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永远——仗剑走天涯

（故乡唐崖河畔的一个土家山寨，如画一般。图片转自咸丰社区。）
　　（一）
　　“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现在眼前：你一度赤脚玩耍过的田野，亲切的树木，你用以品评其他景色的美景……”这是美国诗人马尔科姆·考利在他《流放者归来》一书中开头的几句话。当我读着这些优美的文字时，车正行驶在归乡的途中，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风景迎面扑来，乡愁被次第点燃！
　　 上高中时读到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诗歌的优美让我觉得乡愁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梦想着有一天背着行囊，浪迹天涯，夜晚在野外燃起一堆篝火，对着一轮明月，弹起吉它，独自吟唱；而今，当我在外求学、工作十年后，才发现无论走多远，走多久，我都永远走不出故乡的那些山水，对乡愁的理解除了浪漫，也多了一份惆怅。
　　余秋雨在《关乡何处》中曾对乡愁的理念进行过解读；“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从古至今乡愁是人人都有的，只要一个人离乡去远方，就会有乡愁。
　　故乡是血缘密度最高的地方，故乡是记忆共同体，故乡是无论你衣锦还乡还是一无所成，它都能给你安全感的地方。你来自哪里？你归于何处？这既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尤其是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我们出生在何处，迁徙过多少地方，走得有多远，总被一种原乡情结、土地情结所纠缠。
　　任何漂泊在外的人对故乡都怀有很深的感情，那是不可磨灭的记忆。然而很多人又不愿回到故乡，因为故乡的变化让他们感到陌生。身在故乡，他们却觉得自己仿佛又是个过客，驻足片刻后，便赶紧逃离了故乡。可出来后，又想着它，结果就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如今的我也深刻体会到这种矛盾了，在北京的时候，我会常常想念故乡的山水风物，民俗美食，可回去了却发现故乡的很多东西已经正在渐行渐远，“无可奈何花落去”。 故乡，被掩埋在时间序列里，抽离成或浓或淡的记忆，或浮现于墙壁发黄的相框里，忽远忽近地凝视着岁月。它无关山水，只因山水间的人与事；它无谓沧桑，只缘沧桑中的喜与悲。
　　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县城和我十年前上高中时完全两样了，各种品牌店，加盟店，夜宵大排档，酒吧KTV，明星代言的虚假广告牌充斥着大街小巷。那些袒胸露背的明星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肖像被胡乱篡改，正搔首弄姿地代言着各种伪劣商品。夜宵排挡里烟酒熏天，麻将馆里通宵酣战，KTV里夜夜笙歌，我不晓得这个经济畸形发展的小县城里究竟靠什么来维持它的虚假热闹和繁华。
　　家乡经济不发达，没有大的厂矿企业，于是人们选择去沿海城市打工。挣到了钱就回家掀掉自己的吊脚楼或者木瓦房，修建和大城市一样的小洋楼。在从恩施回咸丰的路上，曾经沿途点缀山间的那些漂亮的吊脚楼如今全都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拓宽的公路，和正修建的高楼；而在我们镇上，如今木质楼房已经所生无几了，大家都重新盖起了水泥瓷砖房。
　　今日之中国只有两半，一半正疯狂建，一半正疯狂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激烈运动着，或者筹划着将要运动。就连我们那个曾经藏在武陵山中的名叫“小村”的乡镇如今都在伟大的新农村建设中被政府包装成了闻名全国的“生态家园示范村”。我的那些父老乡亲和他们的生活也“被和谐”，“被发展”成了供外来猎奇者参观的“伪民俗”风景了。
　　所以，回不去的人心生遗憾——亲情难近；回得去的人心生惆怅——故乡在哪儿？
　　
　　（二）
　　从2001年上大学离乡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都是春节回去住几天，但每年回去发现故乡都在不断的变化着。这些变化在官员们看来是政绩，在我看来却是灾难。曾经对故乡有着剪不断的“乡愁”，现在却是越来越多的“乡痛”了！
　　“乡痛”，是由澳大利亚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克特2004年创造的一个新词。意思是指：由于家乡的环境发生巨变而产生的痛苦和忧郁。不同于“乡愁”的远离家乡之愁苦，这是一种身在家乡的眷念愁痛。这个哲学家曾这样描述那些患上了“乡痛”的人：他们身处家乡，却怀有近似乡愁的忧郁，他们对家乡的心理认同崩溃了。他们缺失来自现有“家乡”的慰藉。此外，对于给他们造成悲痛的事态，他们既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施加影响，由此产生极大的疏离感。“乡痛”即被创造出来用于描述这一失去寄托并极度忧伤的特殊精神忧郁症。
　　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阅读者来说，“乡愁”是弥漫在大多数汉语文本中的一种情感和情绪，是与远行、分离、思念、眺望等相伴随的一种情感状态与精神心理处境。有人说，乡愁是美丽的，大概是就乡愁者精神心理中尚有一席之地可供怀想与思念，甚至可作为有朝一日的回归与重聚的期待理由。那是远行者、游子内心深处最自我的一种感受，同样也是支撑着远行者和游子诚实地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
　　于是，有“乡愁”就有还乡，就有对于家乡山水的想象与追怀，就有哈代式的乡土之念和沈从文式的乡土之念。当“念”发展成为“恋”的时候，“乡愁”在情感程度上也就渐趋浓烈，直至成为一种无法排遣的“忧郁”──那是一种惦记中的担忧，一种想念中的无法实现的空虚感与失落感……
　　而“乡痛”则是一种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忧郁症，是最后一块乡土亦被经济觊觎时代的共同病，它指那些身在家乡之人，目睹家乡在沿着一条不堪承受的方向被玷污、被攫取、被剥夺当然也被肆意践踏时刻的内心煎熬与虚脱，那是面对强势之时的一种新的无力感。
　　而这种感受，并非只有身在家乡的人才感受得到，远离家乡的人同样会患上这种“乡痛”。你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家乡的信息，对于家乡的每一点变化都不会放过，其中自然会有让你痛惜的消息。我的故乡这些年也闹出不少轰动全国的令人痛惜的消息——“玉娇抗日”、“利川卖地”、“局长日记”、“电力分红”……而眼看着这一切“癌变”，却也无能为力，不要说切除这些“肿瘤”，甚至连向“主刀医生”反映疼

　　前言：战争中的艺术
　　 撰文/刘勋
　　
　　1943年，为了在中缅印战场打通被日本人切断了两年之久的生命线——滇缅公路，美国派了一支4000人的顾问团来到滇西协助中国远征军攻打怒江战役。
　　他们不直接指挥战斗，但提供中国指挥官的训练，帮助制定战斗计划，供应武器和医疗，以及为美军装备提供培训。在这在4000多人的顾问团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第164照相连，专门负责记录战场影像。
　　1944年5月，从怒江的东岸，中国远征军16万大军和美军顾问团发起了一次伟大的战略反攻，把日本侵略者从我们的土地上驱赶出去，重新打通了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路陆通道。66年过去了，那些为国旗重升滇西大地而尸骸无存的忠魂烈骨早已消逝，那支胜利之师也历经劫难而老去。
　　然而，那场“在整个抗战史上，由中国人指挥的第一个反攻并取得胜利的战役”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历史遗忘了；中缅印战区也称为“被遗忘的战场”。 每年世界各地举行二战纪念活动的时候，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被请到欧洲，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国内受到贵宾的礼遇。这群远赴滇西作战的美国老兵和16万中国远征军老兵悄悄被遗忘，唯有怒江的激流和高黎贡山的风记住了那一次伟大的胜利！
　　历史，终究会呈现它本来的面目。2005年，美国拍摄了一部纪念二战胜利65周年的纪录片“Art in the Face of War”（战争中的艺术），讲述八名二战老兵用艺术的形式反映当年战争经历的故事。其中有7人是在欧洲参战的画家，1人是在中缅印战场参战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希德•格林博格（Syd Greenberg），今年92岁，依然能拍摄照片，每天上网。
　　2006年，云南的远征军研究学者孙敏和移居美国的学者江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查到了美军顾问团在滇西抗战的详细战史报告；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了164照相连在滇西战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和纪录片影像；并找到了当年参加怒江战役的摄影师格林博格。
　　历史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有些细节甚至能够影响到我们如何记录历史。今天，当胡佛研究所的战史报告和照相部队拍摄的大量照片呈现在我们眼前后，也许能帮助我们重新去认识并书写那段历史。
　　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卡帕曾说：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距离不够近。通过美国档案馆带回来的影像我们能看到，这些照相部队的战士常常是冲锋在最前面，用生命与专业技能记录那个战场上难得的历史瞬间。他们手里拿着两把武器，一把是抢，一把是摄影器材，他们未必发射子弹，但他们一定要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