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让宁专栏

　　
　　毒胶囊汹涌而来，细节令人触目惊心。4月20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并指出媒体曝光的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 标胶囊生产劣药案。
　　
　　
　　　　生产劣药案，这是迄今为止对于毒胶囊事件的官方定性。联系到此前卫生部专家刚刚说过“一天吃六个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两个，没有吃掉多少铬”，能够得出是劣药而非假药、毒药的结论也在意料之中。但是，尽管这种定性可能在法理上无可置疑，但在爆出大面积毒胶囊之后，启动全国范围内排查，战报不断并有新的案情被发现的当下，显然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这种表态也多少让人有点轻描淡写之感，何况按照事态的发展和影响的恶劣程度，“劣药”的定性，更为后续的处置埋下了伏笔和隐患。现行的《药品管理法》中，有劣药和假药之分，生产劣药的法律风险不算高。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近几年来食品安全事故不断，迫使国家不断提高惩戒的手段和威力，也就是在去年底，高法又专门强调过“食品安全案件从重定罪处罚”。这无疑对本次毒胶囊事故处置不无启示和借鉴，既然监管部门定性为生产劣药

　　　自2008年被贵阳警方以打黑名义打掉之后，曾经的知名赛车手、贵阳当地的风云人物黎庆洪涉黑一案一直迷雾重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2010年3月，贵阳市中院开庭审理黎庆洪案，认定黎庆洪五项罪名成立，判处黎庆洪有期徒刑19年，并处罚金30万元。黎庆洪不服上诉，2010年7月，贵州省高院以“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
　　
　　　　近日，贵阳市小河区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因为有多达57名被告人，这自然而然促成了2012开年的第一场律师组团应诉。然而，惊人之处在于，继前一天有3位出庭律师被驱出法庭，多名律师被训诫后，翌日，火药味不减，又有律师被训诫。案件还在审理之中，律师和法官之间的“较量”却成了话题中心，媒体在报道中使用了“律师频频抗议，审判长也更加强硬”的措辞，报道还披露：“法院人士对律师未能配合庭审表示失望，并要求不要为难审判长。但众律师表示，面对该案程序上存在的系列违法行为，法院应坚守法律的底线和良知。”
　　
　　　　固然，黎庆洪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还有待于司法机关的进一步厘清和还原，但不消说，律师，其工作本质就是为当事人利益代言，为当事人权

　　　多少年了，渣土车疯狂依旧。就在前天晚上，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一个10岁的小女孩琪琪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据报道，由于渣土车的“疯狂”，这可能是西安今年以来第49个遇难者，可以预计，如果再没有强有力治理，渣土车还将不断刷新“疯狂指数”，谁也不敢保证宁静的生活不会因渣土车而被骤然击碎，这已然成了摆在这个城市所有人包括治理者面前的课题。
　　
　　　　城市苦渣土车久矣。但是，屡屡治理，渣土车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又一次强碾过来，证明着其顽强的生存能力，并恶习不改。诚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片急速发展的土地上，满目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处处建设工地，无不说明渣土车不可能禁绝，而公众希冀的也只是渣土车不再疯狂，让渣土车回归运输工具的本性，而不是成为千夫所指的野性十足的冷血夺命机器。
　　
　　　　当然，我们也看到，治理不可谓不卖力、不努力，诸如，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培训、统一强制装配GPS定位、夜半抽查直至取消资质……但是，仍旧没能挡住渣土车疯狂地碾轧而来。渣土车真的没治了吗？恐怕很多人都在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但相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不过，要给公众内心一个确信的底气，其实又

　　　那惨烈的画面，那已经被撞得不成形的校车，无言地诉说着这不幸背后的更大不幸——近几年来，随着各地乡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农村孩子上学离家越来越远，在遥远的上学路上，因缺乏交通工具而造成的安全隐患其实随处可见。上学路上，孩子们有的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有的租用农用车，甚至报废车改装后就成了“校车”。安
　　
　　
　　全无从谈起，上学途中群死群伤事件不断发生。家庭的幸福在校车里，国家的“未来”在校车里，当血的事故再次发生，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必须尽早为孩子们配备经得起撞击的校车！
　　　　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配备校车，一部分孩子已经先坐上了校车，但必须承认，所谓校车并非一个名称或概念，不是可以拉学生的车就能够称之为校车，涂上了特殊标志的就一定是校车。校车，是有严格技术标准规范的特殊产品，国家也已颁布了专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去年底，湖南衡阳一辆校车坠河，14条鲜活生命消逝，当时的所谓校车就是一辆改装的农用三轮车。有数据显示，国内投入使用的校车中，符合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截至2009年，专业校车在国内实际销售量不足1000辆。是生产能

　　 律师陈有西是大忙人。56岁的他，频繁活跃在法治讲台上，为律师同行和法律系学生“布道”。不过，老律师陈有西，真正走入公众视野也不过两三年光景，而那缘于李庄案。因李庄案涉及刑事辩护律师的整体处境，律师界纷纷聚焦，“抱团取暖”，而他，则是李庄的辩护律师，后续的“李庄案第二季”中，他也充当了律师界的“领头羊”，从此声名大噪，甚至被一些年轻律师视为“盟主”。而近一两年来，南阳杨金德案、北海律师伪证案、沈阳夏俊峰案等，都有陈有西的身影。
　　
　　　　近日，应西安市律师协会邀请，来给西安两千多名律师做讲座的陈有西，得空又到西北政法大学和法律学子交流。在讲座上，陈有西坦陈自己曾经的“体制内”经历：他曾在浙江省公安厅、省委、省高院等部门任职十多年，在投身律师界之前，曾“官至浙江省高院院长秘书、省高院新闻发言人”。他说，这段经历让他可以通过体制内外的两种视角，理性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并对律师业的现状和出路有了更深邃的思考。“中国是一艘慢腾腾的大船，我们都是船上的水手，让我们来做一个合作者，而不是破坏者。”他也鼓励年轻人进入体制内，因为“中国需要新鲜血液”，但同时还告诫“希望你们保

　　11月9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每列火车将至少预留5张残疾人专用火车票。而针对人大代表关于残疾人乘坐火车享受半价票优待的提议，铁道部书面回复称无能力承担更多票价优惠。
　　
　　　　这真是个喜忧参半的消息，但，说真的，实在不好意思将这个消息急匆匆地转达给所有的残疾人同胞，毕竟，每列火车仅仅预留了不少
　　于5张专用火车票，这肯定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残疾同胞坐火车的需求，而推出残疾人半价火车票的呼吁则硬生生被“无力承担”噎了回来。
　　
　　　　无力承担？也许是事实，起码不愿承担应该毫无疑问，近几年，“铁老大”对外经常诉苦日子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加上最近多个铁路项目因缺钱停工，确实让人深感铁路系统“钱紧”的窘境，以此来说，还真有点不好张口要求给残疾人半价票了，特别是有网友也在算账，超过八千多万的残疾人不是个小数，此政策推出后，更少不了一些爱占小便宜的乘机办个假证冒充残疾人，岂不是让铁道部财务雪上加霜？
　　
　　　　诚然，如果“在商言商”的话，铁道部不愿意推行残疾人半价票也在情理之中，也确实能够找出一万种理由，但别忘了，替铁道

　　 【本文写于10月25日。29日，人大通过修改身份证法】
　　
　　 10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了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情形。即“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其实，从法律条文来说，这的确属于“增加”，但实际上，在火车站等上述场所查验身份证并不新鲜。现在入法，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是用明确的法律条文将执法经验予以固化和确认而已。

　　 在一个法治良好的社会里，公权力应该最大限度不去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当然，一切合理且必需的管理者的扩权行为，可以给予理解和尊重。以身份证查验范围扩大而言，正如公安部官员介绍的“从基层执法经验来看，居民身份证法规定的四种查验范围过窄，难以适应当前公共安全的复杂形势”。这应该是实情，2004年实施的《居民身份证法》难以应付目前的形势，呼唤与时俱进，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警察早已在上述场所查验身份证这种本质上有违现行法律的执法行为，其实已然到了需要给出一个明确说法的时候了——要么停止；要么写入法律予以确认。无论如何

　　(访谈全文)
　　
　　百年辛亥 寻找历史的脉络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晚清史专家。近年来倾心研究近代史，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等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扎实细致的梳理。近日，袁伟时在其寓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
　　 问：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袁伟时：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九年前，湖北法院把一桩只有在小说里才出现的情节，硬是变成了现实——“死囚复活案”。一个叫唐建敏的“死囚”被执行枪决9年后“死而复生”。不管你信不信，它就是发生了，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23日，湖北省高院对外回应称，冒充“唐建敏”的罪犯张文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院按其自称姓名判决死刑具有法律依据，但在2005年获悉张文华冒名的情况后，没有及时更正法律文书中被告人的姓名，现已决定依法予以更正。
　　
　　 幸好，张文华不是被冤杀，如果又是一个聂树斌，不知现在湖北法院该如何是好。按照湖北省高院的解释，该案从侦查、审判以及结果都无可挑剔，唯一的错误就是把名字搞错了。但在法院看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办假证太容易，张文华作案后，不费吹灰之力办了个假身份证，摇身一变成了“唐建敏”，被抓获后，咬定自己就是“唐建敏”，居然蒙混过关了。
　　
　　 这只能说明，要么，这假证太逼真，假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要么是办案人员太疏忽，嫌犯只要报个名字就不再审核。仔细想想，前者可能性不大，连公安机关都无法识别假身份证，那真身份证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

　　　拆解死刑中国结：李昌奎案不能再翻烧饼
　　　　
　　　　——专访刑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
　　　　
　　
　　　　
　　　　　　贾宇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领域：中国刑法学、国际刑法学和犯罪学，在国内较早对死刑制度改革发表系统的理论见解和实践主张（1995年），并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该领域的变革。曾获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中国当代法学名家”等荣誉称号，被聘为最高法、陕西省高院、检察院等中央、地方政法单位的咨询专家。
　　　　　
　　　　
　　　　　编者按：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纠结的问题。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死刑数量居高不下，为适应世界文明潮流，国家正在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另一方面，公众对死刑葆有“恶有恶报”、“震慑犯罪”的愿望和初衷。今年以来，因药家鑫案、夏俊峰案、李昌奎案等，死刑问题再度引起普遍关注乃至争议。
　　　　　中国死刑何去何从？本报从2002年报道著名的延安“枪下留人”事件以来，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废除死刑之路。故专访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