感想如何。百姓没钱花，不敢消费的社会大约很难说幸福，虽然幸福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感觉，但与物质恐怕也大有关系。当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的东西总是让人闹心，房价、油价、物价总是那么高，收入总是缩水，贫富差距一再加剧，社会不公平感越来越大，人们被物质终日压得难以直起腰来，甚至数亿人一年四季泊在外，没有时间回家看看老婆孩子，看看父母，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这个社会的幸福感是不是很多，生活是不是有滋有味，这是不言自明的。更不用说躲猫猫之类的事情的存在了。
　　 专家们一边“直面”现实之弊，一边得出这么荒唐的结论，实在令人不解。晋惠帝对饥民说“何不食肉糜”，被人说成白痴皇帝。社科院的专家可都是聪明人，怎么就得出这么荒唐的结论呢？
　　

　　五道杠都不单纯 大学生能有多单纯
　　瞿方业
　　 山东德州市宁津县纪委部门在全县轮选人际关系简单、对工作充满激情的外地刚毕业大学生组成暗访队治庸，当地选刚工作大学生组暗访队治庸一年，查处64人，其中2人被辞退1人被撤职，7名“一把手”走上曝光台。（5月4日山东商报）
　　 用单纯大学毕业治庸，这个点子令人忍俊不禁——说好听点儿，这是以单纯对复杂，让不谙人情世故对深谙人情世故，借此搅动复杂官场，让其恢复活力。说不好听些，就是利用年轻人的头脑简单和理想主义，将得罪人的活交给他们去干，这不是耍大头是什么？年轻大学生当大头，本应履行监督职责的官员躲在背后坐收渔利，有这么毁人前程的吗？大学生在得罪人的职位上干上一阵，未来还在官场上怎么混，谁替他们考虑。
　　 干部为何会变得庸懒？根本原因是压力不足，让官员们干好干坏一个样。压力不足主要是监督制度不给力，如果监督得力，哪个敢偷懒耍滑。就监督制度来讲，有体制外监督，如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有体制外监督，包括上下级监督，专门监督机构如纪委、监督局等机构的监督。
　　 群众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享受者，公职人员服务到不到位，群众最有发言权，但由于体制的原因，群众监督往往很难落实，群众上门办事遇到官员摆架子，脸难看，门难进，很多时候只能忍气吞声，如果执法者不要以权谋私，为利执罚，群众就得烧高香了，还敢奢望监督？监督官员的下场也从许多举报者的下场里早就领教过了。至于媒体监督，官员也很抵触，有官员就曾质问记者，“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
　　 而体制内监督如何呢？“单纯”大学生充当治庸主力就是有力的说明——如果体制监督有效，纪委、监察部门、上级的监督很给力，何必招单纯大学生来趟这汪浑水？用单纯大学生治庸，本身就宣告体制内监督的失效。
　　 再看看“单纯”大学生治庸的效果，宁津县“单纯”治庸一年，只撤了一个副股级副主任，辞退了两个保安一类的人，曝光了几个“一把手”，所查处的64人是什么，语焉不详。从这些成果可见，治庸风暴的意图不过是打苍蝇不老虎，我就不相信大学生敢“单纯”到敢于监督县委书记等县领导的程度，好像也没见一个县领导被查处。当地县领导都勤政如此，怎么下面会有庸官？这完全说不通嘛！不是说强将下面无弱兵，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吗？
　　 大学生能“单纯”到什么程度？会傻到不怕得罪人的程度？会理想主义到不食人间烟火？这种假设本来就很傻很天真。所谓“单纯”，只是一个当地决策者“奇思妙想”出来的概念，连“五道杠”的12岁少年都那么深谙官场之道，何况当代大学生。再说，大学生初入官场很单纯，难保证他们一直单纯，如果他们有一天不再单纯，身在官场的他们岂不又成治庸的对象，如此一来，岂非“庸庸相报何时了”。
　　 治庸不是不可以，对官员进行监督也不是不可以，但关键制度要起作用，如果制度不起作用，却总是玩新花样和新概念，装作要大力监督的样子，这就是监督秀了，群众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在建校舍尚且倒塌 加固校舍何如？
　　瞿方业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在建第二实验小学报告厅支撑模板垮塌，造成6死5伤。鄂尔多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直接原因是采用的原材料、模板脚手架结构体系、地基承载力均不满足规范要求，导致该工程模板脚手架失稳。同时，施工单位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擅自盲目施工；监理单位未要求施工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阻止施工单位的违规行为。（5月3日京华时报）
　　 过去的多次天灾人祸中，校舍倒塌的惨剧总是令人记忆深刻。因此，内蒙古此次在建校舍倒塌事件，令人触目惊心。5·12大地震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要求：“要让学校成为家长最放心、老师最放心、社会最放心的地方。”这几年，国内各地都宣称在加回中小学校舍，要让学校成为“社会最安全的地方”。但汶川地震三年了，这些“最安全的地方”、灾难中的紧急避难所建得如何呢？没有人向全社会介绍具体情况，从现实来看，情况似乎不令人乐观，内蒙古这所在建学校的倒塌就让人觉得，将学校建成最安全的地方，落实得并不怎么好——在建学校尚且如此，其他加固的学校情形如何，不免令人疑虑和担心。
　　 在国外，中小学早是社会最安全的地方，近来发生的日本9级地震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许多灾民就被安置在坚固的中小学校舍里。人家的校舍，可真是社会最安全的地方，是灾难中大众的避难所。
　　 当然，内蒙古此次建筑事故的伤亡者都是施工人员，而不是学生，但这种结果到底让人感觉到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呢？如果这种质量粗劣的校舍投入使用，未来将发生什么，实在难以预料。但可以预料的是，这种粗质滥造的校舍肯定难以成为社会最安全的地方，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中，如果它没有加重灾难的后果就令人感到幸运，指望它成为大众的避难所，可能是种奢望。
　　 这所学校在施工中，不仅所用材料、承重地基不合规范，还存在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擅自盲目施工，监理单位也未能要求施工单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阻止施工单位的违规行为……如此多的违规行为，建筑质量能高吗？让这种校舍成为社会最放心的地方，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造成这种后果的，不光是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存在不规范现象，还有监管者，如果这次不死人，监管者肯定仍然缺位着。当下，国内建筑质量不高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独学校建设如此，多数建筑寿命不足30年就是最生动的证明。这些都是政府监管缺位的必然结果。高质量的建筑质量，是建设单位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监管者总是生产粗质滥造的建设，政府总是像容忍染色馒头一样莫不作声，让学校成为最安全的地方，将成一句空话。
　　 内蒙古这起校舍建筑事故，敲响建筑质量的警钟，更敲响学校建筑质量的警钟。当下各地都在加固中小学学校，加固的情况如何，有没有严格地检查和落实，真得好好地追问一番。
　　

　　电企领导配“自驾” 电价能不节节高？
　　
　　瞿方业
　　 安徽省电力公司近年来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标准逐年提高，从最初的奇瑞汽车到现在价值20万元的一汽迈腾和帕萨特领驭，一切车辆手续及费用由公司负责。安徽电力领导认为“车改”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不少普通职工认为，这是以权谋私，变相侵占国有资产。（4月28日新京报）
　　 虽然打着“车改”之名，但电企普通职工的眼睛仍然是雪亮的，一眼就看出了公务自驾车权力自肥的本质。生动形象地说，“自驾公务车”事件不过是电力版天价酒事件——油企领导喝拉菲，油价自然不会低——领导一次就买百万洋酒，喝拉菲肯定不会就着花生和萝卜喝，怎么着也得配上万元大餐才相得宜彰。油企领导那么多，一年得喝掉多少洋酒？电价呢？当然也与此密切相关。
　　 公务自驾车不光是配车了事，费用自理，而是油钱、保险费、修理费都由企业兜着。配车之后，不是投一次就了事，而是逐年水涨船高。从报道来看，5年前就配自驾车了，而且短短几年就换了几茬，从最初的奇瑞、瑞虎换成普通帕萨特，再换成一汽大众迈腾1.8T和帕萨特领驭1.8T两款车型，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三级跳。名曰车改，要节约成本，但便宜车就使不得，非得越来越豪华才节约成本？
　　 公务车自驾后，自然不会一心为公，决不为私，办私事肯定免不了，这是想都能想来的事。当然，自驾后，省了司机这一块儿，表面上看还是省钱了。据安徽省电力公司称，如果配上司机，费用更高。但这些副处级干部非得配专车才能工作？上下班必须得有公车接送？国家的规定是，副部级干部才能有专车，这些副处级干部配专车合适吗？
　　 油企领导喝拉菲，油价自然随着与国际接轨节节高。电企国际依存度不高，不尽的江河之水不会随国际市场水涨船高，电力却也要闹电荒，潜台词当然是“涨价”。中新网4月28日报道，3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认为，导致“电荒”最大的原因是国际油价不断上升，油价上升带来运输成本的增加，使电煤价格直线上升；另一方面，电煤价格不断的上升使一些发电企业少发电或者不发电，加剧电力供应的紧张。
　　 看来电价不涨，电荒难止，这已成规律。过去，人们将此比喻为“逼宫”，非常形象生动，只是现在再次重演。电企领导一边奢侈消费，一边又大闹电荒，实在够厚黑，够有定力，够有垄断派头。如果不垄断，想必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侍权自肥，一边闹电荒涨价。
　　 既然油价涨是运输成本涨了，这么多领导配这么多车，运输成本岂能不涨？是不是领导车太多，用的油太多，才让电价成本增大了？即然成本上升要涨电价，必须全面前清楚地公开成本，同时停掉公务自驾车之类奢侈浪费的成本，否则，淡季闹电荒让人听着就很扯淡。
　　

　　反地产暴利不能忘了土地财政
　　瞿方业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许昆林透露：发改委正在研究在商品住房领域实施反暴利规定，以使商品房价格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此前3月份，发改委颁布规定，要求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并不得随意涨价。他表示：官方将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规范房地产行业价格行为。（中新社4月27日）
　　 房地产调控政策是越来越严，这非常合乎民意，也合乎国内经济的现实。值此非常时刻，发改委又祭起1995年就颁布的《制止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不免令人感叹。
　　 房地产存在暴利吗？这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据专家保守的说法，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在3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上房地产业5%的利润率，当然属暴利行业。这个结论也被近年来进入富豪榜的地产大佬最多这一现实所证明。既然存在暴利，那么早反早好，而不必等到暴利将房价和泡沫推到如此之高，达到难以收拾的程度。现在是亡羊补牢，效果如何只有等实践检验。
　　 不过应当看到，国内的房地产暴利，不光被房地产老板拿走，也被“土地财政”拿走了。不知道去年地产商赚了多少利润，卖地财政更是盆满钵满，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01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9109．94亿元，是预算的213．2％。光卖地收益就达近3万亿元，如果外加高昂的房地产费税，可能更多。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指出，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显示，包括营业税、所得税和增值税三项税收加起来，公司纳税比利润还多；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也指出，房价的65%被政府拿走了；原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也曾说过，开发商赚的钱，都给银行赚利息、给政府交税了。政府拿走了大约50%到60%。
　　 无论地产大佬说话的意图何在，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房地产暴利并非开发商独享，政府更是最大的共享人。既然如此，发改委反房地产暴利，就不能只记得房地产开发商，而忘记了土地财政。当下房价如此之高，地产泡沫如此之大，除了通胀和开发商努力推高房价的因素，地方政府靠手里垄断的土地大发土地财同样功不可没。如果发改委只反开发商的暴利，而忘了土地财政的暴利，政策执行效果恐怕会大打折扣，就像当下房地产调控一样，一边放任地方政府制造地王大发土地财，一边用抑制消费的办法搞调控，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余，当下物价高涨，发改委就一边以“约谈”市场化企业来预防涨价，一边又允许油企涨价，赚取垄断暴利，这种选择性监督的做法早有苗头。现在搞反地产暴利，让人不免担心它会只盯着开发商而忘了地产利润最大的享受者。发改委应当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宽容才好。
　　

　　“天价酒”处理为何像“罚酒三杯”
　　瞿方业
　　 4月25日中石化通报了“天价酒”事件调查和处理结果。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总经理鲁广余因违纪被免去总经理职务，降职使用。同时承担已消费的13.11万元红酒费用。天价酒事件涉及金额近159万元，仍有15瓶高档酒不知去向。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表示不允许调查内部检举人。（4月26日重庆晚报）
　　 甫一看“天价酒”事件的处理结果，就感觉这实像酒场上对犯酒令者罚酒三杯，轻得离谱，轰轰烈烈的调查和轻飘飘的结论，不过“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而且调查过程过于粗放，许多问题根本没有触及和弄清。
　　 中石化党组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局局长、联合调查组组长耿礼民介绍说，经调查，鲁广余严重违反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企业内控制度，个人决定、私下违规购买高档酒，其个人负有直接责任。
　　 既然问题这么严重，怎么只是降职处理呢？就拿159万元酒来讲，如果是个人决定、私下购买，就不仅仅是公款滥用，而是公款私用，属挪用公款。既然涉嫌挪用公款罪，降职了事明显不妥，为何不向司法机关移送？就算多数酒没有来得及消费，只消费了13万元酒，退回的酒或钱款也只能按退赃处理。而挪用13万元公款，根据刑法也早够判刑。
　　 另外，调查组连鲁广余怎么消费和处理这些酒都没有完全搞清，就匆匆得出结论，实在过于草率。调查组发言人说，“消费的酒大部分是价格较低的红酒，数量较大，金额不大，还有15瓶高档红酒具体怎么用的，鲁广余没有说明，现在也没办法核实。”真是怪事，兴师动众来调查，当事人不讲，调查组就没辙？这样的调查怎么让人相信。
　　 因此，这个调查结论只会让人觉得，事件远没查清，匆匆草率地下结论，并非认识的问题，而很可能是意在粉饰和隐瞒什么，生怕完全查清会损害什么人的利益。据媒体报道，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曝光的第二天，广东分公司就强调购酒与总经理鲁广余无关，现在调查结果恰恰与此相反，难怪有媒体质疑鲁广余被降职是为了“弃卒保车”。
　　 看来，发生这么重大的滥用公款行为，仅靠当事单位内部自查自纠根本不会起作用，当事单位总是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倾向，无助于事件真相的查明。司法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不能眼瞅着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存在，应当尽快介入，彻底调查，给民众一个交待。
　　 近年来，中石化奢侈浪费事件履履发生，“天价吊灯”过去不久，又出“百万名酒”，最近又曝出8亿豪华酒店，真是越来越触目惊心。如果这些事件总是被打个马虎眼了事，而不能完全公开公正地处理，当下苦于高油价的民众内心不会舒坦，那些因为运输高成本而卖不掉菜的农民，吃高价菜的市场，心里都不会舒坦，那位因菜贱自杀的农村更会死不瞑目。作为国企，不能一边大赚垄断利润，一边又奢侈浪费而无人问津，要让它成为合法的企业公民，不能仅靠企业自觉，更需要执法者严格的监管。
　　

　　海南免税店“遭抢”的隐喻是减税
　　瞿方业
　　 4月20日，国内首个离岛免税店在三亚首日试运营，超万名游客拥进免税店，抢购化妆品、包包、手表等奢侈品。三亚免税店方面预计，当日全天销售额超过1000万元，免税店有关负责人连连表示“超过预期”。（4月21日新民网）
　　 很巧合的是，游客在海南抢购免税商品的同一天，国内个税起征点也从2000元调至3000元。虽然海南实行离岛免税的初衷是刺激旅游，但抢购新闻透露出的信息和个税调整一样，都说明国内税收负担沉重而不合理，其深刻喻义是，应当在调整税负结构的同时大力减税。
　　 个税调整的目的意在公平税负，减轻民众生活负担，毕竟让中低收入者承担个税的65%，太不合理。但更应当看到的是，国内个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极小部分，2010年只占6.6%。真正占大头的，是包括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在内的商品税，去年这些税的总和占全年国内税收总额的69.5%，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靠个税减轻民众负担，实为梦想。只是个税是直接税，起征点变化直接影响民众的税负感受，才会这么引人注目。
　　 国内商品税大多是间接税，隐含在每一件商品之中，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其实就在缴税。只是大家只看到价格贵贱，看不到具体上了多少税。事实是，大家每喝一口水，每吃一口饭，每坐一次车，每消费一件商品，都在缴税，消费越多，纳税越多。去年7万多亿财政收入，大多是商品税的贡献，来自于每一个民众的贡献。
　　 海南离岛免税店被“抢”，原因就在于免税商品比市场上同类商品便宜近1/3，可见税收负担是多么沉重。也许这些免税商品多为进口商品，所免除的只是进口税和关税。但事实上，不仅国内进品商品比国外商品昂贵，国货在国外也比国内便宜，许多国人出国后大量购买国货就是证明。这几天有消息说，国内一流商品出口国外，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够完整，应当是，“质高价廉”商品都出口国外。
　　 因此，免税店“遭抢”事件值得深思，尤其决策者应当深思。这起事件给社会的启示是，减税会刺激消费，刺激经济，国内减税，势在必行。国内近年来苦于内需不足，对国外市场依赖严重，如果减税，民众的消费热情自然高涨，内需自然振兴。很可能减税比花数万亿搞经济刺激政策划算，还不会引起通胀、财政等压力，没有负面作用。
　　 税收本来就有激励作用的，过高的税不仅抑制生产，也抑制消费，最终让财富蛋糕变小，让社会的共同福利减少。国内是全世界上税收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那么，为企业减税，为消费者减税，是减轻民众生活压力的有效手段，也是让国内经济产生活力的有效手段。
　　 国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其实职工工资能否翻番，要看企业的发展情况和整体经济形势，毕竟政府不能直接命令企业给职工涨工资。当下的现实看，过于沉重的税负影响到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自然也影响民众的就业和收入。因此通过合理的减税，一方面让民众在消费时少花钱，从而相当于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减税刺激企业将财富蛋糕做大，真实实现民众民入倍增，实现藏富于民，这才是最有效的途径。
　　

　　集体土地政府卖得 为何农民卖不得？
　　瞿方业
　　 为了解决城乡实行不同的征收补偿制度的问题，正在修改之中的《土地管理法》，将参照《征收条例》中确立的基本原则。（4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
　　 写下这个标题，突然想起“同命不同价。同命不同价是一种制度性歧视，土地不能同价同权，同样是制度性歧视。
　　 宪法规定的土地公有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一种是村民集体所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集体土地要出售，则必须转化为国有土地。这就是说，集体所有土地是一种不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是被限制的所有权。但宪法和法律并没有限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为何在现实中，集体土地要处置，居然要“变性”呢？
　　 村民为何不能直接处置农村集体土地呢？不得而知。如果是为了保护耕地，只要规定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即可，而土地用途变更，须得合乎法律规定。但问题是，当政府希望搞开发的时候，土地为何就可以改变土地性质？当然，官员们会想办法征得上级政府的批准，而农民自己想开发，或者想通过出卖的方式搞开发，却是不可以。这意味着，土地的主人在处置土地的时候，没有多少发言权，卖与不卖，以何价钱卖，农民说了不算，得到最大利益的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须知，出售农民土地，只要补给农民土地收入的6至10倍的价款，政府征地后按市场价将地出售，成交价格往往为补偿费用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不公平吗？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农民能随意处置土地，会损害农民的利益。这种说法更荒唐。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即使处置土地，农民才知道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在哪儿，而不是政府。卖地财政就打破了这个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叫土地养老，土地是农民的社保，是他们养老金的来源。但农村土地，政府卖得，自己却卖不得。卖地之后，政府得大头，农民得零头这就是农村集体所有权的现实。农民们集体拥有土地，却要等政府和官员们来处置，所盖的房子一出售就是小产权房，有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吗？实践中，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费根本不能保障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
　　 因此，应当尽快改变这种集、国有土地不同价不同权的问题，实现同价同权，只有这样，才可以杜绝政府通过改变农村土地性质获益，杜绝大搞土地财政，剥夺农民利益，制度社会矛盾。应当看到，当下发生的许多土地强拆事件，如康福珍事件、宜黄事件，在许多省份出现的逼农民上楼运动，背后都有卖地财政的影子，有同地不同价的制度状况是到了性根源。
　　 改变同地不同价，恢复农民的土地权利，让农民成为真正土地的主人，这样更有利于保护农村和农民的利益，让农民真正享受土地带来的收益。
　　

　　高考体育不仅要避免“应试体育”
　　瞿方业
　　 山东近日出台新规，从2012年开始“在高考录取中充分体现学生体质健康、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课成绩的状况”。业内人士表示，体育成绩纳入高考对学生体质的提高将有大的促进。但也有人担心，高考体育考什么，学生就重点练什么，会造成新的“体育应试”。（4月14日中国广播网）
　　 将体育成绩纳入高考录取，意在通过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促使学生和学校重视体育课，从而增强学生体质，出发点是好的。当下国内学生体质越来越差是一个不争的实现，教育部曾对７岁—２２岁城乡男女学生进行体质健康监测显示，学生体质继续呈下降趋势，有的地区学生身体素质甚至已经降到了２０年来的最低水平。
　　 学生体质为何越来越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与重文化课轻体育课的风气有关，无论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家长、教师还是学生，都普遍存在以文化课好坏评价学生及教学质量的倾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生都以能上好学校为第一目标，初中生要争取考到好高中，高中生要争取考取好大学，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以文化课成绩论英雄是一种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体育成绩纳入高考，无疑很有意义。
　　 有人担心此举可能让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也像对待文化一样，惟成绩论，变成“体育应试”，即高考考什么，就安排学生练什么，而不是真正地进行体育锻练。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必过于担心，高考考什么，学生就练什么，也没什么不好，只要安排得科学合理，有利于增强学生体质。就怕学校不重视，这种安排流于形式。只有制订良好的落实举措，引导学生和学校重视体育课，而不是为了高考而应付差事，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体育成绩纳入高考，最应当担心的是如何保障考试公平公正的问题：一要避免学生体育课成绩变得像高考加分项目那样混乱；二是保障学校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体育课成绩。对于学校来讲，为了升学率，肯定希望学生成绩越高越好，学生体育成绩不好，学校也可能让其合格。因此，指望学校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体育成绩并不现实。那么，如何客观地评价体育成绩，才是一个难题——总不能在文化课考试外，再组织一个体育统考吧？组织体育统考得浪费多少人才物力且不说，评价标准如何客观公正就是一个问题，毕竟体育成绩不像文化课那样容易量化，如果有人为了考大学而组织公关活动，无疑会让高考变得混乱。
　　 因此，建议将体育成绩纳入高考，应当着眼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但不能将其纳入录取成绩之中，只将其作为参考成绩就好。也就是说，只要学生体育成绩达标题，就可参加录取，体育成绩不达标题，即使文体课成绩达标，也不能录取。这样既有利于高考的公正，也避免体育成为沦为“加分项目”，引起一些人“幕后操作”的冲动。
　　
　　
　　

　　“三无”黑楼为何办了产权证？
　　瞿方业
　　 建成刚刚三年的小区，房屋及路面均出现裂缝，地基整体下沉超过10厘米。令业主气愤的远不只此，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时，他们才得知，自己花掉半生积蓄买来的楼房竟是“黑户”——无土地证、无规划许可、无施工许可。（4月12日三晋都市报）
　　 新房子没住多久就地基下沉成危房，这对多数人来讲都是非常惨痛的人生悲剧，谁摊上都将难以承受，更何况业主多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有不少人还是变卖农村的房子才买的楼。
　　 新房为何成危房？业主和开发商怀疑与一路之隔的商住楼挖基坑有关。但这个说法没得到官方认定，官方鉴定的结论是，房屋地基下沉是雨水下渗及楼内厕所渗水引起。也就是说，是建筑质量本身的毛病，怪不得别人，政府部门还调查发现，危楼是无土地证、无规划许可、无施工许可证的“三无黑楼”。似乎这些楼出现质量问题，更与当地政府无干——谁让购房者不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不是政府允许盖的楼，而是黑楼房。当地政府就支持业主们向开发商讨说法，仿佛一切都是开发商之过。
　　 但当地政府真的无责吗？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房子是“三无黑楼”，业主们2009年就拿到了产权证。莫非产权证是开发商私自印刷的？能让“三无”楼房办到产权证，即使开发商使了什么法子，至少说明一点，政府部门并非毫不知情。再退一步讲，即使真是黑楼房，开发商能盖起来并出售，政府却一直装聋作哑不提醒购房者，本身就涉嫌渎职和不作为。
　　 从新闻来看，相关部门没有质疑产权证的合法性，而房子能大张旗鼓地卖完，是不是说明房屋还可能有销售许可证。办理产权证需要土地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监理合格证和销售许可证等五证齐全，才能办理。现在当地部门只说“三证”不合，是不是其他几证是“齐全”的？
　　 该县城建局局长党有强说，“按照《城乡规划法》，盖房都要经过审批，这块土地没有过户，人家也没来城建局备案，我们也无法监管，县里有70%到80%的人盖房不审批。”这话讲得实在理直气壮得有些无耻，似乎当地人盖房子不审批很天经地义，城建局毫无责任。照此逻辑，人家不审批，政府就不必监管，而监管就是等待审批，就是待在办公室等着人家上门主动接受监管。正是有这样的执法思维，楼房建成三年还是黑户的事才会在当地发生——也许不成危楼，当地政府还不知道“黑楼”存在呢？当地房地产开发有多混乱，监管者有多么尸位素餐，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习惯于不作为？恐怕不仅仅是工作作风问题，应当还有其他原因，“三无”楼房却能顺利地办来产权证，决不是不作为所能解释，至于是什么原因，作为这位土地上生活的人，都不难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