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室磨牙

　　
　　杨支柱
　　
　　2011年12月21日国土资源部网站上挂出《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其中“土地闲置满一年征缴20%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二年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再次引起热议。
　　政府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以高得多的价格出让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既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又获得了价差，已经是“空手套白狼”，还是两只“狼”。如果再以土地闲置为由向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征收闲置费或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那就变成空手套三只“狼”了。
　　禁止土地闲置貌似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但是它完全颠倒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使积极使用土地由权利变成了义务。如果挖松的土地裸露威胁周围环境，禁止权利滥用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考虑收取一定的土地裸露费。但如果只是没有利用，损失的是权利人自己的租息收入，政府有必要干预吗？土地不用至少还能在物体上保本，汽车、家电不使用会自行折旧，粮食、蔬菜不使用会坏掉，从避免社会总财富损失的角度，这些动产不是更应该禁止闲置吗？又土地使用权上可能存在抵押权，政府如果动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置不能使用土地的抵押权人于何地？土地使用权还能抵押得

　　
　　杨支柱
　　
　　“权衡利害的婚姻就是卖淫”是恩格斯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恩格斯接着以更大的篇幅论述了无产者之间的婚姻因为没有财产方面的考虑，从而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是唯一道德的婚姻。除了提倡婚姻中的男女白手起家共同奋斗之外，我跟恩格斯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
　　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并不能排除利害权衡。一方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理智正常的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吸引不可能如动物般仅是生理上的相互吸引，势必包含性格、名誉、责任感、学识、亲友的接纳程度等多方面的考虑；即使不直接考虑对方财富，但财富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仍然会通过作用于上述因素间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婚姻作为终身契约产生了相互的责任，因此光有相互吸引是不够的，还而必须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必须相信对方的责任感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而承担责任的能力在一个货

　　
　　杨支柱
　　
　　为什么《收养法》规定福利院为弃婴的唯一送养人，哪怕它根本没养过弃婴一天，甚至曾明确拒收？为什么国务院会批准以“捐赠”名义掩盖出口儿童实质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就算一时疏忽，为什么在衡阳、镇远、邵阳的计生办与福利院合作大规模抢劫、出口孩子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后还不废止？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减少中国孩子的国策影响，这一切显属荒谬。但是根据“孩子是负担”的计划生育理念，这一切就很好理解了：用“罚款”、“社会抚养费”的经济刺激鼓励计生系统遏制“多余的”孩子出生，用外国收养人的“抚养费”、“捐赠”刺激民政系统（包括福利院）把已经出生的“多余的”孩子送出去！
　　计生国策对《收养法》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收养法》第三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竟然将《收养法》自身的效力降低到国务院与各省、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之下。《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无子女”、“年满三十周岁”（1998年修改前是“年满三十五周岁”），第八条第一款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显

　　
　　杨支柱
　　
　　 北京的一个保安员从保安公司辞职后建立了一个黑监狱，“纠集了15名人员，以帮助地方政府维稳为名，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专门帮助地方政府拦截上访人员获利”，还打死了一个不听话的保安员。8月11日北京警方出动警力解散了这个黑监狱，解救了被非法羁押的外地上访人员，抓获了致人死亡的凶手。北京市将开展为期六个月的“治理整顿保安服务市场专项行动”，届时实现保安服务公司零截访、零违规。（2011年12月1日北京晨报）
　　 这个新闻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无疑是“与五个省市的政府签订协议”。人们不免要琢磨一个小小保安员如何想到这个赚钱的主意及其怎样才有实现这个想法的能量，同时也不免要联想到去年的“安元鼎黑监狱事件”、今年的湖南隆回的上访农民阳湘正被卖到河北的黑砖窑当奴工事件、河南洛阳计生干部赵志斐被误当上访人员打伤后抓回去扔大街上事件，对于北京警方能否实现自己的许诺充满疑虑。看来各地驻京办的主要职能就是“部钱进”和截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每当这种恶性截访事件发生，媒体几乎总是鼓吹上访有理，要让上访者说话，要把上访当作“

　　
　　杨支柱
　　
　　“前不久国家推出了下调和控制商品房价的政策，我认为很有必要。为响应国家的号召，
　　我有想法将五年前在南京、上海、北京、海口、广州、深圳、大连等地投资的商务办公楼、门面房和商品住宅，共计约两万平方米，按当时购置价格的九折出售，有意者请凭身份证明和联系方式回复邮箱guangbiaochen11@sina.com。”
　　这则陈光标22日发布的微博23日就被他自己删除了，但24日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陈光标对此的解释是“不到十小时就有数万人在邮箱中留下了证件及联系电话来报名” 。 陈光标称“不会卖给任何一个关系户，一定会首选那些有社会责任心的买家” 。什么是有社会责任心的买家呢？报道不详，陈光标23日贴出又于当天删除的一则微博的解释是：把商用房卖给做环保的公司，把住宅卖给对国家科技进步有贡献的人。
　　最近5年间中国大陆的房价大体翻了两番，按购置价格的九折出售对买方是巨大的利益输送，“不到十小时就有数万人”报名毫不奇怪。问题是陈光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难道不知道两万平方米对于整个房地产市场不过是

　　2011-11-19 来源： 金羊网—新快报
　　
　　　　■杨支柱
　　
　　　　用“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大”来概括“狼爸”萧百佑的家庭教育方式显然是片面的。萧百佑能把三个孩子送进北京大学（最小的一个还在读中学），更重要的原因不是“打”的教育方式，而是他家的客观状况：健在而且没有分居的和睦夫妻，酷爱孩子的比较“宅”的爸爸，所有孩子先天的禀赋都不差，年龄相差不大的四个孩子相互间的竞争、合作与模仿。这些条件缺了一个就不会有今天的“狼爸”。所以萧百佑说，希望他的儿女每人至少生三个孩子。
　　
　　　　萧百佑打孩子并不像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样是发泄或虐待，他是很讲究打孩子的艺术的：打孩子作为对犯规的惩戒要根据事先告知的规则进行，只用鸡毛掸子打（从来不用脚或者能致伤、致残的器械），不打脑袋和胸腹腰背部，十二岁以后不再打。这些都是国外教育专家赞成适度惩戒一派的经验之谈。相反那些刻意不打孩子的父母，一旦孩子不听话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自己怒不可遏的情形下打孩子，才真正成了发泄和虐待。
　　
　　　　上世纪80年代把三四个儿女都送进“一本”的，大部

　　
　　杨支柱
　　
　　我在11月5日新快报上发表的《公民行使选举权的年龄限制应予取消》招致了许多批评，其中数量最多的批评是说我美化现行选举制度，譬如有个网友说，“作者比那《皇帝的新衣》里的大臣更胜一筹，他在大赞新衣漂亮的同时还绘声绘色地指出如何修改那就更完美了。”但是我的主旨显然是从理论出发对将来的选举提出建议，我文章中以赞扬的态度提到现行选举法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改‘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的原则’为按人口比例分配代表名额”。这有什么不对？难道政府说猪肉好吃，学者就只能说猪屎好吃，才不会遭骂？
　　另一种批评是：“老百姓没饭吃，干嘛不吃肉呢？”按照这种观点，似乎我国应当把欧美国家选举制度走过的路重走一遍，先以一定数量的纳税额为条件赋予超出成年年龄若干岁以上的成熟男子以选举权，然后再逐步废除纳税额限制、性别限制并降低年龄限制，最后才能讨论未成年人应否有选举权的问题。但是选举权并不是社会福利，需要随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或逐步惠及更多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模仿早期民主国家的实践按部就班地建立和

　　
　　杨支柱
　　
　　当下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正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各地进行，关于选举问题的议论不少，其中一个颇有些影响的观点认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全民公决（人民直接当家作主）将取代代议制民主——其主要矛头显然是指向以欧美为代表的直接选举的代议制政体；这如果不是外行在说胡话，就是“五毛”在为中国人民画饼充饥。
　　全国人民都不生产、不照顾自己的孩子、老人了，天天听别人谈论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和立法技术问题，然后投票表决？即使这样，通过的法律和决议也必定是低质量的。选举为什么要划分选区？还不是因为每个选民能获取的信息有限。遑论多如牛毛的立法事项！全民论证虽然全面，却必定流于浅薄，同时任何人都无法听取全民辩论。1000人的会议相比300人的会议，讨论问题的困难已非常明显，全民辩论注定只能是画饼充饥。代议制结合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贤人政治的功能（选举尊重民意，代表或议员非贤即能），全民公决怎么取代？网络技术进步对政治进程的主要影响，也许是对于那些公众关注度极高的法律的制定，增加一个公民复决的程序。
　　我国是号称人民当家作主而非人民

　　
　　10月28日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播出了1月前对我的采访，是来我家采访的，不用化妆，删得也不算多，比以前几次出息凤凰卫视的节目感觉好多了。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110/db33e81b-5bd9-48a6-b66e-c3e998970dc2.shtml
　　
　　就丁克问题回应闾丘露薇

　　
　　杨支柱
　　
　　此处所谓精神病人指法律上的精神病人，也就是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症状轻微的精神病人和偶发重症精神病已经治愈者不在其列。
　　黄凯平先生10月22日在新快报发表的《法律应该限制精神病人结婚生子吗？》一文中提出，“只要精神病人没有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她）就有自主结婚生子的权利。”这个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民事诉讼不告不理，除非利害关系人试图通过诉讼让精神病人的配偶、父母承担精神病人的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否则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序无法启动。事实上，绝大多数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都未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一旦发生纠纷并且因本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而经过法定程序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其法律效力是溯及既往的。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宣告，其效力也是溯及既往的。
　　从理论上讲，无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被认为其智力和精神状态相当于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在我国也就是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们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