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喜爱珍藏馆(非原创)_天涯博客_有见识的人都在此

陈景润：正直的人，政治的人【刘利民】

2009-03-13 16:41 星期五晴

　　1978年新年伊始，随着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横空出世，“陈景润”的名字红遍了大江南北。有一位仰慕陈景润大名的四川农村青年从广播中收听到了他的事迹后给他写了一封信，由于发音问题，这位青年将收件人写成了“陈井运”，而且没有收信地址。几经辗转，这封信居然奇迹般地交到陈景润的手中，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在陈景润的影响下，很长一个时期，“科学家”都是青年人最向往的职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顺口溜，成了激励千千万万青年人矢志攀登科学高峰的座右铭。
　　1950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陈景润以同等学力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仅仅过了三年，由于国家需才孔急，他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四中学教书。三尺讲台，并不是他驰骋的疆场；传道授业，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数学世界。尽管校方破天荒地让他只负责批改作业，但他依然无所适从。无奈之下，学校只得把他退回给厦门大学。上班时间，他心不在焉地在数学系图书室做管理员；八小时之外，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华罗庚著的《堆垒素数论》。
　　1956年，23岁的陈景润完成了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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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楼与大师（孙涛）

2009-02-25 10:11 星期三大雨

　　
　　有人采访古巴前总统卡斯特罗时问：“古巴的大学生有没有卖淫的？”卡斯特罗回答得有水平，他说古巴的大学生不卖淫，但古巴的妓女都有大学文化水平！看来在古巴“大学生”也是个金字招牌，别管啥行当，挂上这个就能提升档次。
　　不过咱们国家大学生的行情可是一路走低，广东操刀卖肉的研究生还在研究猪头猪脑，扬州瘦西湖大学生“船娘”、“船夫”即将上岗推波助澜。舆论不断教育大家要认清形势，大学已从培养精英向大众教育转型，别管啥饭碗，先抢一个端着。
　　确实，1998年我国在校大学生340万，2008年2500万，数量世界第一，10年增长近10倍，绝无先例。任何东西（包括人），一旦到了以“堆”来计数的境地，都只能卖个青菜萝卜价，就像张爱玲《色戒》中那个女间谍所说：“他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眼前晃。”话不好听，事就是这样。
　　然而，我们的收费却是“精英型”，和家庭收入相比，中国大学收着世界上最贵的学费。当大学成了技校，保障就业成为重大任务，解近渴，有远忧。成熟的规则，应该是大学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大学，哈佛新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言：“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大学关乎学问，影响终身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
　　清华原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今的大学，第一比的是盖大楼，咱“不差钱”；大师呢？对不起，“这个真没有”！
　　大师本来就少，还总让人质疑，李敖说季羡林：“他不是国学大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近日李家又出猛将，李辉质疑“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百岁老人文怀沙的年龄及大师头衔，称其文革入狱非政治原因，而是诈骗和流氓罪，他冒充文化部顾问，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
　　对此文氏助手回应“狗咬人一口，人不能反咬狗”，让人想起《纽约太阳报》主任博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文氏弟子崔自默则一口气放出仨狗：“我问文老：‘你得罪过那个记者？’文老答：他采访过我。那是在上个狗年。我提出‘狗放屁，放狗屁，放屁狗’几个概念：‘狗放屁’是自然现象；‘放狗屁’是指责人的不当行为；而‘放屁狗’则很可怜，不会看门，只会专业地放屁。哈哈哈。”
　　这个“哈哈哈”实在让人“哈哈哈”，没想到师徒居然都不知“放屁狗”早有人“提出”了。梁启超《饮冰室文集》曰：“某年科考，有三名考生，其所写之文章皆狗屁不通。于是考官各批以‘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之评语，可谓神来之笔。”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文怀沙，长须飘飘，很像大师。主持人说他是现存唯一会用古汉语音韵吟唱的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场示范出来是“路梦梦其修远兮，吾将上护而求素”，有人评价“其声幽婉，其情悠哉”，我没听出这么好。倒是对这个“唯一”颇不解，全世界就你一人会唱，那不跟相声里说的一样——有懂俄语的吗？没有？那就好办了！
　　后来听到文怀沙常挂在嘴边，据说为柳亚子盛赞的“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很有感觉，可惜很快发现这是民国诗人王世鼐的《笛怨辞》：“笛怨箫清听未真，江湖旧雨散成尘。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
　　崔自默把话题引向个人恩怨，还说中国文化讲究“为长者讳”，这么做有损和谐。显然，崔先生丝毫没有把事情弄清楚的意思，自然引得嘘声一片。两天后，文怀沙终于开口，同样回避质疑，只说态度，“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李辉表示，“等他全部回答完，我再说话”。
　　乔治•莫特《新闻学纲要》说：“常人+活了79岁=0；常人+活了100岁=新闻。”还有人说“坏消息就是好新闻”，别管从哪说，文怀沙这事都绝对是个大新闻，一时半会消停不了。
　　大师被质疑，作家也跑不了。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广受关注的德国汉学家顾彬近日再发高论，“中国作家太主张性和罪了，这是庸俗文学，在德国只有没文学水准的人才会看”。余华、莫言等当代文学中坚力量，“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话有些过火，不过中国作家个个“性致勃勃”，人人皆知。北岛诗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个“人”想做好，也不易。
　　（《徐州日报》2009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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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大表哥（孙东亮）【原作者可与本人联系】

2009-02-24 17:08 星期二晴

　　如果按照阶层划分，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爸是农民，我妈是农民，连我对象也是个无业农民。我对象是独生女，虽是农民却从来不下地干活，也不出门，成天待在家里，她说在大城市这叫宅女，就是还缺一堆动漫玩具。可在我们农村，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地主家的懒丫头。
　　我和地主家丫头结了婚，我们有了自己的产业：几十垧土地（双方父母给的），有了房子（平房），也有了车（还是农用的）。感谢社会主义好，我们整体属于有事业有房有车一族了。秋收过后，收成不错，有了点闲钱，我们就开始烧包了。琢磨着也赶赶时髦，去全国比较大的城市度度蜜月，我俩还没去过大城市呢，当然，目的地肯定不是铁岭了。
　　我拿着红蓝铅笔在中国地图上比划了好几天，研究蜜月旅行的路线，第一次旅行目的地选择一定要慎之又慎。
　　我的农村媳妇说，还寻思啥？再比划几天黄花菜都凉了。你家不是总说你有个大表哥在青岛么？咱先去青岛奔他不就完了么。那里有山有海的多好，咱也去阳光海滩浪漫一回。对，我结婚的时候大姨来还冲我们夸我表哥了呢，说他在大城市闯荡，现在也出人头地了，当了总编，还在青岛找了个本地媳妇。
　　于是我们决定去青岛度蜜月，顺便看看他。我妈说，给你大表哥带点咱这的土特产吧。我说可别老土了，本来咱农村人进城就让人看不起，你再拎两个大鱼鳞袋子那不更让人说咱是山炮了。我大表哥现在身份不同了，谁还吃这些土豆子东北豆角啥的玩意啊。人家现在是什么总务了，不对，也不是总统……媳妇说，你猪头脑子啊，是总编。对，是总编。不过总编是啥玩意呢？总是胡编么？
　　第一次坐飞机，耳朵还直发涨，晕乎乎的，下机之后分不清地界也不敢乱走，便叫了出租车，我听说大表哥住的地方可好了，韩国总统啥的来青岛都住他家对面的楼上。那里有总统套房，我寻思着总统套房咱住不起了，不过那楼上的大通铺也应该差不多。我跟司机说去那个总统住过的旅社，司机说有这样的旅社么？我媳妇说你可别山炮了，那哪叫旅社呢，现在的不是饭店就是酒店，都带客房的，总统住的叫总统套房，不是谁家都有的。“就去市中心那个韩国总统来住的那个酒店吧。”司机这回明白了，不过我总感觉他好似憋屈着想笑。我又不得不佩服我媳妇的见多识广，高中学历就是不一样，不像我，初中毕业直接念了“早稻田大学”。
　　我俩吃饱喝足，换上新衣裳，高高兴兴给我大表哥打电话。他很惊讶，我估计是听见老家来人了惊喜坏了，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磕磕巴巴的，说最近太忙了，住的地方太紧张，问我们住哪儿。
　　我媳妇给我使眼色，她说大表哥兴许以为我们是来投奔他的，怕给他添麻烦。
　　我跟大表哥说我们是来度蜜月的，顺便来看看他，他一听，镇定多了。
　　不一会他就从对面街上蹿了过来，我们俩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乖乖在门口等着他。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破夹克，旅游鞋都看不出本色了。
　　他带我们看了著名的五四广场，顺便瞅了瞅令人骄傲的奥运会场地——奥帆中心。站那里看看得了，进门还要花十块钱没啥意思。我看媳妇挺想进去看看的，不过他话都撂下了，我们也不好再强求进去。看了看大海，真不浅啊。他还领我们逛了青岛最繁华的台东商业街。我在里面都转晕了，差点走丢了。里面啥好吃的都有，我见啥都想买，我媳妇也是。走饿了，大表哥说请我们吃饭，我说太好了。
　　他把我俩领进一个吃罐罐面的快餐厅，中午吃饭点，人特别多，比猪圈还挤，站那里等了半天才好不容易腾出个位置，头碰头对坐下来。我表哥说要三碗罐罐面，8块钱的就好。表哥说这里的面吃不饱还可以随便加。
　　我一看这和饭店里提供的饭菜差距也太大了，不能把钱浪费了，得留着肚子回去吃自助捞本啊。我说我俩不饿，要一碗得了。等饭的工夫，我问大表哥你是总编了，手底下多少人？他说总屁，很气愤的样子。要混到总还得个几十年吧。顺手伸出一巴掌，还有5个人。别提了，又是政治危机又是经济危机，单位基本黄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那你啥时候结婚呢？我大姨说嫂子是本地人，长得可漂亮了，还是公务员。
　　他尴尬地摇摇头，没有，别听他们瞎说，本地的姑娘根本就瞧不起外地人，更别说公务员了，买不起房子咋结婚？
　　我说那你给我看看嫂子照片吧。
　　他不干，我就去抢他钱包。
　　一点都不好看，放在农村也是愁嫁那伙的。我刚想说长得一点都不好看，我媳妇抢先说，嫂子真漂亮，大表哥真有眼光。
　　他说她是一个公司的同事。
　　我问他住哪儿。
　　他说离闹市区挺远的，租的房子，一个月500块钱，还不包括水电费。
　　我说太贵了，在村子里租一户庄稼院一月也用不上200块钱。
　　他说跟乡下不能比，500块钱只是一间卧室，厨房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我问他一年能挣多少钱。
　　他说加上提成能有3万块钱。
　　我的心紧了一下，我俩出来得瑟一趟，花费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
　　既然挣钱也不是太多，你回家当公务员得了。
　　公务员可不是想当就能当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小县城的公务员没有钱没有关系你是当不上的。
　　他连续加了3碗白面，连汤都喝光了，我们目送大表哥风驰电掣地离去。临走前他还偷偷和我说，下次再来玩给他带点东北豆角啥的，老吃肉也吃腻了啊。
　　我不知道原来在城市里东北豆角竟然还可以比肉好吃。我俩回饭店把饭菜吃个够本。蜜月结束后，我再也不想来大城市了，我们还是回农村安安心心地当自己的农民吧，多种地，为国家多打粮食。
　　我们回到家没几天，大姨就打来电话问我们和大表哥见面的情况，她语气中充满了自豪，问我们大表哥可好，他对象长得好看吗？
　　我说好，好看，大表哥在大城市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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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刘永峰）

标签：社会2009-02-13 12:55 星期五晴

《海角七号》凄美故事背后，是几百万日本侨俘的颠沛命运。他们先为日本军国主义拓殖的棋子，后为弃民，再为大国政治角力中的砝码。

《海角七号》背后的败战日侨

刘永峰

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底，大约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1947年，又有100万人重新踏上日本的土地。至此，仍有大约40万人留在海外。这是一个永远也凑不齐的数字——大量人员下落不明或诡异消失。

在中国台湾恒春镇的海角七号，住着一位叫友子的老人。这一天，老人收到了一件从日本寄来的邮包。她有些惊讶且恍惚，打开一看，竟是七封迟来的凄婉悱恻的情书。夕阳下，老人的思绪被带回六十年前，正是台湾光复的日子，但自己的日籍恋人却也在那时一去不返……台湾电影《海角七号》这一段凄美故事，揭开的其实是当年百万日本侨民悲酸经历的一角。

就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之时，大约有650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大陆、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陆海军士兵约有350万人。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约有260万人，其中50万人在台湾，60万关东军被苏联俘获，110万人集中在东北，还有大量的日本侨民零星分散于其他省份。

拓殖的棋子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政府在国内贫困地区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开拓团”，到中国种地。他们说：“中国的地可肥了，一捏直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荒山都白白地撂着。我们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协和，大东亚共荣。”

生于京都市的水野百合子，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3岁辍学做杂工，结婚后，丈夫水野六七在纺织厂当工人，她在外面做零活，日子很是困难。百合子回忆说：“因为连年战争，国内没有粮食，当时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只够吃两顿的。生活已经到了维持不住的地步，常常是一天要挨一顿饿。”1942年4月，生计越来越艰难的他们，带着两个女儿，同20多家农户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省依兰县天田“开拓团”。

然而，很快到了1945年，局势大变。6月份时水野百合子所在的“开拓团”，男人们全部被征走了，只剩下两个年龄过高的团长。由于日本政府的虚妄宣传，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很多“开拓村”里的日本人对战争的局势还毫不知情。

突然有一天，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水野百合子和大家都胆颤心惊，慌作一团。8月下旬，团长告诉她们说：“依兰以东，大八浪、小八浪的开拓团的人员，都集中到方正县伊汉通码头，等日本军舰接我们回国。”于是，她们在团长的带领下向方正奔去。途中既不许坐车，也不准乘船，更不能和中国人接触。水野百合子带的孩子多，影响了大伙赶路，团长威吓她必须抛弃一个孩子。

那时局势十分混乱。战败后，有的“开拓团”声称接到了奉命回国的指示，有的则认为关东军的命令是要求他们集体自杀，大批日本平民及军人家属“自杀”或“被自杀”。8月9日，东宁勾玉山要塞，日军将藏匿在弹药库中的64名日军家属用手雷炸死，未死者用军刀刺死，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北山阵地，日军投降前有近30名日本官员家属服毒“自杀”；8月17日，虎头要塞阵地，战斗司令官大木正大尉下令炸毁无线电，全员“玉碎”，阵地内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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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朱生豪（刘影）【原作者可与本人联系】

标签：社会2008-12-14 11:19 星期日晴

　　
　　知道朱生豪，并与之相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读初中，喜欢上了梁实秋。记得当时买了所有能够买到的梁实秋的著作。
　　梁实秋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曾以一人之力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在梁的文集中，不断提及莎士比亚，时常引用莎剧中的妙语，如“衣裳常常显示人品”，“上帝给了女人一张脸，女人又另造一张”等等。这令当时的我对莎士比亚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当然须是梁实秋翻译的。
　　1996年暑假，我像往常一样到书店闲逛，意外发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六种》和《莎士比亚著名喜剧六种》两本书。我欣喜若狂，用颤抖的手翻开莎剧的封面，结果，扉页上印着一个陌生的译者——朱生豪，并不是我所熟悉和喜爱的梁实秋。我大失所望，但还是买下了这两本莎剧。
　　就是这么一次偶遇，朱生豪走进了我的生活。两本书我很快看完了，朱的译笔是那样的亲切、体贴、活泼，让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障碍，便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进入到了莎士比亚的世界中。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常常在早自习时，放声朗读莎剧，乃至后来熟读成诵，能够大段大段地背下莎剧中的许多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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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司徒雷登！（庄秋水）【原作者可与本人联系】

2008-12-04 17:07 星期四晴

　　
　　在美国现任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再度回到了中国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燕京大学校友代表姚林杰老先生说。
　　长久以来，他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遗忘，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如今，他再一次划过人们的视野。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现代史被书写为“声名不佳”的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一个生活中西文化边缘里的人，如何在个人意愿和宗教所需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取得平衡并融合美好理想和现实困难？
　　
　　（一）
　　这是1936年6月24日。
　　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里热闹非凡。一场盛大的文艺演出正在进行。开幕前，年轻而英气的学生向那位鹤颜的外国老翁献上了一副中国传统刺绣，此时，全场观众起立，向他三鞠躬。
　　多年后，这个老翁回忆起此情此景，仍然激动不已。那是他——司徒雷登的六十大寿。不仅在燕大，全国很多地方的燕大校友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祝寿活动。在燕园的祝寿活动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赠送了锦旗，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分别代表中外来宾向司徒雷登致祝辞。燕京大学的校工甚至敲锣打鼓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有教无类”，用这种最为传统的中国方式表达他们的赞美。
　　时任燕大教师的冰心在《燕大周刊》上撰文，对校长的懿德嘉行给予高度赞美：“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他登上了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事业的巅峰。
　　这远远超出了他的梦想，他曾经为了去不去做这个麻烦的大学校长而犹豫盘桓。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他承认：
　　时间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催促我尽快作出决定，但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同时又得勉强答应到北京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我多次想脱身，但最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在金陵神学院执教的司徒雷登各方面都得心应手，而且还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传教士和写作者。但命运最终把他推向了一条更为辉煌也更加曲折的道路。
　　
　　（二）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他坐着一辆临时雇来的黄包车，顶着深冬凛冽的寒风，来到位于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上任。他发现自己陷身于一团麻烦之中。
　　首先是给这所由几所教会学校合并的大学命名的问题。《在华五十年》里他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和“分歧”。当时的汇文大学校长刘海藩博士坚持保留旧校名，并要求新校址紧靠原校址。汇文大学毕业生代表团也声称如果更改校名，就不再承认这所学校是他们的母校。而其他学校的师生则坚决反对新校用“汇文”作校名。华北协和大学的一些学生宣布如果采用了“汇文”这个校名，“他们会戏剧性地把他们的毕业文凭堆积在通州的校园里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司徒雷登会见的双方毕业生都是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教会工作中都表现突出。他们对联合表现出的强烈的反对情绪，司徒雷登认为这是中国人爱“面子”的心理。
　　在纠缠的泥坑之中，作为唯一的中间人，司徒雷登建议提名由一些不带偏见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作出决定。一位叫诚静怡的杰出传教士提议用“燕京”。古代燕国的首都，这是富有魅力和诗意的名字，每个人都感到满意。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名称是由蔡元培和胡适提议的。
　　然后是为新校选地址而奔走。几校合并以后，燕京大学分为男女两部。男部在原北京内城东南角的盔甲厂和马匹厂（今北京火车站附近），女部在灯市口的佟府夹道胡同。两部相隔过远，女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到盔甲厂这边来上课，极不方便。而这几处地方又都很狭窄，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司徒雷登认为应当重新选一个新校址。
　　“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有一次，他应清华一些朋友之约聚会，其中一位朋友问到：“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皮呢？”一次谈话产生了一座美丽的校园。
　　选定校址后，司徒雷登面临的是大学最重要的筹款问题。在正式接受董事会的聘请之时，他曾提出不管经费的事情。据说那是美国私立大学新任校长的通例。作为一所教会大学，燕大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经费完全依赖教徒捐赠和教会组织筹措。司徒雷登的第二次北京之行由哈利•鲁斯博士陪同，他便推荐他担任纽约燕京托事部的副主席，以便他主管经费方面的问题。到任后，司徒雷登也不得不以极大精力为资金而奔波。抗战前，他曾先后十次回到美国，向社会各界寻求资助。后来还在中国发动募捐。要说动美国人为一所在遥远的中国的教会大学献金并非易事。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司徒雷登诉苦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他在1929年的《燕大年刊》撰文说：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男生宿舍楼，更大的图书馆和图书设备，还需要添建一座妇女医院和几座教职员住宅。我们每年收入已超过七十万元，已比十年前增加十倍，但就是采用最经济的计划，也还是不够支付目前所进行工作的费用，而且还没有储备足够资金用作扩充建校计划及作临时救济金和弥补物价高涨之用……
　　司徒雷登是一位合格的、会“找钱”的大学校长。经过他不懈努力，争取到了中美两国民间机构的大量捐款，其中包括霍尔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财力雄厚的组织的资助，可以为学校修建校舍、添置和维修设备，兴办文化事业（如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到1937年为止，燕京大学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京大学总预算为35000美元，有87%来自教会拨款；到1937-1938年预算为215000美元，其中教会拨款占到14%。
　　
　　（三）
　　财政成长使许多热情洋溢的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由司徒雷登和几位皆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一起为燕京大学拟定了“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的校训，他们认为教会学校应当是一个由宗教信仰、科学精神与方法，以及无畏的探求精神所构成的混合体。它来源于《圣经》中的两句格言：一是《马太福音书》第20章第28节的“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另一句是《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32节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后一句也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校训，由托马斯•杰弗逊书写在该校的正门上方。灵感使司徒雷登将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作为燕京大学的校训。多年之后，他自豪地说：“我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曾对它的学生产生过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在未名湖南岸，一座长方形的汉白玉墓碑告诉过往的人，这里是著名的斯诺墓。墓地往南，是两幢古典式的二层楼，这是当年燕京大学新闻馆，斯诺曾经在这里教授“新闻特写”、“旅行通讯”两门课程。后来是北大生物系的教学楼。燕京大学是中国首个创办新闻系的大学，初创于1924年，中间因经费短缺而一度停办，1929年重新建系。新闻系的指导思想在今日的新闻人看来，仍然令人激动：“借着鼓励许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的人从事新闻工作，以协助中国发展高尚、富有服务精神及负责任的新闻事业。” 彼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尚处于草创阶段。燕大新闻系的首届毕业生竟然只有赵恩源一人，若干年后，他成为著名的《大公报》的副总编辑。1931年始，新闻系开始大量聘用校内外的专家和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资深报人、报业专家和著名记者来系里做兼职教师，做讲座。新闻系声誉日隆，毕业生大受欢迎。
　　这一切，当然与校长司徒雷登的努力有关，他曾说新闻系是他特别偏爱的一个系。当他躺在“临湖轩”寓所的床上，想着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一度“垄断”了中央新闻社派驻各国的代表，那种满足感一定非常美妙。从司徒雷登寻到这块土地之时，他所希望建立的是一所“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把最高级的有教育有文化的青年男女奉献给亲爱的中国”。
　　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走向了更加彻底的中国化。在56位教授级的教师中有36位是中国人，其中20位是在美国大学里获得博士，其余15位也都取得硕士学位，有一位是在中国旧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进士。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统计，燕大被列为甲级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其毕业生有资格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司徒雷登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彰显他为燕京大学所作的努力和作为个人的成功。
　　战争的到来打断了顺利行进的大学教育。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两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之前，华北高校纷纷南下或内迁，司徒雷登经过仔细权衡并商请在美的燕京托事部同意，决定留在北平继续办学。燕京大学升起美国国旗（这以前它只挂校旗和中国国旗），恢复了因为战争而中断的入学考试。据当时统计，原来燕京大学的学生只有800多人，“七•七”事变后聚增至1200余人。然而，小心谨慎并没未能使燕京大学逃掉厄运的打击。正所谓：覆巢之下，焉得完卵！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凌晨，日军包围燕京大学，宣布燕大即时由日军接受管理。“九日遣散学生，男女生一千余人，略携衣物，一时俱散”(邓之诚《南冠纪事》)。美丽的燕园沦入日本人之手，被用作伤兵医院。司徒雷登和一批学生相继被日军逮捕。此后直到1945年8月17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天），司徒雷登在监禁中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又十天。
　　司徒雷登声望如日中天，成为那时在华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然而，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盛极必衰”，那是因为在风云诡谲的政治社会里，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为近代以来首次的胜利而扬眉吐气之时，司徒雷登的道路，却悄悄扭转了方向，进入了他一生中的厄运时期。
　　
　　（四）
　　1946年，二战结束，70高龄的司徒雷登戏剧性地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的代表。他苦心孤诣建立的教育家形象毁于一旦。1949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司徒雷登拒绝撤退，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但由于美国政府反对，中美之间高层的接触机会稍纵即逝，此后便是几十年的敌视和对立。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乘坐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中国，他心情沮丧，离开了一生的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在西子湖畔和燕园里长眠着的父母妻子。为了挽回影响，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司徒雷登也成为顶罪者之一。因为他曾秘密建议白宫抛弃国民党政权，蒋介石1952年也明确表示不欢迎他再派到台湾。
　　而8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社评、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别了，司徒雷登》最终使司徒雷登成为一个彻底的悲剧使者。在中国生活并苦心经营的50年成为政治笑料，并永远淡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视野，司徒雷登备受打击，中风偏瘫，他被送到了医院。十三年后，他因心脏病发逝世于华盛顿，临终遗言是希望自己的秘书傅泾波把自己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燕大校园内妻子墓旁。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有人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认为他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到2008年11月17日，他的骨灰才最终安放于生与斯长于斯的杭州。
　　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开篇第一行写道：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屡屡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并入了八所大学。尽管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一般传教士身上所表现出的狭隘性”（北大校长蒋梦麟语），他仍然不免于困惑、无奈和尴尬。他最终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是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 2008年11月25日
　　归来，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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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秋瑾到章子怡（许知远）

2008-12-04 16:49 星期四晴

　　那座深灰色、简约、方头方脑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矗立在解放北路中央，两旁车流不息，过马路的人群匆匆走过，没人有兴趣多打量它一眼。
　　“秋瑾烈士纪念碑”，在朝西的那面上刻着这样的七个金色大字。在下面，是密集的碑文。借着路旁的灯光、不断闪过的车灯，看得到“而轩亭口人烟稠密，往来肩摩，睹纪念碑矗立，尤足以感动群情，廉顽立懦”的句子，它的落款是蔡元培，撰写者是于佑任，那是来自一九三零的遗迹。建筑、文词、书法，都是民国时的审美了。
　　马路的东侧，是一块小小的广场，汉白玉雕的秋瑾神情严肃，身形挺拔的站在那里。她穿着斜扣的褂子、折皱的长裙，微微上扬着头，脑后束着发髻，她双手背在身后，端庄有余，烈性不足，身后墙上是另四个金色大字“巾帼英雄”，孙文的字。
　　她的目光穿越过解放路与纪念碑，是座红色的牌坊，上挂的白匾之上正是四个黑字——古轩亭口。穿过牌楼，是喧闹的、店铺林立的府南路。第一家的“名牌首饰”的商店，章子怡在橱窗的广告画上笑靥如花、明艳照人，而在府南路上的一长串广告画，则来自女子整形医院。
　　灯光改变了夜空的颜色，它微微发红。我想即使是后半夜，当人群散去、街道入睡，天空仍旧很难变成“乌蓝的天”吧。在写于一九一九年四月的那篇著名小说里，鲁迅用这句来开头“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出来，只剩下乌蓝的天……”也是在这个丁字路口，华老栓接过了鲜红的馒头，那块破匾上是“古□亭口”四个字，那时还是暗淡的金字。想必秋瑾的死必在鲁迅心头留下了深重的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在十二年之后，在《药》中使用了夏瑜这个名字。
　　前往绍兴，最初是想去看看鲁迅的故居、他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年前，我才发现他是那么好的作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宣传，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到了绍兴，发现他又被商业劫持了。一家又一家的咸亨酒店，一个又一个孔乙己的铜雕，茴香豆的小碟摆满了柜台，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回字的四种写法”。他的故居一扩再扩，原先的老宅变成了簇新的、连成一片的大宅，游人可以逛得更久些。旁边一片巨大的工地正在施工，那是鲁迅故居的第二期，号称咸亨新天地。它的围墙上有着这样的广告语：千年福址百年咸亨鲁迅故里城市客厅。它夸耀自己有25876平方米的停车场，30000平方米的鲁迅文化酒店，还有17000平方米的商业区。老街道上是灰尘与泥水，三台吊车正在地基上工作，卡车装载着沙石进进出出，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我没能参观他的故居，白天游人太多了，人们拥挤着走来走去，品着黄酒，空气了飘荡着炸臭豆腐和烦躁的味道，而夜晚时，它又大门紧闭。不去又何妨，院内那些野草早已不野了，赤练蛇的传说恐怕也早被游人惊吓走了吧。在鉴湖旁修建的“鲁镇”，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世界公园。阿Q调戏尼姑的小桥，祥林嫂，衙门，假洋鬼子，镇公所，鲁迅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在这个人造小镇上懒散地再现着。或许是怕游人们乏味，绍兴的土产店到处都是，还有汽枪射击、打沙包的游戏，甚至连越王勾践的雕像也被加了进去。这混乱与贫瘠的价值观，就像是小镇上书店里摆放的图书，围绕在几本鲁迅相关著作周围的是这样的书目：《细节成就人生》、《圈子成功书》、《股市一万点》……
　　“这已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辞了。仿佛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一百元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他在《故乡》中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的拥挤，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二十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上的秋瑾故居，和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三十二岁，裹过小脚、作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和他们内心的勇气。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赴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究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的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一百多人减少到三十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与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倍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一九一零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一九零五年后的中国，像是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一九一一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一百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的平等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一百块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写“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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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说谎（狄马）

2008-12-04 09:22 星期四晴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众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遗憾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后也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原来爱说实话的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说了！
　　摒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来自真实的消息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这个14岁的小男孩就被枪毙了，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6年后，一个叫罗曼•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日记。但同时叮嘱后人，他死之后50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如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字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根本利益”、“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曼•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狄马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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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别样见解（邵建）

2008-11-21 16:18 星期五晴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联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考量，它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光。那个年代，弥布着一种激越的“向左转”的氛围，因而知识人包括青年对苏联的认肯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某种意义上，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但，例外也是有的，比如被人仅仅视为诗人的徐志摩，就是一个较为清醒的例外。
　　那时，有过这样一幅英国漫画，是讽刺苏联的。画幅上“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此画的讽刺意味很明显，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假的、做给外人看的。但看过此画的鲁迅不这样看，相反他在文章中认为该画是“无耻的欺骗”。过后，鲁迅专门作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批评英语世界对苏联的攻击和造谣，不但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辩护，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眼光。
　　但如果把这幅画放在徐志摩面前，他的态度会如何？事实已无可能，鲁迅作文的1932年，徐志摩已经魂归天府。然而，这个问题如果依然提出，答案也不难索解。可以肯定，徐志摩不会认为这幅画是欺骗；如果欺骗，也是画所画的那个内容。
　　1920年秋徐志摩到英国，结识了英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韦尔斯。是年韦尔斯曾往苏俄游历，归来后用游记记写见闻。徐志摩读后，特意为之评论。这便是徐文中韦尔斯亲身历俄的小故事。当他去参观一所小学校时，问学生平时学不学英文，学生一齐回答：学。又问，你们最喜欢的英国文学家是谁，大家一起回答：韦尔斯。进而问，你们喜欢他的什么书，学生立即背诵韦氏著作，竟达十多种。韦尔斯很不高兴，他相信这些学生是“受治”。后来，他特意不知会苏俄接待方，独自来到一所条件比前面更好的学校，又把那些问题一一提出，结果该校学生一概曰否。接着，韦尔斯又来到该校的藏书室，书架上没有一本自己的书。韦尔斯什么都明白了。于是，徐志摩也什么都明白了，他写道：“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前预备，暴长掩短，类如此也。”
　　为何徐志摩对迷倒众多中国知识人的苏俄有一种特别的洞穿力，这还要看他的留学背景和所汲取的思想。留学美英时的徐志摩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也曾用肖伯纳的前半句话描述过自己：一个30岁以下的人不信社会主义是良知有问题(后半句为30岁以上的人如果还信是理智有问题)。但，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他最想追随、同时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英国哲学家罗素。1920年，徐志摩宁可不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也要横渡大西洋，到英国跟罗素去念书。徐志摩把罗素比为20世纪的伏尔泰，可见其“高山景行，私所仰慕”。
　　罗素在英国时是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1920年，他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这一去不打紧，所谓乘兴去，失望回，不但没有接受其洗礼，反而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批评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徐志摩不但读过此书，同样，也为它写过评论。其中，罗素的看法在徐志摩笔下得到了呈现，徐介绍罗素所以拒绝苏联，一是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达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另一是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一蹴而就，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后者言，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乃是一个乌托邦。但，为了实现它，需要采用惨烈的暴力，这为罗素所惧怕。罗素是个改良主义者，他无法不反对苏俄那种流血的激进。在他看来，人类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烈只能产生暴烈。
　　尽管徐志摩评论罗素和韦尔斯时对苏联尚未那么反感，其议论甚至有所持平；但这两位有人道主义底色的英国佬潜在地影响了他，说到底，他自己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有趣的是，1921年徐志摩发表这两篇事涉苏俄的评论时，年轻得才24岁。鲁迅是远在30岁后转信社会主义的，1932年他在受骗中写《我们不再受骗了》时，已年迈五十，是晚景了。这样一个年龄差和年龄比，让笔者不免为之唏嘘。
《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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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死了，天鸿活着（王久辛）

标签：生活2008-11-21 16:11 星期五晴

　　若称诗人沈天鸿为先锋，似与他儒雅的气质不符。他戴了副黑边眼镜，脸形与说话的神态，颇似电视里那位少年刘伯承。温婉轻灵，又亲切含蓄，言谈举止从不极端，何来“先锋”呢？可不这样叫他吧，又觉得无法概括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与在日常生活中的“壮举”。
　　这个打鱼出身的孩子没有上过中学。然而1977年恢复高考时却考了望江县的总分第一。某天中午，公社书记跑到他家说：“县委书记请你去一下。”他父亲吓得不知所措。天鸿眼都没抬一下，应：“等我吃完饭。”公社书记忙说：“现在请你去，就是请你吃饭呀！”不满16岁的天鸿说：“那把我爸妈都带上吧？”这个在渔船上长大的孩子用商量的口气说出的话，却含着一种不能改变的意味。
　　到了地儿，县委书记问他：“你连中学都没上过，却考了这么高的分，是怎么复习的呢？”天鸿说：“趴在船帮上呀。”弄得大家哄堂大笑。
　　 1976年到1986年的10年，是中国新诗极为重要的时期，以孙绍振、徐敬亚、谢冕为代表的理论家，率先打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旗号，像跑马圈地、占山为王一般，将这一段涌现出来的大小诗人一网打尽，并命名为“朦胧诗派”。虽然很多诗人并不朦胧，却也都没有吭声，权把命名当作广告，有益张扬，胜于吃药。
　　沈天鸿低调做人，高处做事，默默研读，悉心体悟，古今中外，追根溯源，孤苦耙梳，蓦然惊喜，奋笔疾书，不知东方之既白也——他陆续写了几十篇从诗歌形式到诗歌美学方面的文章发表。正是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沈天鸿的名字。他第一个既系统完整又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现代诗的特质是反抒情或反思考”，而且行文中多次使用自己发明的“冷抒情”这个陌生的诗歌理论概念，来解读当时的先锋诗歌。时至今日，其影响仍然深植相当一部分诗人心中，只是早不认他这个“先锋”，自诩为“先锋”了。
　　其实，我俩认识之初就有分歧，我欣赏他的反抒情与倡导诗的理性思维的诗歌理念，但不同意现代诗只用“冷抒情”，而排斥“热抒情”的“单边”写作方式。也许矫枉过正，他的理论对于新诗半个多世纪以来沿袭的极端膨胀的热抒情来说，的确具有断喝与拨乱反正的意义。
　　前不久，在安庆相聚，我对他说：“当年你可是绝对的先锋啊。新诗发展到现在，得冷热结合着写，老那么按着写、冷着写，诗就丧失感染力啦。”他温婉轻灵、亲切含蓄的语调又飘过来了，应：“历史上真正流传下来的诗人有两种：一是开场诗人，二是收场诗人；我是前者，你是后者。”他还在我先。我笑说：“这又不是煮酒论英雄，怎么说着说着就互相吹捧起来啦。”我们俩人顿时语塞。
　　天鸿家楼下是银行。某天深夜银行的警铃大作，天鸿立刻放下手中的书推窗望去，铃声从银行处炸响而来。他几乎从楼上飞下一般，但怎么也进不了门——门锁得紧紧的。他似困兽般，围着铃声爆响的银行寻找盗贼决斗，却人影儿都没见闪一下。全楼就下来他一人，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怎么办呢？他心急如焚，到处打电话找银行的领导，折腾了整整一夜。领导来了，门打开了。原来警铃失控，值班员回家睡觉了，他却当了银行的守门员。
　　这是迂腐还是高贵呢？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诗人海子的名望，现在响彻大江南北。认识不认识的都写文章纪念，好像只要认识海子，诗就肯定好。天鸿没这个雅兴，虽然安庆的诗人都知道海子极为敬重天鸿，甚至早在中学时代就把沈天鸿的诗抄了一本子。包括海子从安庆考上北大之后，每当放假归来，也总到天鸿家喝酒。别看海子又瘦又小，比天鸿小六七岁，但酒量很大，一斤下去像没事儿一样。
　　我曾问天鸿：“你为什么不写写海子呢？”他说：“我不能写。我认识的海子，与现在人们说的海子完全是两个人。”我说：“那写出来更有意义呀！”他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海子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的，上面只有一句话：‘你还活着？’”
　　 “他什么意思呢？”我问天鸿。天鸿说：“也许他认为，我活着，真实的海子就活着。等我老了，我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抽丝那样，把记忆中真正的海子写出来。”
　　我感觉，这个老“先锋”，现在已经不再冲在诗意的最前方了，但却更忠于自己内心的世界，豪华落尽，该都是干货了吧？
　　《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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