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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昨日·今日
2010-12-11 12:07 星期六 晴
12.09
昨日乃本学期最后一天,傍晚去参加教员与招生人员之业务会议。教员分散四桌,招生人员轮流换桌。于是咱们系主任把本系来回介绍了五遍。坐在几乎没有冷气的空旷场地,背对着门,不消一小时,就背疼、胃痛。回家后立刻用藕粉、热水袋拯救,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
半夜醒来,起身。刷刷豆瓣、新浪围棋,看看古力赢了没(可惜他输了!)。要待煮粥,或弄点面疙瘩,却想起今儿约了在医院做检查,凌晨后即不能入食,顿觉饿得要昏过去----要知我昨日7点后就滴米未进,除了一碗藕粉!
7点赶大巴前,赶紧改剩余的作业!
因为今儿还约了物理治疗(伏案太久,腰酸背痛)。在大巴上给老妈电话,说,进城按摩去!
一路欣赏朝阳与美丽的云。
眼下坐医院里,喝免费咖啡,给张充和老太太电话,当着面前的洋老头儿洋老太太,大声讲中文。
之后就在两棵圣诞树间踱步。
补记:回途晕车,胃痛了一晚上,抱着热水袋改作业!
12.10
古力终于赢了,夺第7个世界冠军。如此困境中,真不容易!
“去听张楚唱歌”
2010-10-23 13:15 星期六 晴
有朋友写信,贺“贵系百年庆典”,于是也上网看帖子。想想“北大中文系”这几个字,于自己,果然也真真“十年”了。
五月,交上博士论文、教完该学期最后一堂课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出逃,与父母去西部旅行。其间,在颠簸的汽车上、抢占电脑插座的机场、给千里之外学生出期末试题的间隙,写下此文。很惭愧地,把它写成了“命题作文”,因为更好玩儿的,似乎只能做“小说家言”。最后还被夏老师改出许多错字,让我内疚半晌,几乎要反省起自己的学术态度来。
点滴北大
一
最初立志要考北大,不能不说是因为金庸。还是年少无知的时候,听闻金庸被聘为北大名誉教授,顿时对这个大学多出无限好感。
高中毕业的时候,不愿离开南京,遂直接上了本城的大学。大学里我是上课最少的人,考试成绩倒是千年老二,因为我有临时抱佛脚的无限神功。犹记得,在考现代汉语前一天,我突然死活找不到教材,只好斗胆跟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打电话,厚着脸皮把他的书借了出来。
第二天考试,照例迟到,于是听监考的语言学老师对哭笑不得的现代汉语老师说,她一向都是这样。
就这样自由散漫的人,自然对北大有越来越多的亲近感。大二之后,要考北大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而这也与我对北京的憧憬紧密相连:喜欢北京口音,长安街宽阔的大道,大道边满不在乎的滑板少年,街头自制卡拉大棚里、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中年人,北海公园里放风筝的老人,用浓郁的北京腔道:让它吃住了劲。
大三的夏天,去过一次北京,没有看见未名湖,倒是看见王府井街头的摇滚乐队,有穿着背心的中年鼓手,扬着脸的男孩主唱,而周围是小吃街明亮的灯火与鲜红的糖葫芦。
摇滚乐队的歌很好听,歌词却听不清,于是同去的阿姨说,他唱的是:“我要回到老地方,住在老东厢”。我们因为“老东厢”那三个字,笑成一团。
后来才知道那是崔健的《花房姑娘》,那句歌词也不是“我要回到老地方,住在老东厢”。而当时听着摇滚乐队的我,坐在路边小摊吃一盘咸水毛豆,内心有对这个城市的无限向往。
就这样,去北大,也就是去我想象中的北京。在考上后,我在面对为何考北大的问题,每每提供一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的回答:去听张楚唱歌。
二
本科阶段,全国各地的中文系,纷纷改名“文学院”,我注意到北大仍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觉得这真是最优美的名字。
到了大四的时候,不能不提前作决定,放弃保送本校研究生的名额。自此考北大成为华山一条路。
因为我住在家中,美其名曰复习,倒是看电视的时间更多。每日看完电视后等父母回家,心下是茫然的。
我没有去北大上过课,偶尔得到的消息,大多是令人心惊。据报考专业的老师说,另一考生,已经把教材背了十遍,我心下惴惴——我一遍还没有看完过。
英语和政治也一次都没有看完,但我爱古代的诗话、词话,说是复习,不若说是享受,连《文心雕龙》里的篇章,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
三
与我一同入京报到的队伍可谓浩大。有八十出头的外婆、从杭州来的姨父,原本在北京的二舅,于是当场遭到别人的嘲笑:连研究生都要家人送。
中文系的课表,每学期都是不同颜色封面的一个薄本。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见那个薄本的激动心情。还在二舅帮我运行李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中文系的课表。
开学后自然是一扫本科时的懒散,到处听课。还记得上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邻座的女孩刚刚下课,就立刻去图书馆借老师开出的参考书目,我惊异于这样的效率与速度。也去外系听过一两次,记得有陈嘉映老师的学术英文翻译,还有陈来老师讲王阳明:有无之境。
四
我在研究生第一年,非常可笑的到处赶场子、听讲座,被人称为学术追星族。
作为一个第一次住校的人,我也时空错位地,在研究生阶段,终于狠狠体会了一回本科生的生活。原本读本科的四年,我一直住在家中,从未超过9点回家,只有一次看齐秦演唱会,超过了10点,顿时让父母大发雷霆。这回人在异乡,终于得到彻底的自由。我和大学闺蜜,周周密谋出游,看演唱会、看小剧场话剧、在陋巷中吃热滚滚的饺子。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元旦,去听摇滚演唱会,回来后看见百年大讲堂那里,一眼望去,满满当当的红灯笼。日后我看到陈绮贞访谈,谈及自己爱听的,其实是摇滚,顿时深以为然。也许一切驯良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对不羁的渴望吧。
五
在北大的头次不羁,还是因为金庸。开学一个月,系里突然召开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身为普天下头号金迷的我,自然激动万分,立志要分分秒秒泡在那里,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逃了导师的课去看金庸。
研讨会第二天,我突发奇想,跑到体育器材商店,买了一个厚厚的木棋盘,当时自然留到最后,不过是为了金庸先生给我的大棋盘签名。
签名的笔是大号碳素笔。把棋盘端回宿舍之后,我突然百感交集,只觉得那签名马上就要消失,留存不得,顿时大哭。倒是室友安慰指点,于是蒙了塑料薄膜,小心翼翼地供在床上,待寒假又小心翼翼地背着上火车,继续供在家中。
六
在报到的头一日,初来乍到的我,就在图书馆南配楼看见电影的海报:《广岛之恋》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顿时留下极深印象。日后就知道,那南配楼里有专门放艺术电影的小厅,每周贴出不同的电影单子,周五的电影尤为艺术。这南配楼小厅,自然是中文系人士聚集地。常常电影结束,亮灯起来,发现皆是熟面孔。
那小众演唱会,自然也是文艺青年聚集地。记得有一次,百年大讲堂举办摇滚演唱会,窦唯压轴,满场的人群,群情激动。我在后面看不真切,就挤到前面,在地上爬来爬去,与保安做斗争。而窦唯在台上,照例冷静地不说一句话。
七
北大的课堂,自然是永生难忘的记忆。偶尔一次,翻到研究生二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如下:
01年10月9日
钱老师的课。路上邮局赠送一只气球。举着进教室。偶像看了笑。无座。
上楼,窜进一刚下课教室,把老师搭在椅子上的衣服放在讲台上,椅子么,端了就走。
刚坐下,就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我的气球炸了。人说,还以为世贸大楼又炸了呢。
上课讲最后80-90年代鲁迅。中有王风当年作业。什么“乞丐”“冷唾沫热舌头”的。
后来分配任务。钱老师问:你们“上海文化”是不是先讨论讨论?
我脱口而出:四个人讨论有什么好玩的啊!
一阵哄笑。偶像也笑。
有清洁工进来追问什么时候下课。于是只好下课了。
到得外面,戴登云同志堵住钱老师一个劲儿地问:你怎么把我shuan(删)了呢?你怎么把我shuan(删) 了呢?……钱老师说,我,我没有啊……
我不禁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给阿芮照相,钱老师给她题字。把钱老师在附中的照片给他。钱老师说,明年他就要去附中讲鲁迅。
翻照片给钱老师找那尊弥勒佛,钱老师说,你看我都躺下来了,你看我都躺下来了。
吃午饭,和阿芮讨论了一阵子穷,好日子和理想。末了背上书包去西门照相。分手的时候站在那儿发呆。她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
去图书馆,找不到座位。借《扬州画舫录》,背单词。去燕南吃饼。没喝过那么腥的鲫鱼汤。排着队接开水。天就黑了。
路上撞见,不,其实是听见钱老师洪亮的嗓门,一群人推车簇着他走。他高谈阔论,那么高兴。他永远是那么高兴。
――――-----------
注释:
1.所谓“上海文化”,是指我们上课讨论,每人选一个话题。我选的是“鲁迅与上海文化”那组。后来竟然能从鲁迅扯到陈丹燕,啊,我真是胡闹啊:)
2.其时闺蜜阿芮在北大游学。当年她曾想考北大,后因算命先生一句“不宜北上”,遂放弃。
-----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纪念文集目录一览(一)
《我们的青春》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陈平原
初进北大 乐黛云
红楼琐忆 叶祖兴
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
永远是大学生 汪浙成 温小钰
北大诗社 马 嘶
北大“串门” 刘绍棠
燕园的黄昏 吴昌泰
“如歌”的岁月里 孙玉石
年年此夜 谢 冕
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吴同瑞
清晰的记忆 孙维张
莫名的碰撞,真诚的友谊 孙 静
燕园琐忆 孙乃沅
哲学楼101 洪子诚
让青春闪光 杨匡满
难忘燕园 林爱枝
天堂之门 曹文轩
26楼的日子 黄怒波
也叫“朝花夕拾” 黄蓓佳
“李春不在” 李 春
北大杂忆 岑献青
入山深浅丘壑美 张玫珊
开“天眼” 龚 玉
默默且当歌 陈建功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王小平
大学琐忆 胡友鸣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温儒敏
穷上大学 张曼菱
青春备忘录 王开林
一个迷局 清 平
我的本科岁月 孔庆东
北大的同学 徐永恒
青春的孩童叙述 黄心村
诗歌的联系 麦 芒
十年一觉 陈平原
记忆的诱惑 王 风
和 陶—回忆在北大写旧诗的经历 韩敬群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 丽
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 刘剑梅
传奇的开篇 西 渡
梦想之地 赵大河
那年我们告别北大 陈粤秀
骑行记 王少华
黑蝴蝶呓语 姚 丹
恰逢紫藤飘香 周 阅
走过北大 李小雨
文人之初 李 方
断片或回忆 杨铁军
我们的青春 冷 霜
48楼•大教室•师兄弟……—香港学生的北大情结 陈顺馨
我怎样开始写诗 王 敖
底 气 侯桂新
每个文科生都暗恋过北大中文系 赵 婕
无处不在的滋养 方 希
想念北大的饭菜 胡少卿
五院的记忆 张丽华
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马 雁
47楼1022 李云雷
与北京结缘 魏 泉
点滴北大 陈丹丹
北大和我的后青春时代 钱文亮
古 顽 刘丽朵
燕园散记 陈恒舒
进北大记 徐则臣
勺园•五院•陈夏门 李婉薇
编后记
五月,交上博士论文、教完该学期最后一堂课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出逃,与父母去西部旅行。其间,在颠簸的汽车上、抢占电脑插座的机场、给千里之外学生出期末试题的间隙,写下此文。很惭愧地,把它写成了“命题作文”,因为更好玩儿的,似乎只能做“小说家言”。最后还被夏老师改出许多错字,让我内疚半晌,几乎要反省起自己的学术态度来。
点滴北大
一
最初立志要考北大,不能不说是因为金庸。还是年少无知的时候,听闻金庸被聘为北大名誉教授,顿时对这个大学多出无限好感。
高中毕业的时候,不愿离开南京,遂直接上了本城的大学。大学里我是上课最少的人,考试成绩倒是千年老二,因为我有临时抱佛脚的无限神功。犹记得,在考现代汉语前一天,我突然死活找不到教材,只好斗胆跟教现代汉语的老师打电话,厚着脸皮把他的书借了出来。
第二天考试,照例迟到,于是听监考的语言学老师对哭笑不得的现代汉语老师说,她一向都是这样。
就这样自由散漫的人,自然对北大有越来越多的亲近感。大二之后,要考北大的念头,越来越清晰,而这也与我对北京的憧憬紧密相连:喜欢北京口音,长安街宽阔的大道,大道边满不在乎的滑板少年,街头自制卡拉大棚里、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中年人,北海公园里放风筝的老人,用浓郁的北京腔道:让它吃住了劲。
大三的夏天,去过一次北京,没有看见未名湖,倒是看见王府井街头的摇滚乐队,有穿着背心的中年鼓手,扬着脸的男孩主唱,而周围是小吃街明亮的灯火与鲜红的糖葫芦。
摇滚乐队的歌很好听,歌词却听不清,于是同去的阿姨说,他唱的是:“我要回到老地方,住在老东厢”。我们因为“老东厢”那三个字,笑成一团。
后来才知道那是崔健的《花房姑娘》,那句歌词也不是“我要回到老地方,住在老东厢”。而当时听着摇滚乐队的我,坐在路边小摊吃一盘咸水毛豆,内心有对这个城市的无限向往。
就这样,去北大,也就是去我想象中的北京。在考上后,我在面对为何考北大的问题,每每提供一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的回答:去听张楚唱歌。
二
本科阶段,全国各地的中文系,纷纷改名“文学院”,我注意到北大仍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觉得这真是最优美的名字。
到了大四的时候,不能不提前作决定,放弃保送本校研究生的名额。自此考北大成为华山一条路。
因为我住在家中,美其名曰复习,倒是看电视的时间更多。每日看完电视后等父母回家,心下是茫然的。
我没有去北大上过课,偶尔得到的消息,大多是令人心惊。据报考专业的老师说,另一考生,已经把教材背了十遍,我心下惴惴——我一遍还没有看完过。
英语和政治也一次都没有看完,但我爱古代的诗话、词话,说是复习,不若说是享受,连《文心雕龙》里的篇章,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
三
与我一同入京报到的队伍可谓浩大。有八十出头的外婆、从杭州来的姨父,原本在北京的二舅,于是当场遭到别人的嘲笑:连研究生都要家人送。
中文系的课表,每学期都是不同颜色封面的一个薄本。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看见那个薄本的激动心情。还在二舅帮我运行李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中文系的课表。
开学后自然是一扫本科时的懒散,到处听课。还记得上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邻座的女孩刚刚下课,就立刻去图书馆借老师开出的参考书目,我惊异于这样的效率与速度。也去外系听过一两次,记得有陈嘉映老师的学术英文翻译,还有陈来老师讲王阳明:有无之境。
四
我在研究生第一年,非常可笑的到处赶场子、听讲座,被人称为学术追星族。
作为一个第一次住校的人,我也时空错位地,在研究生阶段,终于狠狠体会了一回本科生的生活。原本读本科的四年,我一直住在家中,从未超过9点回家,只有一次看齐秦演唱会,超过了10点,顿时让父母大发雷霆。这回人在异乡,终于得到彻底的自由。我和大学闺蜜,周周密谋出游,看演唱会、看小剧场话剧、在陋巷中吃热滚滚的饺子。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元旦,去听摇滚演唱会,回来后看见百年大讲堂那里,一眼望去,满满当当的红灯笼。日后我看到陈绮贞访谈,谈及自己爱听的,其实是摇滚,顿时深以为然。也许一切驯良的面孔背后,都隐藏着对不羁的渴望吧。
五
在北大的头次不羁,还是因为金庸。开学一个月,系里突然召开金庸作品国际研讨会,身为普天下头号金迷的我,自然激动万分,立志要分分秒秒泡在那里,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逃了导师的课去看金庸。
研讨会第二天,我突发奇想,跑到体育器材商店,买了一个厚厚的木棋盘,当时自然留到最后,不过是为了金庸先生给我的大棋盘签名。
签名的笔是大号碳素笔。把棋盘端回宿舍之后,我突然百感交集,只觉得那签名马上就要消失,留存不得,顿时大哭。倒是室友安慰指点,于是蒙了塑料薄膜,小心翼翼地供在床上,待寒假又小心翼翼地背着上火车,继续供在家中。
六
在报到的头一日,初来乍到的我,就在图书馆南配楼看见电影的海报:《广岛之恋》与《去年在马里昂巴德》,顿时留下极深印象。日后就知道,那南配楼里有专门放艺术电影的小厅,每周贴出不同的电影单子,周五的电影尤为艺术。这南配楼小厅,自然是中文系人士聚集地。常常电影结束,亮灯起来,发现皆是熟面孔。
那小众演唱会,自然也是文艺青年聚集地。记得有一次,百年大讲堂举办摇滚演唱会,窦唯压轴,满场的人群,群情激动。我在后面看不真切,就挤到前面,在地上爬来爬去,与保安做斗争。而窦唯在台上,照例冷静地不说一句话。
七
北大的课堂,自然是永生难忘的记忆。偶尔一次,翻到研究生二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如下:
01年10月9日
钱老师的课。路上邮局赠送一只气球。举着进教室。偶像看了笑。无座。
上楼,窜进一刚下课教室,把老师搭在椅子上的衣服放在讲台上,椅子么,端了就走。
刚坐下,就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我的气球炸了。人说,还以为世贸大楼又炸了呢。
上课讲最后80-90年代鲁迅。中有王风当年作业。什么“乞丐”“冷唾沫热舌头”的。
后来分配任务。钱老师问:你们“上海文化”是不是先讨论讨论?
我脱口而出:四个人讨论有什么好玩的啊!
一阵哄笑。偶像也笑。
有清洁工进来追问什么时候下课。于是只好下课了。
到得外面,戴登云同志堵住钱老师一个劲儿地问:你怎么把我shuan(删)了呢?你怎么把我shuan(删) 了呢?……钱老师说,我,我没有啊……
我不禁笑起来,大家都笑起来。
给阿芮照相,钱老师给她题字。把钱老师在附中的照片给他。钱老师说,明年他就要去附中讲鲁迅。
翻照片给钱老师找那尊弥勒佛,钱老师说,你看我都躺下来了,你看我都躺下来了。
吃午饭,和阿芮讨论了一阵子穷,好日子和理想。末了背上书包去西门照相。分手的时候站在那儿发呆。她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
去图书馆,找不到座位。借《扬州画舫录》,背单词。去燕南吃饼。没喝过那么腥的鲫鱼汤。排着队接开水。天就黑了。
路上撞见,不,其实是听见钱老师洪亮的嗓门,一群人推车簇着他走。他高谈阔论,那么高兴。他永远是那么高兴。
――――-----------
注释:
1.所谓“上海文化”,是指我们上课讨论,每人选一个话题。我选的是“鲁迅与上海文化”那组。后来竟然能从鲁迅扯到陈丹燕,啊,我真是胡闹啊:)
2.其时闺蜜阿芮在北大游学。当年她曾想考北大,后因算命先生一句“不宜北上”,遂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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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纪念文集目录一览(一)
《我们的青春》
那些日渐清晰的足迹(代序) 陈平原
初进北大 乐黛云
红楼琐忆 叶祖兴
水流云在未名情 崔道怡
永远是大学生 汪浙成 温小钰
北大诗社 马 嘶
北大“串门” 刘绍棠
燕园的黄昏 吴昌泰
“如歌”的岁月里 孙玉石
年年此夜 谢 冕
青春无悔—大学生活片段回忆 吴同瑞
清晰的记忆 孙维张
莫名的碰撞,真诚的友谊 孙 静
燕园琐忆 孙乃沅
哲学楼101 洪子诚
让青春闪光 杨匡满
难忘燕园 林爱枝
天堂之门 曹文轩
26楼的日子 黄怒波
也叫“朝花夕拾” 黄蓓佳
“李春不在” 李 春
北大杂忆 岑献青
入山深浅丘壑美 张玫珊
开“天眼” 龚 玉
默默且当歌 陈建功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王小平
大学琐忆 胡友鸣
难忘的北大研究生三年 温儒敏
穷上大学 张曼菱
青春备忘录 王开林
一个迷局 清 平
我的本科岁月 孔庆东
北大的同学 徐永恒
青春的孩童叙述 黄心村
诗歌的联系 麦 芒
十年一觉 陈平原
记忆的诱惑 王 风
和 陶—回忆在北大写旧诗的经历 韩敬群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 丽
搭上了理想主义的末班车 刘剑梅
传奇的开篇 西 渡
梦想之地 赵大河
那年我们告别北大 陈粤秀
骑行记 王少华
黑蝴蝶呓语 姚 丹
恰逢紫藤飘香 周 阅
走过北大 李小雨
文人之初 李 方
断片或回忆 杨铁军
我们的青春 冷 霜
48楼•大教室•师兄弟……—香港学生的北大情结 陈顺馨
我怎样开始写诗 王 敖
底 气 侯桂新
每个文科生都暗恋过北大中文系 赵 婕
无处不在的滋养 方 希
想念北大的饭菜 胡少卿
五院的记忆 张丽华
我在中文系的日子 马 雁
47楼1022 李云雷
与北京结缘 魏 泉
点滴北大 陈丹丹
北大和我的后青春时代 钱文亮
古 顽 刘丽朵
燕园散记 陈恒舒
进北大记 徐则臣
勺园•五院•陈夏门 李婉薇
编后记
九月
2010-09-02 13:48 星期四 晴
出门的时候9点,到家快8点,炒小青菜,吃红烧肉。
下午看学生踢球,出席艺术展。回家途中电话,沿着湖走,一路夕阳。
工作小结仍未写完,目下在听成龙《感受》(韩松落博上的)。
想念,写情书的日子。。。
下午看学生踢球,出席艺术展。回家途中电话,沿着湖走,一路夕阳。
工作小结仍未写完,目下在听成龙《感受》(韩松落博上的)。
想念,写情书的日子。。。
《非诚勿扰》之“风月宝鉴”
标签:社会2010-08-10 06:37 星期二 晴
《非诚勿扰》之“风月宝鉴”
(《上海壹周·小文艺》)
香港导演彭浩翔曾提及他非常喜欢《非诚勿扰》,喜欢孟非,喜欢看那些女人。这当然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天然的直觉。《非诚勿扰》将形形色色的人与人生以浓缩的方式,貌似“原生态”地呈现出来。正如刘若英主演的《征婚启事》带我们近距离揣摩一张张男人的脸,倾听他们的癖好与故事,那些男人脸上的皱褶常常令我们心惊,那些癖好与故事,常常令我们不忍,在《非诚勿扰》里,不同的女人和男人,也用真实又夸张的模式,为我们掀开现实的帷幕。
想起多年前看《非常男女》,最喜欢的是两个主持人胡瓜与高怡平。高怡平是所谓“三高女”:高学历、高个子、高收入。身为相亲节目主持人,主持期间,倒一直待字闺中,被称要求过高。那时还没有“剩女”或“败犬”的贬损性名号,高怡平的要求高,就透着清高的意味,而非嘲笑的对象。高与胡是怎样的组合呢?高怡平气质佳,衣着不俗,胡瓜则是矮个儿、胖墩墩;高怡平的幽默显示出教育程度,胡瓜则是插科打诨,两人是“一正一邪”的范儿。当时参加节目之人,多是真的相亲的人,节目流程为“一见钟情”、“再见钟情”、“老实说”。回想起来,这是一个相当“老实”的相亲节目,观众基本上看的,也就是两个主持人如何斗幽默,耍机智。
而《非诚勿扰》则明显不同,最出风头的,是言行出位的女嘉宾。与此同时,这个节目也提供了一窥社会的绝佳视角。看看女嘉宾们的基本资料:种种新职业五花八门,正好折射出转型之社会的冰山一角。这些嘉宾身份可能有假,编导对时代变迁的敏感却着实厉害。而嘉宾们也将观众们心里所想,以推至极端的方式倾倒了出来,如同黄纪苏在《灯都灭了》里所评价的。在我看来,也是“欲望”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
豆瓣上有豆友为《非诚勿扰》打抱不平,称原希望它成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节目;有豆友更发言道:“坐在宝马中哭有什么不对,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想一个社会应当崇尚的,显然不应该是:比谁更“真实人性”。近年来流行的电视剧,比如《宫心计》,多有人喜欢那无恶不作、害死许多人的姚金铃,理由只是:她很真,仿佛“真实人性”是唯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遮羞布,连杀人都是理直气壮的。
然而世界都平面了,社会都后现代了,说起“世界观”、“价值观”,只会被人讥讽为“不合时宜”。这时候,我多么怀念我们立场鲜明的传统文艺观呵。当我向老妈介绍我正在构想的民国故事、几大家庭,她一言以蔽之地概括:“革命、反革命都有了。”如同王安忆的人物一出场,先鉴定鉴定“阶级属性”。在我看来,这才是深入肌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像王安忆常常说的,不只希望描述生活是怎样,更要描述生活该是什么样儿的。
但新时代显然要欺负传统的革命文艺观。我老爸作为球迷,常常看完一篇报道,仍不知道谁赢,因为从标题到正文,都是华丽丽的网络用语。但在年轻的一代,现实与网络、现实与虚拟,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非诚勿扰》里的女孩子会说:“希望江南的男生,可以用该死的温柔打动我。”我估计对我传统文艺观的老妈来说,这样的网络用语,实在是“搞不连牵”。
语言相关社会风尚。新时代的“惨绿少年”,也不再需要艺术家告诉他们“生活该是什么样儿的”,因为他们很自信,生活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生活不该是:身在井底,仰望星空,而且身在井底就是井底,可以仰望一下路过的宝马车,但绝不是星空,也绝没有星空。生活就该是:女孩长相一般就要自卑,女博士就是第三种人,获得婚姻要打攻坚战,守住婚姻要打防卫战。“男财女貌”作为基本语法,还有着嫁“富一代”还是“富二代”、傍大款还是做二奶的多种变形,但剩女就是剩女,“剩女”是不变句型。女孩重新退回“女结婚员”,连白毛女都要嫁给黄世仁,娜拉也完全不必出走,而是应该晒老公、晒小窝,晒晒自己的小幸福,因为有多少个想成为娜拉的人在前仆后继,虎视眈眈。海子在八十年代曾经唱:“当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而《非诚勿扰》里的姑娘们已经把这样的话掷地有声地说了多少遍!时代已然变化,姑娘们多真实!
所以这诚然已不是“诗”的年代,甚至也不再是“散文”的年代,而是“微博”的年代,是郭小四的“小时代”。茶余饭后,看看《非诚勿扰》,听听小清新,在微博上晾晾自拍照,发发小牢骚。网路上纵然“雷”得轰天动地,现实中仍是漠然的。
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当然是柴静,但我许是中了台湾综艺的毒,对娱乐节目本没什么社会批评的要求。吴宗宪的“无厘头”让苏菲·玛索当场翻脸,我偶尔看到,倒也会笑得不行。陶晶莹采访袁泉,笑言,在台湾,我们主持人的人格已经不知道被作践到什么地步。但台湾娱乐节目的好处就是,它承认自己无聊,一面还忍不住自嘲与打趣。《康熙来了》中有卸妆单元,亦是女人斗嘴的单元。这边厢小S不停地嘲笑卸妆后的女艺人,那边厢蔡康永不停地笑骂小S:“你不要这么无耻了。”“你把所有的贱招都使遍了。”卸装的女人之间,自然也是控制不住的唇枪舌剑。知名女主播对小一轮的另一个女孩不满:“所有的人都说我卸妆后像学生,只有你说我卸妆后像妈妈。”那个女孩子立刻反击:“我没有脸色蜡黄,是你脸色蜡黄。”于是蔡康永又开始拉架。女人间的小心眼,挤兑与言语报复,在这个节目一览无余,但这一切又同时被消解着,被自嘲与嘲笑着。蔡康永曾对娱乐节目有个评价:“先有饭吃,才无聊”,而《非诚勿扰》显示的则是:大家都饿狠了。
所以《新红楼梦》不过是李少红导演“cult力比多扭曲释放的结果”(韩松落语),《非诚勿扰》才真是“风月宝鉴”,正面是男女之心机,背面是惨烈现实——被金钱逻辑所掌控的现实。《非诚勿扰》当然可以提供绝佳的艺术素材,因为艺术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平庸、猥琐、无奈、甚至极善与极恶,连锅端出,但批评家的角色显然不能止于此。如媒体能以“公众的良心”自我期许,亦不能止于此。而若批评家与媒体以“真实”为借口,仅仅满足于“欣然描述之”或“夸张追逐之”,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犬儒的“文化研究”与犬儒的“媒介”。
(《上海壹周·小文艺》)
香港导演彭浩翔曾提及他非常喜欢《非诚勿扰》,喜欢孟非,喜欢看那些女人。这当然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天然的直觉。《非诚勿扰》将形形色色的人与人生以浓缩的方式,貌似“原生态”地呈现出来。正如刘若英主演的《征婚启事》带我们近距离揣摩一张张男人的脸,倾听他们的癖好与故事,那些男人脸上的皱褶常常令我们心惊,那些癖好与故事,常常令我们不忍,在《非诚勿扰》里,不同的女人和男人,也用真实又夸张的模式,为我们掀开现实的帷幕。
想起多年前看《非常男女》,最喜欢的是两个主持人胡瓜与高怡平。高怡平是所谓“三高女”:高学历、高个子、高收入。身为相亲节目主持人,主持期间,倒一直待字闺中,被称要求过高。那时还没有“剩女”或“败犬”的贬损性名号,高怡平的要求高,就透着清高的意味,而非嘲笑的对象。高与胡是怎样的组合呢?高怡平气质佳,衣着不俗,胡瓜则是矮个儿、胖墩墩;高怡平的幽默显示出教育程度,胡瓜则是插科打诨,两人是“一正一邪”的范儿。当时参加节目之人,多是真的相亲的人,节目流程为“一见钟情”、“再见钟情”、“老实说”。回想起来,这是一个相当“老实”的相亲节目,观众基本上看的,也就是两个主持人如何斗幽默,耍机智。
而《非诚勿扰》则明显不同,最出风头的,是言行出位的女嘉宾。与此同时,这个节目也提供了一窥社会的绝佳视角。看看女嘉宾们的基本资料:种种新职业五花八门,正好折射出转型之社会的冰山一角。这些嘉宾身份可能有假,编导对时代变迁的敏感却着实厉害。而嘉宾们也将观众们心里所想,以推至极端的方式倾倒了出来,如同黄纪苏在《灯都灭了》里所评价的。在我看来,也是“欲望”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
豆瓣上有豆友为《非诚勿扰》打抱不平,称原希望它成为代表主流价值观的节目;有豆友更发言道:“坐在宝马中哭有什么不对,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想一个社会应当崇尚的,显然不应该是:比谁更“真实人性”。近年来流行的电视剧,比如《宫心计》,多有人喜欢那无恶不作、害死许多人的姚金铃,理由只是:她很真,仿佛“真实人性”是唯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遮羞布,连杀人都是理直气壮的。
然而世界都平面了,社会都后现代了,说起“世界观”、“价值观”,只会被人讥讽为“不合时宜”。这时候,我多么怀念我们立场鲜明的传统文艺观呵。当我向老妈介绍我正在构想的民国故事、几大家庭,她一言以蔽之地概括:“革命、反革命都有了。”如同王安忆的人物一出场,先鉴定鉴定“阶级属性”。在我看来,这才是深入肌理的“批判现实主义”,像王安忆常常说的,不只希望描述生活是怎样,更要描述生活该是什么样儿的。
但新时代显然要欺负传统的革命文艺观。我老爸作为球迷,常常看完一篇报道,仍不知道谁赢,因为从标题到正文,都是华丽丽的网络用语。但在年轻的一代,现实与网络、现实与虚拟,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非诚勿扰》里的女孩子会说:“希望江南的男生,可以用该死的温柔打动我。”我估计对我传统文艺观的老妈来说,这样的网络用语,实在是“搞不连牵”。
语言相关社会风尚。新时代的“惨绿少年”,也不再需要艺术家告诉他们“生活该是什么样儿的”,因为他们很自信,生活就是他们所理解的那样。生活不该是:身在井底,仰望星空,而且身在井底就是井底,可以仰望一下路过的宝马车,但绝不是星空,也绝没有星空。生活就该是:女孩长相一般就要自卑,女博士就是第三种人,获得婚姻要打攻坚战,守住婚姻要打防卫战。“男财女貌”作为基本语法,还有着嫁“富一代”还是“富二代”、傍大款还是做二奶的多种变形,但剩女就是剩女,“剩女”是不变句型。女孩重新退回“女结婚员”,连白毛女都要嫁给黄世仁,娜拉也完全不必出走,而是应该晒老公、晒小窝,晒晒自己的小幸福,因为有多少个想成为娜拉的人在前仆后继,虎视眈眈。海子在八十年代曾经唱:“当我痛苦地站在你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而《非诚勿扰》里的姑娘们已经把这样的话掷地有声地说了多少遍!时代已然变化,姑娘们多真实!
所以这诚然已不是“诗”的年代,甚至也不再是“散文”的年代,而是“微博”的年代,是郭小四的“小时代”。茶余饭后,看看《非诚勿扰》,听听小清新,在微博上晾晾自拍照,发发小牢骚。网路上纵然“雷”得轰天动地,现实中仍是漠然的。
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当然是柴静,但我许是中了台湾综艺的毒,对娱乐节目本没什么社会批评的要求。吴宗宪的“无厘头”让苏菲·玛索当场翻脸,我偶尔看到,倒也会笑得不行。陶晶莹采访袁泉,笑言,在台湾,我们主持人的人格已经不知道被作践到什么地步。但台湾娱乐节目的好处就是,它承认自己无聊,一面还忍不住自嘲与打趣。《康熙来了》中有卸妆单元,亦是女人斗嘴的单元。这边厢小S不停地嘲笑卸妆后的女艺人,那边厢蔡康永不停地笑骂小S:“你不要这么无耻了。”“你把所有的贱招都使遍了。”卸装的女人之间,自然也是控制不住的唇枪舌剑。知名女主播对小一轮的另一个女孩不满:“所有的人都说我卸妆后像学生,只有你说我卸妆后像妈妈。”那个女孩子立刻反击:“我没有脸色蜡黄,是你脸色蜡黄。”于是蔡康永又开始拉架。女人间的小心眼,挤兑与言语报复,在这个节目一览无余,但这一切又同时被消解着,被自嘲与嘲笑着。蔡康永曾对娱乐节目有个评价:“先有饭吃,才无聊”,而《非诚勿扰》显示的则是:大家都饿狠了。
所以《新红楼梦》不过是李少红导演“cult力比多扭曲释放的结果”(韩松落语),《非诚勿扰》才真是“风月宝鉴”,正面是男女之心机,背面是惨烈现实——被金钱逻辑所掌控的现实。《非诚勿扰》当然可以提供绝佳的艺术素材,因为艺术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平庸、猥琐、无奈、甚至极善与极恶,连锅端出,但批评家的角色显然不能止于此。如媒体能以“公众的良心”自我期许,亦不能止于此。而若批评家与媒体以“真实”为借口,仅仅满足于“欣然描述之”或“夸张追逐之”,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犬儒的“文化研究”与犬儒的“媒介”。
信仰
2010-03-20 06:02 星期六 晴
看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竟然听到一首歌《深海》,震动不已。
三个大陆小伙子唱的,台湾人都闻所未闻,一问,原来是《潜伏》主题曲。怪不得觉得熟悉。可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大概听不清歌词,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偶尔撞见,这么震动。
改编自苏联战争歌曲,中文的词填得真好。
有信仰的人,永远不会虚无,我把这首歌来回听了好几遍,顿时觉得人生充满了力量。
深海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温暖若移在你心里
愿用一生祝愿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无论谁能听见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深海·中国爱乐乐团
三个大陆小伙子唱的,台湾人都闻所未闻,一问,原来是《潜伏》主题曲。怪不得觉得熟悉。可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大概听不清歌词,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偶尔撞见,这么震动。
改编自苏联战争歌曲,中文的词填得真好。
有信仰的人,永远不会虚无,我把这首歌来回听了好几遍,顿时觉得人生充满了力量。
深海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温暖若移在你心里
愿用一生祝愿
生命只为一个信仰
无论谁能听见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在黑夜里梦想着光
心中覆盖悲伤
在悲伤里忍受孤独
空守一丝温暖
我的泪水是无底深海
对你的爱已无言
相信无尽的力量
那是真爱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澎湃着心中火焰
燃烧无尽的力量
那是忠诚永在
深海·中国爱乐乐团
小世界浪游记(12-13)
2009-09-21 07:28 星期一 晴
(接上)
12
身为一个爱好过多的人,我被自己的野心害得够惨,想做的事太多,时间太少,不得不训练自己一石二鸟,一心二用。头两年,我的小破屋,永远雷声震天地放着电视,一边工作,一边保持英语听力;或是一边背日语,一边听法文;一边翻译德国句子,一边看中国电影----当然,第六代电影除外,因为第六代电影都是方言。如今革命情怀不再,日渐疲沓,开始改看“康熙来了”与“超级星光大道”。
我们宿舍是丑陋的小白楼,一人一间,冯象先生住过,丁学良先生住过,我们那食堂,亦是40年前我导师读书时的食堂,堪称几十年如一日。
我的小破屋是学习、运动的场所。若干年后,有偏僻的大学招聘,问我如何能够适应从大都市到小乡村的转变,我每每夸张道:因为我即便在剑桥大都市(天!居然剑桥小镇也能被称为大都市!),也从来不出屋子。。。。
臆想中的我,应当每工作1个小时,休息10分钟,在床上做从前健美操班的垫上运动:伸腿、仰卧起坐、蹬自行车……
每日吃晚饭后,竖半个小时,看胡适书信集。
但此种臆想几乎从未实现。每次写论文写到一半儿,都只觉尘满面,鬓如霜,于是要去淋浴,好似焚香沐浴,凤凰涅槃。
某日午夜,我又去焚香沐浴,没想到我们的洗手间,竟然停水。我只好套上羽绒衣,数九寒天,窜到隔壁宿舍楼去洗澡。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男子,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我一把拽住他:有水没有?你们停水没有?
那男子上下前后打量了我一圈儿,忍俊不禁地答道:二楼。女生在二楼!
那一刹那我只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北大澡堂。
上到二楼,我自信满满地宽衣,不想,衣宽完了,仍然没水!!我只得又重新穿戴整齐,提溜着拖鞋,踩着冰渣子回来。
我已经出离愤怒,只好坐下来切橙子吃。一向我是连吃橙子的时间也无。
就这样折腾到半夜三点。
于是我不得不准备入寝,因为我早上9点就要笔直地坐在图书馆。
第二天,我照例8点45起来。平素我一向用热水将自己浇醒,甚至还抽出一分钟吃馒头。
这一分钟实在大有讲究。因为只要微波炉多热20秒,那馒头就过烫,20秒无法进口,就意味着我必须要放弃吃馒头计划。不比在社会学系图书馆的共产主义美国老板,我在亚洲图书馆的上司是日本人,所以迟到大王我,竟也能从不迟到。
我的人生啊,如同我的朋友谢狸所描述的,永远处在紧急状态。
这每周六早上的15分钟急行军,就是我紧急状态的表征。不料浴室停水,我无法洗澡,15分钟突然出现了一个空当,我的紧急状态被悬置起来,我那“自由散漫”的脾性立时发作,又开始恍惚,开始思索起人生的意义。
于是多出10分钟反思人生的后果是,我失去20秒热馒头的时间,我也失去1分钟吃馒头的时间。我不得不饿着肚皮去图书馆,也不得不使出老伎俩――趁找书的时候,边找边吃巧克力。
我的同事李黛比我更胆大。我们上司派她找书,她就径直到厨房去热东西,为免上司发现,她干脆把三明治带到洗手间吃!
艺高人胆大,难免大意失荆州。某日,李小姐一头钻进厨房享受美味早餐,仗着多日来安全运转的经验值,连洗手间也不躲了。怎料到,她的落在前台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声声叫唤,惹得上司也在图书馆内声声叫唤,李小姐要待坚拒不答,终究难以收场,只得硬着头皮探出脑袋,两人厨房前大眼瞪小眼,自然成为李小姐没齿难忘的记忆。
13
好不容易上午熬过,我饿得一头眩晕地去饭堂吃饭,竟然迎面就撞上昨晚碰见的男子。
“后来洗到澡了?”他笑咪咪地说。
我觉得很尴尬。那该死的破楼停水到现在,无法洗澡。现在坐在人家对面吃饭,用我外婆的话说:蓬头呲齿的。
“你是哪个系的?”我慌乱中调转话题。
“哲学。”
“噢,你们那著名的康德老儿,真是本校一绝呀。”
“怎么讲?”
“阁下真是哲学系的么?敢情我没有听错?”我满脸狐疑地盯住他,“阁下没有上过康德?难道?”
“可是在鄙人看来,哲学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啊。”他理直气壮地说。
“天!”我顿时来了兴趣:“那你研究谁?老苏,老柏?康德不读,黑格尔呢?尼采呢?海的歌呢?不论德意志,何论希腊人?!”
“您太逗了。”他笑起来,“我的学业您先甭管。还是先说说你那康德老儿吧。”
“噢。”我被他一语点醒,“这位康德老儿啊,上判断力批判,上句与下句之间,平均要隔30秒;上纯批,上句与下句之间,平均要隔1分钟,然后……”
“然后实践理性批判,每句要隔1分半?”
“错!然后是,大家都睡着了,不知道要隔几分钟……”
“看来你是哲学爱好者嘛……”
“哪里。我不过是哲学庸俗派掌门人。”
“贵派武功是……”
“专门进行感情占卜,人生算命,花拳绣腿,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才好。女生读哲学,还要‘堪一击’,不怕把人吓死?”
“你吓死了么?”
“尚余半口气。再说,你不是‘不堪一击’么?不堪一击才余半口气啊。”
我撇撇嘴,鄙夷道:“大男子主义!”一面再度转换话题:“你论文写什么?”
“什么是‘是’。”
“什么?”
“什么是‘是’。就是说,如果才能下一个判断。下这个判断时,你在那里?你包括其他,但有没有包括你。”
“噢,就是说,只有不是的时候,才能说是;你不包括你的时候,才能包括其他?”我大胆地替他总结。
“不是不是。你都把我绕晕了。”他在对面窃笑不止。“换个说法吧,比如,你在这里,但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判断人在哪里?”
“那么这个就是:无在就是无处不在,你可以够到所有其他,就是够不到你自己。”我又替他总结道。
“庸俗掌门,你太牛了!” 他大笑着站起身:“不过我要去见康德老儿了。下回聊!”
(待续)
12
身为一个爱好过多的人,我被自己的野心害得够惨,想做的事太多,时间太少,不得不训练自己一石二鸟,一心二用。头两年,我的小破屋,永远雷声震天地放着电视,一边工作,一边保持英语听力;或是一边背日语,一边听法文;一边翻译德国句子,一边看中国电影----当然,第六代电影除外,因为第六代电影都是方言。如今革命情怀不再,日渐疲沓,开始改看“康熙来了”与“超级星光大道”。
我们宿舍是丑陋的小白楼,一人一间,冯象先生住过,丁学良先生住过,我们那食堂,亦是40年前我导师读书时的食堂,堪称几十年如一日。
我的小破屋是学习、运动的场所。若干年后,有偏僻的大学招聘,问我如何能够适应从大都市到小乡村的转变,我每每夸张道:因为我即便在剑桥大都市(天!居然剑桥小镇也能被称为大都市!),也从来不出屋子。。。。
臆想中的我,应当每工作1个小时,休息10分钟,在床上做从前健美操班的垫上运动:伸腿、仰卧起坐、蹬自行车……
每日吃晚饭后,竖半个小时,看胡适书信集。
但此种臆想几乎从未实现。每次写论文写到一半儿,都只觉尘满面,鬓如霜,于是要去淋浴,好似焚香沐浴,凤凰涅槃。
某日午夜,我又去焚香沐浴,没想到我们的洗手间,竟然停水。我只好套上羽绒衣,数九寒天,窜到隔壁宿舍楼去洗澡。
一进门就看见一个男子,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我一把拽住他:有水没有?你们停水没有?
那男子上下前后打量了我一圈儿,忍俊不禁地答道:二楼。女生在二楼!
那一刹那我只觉得时光倒流,仿佛又回到北大澡堂。
上到二楼,我自信满满地宽衣,不想,衣宽完了,仍然没水!!我只得又重新穿戴整齐,提溜着拖鞋,踩着冰渣子回来。
我已经出离愤怒,只好坐下来切橙子吃。一向我是连吃橙子的时间也无。
就这样折腾到半夜三点。
于是我不得不准备入寝,因为我早上9点就要笔直地坐在图书馆。
第二天,我照例8点45起来。平素我一向用热水将自己浇醒,甚至还抽出一分钟吃馒头。
这一分钟实在大有讲究。因为只要微波炉多热20秒,那馒头就过烫,20秒无法进口,就意味着我必须要放弃吃馒头计划。不比在社会学系图书馆的共产主义美国老板,我在亚洲图书馆的上司是日本人,所以迟到大王我,竟也能从不迟到。
我的人生啊,如同我的朋友谢狸所描述的,永远处在紧急状态。
这每周六早上的15分钟急行军,就是我紧急状态的表征。不料浴室停水,我无法洗澡,15分钟突然出现了一个空当,我的紧急状态被悬置起来,我那“自由散漫”的脾性立时发作,又开始恍惚,开始思索起人生的意义。
于是多出10分钟反思人生的后果是,我失去20秒热馒头的时间,我也失去1分钟吃馒头的时间。我不得不饿着肚皮去图书馆,也不得不使出老伎俩――趁找书的时候,边找边吃巧克力。
我的同事李黛比我更胆大。我们上司派她找书,她就径直到厨房去热东西,为免上司发现,她干脆把三明治带到洗手间吃!
艺高人胆大,难免大意失荆州。某日,李小姐一头钻进厨房享受美味早餐,仗着多日来安全运转的经验值,连洗手间也不躲了。怎料到,她的落在前台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声声叫唤,惹得上司也在图书馆内声声叫唤,李小姐要待坚拒不答,终究难以收场,只得硬着头皮探出脑袋,两人厨房前大眼瞪小眼,自然成为李小姐没齿难忘的记忆。
13
好不容易上午熬过,我饿得一头眩晕地去饭堂吃饭,竟然迎面就撞上昨晚碰见的男子。
“后来洗到澡了?”他笑咪咪地说。
我觉得很尴尬。那该死的破楼停水到现在,无法洗澡。现在坐在人家对面吃饭,用我外婆的话说:蓬头呲齿的。
“你是哪个系的?”我慌乱中调转话题。
“哲学。”
“噢,你们那著名的康德老儿,真是本校一绝呀。”
“怎么讲?”
“阁下真是哲学系的么?敢情我没有听错?”我满脸狐疑地盯住他,“阁下没有上过康德?难道?”
“可是在鄙人看来,哲学到亚里士多德为止啊。”他理直气壮地说。
“天!”我顿时来了兴趣:“那你研究谁?老苏,老柏?康德不读,黑格尔呢?尼采呢?海的歌呢?不论德意志,何论希腊人?!”
“您太逗了。”他笑起来,“我的学业您先甭管。还是先说说你那康德老儿吧。”
“噢。”我被他一语点醒,“这位康德老儿啊,上判断力批判,上句与下句之间,平均要隔30秒;上纯批,上句与下句之间,平均要隔1分钟,然后……”
“然后实践理性批判,每句要隔1分半?”
“错!然后是,大家都睡着了,不知道要隔几分钟……”
“看来你是哲学爱好者嘛……”
“哪里。我不过是哲学庸俗派掌门人。”
“贵派武功是……”
“专门进行感情占卜,人生算命,花拳绣腿,不堪一击。”
“不堪一击才好。女生读哲学,还要‘堪一击’,不怕把人吓死?”
“你吓死了么?”
“尚余半口气。再说,你不是‘不堪一击’么?不堪一击才余半口气啊。”
我撇撇嘴,鄙夷道:“大男子主义!”一面再度转换话题:“你论文写什么?”
“什么是‘是’。”
“什么?”
“什么是‘是’。就是说,如果才能下一个判断。下这个判断时,你在那里?你包括其他,但有没有包括你。”
“噢,就是说,只有不是的时候,才能说是;你不包括你的时候,才能包括其他?”我大胆地替他总结。
“不是不是。你都把我绕晕了。”他在对面窃笑不止。“换个说法吧,比如,你在这里,但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判断人在哪里?”
“那么这个就是:无在就是无处不在,你可以够到所有其他,就是够不到你自己。”我又替他总结道。
“庸俗掌门,你太牛了!” 他大笑着站起身:“不过我要去见康德老儿了。下回聊!”
(待续)
小世界浪游记 (10-11)
2009-09-13 03:49 星期日 晴
小世界浪游记
(接上)
10.
全世界都在开大会,本人在写论文。
正写着,接到加州的J师兄电话。师兄在电话里嚷嚷:
“快,快出来吃饭!”
我觉得好笑,喊过去:“可是师兄啊,我不在ACLA呀!我在波——士——顿!”
ACLA是全美比较文学年会,正在阳光明媚的加州,进行中。
“你知道今年的会有多少人?”师兄在电话里窃笑。
“多少?”
“2000!”
“全美比较文学年会,2000人参加!疯了不成?”我夸张地重复并惊叫。
“就是疯了!可是要疯也不容易,我也是今年才得到‘疯’的机会,你知道。”师兄自嘲道。
“师妹我还没有得到‘疯’的机会,”我也自嘲道,“可是,老天,真是骡马大会呀!”我紧跟一句,标明我的不屑立场。
但谁都可以听出我“不屑”中的满腔“悲愤”。我人生最卑微的愿望,就是挤进这比较文学大会,成为“骡马大会”中一匹光荣的“骡”,或“马”。
但恐怕是我笑人家“骡马大会”的次数太多。次次提交小组,我们那革命的、关心天下苍生的、大学问的小组,都被无情地拒绝。
于是我就成为师兄口中“连疯都没有门槛”的槛外人。于是我也不得不立下更大抱负:我要成为——从没有参加过比较文学大会的比较文学学者第一人!
“骡马大会”不得入,我不得不混迹于各种“马驹儿小会”,宣读我的学术成果。早年我“有且仅有”一篇张爱玲的论文,我称之为“我那——永恒的——唯一的——论文”,什么会上都去读它。
后来我终于有了第二篇:二十世纪德国、日本、中国的宪政——又是比较法学,又是比较史学,当然更是比较文学——众所周知,反正比较文学也不研究文学。
此时我也迈入多媒体时代,幻灯片上摘满了多语言的学术词——“生活世界”用德文,“世纪末”用法文,“城邦”用希腊文,“德性”用意大利文,中文、日文不得不充当形象文字——谁让在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会议上,也无人懂。
11.
年初,我这篇具有宏大视野的论文,入选纽约一个马驹儿小会。夸张的是,在即将奔赴会议的前夜,我突然发现了新的材料!于是我不得不在彻夜不关的法学院猫了一夜,翻了几十本德文杂志,灌了一肚皮免费咖啡,最后肿着眼睛回家收拾行李。
我的行装很简单,黑色职业装直接套上身,外罩翠绿羽绒背心,大红棉袄,头上是宝蓝毛线帽,脚下是亮闪闪黄橙橙的皮靴,枣红色大包勉强上了背——因为装满了我要在汽车上读的书,实在太鼓了!
忙了一夜,我只想赶紧坐上汽车好好打盹,然而新论证还需要读新书,我咬咬牙,还是先弯到另一个图书馆借了书,随后跳进地铁站,再换大巴,向纽约进军。
我在上大巴的时候非常狼狈。当时我仍在麦当劳付账,赫然看见大巴到站,群众上涌,当即拔腿就跑,左手的咖啡泼出来,把右手闺蜜给我的纽约地图全部弄湿。
闺蜜早年也是文学少年,赴美后倒转行投资。虽然她宣称她只懂“纸上谈兵”,到底是所谓“五大”事务所骨干,但凡出差,皆住时代广场希尔顿酒店。于是我不停嚷嚷着要趁她去纽约公干,也去入住那高级旅馆。然则闺蜜虽出差频繁,我自己却“日理万机”,终于一次还没有去过。
作为一个无限跨专业、跨学科、跨语言的“未来学者”,我天天跟不同的人宣称我“日理万机”。我的“精神之衣食住行”,比一般人多得太多,音乐不能不听,小说不能不看,诗歌不能不念,毛笔不能不写,吉他不能不弹。但诡异的是,虽然我一次次被这些精神奢侈品拖入“最后一分钟截止”的窘境,却仍以超音速不断越过那最后一分钟,不能不让身边的人目瞪口呆。这也是我“最后一分钟小姐”绰号的来源。
唯一不惊诧的,乃是闺蜜。闺蜜是我高中同桌。在高中时,她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平常看我背历史,背得是颠三倒四,但每次一考试,都是高分。
正如这次跳上去纽约的大巴。纵然我的咖啡毁了一张地图,但排队的队伍莫名地散开重组,我竟然斗转星移,排到第一个,自然轻松地跳上车,一人独坐第一排。
可笑我在汽车上仍在做学术研究,一面口中念念有词。
大巴噪声很大,我干脆大声读起论文,反正也无人听到。
来到哥大,我钻进公共图书馆,在儿童图书区坐下,继续准备我的报告。好不容易幻灯片做完,我心满意足地再度朗读一遍论文,当然,其间又昏睡过两次,醒来两次。
开场前10分钟我才窜进会场,同时临阵磨枪,请教了同小组德国同学,好些词儿的德文发音。
我们这个思想小组,吸引的人并不多,当然比不得那些身体、性别小组。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我又把一副鲜艳夺目的行头披挂完全,出校园就跳进地铁站,到唐人街转大巴,当晚回返。
临到波士顿的时候,我接到B同学电话。
“会议如何?”
“一样。并无听众,自娱自乐。不,应该说是,自虐兼他虐。先把自己搞糊涂,再把听众搞糊涂。”
“听说帅哥彼得黄也去了,你没有见到么?”
“没有,”我咽下一口面包,“你知道,本小姐我一向是,‘去且仅去’有我的小组。”
B在电话里笑得打跌:“可是彼得黄没有看到,你会后悔的。”
“才不。”
我放下电话,看着窗外缓缓流淌的查尔斯河。噢,回家了。
彼得黄?又不是熊彼得又不是彼得潘。典型的东方主义名字。不,我没有兴趣。
(待续)
(接上)
10.
全世界都在开大会,本人在写论文。
正写着,接到加州的J师兄电话。师兄在电话里嚷嚷:
“快,快出来吃饭!”
我觉得好笑,喊过去:“可是师兄啊,我不在ACLA呀!我在波——士——顿!”
ACLA是全美比较文学年会,正在阳光明媚的加州,进行中。
“你知道今年的会有多少人?”师兄在电话里窃笑。
“多少?”
“2000!”
“全美比较文学年会,2000人参加!疯了不成?”我夸张地重复并惊叫。
“就是疯了!可是要疯也不容易,我也是今年才得到‘疯’的机会,你知道。”师兄自嘲道。
“师妹我还没有得到‘疯’的机会,”我也自嘲道,“可是,老天,真是骡马大会呀!”我紧跟一句,标明我的不屑立场。
但谁都可以听出我“不屑”中的满腔“悲愤”。我人生最卑微的愿望,就是挤进这比较文学大会,成为“骡马大会”中一匹光荣的“骡”,或“马”。
但恐怕是我笑人家“骡马大会”的次数太多。次次提交小组,我们那革命的、关心天下苍生的、大学问的小组,都被无情地拒绝。
于是我就成为师兄口中“连疯都没有门槛”的槛外人。于是我也不得不立下更大抱负:我要成为——从没有参加过比较文学大会的比较文学学者第一人!
“骡马大会”不得入,我不得不混迹于各种“马驹儿小会”,宣读我的学术成果。早年我“有且仅有”一篇张爱玲的论文,我称之为“我那——永恒的——唯一的——论文”,什么会上都去读它。
后来我终于有了第二篇:二十世纪德国、日本、中国的宪政——又是比较法学,又是比较史学,当然更是比较文学——众所周知,反正比较文学也不研究文学。
此时我也迈入多媒体时代,幻灯片上摘满了多语言的学术词——“生活世界”用德文,“世纪末”用法文,“城邦”用希腊文,“德性”用意大利文,中文、日文不得不充当形象文字——谁让在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会议上,也无人懂。
11.
年初,我这篇具有宏大视野的论文,入选纽约一个马驹儿小会。夸张的是,在即将奔赴会议的前夜,我突然发现了新的材料!于是我不得不在彻夜不关的法学院猫了一夜,翻了几十本德文杂志,灌了一肚皮免费咖啡,最后肿着眼睛回家收拾行李。
我的行装很简单,黑色职业装直接套上身,外罩翠绿羽绒背心,大红棉袄,头上是宝蓝毛线帽,脚下是亮闪闪黄橙橙的皮靴,枣红色大包勉强上了背——因为装满了我要在汽车上读的书,实在太鼓了!
忙了一夜,我只想赶紧坐上汽车好好打盹,然而新论证还需要读新书,我咬咬牙,还是先弯到另一个图书馆借了书,随后跳进地铁站,再换大巴,向纽约进军。
我在上大巴的时候非常狼狈。当时我仍在麦当劳付账,赫然看见大巴到站,群众上涌,当即拔腿就跑,左手的咖啡泼出来,把右手闺蜜给我的纽约地图全部弄湿。
闺蜜早年也是文学少年,赴美后倒转行投资。虽然她宣称她只懂“纸上谈兵”,到底是所谓“五大”事务所骨干,但凡出差,皆住时代广场希尔顿酒店。于是我不停嚷嚷着要趁她去纽约公干,也去入住那高级旅馆。然则闺蜜虽出差频繁,我自己却“日理万机”,终于一次还没有去过。
作为一个无限跨专业、跨学科、跨语言的“未来学者”,我天天跟不同的人宣称我“日理万机”。我的“精神之衣食住行”,比一般人多得太多,音乐不能不听,小说不能不看,诗歌不能不念,毛笔不能不写,吉他不能不弹。但诡异的是,虽然我一次次被这些精神奢侈品拖入“最后一分钟截止”的窘境,却仍以超音速不断越过那最后一分钟,不能不让身边的人目瞪口呆。这也是我“最后一分钟小姐”绰号的来源。
唯一不惊诧的,乃是闺蜜。闺蜜是我高中同桌。在高中时,她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平常看我背历史,背得是颠三倒四,但每次一考试,都是高分。
正如这次跳上去纽约的大巴。纵然我的咖啡毁了一张地图,但排队的队伍莫名地散开重组,我竟然斗转星移,排到第一个,自然轻松地跳上车,一人独坐第一排。
可笑我在汽车上仍在做学术研究,一面口中念念有词。
大巴噪声很大,我干脆大声读起论文,反正也无人听到。
来到哥大,我钻进公共图书馆,在儿童图书区坐下,继续准备我的报告。好不容易幻灯片做完,我心满意足地再度朗读一遍论文,当然,其间又昏睡过两次,醒来两次。
开场前10分钟我才窜进会场,同时临阵磨枪,请教了同小组德国同学,好些词儿的德文发音。
我们这个思想小组,吸引的人并不多,当然比不得那些身体、性别小组。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我又把一副鲜艳夺目的行头披挂完全,出校园就跳进地铁站,到唐人街转大巴,当晚回返。
临到波士顿的时候,我接到B同学电话。
“会议如何?”
“一样。并无听众,自娱自乐。不,应该说是,自虐兼他虐。先把自己搞糊涂,再把听众搞糊涂。”
“听说帅哥彼得黄也去了,你没有见到么?”
“没有,”我咽下一口面包,“你知道,本小姐我一向是,‘去且仅去’有我的小组。”
B在电话里笑得打跌:“可是彼得黄没有看到,你会后悔的。”
“才不。”
我放下电话,看着窗外缓缓流淌的查尔斯河。噢,回家了。
彼得黄?又不是熊彼得又不是彼得潘。典型的东方主义名字。不,我没有兴趣。
(待续)
小女子我……
2009-05-07 06:26 星期四 晴
哈佛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联席讨论会
主办: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Harvard CSSA)
主题: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它从此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念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五四”的主张和追求是什么?这些主张和追求是否全部合理?这些主张和追求是否已经实现?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从历史和精神层面回顾和反思“五四运动”,对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之国家与文化的发展,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联席发言人:陈丹丹,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生;刘涛,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魏朝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翟志勇,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主持人:岳林,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Harvard CSSA 学术讲座主席。
时间:5月8日星期五,晚上7点半至9点半。
地点:哈佛大学Dudley-House二楼左端的Common-Room。Dudley-House是正位于哈佛广场又坐落于哈佛园内的那一栋大楼,从地铁红线哈佛站横过马路即是,交通十分方便。欢迎所有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参加讨论,但谢绝未经邀请的媒体采访。
(感谢岳林前辈邀请,惶恐中……)
主办: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Harvard CSSA)
主题:九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它从此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念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五四”的主张和追求是什么?这些主张和追求是否全部合理?这些主张和追求是否已经实现?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从历史和精神层面回顾和反思“五四运动”,对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之国家与文化的发展,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联席发言人:陈丹丹,哈佛大学中国思想史博士生;刘涛,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魏朝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翟志勇,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主持人:岳林,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Harvard CSSA 学术讲座主席。
时间:5月8日星期五,晚上7点半至9点半。
地点:哈佛大学Dudley-House二楼左端的Common-Room。Dudley-House是正位于哈佛广场又坐落于哈佛园内的那一栋大楼,从地铁红线哈佛站横过马路即是,交通十分方便。欢迎所有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参加讨论,但谢绝未经邀请的媒体采访。
(感谢岳林前辈邀请,惶恐中……)
健康鸽与快乐鹿
2009-04-17 15:46 星期五 晴
日理万机(笑),许多朋友的邮件还没有回,见谅见谅!
走遍天下,但闺蜜的电话号码一定要带在身上。阿芮小姐知我混乱,常常在邮件里提醒我:你的QQ号码是……
但QQ已经几年没有用过。记不住旧的,只好又申了新的,这回纯粹为了跟我妈聊天。
我的名字是“健康鸽”,于是我妈也去申请,把自己起名为:
快乐鹿。
我笑了半天。可是一只鹿怎么生得出一只鸽子呢?
走遍天下,但闺蜜的电话号码一定要带在身上。阿芮小姐知我混乱,常常在邮件里提醒我:你的QQ号码是……
但QQ已经几年没有用过。记不住旧的,只好又申了新的,这回纯粹为了跟我妈聊天。
我的名字是“健康鸽”,于是我妈也去申请,把自己起名为:
快乐鹿。
我笑了半天。可是一只鹿怎么生得出一只鸽子呢?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2009-04-02 20:29 星期四 晴
《从颜元看学术与救世》
----(04年旧帖,自己很喜欢,亦觉得有重贴的必要)
因为电脑奇慢,每天早上等它醒过来的时候,就顺便看两眼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前些天看到颜元,他很恨文人孱弱,骂,“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人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又骂镇日苦读之枯槁人士: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
还有一段亦是妙极: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境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而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功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也就是,天地间哪有不涉现世之学术?又《传习录》记王阳明:“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又明末大将张煌言,连名字都自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凡此种种,皆令人不能不想起那句名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才是真真正正读书人的气象。
----(04年旧帖,自己很喜欢,亦觉得有重贴的必要)
因为电脑奇慢,每天早上等它醒过来的时候,就顺便看两眼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前些天看到颜元,他很恨文人孱弱,骂,“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人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又骂镇日苦读之枯槁人士: “朱子论学,只是论读书。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
“况今天下兀坐书斋人,无一不脆弱,为武士、农夫所笑者,此岂男子态乎?”
还有一段亦是妙极: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境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而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功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
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也就是,天地间哪有不涉现世之学术?又《传习录》记王阳明:“先生兵务倥偬,乘隙讲授”,又明末大将张煌言,连名字都自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概,凡此种种,皆令人不能不想起那句名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这才是真真正正读书人的气象。
(转)《中国不高兴》访谈:“这书是刺激知识分子的”
2009-03-31 18:36 星期二 晴
《中国不高兴》访谈:“这书是刺激知识分子的”
《中国不高兴》是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通过批判中国现实、揭示中西关系来呈现以下主题——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此书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这本已经被标签化的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高兴》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以用来“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
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反弹的标志之一,震动西方世界;2009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策划人张小波再次抛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再次向西方摊牌”、“为愤青而作”、“民族主义再次升温”……林林总总的标签式评价再次扣在这本必将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上,但《中国不高兴》的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除去出版社为宣传需要打出的广告噱头和书中情绪性的表达,《中国不高兴》可能比《中国可以说不》走得更远。几位作者通过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需求,也许不仅仅只是表达中国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民间思考,刺激、惊醒浑浑噩噩的知识精英也许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热播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第16集中,团长龙文章对师座虞啸卿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这毛病,连师座都没逃过爱安逸的毛病——龙文章得到的是一记耳光。
《中国不高兴》可能会令西方不高兴,但真正不高兴的也许是“安逸”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做出的反应当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们或拒绝拿起此书,或绕着圈子反驳,然后继续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此,《中国不高兴》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本书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 要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因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我的感觉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可以说不》中个人情绪性的宣泄更强些,《中国不高兴》则在鞭策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要树立大目标。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你13年前批判的东西有变化吗?
宋强:我说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没什么进步,国事变化不大,思想界变化也不大,而且骂我们的人永远就是这些人,用的手段还是那一套。那些骂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必要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
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当时精英界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国这条船要沉了,大家赶紧要跑。
黄纪苏: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毫无信心,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经济还是在往上走,中国还有很大一个群体把中国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种情绪,大家开始明白,我们跟西方是有利益冲突的,而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好老师、好恩人。当精英们开始对中国失去信心的时候,民间有一种反思:中国那么差、没戏,我们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这样子了吗?这种质疑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不》出现了,把民间的这个声音说出来了。当大家都在跳船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不”,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
现在,中国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强大了,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不能到这就好了,不能就这么凑合了。中国要树立远大抱负,对世界要有担当,而且由不得你。
宋强:我想补充的是,1996年那样的大气候下,《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态,我后来也讲了,“对抗也是积极的。”
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中那种民族情绪实际上是中国开始转变的一种信号,它把这种东西喊出来了,要不然西方就以为中国所有年轻一代都跟着他们走了。
但对这两本书最大的责难可能就是,你们公然宣扬当下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在西方话语里,民族主义已经是个贬义词。
宋强: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应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黄纪苏: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新左派”等等,这些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太简单化了。如果认真看这本书,你真的很难去定义。
“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中国不高兴》讲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而已,普通民众对中国未来格局的常识性思考,比如“持剑经商”。
黄纪苏:我们说的就是常识,比如国与国之间就是利益。
宋强:很多常识大家已经不认同了,我们只是把常识恢复一下而已。比如国际关系,就是利益,但许多人把我们弄得一头雾水,连这个简单东西都忘记了。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几天在采访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时候,他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为其他国家主持公道。
黄纪苏:王小东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好,就是“天命所归”,就是毛主席以前说的,中国要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后来也说到,这个目标要等到下个世纪中国成为中等强国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在“下个世纪”了。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必然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也要参与管理世界中去。你这么个文明体,不承担这个任务也得承担,你不可能让新加坡去承担吧。中国要确定大目标、大任务,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由不得你。但我们的精英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动力推动中国去干这个事情,他们还在那儿醉生梦死。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你对世界历史和人类要承担义务,这是一个现实。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宋强:我在书里也说了,中国这么大一个文明体,你不是压垮这个世界,就是再造一个世界,要不然你就别混了,而我们当然选择后者。
但有人会站出来骂你们,做出头鸟,让外国人找到“中国威胁论”把柄。
宋强:你不挑战现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带着整个人类出局。我要说,我们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坛,这才是抱负。我们要改造世界体系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但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黄纪苏:官方可以回避,但是作为我们民间的立场,就应该直接面对。可惜,知识分子也在回避,甚至在找理论如何回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知识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体制化、官僚化了,他们不敢说中国话。他们出来说人话,我倒觉得奇怪。
“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
套用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的“反弹”概念,《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的民间思考和情绪,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弹”,13年前是对西方,今天是对中国内部的懈怠。
宋强:这种反弹非常正常。
黄纪苏:谈到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当然希望一路起来和风细雨,什么事都没有。但你要起来,肯定要对世界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影响、冲击,你必定要得罪他们的利益。那我们准备好了吗?难道仅仅是靠谈判吗?多送点熊猫、建些孔子学院就行了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现实并非如此。
但这样一种思考,目前只有民间的思考,很难从知识精英那里听到。
黄纪苏:当然,肯定是民间立场。我们的文化精英,一有点东西就赶紧去卖,但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你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副副看破红尘的德性,就是瞎混,混点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这种心态,越做不出有气魄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想象和理想。这些文化精英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话又在折腾,又是‘文革’那套,我们吃的苦头够多了。”
宋强:一说到我们的千年伟业,我们这帮知识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国人午休似的,我就觉得这种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这种东西,人家用不着,人家倒希望你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把你们的真实想法讲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你们出这样一本书,并不在意影响官方立场,更想影响的人其实是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我希望知识分子来看这本书。如果他们对世界大势、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势能看清楚,他们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创造性、更有气魄的东西出来。我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但却没有创造性,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埋没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东西,赚快钱。我觉得特别可惜。
包括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调整自己,还没有看清世界和历史的大势,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我们就从民间角度,把大势说给他们听。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
东方早报 记者 石剑峰
《中国不高兴》是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宋强、刘仰五位作者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的主张”“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 ”,通过批判中国现实、揭示中西关系来呈现以下主题——中国要做一流国家,依托国家大目标实现众生幸福平等,告别自我矮化的精神历史。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而此书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了这本已经被标签化的书,在他们看来,《中国不高兴》是给中国知识分子看的,以用来“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
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是1990年代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情绪自然反弹的标志之一,震动西方世界;2009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策划人张小波再次抛出《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中国不高兴》:“再次向西方摊牌”、“为愤青而作”、“民族主义再次升温”……林林总总的标签式评价再次扣在这本必将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上,但《中国不高兴》的迅速热销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除去出版社为宣传需要打出的广告噱头和书中情绪性的表达,《中国不高兴》可能比《中国可以说不》走得更远。几位作者通过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需求,也许不仅仅只是表达中国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民间思考,刺激、惊醒浑浑噩噩的知识精英也许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热播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第16集中,团长龙文章对师座虞啸卿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就这毛病,连师座都没逃过爱安逸的毛病——龙文章得到的是一记耳光。
《中国不高兴》可能会令西方不高兴,但真正不高兴的也许是“安逸”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做出的反应当然不是扇作者的耳光,他们或拒绝拿起此书,或绕着圈子反驳,然后继续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此,《中国不高兴》的两位作者宋强和黄纪苏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这本书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 要鞭策他们,刺激他们,唤醒他们。因为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有大抱负和大担当。否则,不只是西方人、中国人不高兴,整个人类都会不高兴。”
“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我的感觉是,《中国不高兴》和《中国可以说不》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可以说不》中个人情绪性的宣泄更强些,《中国不高兴》则在鞭策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要树立大目标。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你13年前批判的东西有变化吗?
宋强:我说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没什么进步,国事变化不大,思想界变化也不大,而且骂我们的人永远就是这些人,用的手段还是那一套。那些骂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就是自由民主,其实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必要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
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当时精英界弥漫着一种消极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国这条船要沉了,大家赶紧要跑。
黄纪苏:当时的中国人对中国毫无信心,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经济还是在往上走,中国还有很大一个群体把中国往上推。
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种情绪,大家开始明白,我们跟西方是有利益冲突的,而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好老师、好恩人。当精英们开始对中国失去信心的时候,民间有一种反思:中国那么差、没戏,我们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这样子了吗?这种质疑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中国可以说不》出现了,把民间的这个声音说出来了。当大家都在跳船的时候,有人站出来说“不”,我们要有自己的信心。
现在,中国比13年前各方面更加强大了,但我们想说的是,中国不能到这就好了,不能就这么凑合了。中国要树立远大抱负,对世界要有担当,而且由不得你。
宋强:我想补充的是,1996年那样的大气候下,《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现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事态,我后来也讲了,“对抗也是积极的。”
黄纪苏:《中国可以说不》中那种民族情绪实际上是中国开始转变的一种信号,它把这种东西喊出来了,要不然西方就以为中国所有年轻一代都跟着他们走了。
但对这两本书最大的责难可能就是,你们公然宣扬当下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在西方话语里,民族主义已经是个贬义词。
宋强:我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西方概念中的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应激性的,你看去年的一系列事件,中国年轻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都是这样吗?所以我更倾向于用“新爱国主义”这个词来界定中国民间的这种反抗情绪,是人民立场的爱国主义。
黄纪苏: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新左派”等等,这些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太简单化了。如果认真看这本书,你真的很难去定义。
“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中国不高兴》讲的其实只是一些常识而已,普通民众对中国未来格局的常识性思考,比如“持剑经商”。
黄纪苏:我们说的就是常识,比如国与国之间就是利益。
宋强:很多常识大家已经不认同了,我们只是把常识恢复一下而已。比如国际关系,就是利益,但许多人把我们弄得一头雾水,连这个简单东西都忘记了。我觉得,需要提醒一下大家。
前几天在采访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的时候,他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为其他国家主持公道。
黄纪苏:王小东用的一个词我觉得特好,就是“天命所归”,就是毛主席以前说的,中国要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后来也说到,这个目标要等到下个世纪中国成为中等强国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在“下个世纪”了。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大,它只要存在必然深刻影响这个世界,也要参与管理世界中去。你这么个文明体,不承担这个任务也得承担,你不可能让新加坡去承担吧。中国要确定大目标、大任务,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由不得你。但我们的精英们呢?他们没有这个目标,也没有动力推动中国去干这个事情,他们还在那儿醉生梦死。我们这么大一个民族,你对世界历史和人类要承担义务,这是一个现实。中国要有大目标,精英要有大承担,这才是这本书的核心。
宋强:我在书里也说了,中国这么大一个文明体,你不是压垮这个世界,就是再造一个世界,要不然你就别混了,而我们当然选择后者。
但有人会站出来骂你们,做出头鸟,让外国人找到“中国威胁论”把柄。
宋强:你不挑战现有世界政治格局,你就得出局,很可能带着整个人类出局。我要说,我们要打倒拳王,也要打碎拳坛,这才是抱负。我们要改造世界体系和注定要被淘汰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但大家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黄纪苏:官方可以回避,但是作为我们民间的立场,就应该直接面对。可惜,知识分子也在回避,甚至在找理论如何回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知识精英在相当程度上体制化、官僚化了,他们不敢说中国话。他们出来说人话,我倒觉得奇怪。
“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
套用美国政治学家查默斯·约翰逊的“反弹”概念,《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的民间思考和情绪,可能都是自然的“反弹”,13年前是对西方,今天是对中国内部的懈怠。
宋强:这种反弹非常正常。
黄纪苏:谈到中国和平崛起,我们当然希望一路起来和风细雨,什么事都没有。但你要起来,肯定要对世界现有利益格局产生影响、冲击,你必定要得罪他们的利益。那我们准备好了吗?难道仅仅是靠谈判吗?多送点熊猫、建些孔子学院就行了吗?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现实并非如此。
但这样一种思考,目前只有民间的思考,很难从知识精英那里听到。
黄纪苏:当然,肯定是民间立场。我们的文化精英,一有点东西就赶紧去卖,但都是些小打小闹的东西。你坐下来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副副看破红尘的德性,就是瞎混,混点小名小利就完了。但越是这种心态,越做不出有气魄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想象和理想。这些文化精英说得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些话又在折腾,又是‘文革’那套,我们吃的苦头够多了。”
宋强:一说到我们的千年伟业,我们这帮知识精英就生怕吵了外国人午休似的,我就觉得这种心理是中国人特有的。西方人不稀罕这种东西,人家用不着,人家倒希望你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把你们的真实想法讲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你们出这样一本书,并不在意影响官方立场,更想影响的人其实是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我希望知识分子来看这本书。如果他们对世界大势、中华民族未来的走势能看清楚,他们可能就能做出一些更有创造性、更有气魄的东西出来。我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都有很好的天赋,但却没有创造性,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埋没了,一天到晚在搞那些小东西,赚快钱。我觉得特别可惜。
包括知识分子。
黄纪苏:对,他们的世界观不对,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调整自己,还没有看清世界和历史的大势,所以生活在安逸里。有些精英吃饱了混天黑,我们就从民间角度,把大势说给他们听。知识分子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应该往前走一步、走一层,他们要做出选择。
东方早报 记者 石剑峰
小世界浪游记(8-9)
2009-03-18 03:23 星期三 晴
(接上)
8
我曾经的名言是:“不写论文,想不起旧情人。”
现今的名言则是:“连写论文,都想不起旧情人。”
后面再加上一句:“整天穷赶活赶,像个瘪三。”
我的城市,冬日里每每连绵不绝地下雪,如果要用一首短诗形容我的城市,那么这首短诗会是:
大雪。瘪三。
这一日又是大雪。照例,我是去威廉•詹姆斯楼的社会学图书馆上班,自然又在那高楼下,被狂风吹得七荤八素。
大雪兼着冰雹。待我撞进门,全身都湿了,我披着一头一脑的雪,瞪向老板。
我的老板是典型的美国式大胖子,每天的工作是把办公室门一锁,黑漆嘛乌地在里头睡觉!倘有员工若我等,动辄迟到,则他亦二话不说,摇摆着大肚子就下楼来带班。
我们老板心肠好。有另外的学生,问他讨工作的时间,他慢条斯理道:“好,我来帮你找一找。”回头就拨给那学生整理书的差事。
所以我们图书馆的工作,真正达到了“按需分配”,你要,就给你。于是我的同事李黛跟我窃笑:社会学系图书馆,就是共产主义呵。
我们的老板,惯于早退,每日三点下班,去自己的私人教练那里减肥。他上班的事务则包括:帮无故旷工者顶班,告诉读者找不到书,以及对着数码录音机,大声替我读论文。
在此“共产主义”老板的带领下,我们社会学系图书馆的管理,自然是混乱一团,许多待上架的书,无人处理,堆在那里。
等到有人来找书了,我们理直气壮地一摊手:找不到!
9
我天天拖着我那漂亮的粉红色的小拖箱,去图书馆上班,其实是,拖着小拖箱,去图书馆写论文。
于是每天都有人在路上问:啊,旅游?啊,回国?啊?去图书馆!
我那小拖箱内,计有:康德、韦伯、尼采(德文、英文、中文)、新民丛报、国粹学报、民报(初版、再版、重印版)、德国宪法、英国大宪章、中国宪法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从黑格尔到尼采……
长此以往,我练就了一身随时随地、在人声鼎沸中写论文的本领。而我不也是林黛玉么?自然在写论文的间歇,一看见动人文章,就开始掉泪,此时若有人找我借书,我只好眼泪汪汪地睇向他。
正如毛主席在城门口读书,我,专门在图书馆的前台,写论文,兼,迎人落泪!
(待续)
-------------
PS:[换模板]
我是一个长情的人,博客模板5年都没有换过。然而昨晚看见一个讨厌的作者,内页居然跟我是一个模板,当下去换,结果一着不慎,从前的全没了。
天涯模板简直无甚选择,而我又受不了“素净”的页面,因为自己看着就要睡着了,最后拣个大花儿的,只好破坏一下自己的“学术形象”啦!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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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的名言是:“不写论文,想不起旧情人。”
现今的名言则是:“连写论文,都想不起旧情人。”
后面再加上一句:“整天穷赶活赶,像个瘪三。”
我的城市,冬日里每每连绵不绝地下雪,如果要用一首短诗形容我的城市,那么这首短诗会是:
大雪。瘪三。
这一日又是大雪。照例,我是去威廉•詹姆斯楼的社会学图书馆上班,自然又在那高楼下,被狂风吹得七荤八素。
大雪兼着冰雹。待我撞进门,全身都湿了,我披着一头一脑的雪,瞪向老板。
我的老板是典型的美国式大胖子,每天的工作是把办公室门一锁,黑漆嘛乌地在里头睡觉!倘有员工若我等,动辄迟到,则他亦二话不说,摇摆着大肚子就下楼来带班。
我们老板心肠好。有另外的学生,问他讨工作的时间,他慢条斯理道:“好,我来帮你找一找。”回头就拨给那学生整理书的差事。
所以我们图书馆的工作,真正达到了“按需分配”,你要,就给你。于是我的同事李黛跟我窃笑:社会学系图书馆,就是共产主义呵。
我们的老板,惯于早退,每日三点下班,去自己的私人教练那里减肥。他上班的事务则包括:帮无故旷工者顶班,告诉读者找不到书,以及对着数码录音机,大声替我读论文。
在此“共产主义”老板的带领下,我们社会学系图书馆的管理,自然是混乱一团,许多待上架的书,无人处理,堆在那里。
等到有人来找书了,我们理直气壮地一摊手: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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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天天拖着我那漂亮的粉红色的小拖箱,去图书馆上班,其实是,拖着小拖箱,去图书馆写论文。
于是每天都有人在路上问:啊,旅游?啊,回国?啊?去图书馆!
我那小拖箱内,计有:康德、韦伯、尼采(德文、英文、中文)、新民丛报、国粹学报、民报(初版、再版、重印版)、德国宪法、英国大宪章、中国宪法史、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从黑格尔到尼采……
长此以往,我练就了一身随时随地、在人声鼎沸中写论文的本领。而我不也是林黛玉么?自然在写论文的间歇,一看见动人文章,就开始掉泪,此时若有人找我借书,我只好眼泪汪汪地睇向他。
正如毛主席在城门口读书,我,专门在图书馆的前台,写论文,兼,迎人落泪!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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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换模板]
我是一个长情的人,博客模板5年都没有换过。然而昨晚看见一个讨厌的作者,内页居然跟我是一个模板,当下去换,结果一着不慎,从前的全没了。
天涯模板简直无甚选择,而我又受不了“素净”的页面,因为自己看着就要睡着了,最后拣个大花儿的,只好破坏一下自己的“学术形象”啦!哈哈!
小世界浪游记(6-7)
2009-03-04 05:31 星期三 晴
(接上)
6
我的学术英文比日常英文好,因为整天写的念叨的,都是满纸满口的大词儿。而一旦到日常活动了,就赶紧逃到母语里歇息一下,导致我跟人谈学问,总是洋洋洒洒,慷慨陈词,一跟人闲聊天儿,就开始磕磕绊绊,颠三倒四。
这一天我去面试一门“文化大革命”的助教,不过五分钟,就被那赫赫有名的教授给送出来了。
噢,教授盯住我的个人史,进行了全盘考问。问到我爸具体做什么的时候,我傻眼,我哪里知道那些专业名词呢,只好在空中画圈给他看。我准备的一大套学术研究:文革是革命还是改良,文革的社会关系有无变迁,领导权与大众动员,社会公平与尼采的群氓概念……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出了门我禁不住满腹惆怅,连忙把我那研究文革的朋友拖出来喝咖啡。
“R先生对我不感兴趣呢。”我沮丧地说。
“你跟他谈了什么?”朋友问。
“我就把我全家跟文革的关联都介绍一遍啊。我父母是知青。我爸如果不是文革,就上了大学,因为我奶奶的哥哥是著名大学校长。我爷爷是伪教育局局长,我外公是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心怀不忿,私藏货品,最终倒了大霉……”
“公私合营不是文革!”朋友惊叫。“你连大的历史时段都能搞错!”
“可是他的书里也写到的呀。那不是文革的起源么?”
“他书里还写到五四呢!”
我摊开手无奈道,“罢罢,谁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思想与意义问题呢。”
隔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也许他们那派,很重历史史实呢。”
“就你觉得不重要!”朋友愤然道。
7
文革讨论毕,我跳上网,转而与诗人B进行诗歌的学术讨论。我一向盛赞B有两个强大的半脑:左脑论文、右脑诗,而我,作为极端怀疑派,一到学术问题,大脑就自动关机。长久以往,我与B的学术讨论,就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她立论,我攻击;她负责严密的理论论证,我转手就变成戏谑的通俗小说,对大量学术话语进行互文、戏仿。
这晚我们将上次主题——“诗歌不是‘扭来扭去’”,进行第二阶段的推进。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何为‘扭来扭去’?怎样‘扭’?”
B首先抛出观点:“扭”得好的叫“语言实验”,扭得不好的叫“扭来扭去”。
我表示反对:那如何区分“扭”与“扭来扭去”呢?强烈建议用“陌生化”来替代“扭”这个词!因为我们应该一定要把“扭来扭去”理解为贬义!
“总之我看了不顺眼的,就是‘扭来扭去’。”我断然下定义。
B道:“你好可爱。”
我突然想起我难忘的一句诗,立刻发给B:
“醉于拳/叫化鸡的下阕……”
“第一眼看到,我就笑疯了。” 我在MSN上发出一连串的震动,以示我在笑得前仰后合,“一看到那个‘拳’字,我就想,这句怎么这么欠揍啊……天,还是著名的黑皮大鸭蛋写的。”
“评论也有许多欠揍的,”B发给我一篇对她的评论,作者油面筋。
“此中意象的无谓,犹如黑夜中,一群黑猫乱窜。我们理所应当要求作者,至少竖起一只白猫的尾巴。全诗摆出一具忧伤的未解剖骨骼,及其神经的内面:忧伤的脾脏,忧伤的三从四德,而我们又该如何割去忧伤的阑尾……”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我笑道:“以后一想起油面筋先僧,就想起‘一群黑猫乱窜’和‘忧伤的三从四德’,就像一想起黑皮大鸭蛋先僧——咦,怎么不是他写‘一群黑猫乱窜’或者‘一箱鸭蛋乱滚’呢——就想起“叫化鸡的上阕……噢不,下阕……”
(待续)
6
我的学术英文比日常英文好,因为整天写的念叨的,都是满纸满口的大词儿。而一旦到日常活动了,就赶紧逃到母语里歇息一下,导致我跟人谈学问,总是洋洋洒洒,慷慨陈词,一跟人闲聊天儿,就开始磕磕绊绊,颠三倒四。
这一天我去面试一门“文化大革命”的助教,不过五分钟,就被那赫赫有名的教授给送出来了。
噢,教授盯住我的个人史,进行了全盘考问。问到我爸具体做什么的时候,我傻眼,我哪里知道那些专业名词呢,只好在空中画圈给他看。我准备的一大套学术研究:文革是革命还是改良,文革的社会关系有无变迁,领导权与大众动员,社会公平与尼采的群氓概念……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出了门我禁不住满腹惆怅,连忙把我那研究文革的朋友拖出来喝咖啡。
“R先生对我不感兴趣呢。”我沮丧地说。
“你跟他谈了什么?”朋友问。
“我就把我全家跟文革的关联都介绍一遍啊。我父母是知青。我爸如果不是文革,就上了大学,因为我奶奶的哥哥是著名大学校长。我爷爷是伪教育局局长,我外公是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他心怀不忿,私藏货品,最终倒了大霉……”
“公私合营不是文革!”朋友惊叫。“你连大的历史时段都能搞错!”
“可是他的书里也写到的呀。那不是文革的起源么?”
“他书里还写到五四呢!”
我摊开手无奈道,“罢罢,谁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思想与意义问题呢。”
隔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也许他们那派,很重历史史实呢。”
“就你觉得不重要!”朋友愤然道。
7
文革讨论毕,我跳上网,转而与诗人B进行诗歌的学术讨论。我一向盛赞B有两个强大的半脑:左脑论文、右脑诗,而我,作为极端怀疑派,一到学术问题,大脑就自动关机。长久以往,我与B的学术讨论,就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她立论,我攻击;她负责严密的理论论证,我转手就变成戏谑的通俗小说,对大量学术话语进行互文、戏仿。
这晚我们将上次主题——“诗歌不是‘扭来扭去’”,进行第二阶段的推进。我们的核心问题是:“何为‘扭来扭去’?怎样‘扭’?”
B首先抛出观点:“扭”得好的叫“语言实验”,扭得不好的叫“扭来扭去”。
我表示反对:那如何区分“扭”与“扭来扭去”呢?强烈建议用“陌生化”来替代“扭”这个词!因为我们应该一定要把“扭来扭去”理解为贬义!
“总之我看了不顺眼的,就是‘扭来扭去’。”我断然下定义。
B道:“你好可爱。”
我突然想起我难忘的一句诗,立刻发给B:
“醉于拳/叫化鸡的下阕……”
“第一眼看到,我就笑疯了。” 我在MSN上发出一连串的震动,以示我在笑得前仰后合,“一看到那个‘拳’字,我就想,这句怎么这么欠揍啊……天,还是著名的黑皮大鸭蛋写的。”
“评论也有许多欠揍的,”B发给我一篇对她的评论,作者油面筋。
“此中意象的无谓,犹如黑夜中,一群黑猫乱窜。我们理所应当要求作者,至少竖起一只白猫的尾巴。全诗摆出一具忧伤的未解剖骨骼,及其神经的内面:忧伤的脾脏,忧伤的三从四德,而我们又该如何割去忧伤的阑尾……”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他。”我笑道:“以后一想起油面筋先僧,就想起‘一群黑猫乱窜’和‘忧伤的三从四德’,就像一想起黑皮大鸭蛋先僧——咦,怎么不是他写‘一群黑猫乱窜’或者‘一箱鸭蛋乱滚’呢——就想起“叫化鸡的上阕……噢不,下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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