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第六章《成本定律与觅价行为》的第二节。）
　　
　　掌握经济学概念的困难源于变化多。这些概念是从人类的行为规律演变出来的。概念的变化是复杂理论的替代。概念变化少要多用复杂的理论；概念变化多理论可以大手地简化。我选走后者的路，认为复杂的理论对解释行为很困难。
　　
　　作研究生时我学过不少复杂的理论。后来为人师表，在研究院教理论时，那些没有什么解释用场的复杂理论可以应酬学生的提问。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发展，有解释力的作品永远是那些能把简单理论用出变化的。说简单理论用出变化其实是说概念用出变化。概念的变化可以很复杂。世界本来就复杂。基于复杂世事的观察，以简单理论处理，概念的复杂变化无可避免。我们只希望能把概念的复杂变化再简化。
　　
　　成本与租值的另一个分别
　　
　　论到经济概念的变化，最复杂莫如成本，尤其是要加进也算是成本的租值、租值消散、交易费用等。这些方面我在《收入与成本》花了不少笔墨，还要继续补充。这里我要介绍另一个关于成本与租值的不同看法：成本的变动决定行为，而租值的变动是被行为决定的。
　

　　（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三第六章《成本定律与觅价行为》的第一节。）
　　
　　觅价（price searching）是指一个出售者所订的价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出售者自己决定，所以他要觅价。减价卖得多一点，升价卖得少一点，含意着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绝大多数的市场是这样。反过来，受价（price taking）是指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平线一条，按此价他可以无限量地销售，把价提升少许他一点也卖不出去。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期货市场或近于该市场的产品，受价的行为少有。
　　
　　觅价是因为出售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他要决定售价，不能不觅。经济学是以出售者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来界定垄断的：这门学问提不出更为可取的垄断定义。垄断永远有竞争，只是程度不同。我们这里关注的是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一个产出销售者会怎样选择订价与产量。不是问应该怎样，而是问会怎样。
　　
　　觅价分析麻烦有趣
　　
　　西方的经济学者要不是对市场认识不足，就是认识的市场变化不多。一九六四年我向老师阿尔钦提出在香港某些小街上，众多小贩摊子

　　用心写好了张培刚大哥六十多年前的旧作重印的序言，正要回到自己的《经济解释》的卷三第六章，却收到不少朋友及读者提到该《序》最后的一段话，是炎黄子孙的内心共鸣吧。我本想大发一次牢骚，但历来对歧视问题淡然处之，或鄙视也。这一次，我想到不久前在广州中山大学讲话后一位坐在前排的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牵涉到歧视。当时我作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讲话，累了，忙顾左右而言他。后来想，自己在中西双方的学问上走了那么多年，学术歧视这回事我是满有资格表达一点意见的。《再为大哥序》引起反响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炎黄子孙在西方受到歧视有些属咎由自取，有些怎样也说不过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认为那所谓祟洋媚外，或炎黄子孙喜欢把西方的名校大师之见看作高深学问或不敢贬低，可能是在西方饱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学之外的。我说过，中国三十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而劣策则全部是进口货。我对西方经济学不以为然的言论说得多了，这里不再说，但希望大哥的书这次重印，可让同学们知道从中国输出求学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因为经历不同，际遇有别，在经济发展学而言，比起西方是远有过之

　　经济发展学（Economic Development，内地称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的一门新学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很热门，但无数论著皆废物，到六十年代后期就不再风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以数学模型处理，倡导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师，但因为资本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的处理失当，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也令人失望。
　　
　　二战后，相对上美国是天下大富，举世对美元的需求甚殷，那所谓「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的话题持续了近二十年。斯时也，不少国家赤贫，尤其是亚洲及非洲的。美国既富且强，其对外资助（foreign aid）成为某些大学的课题，受惠的穷国恍若求乞讨饭吃，其实惹来的是贪污。昔日的穷国，不少一直穷到今天。
　　
　　当年美国游客或大兵所到之处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长在额头上，美国本土的人也看不过眼，因而有「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这个称呼。歧视的行为不论，美国人一般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我赞赏那里的朋友多过赞赏中国人。经济发展学是在二战后亚洲、非洲等国家

　　最近在电视看到南开与复旦招收新生要脱离联招，改为独立处理，考虑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我以为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大手革新，大喜，但细读一位同学传来的有关资料，认为算不上是重要的改革。我对大学收生应该怎样衡量有自己的看法，写出来给大家考虑吧。
　　
　　我要把大学可以获取的学生数据的重要性排列，分五项，由最可靠到最不可靠。如果不管费用或成本，当然五项皆用，但重量的分布还是要排列的。
　　
　　（一）最重要的数据是中学老师的推荐信。不是中学校长的推荐信，是教学生的老师写的，最好不通过校长室。老师亲自教导，是唯一可以判断一个学生是否可造之材的人。成绩不是那么重要，通常比不上一个学子的灵气、悟性、好奇心、杀手本能等。判断这些质素最有资格的是学子的老师。
　　
　　这里要小心了。考虑收生的人要懂得怎样判断一封推荐信，是否客套之辞或应酬之作，还是真的有点含金量，要弄清楚。举个例，在港大作系主任时我让同事们挑选要聘请的教师。他们淘汰了一位几封推荐信没有半句赞赏之辞的。我力排众议，认为三封推荐信虽然没有高评价，但写得长，主要是评论申请者写下的几篇文稿。我的判断，是写信的

　　这些日子集中于大修十年前写下的三卷《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三卷三十一万字会变为四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三十多万字是新写的。马歇尔的《经济原理》前后共八版，初版与第八版相隔三十年。不是印刷次数，是有修改的版数。施蒂格勒、科斯、张滔等学者喜欢跟踪马氏每版的修改，那是对大师的敬礼了。
　　
　　我的《经济解释》前后只两版，七十六岁，不会再有第三版吧。但我的十年两版的前后变动比马前辈三十年八版的前后变动多出很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十年前写《经济解释》时我还有不少其他工作，不像今天那样全力为之。其二是今天的世界，十年间发生的事比马前辈的三十年多出很多。经济科学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验证，不断地把理论与概念改进。今天的世界提供的数据无疑比百多年前马前辈见到的多，也较为精彩，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带来的启发。然而，在斯密、马歇尔等前辈的基础上改进理论与概念是艰巨工程，要观察很久思考很久才能获得少许进境。
　　
　　是大幸：我从来没有为了升职或加薪而从事经济著作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出道的经济学者有这样的机会，但也要靠一点运气。斯密、李嘉图、密尔等大师明显地不需要为生计发

　　（五常按：本文是《反托拉斯的谬误》第三、四节。）
　　
　　最近读刚出版的《乔布斯传》中可能是最精彩的把乔布斯与盖茨相提并论的那一章，我想到美国反托拉斯的一个问题。盖茨的微软拥有独步天下的某些软件，乔布斯的苹果电脑需要用，前者的重要性威胁着后者的前途。两位大师是朋友，也敌对。多番谈判的结果，苹果终于获得使用微软某些重要软件的权利。
　　
　　我是软件及数码科技的门外汉，读不懂他们争吵的细节，但有点奇怪反托拉斯这一词没有提及。原则上，拒绝（foreclose）销售给竞争者是违反反托拉斯法例的。问题是，只要价够高没有谁会拒绝销售，而一个拒绝销售的人可以凭价不够高为借口。何谓「合理」价格只有天晓得吧。
　　
　　一九七六年，我接了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工作：美国电讯（AT and T）与加州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前者的总部在纽约，离我居住的西雅图很远，我只做了几个月。后者的总部在旧金山，我时疏时密地做了六年，到我回港任职才终止。都是有名的大案，前者牵涉到拒绝，后者牵涉到串谋，刚好是我要在这里讨论的话题。以趣味

　　（五常按：本文是《反托拉斯的谬误》的第二节。）
　　
　　经济学研究要找有趣而又有启发性的现象入手。新奇的现象开头是一个谜，要拆解，即是说要解释。这也是说要找寻可以验证的假说了。跟着我们要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推广到很多其他不同的现象去。不要管要解释的现象牵涉到的经济价值是多少。市值微不足道的现象可能推出精彩的假说，成功地一般化可以协助解释价值连城的现象。是的，街头巷尾的琐碎现象，解释了可能推广到经济大局的一些重要事项，但那琐碎的现象要有一点新奇的趣味。是否有趣是品味的判断。智商高下可以不论，但品味凡俗的人不宜学经济。
　　
　　趣味的排列
　　
　　转到反托拉斯要反的行为或现象，市场价值最高的莫如收购或合并，机构变得庞大，反托拉斯说要瓦解（divestiture）。我认为合并现象的趣味尘下，解释不难，但解释了不怎么样，所以这里不谈。
　　
　　价格分歧的趣味性是高的，经济学者注意这现象起自反托拉斯之前，我会在第六章分析。反托拉斯带来的最有趣的现象是捆绑销售与算是类同的全线逼销，但不普及。因为过瘾精彩，我会在第七章以一整章处理。我认为经

　　（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的第五章第一节。）
　　
　　反托拉斯（antitrust）直译是反信托，俗解是反垄断。其实不是：本卷第三及第四章提到的所有垄断反托拉斯皆不反。在美国任教职时我做过两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顾问，专于此道的行家朋友不少，但说实话，友侪间没有谁肯定反托拉斯要反的是些什么。
　　反托拉斯算是一种法律，因为有法庭审案，但没有明确的界定。起自美国，西方其它的先进之邦及日本也有，但喜欢采用的主要是美国，那里的本科课程有教，研究院也教。其实是反什么呢？我的感受有时是反对以大欺小，有时是反对看来是意图垄断的行为，即是反垄断的动词（seeking to monopolize）而不是反垄断的名词（monopoly）。严格地说是反对某些被认为是压制竞争的行为，但不一致，难以捉摸。
　　
　　莫名其妙的法律
　　
　　在美国，政府的某些部门可以按反托拉斯法例起诉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之间可以互相起诉，有些案件属刑事。有两个明显的规律。其一是没有见过小企业或不富有的被起诉；其二是不同政党执政反托拉斯案件出现的频率不同：在美国，共和党执政反托拉斯案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最后第六节。）
　　
　　
　　没有谁不同意人类最有价值的资源是他们的脑子。虽然我说过人类到最后可能因为自己的脑子了得而毁灭自己，但回顾历史，尽管互相残杀的蠢行为无数，人类因为脑子可以思想带来的进步是宇宙的一个奇迹。
　　
　　在人类称得上是有价值的资源中，只有脑子不可能不是私产。就是劳动力也可以被强迫作为非私有，但脑子怎样想外人无从知道。可以被破坏或被毁灭，但脑子怎样想原则上外人无从干预。在这个上苍主宰的运程中，脑子的产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经济学者吵了近两个世纪的共用品，即是无数人可以一起共用的。始于一八四八年密尔提出的灯塔例子吧。没有隔离使用者的权力，共用品收不到钱。建议共用品的使用不收钱曾经是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今天可能还是，但历史的经验说，以隔离权力来收取费用是人类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版权、商标、名牌宝号、商业秘密、发明专利等，都是隔离收费的例子。
　　
　　发明是共用品，专利法律协助隔离那些不付使用费的人。垄断是效果，虽然期限一般在十五至二十年之间（美国是十七年）。发明专利能保护的只是知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五节。）
　　
　　
　　关于知识资产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参与研究的学者无数，但一般不到位，其中一个困难是漠视了知识或发明属共用品——即是无数的人可以一起共享的。共用品的分析困难自成一家，我在《科学说需求》的第八章提供了自己满意的分析。本章讨论的发明可不是读书求学那种知识，其难度更上一层楼。
　　
　　一项发明是共用品，不把使用的人隔离难以收取费用，正如电影院要以门票隔离那些不付费的人。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性质不一样，但皆因持有者有隔离的权力，不付费不能使用。如果我们不管那些自发性的发明，或那些由政府资助的，那么没有专利或秘密的维护，发明收不到钱，除了自用所需的自创，大有市场价值的发明不会出现。研发的投资成本往往高昂，私人或企业下注要有点保护，但因为成果是共用品，某程度的专利是需要的保护了。
　　
　　
　　公海捕钓的比喻
　　
　　在上节我提到商业秘密会导致租值消散，但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外人的偷师或猜测这里有害那里有利，我们难以估计这消散带来的整体效果。我是行内唯一的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四节。）
　　
　　
　　好奇心或金钱之外的兴趣可以解释不少研究发明的行为。然而，为了金钱或职位而研究总要有一点知识的保护，即是要有权利选择拒绝某些要使用这知识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这拒绝权利可以源自一些特殊情况，或紧守秘密，或依靠风俗或法律。
　　
　　好些情况，自我保护不需要用上守秘的途径。个人的天赋或独特的风格会增加仿效者的成本。某些有垄断性的产品可以维护与该产品有特殊关系的发明。然而，这些情况不能一般性地提供知识资产的保护。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是重要的另一回事。
　　
　　
　　法律不需要协助，不能不协助，无从协助
　　
　　有大成的商业守秘例子不少。我提及过可口可乐与云南白药。制造最好的钹（一种乐器）的金属的提炼方法的秘密在一个家族中保存了几百年。古往今来最贵重的小提琴，由意大利的斯特拉第瓦里制造，其处理木材所用的油究竟是什么被他带进坟墓而失传。这些神奇的守秘效果是不需要法律协助的。人的脑子可以是那么牢固的保险箱，就是武力也不易打破。从可以安全守秘的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三节。）
　　
　　
　　还健在的阿罗（K. J. Arrow, 1921-）是个天才。精于数学经济，他和十九世纪法国的古诺（A. A. Cournot, 1801-1877）是两位我佩服的喜欢用数学思考的经济学者。我认识阿罗。他不走验证工作的路，但客观，想象力强。我自己少用数，但认为经济学需要有古诺及阿罗这种人。凤毛麟角，一百年一个，考虑走数学经济的路的同学要三思而后行了。
　　
　　
　　三个特征的意思
　　
　　阿罗一九六二发表的《发明的经济福利与资源运用》是重要文章，虽然好些地方我不苟同，但他提出了几个有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漠视。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但他综合起来发挥，思路纵横，牵涉到的范围甚广。他指出发明研究有三个特征带来困难：uncertainty，indivisibility，inappropriability。
　　
　　Uncertainty指风险。基本上风险无从量度，我喜欢代之以讯息费用，但大家接受的是发明的成果事前难以预料的因素大。阿罗认为人有规避风险的倾

　　
　　（五常按：本文是《知识资产需要保护吗？》的第二节。）
　　
　　
　　可能因为「思想」有点虚无飘渺，不易触摸，经济学者对知识资产应否受到保护这个话题比其他资产的保护更有兴趣。纷争历久不息，要把所有的不同观点写下来会是洋洋巨著，不值得的。今天尘埃略定，回顾一下，大概的观点分歧倒可说说。
　　
　　有四个不同的看法──我自己的是第五个。其一起自边沁（J. Bentham, 1795）、萨依（J.B. Say, 1803）、密尔（J.S. Mill, 1848）与克拉克（J.B. Clark, 1907）。这四君子认为以发明专利法律来保护知识资产是必需的。其二来自陶西格（W. Taussig, 1915）与庇古（A.C. Pigou, 1920）。这两位认为发明专利的保护是多余的。其三是普朗特（A. Plant, 1934）与巴泽尔（Y. Barzel, 1968）。这两位认为没有发明专利比有的好。其四是阿罗（K. Arrow, 1962）。基于霍特林（H. Hotelling, 1938）与萨缪尔森（P.A. Samuelson, 1954）的

　　正在集中思想写《受价与觅价》的第四章，却收到朋友传来埃尔登·德沃夏克（Eldon Dvorak）谢世的消息，享年八十。我这把年纪要不是自己先去，就是朋友先走，一个一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悲叹，也没有哀思。我要打断第四章写一篇埃尔登，因为欠着他，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说来也巧，埃兄谢世前个多星期我在这里发表的《风沙渡的启示》提到他：
　　
　　「同学们要拒绝平庸吗？生命只有一次，你要不要不凡的生命呢？四十五年前在长滩任教时，我很羡慕一位下班后回家享天伦之乐的同事，久不久策划一下举家的渡假大计的。倒过来，他很羡慕我。当时我正在动工写《佃农理论》，他跟进，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我听不知音，食不知味，苦不堪言，尽管骨子里满是杀手本能，却彷佛天天在风沙渡！」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我任职加州长滩大学。那是求博士论文题材两年而无所获的苦闷日子。当时教职市道好，论文还没有动笔就有六、七间大学招手，远至英国及澳洲等地。为了接近论文导师，我选教于距离母校洛杉矶加大个多小时车程的长滩，是助理教授，月薪除税后不到五百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