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桦专栏

　　【提要】2008、2009自来水普查结果很不理想，有关部门一直没公布，意味着很多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不少劣质水；新的抽样检测结果说达标率有83%，但换个角度看便是“不合格率为17%”。
　　
　　
　　近日一则“全国普查自来水合格率仅50%”的消息，引发公众担忧。对此，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有关负责人回应，据2011年最新抽样检测，我国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83%，我国城镇供水总体安全，近年来水质不断提高。
　　
　　“达标率83%”，并不是对“合格率50%”的否认。此前媒体的报道，是针对2009年全国自来水质量普查的情况，当年的普查结果一直没公布，业内专家便向媒体曝出了合格率仅50%的数据。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主任邵益生也承认，2008年、2009年对全国4457个城镇自来水厂进行普查，其中城市自来水厂出厂水质达标率为58.2%。
　　
　　这里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一是，2008、2009的自来水普查得出的结果很不理想，有关部门一直没公布这个结果，意味着很多居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不少劣质水；二是，新的抽样检测结果

　　你可晓得，我国每天有多少人猝死吗？答案是：至少1000人。记住，是每天，而且是不完全统计。这其中，以男性人群与中青年居多。据央视5月4日播出的《新闻1+1》节目报道，我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专家认为，过劳，是猝死的主因。
　　
　　“鞠躬尽瘁”一词，原来多用于为事业操劳过度的公务人员；如今看来，广大劳动群众更适用于这个词语。据报道，上个月深圳市急救中心在11天内曾受理过16例猝死病例，这些人在死前大多有过加班或熬夜情况。另据上海市社科院的报告，去年该院对92个过劳死案例进行分析后指出，近年来过劳死发病率直线上升。在北京，1998年120转运救治的中青年猝死者为80多名，到2011年这一数字上升为270多名；在青岛，每年超过500人猝死，这些人被当地媒体称为“累倒的一代”。
　　
　　对于这一日益严峻的现实，专家们照例会开出一些“药方”，譬如，要加强健康教育，要少加班、少熬夜，注意劳逸结合，云云。意思就是说，对于猝死者而言，其直接的杀手是劳累或健康意识缺乏。问题在于，这样的“药方”多年前就经常有专家提出，但猝死病例却是不降反升。原因出在哪？

　　【提要】假如献血者兑换“无偿血”时困难重重，而不献血者通过权钱可顺利得到血，那必然会压缩血源，导致“血荒”积重难返
　　
　　
　　温州市中心血站站长和一位副站长日前被免职，事情起因于该市“献血功臣”王女士用血遭拒。报道称，王女士10多年间累计献血达1600毫升，但其丈夫因手术需用血时，血液中心拒绝直接提供，要求她“再献”，而王女士此时已过55岁献血年限。“一人献血，全家受益”的口号因此事再受舆论质疑。
　　
　　印象中，这是近年来“血荒”背景下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尤其是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媒体几乎都重点关注过当地手术用血告急的现象。许多病人因难以等到相匹配的手术用血，而被延误治疗时机，有的甚至因此失去生命。此现象早在一些地方衍生出一个土政策，名曰“互助献血”——病人要用血，其家人必须先献血。许多持献血证的人也被纳入“互助”范畴。我本人就有过相同遭遇：去年夏天，我妻子住院手术，我就“被互助”过一次，尽管我此前已经“光荣”献过血。
　　
　　这说明，“一人献血，全家受益”之法律精神所遭遇的尴尬，并非个别现象；处分两位站长也远不能解决日趋紧迫的“

　　【提要】名校之所以有名，很多时候并非教学水平有多厉害，而是学生考试水平厉害。他们“掐”到了最善于拿高分的学生，教育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眼下，全国各地的“小升初”暗战如火如荼，“掐尖”又成为热词。不仅家长和学生为争夺“尖子学位”积极备战，许多学校也在为争夺尖子生而暗自角力，有的公办名校甚至到小区挨家挨户“洗楼”。《南方都市报》昨日有报道称，广州天河区市民周女士近日吃晚饭时，遇到一位陌生来客，原来对方是区内某公办中学老师，前来游说周女士女儿报读该校。据周女士了解，在同一小区内，一些成绩好的孩子，基本都被公办中学“家访”过。
　　老师如此不辞辛劳，可谓用心良苦，可惜他们只为“锦上添花”而来，那些成绩平平的学生家庭，自然不会被光顾。尽管，这些学生更加需要扶持；尽管，许多公办学校把“掐尖”精力用于公平招生，也会让更多普通学生受益。
　　也许你还不太清楚那些中学是如何“掐尖”的。所谓奖学金，只是某些学校的一碟小菜。更耗费精力的，是“掐尖”的中学要掌握好周边所有小学的学生资料，以便分析、评估，最终敲定值得一“掐”的学生名单。如报道所述，“洗楼”的老师对

　　不得不说，这又是一个“官场神女”。山西文水县女官员王辉，15年前“留薪留职”去经商，人不在任上居然也能一路升迁，官至副县长。针对媒体披露的这起“女商人吃空饷15年当上副县长”之奇闻，新华社昨日报道称，吕梁市已介入调查。但同日又有媒体披露，女副县长被指恐吓举报人，《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爆料：王某要求捅出此事的线人证人改口，扬言“不改口就制造交通事故，撞死你”。
　　
　　“制造交通事故”，这话听起来与为官者的身份不太相符，但如果出自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官员之口，也就不足为奇。某种意义上，此言恰好印证了当事人的真实水平与素质，换句话说，被质疑者是在间接地自证其黑。这样的执政水平对当地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所以，文水县的老百姓应当庆幸王某在吃空饷，而没有真正上任管理他们。
　　
　　如此“黑老大”般的匪气，无疑揭示出王某的气急败坏。我们当然能想到，幕后的事实是不可告人的。如新闻所述，王某的一路当选，背后皆有“高人”发号施令。当地多位官员证实，“选王辉当政协副主席是县里的一个政治任务，市领导对县委书记说，如果她选不上，你这个书记就别当了。选不上，政协主席

　　如今的城市，缺房住的市民比比皆是。但你可晓得，有许多专为困难群众建造的保障房却没人愿住？先从《经济参考报》昨天的一篇报道说起：近日不断有消息曝出，部分城市首批公租房遭“空置”，与公租房建设热潮形成对比的是，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公租房乏人问津。据了解，位置偏远、价格偏高，是公租房受冷落的主要原因。
　　
　　我一度以为这是条旧闻，因为早在五、六年前，关于经适房建在偏远地带而受冷落的报道曾一茬接一茬。直到近两年，这类消息就没怎么听说了，我以为这是政府部门知错就改的良好表现。现在再听到这种事儿，怎不叫人吃惊！
　　
　　偏远地带的经适房不适用于低收入上班族，有私家车的人便可取而代之，这里牺牲了公平，但好在没造成较大资金的浪费。而偏远的公租房却不一样，限于户型、面积和只租不卖的约束，有钱有势的人是看不上的；因为交通、购物不便，拿来转租给别人同样徒劳无益。所以，这类公租房的命运很可能就是摆设。但此种摆设却是庞大的财政资金换来的，想想看，让它们闲置在荒草萋萋的郊野，会是怎样的浪费？而造成这一结局的，便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概念：盲目规划。
　　
　　如果说某些地

　　先从近日的一则奇闻说起。武汉有个沙湖，面积曾有上万亩，如今缩水至119亩。其他消失的面积被填埋成了陆地，上面挤满了豪宅别墅、商业大厦、漂亮小路什么的。这事儿被媒体报道之后，武汉市园林局一位副局长这样解释：填湖修路，是为了更好保护沙湖。
　　
　　我之所以说这是奇闻，一方面是因为上万亩湖面缩至119亩，似乎表明沙湖自身也在抗议，留下个报火警的号码向世人宣示十万火急；另一方面是，官方的奇谈怪论糟蹋了一个好词——保护。填湖是为了保护，这个意思跟近来流行的官话“保护性拆除”一样。如果再联想到“保护费”一词，你肯定会觉得，“保护”的词义，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说起来，含义朝反方向发展的好词，如今已是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小姐”与“秘书”，应属最早被糟蹋的两个词语。就像“保护”也意味着“破坏”一样，在很多语境中，“秘书”其实不是秘书；“理发店”其实不理发；“临时工”的工作其实很正式；“干爹”其实是情夫的代名词，他可以要求“干女儿”穿齐B小短裙……
　　
　　对于那些词语的沦陷，权贵们“功不可没”。由于掌握了更多话语权，乱用词语，随意发明创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用坏的皮包、穿烂的皮鞋扔掉后，究竟去了哪里。现在看来，它们有可能被人吃掉了，吃我烂皮鞋的人可能包括病人、儿童，甚至我自家人。
　　
　　继央视主持人曝光一些老酸奶、果冻添加了工业明胶后不久，央视与新华社等媒体日前又抖出骇人消息：工业明胶还用于制作药用胶囊。报道称，河北有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然后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药用胶囊生产企业，这些胶囊再通过制药企业进入消费者腹中。随后山东、浙江、江西等地也被发现有不少企业干这种非法勾当。经有关机构检测，已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其中包括修正药业与格拉丹东药业。
　　
　　一想到自己扔掉的破旧皮革可能被回收利用于食品与药品，我仿佛感到自己也做了对不起消费者的事儿。可是，家里的破烂不扔到垃圾桶，咱们老百姓个人，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垃圾呢？政府好象没有统一的回收渠道与常规处理手段，而如今的商人们又严重缺乏道德血液，所以，那些废旧的皮革最终被人的肠胃所消化，是不足为奇的。
　　
　　自己用坏的物品，最终由自己的身体来处理，是多么富有传奇色彩的黑色幽默啊！
　　

　　蒙牛近日发布公告，高调换帅，杨文俊不再担任蒙牛乳业总裁一职，由中粮集团的孙伊萍接任。这意味着，随着杨文俊“退居二线”，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十大创业元老已全部淡出经营管理层。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用了“蒙牛彻底不姓牛 中粮不当甩手掌柜”这一标题，文中透露，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对蒙牛高层的不满由来已久，称发展一定要以产品质量为首要考虑因素。
　　
　　上述信息当然会让人读出这样的意思：在过去的三年间，蒙牛的一系列令人极度失望的表现，与“牛派人马”掌管不力有关；而中粮集团希望通过自身的全面接管，能给广大公众带来一个全新的蒙牛。应该说，这样的信息是积极而正面的，对广大消费者而言，也是值得拭目以待的。
　　
　　如大家所知，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以来，蒙牛被不断爆出丑闻。尽管2009年7月中粮携手厚朴以61亿港元入股蒙牛，成为蒙牛最大的股东，但蒙牛产品质量问题仍旧如开了闸的洪水：2009年9月，蒙牛等知名企业液态奶再被检出三聚氰胺；2010年4月，陕西周至县18名学生喝蒙牛牛奶后中毒；2011年4月，陕西榆林市251名小学生饮用蒙牛牛奶后中毒；同年12月24日，蒙牛

　　又一位可怜的孩子成了“棍棒教育”下的冤魂。这事儿说起来，真是惨不忍睹。如新闻所叙：年仅4岁的留守儿童小茹到东莞与父母团聚，两个月后，因犯了“错误”被父亲徐文辉绑起来用铁丝抽打、烟头烫手心。小茹呼救时，父亲用防尘布和纸张塞住她的嘴巴，让她无法挣扎和喊叫，不久，小茹便在父亲的暴打中停止了呼吸。这位“狼爸”近日在法庭受审时，辩称自己只是“棍棒式教育”用得过度了，不属于故意杀害。
　　
　　如此看来，“棍棒教育”把握得是否有分寸，是定性的依据——不过度，便是正确；过度，便只好认错。但，这个“分寸”其实也是非常可怕的，用得“过度”，可能是夺人性命；不“过度”则至少也是让孩子的身心伤痕累累。假如这次不是致人死命，这位父亲及其所有热衷于暴力教育的家长们，都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一切针对孩子的暴力行为。
　　
　　这种带有强烈专制、独裁色彩的家庭暴力教育，其实施者，如今有了两个很时髦的称呼，分别叫“狼爸”与“虎妈”。都知道，这两个称呼起源于两个家长，这两个人，分别出了一本书，各自吹嘘其狼性（虎性）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孩子考上名校了。这在本来就有着“

　　近日，新华社曝光了一起路政系统腐败窝案：福建泉州市公路局稽查队对违章车辆选择性执法，交钱就放行；而且“工作出色”的稽查队小组负责人还能额外获得超载超限车队的“红包”奖励。为避免“误抓”，让车队放心超载超限，稽查队还为其特制了“通行证”。
　　
　　这样的窝案并不新鲜，许多网友看过报道后也在跟帖中这么认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检察机关通过此案线索，共查出10件泉州路政系统腐败案。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查处过程中，有关部门还从行贿人那里挖出了当地交警、交通等部门的腐败窝案，呈现出群体性、行业性受贿模式。如果大家记忆力不坏，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群体性、行业性的腐败案件，近年来发生频率颇高，以至于很多行业领域都先后戴上了“腐败重灾区”的帽子。
　　
　　“一查一串、一端一窝”，这话近年来频频被反腐官员提及。从官方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多数腐败案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牵连、相互影响，仿佛“滚雪球”一般。譬如广西防城港一棵树苗牵出的腐败窝案，由会计对树苗做假账引起；事后一查，查出了市政园林管理处两位副主任；再查，又揪出了该部门“一把手”。去年被深挖出来的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

　　鉴于上演的频率颇高，“强行征地”这类新闻本来已没多少读者关心了。但河南上蔡县景庄村民遭遇“无公告、无协议、无补偿”式征地一事，最近却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微博爆料人将此事跟温家宝攀上了关系，称“温总理刚走 麦田就被铲”。
　　
　　其实，温家宝不久前对河南农村的考察之行，并未包括上蔡县。不过在这次的考察中，他有一段话值得包括上蔡县在内的各地领导干部仔细体会，他说：“我们欠农民很多，这是心里话。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的建设、发展，农业是基础，农民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我们应该有力量、有财力帮助农民生活得更好。”
　　
　　我们看看上蔡县是怎么做的。这次强行征地350亩，当地政府在程序不合法、村民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就动手铲除了大片农田的麦苗。村干部甚至在强迫村民签署同意书时扬言：“不签字一分钱也拿不到，饿死你。”麦田已经被毁，赖以生存的土地正在失去，对农民而言，签字，与不签字，不都是一样的结局吗？这样的征地行动，显然已将老百姓的死活抛诸脑后，同时与国家对耕地的保护政策背道而驰。
　　
　　耕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令人悲哀的是，愈演愈

　　“3·15”可真算得上一个丰富多彩的日子，各种丑态集中展现，几乎成多种社会问题的缩影。打假维权，当然是这一天的主题，但打着打着，你突然发现竟有不少以打击侵权为名的侵权者在偷偷发笑。这几天异常活跃的山寨“3·15”网站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报载，目前国内非法“3·15”网站数不胜数，仅北京地区就有数百家。这些非法网站刊登或转载消费者的投诉信息后，再通过索取涉事企业的公关费和删贴费牟利，日进数万元，而消费者从头到尾都被利用。据业内人士透露，“3·15”前后投诉最多，他们挣的钱也最多，业务量翻番。这可真算得上一本万利的生意，先用低廉成本将自己伪装成主持公道的角色，再将“山寨权力”变现。这其实跟冒充高官收取“摆平费”的伎俩无异。
　　
　　这种事儿的吊诡之处在于：本该用于维权的“3·15”招牌却被用于侵权；“破财消灾”的企业本该是受骗者，实际却充当了合谋者；本该向正规渠道申冤的消费者，却把希望寄托在骗子身上，成为对方敛财的工具。真相的被删除，也是良知的被删除。而这种以透支社会道德与诚信的行为，居然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此类删帖，实质是

　　政府部门领导班子存在“1正N副”，不是新鲜事儿，但对于“N正N副”之事，则是头一次听说。据《南方都市报》3月7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农业厅党组书记陈家记日前在两会分组讨论中自爆：广东省农业厅拥有19个副厅级以上干部，其中7个是正厅级。此外，陈家记还担忧众多处级干部的出路和待遇问题，呼吁有关部门重视。
　　
　　这事儿经陈书记这么一说，会让人立马联想到它其实也不能算新鲜事儿。我们知道，此前“1正N副”开始进入舆论视野后，相同的事就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在媒体上冒出来，大有各地相互试比多之势。譬如，有人踢爆辽宁铁岭市有9名副市长之后不久，河南新乡市的11名副市长刷新了纪录；铁岭市政府有20名副秘书长，河南商水县政府则以28名秘书的规模“傲视群雄”。再后来被曝光的深圳市科工贸信息委主要领导“1正20副”，也一度令舆论惊叹不已。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N正N副”也不可能是孤例。
　　
　　其实，广东省农业厅所谓的“7正12副”，只是“1正N副”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厅长的位置肯定只有一个，其他正厅只是享受相当级别。以此类推，许多地方的“1正N副”，也可表述为“N正N副”，因为副职享受正级的情形，是广泛存在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这在许多报道中的官员名单或官员名片中，名字后加注的括号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此现象起码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的干部越来越多；二是机构改革很多情况下只是机构合并。

　　在陕西榆林市，出现了一辆“最牛校车”：车前写着“警察”，车身写着“司法”，车牌号为“陕KD006警”。此车专用于接送学生，据说已持续五六载。近日由于媒体曝光，警方介入了调查，发现该车竟是一辆套牌车，车主是榆林市司法局下属政法干校在编人员。交警部门已扣押此车，并表态说一定会顶住压力将事情调查清楚。
　　
　　这事儿居然需要“顶住压力”调查，敢情不简单。但以我所见，事实似乎并不复杂。司法局长已公开承认局里都知道这情况，并说此车主要接送司法局职工子弟，还兼顾了其他市民的孩子，所套的“陕KD006警”车牌号原先归市司法局所有，后来过户到下面一个县的司法局。你看，事情已很清楚，而且这辆套牌的“警用校车”之所以存在多年，是因为所套的牌号是自家的，我不举，官不究。
　　
　　这里其实也有几个值得肯定之处，一是交警决定“顶着压力”调查（如果声称“顶着压力”处理会更好）；二是套牌的车主没有被认定为“临时工”；三是不少机关外的平民子弟也沾了光，但是有偿的。假如这辆“最牛校车”对平民子弟也免费接送，或者只收点油钱，而不是“小学生每学期1000元、中学生1500元”地明码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