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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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春节回家，人们的话题尚算丰富，这一次感受大不相同，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钱。除了钱还是钱。

　　
　　
　　
　　一度对地域文化感兴趣，所以便写了《山东人，我说什么好》，节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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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long ago，地球上还没有人影的时侯，在山东这块沃土上，已流露出生命孕育的迹象，凭着想象，情形大约是这样的：气候适宜，水系丰富，很多单细胞生物表现活跃，生命力相当旺盛，它们试图努把力，加把劲，把自己由单细胞变成双细胞，再由双细胞变成多细胞……最后，它们创造了奇迹，实现了梦想：“它们”成了“他们”，它们由动物变成了人类，完成了生命的质的飞跃。他们有眼睛，可以眼观六路，他们有耳朵，可以耳听八方，他们可以自由地行走，领略这世间美好的一切。
　　　　
　　　　
　　从动物到人类这一变化，用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很久是多久？
　　　　
　　　　
　　我不知道，反正足够漫长，足够遥远。
　　　　
　　　　
　　时光机迅速转到四五十万年前，在山东的南部，生活了一群人，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沂源猿人。沂源人和周口店人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先。在偌大而空旷的华夏大地上，我们的祖先，先我们一步，以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探索着这个充满未知和刺激的世界。
　　　　
　　　　
　　他们喝泉水，吃野果子，光着屁股四处奔跑，兴奋莫名。他们大约还不会唱歌，但却已可以用手舞足蹈来表达他们的快乐情绪。
　　　　
　　　　
　　光着屁股的人们跑着跑着，时光机就转到了6000多年前，生活在山东境内的人类更多了，他们也更加成熟了。可惜的是，这其中的大部分人类，都没有留下丁点儿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生活，只能凭了想象力来填补这个空白。
　　　　
　　　　
　　幸好，生活在大汶口那一代的人类，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在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看，勤劳聪明的大汶口人，当时已掌握了复杂的制陶工艺，在他们烧制的陶器上，有美丽的纹饰，有漂亮的外形，造型精美大方，即使是现在把它拿出来放到客厅里当装饰品，一点儿都不丢人。
　　　　
　　　　
　　更为重要的，大汶口的男人们已是勇于承担责任的男人，他们和喜欢的女子组建了家庭，生出了小孩，并共同抚育之。而不是像之前的男人，只图生理的痛快，跟人家发生了关系，随后就溜之大吉，致使当时常常出现“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不良情况。
　　　　
　　　　
　　又过了2000年之后，在今天章丘的龙山成子崖一带，生活了一群龙山人，龙山人较之大汶口人，更聪明，更勤劳，他们可以烧制更精美更好看的陶器，可以制造更节省力气的生产工具。
　　　　
　　　　
　　聪明也罢，勤劳也罢，不管大汶口人和龙山人怎样努力，他们都距离文明尚远。一般认为，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国家的形成才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差不多与夏朝同时，牛逼哄哄的东夷人盘踞在山东一带，并开始频繁绵密的对夏王朝的骚扰，由此成为夏王朝的心病。果然，没过多少年，东夷牛人后羿夺取了夏的第二代君主太康的权力，立太康的兄弟仲康为王，而自己牢牢把握了实权。
　　　　
　　　　
　　即使到了商周时代，东夷人的骚扰依然没有停顿过。
　　　　
　　　　
　　东夷人时代，他们创造了更多造型更多图案的陶器，并将陶器的使用范围扩大，很显然，有了用来吃饭的碗，这说明他们的食物已比较丰盛；有了用来喝酒的酒杯，这说明他们的业余生活已不像早先的人类那么单调。开心时，他们可以饮酒庆祝了；烦闷时，也可以借酒浇愁了。
　　　　
　　　　
　　他们开始了耕种生活，不再只依靠向自然界索取食物，他们最喜欢种的是粟，就是现在的谷子，这种植物的好处是，它非常耐旱，即使在缺水季节，也能保持一定的产量。
　　　　
　　　　
　　种地之余，他们仍然需要打猎才能更好地维持生活，因为光靠种植的那点粮食是吃不饱的。这时侯，他们更加重视群体的力量，需要围攻大型猎物时，比如狮子、老虎、豹子等等，大家会一涌而上，通力协作以获取更多的猎物。
　　　　
　　　　
　　他们还学会了钓鱼，学会了用饲养家畜，他们学会了越来越多的本领和技能，这样下来，他们的食谱更加丰富，也使生存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
　　　　
　　　　
　　东夷人在夫妻的分工上，跟现在的山东人有相似之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出去耕种打猎，女人在家烧饭纺织看孩子。
　　　　
　　　　
　　东夷人好酒，没事总喜欢喝几杯，不知道，现在的山东人，是否是因为继承了他们的好饮习性，才成就现在“能喝”的美名？
　　　　
　　　　
　　就这样，一代一代，一年一年，一秒一秒，人类慢慢向前走，跨越了时间，变换了容颜，历尽了艰辛，尝尽了苦难，越进化越高级，越进化越文明。
　　　　
　　　　
　　再后来，人类在山东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山东成为华夏始祖们最宏大和壮阔的舞台，他们在此上演了许多不同凡响的故事：杀伐抢掠、扩展地盘、拜天祭地……
　　　　
　　　　
　　“山东”，在很多很多年里，都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存在，泛指崤山、华山或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
　　　　
　　　　
　　直到1168年，金代设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才正式成为行政区划名称。
　　　　
　　
　　明代的山东布政司（又称行省）管辖6府、104县，大致奠定了今山东省行政区域范围。
　　　　
　　
　　清代的山东基本沿袭明代山东的版图，称山东省。
　　　　
　　　　
　　清末，山东省有济南、东昌、泰安、兖州、沂州、曹州、登州、莱州、青州、武定10府，济宁、临清、胶州3个直隶州，共辖8个散州96个县。
　　　　
　　　　
　　作者我是曹州人，曹州，就是现在的菏泽。
　　　　
　　　　
　　中华民国初期， 山东划分为济南、济宁、胶东、东临4道，属县107个。
　　　　
　　　　
　　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行政区划及名称有变化，但所辖区域基本变化无多，山东省一直都比较完整地存在。
　　　　
　　
　　
　　
　　
　　

　　突然翻到很久前一篇帖，原来我写得这么长。缘起是某杂志做《娱乐三十年》，以下是我的娱乐史，本想写个七八万字，只是太懒。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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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先知道的歌星，是彭丽媛，在我的家乡菏泽，她美名远播，人人熟知，那时候还没有电视，人们便耳闻她名字，说到印象，都会说她“嘴大”，仿佛嘴大的人都会唱歌，毛阿敏、宋祖英，董文华，这些老一辈的女歌星，天生一幅大嘴，由此唱遍天下。果然是“嘴大吃四方”，天生吃这碗饭。
　　
　　便恨恨地想，我为何不生得一张大嘴？
　　
　　小学三年级，同学樊庆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手抄的歌本，里面有三四十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词，我印象最深是《外婆家的澎湖湾》，缺水的鲁西南，听这名字便让人想象。海浪，沙滩，仙人掌……这些意项迷离而浪漫，吸引我们深深地向往。
　　我和好友温勇曾经一起尽情想象台湾的那片土地，我们由衷地憎恨蒋介石，因为学长的地理课本上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岂知，那时候的台湾的经济正在飞速增长。
　　
　　整整一年，最美好不过三个字，“澎湖湾”。
　　
　　
　　彼时最主要的娱乐工具是收音机，最喜爱小喇叭，星星火炬，或者今晚八点半，有时候跟着大人听广播剧，或者电影录音剪集，那时候没广告，或者少得可怜的广告。那会儿，真正是文艺的光辉岁月，收音机除了“新闻与报纸摘要”外，基本上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娱乐节目。歌曲、戏曲、相声……我相信，有一批人怀着对收音机的无限热爱，无法忘记曾经的一切过往。
　　
　　我记性不好，小喇叭的内容也给忘光了。只记得开头曲“嗒滴嗒，嗒滴嗒”，我家有台红灯牌收音机，基本上被老爸占据，他从那里获知世界发生的一切。只有午饭时，全家坐在一起边聊天边听《刑警803》，常常入神，被案件的扑朔迷离惊到。
　　
　　电台里开始播董文华的歌，《十五的月亮》，她由此声名远播。我觉得，她一定很漂亮很漂亮，后来在电视里看到真人，失望得想哭。我跟着收音机一起唱，把歌词常常给走了样，人家是“你思念，我也思念”，我唱成“你思念我啊，我也思念你”，有点滥情的味道，严重破坏了原作的美感，被老妈耻笑。
　　
　　读到小学高年级，又有个老乡开始扬名国内娱乐圈，他叫李雪健，是我邻村李庄人。他们村放映《焦裕禄》，海报上写着“由本村著名演员李雪健主演”。后来菏泽开牡丹花会，李雪健带她的媳妇与家乡人民见面。
　　据说，他只说自己是菏泽人，绝口不提李庄，我对这点很鄙视。心想自己一旦出了名，便时时会把自己村庄的名字挂在口上。当然，到现在，我还没有出名。
　　后来做娱乐记者，最想采访的人便是李雪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过他。但在心底仍然承认他是一个好演员，优秀得很彻底。
　　
　　有一段时间，天天不落守着收音机听刘兰芳讲《杨家将》，那时候，真的被声音的魅力所折服，印象最深是刘兰芳学马蹄的声音，哎牙，真不敢相信是嘴里发出的声音。
　　
　　天天为杨家将的命运担心，天天为穆氏桂英的风采迷离，哪怕村上有电影要上演，都得把傍晚把评书听完再去。晚饭十分，暮烟袅袅，家家户户，都冒出刘兰芳的声音。
　　因此，在我心目中，刘氏是真正大师。后来我们小学校长去了一趟河南，说了见到了刘兰芳，让我好生羡慕了几个月。后来，谣言四起，说是刘兰芳死了，我还以为她真的死了，伤心好一段。以至于后来在电视上看过她，我差点背过气去。
　　
　　单田芳，袁阔成我都不爱，三国演义亦非我喜，我不喜欢乱世里的群雄作奸犯科，只喜欢杨门众将的勇猛机智，想想我骨子里的传统思维，大概跟听评书不无关系。
　　
　　从记事起，大约就有露天电影放。每到放映时，绝对大日子，放映员是相当吃香的职业，村里派有威望的人，专门陪他们吃饭。从下午扯上洁白地大银幕，就一直盼望天黑黑。露天电影需要占地方，我们村子大，人口多，占不到好位子只能看背面。背面不清楚，且跟正面是相反的。不过，看反面有看反面的乐趣，让人对科学怀了好奇。同一个电影，为何会有不同的演去？
　　
　　吃饱喝足的胖子放映员，抹抹嘴开始放电影。再烂的片子，都能耐得住看下去。那时候，片子的类型倒不少，喜剧，悲剧，正剧，无一不包，戏曲，武打，爱情，无一不容。反响最热烈，人们最待见的，是农村的题材剧。比如《月亮湾的笑声》《咱们的牛百岁》等等，都是讲富裕起来的新农村，人民群众在干部带领下，勇敢致富的故事。那时候的导演和演员相当敬业，拍电影前一般先体验生活，从影片受欢迎的程度看，整个拍摄是有群众基础的。
　　
　　最诡异的是，那时候的电影，还有许多译制片，如南斯拉夫的《桥》，这种电影，通常观众都不怎么感兴趣，很容易就睡着了。有孩子的父母，都是拉着地排车看电影，孩子一睡，就会把孩子放进地排车，用被子一盖，很实用。
　　
　　我印象深刻的译制片是《佐罗》，高大威猛英俊帅气的佐罗，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绝对是个可爱的帅小伙。就是我们想成为的人。
　　
　　人人都以为最早的武打电影是《少林寺》，以我的观影经验，却是《神秘的大佛》，诡异的音乐，黑幽幽的场景，彻底吓住了我，那是一部恐怖武打片，印象仅此而已。且有一个名字因此留在生命的痕迹里，刘晓庆。那可能是她曾经主演的第一部。
　　二十余年过去，她居然仍然活跃在娱乐圈，并不时制造新闻。果然是长青藤，不老树，生生不息，生命力旺盛得成了妖。
　　
　　居然，还看了不少的戏曲电影，《抬花轿》《孙安动本》《白奶奶醉酒》《墙头记》，很多记不得名字。最喜欢《抬花轿》，女主角周风莲实在是古代妇女中的一个异数，古道热肠，大大咧咧，自己不爽的，都会当着众人提出来，泼辣得不行。其中一段唱腔着实经曲，在豫剧里是名段。把新娘子的喜悦、开心、麻辣，唱得一览无余。
　　
　　很奇怪，小学时代记住了为数不多的演员名字。朱琳、陈冲、郭凯敏、朱时茂、韩乔月……还有迟志强。
　　姥姥家墙上有一串电影演员的小画，上面的演员许多都不曾看过他们的作品。但有几个气质很好，很耐看。韩乔月（或者是韩月乔）嘴也大，我喜欢嘴大的，嘴大是我小时候漂亮的最重要标准。
　　迟志强的电影没看过，但有一本《小字辈》的小人书。画面里的他，帅气，热情，助人为乐……我喜欢这样的人。但不久便从杂志上看到，他因流氓罪琅当入狱。报道看得触目惊心，说他和一群女青年鬼混之类。
　　
　　不久前又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他的消息，聊过去的一些情景，当然有为自己辩护的意思，但好像以当时之情况，流氓罪是个天大的误解，他和当时的高干女儿发生性关系，实是你情我愿，谈不上有入狱之严重。人生造化，命运果然无常。
　　我最关心的，他怎么由一个英俊小伙变成一个大肚中年？哎，情何以堪。
　　
　　小朋友最喜欢的电影，有三类，一类是战争片，一类是武打片，一类是动画片。我们的战争片，好人和坏人区分明显，贼眉鼠眼的，一定是伪军国军或者日军，高大威武，不怒自威的，一定是我党的优秀战士和干部。
　　《地雷战》，《地道战》，看得痛快淋漓，我军和我人民，以智慧的创造力，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快莫大焉。读大一时，我去山东海阳的地雷战故事发生地，特地和那块著名的石头合了影。
　　
　　有两部电影不得不提，分别是《解放石家庄》和《血战台儿庄》，前者忘了剧情，后者确是记忆深刻，血腥无比的战争场面，大概会让人萌生痛恨战争的影子吧？对李宗仁唯的好印象，也源于此。而共党能放下身段，客观地反映抗战史实，也是这部电影之相当珍贵的地方。
　　
　　80年代初，武打之风弥漫。《少林寺》让李连杰一炮而红，从此步入武打明星生涯。后面又有《武当》《武林志》《少林小子》《南北少林》等片，一时间，全国一片喊打，在校园里，我们都会比划从电影里学到的那些招式。
　　
　　
　　我们有个聪明的老乡，趁此机会开办“宋江武术学校”，以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学校威名大震，以“狗娃闹春”的节目上过春晚，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少林寺》让我记住的，不是秃鹰，不是李连杰，而是那个女主角，她叫“白无暇”，我爸给我解释说，“暇”是微小的斑点，“无暇”则是没有斑点，又姓白，他一直说这名字取得好。我也一直觉得这名字取得好，直到今天。
　　
　　由“少林寺”引发的另一事件，是离我村六七公里的一个村子，有个远近闻名的练武达人，名唤“孙风喜”，此人武功了得，打遍四邻八方，从无敌手。心骄气傲之下，他去了少林寺，攻击人家和尚，结果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又给灰溜溜回来。
　　
　　说这故事的人，讲得有鼻子有眼，但无人亲眼做证。
　　
　　在我的小学校里谣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言，说是李连杰逞能去苏联比武，结果一到那，就被十三岁的小姑娘把腿给打断了。
　　想想，这些传言真是无一靠谱。但依靠口耳相传，却是当时最权威的说法。
　　
　　动画片，我们和城里孩子同步接受了中国最优秀的作品，那便是经典之中的经典，《大闹天宫》和《哪咤闹海》。
　　
　　村里的电影，基本上，每月一次，所以，常常是邻村之间都相互串着看，有次，我们奔了五六公里，去另外的村子看电影，可谓气喘吁吁。闲来无事的冬天，人们宁愿走很远的路，也要去看，影像之魅力，甚是非凡。
　　
　　后来发生了奇迹，差不多每半月都会有电影看。这系因为，农村提倡新式婚姻，政府不主张大家送实物性的礼品，于是，许多前卫的年轻人，便送电影。并且，在放映前，大喇叭里还会公布送电影者的名字：“各位乡亲，今晚的电影由某某某和某某某及某某某赠送”，倍有面子。
　　
　　有一场电影比较特别，是梁山县化肥厂送的。村里买了许多梁山化肥厂的肥料，人家便送电影过来。那一次演的是《燕子李三》，反正都是英雄好汉。梁山人不知是否还存曾经的锐气与豪气？后来，梁山从菏泽划给了济宁，我就很少关心它的消息。
　　
　　看电影还是农村男女谈恋爱的好季节，我们在中间到附近的空地或树后撒尿，任原始的本能尽情挥洒，享受着肆意的快乐之时，便常会看到一些青年男女躲在树后谈恋爱，身体贴着身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生理的知识，只是远远地看着他们亲嘴便有种莫名的兴奋。有时候会大叫一声，那一对男女便会迅速散去。
　　
　　值得一说的，八十年代中期，开放之初，许多不良习气席卷了农村。
　　许许多多的青年们，学着电影上的城市青年们，争先恐后地谈起恋爱。谈恋爱总归是美好的事，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那系因为，私奔开始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农村小伙子和农村大姑娘，谈了几天恋爱，还没有坚实地爱情基础，大家就双双脱离家乡，奔向了远方。
　　结局是，好景不长，许多又回来。小伙子免不能被训一通，大姑娘免不了挨打。在鲁西南，这等事体让家乡觉得伤风败俗，坏了自家名声。
　　
　　有的大姑娘怀了孕，更遭父母唾弃。
　　
　　好像后面来有部电影，就叫《私奔》，专门讲述私奔之后的不良后果，放映之后稳定了不少男女。
　　
　　有一种叫“录像”的东西开始流行，比之电影虽然小了些，但仍然能吸引不少人。放的都是港台的片子，武打的居多。鲁西南尚武习气，喜打。这类片子相当有市场。
　　
　　我慢慢也成为录像厅的常客。小学时代做过最奢侈的事情是，和好友温勇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去，坐到一家录像厅里，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出得录像厅，天色已黑得不像话。回到家，免不了一阵骂。
　　
　　后面还要说到这录像。说说不堪回首的青春故事。
　　
　　鲁西南农村的娱乐活动，除了上面所述种种，当然还有一种不可或缺，那就是“听戏”。大点的村庄，每年都有大戏，是那种各种人才俱全的大型剧团，吹拉弹唱，全部包下。在村子的中央空地上，搭建一个大舞台。从天亮唱到天黑，是那个时代的全村狂欢节。当然，也会有邻村的人来，顺便大家都可以走个亲戚串个门，拉拉家常什么的。
　　
　　那时候剧团不是收银子，而是收粮食。每家交一些粮，请了剧团来演。菏泽是戏曲之乡，人人都是行家。我最早听的，是两夹弦和柳子戏，豫剧也有。
　　
　　我不喜欢咿咿呀呀的戏，却喜欢几千人一起看戏的气氛。更重要的，这一处大戏，也等于是一出欢乐的市集，卖什么的都有，吃喝居多，可以吃到许多的好东西。一群孩子，喜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变着法儿凑热闹。有时候会跑到后台，看女演员化妆。
　　
　　有一点一直不明白，演员的脑子是怎么构成，一下子可以记得住那么多唱词，而我，却常为背诵一篇课文伤透脑筋。
　　
　　我最是奇怪，我们那个偌大的村庄，为何一直没有戏唱，在我的记忆里，仅有一年，唱过一出大戏，此外，就没有专门的剧团来过。
　　
　　没有专门的剧团，却有小团体找上门来。
　　
　　我说的小团体一般三个人，专唱河南坠子。河南坠子一般前面先唱一个小段，然后唱“连续剧”，是连载的大故事，一唱至少是两周，多的是一个月。唱一个完整故事。
　　
　　小团体里面一般会有个瞎子。一般会有个女的。这些似乎都是不成文规定。
　　
　　开场白一般是：“说书不说书，上场来先做四句诗”，我记得有一个四句诗的前两句：“墙上画马不能骑，骡子拉磨不如驴”，风趣幽默却又大实话一般。
　　
　　我听过最好的故事是《大红袍》，讲海瑞和严嵩父子等人斗争的故事。唱戏的三个人，主唱是瘸子，打鼓的是他媳妇，正常人，另一拉二胡的，是个瞎子。
　　
　　瘸子很会讲故事，语言绘声绘色，唱了半个月，结果故事还有一大半。待他们走后，全村人民因为心系海瑞，又硬生生地把人家给请回来了。
　　
　　那时候唱完戏，一般是不给钱的，而是他们挨家挨户收粮食。收了几袋子小麦，他们想办法卖掉，换得钱财。
　　
　　我对“卖艺”一词，从小便有深刻细致的体会。这些游走江湖的艺人，须有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时候条件所限，他们没办法假唱，没办法偷工减料，必有实打实的本领，才能真正地混口饭，如果你的表演不受欢迎，你想填饱肚皮还是件挺困难的事，尤其是在大家都不富裕的年代。
　　
　　菏泽无愧戏曲之乡的美名，出了一个著名的豫剧大师，那便是马金风，马老师和常香玉，分别是豫东与豫西派的两个杰出代表，名头都响当当的。
　　
　　转眼便是初中，一下子感觉长大了，有喉节了，长胡子了，女同学胸前开始鼓鼓的，莫名的情愫在涌动，无聊的时间在增多，不知不觉的，有时候会玩深沉了，有时候会耍个性了，有时候会散发哀怨了，霍地一下，爱情似乎也在蠢蠢欲动了。
　　
　　对于娱乐节目的需求多起来，但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依然贫乏而无助，收音机还是我最好的伙伴。有一次，我偷偷给中央电台的叔叔阿姨写信，诉说我种种无聊的心迹，以及无敌的郁闷，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久了。人家没回信，我更加无助。
　　
　　听的歌开始向情歌靠拢。这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发生了，电台里开始流行一种点歌节目，全中国都点起歌来。我的朋友郭银增是文艺尖子，到县电台为我们全班点了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听得热血沸腾的，后来把歌词写在我家的厨房的墙上，被老爸着实嘲笑了一番。我爸说，“常立志”不如“立长志”，不幸被他言中，我果然是个长立志的人，三五天就立一次志，结果一事无成。
　　
　　我喜欢上班里的一个姑娘，她来自东北，我偷偷写信给她说：“让我们一起建立起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伟大的友谊吧”。她答应了。
　　
　　91的阳历新年，我组织大家开了一场联欢会。郭银增唱了一首好像叫《闪亮星河》的歌，丫真像歌星一样，打扮得油头粉面，神神道道的，手里明明没有麦克风，也比划得活灵活现。那首歌互动性很强，最后全班的同学跟他一起唱。
　　
　　大家被他弄得很嗨，好像参加CCTV春晚一样嗨。我喜欢的东北女孩唱《酒干倘卖无》，唱得我心碎。
　　
　　枯燥的学习生活，让躁动的青春无处落地。我们便偷偷溜出去，看录像或者逛县城，到田里偷玉米煮着吃，或是到河里洗野澡。
　　
　　我读初二的暑假，姑姑到老家做生意，把她家的电视机不远万里从内蒙弄到了山东，啊，我不得不说，我丰富的娱乐生活由此开始，那是一台黑白14寸电视机。在那一整年，许多邻居都搬了小板凳来我家看电影。
　　
　　我第一次看到小虎队，我的妈，人家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啊，人家那舞蹈跳得真叫一个帅啊，人家那打扮真叫时尚啊。
　　
　　当时被迷得要死要活的，我便跟着唱，老爸看我嗨，便狠狠打压我在文艺方面的兴趣：“你这点小心思，如果用到学习上，成绩一定好得不得了。”我很反感这样的说法，学习的时候也便故意走神。
　　
　　邻居家的，比我年长几岁的小叔有台录音机，还是双卡的，体积宠大，天天把声音开得特别响，放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我估计都是些张蔷啊，李玲玉啊什么的，那时候的歌，好像没有现在的歌这么阴暗无耻，这么撒心裂肺，这么哭天抢地，这么失实夸张，全是一水的甜歌儿，轻松明快，积极向上，你一听那歌，浑身都充满劲儿。蔡国庆那些歌尤其深入人心：“一个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我有三百六十五个祝福”，当然，歌词是失实的，因为还有下雨天，还有下雪天，不可能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写歌词的人基本属于没脑子的。
　　
　　电视节目里，好看的电影剧确实不多，那个年代，真是神奇得要死，开放程度远不如今天的时候，却有大量的译制片充斥在荧屏上。我讨厌一部长达五十余集的《老干探》，故事出奇地又臭又长，主人公里也没有俊男靓女，看得我几乎要爆炸。类似的电视剧比比皆是，多不可数。
　　
　　最喜欢还是娱乐节目，最早的电视节目型态，来源于山东电视台，我们全家公认的最漂亮的山东主持人，是一个叫李敏的大姐，那大姐是台柱，每周都露脸儿，节目好像叫《星期天文艺》之类，就是一些歌曲的大集荟，那时候好像还没有MV这种说法，全是那种录制出来的现象演唱，那时候的舞蹈都是扭动幅度挺大的那种，现在看起来会觉得超奇怪。
　　
　　我们还喜欢《综艺大观》，喜欢倪萍，我们全家都觉得她特有范儿，不愧是多才多艺的山东美女。每天早上看中央台重播的《综艺大观》，成了暑期生活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后来这节目撤掉时，我还遗憾得不成样子。我知道，那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代表着一代主持人的结束。
　　
　　喜欢陈佩斯，朱时茂，赵本山，宋丹丹……他们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真正的大师，欢笑如此可贵，他们每年都可以让我们笑上一次。
　　
　　校园歌曲盛行，《军港的夜》、《我多想唱》，抒写心声，自然真实，是时代里最难得的声音，也是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真正的内地流行音乐时代开始了。
　　
　　突然，从港台刮来了一阵风。

　　最近看鲁迅上瘾，因此将写若干篇与鲁迅相关的文字，旨在说明家长里短，无有苦大仇深，想说生活才是要紧的事。　
　　
　　
　　
　　
　　
　　鲁迅的文学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立马活灵活现起来。
　　即便阿Q这般贫穷的落魄人物，亦是常常饮些酒的，因此，与之有关的话题和行为，也常在酒店里展开；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一出场，则直接便出现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其迂腐之态，跃然纸上；而近乎写实性质的小说《在酒楼上》，整个故事都在酒楼上展开，酒入愁肠，自然成了倾诉情感的最佳道具。
　　　　
　　酒于鲁迅，是成长中深刻的记忆。他的家乡绍兴，乃是著名的绍兴老酒产地，乡邻街坊几乎家家可以酿制，于这样的氤氲香气里成长，与酒的接触必不可少。可以想见的情景是，在鲁迅的少年时代，或者在悠闲的时节，或者在年夜的饭桌上，父亲或男性长辈鼓励迅哥儿与他们喝上一杯，以此来制造其乐融融的欢庆气氛。父亲善饮，无人对饮时叫儿子喝上一杯亦在情理当中。
　　　　
　　周作人说，“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能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
　　　　
　　绍兴老酒属于酿造酒，它以精白糯米酿造，酒精浓度在14～18度左右。按其酿造方式可分为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及封缸酒（绍兴地区又称为“香雪酒”）。绍兴老酒风味独特，香醇厚道，这得益于当地的甘冽的泉水、酿造的技术以及岁月的淬炼。据说当地的爱酒人，甚至有将一年所收糯米全部用于酿造还不够喝的奇闻，由此可见好酒者在这块土地上从不鲜见。
　　　　
　　酒坛子打开，香气四溢，鲁迅的思绪必然无法停下，文采亦来得迅猛。因之，鲁迅的文脉与故乡，总有千丝万缕之联系。
　　　　
　　绍兴说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碗，称为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大众也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少吃还是为了经济关系，大抵至少吃上两碗是不成问题的。①②
　　　　
　　鲁迅自然也在这大众当中。
　　　　
　　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与鲁迅过往密切的亲友，大都闪烁其词，语带含糊，鲜有几个人提及他的酒量。只有周作人明确说：鲁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与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
　　　　
　　好友曹聚仁的回忆则更显湖涂：“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曹聚仁因此揣测，鲁迅《在酒楼上》里的描述，便是他自己的酒量：“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
　　　　
　　鲁迅日记里，也常见到他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与郁达夫、许寿裳、萧红、萧军、林语堂、李小峰等人，大约都有一起饮酒过。但几乎无人注意鲁迅的酒量，这几乎可以说明两点：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者，很少酗酒，少豪饮，几以适度为宜，基本不多喝；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做发泄。
　　　　
　　鲁迅爱喝几口，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曹氏之评价“会喝酒”是对的，没有过相当的经验和体会，没喝过几次酒，肯定“不会喝”，只有经过切身的体验和感悟，才能体验酒之妙处，才称得上“会喝酒”，“会喝酒”可不是一般的评价，它大约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喝会喝，二是知晓酒中真义。
　　　　
　　会喝酒的人，最能体会酒的妙处。酒和毒品类似，能引人上瘾，易成为精神的寄托物；但酒亦能提神，轻啜细品，酒入喉咙，然后又进入五脏六腑，爬满每一个细胞，令它们都鼓舞。五六分醉时，便可以忘记人世间一切烦恼，求得短暂的温柔乡，排解掉内心的寂寞和孤独。但饮酒却要有个分寸，倘若拿捏不住，使自己酩酊大醉，便会伤肝伤胃伤身伤心。
　　　　
　　会喝与不会喝，便是看这分寸的拿捏。显然，鲁迅是会喝的人。当然，也不能不说偶有例外，谁还没个失去理性的时候，鲁迅是人，自然也有一般人之缺点。
　　　　
　　当年鲁迅独身一人来京，到教育部做无聊乏味的公务员。他最先寄居于冷僻清静的绍兴会馆，人地两生，不免常被孤独侵袭，自己又不开伙做饭，常自个儿在附近的餐馆里解决，因此，寄情于酒，喝上几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到后来，情况渐次好转，身边也有了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欢，与住处绍兴会馆毗邻的广和居自然成为他们常去的酒馆，广和居主营鲁菜，菜品未必对他的口味，但因为近，也算一件省心的事了。
　　　　
　　教育部同事齐寿山对鲁迅崇拜有加，鲁迅也喜欢他的脾性，二人性格相投，一见如故，常于公事之余，神侃天下，尽得妙语，十分相得。因此，鲁迅在日记中夸张的记载“晨头疼，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友情于此可见一斑。在生活上，齐寿山更是鲁迅的最佳帮手，三十余次借钱给鲁迅，助其摆脱困境。与这样的朋友相处，不喝点小酒怎行。因此，鲁迅日记里，便可以常读到二人一起喝酒的记录，试举两例，1915年9月10日晚，鲁迅应邀去齐家吃蟹，席间痛饮，深夜才归，但并不见有喝醉的提法。1925年8月14日教育部下令免去鲁迅职务，三天后“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受到当局打击，朋友仗义置酒为之去惊，可见其用心良苦也。
　　　　
　　在北京的酒友，除去齐寿山外，还有三位也着实亲密，一是许寿裳，一是沈兼士，一是钱稻孙。许氏是鲁迅的绍兴同乡，留日同学，终生挚友，曾参与鲁迅人生的许多重大转折；沈氏系北大国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钱则是鲁迅的教育部同事，著名的翻译家。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饭也要好友一起吃，鲁迅虽则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痛饮之时，并无忌惮，放开而为之。但大多时候，他还是相当理性，细饮慢品，在友情的包围中，体味酒之妙处。酒在此时，真有为友情加温为聊天助兴之功效。
　　　　
　　因此，若要真探究起鲁迅真正的酒量，还真难说得清楚。连亲友的记录，都未必见得确切，因为各人凭了记忆去验证，却恰是未见另外场合下之鲁迅。一般的记载，大都觉得鲁迅酒量有限，不胜酒力，但这也靠不住。
　　　　
　　沈兼士说，“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而许钦文的回忆则支持沈氏的说法：“他的喝酒实在也有点凶，且不说在酒的本身上面；有一回，他把酒拿把老虎尾巴里喝（老虎尾巴是指鲁迅的住处，笔者注），下酒的是小小的一碟炸馄饨，他把胡椒粉接连加了三次。”又说，鲁迅常叫人“买十个铜子的白干！”③，十个铜子，差不多买一斤左右便宜的白干，这酒量可谓不小，当然，他也未必一次给喝完。
　　　　
　　不过，饮酒这事，跟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很大关系，在什么地方喝，在什么时间喝，和什么人喝，都很重要，人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杯两杯可以醉，一瓶两瓶却也可以清醒如初。
　　　　
　　酒桌是鲁迅与人交往的重要方式，许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这酒席之上相识并相知的，但也是这酒桌，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唐弢在《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酒桌上，鲁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
　　　　
　　但又是这酒桌上，鲁迅向来是话题的中心人物，他对于任何事，都有自己的主张，提供精辟的意见，与知心朋友一起喝酒，他向来是谈笑风生，逗人发笑，根本不是一个表面上看得到的严肃。
　　　　
　　鲁迅对酒虽然没瘾，但总爱喝点，许广平一度亦曾因此而担心他的身体。就鲁迅的饮酒问题，她曾向郁达夫求教：“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郁达夫提供的答案是黄酒。许广平很无奈，告诉郁达夫鲁迅喝黄酒老要喝很多，所以换给他喝五加皮了，
　　　　
　　但五加皮酒性烈，她便在平时把瓶塞拿开，好让酒气消散些。
　　　　
　　郁达夫借此机会，很是认真地为许广平普及了一番酒水的常识，并告诉她，第一选择是优质的陈黄酒，第二选择是啤酒。至于五加皮，为健康计，还是不要喝了。
　　　　
　　　　
　　　　
　　　　
　　　　①《知堂谈吃》，P20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
　　　　②《鲁迅评传》，P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③《在老虎尾巴的鲁迅先生》，P30，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
　　　　
　　

　　


　　
　　这一次活动筹备时间之短，相当罕见。所费周折之多，前所未有。
　　
　　希望成功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