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的自言自语

　　2012年1月17日，在201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起工资里的中位数、众数及基尼系数这几个数据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收入的中位数、众数，特别是中位数，一定要发布，什么时候发布，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国居民收入调查工作的改进，发布内容的增加，这是必然的。如果顺利的话，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力争今明两年，甚至2012年我们就可能尝试着发布中位数。……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一直在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朋友们可以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上找得到的。……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为什么没有发布？我们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这样一来，依据我们现有资料计算的结果，我们评估了以后，感觉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
　　3天后，2012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其中就包含了中位数信息。根据这个报告：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
　　显然这不是正态分布。不过这也正常，因为收入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正态分布的，贫富差距越大越是如此。从平均数和中位数的情况来看，也不出乎意料的，平均数大于中位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数大于中位数78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数大于中位数2692元。
　　统计上还有一个常用的概念叫众数，就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数字。统计局的报告中没有给出城乡居民收入中的众数（也就是最常见的收入水平），不过在统计学中，如果一个分布接近正态分布，则中位数、众数和平均数之间存在着这样的近似关系：
　　平均数-众数=3x（平均数-中位数）
　　由此可大略的推算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众数是4628元，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6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众数是13734元，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3%。当然如果居民收入与正态分布相差越大，这样的数量关系就越不可靠了。
　　因为没有样本数据，所以别的什么也就算不出来了。贫富差距情况具体如何？咱就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了。2012年的《统计年鉴》还没有出，2011年的也没见着（统计局的网上还没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提供的2009年的数字，再假设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8%（和统计局每年的数字差不多），那么13734元的众数应当落在收入中等偏下户中。假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11%（同样和统计局每年的数字差不多），那么4628元也就是落在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之间，上下差不了几块钱。这就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怜现状。当然如果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速度慢，那么两者都落入中等收入户中也未可知（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希望统计局能够发布统计学的各项指标，所有的统计学教科书上都有的那些指标。我相信统计师考试，也不是只考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的。

　　公知，当然不是公知了，而是“公共知识分子”。何谓“公共知识分子”？查了百度，告诉我们说，公共知识分子“其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看起来，似乎我也能贴点边啊。不过看看每年的名单，还是算了吧。和那里边很多人为伍，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光从定义上看，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刻意回避了立场这一最要紧的问题，颇有点为公共而公共的意味。但是，说出来谁相信呢？没有立场的人是不存在的。别的我不了解，看看那几位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这几位凑到一起，就拼凑出了一张哗众取宠、居心叵测、碌碌无为的中国经济学的狗脸。
　　光从定义上看，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刻意回避了目的性这一问题。看起来，茅于轼和郎咸平立场似乎南辕北辙，因此名单该有一定的普遍性。实际上，他们的共性不在于上边引用的“共同标准”，而在于都是为了什么人效犬马之劳。什么人呢，反正不是普通群众。
　　炒作“公知”，无非是为了强占道德制高点。韩寒那个时候抛出韩三篇，也无非是为了赶时间。有些事情，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前推进。有些人觉得有些事情越来越紧迫了，给自己攒2012的船票。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就很容易了解这其中的奥妙。不过天涯不是说这些事情的地方。
　　不论怎么样讲，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去听一听，他们不会讲普通劳动者的辛酸与不平，他们也对劳资之间的巨大冲突保持沉默。他们会抨击GOVERNMENT，但是他们抨击的都是和碍着资本家发财的事情，或者可以煽动某种情绪的事情。他们会夸夸其谈民间疾苦，但是他们说的民间都是些和普通群众无关的另一部分民间。
　　还是鲁迅说的对。你只管向前走，不要去理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如今的“公知”就是鲁迅时代的“智识阶层”。鲁迅把他们比喻成挂着铃铛走在羊群前方的山羊。它们要把羊群领向何方？除了屠宰场，没有第二个地方。

　　方周子和韩寒干上了。这个热闹啊。
　　我读大学的时候，同寝室一位以哲学家自居的爱读《南方周末》和《杂文报》的同学，有天弄了本《三重门》。不知道是不是他买的，反正看见他读。读了之后还赞赏，说写得好。因我对长篇小说兴趣有限，又是个没听说过的名字，所以也没当回事。那个时候上海作家最红的是卫慧，最牛的书是说金贸大厦像阴茎和看外国男人踢球自己内裤都湿了的《上海宝贝》。你想，我们在浦东读书，天天看着金贸大厦啊。那时候我们还是小伙子，对女人的了解还极其朦胧，哪受得了这个。不过后来韩寒越炒越火，全上海都知道了上海出了这么个人才，我才知道点他的故事。不过刚有点印象，就听说他是新概念作文比赛里出来的。我一向对所谓新概念作文非常非常不以为然（因我有幸看过几篇），所以对通过这个途径出来的人自然就没什么好感了。而且没几天看到他亲爹写的《我的儿子韩寒》，我就更是没好感了。老爹写书给儿子做宣传，这个实在有点不符合我心目中的传统道德规范。
　　所以一直也没看过他的东西。就是听说他右了，听说他写什么段子让GOVERNMENT下不来台了什么的。他有勇气跟GOVERNMENT过不去，那我是佩服的，不说他写了什么玩意。道不同不相为谋嘛！连关注都犯不上，况且我连LEFT这边的人都不关心，前些日子马前卒还说我知道的都是些老皇历了。要不是卷入了几场纠纷，很多事情我都不会当回事，连听都懒得听。
　　这回他们的事情，纯粹是路过。无意中听到，因为闹得大，所以看看。过年嘛，就是要热闹。韩寒前些日子写了韩三篇，把自由派这些年来的陈词滥调又翻了一遍，居然引起热议，也真是奇怪啊。倒嚼，还是从不同人的嘴里，这真这么有意思？不论如何，韩寒居然和方舟子干上了，这可真是得意忘形，自取起侮了。看了老方的东西，我才知道《三重门》读zhong，不是读chong。不过也无所谓了，连韩寒自己都读错，我连看都没看过，就知道个书名，读错也无所谓了。这么想，我觉得自己还不是太无知。哈哈。

　　这些天《悬崖》挺热闹。其实，九一八之后，中共在东北的组织很快就不能立足了。实际上东北地区有活动的共产党组织，是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的。满洲省委于1931年底迁至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哈尔滨。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1936年6月以后,先后在四大抗日游击区成立了南满省委、东满省委、吉东省委、北满省委和领导城市工作的哈尔滨特委。其中,东满省委和南满省委于1936年6月合组为东南满省委,但习惯上仍称南满省委。实际上东北的中共党组织就是随着抗联走，抗联到了苏联，中共的党组织在东北境内也就基本上消失了。零星的活动有，但是不多。所以才有“一二三0案件”那样的事情，那些东北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扩大到了那种程度，也无法和中共取得联系。
　　倒是国民党一直在东北渗透，虽然一次又一次被破获，投敌的叛变的不少，但是国民党组织却一直在东北存在，并活动。如果不是光复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一举断送了整个国民党，东北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读《雪白血红》，大体上可以知道，当时东北人对共产党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我查过一些党史资料，不是很权威的，基本上都没有日占时期中共党组织在东北组织、活动的内容。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我以后能有机会查到更详实的资料。
　　快过年了！一年一年太快了！明天去老婆娘家了。这里留个把门的吧。还是去年那位绿b坝娘，我信任她，虽然绿b坝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谁知道还会有什么霸再出来。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初步测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第一产业增加值47712亿元，比上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220592亿元，增长10.6%；第三产业增加值203260亿元，增长8.9%。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6638亿元，同比增长24.4%。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39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4%，转移性收入增长12.1%，经营净收入增长29.0%，财产性收入增长24.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7.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4%。其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21.9%，家庭经营收入增长13.7%，财产性收入增长13.0%，转移性收入增长24.4%。全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上年该比值为3.23：1）。
　　不知道统计局去年统计的又是什么人，工资性收入能比上年名义增长12.4%，股市跌楼市跌，产性收入还能增长24.7%。靠。农民的咱就不去说它了。靠。
　　去年顺差1551亿美元，马建堂局长说去年的GDP中，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8%。不明白是咋回事。我才疏学浅，不懂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我只看明白一件事。就算是按照统计局的数字，工资性收入增长得也远比不上利润增长。所以，我要重提去年的旧口号：在工资这问题上，必须抛弃保守的收入增长与GDP相适应的提法，必须提出更激进的要求：工资收入的增长与利润的增长相适应！

　　伊朗总统跑去南美几国搞外交去了。这些年拉美国家的左派翻身，几个主要国家都是左派当政。所以去年连着几个总统查出了癌症，查维斯还怀疑是美国人搞的阴谋。伊朗因为浓缩铀的事情和西方国家关系日益紧张，这个时候需要获得支持。首先就是我们的伟大祖国，我们祖国就喜欢与众不同，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然后就是这些左派国家。拉美的左派，有古巴这样的共产党国家，有委内瑞拉这样的所谓21世纪社会主义，有巴西和阿根廷这样的左翼政党，还有玻利维亚这样的民族主义。伊朗总统在古巴得到了热烈欢迎，发表演说抨击资本主义，慷慨激昂。
　　其实作为共产党，当然该有点起码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不好，总比专zh制神棍国家强一些。伊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说穿了一点都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神权和世俗权利高度集中的半资本主义半伊斯兰原教旨的国家。美国说它是流氓国家，可能是过了一些。但是其实也差不多。现在它搞核能，是对全世界的威胁，决不是仅仅针对西方国家的。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智者的行为。但是，古巴人应该也不是傻子。我觉得，看起来是内贾德圆满成功，得到了拉美几国的明确支持。实际上，倒可能是古巴什么的在怂恿伊朗人发昏，公然与美国人叫板，好把火烧到波斯湾去。伊朗说起来人口多，军事实力强，但是这与美国和欧洲比起来，都不算什么。这20多年来，每个和美国打仗的政权，都号称军事实力如何如何强，但是一旦动起武来，都是瞬间灰飞烟灭。很简单，你再强，还能强得过发达国家？别说和美国比，和以色列比都未必算强。说什么有人民支持，都是屁话。人民永远不可能真正支持独c裁z者。内贾德昏到HIGH的时候，就是伊朗大难临头的时候。

　　资本家狗血喷人，说工人懒，不肯多做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明了工人是多勤劳，但是还是工资奇低。这样低的收入，还嫌工人不够卖命，这些畜生简直都得了利润狂犬病。
　　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一个产业部门，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国家统计局在《中国人的生活时间分配-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数据摘要》中的数字也表明，在有酬劳动方面，在工作日所有参与者的活动时间相差不大，除了没有收入以及500元以下两个组别之外，其余各个组别之间的差别，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只相差21分钟。这足够说明收入与劳动时间长短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了。
　　工人收入是劳动力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劳动没有价值。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假象，似乎工人所有的劳动都是有报酬的，工人的收入是按照劳动时间来计算的。实际上，劳动力的价值是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无关。性质差不多的劳动力，使用的劳动时间越长，它的价值就必然越分散开来，这样每个小时的工资必然更低。这又造成另一种假象，小时工资低，为了多赚钱必然要多劳动。这实际上是对工人的无耻盘剥，还要用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说辞来污蔑工人懒！
　　工人也是人，工人必须有人的生活。19世纪就提出8小时工作的口号，到了今天，中国的农民工还要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这个劳动强度，和19世纪（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差不多。所以你现在读《资本论》，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你会觉得那简直就是中国的事情。换个名字就可以了。工人也是人！工人必须要减少工作时间，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来丰富自己的生活！马克思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载重的牲畜。”而那些利润的牲畜妄想把工人全部变成载重的牲畜，必须要与他们斗争！

　　富士康跳楼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是在2010年密集爆发14连跳之后，引起广泛关注。2011年8月1日，富士康宣布将在3年内用一百万个机器人取代50万员工。人少了，跳楼的自然也就少了，机器人是不会跳楼的，大概富士康老板是这么想的。此外，当然还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要不断提高，可以赚取超额利润。固定资产折旧，好象还可以抵税什么的。怎么看都比爱跳楼的工人更可爱。
　　刚进入2012年1月，富士康就又出了事情。这回更牛，100来号人要集体跳楼，武汉市长都跑去了。工人没有什么渠道和资本家讨价还价，就剩自己一条贱命。现在看来，一条命不够，要100来条命，才能起到效果。恐怕时间一久，100条命也麻木了，两三年之后要站满满一楼顶才行。
　　到了最后，就是得造反才行。
　　可鄙的是，老板们嚷嚷起新生代工人“未富先懒”了。因为工人贪得无厌，所以工资不停涨，涨也还招不到人，招到人也做不久，所以没办法，只好找机器人。说过去的工人为了保住工作连亲人去世也不敢回去。“台湾企业打尾牙，工人轮换吃饭，吃到最后菜都凉了，然后继续上班。”深圳市东方宇之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玉梅表示，以前如果哪个工厂没有加班，大家都不愿意去，因为增加收入主要靠加班，而现在她看到有的工人“刚发了工资的半个月，走路很有气势，剩下半月就蔫了，因为钱花完了”。
　　总之，工人天生就是给资本家赚钱的。如果工人把自己看作是人而不是资本家的赚钱工具，那工人就是罪大恶极。
　　现在的工人真的“未富先懒”了吗？其实，他们“未富”是真的，“先懒”是假的。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发布了一个报告，《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这个报告建立在对6000多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电话调查基础之上。该报告明确指出，“2009年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417元，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为1328元，上一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543元。……虽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比例都更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明显要低于上一代的农民工。”这就是新生代农民工（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懒”，该报告明确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个小时，与其他年龄段农民工的劳动强度并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的比例为52.4%，平均每天工作9-10个小时的比例为38.8%，另外有6.4%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需要工作11-12个小时。与上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勤奋，仍然是吃苦耐劳的一代。”
　　而对于某些人整天念念不忘的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无法落户城市，该报告也给出了有力批驳：67.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收入太低”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63.2%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住房问题”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认为“地位不平等”是制约在城市定居的重要困难和障碍的比例的只有7.8%，选择“社会保障不完善”的也不过24%。
　　这些黑心肠的资本家们，残酷剥削工人，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最后一点油水，还要血口喷人，污蔑他们。而那些资本家们的厚颜无耻的狗们，对农民工的低收入避而不谈，一味把所有话题都转移到“城乡二元结构”上去，也是一群畜生。

　　今天，2011年12月和全年的物价指数出来了。全年CPI5.4%，算是很高了。2011年的CPI是两头低中间高，2012年控制物价仍然不能松懈，千万别像2011年这么折磨人。
　　我把2011年各月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以及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中的城市和农村数据总结出来，做了两个图。因为天涯相册今天又抽了，图贴不上来，下次再弄吧。（好了。）


　　从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超过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又超过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之间的差距变化不大，基本上维持在3.2%到3.5%之间，但是11月和12月随着物价指数的下降迅速收窄，12月下降到1.8%。这个差额应该大体上就是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流通费用（包含利润）。
　　还可以看出，农村CPI一直超过城市CPI，CPI越高，差距越高。但是在总的权重中，城市CPI超过农村，所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更贴近于城市居民的CPI。也是到了年尾，随着CPI的下降，三者之间的差距收窄了。
　　10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下降到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下，12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也下降到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之下。看来，未来几个月的通货膨胀情况趋于乐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比较平滑，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则波动幅度比较大。全年消费价格指数标准差为0.76，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1.8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达到2.31。大概说明政府对消费品价格可能控制得比较严格？看起来似乎是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更有“黏性”。但是，我还是认为，不论长期来看，还是短期来看，不同商品对货币数量的反应是不一致的。没有理由认为长期来看，各种商品的物价上涨幅度都是一样的；甚至与货币数量也是不成比例的。我坚持古典的货币理论：不是货币数量决定商品价格，而是商品价格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

　　自1999年以来，巴克莱银行每年都会公布金摩天大楼指数。巴克莱资本分析师认为，摩天大楼的大规模建造与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有着“不健康的关联”。
　　比如，全球首座摩天大楼是竣工于1873年的纽约公平人寿大厦，当时刚好发生历时5年的经济萧条。这座大厦在1912年被拆毁。迪拜的哈理法摩天大楼在建造时，迪拜差点儿破产。美国的帝国大厦建筑，帝国大厦修建时，美国发生了经济大萧条。其它的例子包括1974年完工的芝加哥威利斯大厦（以前叫西尔斯大厦）。该大厦夺下当时全球最高建筑，但随后发生石油危机，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1997年，吉隆坡双子塔楼取代威利斯大厦成为世界第一高大楼，亚洲随即发生金融危机。等等。
　　巴克莱资本分析师对此解释道，通常情况下，全球最高摩天大楼群都是风糜各地的摩天大楼建造热的产物，这反映了资本被大规模地错误配置，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调整。这种说法当然有片面的地方。帝国大厦开工，应当已经是在经济危机期间了吧。
　　报告中说，中国目前修建的摩天大楼最多，规模也最大。印度目前也有14座摩天大楼正在建造当中。巴克莱银行表示，投资者应当特别对中国感到关注，因为目前全球有53%的摩天大楼都在中国兴建。言外之裔就是：中国有点玄，印度也正往坑里跳。

　　欧洲要收碳排放税，中国不高兴，说其实这笔钱欧洲不一定用来堵什么窟窿去了，中国的航空公司据说也打算要停飞欧洲。这个负责任的大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说的天花乱坠，做起来就不一样了。
　　不过这也并非是这个国家独有的。欧洲也在商议收金融交易税，英国坚决不同意。伦敦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服务业是英国的重要产业，所以英国毫不含糊。现在法国打算率先独自征收金融交易税，萨科齐正在动员默克尔在德国也征收这个税。意大利对此也很感兴趣。意大利是穷国，凡是能增加政府收入的事情都会感兴趣。欧洲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分裂的意思，以后要如何走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面临大选，增税还是减税方面国内斗争激烈。民主党打算征收高额所得税，甚至一群富翁也声明愿意多交税，但是共和党是坚决不同意。美国国内这些年右翼势力渐长，茶党的兴起就是一个标志。但是谈到延长一项对工薪阶层减税的法案，共和党却没有那么爽气了，与民主党在国会内斗争的激烈，在十二月国会不得不只把这项法案延长了三个月。
　　有财产，有收入的巨大差异，有利益的迥然对立，这些区别体现在方方面面。整天琢磨阴谋论的好汉，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到处都是斗争，到处都是纠纷。只不过这些斗争并非是通过阴谋和暗算的方式进行的，不太合乎这些好汉们的胃口。但是，对于理性看待社会现象的人来说，关注点还是应该在正常的事情上。

　　有些人觉得换个名词，就改变了问题。
　　中央编译局网站上有篇文章，《马克思“资本家”概念与当代中国资本者》。作者为了表明中国的资本家不是马克思所的资本家，就造出资本者这么一个名词。好象是马克思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概念不够用的时候，名词就出现了。
　　作者首先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家”概念。作者告诉我们，在马克思这里，“资本家”这个概念有俩属性。一个是，资本家是剥削者，但是其存在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二个是，资本家也是劳动者。因为：一，资本家的劳动是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资本家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三，资本家的劳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四，资本家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家”这个概念，现在怎么看都是一个辩护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了。作者进而阐述要善待“资本者”，因为“资本是工业化的根本支持要素”，“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就差最后一证明“资本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要素”了。
　　作者的这种小聪明本来就不多，还全都没用在正地方。作者这样引用马克思的话和得出结论。‘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剥削在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不能要求资本家为这一历史关系负责。’
　　马克思说个人不能对那些关系负责，那些关系是一定的阶级关系。个人不能为这些关系负责，并不是资本家不能为这些关系负责。因为马克思说不能负责指的是个人，而资本家指的是一个阶级。
　　作者还这样引用和得出结论。‘“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资本家的劳动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条件，这种劳动涉及到生产的全过程，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劳动不可替代，与资本家是劳动者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家是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而不是相反。而且这种劳动也越来越为经理和其他监管人员（马克思说的工业的军士）等执行。
　　作者还这样引用和得出结论。‘资本家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凡是有许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厂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马克思认为，只要参与了全部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就是总体工人中的一员，就是劳动者。而且，从积极意义上来讲，资本家的劳动是社会生产最为重要的劳动形式和环节之一，也是一种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从马克思的论断可以看出，生产劳动者不仅包括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而且包括从事管理和监督的资本家，也包括从事科技研发的脑力劳动者。只要实际参加了生产过程，并且构成了整个生产过程的具体环节，就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就是劳动者。’
　　作者需要了解，马克思是在论述分工的时候做的那些阐述，而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工人在资本主义分工下成为了“局部工人”，所以才需要有一个凌驾在劳动之上的权威指挥全部劳动。这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指挥劳动的赞扬，而是对这种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本身应该是与其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被资本家攫取了。
　　还有其他很多断章取义、胡言乱语。作者是中央党校的人，难怪这么有学问。

今天收到了朋友王荣欣寄过来的、他翻译的书，杰克·古迪的《烹饪、菜肴与阶级》。王兄是整四年前的大冬天见过一面，寒风中我们躲进了鲁迅纪念馆。转眼几年过去了，王兄已经就读了研究生，还翻译了这本有趣的书，真是让人惊喜。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这回总算又接上头了。
　　看着这本书，想起了我这几年来陆续收到的一些礼物。前几年杨斌林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创新与西方经济学批判》，因为我更早的时候评论过他的《再生产平衡表研究》。虽然我们接触不多，但是我对他的书相当感兴趣，对他的执著也感同身受。我真希望他的书能有更多的关注。
　　看看书架上，别人送我的书还真不少。归纳第一次见面，送了我一本根据法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归纳后来还送给我一本关于了不起的逻辑学家哥德尔的书，读了之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好好跟归纳学学逻辑。还有那厚厚的七大卷图克的《价格史》，这套书价格不匪，小谢慷慨赠送给了我。想想我和小谢相识快10年了，他也不小了。累得，他头发越来越少了，胡子都来不及刮。
　　朋友老高送了我几本英文书，什么EFFECTIVE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之类的，我又不爱看，扔了又不是那么回事。我都怀疑他就是自己没地方处理所以干脆送我了。下次见到他，要好好问问他。这家伙读博士，忙的，一边写论文（自称全是垃圾），一边到处去教课，跟我说比我赚的也没少多少。
　　谈到英文书，我还有一本AMERICAN HISTORY DESK REFERENCE。是2008年的时候，我一个美国同事，因为我帮了她不少忙，和我关系不错，正巧有人去美国，说要送我个礼物。我说那你就送我本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吧，CHEAP ONE，EASY TO READ。后来她就给我弄了这本书。看看还挺有意思的。也算是朋友了，时不时的还是会发个邮件互相问候一下。美国人，有时候也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我还有一本很旧的书，美国人B.霍夫曼写的《量子史话》，关于量子力学理论史的。定价5毛5，1979年出版的，奇怪的是，是根据1959年的版本翻译的。所以了，1979年的时候就不是很跟得上的，现在自然更落伍了。不过这书是真不错，写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写的历史方面的书，不是太枯燥，就是瞎胡扯。而外国人，幽默风趣，轻松自然，内容还挺严谨。我喜欢看外国人写的历史书。这书是上中学的时候从老崔家的杂物间里翻出来的，后来也不知道怎么跑到我手上了。好象是老崔送给我的。好象他还送给我一本红色塑料皮四卷合一的那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所以我常说，其实，我读毛主席的书，比读马克思的书要早。
　　想一想，我的朋友还真不算少。这是送给过我书的，其余的还有很多。朋友们，祝你们都生活得快乐！

　　我的书正式决定不出了。
　　从2009年夏天写起，就不顺利。2010年一月完稿后，就更加不顺利。出版社换了好几个，要么是不肯接（还是不敢接，我也不知道他们怕什么），要么就是编辑们满脑子小算盘，拖拖拉拉大半年，然后又不接了。2011年我自己开始联系出版社，亏朋友帮忙，总算有人愿意接了。但是又是拖拉，不过这回不是出版社拖拉了，是有关部门审查得拖拉。反正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时间飞逝，光修改稿，大概就不下十个。中间还夹杂着找人写序、写推荐语这样的事情。推荐语和代序是两位很有名望的人写的。但是这也没有用。反正是审查啊审查，拖拉啊拖拉，自己出钱出书都这么费事，这是什么年月，钱都不好使。
　　元旦前，帮忙出版的朋友告诉我，要到春节后了。我请他取消出版合同了。不出了。我已经心灰意冷了。当初写书，是受人怂恿。打算自己出钱出书，是因为心有不甘。现在想想，没什么必要了。因为很多观点，我在2007年、2008年说的时候，还是崭新的，就是2009年写的时候，也还是很有超前性、预见性的。但是如今已到了2012年，很多预言都已成真，这时候再出版，都成了马后炮；很多分析陆续都已经有人重复做出，虽然未必做得比我好，但是那些分析和那些观点也已经不新鲜了。这样的书，恐怕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不但钱图不上，连名也得不到。我这是何必呢。何必呢。
　　我打算近期再修改一番，反正不是为了出版了，原来有避讳、故意写得含糊的地方，也可以说的清楚、明白、直接一点了。一些应景的废话也可以不说了。修改好后，我就发到网络上来。有兴趣的自己看吧。

　　福州路上的商务印书馆不知道哪里去了。现在是一个馆子了。
　　我97年来上海读书时，商务印书馆在福州路河南路路口的科技书店二楼还是三楼，忘了。我从外滩往西走，遇到的第一个书店就是科技书店。上去了，就瞧见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大名谁人不知啊，别说看过点鲁迅的书，知道点三十年代的典故。就是那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多么重要啊。在那里转了好几次，买了几本书。黑格尔的《逻辑学》上下册和《小逻辑》。还有一些什么都忘了。
　　几年后，科技书店的商务印书馆突然消失了。又过了忘了多久，又在中国外运的楼下出现了。这次是转移到了福州路福建路路口。门面依然不大，上下两层。这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手上多少有点余钱，就买了一些经济类的书。熊彼特的，斯威齐的，张五常的，卢卡奇的，罗宾逊夫人的，弗里德曼的。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找了好几年才买到，后来又丢了，不知道哪里去了，真奇怪。幸好这书不出则已，出了就卖不光，就又买了一本。
　　再过了几年，科技书店也消失了。原来科技书店的那栋楼，现在不知道在做什么，好象是卖一些文化用品什么的。反正书店是不存在了。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就此消失了。
　　商务的门面小，所以每次经过都要进去瞧一瞧。反正东西也不多，看一遍没多少时间。商务旁边原来有一个广州日报的什么小书店，没多久就关了，变成了一个饭馆。如今商务也没了，也变成了一个饭馆，真是可叹也夫。
　　上海的地价之贵，房租之高，开书店可能确实有点困难。商务印书馆这种国家的出版社，大概也承受不起。像上海季风书店，在市内的门店几乎全部关闭了，就剩下地铁站里的一个，据说还是地铁公司做了让步给留下的。北京的风入松书店，我还去过几次，听说也早就关门了。租金越来越高，恐怕以后卖书只有摆地摊才能赚点钱了。
　　租金太高，其实是什么生意都难做的。中国外运那个楼下的小店面，商务印书馆还算时间长的。其他的饭馆多是开了关关了开，换了好几茬了。听说在日本东京一个顶级商业区的顶级地段，房租高到什么生意都做不下去，只有一个生意能维持，就是卖果汁。因为买的人多，而且买完就走，流动性大。如果是在中国，恐怕哪天房租高到连卖果汁都做不下去，大概也不是没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