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专栏

　　
　　1、有一种观点将“主文化”分为“主导文化”与“主流文化”两种，前者是由权力支配的文化，即“主旋律”文化；后者反映的是一个时期的趋势，即“大众文化”。那么“恶搞”作为一种亚文化，抵抗的是哪一种主文化的话语霸权？恶搞的存在是否意味着话语霸权的打破？
　　
　　我没见过这种说法，但能理解这种用法。我觉得从翻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主导文化”还是“主流文化”，可能都跟dominant culture有关。也就是说，这两种说法可能是dominant culture的不同译法。而dominant culture在英语语境中有其特定的涵义，一些学者在使用时也会赋予它特殊的意义，比如要理解威廉斯所谓的“主导文化”，就需要在它与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新兴文化（emergent culture）的关系中思考。
　　我在使用“主流文化”时，习惯于让它指涉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这与你所说的“由权力支配的文化”意思相近。
　　我个人的感觉是，恶搞作为亚文化，主要抵抗的是“权力支配的文化”的话语霸权，而它与大众文化更多是一种互渗与互动的关系。我所主编

　　
　　大约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听到大学校园里有这么一种说法：所谓名著就是谁都觉得应该读但是谁也不读的经典作品。这个调侃式的说法仿佛一语成谶，预示了名著未来的命运。似乎也正是从那时起，关于名著阅读现状的相关调查屡被披露，而调查结果则往往让人忧虑。比如，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就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状况向1000名大、中学生发放调查问卷，结果如下：喜欢看但没时间看的占54%，太长了、看起来很吃力的占15%，太难了、看不懂的占4%，其他占4%，选择很欢迎的仅占15%。结论是85%的大、中学生不读外国文学名著。（参见桑永海：《中国学生为什么离名著越来越远》，《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有学者连续六学期（2000－2003）对3000多名大学生（山东农业大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有86%以上的学生虽然课余会去读小说和少量的当代散文，但其中70%者主要是对当代武侠小说感兴趣，部分学生对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几乎全部阅读，而没读或不打算读《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学生却不在少数。还有30%左右的学生只阅读网络文学与部分畅销书，更有25%左右的学生坦言，课余时间除上网和读休闲娱乐

　　
　　1、您曾经是文艺青年么？那时候身边有那些文青？
　　先正名。我记得80年代的说法是文学青年，文艺青年是后来的叫法。特别是去年以来，随着“三种青年”的出现和以此类推的造句，文艺青年的叫法好像更火了。以前的文学青年似乎是对一种事实的描述或认定，现在的文艺青年自然也有这种功能，但好像还有一些反讽的意味。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准确。
　　所以确切地说，我觉得自己是文学青年，因为选择读中文系当时确实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后来如愿以偿，便大半辈子与文学为伍了。或者也可以说，我曾经是专业文学青年，普通（业余）文艺青年。
　　正因为学的是中文，我身边可能都是一些文青。
　　
　　2、说80年代产生了一批文艺青年，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才诞生了那么多文艺青年？那时候文艺青年的代表有哪些？
　　简单地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精神高扬的年代，是春青焕发的年代，是“减去十岁”的年代，是大家扎堆儿争做青年的年代。举个例子，当年有个诗人叫杨牧，写过一首《我是青年》的诗。当时诗人已36岁，额头有皱纹，脑袋已谢顶，但他依然在诗中反复说：“我是青年——/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

　　

　　聂尔先生下周过来做两场讲座，第一场在北师大，时间是4月19日晚七时，具体情况请见下面的海报信息。第二场是4月20晚六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二层会议室。错过第一场还可以赶第二场。
　　
　　
　　
　　北师大的海报信息如下：
　　
　　
　　
　　〈文心讲座〉
　　
　　
　　
　　漂泊的文学——散文与人和物的关系
　　
　　作家：聂尔
　　
　　
　　
　　主持：赵勇 教授
　　
　　主办：脉动文学社 文艺学研究中心
　　
　　时间：2012年4月19日（星期四）晚七时
　　
　　地点：北师大主楼七层励耘学术报告厅
　　
　　
　　
　　作家简介：聂尔，现任山西省晋城市《太行文学》主编，晋城市作协主席，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198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作品包括散文随笔、文学评论、小说和诗歌等，出版有散文随笔集《路上的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最后一班地铁》（花城出版社，2008）、《隐居者的

　　
　　1．作为北师大文学院教师，您如何评价王小波今天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这个地位是否存在着一个标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对王小波的阅读情况。
　　王小波去世那一年（1997年），我买回了他在大陆出版的所有作品并通读一遍，甚至连他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思维的乐趣》（1996年版）、他与李银河合著的一本学术著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1992年版）也买到了。随后我又购买和阅读了一些学者谈论王小波的书，如《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等。坦率地说，阅读王小波给我带来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感受和体验，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小说《时代三部曲》中我更喜欢《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中我又更喜欢那篇《革命时期的爱情》。王小波的杂文随笔也写得好，虽然不是篇篇都好，但总体上水准很高。
　　作出如上交待是想说明，我对王小波的判断是建立在对他的作品比较全面的阅读基础之上的。
　　如果我来评价王小波，我会觉得他应该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享有较高地位。我认为他的写作是一种智性写作，甚至是一种带有

　　
　　1、目前“混搭”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您认为“混搭”艺术形式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注意到“混搭”首先出现在时装界，其英文说法是Mix and Match。我手头也正好有本包铭新写的《时髦辞典》，说的就是时装界的新词，但这本出版于1999年的书却没收“混搭”。这至少说明，“混搭”在世纪之交还没有流行起来。
　　由“混搭”我也想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拼贴，英文是Collage或Pastiche（这两个词的意思并不一样，但有时都被译为“拼贴”）。所谓拼贴，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制作方式，就是把各种差异性的因素组织到一个文本的平面上。德里达对此有专门解释。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便已成了气候。
　　由“混搭”而想到“拼贴”，我想说的是若去寻找“混搭”出现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拼贴”那里？以前总是在说艺术模仿生活，其实现在经常是生活模仿艺术。这样看来，“混搭”或许就与“拼贴”形成了意味深长的联系。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
　　
　　2、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混搭热

　　

　　(按：这是应《法治周末》编辑之约写的稿子，时间紧张，写得匆忙，字数所限，一些地方没有展开。前面是原稿，后面是经编辑编发过的文本）
　　
　　
　　自从发表“韩三篇”以来，韩寒又成了舆论风暴中的人物。先是“韩三篇”招来广泛争议，后有麦田、方舟子质疑，引发一场口水大战。我对“代笔门”并无多大兴趣，倒是由此兴起的倒韩事件颇耐人寻味。一个被媒体声称为“公知”、公民的人物，忽然又变成了媒体所谓的“公敌”，无论如何是一件让人看上去诡异的事情。也许，我们到了盘点一下韩寒和韩寒现象的时候了。
　　
　　时势造英雄：反叛教育体制
　　
　　众所周知，韩寒出道于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名于第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三重门》的文学价值虽然值得商榷，但这部小说因出自一个“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的高中生之手而备受关注，他的写作才能和写作行为本身也给了现行教育体制当头一棒。于是韩寒横空出世，他被众多媒体塑造成了教育体制的反叛者。
　　这种反叛可以有多种解读，我的看法则倾向于“时势造英雄”。一个时常为人忽略的背景是，自《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

　　
　　2011年是我的本命年，根据以往经验，过本命年我往往会走点小运。这个本命年又会有什么动静呢？新年伊始，我就对这个神奇的年份充满了期待。
　　果然，我的好运如期而至。2011年1月26日，第一期购车摇号的结果公布，我榜上有名，顿时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像中了大奖。儿子放学回家，听说我一摇即中，便以他那惯常的不屑口吻哼出一句：狗屎运。
　　这个狗屎运来得也算是时候。我有买车的念头已有两年，但每每看到北京城拥堵的盛大场面，就觉得弄一辆车回来，既在马路上添堵又给自己心里添堵，是一件比较二的事情。于是买还是不买，这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在我心里纠结了两年。两年头上，也就是2010年12月，忽然听说政府将有限购的政策出台，人们已开始像抢购大白菜一样去抢小汽车了。我去家门口附近一家4S店转一圈，果然发现人满为患，各种车均无现货。
　　我也去抢一辆回来吗？不抢了。摇自己的号，让别人去抢吧。而我敢如此气定神闲不从众，自然也拨拉过自己的小算盘。既然是摇号嘛，像我这种老走背字的人哪有一摇即中之理。摇不中，我便可以继续纠结，延宕我的购车计划，老婆孩子埋怨我时也有了推托的理由。但我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