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涛的仓库

　　


　　文/王元涛
　　
　　说到办公室恋情，没听说哪个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各类机关对此有限制。中国的在役运动员谈恋爱往往会受到阻挠，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出成绩的时候一般都还是童工。因此，尽管韩国公司文化的严苛全球闻名，但办公室恋情还是会得到上下一致的祝福。看韩剧你也知道，缺少了办公室恋情的分合纠葛，很多故事都编不下去的。
　　
　　在韩国学习或工作过的人会承认，韩剧大多涉嫌伪造场景，好像韩国人个个华衣美服，家家都有大客厅和气派墩实的宽沙发，这分明是在美化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么说不冤枉。但是，韩国的办公室恋情层出不穷，这绝对是真的。韩国的职场人都忙啊，即使无事也要显出忙的样子来，加班给同事看，给上司看，很少有时间社交，自然就难以认识更多的异性，因此，小伙子们肥水不流外人田，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师姐师妹，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韩国的公司文化也为办公室恋情提供了方便条件。你也知道，韩国的大小公司都盛行酒文化，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喝。酒局多，酒后吐真言的机会就多。有平时中意的异性，酒桌上往一起凑一凑，借酒蒙脸，一张嘴也就表白了。如果遭到拒绝，哈哈一笑很容易遮过去。如果再加上同事七嘴八舌地起哄，两个人趁势互通款曲，事情也就成了。
　　
　　早年间，韩国女性大多做专职主妇。读大学，主要是为了嫁个好人家，大学一毕业就结婚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男人少有机会在工作场合与女性共处，办公室恋情自然无从谈起。而在职场女性逐渐增多的过程中，办公室恋情应时而生了。
　　
　　起初呢，无论是当事的男女，还是单位的同事，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吧，一些经营类公司有时候招待客户，难免要喝喝花酒，而同事兼女朋友就守在眼前，你心里能不惴惴不安吗？而且，韩国人情绪化得厉害，恋爱时轰轰烈烈，失恋了则死去活来，万一办公室恋情失败，他们天天见面斗鸡眼，日子会很难过的，而且周边同事也会感觉尴尬。因此，一旦发生办公室恋情，其中一方即辞职或换工作，这样的情况曾经比较普遍地存在过。
　　
　　如今的年轻人，观念已经大为不同了。韩国新韩银行搞过专项调查，在全公司内部，办公室夫妻有563对，共1126人，占全体员工数的9%。这个比例不低。特别是20到30岁的年轻职员，每5对新婚夫妇中，就有一对是办公室恋情的结果。当然，这样的数据不代表全韩国的情况，因为在一些生产现场，如建筑业或制造业，还是很难看到女工身影的，办公室恋情比例较高的，一般集中在金融、保险、新闻、教育和IT领域。在这些领域，女性职员的比例要高得多。
　　
　　当然，即使今天，在一般公司内，女性职员还是偏重一些辅助性工作，而脏活累活难活，当然都归男性。可以说，这样一种男强女弱的结构，更利于办公室恋情的发生。咱们拿中国做比吧，中国职场女性争强好胜的心，要比韩国女性厉害得多，这是事实。因此，就容易吓跑一些相对弱势的男生。如今我们身边剩女这么多，其中不乏一流优秀者，就是这么个道理。整体而言，韩国女生要隐忍一些，懂示弱，会装傻。要楚楚可怜，才有英雄救美嘛。
　　
　　（刊于《人民画报》）

　　

　　


　　文/王元涛
　　
　　与美国大片相比，韩国电影《汉江怪物》称不上制作精良，却也大卖特卖，最终赚得盆满钵满。由此可见，市场永远会给类型题材留有广阔的腾挪空间。因此，听说好莱坞准备对经典故事《格列佛游记》下手，我就知道，有人又要数钱数到手抽筋了。
　　
　　将人类弃于巨物怪兽面前，或将人类置放到小人国里去，展现的都是巨大落差下的心理变形。人类在地球上飞扬跋扈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最凶的老虎和最毒的蛇也都知道，我们才是它们最致命的天敌。没有救世主，我们是主人。这种感觉让我们无力摆脱骄傲，“敬畏自然”，往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由此，只有变形，才会迫使我们移形换位，要么仰视世界，要么俯瞰自己，从而获得全新的体验或启示。
　　
　　胡冬林先生的长篇童话《巨虫公园》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少年“纳米虫”与两名伙伴误乘高科技飞行器，落入森林公园，随之，他们的身体缩小到了原来的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差不多变成了一粒米大小，在他们眼里，一株小草也是参天大树，而螳螂则成了恐怖无比的霸王龙。这样，实际上，在这部书里，并没有像汉江怪物一样的庞大巨虫出没，而是人变小了，一座最寻常不过的公园也就成了他们眼里的银河系。“无力抵达的地方太多了，我的脚在疼痛。”翟永明的诗句，正可为纳米虫及其伙伴划定挣扎的边界。
　　
　　胡冬林最可贵的发现是，只有像纳米虫一样，以微尘的姿态奔走于草根之侧，并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恶虫的围剿，才能真切地领悟到，什么是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在这里，一切残忍都是正当的，一切流血都无法引发怜悯，一切杀戮都不会带来道德负担，一切死亡都没有机会博取同情，也不会留下悲伤。你必须承认，生存是第一要务，那么蟾蜍与老鼠的饥饿，就是最高的真理。
　　
　　纳米虫会提示你，一条虫子的生命，往往只有短短的一夏，却也要经历生育繁衍，生老病死。实际上，在我们的脚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无数的昆虫悲喜剧，那里有斗争，有逃亡，有智谋，有牺牲——这才是大地上的事情，我们却高高在上，从来没有机会参与其中。
　　
　　那么，纳米虫和他的伙伴将如何在这片丛林中存活下来？蚂蚁和瓢虫，谁会是他们的盟友，谁又是他们躲也躲不开的敌人？我们都愿意相信，昆虫并没有能力预知未来，它们只是听从本能的盲目召唤，因此即使危险将临，它们也照样活得自在从容。而作为丛林中暂时的最弱者，纳米虫和伙伴却拥有智慧，他们能预想未来，忧虑未来，并会在瞬间陷入崩溃……由此看来，这种智慧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复归人形，重返人间？
　　
　　好故事就是这样，悬念迭起之间，一个无限广阔的叙述空间即告搭建完成。在这样的空间里，想象自动长出翅膀，自由在舞蹈的草叶之上飞翔；哪怕是一滴露珠的滑落，都可能成为命运的转机。因此，读《巨虫公园》，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寄身于纳米虫，跟随他一起悲喜惊惧，另一个世界就在眼前与心底徐徐展开了。阅读的快感，也就在这里。甚至，我还想，这部书其实可以设计为一种开放式结构，在情节最紧张处留出几页空白，让读者参与创作，用自助的形式完成一次天人交战的历险。
　　
　　无论中国韩国，无论大城小城，如果我们都曾厌倦办公室政治和职场斗争，那么，巨虫公园就可以成为一时的避难之所。哪怕只有三五个小时的沉浸，也可以获得疏离所带来的轻松。可以说，胡冬林打通了限阳两界，我们的内心将因之而丰富。你可能会问，丰富有什么用呢？至少，悲天悯人，可以让我们的灵魂更为湿润，更有弹性，因此也将更经得起风雨的冲击和和命运的摔打。
　　
　　事实上，如果我们果真变得像纳米虫一样小，然后与昆虫混在一起，那么这一定是昆虫界的灾难。在我们毁了老虎之后，早晚还将毁掉昆虫。相反，如果汉江怪物来到巨虫公园，它一定没有机会看到纳米虫。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足够弱小，反而更利于避开更强大的敌人。这样解读《巨虫公园》，它就不再是一本童话了。

　　


　　文/王元涛
　　
　　在当下，无论韩国中国，诗都是奢侈品，同时也近乎废品。但韩国毕竟还残存一些爱诗古风，诗并没有完全退出人们的生活视线。在风景区，在地铁站，在卫生间，常有些短小隽永的诗装饰在树上或墙上。因此，韩国导演李沧东以《诗》为名拍电影，在韩国人看来，并不显得突兀。
　　
　　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太太，突然想学写诗，这意味着什么？非常之举背后，必有非常蹊跷。她是那种韩国最普通的底层老人，有低保，维生没问题，但不会太富足。她要定期去一个富人家帮佣，给一位半瘫的老男人洗澡，打扫房间。她的丈夫早不在了，女儿也离婚了，远赴大城市釜山做工。外孙被丢在她家。这个嘴上刚冒出茸毛的青涩小子，从不顶嘴，但也不爱学习，貌似温顺，实则内心顽硬，经常与若干同学搞些神神秘秘的举动。她无心管教，也无力管教，只能听之任之。
　　
　　而真正令她担忧不安的，是自己现在时常拿东忘西。去医院检查，医生给出的诊断是：她将先忘掉名词，然后忘掉动词，最后，会忘掉一切。结果，就是老年痴呆。而且，这种病不可逆转，不可治疗，她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缓缓沉入一片黑暗之中。
　　
　　这么一个老人，这样一种生活，谈不上绝望，却也不会有什么亮点和盼头。每次出门，她都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贵妇人，长衣飘飘，软帽遮脸，但明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浑身上下的行头，都是地摊货。她再刻意体面，也掩饰不住真实的窘困。
　　
　　夏天来了，山青水秀，花红柳绿，可是，生活的灰败与内心的破损，她终究无力改变。唯一能够改变的，或许只有自己——比如，去学习写诗。这时候，诗，成为她生命中最后一株有叶有花有清香的稻草，也是她对生活最后一次的抵抗，或逃避。学习写诗，等待那拟想中神秘而遥远的词句，就是她此刻的面包和盐。她的心愿是：哪怕能在临死前只写出一首诗也好啊。
　　
　　但是，她却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诗来。去成人学院上课，她掌握了一堆理论，可这理论无法顺利地转换成诗行。她四处求教，参加朗诵会，交诗人朋友，也依然不得要领。走在路上，她常常会失神地打量树，打量花，可是，诗情就是不肯光顾。
　　
　　诗情迟迟不来，现实的麻烦却剪不断理还乱。外孙所在学校有一名女生投河自尽了，老太太在医院里曾亲眼目睹女生母亲的悲痛欲绝。她的同情心还未及充分展开就被告知，那个女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遭到了六名男同学的侵犯，而她的外孙，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五位家长告诉她，这件事暂时还没有公开。为了给孩子们一个改过的机会，他们正在操办私了事宜，需要每家凑500万韩元给女生的母亲，封口，平息事件。老太太不情愿。她爱外孙，希望外孙平安，这没问题。可是，她没有钱。对她而言，500万，是一笔大款项，她根本无力筹措。
　　
　　在与女生家谈判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反复，于是其他五家派老太太做代表，去进一步说服女生的母亲。“女人之间嘛，流流泪，说些软话，总容易互相理解。”她不情愿地去了。在乡间，她嗅花香，听溪水，分明陶醉了。醺醺然之间，她与女生的母亲聊起天气、蜜蜂与收成，诗情突然涌动，可还是找不到出口，于是她恍恍惚惚地踱开，似乎向诗的虚拟领土迈出了一步，等到回过身，她才惊觉，已经全然忘记了此行的使命！可这使命太过肮脏，与诗境的对比也太过强烈，她瞬间崩溃，落荒而逃。
　　
　　最后，她几乎是用半卖淫半敲诈的手法，从帮佣的富人家搞到了足够的钱。外孙惹下的祸事终于摆平了，她可以松一口气了，可是，她的诗到底在哪里？
　　
　　而且，外孙犯下那么严重的罪错，却丝毫没有悔过之心。他的冷漠，一定像一块横在她心头的冰。她去参加少女的追思会，偷回了少女的照片，把它摆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可外孙见到了，只扭头盯了她一眼，接着，又若无其事地吃饭，看电视，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相信在这一刻，她的内心有什么东西崩断了，一扇门也悄悄打开了。
　　
　　她不动声色，让外孙洗澡，然后耐心地给他剪趾甲，切切地叮嘱他：身子要干净，心才能洁净。然后，警察出现了，带走了外孙。影片并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举报人。影片还需要告诉我们，谁是举报人吗？
　　
　　山还是那么青，树还是那么绿，世界毕竟不同了，因为她的诗终于诞生了。说到底，诗是美，是真。内心藏着那么龌龊的一个秘密，亲身参与着那样一桩冰冷的罪恶，诗情怎么肯降临于她？心愿已了，她走上了女孩临死前走过的路，一一打量学校、街景、树木、远山、飞鸟，然后是女生投身的那片绿水。她在替那个女生，也替自己，与这个世界告别。

　　

　　


　　在2007年韩国大选六名次要候选人当中，有一位还值得说上几嘴。
　　许京宁，经济共和党党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大选。上一次，也就是2002年，他推出的标志性竞选口号是：“对不孝子女要判处死刑。”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伙的，明显带玩笑性质。
　　本次大选，他的某些政见相对靠谱点了。比如他提出，如果当选总统，将给生育的妇女发放津贴，每胎3000万韩币（近18万人民币）。同时，到了一定年纪的老人，由国家养起来，每月发放50万韩元的“建国津贴”。
　　事实上，韩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两项措施得以落实，还真是可以刺激生育率的提高，从而缓解老龄化困境。
　　可是，他同时又提出，如果获选总统，要送每对新婚夫妇贺礼1亿韩元（近60万人民币）。咱们可以较个真，算一下账。2008年，韩国全境结婚总件数33万，那么许总统将为此支付33万亿韩元，这笔钱从哪儿出？三星集团到2010年全年的营业利润才17万亿韩元，许总统的承诺就代表着一年要整整花掉两个三星。他这哪里是想当总统啊，分明是要实行最彻底的共产主义，把韩国通通分光。
　　许京宁有一项竞选主张，应该能为他赢得一些选票，那就是要把国会议员的数量由目前的300人减至100人。在一些韩国人看来，国会议员是一种奇怪的工作，年薪高，补助多，却除了在议会里打架没什么正经事儿可做。另外，许京宁还承诺，一旦当选总统，将力争把联合国总部从纽约迁到三八线的板门店来。这个，我们只能无语了，不评价。
　　在竞选过程中，许京宁非常严肃地正告韩国人民：“你们，需要一位天才总统。”天才在哪里呢，就是他许京宁，因为他智商达430，超过爱因斯坦，力压比尔•盖茨，什么牛顿、爱迪生、莱布尼兹等等都是浮云了。这个，大多数韩国人也只能无语。不过，不久，430就成为了韩国街头流行语。一旦有人自恋，旁边人就会骂：你430啊？
　　许京宁更声称，在大韩民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朴正熙当得起“领导人”这一称呼，其他总统，不过小政客而已。这样的声称，与韩国社会重新评价朴正熙的整体氛围相合，没问题。可紧接着他又透露，他当年是朴正熙的秘密秘书，为朴正熙的政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比如超前修建京釜高速公路的决策，推进新农村运动的政策等，都有他的功劳。然后他说，年轻时，差一点就和朴槿惠结婚了。现在，他已经又向朴槿惠求婚，双方决定，通过联姻，把两造下的政治力量结合起来，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这样，大韩民国就可以成为他们的夫妻店了。
　　如果说政治从古至今不脱失足妇女的本色，谁都可以在它面前坑蒙拐骗，那么许京宁自不例外。但是，拿老姑娘朴槿惠的婚姻开牙开涮，这种举动就显得太阴损太下作了。他过线了。因此，朴槿惠应声把他诉到了法院。
　　但网络时代毕竟最重游戏精神，令许京宁极为自豪的是，他的竞选网站，居然拥有三万注册会员，还真就有人看不上那些传统政客，在帮他这个另类摇旗呐喊。在韩国第一大门户网站Naver，“许京宁”三个字一度成为最热词，排在搜索榜首，连李明博和郑东泳都被他远远甩到了后面。也有小报采访过他，他激动地对记者说：“我承认，头两次竞选，主要是在打知名度，可这一次，我看到了胜选的曙光！”
　　但大选结果，许京宁得票率仅为0.4%，也就是说，将近10万人把票投给了他。
　　有聪明人就问了，这么胡闹的家伙也能堂而皇之地参加大选，韩国的民主也太小儿科了吧？而且，看起来大选的确是一个博名声的好机会，难道不会一下子涌出成百上千的候选人吗？
　　立法者对此早有预防，因此设了门槛。你申请大选登记，要先交上5亿韩元（300万人民币）押金。如果在正式大选中，你的得票率达不到15%（本次大选需要360万张选票），那么，这笔钱就上缴国库了。民主社会，胡闹是自由的，但自由是有代价的。有不喜欢民主制的人，可以拿这种设定大选门槛的规定，来批评民主政治是金钱政治了，请吧。
　　许京宁的5亿韩元押金安安稳稳地睡在国库里了，有记者追问过许京宁，他从哪里搞来的这笔钱。对此，他躲躲闪闪，含混地说是来自支持者捐款。如果他所言不虚，那么平均算下来，他的十万支持者，每个人至少要给他5000韩元。5000韩元，相当于在韩国看一场电影的票价吧。
　　大选结束后不久，许京宁被检察机关逮捕，罪名是诽谤。另外，他在大选期间还推出过一张照片，是他与小布什的合影。他说自己曾受邀参加小布什的总统就职典礼，检察机关则说，照片是PS的。2008年5月，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半。估计下次2012年大选，他就没有资格参加了。

　　


　　《思想与乡愁》
　　作者：崔卫平
　　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日期：2010年11月
　　定价：29.00元
　　
　　现实如此粗鄙，思想何其奢侈
　　——读崔卫平《思想与乡愁》
　　
　　崔卫平新近出版的随笔集《思想与乡愁》，论及电影、图书、地震及其他一些时事内容。可以说，支撑这本书的思想资源，主要源自崔卫平对俄罗斯及东欧知识人心路历程的省察。苏联与东欧，与我们有过类似的国家境遇。在发生巨变前，当时当地的知识人何以抗争，何以自保，何以无言隐退，何以误入歧路……其种种表现，与今天我们在当下的所闻所睹，颇有几分神似。
　　
　　当然，到域外去寻找精神支持与经验借鉴，是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但同时，如何克服隔靴搔痒与隔岸观火，也是摆在中国知识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思想与乡愁，一个是理智剖析，一个是情感纠缠。在读崔卫平这本书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思想，持续不断地思想，应该是我们的宿命。可是，现实如此粗鄙，这种无穷无尽的思想是不是显得过于奢侈了？
　　
　　可以说，我们目前所置身的世界，依然搭建在丛林的边缘。因此，实际上，往往信守若干条简单的原则，就足以为自己拚得荣华富贵，或是充分表达反对的立场了。而思想，却像堆积的脂肪，让我们日渐惰于行动。我们既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又无法振臂一呼登高远行，我们是不是已经快被思想淹没，进而接近窒息了？
　　
　　而且，实际上，我们的思考，一直习惯于借用西方范式，这会不会让人日久生厌呢？阿伦特、哈维尔、格拉斯、哈贝马斯，他们都足以为我们提供优秀的思想资源，可问题在于，这些思想资源一直只在少数人群中流通，一代又一代，像自留地里的瓜果，自产自销，批判的武器终归无法转换成武器的批判。这些优秀的思想，只激荡这片土地上最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群人，而他们的对手，却分明是怪兽！
　　
　　英国作家伯林探望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故事，在崔卫平的笔下极为生动传神。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都声称自己是“爱国者”，可是，在苏联时代，他们却无法写作，无法发声，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对于俄国现实持续不断的谴责”。
　　
　　正是在这里，崔卫平引用了“乡愁”的概念。她所谓的乡愁，并不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意义上的乡愁，而是一种关涉家国天下的情感，深沉厚重，但却极度紧绷，在我读来，比较接近“爱国”。而爱国及其主义，已在现实语境下遭到严重污染，只要你一张嘴说出这两个字，就会被钉在误读的十字架上。因此，崔卫平宁可用“乡愁”这个略显诗意的词，来表达那种超越政治而直抵人性深处的渴念、牵挂与不舍。我们不得不用乡愁做最后的武器，囚禁着内心蠢蠢欲动的绝望。
　　
　　但事实上，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都葆有一种老派的信念，对人性抱有信心，相信改变是有方向的，相信时间的公正。而我却能感觉到，崔卫平与他们不同，她的内心是纠结的，面对这片土地上的无良，她以及与她同路人到底能做些什么？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崔卫平真正激赏的，会是德国哲学家阿伦特。
　　
　　阿伦特是犹太人，在1962年耶路撒冷审判纳粹分子艾希曼时，阿伦特对犹太人组织提出了批评，指证他们在大屠杀中同样负有责任，此举激起了犹太社会的巨大反弹，招致强烈抨击。在批评者看来，阿伦特作为“民族的女儿”，只应保持对犹太人的特殊忠诚，这几乎是一个命令般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一点，无法为阿伦特所接受。换句话说，阿伦特认为，你不能要求她是一个犹太人，即使她是一个犹太人。
　　
　　崔卫平这样说：“阿伦特仿佛是没有乡愁的那种人——不仅是缺乏，而且是避之唯恐不及。当阿伦特以思考为人生与行动的支点，她似乎处在一个持续背叛的位置上，处于不间断的分离与颠覆之中，而不是庇荫于任何现成的文化、传统力量之下。”
　　
　　从崔卫平对阿伦特独立姿态的赞赏，或可解读出其内心的隐衷，我们是不是也可能借用阿伦特式的思考，允许自己后撤一步，与自己所置身的文化与传统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规避过度的自我伤害？
　　
　　崔卫平还这样说：“对阿伦特来说，作为犹太人，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事实：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的脉络中去…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也正是作为思想者的崔卫平对于自己民族的期许。或者至少，将这种信念植入自己内心，她才可以活在当下而不被焦虑和苦楚压倒。中国的知识人，不这样自我疗伤自我激励，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经济观察报》约稿）

　　


　　近些年，关于废除死刑的问题，在中国也有诸多议论，来自海外人权团体的压力就更大了。他们一直在质问：全球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实质废除了死刑，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或者有没有这样一份时间表？前一段时间，全国人大通过新的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种经济犯罪的死刑刑罚，这可以算作缓解压力的一种应对之举。但是，贪污与受贿等腐败罪名，却依然还留在死刑名单上，可以说，这一点，反倒让众多百姓暗暗松了一口气。
　　
　　据我所知，在韩国，尽管尚未在法律上废除死刑，但是基本上不执行，任由死囚在狱中慢慢地熬死。实际上，这与执行死刑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作为物质，死囚在地球上还占有一份空间而已，但他在本质上已经与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了。这样的惩罚，也应该足够了。
　　
　　在美国，大部分的州还保留有死刑，但一般只有一级谋杀罪才适用，而且审判过程极为繁琐。据说，一个检察官想胜诉一起死刑判决，至少要花费50万美元的成本。而且，即使判决生效了，执行起来难度也极大，辩方会穷尽所有司法资源，动员一切手段上诉。这样三番五次折腾，每次执行死刑，都会演变成一宗引发全国舆论与公众关注的事件。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并不强烈反对废止死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无论出于何种正义的理由，强制剥夺他人生命，总归是残忍的，是非人道的。事实上，废除死刑的主张，听起来一直都很有道理：即使杀掉罪犯，被害者也无法复活了。死刑满足的只是报复心理，而这种冤冤相报，将永无穷期。这样的理由，一度几乎就要说服我了。可是，一设想真的取消死刑，在中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还是忍不住要表示审慎的反对。
　　
　　我们知道，在美国及大部分西方国家，每年出现的适用死刑的案件，比如恶性杀人，都是屈指可数的。因此，废除死刑，实际上对司法实践影响并不大。本来就没有几起死刑案件，废不废除死刑又有什么大关系呢？可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大为不同。我没法举出死刑数据，因为在中国，每年的死刑判决人数是国家机密。既然是机密，就可以隐约推断出其数目之大。甚至有西方媒体说，中国死刑人数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在中国，死刑还是遏制恶性犯罪的一道屏障。“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古老的法律基因，毕竟还暗自存活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的确，法律也不该有权剥夺人的生命；是的，即使杀掉罪犯，被害人也无法复活了。但是，请不要忘了，生者却可以得到安慰，其他潜在的犯罪者却可以受到震慑。
　　
　　有专家曾经跳出来论证过，死刑的存废，与犯罪率之高低没有关系。千万不要信他们的，你知道的，在中国，专家的信用早就破产了。废除死刑，最令人担心的还不是犯罪率上升的问题，而是那些有钱有势者，一旦有人妨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策划谋杀的冲动就会极端强烈，因为成本已经大为降低了。
　　
　　死刑废除了，无论他们做下什么恶事，都死不了。就算判个无期徒刑，但只要他们使足了钱，就可以在监狱里吃香的喝辣的，还可以遥控指挥自己公司的运营。这样的事情，是有先例的。而且事实上，他们还可以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施加影响，加速减刑，最终，很可能用不上十年，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重回社会了。这一点，是西方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与韩国社会也大为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说，废除死刑，就是毁掉了穷苦人最后一道追求公平的心理底线。
　　
　　学者马光远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早在1764年就呼吁废除死刑，但要在中国彻底废除死刑，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刑法》中死刑罪名全球最多，每年执行的死刑人数也肯定全球最多，但只要看看那些飞扬跋扈的贪官，一判死刑就一夜白头的表现，你就可以明白，死刑在中国，还有着怎样的威慑力和价值。

　　


　　毕业典礼还要麻烦警察
　　文/王元涛
　　
　　女儿在韩国一所学校读初中，今年2月毕业，我去参加典礼。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见到两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大叔，正微笑着打量着来来往往往的学生。一所普通中学的毕业典礼，何至于还要麻烦警察先生来看护呢？这是韩国今年的一景，全国几乎所有学校，在举行毕业式时，都有警察到场，为的是严防学生们胡闹。
　　
　　在韩国，除了若干名校之外，大部分中学都默许这样一个传统：毕业式后，学生们可以在操场、礼堂或教室展开面粉与鸡蛋对攻战。而且，他们还非常有讲究战略战术，要先抛面粉，让对方睁不开眼，然后再投掷鸡蛋，对方就躲无可躲了。否则，一闪一避间，鸡蛋难以击中目标，落地摔得粉碎，就太可惜了，那都是花钱买来的呀。而鸡蛋与面粉两下混合，学生们的脸上衣服上，就可以开蛋糕铺子了。
　　
　　大学生毕业式上丢帽子，中学生毕业了就互相攻击。据韩国朋友介绍，这种大战是有来历的。韩国人一向讲究长幼尊卑，学校与兵营有相似之处，高年级大哥支使低年级小弟做事儿，那是本分；老生欺负新生是在日光下公开进行的，有着“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的堂皇借口。低年级学生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气，因此，等到老生毕业，其中一些惯于横行的家伙,往往会招致在校生的集体攻击，而这些人一般也会笑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平时的恶行恶状，所谓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其后，毕业生之间互掷面粉和鸡蛋，遂演变成为毕业式的压轴节目，有一种戏谑和狂欢的色彩。
　　
　　近年来，这一举动在某些地方的学校越来越出格，有些学生会把人的衣服扒光，然后往他们身上抹鸡蛋。甚至，更出现了一种新苗头，在面粉和鸡蛋之外，有人引进一种化学药水，泼到学生服上，与面粉发生反应，让衣服严重褪色。这个更刺激，于是迅速流行。但是，这种药水会对人的皮肤和眼睛造成伤害，于是全国舆论一片讨伐之声，教育部门发出严令，禁止互相投掷，警察应声而动，开始守候在所有学校的毕业式上，意图把这一传统仪式生生割断。
　　
　　有警察驻守，女儿学校的毕业式顺利结束了。在回家的路上，女儿问我：你们的毕业式怎么样？我想了想，在中国的中学里，肯定有开学典礼，好像没有毕业典礼。在一些学校里，有的学生为了发泄不满，会在毕业前夕把桌子椅子全砸坏。这样的事情，跟女儿讲的话，不太合适吧。可我刚开了个头，女儿就很开心地回应道：是啊是啊，韩国一些学校也有这样的事，现在就有！
　　
　　当晚，女儿的同学发来消息，她们班上有几个男学生，毕业式一结束，就神秘地挤上了一辆出租车，手里还拎着大包小包。结果，车行没多远，就被警察拦下了，一搜，包里装满了面粉和鸡蛋，他们是想到城郊去过瘾。警察要没收鸡蛋和面粉，他们无力地辩解称，是要去同学家做鸡蛋饼庆祝的。可是，他们这么说，谁会相信呢？据说，连出租车司机都笑了。
　　（刊于《人民画报》，题图为《亚洲经济》报社资料）

　　


　　文/王元涛
　　
　　在中国，由20岁向30岁过渡的“80后”一代，正承受着就业难与高房价的双重煎熬；与此同时，在近邻韩国，与“80后”年纪相仿的一代人，被称为“88万元世代”，也在经历着与中国“80后”类似的艰难处境。
　　
　　2007年8月，韩国经济学者吴熙勋与记者朴全一合作撰写了一本社会学专著《88万元世代》，其核心内容是：据调查，在韩国，2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只有5%的人有机会被录为公司正式职员，其他人都将从事非正规职业，也就是做临时工。这些人，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韩国当时全体临时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19万韩元，而其中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只能赚到平均工资的74%，也就是88万韩元。
　　
　　88万韩元相当于人民币五千元，那么在韩国是个什么概念呢？在物价相对高企的当下，五公斤左右的西瓜，每只价格在2.5万韩元左右。每月工资88万韩元，能买到三十多只西瓜。设想一下，如果你在中国每天只能赚一只西瓜的钱，衣食住行交际应酬等等所有的日常生活费用，都要从这只西瓜里出，其辛苦窘困之状是可想而知的。
　　
　　据韩国专家分析，“88万元世代”现象的出现，与韩国的企业制度有关。韩国的公司文化受日本影响很大，实行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的好处在于，可以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培育员工的忠诚感，而且，这种制度提供的终身保障，可以在整体社会层面上增进国民的幸福感。
　　
　　但是终身雇佣也有明显的弊端，其中之一就是工作效率低下，无力消化冗员。据笔者观察，韩国的一些大公司内部，人浮于事及官僚作风大面积存在，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很相似。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在终身雇佣的前提下，企业一旦遭遇经营困境，无法灵活地用裁员的手段化解困难、度过危机。裁员，几乎就意味着要被告上法庭，并付出巨额赔偿。
　　
　　对此，企业老板当然心知肚明，同时也是心怀不满的。他们应对的办法，就是大量使用临时工。据韩国政府相关部门统计，从2001年到2008，临时工所占比例从27%升高至35%，排在经合组织国家第一位。到今天为止，这一上升趋势依然在持续。而在所有的临时工面前，都摆有这样的诱饵：工作干得好，就有机会留下转为正式职。因此，他们会不计报酬地拚命工作，奋力表现。但事实上，最后能够得到转正机会的幸运儿总是少之又少，两年的合同期结束后，绝大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四处投递简历，寻找下一份临时工作。
　　
　　当然，催生“88万元世代”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近些年来韩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岗位严重不足。这一点，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出现的“1000欧元世代”颇为相似。据统计，2000年以后，20到29岁青年的失业率，一直是韩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有韩国媒体犀利地指出，此前，经常有人批评如今的年轻人缺乏爱心，漠视传统道德，逃避婚姻，拒绝生育，事实上造成了韩国人口接近负增长，从而进一步加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88万元世代”这个概念本身却揭示了，众多的年轻人得不到固定工作，甚至无力偿还大学期间的贷款，更买不起房子，只能住在地下室或阁楼，沦为首尔版的“蚁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很难找到结婚的对象，更是对生育充满恐惧感。所谓不给马吃草，又想让马快快跑，这对年轻人而言，是有失公平的。
　　
　　在韩国这样的民主多元社会里，任何一个群体的自身利益，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来维护。随着“88万元世代”的逐渐成熟，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对自身处境缺乏明确的认识，也不再只是用消沉和堕落来麻痹自己。现在他们已经发现，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公平，他们开始结成自己势力。他们宣称，在未来的选举当中，他们已成为所占比重最大的一个群体，足以决定选票的走向，也就是可以左右选举的结果，从而决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最终决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团体认识到，“88万元世代”是不容忽视的新力量，因此，“88万元世代”的最新口号是：“告别88万，向888万进军！”
　　（《国际先驱导报》约稿）

　　


　　书名：耶稣传
　　作者：欧内斯特•勒南
　　出版：商务印书馆
　　日期：2010年10月
　　
　　理解耶稣
　　文/王元涛
　　
　　试读过若干版本的耶稣传记，但均半途而废，难以深入，直到遇上了欧内斯特•勒南的《耶稣传》。勒南原为基督徒，后放弃皈依，成为怀疑论者，但他始终对耶稣葆有高度崇敬，只不过，他是把耶稣当成一个非凡人物来加以礼赞的，而不是视之为“上帝之子”的神明顶礼膜拜。因此，在我看来，读勒南，就是非基督教徒理解耶稣，并借此了解基督教起源及其文化精神实质的一条可靠路径。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不是基督教徒，那么有什么必要去理解耶稣呢？勒南在《耶稣传》中固执地探幽发微，尽其所能地拨开历史与传说的迷雾，试图还原一个人，并揭示这个人伟大温暖的灵魂，就是要确立这样一种信念：不必成为基督教徒，也可以理解并热爱耶稣，并追随他的义，身体力行他的教诲。
　　
　　在勒南看来，耶稣与孔子、释迦牟尼相似，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混杂着热烈与绝望。他们早已洞悉，作为动物，人类整体的罪恶与苦难，永远难以根除。因这绝望，他们反而能放下执着，肯于慈悲地为同类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爱与宽恕。彻底的爱，彻底的宽恕，即所谓的“左脸右脸”。只有每个人都依靠内心的虔信与外在道德的约束走上这条路，方能摆脱“丛林法则”，消除相互间的厮杀与噬咬，完成人类最后的自我救赎。在理论上，这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尽管这条路，因为需要人的高度自觉作为前提，会显得无比漫长。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比耶稣或孔子更为宏伟更富激情的道路设计，比如希特勒或列宁，他们贯彻实施理念的手段，是血与火的暴力，与之相伴的则是恐怖与死亡，因而十分高效昭彰。但历史却证明，罪恶的手段无法达成美好的目的，他们未能把人类引向正确的道路。革命的喧嚣过后，激情的大洪水过后，留下的是一片罪恶与废墟，而耶稣与孔子依然固执地立于荒野尽头，为恒信者提供着遮风挡雨的绿荫，千年不变不移。
　　
　　今天，偶尔还会有传教者声称，信教者死后可以上天堂，否则只能在地狱里受煎熬。在勒南看来，用这种方式传教，是完全背离耶稣本意的。古犹太教的教义才强调交钱购买死后上天堂的钥匙，而耶稣的“天国”并不只存于天上和死后。他把天国从来生移回了现世。天国在此间，在人心里。谨行善事，学习爱，尝试宽恕，你就已经生活在天国了。所谓一念即天堂，一念即地狱。这时候，即使身处暴政，你也同样可以获得灵魂自由，即“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才有了被称为“救世主”的充足理由。
　　
　　据勒南考证，耶稣并非大卫的直系子孙，他是木匠约瑟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木匠，因为古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即使你将来能成为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也必须先具备一项足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手艺。耶稣生于加利利地区的小城拿撒勒，而非传说中的将诞生“救世主”的伯利恒。圣经说他生于伯利恒，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应该是信徒的穿凿，而且，可能还得到了耶稣的默许，因为这有利于教义的传播。
　　
　　在勒南看来，耶稣靠几块饼几条鱼喂饱几千人的传说，也是后世信徒的编造。耶稣从不主动行神迹，也无需借助摩西的红海或雅各的火柱来为自己张目。是出于信徒的哀告，他偶尔会出手驱魔，但那是为了治疗，是体恤，是怜悯，而非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勒南说，也可能是当时人们的情感生活简单粗糙，情绪容易兴奋冲动，轻微的精神病患者，的确可以通过耶稣温柔的话语得以减轻病症。
　　
　　期待耶稣复活，在勒南看来，则是出于最庸常的看客心理，他们是把基督教的发源史当成了好莱坞大片——没有大团圆结局，他们会有缺憾感。但是，勒南的观点是，如果耶稣是神不是人，那么他的复活又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神行神迹，不过是本分而已。而且，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他的死又有什么意义呢？按基督教教义，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流血死亡，是要替人类赎罪。可是，暗地里，却又让他复活了，这岂不是变成一场骗局？
　　
　　勒南认为，“复活说”将损害耶稣之死的悲剧性与震撼力。即使我们姑且认同“原罪”说，那么，耶稣之死后复活，也还是失去了赎罪的意义。耶稣复活，义人欢欣鼓舞，不再反思自己的怯懦与逃避，恶人则完全失去了认罪与忏悔的机会。
　　
　　只有耶稣是人，他的死，才是动人的，才会让他的信念在血光中迸发出力量。耶稣把“天国”从古犹太教中抢出来，交给异邦万民。在这种意义上，他的死，才足以感动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徒。只有耶稣是人，我们才足以在他身上找到自己行动的力量。他能做到的，我们未必不可以做到。
　　
　　勒南说，耶稣创建的基督教摒弃《摩西律法》，从犹太教中独立，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从古代宗教演变而来的变革，经历了几乎一千年，之后又用三百年的时间走向成熟。“那时生活着一个卓越的人，他以无畏的首创性和所能激起的爱，成为人类未来信仰的对象，并奠定了这一信仰的基础。”
　　
　　勒南如此盛赞耶稣，却曾在基督教世界掀起过轩然大波，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说耶稣是人。但是，勒南剔除神迹，消解一切迷信因素，只从人的角度理解耶稣，指出他的伟大与圣洁，实际上更容易让非基督教徒理解和接受，相信会有众多非基督教徒受勒南笔下耶稣的感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去行他的爱与义，从而摆脱教条，确认“我是我的教会”。在这个意义上，谁能说勒南是一个叛教者？我相信，若耶稣有灵，也会对勒南暗暗嘉许。
　　（《经济观察报》约稿）

　　


　　文/王元涛
　　
　　一直盼望马莉的诗人肖像画展能成为一次事件，借此，诗人与诗，将有机会再度浮升于公共话语河流的表层。如今，诗人群体似乎已接近隐匿无踪了，马莉把他们揪出来，嵌进画框，就相当于将他们钉上了粗木十字架，有一种西风瘦马残阳古道般的悲壮感。
　　凝视画布上的北岛或王小妮，我读出的却是马莉的不甘：为什么，今天的诗与诗人，会遭受如此冷遇？要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国度啊。是诗承载的信息太过单薄？是诗的互动完成太过苛刻？是诗与诗人的传奇性全然丧失？还是现代诗歌与传统诗词骤然割裂，使得人们无法在新形式感中找到美或寄托？
　　马莉的画作，正是一种尝试，试图解答这个迷惑。马莉笔下的诗人画像，大都面色沉郁，目光冷峻。因为他们敏感，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苦难何等深重，并且永无穷期。因此，他们曾经葆有的最基本的姿态就是批判。可是，如今，还有哪个诗人会像北岛一样挺身而出，对压迫与不公发出愤怒的呐喊？诗歌远离政治，指是的远离“为政治服务”的奴性与工具性，可今天的诗人却逃得太远了，缩进了自己的小小躯壳，沉溺于琐碎的日常感受，甚至只关注自己能否应时便下一坨屎！诗人不再关心他人了，因此，他人还有什么理由要关注诗？
　　同时，有太多的诗人，面对这个物质化的世界，投身于潮流，淹没于潮流，无力自省，无力自拔，因此，也就难以发出独立的声音。他们宣称，诗要回到语言本身。这句话在我听来，几乎就相当于“自生自灭”。海子之后，少有诗人自杀的消息，因为他们的内心，或已麻木，或已满足，早已拒绝痛苦。
　　因此，有论者指出，马莉的画作，不仅画出了一群原生质的人，也为这个时代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精神隐喻，从中可以看出马莉惊人的观察力和巨大的好奇心。每一位诗人，都在她笔下传神，她的画作，将成为这个时代最珍贵的视觉记忆。诗人们是这个世界永恒不变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当他们以这种方式被聚集到一起时，整个世界都应该向这个原点汇拢。
　　在马莉的画作中，有几位诗人我尤其喜爱。杨炼的《诺日朗》，曾痛快淋漓地完成了我的诗启蒙。“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别说你读不懂，这是灵的招唤，你张开全身毛孔去感受就行了。诗人，永远是一种精神存在，提示世界的另一个维度。除了升官发财香车美人之外，我们脆弱的灵魂同样需要照拂。诗人是文字的巫师，诗就是分行的教义，而马莉的画，则是无宗教处与无宗教人之宗教精神的外显。在这些枯瘦的画面上，你是否可以嗅到殉道者的气息？杨炼的诗中还有这样句子：“成千上万座墓碑像犁一样抛锚在荒野尽头/互相遗弃，永远遗弃：把青铜还给土，让鲜血生锈。”
　　我历来反对用“女诗人”来称呼翟永明，当文字引发灵魂与肉体一同颤栗时，诗与性别无关。她的《母亲》是我的最爱，“无力到达的地方太多了，脚在疼痛，母亲，你没有/教会我在贪婪的朝霞中染上古老的哀愁/我的心只像你。”“没有人知道我是怎样不着边际地爱你，这秘密/来自你的一部分，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在与诗迎面相遇的片刻，爱与我们一起，变得洁净透明。
　　食指曾经这样写道：“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未来并没有给食指太多的希望和快乐——但请不要说食指是精神病人，他只是不肯再与这个世界合拍。因此，马莉画笔下的食指，眼帘低垂，但还没有完全闭合，似乎在顽强地与这个世界保持着微弱的联系。
　　我一直觉得，诗人今天的地位是正常的，诗人没什么好抱怨的。北岛与顾城等人曾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反而是畸形的，极度焦渴的土地，哪怕只接受一滴雨水，也会腾起冲天的热雾。当年就是这样。除了食指、北岛、杨炼、顾城，更有多多、芒克、昌耀、舒婷，都是传奇，都是传说。可今天的诗人，日渐庸常。我能清楚地记起自己是从何时开始不再关注诗的，读于坚的《尚义街六号》，说裤子晾在二楼，楼下有人喊一声，胯下就钻出个脑袋。这是一首好诗，形象，准确，味道十足。只是，太正常了。这样的诗，失去了苦难的滋养，对我而言太过奢侈。这样的诗人，与邻居张二哥无甚区别，只让我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厌倦和无聊。
　　马莉说过：“光芒，并不需要光芒的照耀。”即使诗人肖像画展不能成为事件，我相信，它的价值也是恒久的，因为马莉是在给未来造殿堂，马莉的激情，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烧，将足以照亮我们内心无边的粗陋与黑暗。
　　（题图：诗人李轻松 马莉画）

　　
　　
　　Nothing Compares 2 U
　　歌手：希尼德•奥康纳Sinead O'Connor
　　
　　It's been seven hours and fifteen days
　　已经过了15天又7个小时，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你将你的爱带走。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我每天晚上都出去而白天睡觉，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当你将你的爱带走。
　　Since you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当你走了我可以做一切想做的事，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我可以见任何我选中的人。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我可以在一间美好的餐厅吃晚餐。
　　But nothing
　　但没有发生任何事
　　I said nothing can take away these blues
　　但我没有办法驱散那些忧郁
　　`Cause nothing compares
　　因为没有什麼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什麼可以与你相比
　　
　　It's been so lonely without you here
　　好像是非常寂寞当没有你在这里
　　Like a bird without a song
　　像是一只不会歌唱的鸟
　　Nothing can stop these lonely tears from falling
　　没有任何事能阻止那些寂寞的眼泪墬下
　　Tell me baby where did I go wrong
　　告诉我宝贝，我是哪里做错了？
　　I could put my arms around every boy I see
　　我可以将我的手搭在每一个我见到的男孩肩上，
　　But they'd only remind me of you
　　但那只是将你从我心中唤起。
　　I went to the doctor n'guess what he told me
　　我去看了医生，猜猜他对我说了什麼，
　　Guess what he told me
　　猜猜他对我说了什麼？
　　He said girl u better try to have fun
　　他说，小姐你应该去找点乐子了，
　　No matter what you'll do
　　不管你要玩些什麼。
　　But he's a fool
　　但他真是个傻子。
　　`Cause nothing compares
　　因为没有什么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什么可以与你相比。
　　
　　all the flowers that you planted, mama
　　所有你种下的花，妈妈，
　　In the back yard
　　在后面的院子里。
　　All died when you went away
　　全部都死了，当你离去。
　　I know that living with you baby was sometimes hard
　　我知道跟你一起生活，宝贝，是有点困难的。
　　But I'm willing to give it another try
　　但我将会再试一次。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Nothing compares
　　没有任何事可以，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没有任何事可以与你相比。
　　

　　


　　文/王元涛
　　
　　姜文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借助王朔小说的厚底子，赢了个满堂彩。第二部，《鬼子来了》，黑白片，探讨战争与人性，尖锐，机锋藏不住，结果遭禁。第三部是《太阳照常升起》，反响不是一般的糟，据说，全国能看懂的人，不超过二百五。而《让子弹飞》是他的第四部，至此，才终于等到了他放下身段，肯踏踏实实地娱乐人民了。
　　有实力派作家朱苏进和述平参与编剧，这部片子的故事性就得到了充分保证。民国初年，兵荒马乱，骗子马邦德（葛优）买官捞钱，正兴冲冲地坐着马拉火车去上任，半路遭土匪头子张麻子（姜文）率众伏击。先是子弹飞，随后火车也飞了。葛优万幸未死，谎称自己只是个师爷，妄图蒙混过关。没想到，姜文对当县长兴趣大起，逼葛优继续当师爷，两人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一同赴鹅城就职，并制订了借大户之手搜刮钱财的行动计划。结果，到了鹅城，姜文改主意了，不想勒索穷人，只要打劫大户，这样，就直接与当地恶霸黄四郎（周润发）接上了火。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三方角力，难取平衡，一场鹅城之变的火爆大戏，由此正式开锣。
　　我不认为姜文拍这部电影有什么额外的寓意，忙累一年了，让大家看个轻松的贺岁片，通透地笑上一场，这是姜文应该做的。尽管影片借张麻子之口提到了蔡锷蔡松坡，但姜文并没有企图要把一个好端端的故事搞成什么革命寓言，他不会那么无聊。而且，对于眼下来说，你想表达点政治观点，还是能找到缝隙的，多少人都在直言不讳，谁还指望通过电影曲折迂回地传达什么政治理念啊？那和在梦中咒骂仇家有什么区别？因此，看《让子弹飞》，你只管开怀大笑就够了，又分析什么毛泽东情结，又指责什么鼓励买官，你拿姜文当中纪委呀？笑点那么多，你不乐到肚子岔气，对得起三大影帝的精彩对决吗？
　　当然，由周润发、葛优、姜文联袂出演这一出戏，实在是有点太过奢侈了。姜文的豪情与霸气，周润发的神经与嚣张，葛优的隐忍与圆滑，与他们各自的角色完美衔接，各得其妙，各安其所。观影到半途，我突发奇想，如果把他们的角色串换一下，效果会怎样？让周润发演土匪头子，张麻子会不会凭空多上一份李慕白的从容与优雅？让姜文演师爷，看他如何低下高傲的头颅，四处讨好，八方作揖，那种反差，一定会更加跌宕起伏，乐趣横生。然后，让葛优演恶霸，阴柔些，再阴柔些，整个片子的气氛就不会显得那么紧张了。总之，给影帝们设点障碍，出点难题，他们演技的发挥，没准会更加出色。
　　有评论称，接近140分钟的电影，拥有140个笑点。这是夸张了，听起来像是水军做下的勾当。但两个小时看下来，至少有二十余处，我要克制自己与邻座陌生女生击掌相乐的冲动，这倒是真的。我只对影片里姜文杀掉周润发替身这个情节不太满意，就算是为了扳倒真恶霸，也不该那么心安理得地滥杀无辜。在我想来，姜文砍下替身的头，唤起了百姓的勇气，他们呼啸着冲向了恶霸的府邸，之后，他不该志得意满地仰天一躺，而应该手捧替身的头，悄悄地说声对不起。这样的话，这部片子就接近圆满了。
　　

　　


　　特约记者/王元涛(韩国《亚洲经济》报社驻北京记者)
　　
　　韩国延坪岛遭北方炮击后三天，本人赶赴首尔，去报社总部述职。忙完工作回到家，我很严肃地对爱人说：“万一南北方突然开战，你我被阻隔在不同的地方，通讯又中断了，根本没办法联系上，那时候怎么办？咱们约定一下吧，使馆方面肯定会组织撤侨，国内要是来飞机了，咱们不要互相等，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分头回国，然后在国内见。”　　
　　爱人想了想，半开玩笑地说：“不行，我要和韩国人民在一起，哪能一打仗自己就先跑了呢？”爱人的玩笑话里，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尽管韩国不是自己的国家，但生活久了，在这儿有相知的朋友，有自己工作付出的汗水，当然也会有很深的感情。第二个，炮击事件并没有给处于风暴中心的韩国民众及在韩华人，造成太大的恐慌。　　
　　可以说，是马照跑，舞照跳，生活如常。相比之下，反倒是置身事外的中国及日本民众的反应更为强烈一些。我离开北京前，就有多位朋友致电问候，担心韩朝会爆发大规模冲突，甚至是全面战争，怕我一去不得返。　　
　　炮击事件发生后，我马上与多位在韩国的朋友联络，其中有韩国人，也有在韩华人。正如我所料，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紧张感来。韩国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目前的和平只不过是“停战”而已。　　
　　这一点，是普通中国民众无法体会的。而且，就是发生炮战的延坪岛周边海域，1999年和2002年，韩朝海军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造成双方近百名官兵死伤。当时的情况比现在严重得多，但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因此，他们相信，这一回的炮击事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阳光政策”成幻象
　　
　　但是这一次去韩国，紧锣密鼓见了许多人之后，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在普通民众当中，怀念“阳光政策”的调门降低了，他们都认识到，阳光政策所带来的南北关系改善是虚假的。　　
　　即将休学入伍的原州大学中文系学生黄一盛就说，所谓阳光政策，实质上就是南方无条件地支援北方，粮食、化肥、农药、石油、水泥，以及用开发旅游和开设工厂的方式提供的美元。可是支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北方的核爆炸！也就是说，南方出钱，在壮大敌手毁灭自己的力量。　　
　　黄一盛说：“我注意到，那时候，连中国都使用了‘悍然’这个词。我是学中文的，我知道悍然在中国的官方话语当中有什么样的分量。”　　
　　韩国侨社的中文报纸《知己知彼》主编黄春杰分析说，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重新审视了阳光政策，不再像从前一样无条件提供物资与金钱，而是将援助与半岛无核化挂钩，要求北方同步做出实质性的举动。　　
　　于是北方恼怒了，因此才有了金刚山枪击游客事件、天安号军舰沉没事件，以及现在的炮击事件。这都是一条线下来的，是北方在向南方施压，因为北方一直认定，南方的政府与百姓，都是深深惧怕战争的，他们就想抓住南方的这一软肋，榨取更多的好处。　　
　　实际上，北方的认定基本上符合事实，南方的确是惧怕战争。　　
　　韩国庆熙大学中国留学生岑默说，大部分韩国人有房产，有汽车，有体面的工作，有安定的家庭生活，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将失去这一切，所以，怎么可能不怕？可是，这种怕，难道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吗？不怕冲突，不怕暴力，渴望战争，渴望流血死亡，那是暴徒心理！　　
　　在韩国，我也注意到，延坪岛事件过后，韩国整体的舆论氛围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表达了一种强硬的态度。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北方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他们确信，不管自己做了什么，韩国也不敢动自己一根寒毛。　　
　　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年来，面对双方大大小小数十次摩擦，韩国没有做出一次实质性的回击。就连这一次，延坪岛遭到炮击后，李明博的第一个指令，也是“克制”，以防事态扩大。　　
　　因此，韩国媒体评论说，北方的“挑衅”行为，是韩国自己招来的。如果韩国敢于在遭到攻击后施以两倍、三倍的回击，情况肯定会与今天不同。
　　
　　对和平的反思和幽默
　　
　　韩国媒体还引述军方人士的话说，罗马的一位军事学家指出过，没有守护和平的力量，就没有资格享受和平。所以，为了防止战争，韩国反而更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　　
　　“如果双方开战，隐藏在三八线北侧山洞里的万门大炮，半小时内就可以把首尔化为火海。”这一说法流行了多年，可以说是韩国人尤其是首尔人心头的一块阴霾。对此，有国际军事观察家指出，这是一种恐吓，实际上北方做不到。　　
　　北方的武器装备中，射程最远的是170毫米口径的谷山型自行火炮，射程有40公里。使用火箭增程弹后，射程可达50公里，而首尔距离三八线，只有40多公里。可是，使用火箭增程弹后，相应的，必须减少炮弹装药，其威力必将大为降低。　　
　　因此，如果是不宣而战的奇袭，第一波的攻击会对首尔造成一定损害，但却绝对达不到“火海”或者毁灭的程度。而韩军凭借强大的空中力量随即发起的反击，将会大大压制北方炮火。　　
　　观察家同时也指出，现代战争最终拚的是国家实力和科技能力。在这一点上，韩国与北方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韩国迅速转为战时体制，现代汽车、三星重工、浦项制铁等大企业全部加班加点转产武器，短时间内全民武装(韩国男性除残疾人及奥运冠军之外几乎全部有过入伍经历)，即使没有外力介入，战胜北边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韩国的一般百姓当中，我还接触过一种非常乐观的说法。　　
　　他们设想，就算首尔被北方占领了，他们也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然后，会自己主动退兵。为什么呢？因为现 代大都市毕竟太过复杂了，北方人无力面对。不用提无线通讯的运营和互联网的处置，就算是公交车与地铁的运行，以及下水的处理，就不是他们能够胜任的。北边的士兵到了南边，面对齐天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的立交桥，他们会被淹没在其中，茫然无措，就算想全部摧毁，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任务。　　
　　当然，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玩笑，一个冷幽默。对韩国百姓来说，最好的，还是能过上平常日子，不用去想那些宏大冷酷的话题。在战争面前，可能难有一个中立的是非判断，但是，战争本身永远都是丑恶的，战争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永远是绝对的。　　
　　这一点，无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应该是共识。
　　(刊于《世界博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