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_天涯博客_有见识的人都在此

中国社会是怎样被败坏的

标签：生活2011-06-22 14:34 星期三晴

作者：石勇
　　
　　半个多世纪前，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西方社会的精神诊断者埃里希.弗洛姆观察到，在“繁荣、富裕和政治权力”背后，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种病态，经历着一个人性堕落的过程。
　　不幸，说的好像就是今天的中国。
　　30年过去了，中国先开始小心翼翼地试着向所谓的“市场经济”下水，继而大踏步、“义无反顾”地奔向权力和资本的原始丛林。一切都合乎逻辑：一个由权力、资本阶层主宰的新的利益秩序的建构，在行动和意识形态上必然召唤着全社会把道德和人性踩在脚下。在今天，它们与“中国崛起”、“世界第二经济体”、“贫富悬殊”的辉煌成就一起，威武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梳理30年来中国道德沦丧、社会人性溃败的逻辑，就象走进了黑夜。
　　
　　逻辑一：制度的道德逻辑在先
　　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鲍曼（不是英国社会学大佬齐格蒙特.鲍曼）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要维护一个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运作，就要支付相应的道德成本——就是说，要用道德资源的消耗来买单。
　　潜在的逻辑是：一个社会的转型越剧烈，要消耗的道德资源就越多。精神分析可以对此进行补充：社会的现实结构一变动，与这个结构绑在一起的人的心理结构就风雨飘摇，为了让他保持情绪稳定，就必须有一个道德秩序，构成他的“超我”。
　　米歇尔.鲍曼以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为例，指出西方的这一进程曾经消耗了从中世纪以来积累下来的宗教-道德资源。而它一度也道德沦丧。不过，西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没有崩盘，那一套东西之所以能玩下去，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运作，本身也生产道德资源。它形成了一种反馈。因此，用不完。
　　在政治和道德哲学眼里，一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可以生产道德资源，预设了它本身就是道德的。独裁专制制度本身当然不道德，正如一个人拿刀逼人买他的商品不道德一样。但仅仅是“自由民主”制度，也不能称之为道德，它只满足了统治合法性的论证，即基于公民的“同意”，和两个人自愿在市场上交易，无所谓道德一个道理。这一点先后被“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发言人罗尔斯和德沃金看破。前者提出，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后者强调，一个政府，必须做到对公民的平等关切。只有这样，一种制度才具有道德感召力。
　　在现代社会，要求政治制度能够经得起道德正当性的检验，并不是一种过高的期待，而是一个基本要求。道理很简单，正如罗尔斯所说的，制度决定了资源，尤其是人人都想要的资源，比如收入、工作、教育在社会中的分配。它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型塑“社会基本结构”。因此，在逻辑上，一种制度如果没有道德的正当性，必然导致社会基本结构也变得不道德；在心理上，如果制度和权力者不道德，就会对民众产生示范，民众也可以变坏。
　　
　　逻辑二：道德沦丧的权力示范
　　观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始终有一个词语占据政治社会舞台的中心位置：“腐败”。
　　它的表层涵义是：权力滥用，官商勾结，司法不公，官员贪婪地占有金钱、美色等稀缺资源。
　　而深层涵义是：每一个集团都在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对于权力集团来说，这一“集体物品”就是根据大小不等的权力所对应的各种稀缺资源，比如住房、小车、医疗，等等，以作为他们维护统治秩序的奖赏。
　　在中国，享用这些非权力集团内的人根本免费享受不到的资源是合法的，它是一种“制度性供给”。一般认为，只要不越出这种“制度性供给”的范围，官员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不是腐败，而最多是一种“特权”。但是，腐败的本质，并不是官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超出了制度性规定，而是这种占有本身就是不正义的，它不是民意授权的结果，而只是权力集团内的自我分配。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每个权力者并不仅仅是“政治人”，同时还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改革开放以前，权力者基本上可以通过他们对“集体物品”的享用，即深层涵义的那种腐败在社会中处于优越地位，另外，既定的利益秩序是稳固的，没有多少“增量”，表层涵义的那种腐败并不明显。而当时的意识形态也预设了一种信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权力者的集体贪婪。
　　但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重新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使社会资源有了巨大的增量，新的利益结构也必然要重新打造。随着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权力集团以往所建立起来的利益秩序，已经不能让一些成员获得相对于社会的优越感了。因此，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深层涵义的那种腐败被突破，变成表层涵义的那种腐败。
　　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催生下的“GDP崇拜”，也抑制或消解了制度所应有的道德追求。它的逻辑结果是：政府变成了商业公司，大大小小的官员变成了经济市场上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政治商人。没有信仰约束，也没有道德追求的权力者除了想尽办法做大“政绩”和获取利益外，对公平正义不再有兴趣，对政府的责任，也想着能推就推。
　　在今天，权力者的不道德已经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歇斯底里。权力集团新的利益秩序无疑已经建构起来，并且，还有良好的福利来激励整个集团的成员维护这一秩序，但是，被呼唤出来的贪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可控。有些基层权力已经黑社会化。“官二代”的世袭运动正狂飙突进。一种“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形成：每个人都想从集团提供的“集体物品”中获益，但是，基于他的利益最大化考虑，他并不想对集团的存在作出贡献，反而做出一些从长远看会威胁到集团存在的事情。
　　
　　逻辑三：践踏道德的民间竞赛
　　很好理解，权力在道德上只要一溃烂，带头疯狂攫取利益，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也不会有道德顾忌。
　　比如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召唤出的剥夺效应。
　　在当今世界上，这一点其实是常识：能够让人接受义务教育、能够让人看得起病，能够让人有一间房子住，这些本来是一个政府的责任，是在人民同意成立政府这个假想的“契约”订立时，政府答应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这三个领域的“改革”，变成了政府的“甩包袱”。这等于放任学校、医院、开发商利用自己强大的博弈能力去宰割民众。既然如此，这些强势群众当然不会客气。
　　结果中国人都体验到了，并且仍在体验。
　　另外的强势群体同样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呼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很多人应声而富。但不幸的是，这些致富手段多有“原罪”的嫌疑。而就是这些人，依靠钱与权等稀缺资源的交换机制，迅速与权力结盟。他们的攫取和继续攫取利益，往往能够得到权力的庇护。
　　在一个呈金字塔型的社会等级结构里，上层（权力、金钱、知识）的行为，无论是流行时尚，还是疯狂的贪婪，都会得到占人口多数的民众的模仿。
　　中国社会在传统上，恰好是一个对上层的道德责任有更高要求的社会。这并不仅来自于儒家的文化要求。其中隐藏的一个秘密是，上层获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必挑衅和践踏一般的社会道德，制度本身就会给他们带来足够的收益，就像深层涵义的腐败那样。这种道德约束，保证了上层对下层的损害，能够限定在一个可容忍的边界内。而这一点，可以换取下层对既定统治秩序合法性的默认。双方之间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契约。
　　当上层突破了一般的社会道德底线时，就会对下层进行强烈的刺激。对于下层来说，制度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剥夺，而上层对道德底线的突破，更加剧了这种剥夺，并且撕毁了他们之间原的契约。
　　残酷的事实是，在有利于上层社会的制度约束之下，除极少数人可以通过“上学”（在古代是科举）、“参军”（在古代是建立军功）这些狭窄的道路往上攀爬外，占人口多数的下层社会，并没有多少资源可以用来交换到社会稀缺资源，实现命运的改变。要实现致富的梦想，就得珽而走险，突破道德底线。
　　所以，当上层践踏道德时，道德对于下层民众来说不仅是一种障碍，还是一种伤害。基于心理反应和发财的策略，他们竞相践踏道德，相互伤害，也就毫无顾忌。
　　30年来，尤其是这几年，以践踏道德为代价的这种对金钱的渴望，给中国人的生活制造了全面的风险。各个行业“潜规则”盛行，几乎都有坑害消费者的“行规”和隐情。更可怕的是，这些“潜规则”不仅谋财，而且还要害命。
　　网络上流传着这样写实的段子，一点也不夸张：在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有严重污染的环境中，每天盖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牙，喝三聚氰胺牛奶。吃的是柴油炸的洗衣粉油条，苏丹红咸蛋，用地沟油炒的黄膳，敌敌畏喷过的白菜，陈化粮煮的毒米饭，有瘦肉精的猪肉，用毛发勾兑的毒酱油，用福尔马林泡过的墨鱼、竹笋、海蜇皮，添加了漂白粉、吊白块，硫磺熏白的馒头，亚硝酸盐超标的卤菜拼盘……
　　简化开来就是：你今天制造毒大米让我吃，我明天制造毒酱油让你喝。这种相互损害对方以谋利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简直就是霍布斯所说的那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从心理上来说，这种商业诚信和道德的彻底沦丧是对制度道德缺失的一种变态反应。制度的道德缺失让很多人受到损害，但没人能抗得过制度和权力对自己的损害，于是很多人便把“损害者”放大为抽象的社会，并进行报复。
　　而报复到的，当然基本上都是下层社会，上层社会有足够的资源，可以规避社会的道德沦丧带来的风险。他们可以到国外购买用来标示身份的商品，在吃的东西上，富人可以去香港或国外购买，而权力集团则有自己的“特供”。2010年末，媒体就曾报道，很多机关部委，甚至大型国企，都有自己的特供基地，这些基地可以向权力者提供没有化肥、农药的水果和蔬菜。
　　另外，权力者突破道德底线不仅具有示范性，它还给民众对道德的坚守制造了巨大的风险。最恶劣的示范当是轰动一时、影响至今的南京彭宇案。当法官的判决根据荒唐的“推理”，站在讹诈者的一边，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名义，对基于人性，还在残存的道德进行了最后的抽心一击。果然，彭宇案后，无人再敢对老人摔倒施以援手——在深圳，有老人甚至因为无人敢扶而送命。
　　
　　逻辑四：金钱意识形态的驱动
　　在中国社会道德秩序的解构中，活跃着金钱意识形态的魅影。完全可以想象得到，金钱拜物教不可能给道德留下一席之地。
　　30年的改革开放建构了一个权力、资本盘踞其上的利益秩序和阶层结构。一个重塑阶层分野的运动，既需要一种东西来作为它的动力，同时也需要一种东西来为它的结果辩护。能够承担这两个任务的，只有金钱——只有金钱才有这种这样的功能。
　　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切就已经清楚：“先富起来”的权力、资本，并不想帮着下层一起致富，而是要让自己和下层在身份上，在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上彻底区别开来，并予以合法化。因此，在加紧进行“阶层固化”，让“官二代”、“富二代”们接班的工作时，权力、资本阶层基于需要，也以金钱为标准，重新进行了社会价值排序，以此建构对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并使下层认同这一新的等级秩序。
　　这里的逻辑是：只要确认金钱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高端，并且，它被赋予了一种“成功”、“高贵”、“有价值”的光环，那么，权力、资本所建构的利益秩序和等级秩序，在合法性上就可以得到证明。
　　这一操作轻而易举：虽然价值排序具有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所说的那种“歧视性色彩”，但它对一个社会来说，却是一个主宰性的观念力量，就是最穷的人也要在价值排序的压力之下，进行零敲碎打的门面装点——而不平等的社会价值排序，恰好对应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阶层结构。
　　值得一说的是，金钱意识形态在中国的成功，除了权力、资本的有意建构外，还有一个客观条件。
　　现代化本质上是一场把人从传统的各种确定性秩序中剥离出来的运动。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充满了焦虑的“加速现代化”，剥离的力度也更剧烈。首先，人被从“单位”这一可以保障他的生活秩序的场域里驱逐出来，变成一堆社会原子，抛入一个残酷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其次，城市化导致的城市邻里关系的变化，以及城市文化对农村的入侵，都使社区共同体、村社共同体遭到瓦解。
　　而在这些共同体瓦解，人变成社会原子时，“社会”并没有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而具有自组织特征，这些社会原子之间相互游离，缺乏整合在一起的强劲纽带。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仅仅是“陌生人社会”，而且还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和关于对方是一个“人”的想象。也就是说，对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陌生人，甚至不是一个“人”，而只是在一个经济市场中，对自己有利或不利，或与自己无关的一个对象。
　　所以，只有钱才能成为这些被市场所洗脑的社会原子听得懂的语言，并构成全民的信仰。假如没有宗教，没有一套超越于俗世的价值观可以占据社会的主流并让人找到归属，那么，钱就是归宿。于是，崇拜金钱，构成了上层和下层共同的先验渴望。
　　金钱成为主宰性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为下层的处境进行辩护。一切都怪他们没有本事。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他们要遭受那些有钱的人的羞辱。
　　可怕的结果出现了。只要金钱成为“成功”的象征，那么，从价值判断上讲，道德便不再对一个人的不择手段有任何约束。丧失诚信、笑贫不笑娼、漠视他人的健康和生命，都不再被考虑之列，一切都简化为这一点：能不能挣到钱。
　　
　　逻辑五：自败的“权利理论”的打击
　　在对道德的围剿中，中国的半吊子“自由主义者”所操持的那套“权利理论”功不可没。
　　按照美国社群主义思想家的说法，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美国版本自由主义对“正当”的偏好会损害“善”，在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里，没有“道德”的概念。
　　尽管很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德沃金，以及德沃金的学生威尔.金里卡竭立否认社群主义的这一指控——就象德沃金所说的，一种制度，一种法律，最终都要看它有没有道德的正当性，但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多数自由主义者对“道德话语”有着本能的警惕。
　　而“自由主义”传到中国，被一帮人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或为某些利益辩护的武器，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仅阐述时逻辑上自败，而且把对道德的警惕变成了对道德的仇视——似乎一个人的权利，就和大多数人所具有的道德观念不共戴天。
　　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道德泛滥而权利稀缺的社会。社会的道德激情，也常常会淹没人的权利，出现“道德吃人”的现象。于是，在半吊子“自由主义者”那儿，道德是权利的敌人，要让权利得到生长，道德就必须虚无化和荒漠化。
　　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辨析，这种“道德吃人”其实只是一种“伪道德主义”，是以道德的名义“吃人”，而非道德本身的“吃人”。相反，他们的反应往往是：只要一个人的行为被纳入道德判断，被道德指责，他们就会说这是“道德吃人”。鉴于道德主义已经被污名化——就像“左”也早就被污名化一样——，道德话语早就处于一个劣势地位，使他们往往都能取得成功。于是，以“权利”的名义，一个人往往可以做出下三烂的勾当。“权利”，成为无德之徒最后的避难所。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当属“范跑跑”事件和“副教授换妻案”。前者影响巨大。后者引来李银河对“换妻”的辩护，无数粉丝为之癫狂。
　　范跑跑一出场就高举“自由”的旗帜。他关于“真小人”与“伪君子”的“二选一”方案，借助于很多人对伪道德主义的厌恶性反弹获得了广泛的赞美。很多人好像并不理解这个最基本的逻辑常识：是真话不一定在道德上就是对的。　
　　一个关于“跑跑”的辩护性策略始终被范跑跑本人和其支持者所强调：逃跑是人的本能，那一套要人救学生，甚至会牺牲生命的道德理论是虚伪、可恶的。这样，逃跑不仅在道德上不可耻，范跑跑反而是一个在道德主义的高压下捍卫权利的时尚英雄。
　　这些言说显露出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惊人的无知。
　　的确，一个人基于生命本能的逃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可以不被指责。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一个人如果只对另一个人具有“自然义务”，比如见到危险时帮一把，那么在帮忙要自己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时，是可以不帮的。这种“自然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解除，一个人逃跑，不能在道德上进行指责。
　　但是，范跑跑面对的，毕竟不是一个成年人，而是一群孩子——并且，他还是这群孩子的老师。这就意味着，他除了对学生具有“自然义务”，还具有职业的道德义务，地震时不跑跑，是基于职业伦理的要求。当遇到生命危险时，他的生命当然可以压倒这种道德要求，但这绝不意味着道德义务的解除，因为这并不理所当然。
　　李银河在“换妻案”上，所犯的逻辑错误并不亚于范跑跑。
　　2010年4月，南京一大学副教授马某组织“换妻”（其实主要是他揩油，他并没有老婆和别人换）并被指控犯有“聚众淫乱罪”的案件在南京被审理。引来全球数百家媒体密切聚焦。
　　李银河就此发表了对马某的辩护词。她说，具有自愿、私密、成人特征的“换妻”游戏是马某们的“性权利”，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惩罚他将导致“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大退步”。　　　　　　
　　这些年，以“自由”和“权利”相标榜的观点在中国相当有吸引力。可惜，在具体的事件上，它并帮不了半吊子“自由主义者”们多少忙。按照李银河的说法，毒品交易同样也满足自愿、成人和私密这三个特征，但毫无疑问它必须遭受法律的惩罚(而且是严惩)。一种行为并不是满足了这三个特征，在法律上就具有了被惩罚的豁免权。
　　而“性权利”，也并没有给“换妻”一个合法性的承诺，正如没有承诺两个人有在大街上进行性交的权利那样。李银可等人好像并不理解“自由”和“权利”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不能干什么。
　　一种在逻辑上自败的“权利理论”，不仅维护不了什么权利，反而只会带来一系列恶果。半吊子“自由主义者”的“权利话语”，不过是助推中国从道德主义泛滥，转到了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沦丧这个极端。
　
　　结果：人性的溃败
　　人性和道德、权力、阶层结构都共处于“社会”中，一个社会一旦出现道德沦丧的现象，人性溃败便会如影随行。失去道德的看守后，人性必然变得残忍和暴虐，并随时等待机会发泄。
　　药家鑫案差点让中国社会退化到“自然状态”。并不仅仅是这位“音乐学院大学生”的毫无人性、某些“专家”、“精英”的阴毒以及“水军”的无耻，这个事件说明，中国社会关于是非的标准都已彻底沦丧。它宣告，从权力的腐败开始，到道德的全面沦丧，再到人性的全面溃败，一个完整的链条已经打造完毕。一头头狼已经茁壮成长。
　　想到李玫瑾之流，以及某些“法学精英”、“经济学家”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下面还有一大帮粉丝吹捧，就让人不寒而栗。而类似复旦大学“登山门”中的“十八学子”、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些“后备精英”，在成为狼方面也绝对会比现在的“精英”出色得多。
　　我们正在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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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灵魂的伤口

标签：生活2011-06-04 10:13 星期六晴

高墩营艺术节——诗歌与民谣单元前言（转载）
作者西棣
　　诗人们从生活的水面出发，从幽暗世界的一角出发，从灵魂的低地出发，向着高墩营，向着生活的火焰进发。在这片最深厚的黄土地上，我们的灵魂将与每一朵葵花、每一根麦子、每一棵树、每一个人的灵魂达到最初的契合。
　　今天，高墩营的每个人都是诗人，我们通过“诗”与“歌”来回望我们灵魂的伤口，提醒我们生存的痛。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以及兄弟姐妹们，纵然我们卑微的肉体低于尘埃，最终归于尘埃，但是我们的灵魂每一日都将我们带到天空的高处，这是“诗”与“歌”的全部秘密，是伤口带了痛，是痛引领我们寻觅生活的蜜汁与快乐。高墩营是我们生活的底色，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只有回到生活的源头，才能获得命运的力量；我们只有回到生命最初的意义，才能洞悉命运最不可言说的秘密。
　　亲爱的朋友们，第二届高墩营艺术节诗歌与民谣单元邀请了来自北京的诗人千澜、碎岁、弋戈；来自西安的诗人史雷鸣、吕刚；来自西宁的诗人曹谁、西原、衣郎；来自银川的诗人瓦楞草；来自成都的诗人马彦；来自甘肃的诗人玲子、刚杰·索木东、阿依琼裙、水印、西棣、庄苓等以及来自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4位学生诗人。著名作家韩松落为我们邀请到民谣歌手卷子、强子、权志炜、李柏青、赛萨等嘉宾，诗人画家水印为我们邀请到甘肃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梅晓端小姐，他们将和和诗人们一道朗诵与演唱。
　　朋友们，请允许我如此称呼诗人，他们作为神的使者，是我们人类的听诊器。在此，我们值得庆幸的是尘世上还存在这样一类古老而又珍稀的生物，是他们持续不断地从生活深处中提取火焰，慰藉我们的灵魂。
　　为此，感谢远道而来的诗人们以及他们冷峻的灵魂！
　　感谢参加艺术节的所有朋友们！
　　感谢高墩营的乡亲们，感谢双手劳动的人们！
　　感谢高墩营的一切，感谢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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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高墩营艺术节活动流程

标签：生活2011-05-30 09:34 星期一晴

转载标签：马奇志老马兰州高墩营艺术节活动流程端午节人民的艺术节文化　　
　　
　　第二届高墩营艺术节将于2011年端午节期间（6月5日、6日）在兰州当代艺术的第一个根据地榆中县三角城乡高墩营隆重举行，届时将有众多当代艺术家、高校师生、民间艺人和普通农民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这次深受各界朋友关注的当代艺术节，这将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节，一个属于人民的当代艺术节。　　
　　本次艺术节将会有不少重量级的艺术家隆重出场，在艺术节上您可以见到周云蓬、韩松落、刘堃、李建傧、西棣、曹谁、西原、史雷鸣、吕刚、瓦楞草、千澜、碎岁、王玫、宋晖、涓子等优秀的音乐人、诗人、作家、画家、摄影家和行为艺术家，可以欣赏到于坚、孟子为、孟小为、彭湘、陈镪、王璞等影像艺术家的纪录片及实验影像作品，可以欣赏到甘肃省优秀民间音乐家令人惊艳的演出，可以欣赏到儿童创作的油画和版画作品，还可以见到握惯了锄头把的农民兄弟亲手拍摄的摄影作品，创意市集上展销的村妇村姑纯手工制作的民间工艺品和大学生的DIY创意产品会让您惊喜不断，cosplay动漫秀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歌舞表演会让您大饱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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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肺

标签：生活2011-05-02 20:23 星期一晴

　　　　　　　　
陈久红当了6个月炮工便染上尘肺病。如今他苟延残喘，睡觉只能坐着，老婆跑了，给自己备的棺材已经放了4年。中国农村家庭从贫穷到打工脱贫，又因尘肺病被拖回极贫，并被死亡笼罩，如此的循环正不断上演。摄影：晋煦
　　

《活着》第10季工伤，心殇（二）
　　火兴才/文晋煦/图
　　“这就是我幺儿（小儿子）的棺材……”指着摆放在屋子里3口棺材中靠边上最小的一口，75岁的罗伯正老人一脸黯然，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棺材已经定好4年了，3800元，钱都是赊的。”同村做棺材的木匠告诉记者，“他的幺儿得病了，没得钱（治病）……（棺材钱）什么时候还（钱）是他的事了。”
　　老人的小儿子叫陈久红，尘肺病危重病人。2010年10月9日是他36岁生日，但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再熬过半年”。
　　2011年4月8日下午1时，四川广元市旺苍县龙凤乡锦旗村，记者见到这位4年前就已经给自己准备好棺材、而今24小时不能离开氧气的尘肺病危重患者——陈久红。
　　而陈久红仅仅是广元市无数尘肺患者中的一个缩影。在广元，像陈久红这样的危重患者还有许多，因为他们至今依然坚持在外打工挣钱，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当地患者没有像乐山患者一样自发组织起来向矿主索赔，缺少必要的资料，给记者的调查带来许多困难，难于获得更多详实的资料。
　　令人震惊的是，目前这些患者大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除了无奈等死，对于赔偿，几乎不抱任何希望。“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他们几乎都“没有想过”，也“没有给政府添过麻烦”。
　　在剧烈咳嗽的背后，是沉默的肺，是对生的无望和法律制度的漠然。
　　
寻找陈久红
　　得知陈久红病情危重的消息是5天前的事，但当地尘肺病患者不知道他到底在哪个乡，更不知道他在哪个村子。直到4月7日晚，远在湖南打工的一位广元苍溪县尘肺病患者，才向记者提供了陈久红的准确地址。
　　寻找陈久红可谓一波三折。车子离开旺苍县城一小时多，在坎坷泥泞的山路上，出租车司机央求“租车的钱不要了，我把你们带回县城，找辆越野车再来吧！”
　　<翻越一座山梁时，因下雨造成塌方，数块巨石再次挡住前往陈久红家的路。记者和司机一起动手，清理出一条行车的路，车子再次出发。
　　半小时车程，泥泞的红土路面出租车无法继续行驶。记者步行半小时，终于找到陈久红。
　　房屋是干打垒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陈久红围坐在包装箱中间的椅子上，正前方靠墙的地上燃烧着三根粗大的木柴，屋里烟熏火燎的，墙壁和屋顶全是黑的。
　　尘肺病人最怕粉尘和感冒。没钱买煤，就地取材的柴火，成了陈久红唯一的取暖方式，但柴火燃烧时的烟尘，对于他的身体无疑又是一种伤害。
　　墙角是稻草垒的鸡窝，一个竹筐下面扣着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鸡蛋，是陈久红唯一的营养。
　　陈久红告诉记者，左手边的医用制氧机，是去年11月份病情突然加重后，兄弟姐妹凑了2000块钱，专门给他买的。由于24小时不能离开氧气，制氧机成了陈久红生命最后的依靠。
　　指着右前方的长板凳，和板凳上叠放的两个枕头，陈久红比划着对记者说，医生告诉他，尘肺病人的肺都坏了，能够呼吸的就剩下一点了，最后都是不能呼吸憋死的。
　　而他现在呼吸就很困难，必须要吸氧，天天还要输液，几乎不能躺在床上睡觉。困了，就俯身坐姿趴着睡。
　　四年前准备好棺材的尘肺病人
　　陈久红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即便一直在吸氧，谈话也不得不时常中断。与他一起的一个多小时，尽管屋内的温度不时袭来阵阵凉意，但记者发现陈久红的头发一直都是湿漉漉的。
　　2007年，已经完全失去劳动能力的陈久红开始为自己琢磨后事。2009年，结婚整整10年的妻子离他而去，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陈久红说：妻子抛弃他和这个家庭之前，也是很好的。他出门打工，她对生病的婆婆照顾很周到。在他患病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妻子坚持外出打工挣钱给他治病，甚至对他说“不让打工挣钱养家就会跳进池塘”之类的话。但外出打工以后，妻子受到外界的诱惑，心就发生变化了。至今近两年没回家，也没家里寄过一分钱。
　　此后，陈久红就搬到大哥的家里，和父母相依为命。自己家里整整两年多没有做过一次饭，生活起居完全依靠父母。
　　2010年8月，陈久红将上六年级的独子送到河北的姐姐家寄养。2010年11月，陈久红病情突然加重。父亲就搬到他的房间照顾他，现在连衣服都是父亲帮他穿。
　　“我没有对父母尽到责任，我没有送他们上山（养老送终），他们要送我上山……还有我的孩子，我也没有能力养活他。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回来，等我走后养活自己的孩子。”尽管坦然面对生死，但谈到父母妻儿，陈久红的眼圈还是红了，虽然泪水始终没有流下来。
　　
打工半年罹患尘肺病
　　陈久红说，他是在2002年4月才到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当炮工，10月份就不干回家了。
　　这6个月，是他接触粉尘的全部时间，也是他用一生接触粉尘的全部时间。
　　6个月内，他只在农行5号井和冶炼二厂的矿井干过炮工。每天的活就是拿起风钻打眼，炸取矿石。
　　尽管“治病花费了6、7万元，”但陈久红告诉记者，“从2004年发病，直到2010年11月，一直没给政府添过麻烦”。直到去年11月病重后，他才找到县政府，申请了2000元补助。村上也答应给400元补助。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保护，找不到用工单位，无法进行职业病鉴定，更无法进行工伤认定，赔偿更是无从谈起……这是甘洛县铅锌矿采矿20年，30000矿工面临最根本问题。
　　劳动致富的代价
　　记者调查了解到，无论是四川广元还是凉山，甚或乐山，无论是甘肃古浪还是江西修水，农民工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地方，都是经济落后的区域，他们全部来自贫困的大山深处。
　　资料显示，四川旺苍县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为707元，2006年为2158元；甘肃古浪县1996年农民人均收入为630元，2007年为1814元；江西修水县农民人均收入为1993年629元，2007年1612元。
　　数据表明，14年间三县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约为3倍。然而，14年来，这三个地方外出务工患尘肺病的农民收入却是负增长。
　　“当年，为了生活远离家乡，每个人都带着致富的梦想到矿山打工。劳动强度大一点，无所谓；生活环境差一点，无所谓；工作环境差一点，也无所谓……但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种粉尘浓度很大的环境里干活会死人的！”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如是说。
　　自2003年以来，尘肺病开始集中爆发，每个患者每年近万元的医药费，早已让每个尘肺患者家庭负债累累，陷入绝境。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有积蓄，没有一个家庭不欠债。病情较轻的患者大多欠债在1-2万元，病情较重者欠债在3-5万，病情严重者欠债在5-8万元。
　　一个个家庭，20年间，从贫穷脱贫，甚至到富裕，却被尘肺病再次拖到贫困，甚至极贫，被死亡笼罩，陷入生活的绝境。
　　
可怕的沉默
　　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告诉记者，早在1984年他们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时，广元的农民工就已经在矿上打工，他们中许多人的炮工技术都是跟广元籍的“师傅”学炮工的。当时在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广元籍民工不仅数量多，而且技术好，按道理应该是尘肺发作更为集中的地区，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人显然选择了沉默与自我忍受，即便一个个患者先后死去，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打工的矿主索赔或者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求。
　　调查显示，广元前往甘洛铅锌矿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旺苍县和苍溪县。旺苍县的尘肺病患者主要在龙凤乡和张华镇，苍溪县的患者则在桥溪、龙洞两乡和高坡镇。
　　杜长柏、陈天寿、姑天祥、李桂林、李海国……一长串沉甸甸的广元尘肺病农民工死亡名单。当地患者说尘肺病死亡人数有数十人之多，也有患者称这个数据超过100人。
　　记者在苍溪、旺苍两县采访时，因为不少患者至今依然坚持在外地打工，无法与本人取得联系，也没有当地政府部门做过相关的调查，缺乏具体的材料数据，使本报记者无法一一核实这些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甘洛铅锌矿的受难者，也是甘洛县30000矿工中不能忽视的一部分，这个数据恐怕只多不少。
　　与四川乐山等地的尘肺患者不同，广元尘肺病患者没有像乐山和凉山甘洛的患者那样坚持索赔或维权，许多人多次以个人名义向相关部门反映无果，进行职业病鉴定也因无法提供用工单位的申请及单位对于职业史的认可，最后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选择了放弃，然后就是沉默，最后在绝望中死去。
　　“赔偿？可能吗？矿已经拍卖了，老板也找不到了……”这是记者在广元采访时，常常被患者和死难者家属反问的一句话。对于维权和赔偿，她们几乎都“没有想过”。
　　沉默的背后，是对未来的无望，更是对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无望，是对国家法律的质疑和不信任，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
　　卫生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约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作业场所，约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2009年新增尘肺病14495例，在这些病例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占91.89%。
　　2010年底，全国煤矿职业安全健康经验交流会暨全国煤矿尘肺病防治现场会上，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透露：1-10月份，全国煤矿安全事故死亡2080人，预测这个数字到年底不超过3000人，但每年尘肺病死亡人数却超过6000，是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
　　“我国尘肺病已经开始进入高发期，呈群体性爆发趋势。2003年，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蔺草草席加工业爆发160多人的尘肺病案；2009年3月，在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向家坝镇3个村寨中400多位曾在安徽石英砂厂打工的农民中发现了30位尘肺病患者；2009年5月和12月，前后两批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共300多名工人因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地基爆破工作而罹患尘肺病；2010年11月，北京房山区史家营煤矿300多名矿工被确诊为尘肺病；2010年底，甘肃省古浪县146名曾经在酒泉市从事煤矿和金矿采掘工作的农民工罹患尘肺；2011年初，广东佛山市皓昕五金首饰有限公司近500名工人先后被诊断出患有尘肺病或者肺部出现小阴影等异常……” 参与甘肃古浪和四川乐山尘肺患者爱心救援的志愿者“兰州老令”俨然已是一个“尘肺专家”，对全国范围内的尘肺情况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这样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全国的尘肺现状和分布情况。
　　尽管中国的尘肺病及维权情况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媒体报道，但是，即便2009年发生了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仅仅是作为极端个例被反复提及，并没有引起整这个社会对尘肺病，尤其是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尘肺病非常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截至目前，我国民众普遍缺乏对尘肺病的了解，全社会还处在对尘肺的冷漠与漠不关心中，如果再这样下去，还会不断涌现更多的尘肺群体，这无疑将是更大的社会悲剧。”“兰州老令”痛心疾首地说。
　　“兰州老令”呼吁：“为职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是企业最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尘肺病是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后在肺内滞留引起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全身性疾病，现有医学技术无法治愈，患者晚期因为无法平躺呼吸，只能坐着跪着，往往屁股双膝跪烂，惨不忍睹，所以必须从源头上根治，我们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和企业的良知。”
　　

摄影师手记
　　我并不想在这篇报道中刻意夸大陈久红的遭遇，图片便说明了一切。但令我困惑的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中的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冰冷的GDP下到底埋藏着多少鲜活的生命和青春。他们用自己的身躯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庭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境遇，而这个社会又给予了他们什么回报呢？
　　就在截稿当天，陈久红给我发来短信，全文如下：“年轻人！你们这样帮助我，把我从死亡的的边缘拉回来，我代表家人向你说声：你的救命之恩陈久红一辈子不会忘记！”看过之后，我的心情很压抑。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墨西哥人的一句谚语：如果你走的太快，请暂停一下，等等你的灵魂。（文：晋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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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北川

标签：生活2011-04-30 23:37 星期六晴

彩色的是新北川，黑白的是老北川。版面寓意：新旧对比。对比强烈，色调扎眼，才能更触痛人心。黄色虽亮，却仍是表哀思的色调，也象征以后的路会明亮许多；灰色，更让人心有戚戚。中间明显的撕裂痕，让人触目惊心，那伤一时难以愈合。灰色部分的图片经过淡化处理，不再凸显。相当于一个背景，那是记忆。上半部分底色的思考：蓝色深远，但太冷，绿色希望，但幽暗。只有黄色，金黄色，暖色调，哀思、金色希望都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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