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渡

　　近日，天津卫视《非你莫属》的一段招聘节目，引起了巨大的网络风波，这段节目视频主要内容呈现了一位20岁出头的“海归女”刘俐俐登台应聘的过程，其中主持人张绍刚姿态居高临下，令整个场面颇具戏剧性。此视频在网上病毒式流传后，包括姚晨、洪晃、文章、马伊琍等明星大腕均转发且评论，矛头都直指《非你莫属》及张绍刚。
　　网友称张绍刚是“史上最二主持人”，是有充足理由的，比如张绍刚问刘俐俐最喜欢莎士比亚什么作品，刘俐俐回答“英雄双行体”；张绍刚显然不太清楚这是神马东东，开始面有愠色。又比如刘俐俐说自己在新西兰待了3年回国，“觉得中国变化好大”，张绍刚马上指责刘俐俐不该说“中国”如何如何，应该说“我们这儿”。甚至，当刘俐俐与boss团也开始“冒烟”时，张绍刚在一边拱“火”，“火”烧起来后，张绍刚打断讨论，将手先放在胸口，然后向前伸出去说：“12位，抱歉，请选择！”这不是暗示bos团的人“你是支持她，还是支持我”吗？任何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主持人的那种情绪下，除非不怕得罪人，很少有嘉宾不站在主持人一边的……
　　然而，张绍刚其实也有“不二”的一面，那就是他对电视场域的熟悉。张对刘的不满

　　一，逃离广州，探寻美好生活？

　　2012年，我就30岁了，都说三十而立，可我怎么立呢？在广州买了套房，价值100来万，却还欠50万房贷，这算立吗？月薪过万，有养家的能力了，却总感觉缺钱，这算立吗？我想在未来5年内生两个孩子，每个孩子的抚养每年3万，未来10年，我就需要60万，再加上想改善目前的小三房，弄套大房子，买个车，怎么也要100来万。所以，我要想过上小时候电视广告里渲染的小中产的生活，还需要200万。而且，这还是在不考虑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估算的。所以，上次刘瑜来广州演讲，他把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算作“中产阶级”，我是怎么也不同意的。应该说，在我全国的同龄人中，我的收入应该属于比较高的20%，也就是说，还有80%的人收入应该在月薪8千以下。我都过得这么苦逼，这些人又情何以堪？！
　　过不下去的怎么办？逃吧，所以，10年有“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可结果怎么样，11年又流行“逃回北上广”了。为什么啊？在小城市，虽然生活成本低了，但工作机会更多的是拼爹、拼关系，而不是你的个人能力。对于我来说，不管是逃离的能，还是逃回的人，我都抱有同情之理解，谁叫我在这大城市混得是不好

　　近日，北京23岁女白领方言因急性胃溃疡而去世引起了人们关注。白领“过劳死”以前也有，为何这次让大家感慨良久？一个原因固然是死者生前在微博对自己的病情和痛苦进行了记录，引发了网友的同情和共鸣；另一个原因则是，以往的白领“过劳死”多在四五十岁，而她却才23岁，这说明中国白领的压力在加剧。
　　由于死者生前在微博说“请假不准”，有人因此批评死者所在的公司违反劳动法，但该公司很快出来否定了这一说法。其实，就算这一说法是真的，我们也别忘了，很多公司并不是通过强制加班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提高业绩的。以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来看，老板是通过财政指令来敦促员工给自己创造利润，其方法有：雇佣有限期的合同工、临时工，在企业内部造成子公司间的竞争、小组间的竞争，最后是个人竞争。用布迪厄的说法，“这些都是理性的奴役人的技术，这种技术强加了劳动的超额投入。”因此，追问白领“过劳死”，必须把目光从个体移向社会，才有可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中国的劳动者有多辛苦？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约30美金；第二名美国，约22美金。中国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但中国的人均工作时

　　广州一对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然全部成功，富商夫妇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再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采取“2+3+3”队型，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怀孕、生产费用应接近100万元。雇11个保姆每月开销10万。这一事情经媒体报道后，广东省计生委主任张枫表示，利用高科技手段多生是违法行为，要按超生补交社会抚养费，属地管理部门要对代孕生殖机构进行取缔。他坚决反对代孕，目前对于代孕还没有法规处理，所以呼吁尽快立法。而媒体评论也多是老调重弹，无非就是加快代孕立法，加强计生工作的监管。这些观点都有个预设——如果没有代孕技术，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如果另一对夫妇有钱，自己能生，也生他十个八个，性质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所以，这些观点的预设是错误的，他们掩盖了一个问题——有钱就能多生。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杨支柱因为生二胎交不起高达24万的“社会抚养费”而“卖身求救”。可广州这一位富商有钱生了8个，你就是罚他500万的社会抚养费，他们一家照样幸福甜蜜。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计划生育罚款这种方式只会吓倒穷人，却吓不住富人，长期以往，生育权似乎就成了

　　近日，登报事件多了起来，先是12月5日，洛阳市文物管理局为洛阳博物馆漏雨被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参观时撞见而登报检讨；然后是12月13日，大连一小学生与同学说话时骂了邻班梁老师一句“彪子（傻子）”，被梁老师要求登报道歉。这两件事都因小题大做受到舆论批评，那位梁老师还受到了辞职惩罚。可在我看来，事件中蕴涵的政治性剧场行为以及其发生机制更让人忧虑。
　　所谓“政治性剧场行为”是指“表演者”迫于某种政治压力、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或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自我呈示。以官员“登报检讨”来看，洛阳市文物管理局这样做是因为洛阳市在创建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在当下洛阳市“六加一攻坚战”期间，要求各单位窗口零缺陷、零失误、零投诉，尤其是服务窗口行业不能出现纰漏。”可该博物馆偏偏出了问题，受到了书记的批评。很明显，洛阳博物馆的工作纰漏可能影响该市创建“国际文化旅游城市”，进而影响书记的政绩，所以，洛阳市博物馆的主管部门洛阳市文物管理局为了平息书记之怒、保官位采取了“登报检讨”的夸张形式。从这里可以看到，政治性剧场行为的“观众”乃是一种高于“表演者”、使“表演者”感到恐惧的政治存在，它可能是一个实体，也可能是无形的

　　今天，是我近几个月来心情最好的一天。
　　家里的烦心事算告一段落……
　　四海一品的早茶真不错，点心精致，环境大气清雅，坐在那都不想走了……
　　某个被我教训过的傻逼终于又被另一人教训了，看来，傻逼还真有点天生的……
　　最近约稿开始多了，今天推掉两个。以我目前的知识储备和写作状态，如果为了点稿费瞎写，很快就会写恶心、乃至写残的。而我一直把阅读和写作当作自己精神慰藉的两样法宝，又何苦把她们糟蹋成苦逼的模样呢？真怀疑那些一天写一篇乃至几篇的人，到底获得了多少写作乐趣？或许数人民币的乐趣更大吧。当然，也可能是我开始老了。总之，还是要少写多读，让自己的阅读快感和写作快感都保持几年，更要保护自己的语言感觉。已经3天没读书了，明天必须幸福的读4小时！
　　

　　前几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去中国传媒大学授课，乘车从南大门进入时，因车辆没有校方保卫部签发的车证，被值班门卫拒绝。经交涉无果后，何兵只好乘车来到西门，步行入校。随后，何兵发微博抗议“传媒大学保安，以为在保卫中南海啊？”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田维义也通过微博表示，在这件事上保安没有错，“感谢保安尽心尽职，也感谢保安队员们平日对同学们的热情相助！”这事情迅速引起网友热议。支持保安的人认为，保安此举让人想起列宁与卫兵的故事，他保证了规章制度的公平性，教授何兵在保安面前的优越感让人恶心；而支持何兵的人认为，大学校园衙门化很严重，管理不以人为本位，“列宁与卫兵”故事的潜台词是“领导可以放进来，其他人一律不能放进”。从目前的结果看，支持保安的显然占的上风。
　　为什么一场原本针对公权力的批判却演化成一场针对强势身份的讨伐呢？支持保安的人会觉得，这是网民的自然正义感使然；支持何兵的人则将此解释成网民的“非理性”和“民粹”病灶。而在我看来，这种道德上的褒贬其实都忽视了网民的“理性”一面。
　　在20世纪的农民学中，有个著名的 “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亦即“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前者认为，乡村社区是具有高度集体认同感的内聚型的共同体，全体村民的安危高于个人利益，它要求是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危机来临时通过互惠和庇护关系提供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因此，农民的反抗也只是旨在恢复原有生存位置和公平理想的防御性反应，而非希望藉此提升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后者则认为，村庄是一个松散的开放体，各农户相互竞争、自行其事以增加收入和达到最高收益。村庄中存在的不信任、忌妒、磨擦、竞争和冲突使村庄制度不可能像“道义经济学家们”预期的那样运作良好。农民参与集体行动也是一种投资行为，因而他必会计算反抗的可能代价与收益。当然，这一对概念也并非截然对立，从反抗的角度看，反而是互补的。在不侵犯农民基本生存的情况，他们会忍让，显得“很没有权利意识”，而一旦侵犯他们的基本生存，他们就会愤起反抗，这也就是中国传统里“顺民”与“逼上梁山”的转换逻辑，更是当下拆迁中多自焚的原因。

　　近来，对景区过度商业化的批评不绝于耳，某旅游网调查，“在游客针对景区差评中，有34%的游客对景区商业化气息过浓表示了不满。” 可不是吗？10年前，听人说起湖南凤凰古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沱江水清澈见底，吊脚楼诗意盎然。可今年我与家人去时，却失望得很。一下车，给旅馆拉客的就围过来，那眼神像猎狗看见了猎物；我们被介绍到村长家的旅馆，村长老婆把自家旅馆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可以看到沱江、去沈从文故居很近，可住上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到江边一走，想象中的古民居大多摇身变成了闹哄哄的酒吧；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旅馆，却被k歌声吵得睡不着……
　　 我们当然可以因此批评“景区过度商业化”，可这能怪谁呢？怪当地居民的牟利冲动吗？要知道，家乡变成这样，他们一定比外地人更不情愿。再说了，赚钱有错吗？全国人民不都想着赚钱吗？因此，仅仅一句“人心不古”显然太过轻巧，也不够客观。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搞得如火如荼，可再热闹也掩盖不了“分化”的事实：一方面是南街村、华西村这样被权力强行塑化的政治样板，他们经常出现在新闻联播里，拥有各种政策的支持，享有配给的幸福，垄断着新农村建设的解释权；而另

　　从凤凰到华西村：我们看见了幸福？

　　这一周，温州7·23动车事故已过去4个月，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已经届满。有媒体引述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说，调查结果颠覆了之前认为是信号技术存在缺陷的说法，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和管理不善。不过当记者联络王梦恕确认此事时，他却表示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最终结果要等国家安监总局汇总后公布。就这样，一个试图告诉大家真相的副组长完成了怪异的自我否定。这是为什么？网友“石述思 (微博)”分析说：“当然，也不排除余下的责任认定问题和处罚问题均由相关部门研究后给出处理意见，等上级批复再做定夺。不过，如此按部就班的操作值得商榷。动车事故影响之大，关注度之高，围绕的猜想和传言之多，都足以使政府采取更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行动，不仅调查做到严谨翔实，而且信息披露亦要及时连续，而不能总是一个院士凭着良知和勇气在那里唱独角戏，然后再承认自己不了解情况。相信王梦恕事件会加速温州动车事故调查报告问世的过程，并接受公众的检阅。但这个真相背后的种种官场内外的表情和背后潜伏的利益博弈、体制困境更值得认真反思。受铁路系统体制滞后之困，公务开支不

　　镀金的啤酒瓶盖还是盖不了茶杯！
　　
　　
　　日期：[2011年11月20日] 版次：[AA31] 版名：[网议]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条
　　
　　
　　这一周，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又火了一把。他所发的“美国国务卿专机堪比空军一号”微博，被指内容造谣，且图文不符。网友“被打飞”指出，希拉里不仅没有专机，而且芮成钢所发图片上的飞机也只是希拉里“搭便车”坐过两次的军用运输机。知名网友“李承鹏”为此调侃道：“芮成钢太喜欢举报别国领导人腐败，活像一个对邻居爸爸吃肉不满对自家爸爸偷腥不见的孩子。”果然，这话还没说完，中国外交学院院长、前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就出来给了芮成钢一“耳光”，这大使日前在广州一年会上对“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坐经济舱来中国”发表了自己看法，“那是因为我们国家之间的观念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认为大使是代表国家的，因此我当大使出去肯定是头等舱。一个是国家支付，一个是个人管理，两个国家本身情况不一样。”对此，网友“韩浩月”批评道：“赵进军只讲了‘不一样’，却忽略了‘一样’，即两个国家的公务员因公出访无论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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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我们首先迎来11月8日的记者节，可“‘记者节’成‘记者劫’”的调侃再一次不幸言中。《华商报》记者“像山一样生活”发微博说：“今天是记者节，可我的《华商报》同事、徒弟，中午在临潼区火车站采访小学房屋漏水问题时，遭到拆迁办的殴打、抢相机、抢手机、删除图片、被禁锢一个多小时的粗暴待遇。刚当一年记者的她，回来哭得很厉害，心里最委屈的是所有新闻图片被删！”比这更悲催的是，11月7日下午，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发微博说：“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你妈的！”这事在记者节当天迅速成为微博热点话题。对此，网友“祁连狼”中肯地评论说：“一个学者，有鲜明的价值观和立场，这是好事。但往往，我们的学者将价值观给意识形态化了，将立场摆在无比崇高的地位了，甚至表现得颇为矫情。这样的结果，就是让他们往往失去了正常的语言能力，失去了用事实、逻辑来判断事物和分析事物

　　这一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动物”要改写，不只人是政治的动物，似乎空气也是政治的了。近日，北京连续的大雾天气让市民担心空气质量问题，北京市环保局监测的数据显示，全市轻微污染。而微博上转发的美国大使馆监测的空气质量数据却要高出许多。对此，环保局方面表示，数据不能看别人“眼色”，自我比较是在进步。针对这话，网友纷纷建言，@安替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对美使馆测北京空气，有两个对策：1）在美使馆周围建树造林，干净死丫。2）或者宣布美使馆测空气，严重泄露中国国家机密，外交抗议，驱逐大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说：“你这法不高明。我的主意是：在美国大使馆上空安个巨大的抽油烟机，让他每天监测数据都是”优“。然后”参考消息“每天转美国大使馆空气监测结果。”球球时报“发社论：”北京空气质量：让美国佬都没话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根据国际法，美国大使馆及其上空属于美国的领土和领空，所以，美国大使馆检测和公布其空气污染指数，不是干涉内政。我们批评美国大使馆检测数据，才是干涉美国内政。“而在调侃之外，两位女士的发言也很犀利。专栏作家@小V说：”和政府讨论问题，不能被牵着鼻子走。你说美

　　按：秦晖是我最佩服的当代中国学人，但其最近发在南方周末的纪念辛亥革命系列文章实在不很理想。当然，在纪念辛亥众多文章中，秦先生的文章还是可打85分，但在秦自己的文章来看，就只能打60分了。具体原因见我下面这些微博


　　1，史实硬伤

　　@邝海炎2011：秦晖《为什么人人厌恶帝制》写道：“东汉……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由于小磊兄抹去了注解，我不知秦先生的史料出处，但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认为，东汉高峰期有人口6000万，三国时最低有2300万左右，只消灭了60%。
　　@Pat就是我 此史料出于《通典》，是魏景元四年263年，三国合计户1466423，口7672811。当然实际的人口肯定比这个统计口径要多。
　　@邝海炎2011 回复@Pat就是我:这条史料指的是州县编户的人口数，相当不完备。王育民和葛剑雄都认为，由于统计能力的匮乏，丢失了世家毫族萌户、屯户、兵户、吏户，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数。秦晖自己知道葛著《中国人口史》如何权威，却将该书早已批判

　　（按：此文是今天的南方都市报社论，刊发时有点小删节）

　　近些年，社会道德滑坡已成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从彭宇案开始，一系列的“扶人被讹事件”更是让人愤懑。经过一次次的心理淤积，社会经由小悦悦事件终于爆发了大讨论。首先要肯定，不管讨论的情况如何，讨论本身释放了一种有价值的信息：无论什么时候，道德都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在毛时代，政治压过道德，导致我们后来疏离政治、冷落道德。近二十年开始有“政治哲学热”，下二十年恐怕会有“道德哲学热”。因为，当一个社会的恶性道德事件越来越多时，自发的社会运动就会起来，从而孕育真诚的道德实践家，进而建立新的道德哲学。如果说，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的罗尔斯关注的是“公正”问题，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哈维尔关注的是“真实”问题，那么，我们时代的小悦悦事件则逼着我们关注“底线”问题。
　　回到小悦悦事件本身，目前的讨论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像往常一样漫骂这18路人，似乎就是这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可这种指责能回答“如果是你，你一定不会坐视不管”的逼问吗？又或者说，每一次社会恶性道德事件出现后，旁观者都会“道德群殴”当事人，可为什么不久后还会发生类似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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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周，悼念乔布斯成为第一个热点。网友“这有意思”写道：“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一个诱惑了夏娃，一个砸醒了牛顿，一个握在乔布斯手里。而今用苹果改变世界的三个人都不在了！”而某报鼓噪出的“宁波将以5年为一个周期培养1400名‘乔布斯’”的新闻则引来一片嘲讽：“说培养就培养，你以为是毛时代种水稻啊？”“乔布斯是5年就能培养出来的吗？5000万元一个周期，3个层次培养1400个‘乔布斯’，即平均每位投资3万多元，我牙都掉了”“如果乔布斯去过宁波，那么合理的猜测是，他们弄到了乔布斯身上一汤勺的液体。复制1亿个也不是没可能。”针对“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乔布斯”的问题，网友“新海归精英”还妙语解颐：“【乔布斯在中国的八种可能】1、当选全国政协委员；2、忙于迎接各级领导视察苹果；3、与政府勾结强征农民土地；4、坐在春节晚会的第一排；5、获得五一劳动奖章、十大企业家等荣誉若干；6、在央视谈话节目中催人泪下地细数创业艰辛；7、苹果宣布进军房地产；8、大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