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rens of Thought-思想大杂院

就在全中国最贵的铁皮超越5.2万元的前一天，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仍在说：解决上海交通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用车成本。末了再补充一句：因为中国情况特殊，人口太多。

通过提高用车成本来缓解交通问题这个论断的依据是来自一个最最基本的经济学要义：用市场价格来调节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就该要义而言，没有错。

但这一要义的前提是“市场价格”，而非泛指的“成本”。于是乎，这样一条原本很明确的要义，到了不甚高明的经济学家那里，变成了：通过提高成本来限制资源流通。这就错了。末了还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国情决定的，那就错得离谱了。

用一块最贵的铁皮来作为缓解上海交通压力的做法，确实是最节省的做法，但这只对当局者言。因为这是最懒惰的办法。

解决上海交通问题确实很复杂。但是最复杂表明可做的事更多。为何上海的道路建设到现在为止都让人觉得一团乱？为何上海的出行成本如此之高，而公共交通系统还抱怨亏损？为何上海的公交站台设置如此混乱，轨道交通换乘如此麻烦，人为造成拥堵？为何上海的轨道交通既不实行24小时运行，也不缩短班次间隔时间，却照样老是出故障？为何上海街头拥

【此片报道经该校某“能人”运作，不准上网，我姑且转载一下试试看】


“人耳鼠”真相
——质疑者与候选院士的交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上海报道

23例手术中，有许多个案未办理正规住院手续，未建立病人档案

“为了竖一个标杆，可以把各项荣誉都集中堆在一个人身上，还不能让他倒，要拼命地维持现状，旗一定要扛下去。就像吹泡泡，泡沫吹得越大，牵涉面越广，越不能让它破”。 

“一只假耳朵，骗取三个亿。”10余年来，仅国家“973”、“863”投入到曹谊林研究团队的科研费用就达6000万元。加上其他投入，累计科研费用达3亿元左右。这样的重视程度与投资力度，国际国内都十分罕见

因展示反响热烈，回上海后，市科委的领导示意，让曹谊林将材料取出，证实是真的耳廓软骨，以作为实验成果予以长期保留。曹谊林却告诉商庆新：“这不可能。”在商庆新不知情的状况下，曹谊林让研究生将老鼠予以“处理”，那只闻名天下的“人耳鼠”就此一命呜呼。

“如果我追求名利，当初

主力一，左手一本柏拉图，右手一本论语。曰：大国不可不王也……

主力二，左手一本德勒兹，右手还是一本论语。曰：破碎的现代魂灵已进入我的血液之中……

主力三，左手一把钞票，右手仍旧是一本论语。（画外音：砖家点评）曰：大国关系暗流汹涌，各利益集团角逐未名湖下的石油资源……（画外音：数钱，快数钱）

复旦学校内有一个“经典读书计划”，是专门针对一年级新生，培养阅读和思考的兴趣的。那么最受这些刚进校的小朋友欢迎的书是哪些呢？一是《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二是《妙趣横生博弈论：事业与人生的成功之道》。

也许又有人要喷了，放着古今中外真正的经典不读，只想着赚钱和职场成功术。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怪这些小朋友，社会的大环境使然。“万恶”的高考教育指导下，进校的小朋友大都什么都不懂，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最感兴趣的励志赚钱书籍无可厚非。【其实这两本书的内容也不是啥赚钱成功学，虽称不上“经典”，但也不失为好书】

这也是我想对现在发生的复旦登山事件的评论。社会舆论指责复旦的较多，当然这也有些是复旦bbs某些人兴风作浪的结果。这些ID都是复旦的老ID了，有些根本已经不是普通的本科生，他们的说法代表不了复旦本科生的想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句老话没错。我在复旦教书这几年，接触成百上千的学生。不学无术投机专营的见过不少，但我更看重那些真正的好学生。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已经够了。他们才代表复旦学生的素质。

所

这原本应当是个普通人常问的简单问题，但如果想多了，确实能使许多人“精神分裂”。

中国的“特色”之一是，一切都发生得很快。记得大约上半年的时候，全国上下还在齐心一致强调“内需”。转眼之间，连街头老太太似乎都成了通胀专家。

以前股市疯狂的时候有句老话：等到街头拎菜篮子的大妈也开始炒股，股票就要大跌了。

这句老话我想用在现在也挺适合的，当街头老太太都谈论通货膨胀的时候，真的是该考虑考虑到底我们的钱出了什么问题了。

当前的通货膨胀论调，大致上有四种。一是通胀进口论，由于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涨价引发的。二是美元贬值论，全是由于美帝不负责任。三是游资炒作论，游资炒作绿豆、姜、蒜、辣椒等农产品，炒出了通货膨胀。这三种基本上是官方论调，也非常符合强国论坛的调调。最近发改委以及一些热爱阴谋论，痛恨美帝国主义以及权贵奸商忘我之心不死的爱岛人士，基本上拿以上三条说事，而且常常把三种理由凑合在一块打打组合拳。第四种论调则是所谓的民间论调，也多多少少是许多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持的观点：超发货币，央行超发43万亿货币引起通货膨胀。

我稍微

九月九日忆山中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遍插茱萸少一人。

巴斯夏：如果我们只由直接和表面的效应来评判经济政策，则我们将不仅不能获得所要求的结果，而且注定要，并且越来越多地破坏自由；从而失去我们通过有意规划所希望得到的更多的利益。

这是对于当前政府宏观政策、那些欺世盗名的政策建议者、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以及广大渴求政府如春风般普施救援之手的民众们的最好评价。

“新京报”报道：王鹏案的办案民警石志刚说：“必须按照我说的，不要把你弄成第二个赵作海。赵作海没犯罪还在牢里那么多年，我搞定你还不是小菜一碟。”这下是不是应该对“新京报”来一个“双起”？

“一旦与警方对抗，造成警察被伤害，全国的警察都将诛之。”这是重庆公安局长说的，但是如果改成，“一旦警察抢尸，造成人民被伤害，全国的人民都将诛之”，行不行？

说实话，小时候我是很喜欢警察的，所以到现在打CS我还是一直选警察。重庆公安局长这篇讲话稿我也觉得水平还是蛮高的。但是怎么就会让许多人看着不舒服？

也许是因为，公安局长谈警察维权，却回避了警察怎么会没有尊严的？

我总是一个启蒙时代的老古董，天真的认为个人的尊严是要个人去争取的：人傻不能怨社会。同样，警察的尊严是要警察自己的行动去争取的，不能靠诛一诛，搞搞搜“双起”，把尊严当成法律来办，就能挽回面子的。

现在普通人之所以不喜欢警察，也许有些片面的因素。可是一天到晚我们看到侦破案件、保护公民、排难涉险没你警察的份；抢尸、强拆、刑讯逼供、跨省追捕却到处有你的份，换作谁（李刚儿子除

平顶山市要把居民幸福指数纳入官员考核，沭阳要把“忠于配偶”纳入官员考核，陕西把校舍安全纳入官员考核，绿色GDP要成为官员考核也说了许多年。

大家都在谈改革官员考核体系，但似乎指向都是如何把更多的东西塞入官员考核：什么方面出现问题，什么就变成官员考核指标。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意义呢？

我始终认为，要推究政治行为的意义，就要将之降低到动物层面来看待。假设上头派一头狼去管理一群羊，然后规定：羊掉膘了狼要受处罚；羊少了狼要受处罚；羊瘸了狼要受处罚……总而言之狼要为羊的一切不幸承担责任。那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能够预想到的最可能状况是，狼吃了羊，造成“群体性事件”，狼就地免职，异地任免。

这就是我对现在那种官员考核体系幻想的评论。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反对任何的官员考核，而是认为在现有的权力框架下，官员考核的效果不过如此。相反，过多的官员考核反而会逼出变态行为。官员考核逼出了强拆，逼出了抢尸，逼出了截访，逼出了形形色色的宜黄官员。

试想当一个人被赋予在权限范围内近乎生杀予夺的权力，然后再根据一套

昨天是上海大火的头七，哀伤的气息尚在微凉的风中萦绕难去，不了今日又传来蔡定剑教授去世的噩耗。

Twitter上看到有人记叙前些日看望病重中的蔡教授，谈到他毕生之愿望：望中国实现XZMZ。一时间心中除了沉重外，竟无言以对。

逝者已逝，望生者不要离弃逝者之愿，这是人类前行的动力。

这又是现代社会中很常见的一种误识，不管是自由市场的信奉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把一切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政府行为称为政府干预。比如许宝强曾经“篡改”的所谓“自由竞争的真义”，认为斯密主张政府有选择地干预。理由很简单，斯密主张市场行为受到法律规制，斯密曾经提出过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

这不是中国特色的观点——尽管它很受某些人士欢迎，它是近些年来所谓“批判思维”——其实无非是某些人为了谋饭碗的遮羞布——流行后出现的一股潮流。比如某位非常非常smart的米国教授到中国演讲，讲述当年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实际上对法国的红酒贸易征收高关税，管制具有竞争性的商品进口，因此所谓的自由贸易在政府干预的现实世界中简直是个笑话。

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混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政府参与经济不等于干预经济。

亚当•斯密当年确实论述了政府的三项义务：保护社会、保护个人、建设和维持公共设施。但是否这就意味着放弃“自由放任”？许宝强别忘了，斯密在论述政府三项义务之前还说，政府尽到这些义务，是为了天赋自由的制度能够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