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人家

　　
　　
　　最近因为读一本俄罗斯小说《“百事”一代》，开始对广告敏感起来。作家佩列文的这本小说写于1999年，以此为基础拍摄的电影也于今年在俄罗斯上映。主人公塔塔尔斯基是俄国的七零后，大学时原本怀揣文学梦想，却在苏联解体后沦为街头杂货店的售货人。在社会解体、民生凋敝的俄罗斯，平面“风景”（街头与荧屏）的生产取代了工厂的生产，成为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行业。塔塔尔斯基在昔日同学的劝诱下，也开始在广告中释放他的文学才华，以换取美元。小说中未曾明言、而所有俄罗斯读者心知肚明的背景是，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市场经济一片混乱，商品生产下滑严重，人民更因为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财产损失而陷入贫困。当人民捂紧口袋的时候，广告如何再拿物欲来做文章？小说的解构意味或许在此：只有当物的符号意味取代物的使用价值在广告中运行时，广告对大众心理的植入才是有效的。
　　
　　塔塔尔斯基由此开始了他的“广告诗”创作。一次，塔塔尔斯基的老板建议，鉴于苏联解体后大量欧美品牌将在俄罗斯的市场上展开竞逐，因此广告人应未雨绸缪，及早为这些品牌的登临做好准备。而从美国舶来的广告理论宣称，当跨国公司进入俄罗斯时，必须将其原有的营销方式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商品才能准确地捕获目标人群。。例如，“雪碧”（Sprite）的广告是“Sprite—the uncola”，其策略是将雪碧的价值定义为可乐的反面，一种可乐之外的另类选择。不过在俄罗斯等前“集权国家”的消费者眼中，由于可乐等价于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那么“非可乐”这一公式就映射着反民主、反自由的内涵。塔塔尔斯基思考至此，脑海中灵光闪现：鉴于目前严重的金融崩溃和社会动荡局面，军事专制和强权政治将呼之欲出，以取代当前的放任政府。无助的人们亟需在潜意识层面注入一剂强心针，而“雪碧”的口号刚好能够释放这种催眠的成分。不仅如此，塔特尔斯基还玩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文字把戏：“Uncole”的俄语发音十分接近于一个俄国人的姓“尼科拉”。这样，一个大众阶层的模特、一个慑服人心的口号都已具备，广告词便可考虑为：雪碧。尼科拉喝的非可乐。
　　
　　据俄罗斯的朋友介绍，这个具有戏仿色彩的文学虚构，后来竟真的被俄罗斯的一则格瓦斯广告所采用。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今天在超市所看见的雀巢咖啡的新广告，广告拥有一个可辨识的代言人：韩寒。他手执咖啡杯，空白处是广告词：你“敢”有不同的味道吗？（“敢”字被特别加以突出）如果你读懂了上面那则雪碧的广告，或许我们也可以将广告改写为——雀巢：韩寒们“品味”出的自由味道。
　　

　　流行文化热衷制造这样的表述：一辆名牌座驾驶入画面，车门推开，着高跟鞋的纤细的腿迈出来，踏上红地毯。同理，车里走出来的，还可能是一位衣冠楚楚的魅力男性。他们将佩戴/携带所代言的产品，面对镁光灯背诵商家的台词。但总之，脚通常是先于光鲜的面庞，意怀挑逗地跨越车门，步入我们的欲望视线。
　　
　　对于“伸出车门的脚”这一经典图示，大概任何一个蹩脚的广告脚本导演都不会忘记加注上“缓缓地”，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在我们的文化中，“伸出车门的脚”这一瞬间虽然短暂，但对于屏幕前的观者却具有充分的心理延迟作用。观者对这一幕中“残缺的肢体”饱含深情，一方面在于对即将以全身形式出现的崇高客体满怀期待，同时也达成了某种移情式的效果：对自己由车中款款而出之可能的回味。
　　
　　近来沸沸扬扬的公务员擦鞋事件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了无数话语，公权力、尊严、公仆意识。这更像是一起符号学事件，照片极为简洁，组成构图的三个关键因素是：擦鞋妇、伸出车门的脚、一个可供辨识的公务车牌号。它一个字也没说，然而却又将一切都道尽了。当它极为高明地再次使用“伸出车外的脚”这一策略时，大众这一次拍案而起了——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是那半截小腿，而只能认同为擦鞋妇。所以他们的要求是：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头来！
　　

　　你这位执迷者，无法认清自己的本质，就像那在秋天凋谢并摇摇欲坠的一片树叶一样：这片树叶为自己的逝去而悲叹，丝毫没有想到在来春树上又长满了新鲜绿叶而感到有所安慰，而是大声诉苦说，“那些绿叶与我怎么会是一样！那些完全是别样的树叶！”啊，愚蠢的叶子！你将要到哪里去？别的树叶又从哪里来？你是那样害怕坠入无的深渊，那“无”是在哪里？认出你自己的本质，认出那充满对存在的渴望的东西，然后在树木的内在、神秘、蓬勃活力里面重又认出这同一样的东西。这树木的活力存在于一批又一批的树叶里，永远是同一样的东西，不为生、灭所动。
　　……
　　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只逗留一会儿的时间，接着就得匆匆走向死亡。花草植物、昆虫在夏天完结的时候死去了；动物和人则在若干年以后结束生命。死亡不知疲倦地收割着。尽管如此，真实的情形就好像一点都不是这样，所有的一切照常在同样时间、同样地点出现，似乎事物就是永生不灭一样。
　　
　　叔本华：《论死亡》，韦启昌译。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下，最大的意识形态大概莫过于“过一种属于你自己的生活”。那些自认超脱的人，往往也是已经享有安定保障的中产者，会这样陈述“价值观”：我并不想挣多少钱，不过是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可是，相应的代价是，一旦对这种“个性化”的生活求之不得，那也便成为“专属于你的失败”。于是，诸如失业这样多半带有结构性特征的“社会问题”，其责任也被转移到个人身上，成为个体的心理负累，自卑、焦虑、神经质。因此，贝克认为，在当代的个人史叙事中，“外在”的原因被淡化了，而更多得被归结为个人的因素（决定、不决定、疏忽、能力、无能、成就、妥协、挫折）。这种叙事的典型代表之一，即是流行于街市的各类成功学著作。正如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新的“个人”信仰正在无数潜在的英雄与竖子中间发酵，催促他们晕着头，去饮命运的苦酒。
　　
　　我在一篇分析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文章中，曾指出过类似的变化。对文革暴虐的控诉，惩罚理性的兴起，都预示着国家逐渐与个人的命运脱钩，而将个体转交给学校、单位以及日后的市场，通过规训与惩罚来治理社会。但新的治理术并不允诺个体的幸福，它只是说，即便“人生的路越走越窄”，那也无损于国家的正义。允诺幸福的，是种种据说合乎现代性的制度设计，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超越其阶层，过上理想的生活。但眼下的问题是，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伦理迟迟未能确立，另一方面，由社会断裂所释放的绝望情绪已经开始笼罩中国上空。当上升通道关闭的时候，便开始出现一些关乎心灵的魔术来慰藉众生，它们号称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个人。庸庸碌碌的人们，纵身跃入这酣畅淋漓吧，导师能启发你以意志的飞升，来完成个体的重塑。
　　
　　这不禁让人想起韦伯的警告，在一战后充满悲愤的德国，一种关于心智如何战胜现实残酷的仪式开始流行，韦伯虽然指出其虚妄，却又不无悲观的认为，遭到祛魅以后的现代人总会一次次地乞灵于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在此后的历史上，导师的面具摘下又换上，新造的神谕在各种场合高声念诵。在当下的中国，精神导师并不仅仅是那些搞传销的、补习英语的人的专利，这实际上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大众哲学，即你未能成为你理想中的英雄，只是因为你没有引爆深藏在你心中的原子弹，一旦找到这种能量，你将产生一种醍醐灌顶的开悟之感。有趣的是，越是那些社会人脉资源匮乏、绝望情绪越高的群体，越是容易产生对导师的信仰（参见周浩纪录片《高三》，一群福建某穷苦县城高中的孩子们为其班主任所激励的故事）。而《南方都市报》最近所刊载的《危险的“导师”——性谎言与培训课》，揭露的就是这类通神仪式中极其污滥下作、却又引人入胜的一例。
　　
　　这位名叫黄波的导师集“就业培训”与“心理咨询”于一身，面向广州的二级学院、专科学生宣讲成功之路，开展素质拓展。这其中不仅包括“到公司实习”这样的制度便利，还有许多心理暗示与精神开化的宣导。这对这些承受着沉重学费压力和就业压力的人来说，无异是巨大的鼓舞。报道这样描述黄波在沙龙中的表现：
　　
　　每次沙龙的程序都是一样的，从自己450元起薪来广州打拼、15个月后买房子、18个月买车的“奋斗故事”开始，黄开始引出“人生的核心价值———责任”的话题。于是，进入算账环节，他用“相当低”的生活质量标准，最后算出一辈子至少要赚363.8万，才能履行人生的责任。黄巧妙地换算成，每月赚4000元的话，要工作75年，而4000元是很多大学生尤其是占华科学员大多数的二本和专科学生可望而不可及的起薪。幻灯片重重打出“责任、责任、还是责任”、“穷人逃避责任、富人承担责任”之类的警语。黄波开始介绍自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要跟大家“玩玩心理学”。于是开始了公司内部叫做“心灵穿刺”的环节。大家全体起立，熄灯。黑暗中只有黄的声音：“接下来你听我的就行了。别怕，黄老师在。”黄要求学生们“拥抱自己，慢慢放松。随着我的声音去思考去想象”。音乐轻轻响起，黄用晚会主持人一般“如泣如诉”的声调：“多年以前，我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家庭，一位非常爱我的母亲，时刻保护我的父亲……”慢慢地，他讲到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只有“两千三千的工资”的“很烦、很迷惘”，对父母的白发和皱纹的愧疚和焦虑，黑暗中，歌唱父母恩情的女声吟唱越来越强。最后，黄强调，同学们必须追求成功，“让你母亲一生微笑，让你父亲为你自豪”；等到重新开灯，很多学生已经泣不成声。
　　
　　黄波将财富大神高高供奉并不奇怪，“穷人”与“富人”的天壤之别也是老生常谈，真正令我感到讶异的是这一幕黑暗中的精神治疗，它宣告了“爱”、“感恩”之类的话语是多么虚伪，这不过是中产阶级为了自上而下弥合巨大的社会裂痕所祭出的咒语。使“责任”、家长的“荣耀”和“恩情”得以兑现的，是赤裸裸的货币。
　　
　　而黄波在素质拓展中所引进的“过火海”栏目，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厄硫西斯秘仪。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中以小说家的笔法，描写罗马皇帝尤里安年轻时参加的厄硫西斯密教仪式。他被用手帕蒙住眼睛，听见有人告诉他：“往前走！别怕水，别怕火，别怕灵魂和肉体，别怕生和死”。他在狭窄的走廊里前行，一会儿，水伴随淙淙水声漫到他的胸部，一会儿又走近一座赤热的炉子，一会儿又撞到一个死人的骷髅。相对于远古时代仪式的雄奇瑰丽而言，这番现代的“过火海”则写满了荒诞与虚伪：
　　
　　短训，是学生们进一步接触黄波的门槛。其中，最大“卖点”就是“过火海”———一条20米左右、由烧红的木炭铺成的“跑道”，学生们赤足跑过，而不会烫伤。 这个过火海训练，其实是流行一时的“成功学”培训的重要仪式。它在培训业界的应用似乎始于美国的“潜能开发大师”安东尼•罗宾，而将其引入中国的又是红极一时、自称为安东尼•罗宾“最得意弟子”的“动力成功学创始人”刘一秒和“华人成功学权威”陈安之。黄波爱展示一张PS痕迹很重的照片，表示他在“过火海”方面曾由安东尼•罗宾亲自指导。过火海时，黄波告诉学生们这些口号。即便是一些企业老板、职业经理人，在参加各种过火海大会的时候，都有某种“顿悟”“上层次”之类的体会。虽然这并非真正的“异能”———几乎人人都可以安然跑过“火海”。“过火海”也有被学生们叫做“催眠”的“心灵穿刺”环节，仍然是音乐，黄波诗朗诵一般的感亲恩倡议，孩子们相互搂着肩，哭成一团。
　　

　　


　　正堂一旁的主人侧室，悬着一幅手书的陆游诗《初夏》：
　　隋家古寺郡西南，寺废残僧只二三。
　　藜藿满庭尘闇佛，时闻铙鼓赛春蚕。

　　得知高中时的语文老师将来北京出差，于是相约见面。想起今年其实已经是毕业十年，或许此次重逢，多少有些意义在吧。
　　所以就在某天夜里，在他酒店旁的星巴克，我们面对面坐着，好像要揭开掩藏在十年时光下的秘密。窗外正是北京初夏常有的雷雨。
　　然而，很失望，时间被语词的手掀起来，下面什么都没有。
　　想来，我之就读中文系，其实与他几乎没有影响，但正因为读了中文系，反倒觉得该和他有些话说。嗨，这不就是今年本省令人作呕的作文题目“总有一种期待”吗？
　　
　　只能叙几则回忆。
　　
　　我们入学的时候，他的女儿比我们高三个年级，刚考上同济大学。他面对着我们仰向他的脸，不仅热衷于编织女儿在沪上的神话，也津津乐道于上海的都市感：“在上海，人们走路都是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追求效率。再看看内江，街道上的行人永远是那么懒散，这样的地方怎么有发展前途呢？”然而当城市病日益严重的时候，人们反倒越来越将慢节奏的城市生活视作一种奢侈。而他自己，因为女儿的远嫁美国，开始为晚年可能的孤独凄凉而担忧。
　　小城没什么文脉流传，书籍报刊都很寥落，以至于我入大学时对敝乡的文教深感惭愧。有感于心的是，这位老师常为我们讲些课本不录的诗词轶闻，或是以电影配合讲解《药》的叙事艺术，使孩子们一睹高墙外的天空。他讲郭沫若挽鲁迅联，“返国空余挂墓剑，斫泥难觅运风斤”至今还记得。如今对面相逢，却也只能挂剑而去，不发一词，以谢少时受教之情谊。
　　我记得，他曾在课堂上以一种先知般地口吻予世事以判断：“这是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洗牌的时代……”，我常在课下向朋友模仿，务必把“大”字加以夸张变形。在我们那样的小城里，绝少有人能有这样的识见和气魄去感知时代，这不免有些怪诞，但也让人肃然起敬。毕业许多年以后，我有时候回望，才觉得这确乎是一个准确的判断，只是，他猜中了开头，但猜不中结局。
　　
　　那守望的人何在？结局将会是怎样？
　　读到韦伯引用了一段旧约的话。有人从西珥不住地大声问我：“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却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
　　

　　这次访台有如总统选举时的扫街拜票，真应了那句“形式大于内容”，开初几天还保留些许新鲜，到后来就已被身体的疲惫、不足的睡眠所造就的麻木所淹没。闭上眼睛，七天里所行经的一处一处的街道、所收获的许多礼遇和表演，就涌上来，汇成残缺破碎的梦。
　　
　　匆匆在台大附近寻访小书店。没有想象中难么多的储量，不过店主大多极为热心，光顾的人稀疏，店员却并不因此无精打采，倒看到她们细致温柔地为书面拭去灰尘。唐山书店极不起眼，在古今二手书店时，长发而清秀的男店主为我画下讲解图，“记着，唐山书店没有招牌，就在‘八方云集’锅贴店的旁边有一个地下室，下去就是”。我虽未买一本书，还问询竞争对手，他仍然送我出门，指给我前去的方向。
　　
　　有天晚上是睽违整两年的稚霑和小翠载着耕耕小朋友来接我，将要六个月大的耕耕这天不哭不闹，静如处子，且据说终于在我们相约见面的这天里，历史性地学会开口叫“爸爸”，足见我的到访，其纪念意义要比敝校校长重要得多。去到稚霑家里，家人极其热情，稚霑指着我对霑妈妈笑说我是家中第一位从首都北京来的客人，我却深感自己如同原住民歌谣中所唱的那样“流浪到哪里？流浪到台北”，乃是见少识寡的外乡人。
　　后来，稚霑载我去他家附近山上一家餐厅吃饭。点好菜等待的时间里，他领我打开窗翻到室外的草坪上，点上烟闲聊。台湾烟控较严，政府鼓励失业青年抓拍检举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烟民，故吸烟者唯有破帽遮颜过闹市而已。烟雾腾起的时候，在台北市内所少见的、凉爽的山风吹过来，抚着我们的裤管，给人以惬意的悠闲。往风来处望去，能看见辽远的城市之光以及突兀的101高楼，而我们身处的新北县远郊，则有许多依山而建的、工薪族聚居的楼群。虽已七点，众多有家难归的人仍在那灯火辉煌的台北市煎熬着自己的梦。我俩像立于废墟中的乱世遗民，咀嚼着劫后余生的沧桑，说些不着边际的两岸的未来。这场景，我大约能记到老吧。
　　
　　当晚说了许多话，吃了许多菜。给我印象最深的两句，一为经验谈“以后若有孩子，千万别给他买玩具，给他纸自己撕着玩就行了”，一为临别时的那句祝福“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在政大艺文中心花五分钟“看”完了张照堂先生的《岁月•风景》摄影展，惊为天人。
　　
　　东海的校园极美。鸿生师在《青春之歌》中回忆当年曾从台北南下，去东海寻访隐居的作家杨逵。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东海，“在大度山上自成一个天地，人数少且独处山上远离尘嚣”，具有不食人家烟火的世外桃源风格。如今，贝聿铭设计的唐风建筑仍然古旧素朴地立在文理大道两旁，院中的大树下适合坐而论道，不过随着县市区划的调整，东海已经成为了台中市的中心，校门附近的区域正在成为地产商们逐鹿的战场。《青春之歌》中有宛文师在文理大道中轴的草坪上打坐、一笑嫣然的照片，翻出来与自己所见对照，去今竟已四十年。
　　
　　在因辛苦无味而变得格外漫长的行程将近尾声时，出现了一个完全未曾意想的结局，一个惊悚的镜头。一行人从高雄乘坐高铁去往桃园，车厢中空着许多位子，大半为我们团队所占据。因为桃园仅停留三分钟，大家早早地收拾好行李，又轮候着下车。出来到月台上，一位朋友让我看刚才所坐的那节车厢的第一个窗口，一名男子在认真地看他的报纸——若非提醒，我或也认不出这位1987级的知名学长。他在车上认出了我们，还问朋友此行何来。在月台清点人数的时候，我望着窗口里平静的、为岁月所蚀刻的侧脸而感慨良深。我们千里迢遥跑到这座的岛上觅一些买卖文凭的“校友”，却于同处一间车厢的校友对面相逢而不识、不敢识；我们特意在行程上躲开与他关系密切的大学，像躲避瘟疫一般绕道而行、避之不及，却像为命运所安排似的，促成了这一次不期而遇。一所母校在惊惧的眼神与不齿的厌恶中看到了自己的子民，而这位放逐者则显得淡然安详。
　　

　　

　　趁下课的时候，我从二教溜了出来，虽然在门口撞见了这门课的老师，一位美国的和善老头。我向他道了“sorry”，还是理直气壮地溜了。
　　
　　我背着书包，沿着电教北侧的路往回走，天没有太阳，似罩着未散的氤氲。这时候，我看见他走过来，身后跟着两个学生。他好像立即认出了我，有些惊讶，我几乎听见了他习惯的口头禅“我操”，就像看见一位旧友刚从水里被湿淋淋地打捞起来似的，带着些许戏谑；而我是在怎样的惊愕中认出他来的呢？他剃了个光头，目光炯炯，像是从《让子弹飞》里面走出来的人物，过去师门有些学长称他“蛮师”，真是得其风神。他胖了许多，可见一别四年，他身心都很舒畅。
　　
　　他问我：“你这些年都到哪儿去了？”
　　我心下一震，窘得说不出话来。未及开口，他迅即就说：“是工作了吧？”我说“是”。可他又见我背着书包，又问：“又回来读书来了？”我说：“是，一边工作，一边读。”他问：“还是老本行？”我说：“是。”
　　我说：“去年在贵阳开会，还去贵州大学找过老师，不过老师那次没去。”
　　他说：“是的。”
　　
　　和他分别后，我鼻子有点酸。只好沿着路一直走下去，眼前的道路弯弯曲曲，好像又回到若干年前，在秋日的阳光里即将通向三教201似的。
　　直至走回南阁。屋檐上正在化雪，水滴在这个令人犯困的下午打湿了台阶。
　　

　　我们一年年往返于内江与碑木镇，一次次过那座铁桥。就在这富于仪式感的来去中，今天，婆婆满90岁了。
　　年岁对老人家并不宽容。去年冬天蜀中极冷，成都竟然下了四场雪，前两年已经行动不便的婆婆只好在床上过了一个多月。即便如此，她还是盼着我们回去看她，盼着一家子人围着她说笑。回镇上的这一天，她嘱咐大姑早早泡好茶，又在我们的搀扶下起了床。
　　“去年子冷得不得了，我早已为是活不过去了。你看嘛，今年子也恼火。”她听到我们都道她福气好时，又这样说。
　　大家于是又拿她开玩笑，父亲说，婆婆四十多岁时胃就不好，那时候仿佛就命悬一线，后来又像掐准了自己的命运似的，老是念叨“这个年是过不去了”，然而照旧与一班老太婆打麻将，照旧坐在老街沿上看火车自铁桥上隆隆驶过，这样不仅有了孙辈，也有了曾孙辈，直到几年前一场病让她从牌桌上退了休。念叨久了，大家都以婆婆的话为戏言，又开始隐隐对老祖宗有了些敬畏。
　　不是吗？这一家人、乃至镇上的人，活到如今的岁数，见过的生死、历过的困难难道还少吗？比婆婆生活条件差的自不说了，那些有钱人家的老人们又有多少能活到这般年纪呢？儿孙们这话，本来是劝她想开点的，可是大家转念一想，立即为婆婆身上体现出的生命的神秘所折服，于是又从她那里汲取些生活的勇气，以振作起来面对艰难时世。
　　
　　婆婆虽然四肢大不如前，脑筋却运转如旧，而且仿佛更为灵醒了。这一点，常让我想起《百年孤独》里的乌苏拉，那盲眼之后越加心明如镜的老人。这次同去看她的，有久居深圳、多年不回家的大姨父，婆婆居然令人吃惊地回忆起了大姨父母亲生前的情景，那已是快二十年前我外婆过世搭灵堂的时候，婆婆还记得她“双手不停地在抖”；而对于三姨父，婆婆则总是会问候起他哥哥的近况，在九十年代初期，三姨父的兄弟是先富起来的风云人物，有一个历史名词“万元户”曾经记载了他的辉煌，后来一度换了好几任的老婆,肆意挥霍。被问及这位故人，三姨父总是笑呵呵的揭开时光的秘密：“早就不得行喽，他都吃了好多年的低保咯，现在生活困难的很。”
　　
　　婆婆记忆的坚韧，或许来自于碑木镇生活节奏的常年如一。以行人缓慢的步调为参照，外面世界的熙熙攘攘不过是些生命的起灭。然而，与镇相邻的沱江却已经起了大变化，水质受工厂污染、水量减少，本已是多年的痼疾，而约两年前，市里在沱江下游修了一家水电站，在营造城区景观的同时，却彻底改变了沱江的面貌，流经市内的沱江如今更名为“甜城湖”，而碑木镇一带的流域则水量锐减，原有河道如今一半已经被沿岸居民辟为庄稼地。从沈从文的书信里如此优美地流下来的一条江河，就毁在了我们这代人手上。
　　
　　婆婆依旧以她的世界观感知着周遭的变化，依旧嘱咐我们“北京的房子太贵，二天回内江来不得行吗？”她在一天一天走向那未知的神秘，为此她晚上睡不着觉，只听到耳朵里轰轰地响，“总觉得像是外面的天气风雨交加”……
　　

　　季羡林先生在长文《罗摩衍那》中，除介绍这部印度史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之外，还论及它对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影响。在涉及泰国部分这样写道：“泰国人民把《罗摩衍那》称为Ramakien，是从梵文字Ramakirti（罗摩的令誉）演化来的，多少年为人民所欣赏。Ayudhya王朝（B.E.1952-2310;公元1409—1767）第一代君王自己命名为罗摩，可见罗摩在泰国影响之大。泰国学者写的《罗摩衍那》共分七章，与蚁蛭本完全一样。泰国舞台上有罗摩剧，学生在学校里谈罗摩故事。”
　　
　　我若早些时日读到这段话，或许不会买下那本《The Ramayana：Through Western Eyes》。当时我正在清迈城外颇有灵性的双龙寺一家商店内，匆匆一阅店内的书籍，大多是西方人写给西方背包客的，有的类似民族志，有的是早期传教士此前两三百年行经此地的见闻。我苦于对泰国历史文化的生疏，想找一本能够一窥本地宇宙观的神话故事看看，见此书所叙为当地旧事，又有不少古典色彩的插图，就结了帐，售价480泰铢。
　　过后细读起来，才知道这本书是对《罗摩衍那》的泰国版本《Ramakien》（有人译作《拉玛坚》）的英文改写。或许是在这位作者西方文学眼光的打量下，这部流传甚广的东方史诗居然有了几分“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味道。于是，印度的王子罗摩便成了亚瑟，他为十首魔王罗波那所劫去的妻子悉达便成了他所追寻的圣杯，而相助的神猴哈奴曼、弟弟罗什曼都成了圆桌骑士。这番跨文学的改写最滑稽的一幕出现在Pipake为兄长魔王罗波那（在泰国版本的史诗中，魔王叫做Tosagan）解梦的一节。魔王梦见一只白鹰自东方飞来，与自西方而来的一支秃鹰相搏。白鹰战胜，并杀死了秃鹰。秃鹰坠地之处，站起来一位手持一盏油灯的妖魔。一位绝代佳人跑来点燃了油灯，直至灯中的油燃尽，继而火焰蔓延到了妖魔身上。Pipake解梦说，白鹰就是罗摩，而秃鹰则是罗波那，那位烧死了妖魔的美人，正是为罗波那所劫掠的悉达。魔王不解，问：“所言如属实，那么我将如何行动以化险为夷呢？”Pipake劝说道：“你必须将悉达送还给罗摩。难道我不曾告诉过你帕里斯与海伦的故事以及特洛伊之城破（！！！！）的教训吗？如果你不依我所说，他们的命运也将是你的命运。”
　　在饱受了跨文化再创作所带来的震惊之后，借由这一印度史诗的泰国版本和英国罗曼司的混合型写作，我或多或少增进了一点对泰国文化的理解。在后来的行程中，了解一点《罗摩衍那》，对于深入泰国古典艺术的核心十分有帮助。那本《The Ramayana：Through Western Eyes》中的插图，实际上出自曼谷的大皇宫玉佛寺建筑群周围的壁画，共有178幅，连绵不断。1月28日，我们被人引领着在玉佛寺周围穿来绕去的过程中，所见的壁画绝无重复。壁画是叙事性的，画风细腻而精美，加上不断地维护和整修，颜色光亮如新，特别是古代战将身披的金甲，在阴影中闪闪发亮，摄人心魄。
　　


　　此幅壁画叙猴王哈奴曼前往魔王所居的楞伽城寻访悉达的踪迹，却苦于楞伽城金城汤池，重兵把守，无从下手。哈奴曼后由地道潜入罗波那后宫窥探（此与印度史诗情节有所出入），看见魔王身边睡着一位美人，却并非悉达。原来悉达被囚于一棵无忧树下。
　　


　　猴国士兵，面部神情极其生动。
　　


　　魔王罗波那，据史诗云他有十首二十只手，生性好色，宫中充塞着各国佳丽。根据季羡林所作的阶级分析，罗摩是刹帝利，是新兴的王国的代表。而代表恶和非正义的罗波那是哪一个种姓、哪一个阶级呢？罗波那所居的楞伽城代表的文化，没有农业，只是吃肉，看来是接近游牧民族的，因而罗波那属于保守的婆罗门，代表是雅利安人的利益。

而在此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泰国察乐姆皇家剧院所观看的孔剧（有的亦写作“箜剧”），也取材于这一部古典史诗Ramikien。场上的戏剧人物不发声音，全凭舞蹈动作表意，因此也被称为哑剧。剧场帷幕外的右侧置一乐队进行伴奏，并由两名男子执话筒充当剧中人物的声优，完成不多的念白。剧场顶部设有屏幕，对戏剧的对白进行英文翻译。



得意忘形的魔王罗波那。



手执神弓的罗摩。这名男演员的妆容、动作极尽阴柔之美，眼波流动，眉目婉转。戏剧完后本想找到演员合影，然而他们卸妆的速度很快，几经耽搁，化妆间鱼贯而出的只剩下一群与街头小伙无异的泰国男子，哪里还找的着？



罗摩和哈奴曼率领猴子大军与罗波那展开最后的决战。

　　我真不想用“遇见……”这样矫情的句式。那是从泰北边境城市清莱往另一座泰北重镇清迈的路上，远远地，从大巴上望见一座极壮丽的神庙，以为这次又同万千个匆匆一瞥的美丽一般错过了，未料巴士居然在附近的一个小集市停了下来，吩咐大家下车休息。众人心领神会，一窝蜂涌向那些售卖奇装异服的摊点，开始令人愉悦的杀价。
　　我陪领导敷衍着抽完一根烟，开始拔腿狂奔，越过了一个相似的集市，来到了这座太阳底下静谧的神庙。在中国长大，或是旅行，都绝难有这般体验：干燥的阳光晒进来，浮雕上的神像灿然生辉，却又默然不语，神庙旁即是马路，除去车辆疾驰而去的声音，堂前只有一片虚静，阗寂得让人心里有些害怕。神庙内无人守也无人扰，也无护栏，更无围墙，就这样坦荡恬淡地矗立在路边，像一个遗落的梦。此情此景，唯有在梅日涅科夫斯基的《叛教者尤里安》里所述的深掩在废林之中的阿波罗神庙可堪相比，然而小说中的神庙已然破败，由年迈的祭司独守。这座神庙却仿佛未经时光磨蚀，让闯入者有一种跨越时光的欣喜与讶异。




这蛇名叫那伽（naga），其尊容遍布南亚及东南亚，因为它在印度教、佛教的神话中均享有极高的地位。就梵语的语源上说，naga是印度的一种眼镜蛇，早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它便在许多关键的情节中扮演角色，被描述为兼具人与蛇的特点。在印度，naga被看做是河水，泉水、井水等一切水源的保护者，掌管着雨水和丰饶，但同时也被认为带来诸如洪水和干旱一类的灾害。而在佛教国家中，那伽（实际上也就是天龙八部中的“龙众”）也十分普遍，不过往往与当地信仰结合起来。在中国，naga与本土的“龙”相结合，使唐以后的龙王开始与海域、水族、祈雨发生了关系。
比较诡异的是，那伽的造像有许多时候并非一头，而是多头，这让那伽的面目又多了许多变化。以下同样见于这座神庙：



相对于上面的神情冷峻，下面这位要可爱一些：



后来在朱拉隆功大学的校园内，那伽也成为校园建筑的一些小饰件：



在佛教典籍中，那伽是四大天王中守卫西方世界的那位Virūpākṣa的仆从，它们守卫着须弥山，保卫天神免受阿修罗的攻击。因此，那伽同时也是佛陀的保护者。后来在清迈城外的素贴山双龙寺，见到了由那伽护卫的佛陀坐像：



神庙中的浮雕，面容高贵，衣裳华丽，不辨是何方神祗：



走进大殿，炎热随之退后，殿内并无神像，唯有墙上一幅浮雕，斑驳的阳光洒满神的身前。我总疑心这是印度教的一座神庙，但于此中学问素无研习，难下断语，还盼有方家解我疑难：


　　
　　

　　天放晴了，虽然地上还结着泥浆的痂。从甘泉寺上车，买上两元的车票，车在行驶一段路之后开始颠簸起来，这就出了城。
　　城外的雾比城内还要浓，田野、河塘、犬吠，都消失在路旁树的剪影之外的世界里。车内稀稀拉拉的人大多拎着年货，就在这不见前路的神秘的寂寞中迎向新年。过去几次走这条路，总能看见中国农村习见的一些特色标语，如今已在雾中湮没不见，不过也能勉强看见一些，譬如“治肝病，30元一针见效”之类。吹进窗来风很潮湿，有人在车内点燃一根烟。
　　
　　来到母亲墓前，照片与名字都已被连日的阴雨模糊了。为她清理干净，点好香烛，叙话，燃纸，哭泣。这时候，位于右下方的一方墓前，一位茕茕孑立的中年吊客点了一仗炮竹，发聩之余，那青蓝色的烟雾随风跃了几级台阶，从我和怡的脚下漫过。我恍惚觉得满山的茫茫白雾，不过是一场欺瞒。
　　

　　


　　
　　最好没有人会明白我说什么
　　只有你听懂我想什么
　　你一脸沉默
　　

　　择了万柳的后门，穿过一条马路，沿着围墙走到一个僻静的处所，蹲在地上，掏出打火机，开始将纸钱点燃，化给母亲。
　　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人从身旁走过，又倒转回来，问：“你们在干什么？”身后马路上，一辆车打着灯，照见我拖着长长的鼻涕，驶过。
　　
　　良久，火渐渐地熄了。
　　
　　两年间，发生多少事。然而那一天的天旋地转，却是不需要回忆，时时浮现脑海的。
　　
　　长吉的诗曰：“神血未凝身问谁”，又道“世上英雄本无主”。我修炼不足，到不了那般境界，只是慨叹那句“有酒唯浇赵州土”，只是无奈这一副骨架与肉身，何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