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的博客

　　三、影响的焦虑与“另一种写作”
　　
　　在代际划分频繁而其具体所指又显笼统的时代，“代”的作家将如何呈现自己的创作进而成为指认的对象？这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虽然，就理论的角度，《影响的焦虑》针对的是“一种诗歌理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它从代际的角度看待世纪之交的文坛现象。按照布鲁姆的看法，“后来诗人”总是处于传统影响的阴影里，这使得“怎样才能摆脱这个阴影，使自己的诗作‘显得’并未受到前人的影响，从而仍然足以跻身于强者诗人之列呢？”成为了“后来诗人”（“后来作家”）思考的问题，并进而形成了“影响的焦虑”，“即对于传统影响的心理焦虑，或由于传统影响而引起的焦虑感”，这样，“后来者”便试图尝试用各种有意和无意的对前人诗作的“误读”、“修正”以及“逆反”，达到有意回避同时也是削弱或消解传统的目的，从而树立起自己的风格 。应当说，“影响的焦虑”对于世纪之交“几代”作家的创作来说同样有效，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批评者通过他们之间的“差异”讲述中读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几代”作家的“近距离”、共时性登场更容易让人们看到其“整体”的

　　二、代的“法则”及其构成状态
　　
　　以“代际”的方式对世纪之交作家进行划分，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的方法移入文学的结果。由于一批年轻的作家还有很大的写作空间，而文学史的考察、命名又不可避免地滞后于文学创作之后，所以，以代际的方式对晚近的作家作品进行划分就具有相应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但是，这种暂时性的划分方式的缺欠也是明显的，其简单化的作法和模糊性的概括将牺牲大量有价值的材料和写作个性，并极有可能主观地加上许多牵强的元素。因而，其一旦进入历史的淘洗和沉积阶段，问题就会变得越发明显。
　　鉴于“代际划分”的优缺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已为很多人涉及，所以，这里有必要“追究”代际划分的如何生成以及如何真实反映了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状况。首先，代际划分体现了作家的表意“欲望”、“焦虑”与“认同”情结。从“60后”（本文以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为主）、“70后”、“80后”文本以及文本之外的行为可知：这些作家在共同汇集世纪之交文坛的状态下，都有真切表达自己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以及人生态度即是文学态度的欲望。从“60后”“新生代作家”的“断裂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表意“欲望”的实质是一

　　——关于新世纪一种文学现象的考察
　　
　　 对“代际”或曰“某某一代”、“某某年代出生”作家群落的关注显然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而其在近几年不断呈现出自我衍生的趋势，既反映了文学创作队伍规模的“自然”增加，同时，也反映了批评与指认的自我认同与惯性逻辑。如果可以简单地回顾新时期以来30年文学发展的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以“代”来命名和研讨文学创作，在80年代还仅限于相对于“朦胧诗”的“第三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但直接以出生年代探讨某一群落创作还未出现。进入90年代以来，以“代”的方式集体登场主要包括华艺出版社两次推出的“晚生代丛书”（分别为1995、1996年），李师东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推出的“新生代小说系列”（1996年），海天出版社出版、“新生代书丛”系列（1996年），王蒙主编、长春出版社推出的“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1998年），但直接以明确出生年代意义的“代际”进行命名和集体出场则可以从《小说界》1996年推出的“70年代以后”的栏目算起。此后，《钟山》、《花城》、《大家》、《山花》等刊物也相继刊载“70后”作家的作品，而其中又以1998年夏天《作家》第7期隆重推出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产生的影响最大。及至世纪初，“70年代以后”或更为简约的“70后”得到约定俗成的认可之后，代际划分也按照自然推演的逻辑向前、向后延伸：“80后”、“90后”以及“60后”等相继登场，使创作与批评意义上的“代际”划分呈现出近乎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态势。近年来代际划分频繁出场的现象，自然包括了许多需要澄清的历史问题，而本文以“出场”和“焦虑”为题展开分析，正期待以此为线索揭示当代中国的文化境遇。

　　1《朔方》2011年2期（10首）
　　《沉默之谷》《白天正持续到来》《枕边书（之二）》《长城》《回望天山》《在结局和开始之间》《从西部邮来的诗集》《在居住地》《经历》《我想去一次西部》
　　
　　2《星星诗刊》2011年3期（3首）
　　《夏天》《火车》《回忆之书》
　　
　　3《2010年中国诗歌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1首）
　　《白马》
　　
　　4《诗歌与人》2011年2期（10首+随笔）
　　《沈阳的夜》《被雕刻的时光》《去新民》《关于父亲的诗》《夜宿乡村》《浑河之南》《黄昏的乡村》《四月的表达》《白马》《春天的世界》
　　
　　5《黄河诗报》12首诗2011年第13卷（12首+随笔）
　　《身体里的故都》《十月，车过华北平原》《白天正持续到来》《未名湖畔的思绪》《城市夜行》《异域的短歌》《在地铁车厢里》《追随记忆回到沈阳》《沈阳的诗篇》《给女儿的抒情诗》《一个人的故都》《重返故都》
　　
　　6《诗歌月刊》2011年4期（1首）
　　《缓慢，或者说空白一片》

四、走向当代的诗歌
　　
　　诗歌大众化、走向民间之后，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此即为诗歌队伍的变化。正如艾青结合《讲话》精神指出的“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诗，更提倡老百姓自己写的诗，提倡不离生产的工农兵大众写的诗。”[15]从大众中涌现诗人，既是诗歌与群众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印证诗歌民间化、通俗化的必然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直至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在解放区诗坛产生一定影响的诗人，除了陈学昭、邵子南、柯蓝、闻捷、白原等之外，还包括农民诗人孙万福。民歌诗人李有源、汪庭有等，其中，孙万福的《高楼万丈平地起》，李有源最初创作的歌词《东方红》，汪庭有的《绣金匾》，都是经久传唱的名作，这些诗人的涌现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已体现延安诗歌向当代诗歌的过渡趋势。
　　与不断涌现的诗人现象相比，贯穿整个延安诗歌的领袖、革命家诗作，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内容。可以想象的是，在延安时代，领导者对诗歌的喜爱无疑会对诗歌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后期延安诗歌密切相关的民歌搜集、采风，正与毛泽东一向重视民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探究这种关系，必将会敞开新的话语空间。
　　随着

三、表现形式的更新
　　
　　 后期延安诗歌最能体现其民族化、大众化方向的，当属诗歌表现形式的更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会后的整风运动，曾将作家、艺术家应该到群众中去，深入工农兵生活，努力学习群众文艺和民族艺术传统，作为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一环。还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仅七天，毛泽东就到鲁艺讲话，号召大家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12]为了响应号召，6月上旬，边区文委就组成了有吴玉章、柯仲平、艾青等12人参加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准备对文协及各团体文艺工作者进行编队，集体下乡入伍。由于此时已进入全面整风时期，文艺下乡尚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所以，文艺工作主要集中在延安城区和市郊的文艺宣传上。由艾青负责的《街头诗》就是在这一阶段创刊的。与此同时，诗歌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宣传，又一次在延安文艺界展开了。9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展开街头诗运动》

二、写作方向的转变
　　
　　随着《讲话》确立了后期延安的文学体制，文学创作的方向也变得单一、明确而集中起来。但与日后普遍出现在延安诗歌创作中的内容、形式上的变化相比，文艺工作者首先进行思想改造或许显得更为迫切。而事实上，5月的《讲话》，6月批判王实味，7月进行“反省活动”，也迫切需要作家、诗人们予以表态。1942年之后的延安，社会生活已不能再容忍诗人、作家们继续“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6]，因而，自我忏悔、对往日自我的弃绝就成为包括诗人在内的文人群落从事一切活动的基本前提，并直至在真诚而无情鞭挞自己灵魂和否定自我的过程中，达到茫然失措甚或失去理性的地步。
　　被后来很多材料证实在“整风运动”中“带头忏悔”的何其芳，曾在《讲话》尾声，会议进入自由讨论、发言阶段时，率先站起来表态：“小资产阶级额知识分子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7]但就现实情况发展来看，这并未使何其芳“避开”是年6月19日，吴时韵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的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在整风

——论延安后期诗歌
　　
　　
　　 与整个延安文学一样，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标志着延安后期诗歌的到来。此后，延安诗歌创作，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如果将这一变化置于更为广阔的视野加以考察，便不难发现：诗人的身份与队伍以及创作方式的改变，也同样参与了后期延安诗歌的历史化进程。因而，如何准确的把握这一过程，自然就成为全面认识后期延安诗歌的逻辑起点。
　　
　　一、文学体制的确立
　　
　　作为延安文艺整风的重要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不仅是划分整风和解放区文学前后期的标志，而且，也对此后的文艺发展方向和体制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如果仅就延安整风的初衷来看，《讲话》的出现及其“转折意义”却带有某种独特性。1942年春，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主持下拉开序幕的延安整风，其主要目的是在全党干部中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使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和国民党重重封锁的现实条件下，获得思想上的空前统一，进而夺取中国革命走向最终

　　原文地址：“2012中国诗歌海南年”计划拉开序幕作者：李少君
　　“2012中国诗歌海南年”计划拉开序幕
　　
　　王东东、八零将应邀参加首期
　　“诗意旅居·海南森林城市中国诗人生活创作周”活动
　　
　　经过精心的准备和筹划，1月4日，“2012中国诗歌海南年”计划将拉开序幕。此前，在全国公开征集和组委会遴选，青年评论家、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王东东、安徽青年诗人八零获邀参加首期“诗意旅居眠坭森林城市中国诗人生活创作周”活动，并于2012年1月4日至11日在海南森林城市度假酒店展开为期一周的活动。随后，2010—2011海南岛诗歌双年奖八万大奖颁奖典礼、海南十大校园诗歌巡回朗诵、当代诗歌之“诗歌海军”研讨会、第二届王锐油画征诗活动、《海南当代诗选》首发式及研讨会、两岸四地诗画联谊会、第二届海峡两岸诗歌高端论坛、海南“70后”诗歌朗诵会、博鳌中国诗歌论坛等将陆续举行，将采取“一月一个活动”的形式，在持续一年的时间里，掀起一个又一个诗歌高潮。
　　“诗意旅居眠坭森林城市中国诗人生活创作周”活动由海南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海南省青年诗人

　　——从陈陟云两首关于“雪”意象的诗谈起
　　
　　 客观上说，选择这样一个角度进入陈陟云的世界是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的：为何一个长期生活在广东的诗人会写到“雪”？也许，“雪”在诗人当年北京求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何保持一种“新鲜的记忆”并将其融入两首诗即《另一种雪景》、《遥想远方的一场雪》之中，却极有可能与“另一种感受”有关，至于由此深入陈陟云的诗歌，或许会发现一方不一样的世界。
　　一、“猜想”南国诗人
　　在《另一种雪景》的开头，陈陟云曾写道——
　　深爱着我的人，伤害我最深
　　每当想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句子
　　冬天便铺满我全身
　　雪景渐渐清晰
　　
　　这些突如其来的句子，使诗人轻易就联想到寒冷的冬天，“还原”渐渐清晰的雪景。显然，诗人的叙述很容易让人“确认”这段刻骨铭心记忆的发生时间。那时，“我看到她们在雪地上清理我的遗物”。是什么原因让“我”远离？诗中并没有交代，但季节的转换与轮回（如诗中的“枫叶”、“夏夜”、“春水”）却诉说了时间的悠长与流逝的无奈。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