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桦专栏

　　为加大食品安全保护，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布的《食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到2015年，我国将制（修）订国家和行业标准1000项，并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使食品质量抽检合格率达到97%以上。
　　
　　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给人的感觉是，千项食品标准集体发力，应当会有不错的效果。我们当然明白，眼下的食品安全问题肇因颇多，其中执行不力是主因之一。但必须得承认，产业标准的健全，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极为重要，因为它是规范食品生产、打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重要依据。我一般比较反对将标准与执行混为一谈——执行不力请找执法者问责，那不能说明我们就不要标准了嘛！
　　
　　不过，国家相关部门这项大动作所透露的潜台词，颇具讽刺意味——原来我们现行的食品标准，有那么多欠缺和不足。那么接下来，上千项新的食品标准，就必须吸取原来的教训，扬长避短。做到这点，说起来倒也不难，那就是要解决好标准由谁制定的问题，不要出现利益集团绑架行业标准的现象。
　　
　　一套严格的食品标准，只有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成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标准。但现实诚如大家所知，一些企

　　时下，“被满意”现象屡见不鲜，人们早就习以为常。在此背景下，有政府官员提出反对畸高满意率无疑会令人耳目一新。1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说，深圳市市长许勤在参加市两会分组审议时表示，“以后不要出现100%满意的表述。”他鼓励人大代表提问直接爽快，称批评是关心政府，关心发展。许勤认为，叙述任何所做的工作，要用事实说话，评价由人大代表和市民评说，不要自己给自己戴高帽。
　　
　　许市长这番话本该是为政者清楚无误的常识，是政府务实从政的重要前提，但愿意公开否定那漂亮数据的官员，却很是少见。很多时候，一些为政者明知那畸高的满意率有水分，但仍旧乐于陶醉其中，假装相信。最近各地两会，就有不少这样的事例。譬如，梅州市公布近5年来政府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办复情况：4年满意率达到100%，1年达到99.8%。前几天我看到《江门日报》有个报道，说开平公安局金鸡派出所在政风行风测评中，人民满意率达100%。至于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和往常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要么没交代，要么是语焉不详。
　　
　　这其实可以说明，正是有些政府高层轻信、喜好那美丽的数据，下面才会“按需”提供。深圳这次两会

　　广东拟取消“农民工”称谓。1月4日的《南方日报》报道称，广东将建立健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镇的制度设计，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称谓的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促进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真正融合。新华网同日发表题为《中国有意取消“农民工”称谓》的分析文章认为，“农民工”这一称谓或许将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说起来，“农民工”这一称谓确实很怪。其怪有三：一是，只要是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人员，无论其原先是农民还是外地城镇居民，都被统称为“农民工”。二是，许多农民在务工过程中当上白领、企业高管、个体老板，但在一些相关统计数据或媒介用语中，仍被保留原先称谓，即，一切外来人口都是“农民工”。三是，如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不久前所说，“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么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更通俗一些说，卢书记的意思是：工人当了兵为啥不叫“工人兵”，农村出身的干部为啥不叫“农民官”呢？
　　
　　从这个角度看，停止使用“农民工”称谓确系必要。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人一遇到这个话题，总是习惯于说“怎么称呼不

　　药家鑫死了半年有余，但案件尚未尘埃落定。12月29日，药家鑫之父药庆卫状告受害人代理人张显侵犯名誉权一案在西安开审。根据药庆卫提起的诉讼，受害人的代理人张显编造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事实，诬称其本人身居军队要职、拥有四套住房，意在让公众对其家人产生仇恨。药庆卫指张显此举构成名誉侵权。随后不久，药庆卫又向法院增加两项诉讼请求，要求张显在媒体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在当前语境下，想客观评价杀人犯父亲的诉讼，是需要勇气的。事情已明摆着，在药家鑫一案中，被害人的代理人张显已被多数人奉为正义化身，只要其辩护方向是正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被视为无关紧要，即使虚构事实博得广泛的民意。反之，杀人作恶者的家人没有参与犯罪，也会受到罪犯一样的道德谴责。这虽然不同于古代法制的“连坐”，但在道德层面，却无法逃避“连坐”的责罚，甚至所有同情作恶者家属的人，也会受到同样待遇。
　　
　　舆论审判，以多数人的话语力量影响司法，在当今社会很有市场。张显深谙这一点，尽管他承认传播了有关药庆卫的不实信息，但他无意公开致歉。显然，他相信民意会站在他一边，多数人可以代表

　　喝牛奶是为了强化体质，但喝了蒙牛这类名牌国产奶则未必有此功效，没准还会产生相反作用。关于蒙牛身陷“致癌门”一事，许多人都已听说：12月24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抽查结果显示，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140%；福建长富纯牛奶也被检出同样问题。专家称，黄曲霉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1类致癌物，有极强毒性，可致肝癌甚至死亡。25日，蒙牛发布致歉声明。
　　
　　这再次说明，在中国喝牛奶，是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儿。对最新的蒙牛“致癌门”，你还能说什么？谈企业道德与诚信，已是很奢侈的事情。也许现在只能说，蒙牛的确很牛——从来没见过哪个著名企业这般忽悠人的，但蒙牛做到了。或许蒙牛真该改个名字：蒙人。其实蒙牛公司也确曾有过蒙牛行为，譬如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就首先骗了牛，且此事也一度被指是牛的问题。但蒙牛只是手段，蒙人才是目的。
　　
　　在此次“致癌门”中，蒙牛的致歉看上去迅速而诚恳。但只是“看上去”罢了。背后是否存在继续蒙人的可能，则很难说。譬如蒙牛声称致癌牛奶并未流入市场，目前只是自说自话，真实情况有待权威部门调查。而且值得注

　　这是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但这的确又该是个重大新闻。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一些大城市的灰霾天数已达全年30%以上，有的城市甚至达全年一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9月至今，中东部共发生12次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过程，不仅雾霾天数多，且影响范围广。专家指出，空气中不同大小的颗粒物都能降低能见度，但与粗颗粒物相比，PM2.5降低能见度的能力更强。
　　不必环保专家分析，许多普通百姓其实都知道灰霾天是怎么回事儿。毕竟人们关注灰霾天已有多年历史，媒体对这种很不自然的现象，也报道得有些疲劳。有关PM2.5等专业知识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如大家所知，PM2.5是灰霾天能见度降低的主要元凶。但这个元凶又恰恰是人体健康最可怕的杀手之一。它是看不见的有毒颗粒，容易让人视而不见，它可以直接被人吸入肺泡，并通过肺泡和支气管进入血液，诱发各种肺病、哮喘、支气管炎，以及心血管疾病等。
　　灰霾的狰狞面目，许多人都清楚无误。但这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人们一方面愤恨灰霾，另一方面又任其发展壮大，特别是我们明知灰霾是人为排放的产物，但买车开车、焚烧垃圾、工业废气排放等助长灰霾的

　　又见保障房出问题。《人民日报》12月15日的报道称，武汉硚口区紫润明园（南区）保障房不少住户反映，刚拿到钥匙就发现住房存在墙体裂缝、屋顶漏水、防盗门关不上、屋内门关不严、外墙瓷砖一碰就碎等多种质量问题。对此，开发商承认有质量问题，可吊诡的是，这个项目居然通过了监理公司以及当地十几个行政部门的逐项验收，竣工验收为“合格”。
　　看了这个新闻，我对保障房的“保障”性进一步感到不安。前两年，保障房身上引发的话题多为“权贵占用”之类，奔驰宝马也因此与保障房发生了原本不可能发生的神秘联系。现在，房屋建设质量又如影随形，难免让人感叹“为何受伤的总是我”！
　　说起来，保障房出现建设质量问题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试举今年几例：今年8月，安徽太湖县一处安置小区的保障房被曝“楼板一脚可踩穿”；今年7月，郑州市汇景嘉园小区内300多套刚封顶的安置房因质量问题被全面拆除；今年6月，广西自治区通报今年一季度全区建筑工程质量督查情况，部分保障性住房质量堪忧。这几个事例其实都是在温家宝总理的一段有关讲话后发生的。今年5月，温家宝在对北京保障房工地进行考察时强调，保障房要讲规模，讲质量，讲配套。他强调

　　 12月13日，如果不是南京的上空响起了防空警报，许多人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是国耻日——74年前的今天，攻陷南京的侵华日军疯狂杀害了我们30万同胞。正当南京市民举行集会纪念死难同胞的时候，媒体传来一条令人不安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年龄最小的幸存者赵斌老人病危。
　　
　　幸存者赵斌，生于1937年11月27日，出生17天即遭遇南京大屠杀。赵斌的父亲当年是一名警卫人员，在南京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孤儿寡母躲过大屠杀后，一直艰难度日。200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免费开放后，赵斌当了一名义工，致力于讲解历史，在接受采访时，一直都强调：不要忘记历史，不想被欺负就要自强。
　　
　　我想，赵斌强调的这两点，正是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对后人的全部意义。然而，人都是容易遗忘的，只有不断提醒，我们才能记住某些事情。对于日本侵华战争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由官方主持的全民纪念活动，是延续切肤之痛的较好方式。但从目前来看，饱受战争之苦的幸存者，却是最活跃的历史宣讲者之一。他们通过座谈会、学术讨论会、接受采访、向日本政府起诉等多种方式，将历史与现实间的距离拉近，让战争在人们脑海中

　　年底，各种荒诞离奇的农民工讨薪秀又如期上演。或许有人很是不解：为何不能通过正规而体面的途径解决欠薪问题？请看央视报道：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成所有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胜诉后还未必能拿到钱。因此很多农民工宁愿选择社会性的讨薪。
　　跳桥、裸奔、拜神、挖坑自埋……这一幕幕再熟悉不过的农民工讨薪秀，便是所谓的“社会性讨薪”。这些“行为艺术”，既丰富了媒体镜头，又令人心酸落泪。他们丢弃尊严，无非是想拿到自己应得的血汗钱。不是这些农民工不懂法，活生生的现实说不定让他们非常懂法——讨薪是关乎他们养家糊口的头等大事，还有谁比他们更熟悉讨薪的过程？
　　通过法定程序索要1000元付出920元的代价，是讨薪农民工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训。但实际上，比这更高的代价也并不鲜见。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讨薪案例，来自上个月下旬的一篇新闻报道：新疆察布查尔县一农民工奔波27年，直到58岁才讨回因修建一所小学而拖欠的5000多元工程款。当年与他一同讨薪的伙伴早已去世；他自己也从青丝变成了白发。欠薪者不是别人，是

　　天气转冷，地处北戴河的众多疗养院已没什么人来疗养了，于是疗养院自身便进入“疗养”期。最新一期《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随着供暖时节的到来，进入11月北戴河便陷入孤寂。但这些疗养院仍旧需要资金来维持。在北戴河，中央国家机关疗养院超过100家，大多只在夏季营业。一位疗养院负责人表示，全年收入靠夏季，均摊到全年还是亏损。几乎所有机关疗养院每年都要从上级单位获取一定补助，少则上百万，多则数千万，即使按最低标准补助，一年所需资金至少过亿元。
　　这些疗养院仅夏季营业，冬天没人来，进一步说明“疗养院”未必都是疗养院。何谓疗养院？根据卫生部1994年就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所出台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疗养院属于医疗机构，主要收治对象为患有某些慢性病或职业病的具有疾病疗养、康复疗养适应证者。我们当然很难相信，住进机关疗养院者，个个身体有恙。所以说起来也挺怪诞的——许多没病的人喜欢“疗养”，而更多有病的人却无处疗养。
　　北戴河之所以曾经有“夏都”之称，就是因为夏天前来“疗养”的人太多。对于这一现象，2003年中央发布禁令，要求党、政、人大、政协、军五大领导班子夏季不得到北戴

　　128M的打印机内存条，价值几何？一般的用户去买，也就五六百元，如果你会挑选、杀价，三四百元也是买得到的。但这玩意儿在政府采购中，居然标价6247元/件！购买者是中科院科学与应用研究所。据《京华时报》11月30日报道，针对网络上的质疑，该研究所解释称，网上描述的只是采购工作的中间过程，采购办并未付款，目前采购合同已终止。
　　已经形成合同的采购计划，就这么终止了，想必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愿，供货商不会以违约为由，将采购方告上法庭。原以为，三公消费是最大的腐败性财政开支，现在看来，天价采购与其不相伯仲。很多时候我总是怀疑，政府的奢侈消费与天价采购，会不会是推高物价的原因之一。相同型号的内存条，进入政府采购名单中，价格翻了十几倍，这与相同品牌的红酒进入五星级酒店，价格立马翻上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情形，何其相似！
　　这件事说起来，其实很不新鲜。许多地方的政府采购，只买贵的不选对的、只爱洋货不爱国货，都差不多形成民谣了。天价采购，已是没有最贵只有更贵。特别是在“岁末突击花钱”的惯例与壮观景象之下，出现天价内存条实属必然，也决非个案。类似事件不胜枚举，这里先选几个有代表性的：

　　又闻环保部发威，这次是向机场叫板。《第一财经日报》11月24日的消息称，开航在即的广东潮汕机场已进入试运营阶段，但环保部22日发出一纸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紧急叫停了该项目。而就在此前一天，广东省代省长朱小丹赴揭阳市视察了该项目的建设情况。环保部的叫停通知令业内人士感到“有些突然”。
　　环保部发出停建整改通知的理由，是因为：潮汕机场工程占地面积、跑道位置、污水处理厂规模等建设情况，不符合环保部批复的环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更；事后重新报批的环评文件，未经环保部批准，其变更部分仍擅自开工建设。这个情况说明，环保部发挥了监管责任，在项目违法之初，已提出了警告并给予了制止。但机场建设项目执意违反规定，将生米做成了熟饭——这个情况则说明，此项目是块硬骨头。
　　说起来，所有的重点工程项目，都算得上是硬骨头。为什么但凡重点项目建设总是一路绿灯；为什么环评结果几乎全部“合格”；为什么环境执法部门破天荒的“叫停”会成为重大新闻，原因应当就在这。建设工程违反环境评价标准的本质，便是侵犯民众权益及其生活环境，环保部门向违法建设叫板，理当得到支持。何况，目前我们的环评标准本身并不高，要求

　　机关事务管理首次纳入法治化轨道。前天，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对于备受关注的“三公”经费问题，意见稿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境）费纳入预算管理。应当建立健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公开制度，定期公布“三公”经费。
　　说起来，“三公”经费差不多是个让人耳朵起茧的话题，有关监管制度，这些年来见过不少。雷同的制度多，差不多相当于后一个制度对前一个制度的否定。这次制定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也有这种意味。不同的是，该条例属于立法范畴，是有法律效力的，对行政机关向来喜欢遮遮掩掩的“三公”经费，有强制公开的性质。通俗来说，这是告诉某些行政机关，“三公”经费不是“机密”，必须公开，否则小心被告了。
　　站在法治的角度，我这样分析应当没错。但是从执行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尚无法肯定该条例会比从前的相关规章制度更强硬。鉴于目前该条例的制定尚处于征求意见的阶段，在肯定“开门立法”之精神后，我也对意见稿提提意见，以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至于是否提了白提，那是立法者的事儿。
　　首先一点，是认真阅读了条例意见稿全文，我看不到它“强”

　　原题：公民精神在飞
　　
　　他们出现，很快又销声匿迹，都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的身份五花八门，公共知识分子，企业老板，下岗女工，摆摊的小贩，甚至还有差几天才满18岁的中学生。但是，在2011年的中国，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涌现，并且共同呈现了一个并不为更多国人所知的名词。
　　
　　根据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他们不应当是新生事物。或许也算不上是。按照官方称谓，“独立参选人”一旦获得提名，应当叫“非正式候选人”。相对于正式候选人，他们没有党派或有关团体的推荐，而是需要一定数量的选民联名推荐，才有进入候选名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最终由选举委员会把握。这类参选人过去就曾在中国社会零星出现过，并且有成功当选人大代表的先例。只是那时候，网络同独立参选人一样稀罕。网络的迅速普及，给公民精神的张扬和释放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些参选人的权利主张通过微博获得了广泛传播和支持。对于这一现象，官方与民间大概还没有成熟的思想准备。
　　许多人都完全习惯了按部就班。换届选举，每届所走程序都大同小异。当然，在今年，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年，也注定不会有太大的不同。只是，

　　这应该算是个负面消息，某种意义上却令人颇感欣慰。据《深圳商报》11月16日报道，深圳市警方在“打四黑除四害”行动中发现，地沟油甚至已流入当地某些政府机关的饭堂，警方认为，在打击地沟油犯罪方面，还任重道远。
　　这么看来，在食用油方面，普通百姓与一些公务员是平等的，至少这个新闻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闻属实的话。为什么这个消息值得欣慰？当然不是什么幸灾乐祸的思想在作祟，而是在这种情况下，坏事有转化为好事的可能性，也就是因祸得福的意思。这个祸，事实上也是普通百姓的祸，而如果因此得福，广大百姓至少也可以有一次期待的机会。
　　对于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公务人员没有成为群众一样的受害者，因此监管与整治的积极性未发挥到最高水平。特别是“特供食品”一说甚嚣尘上，更加重了群众的疑虑。理论上讲，如果地沟油果真“攻陷”了机关食堂，至少说明政府公务人员与普通群众真正站在一起，可以同仇敌忾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新闻本来就有营造“政府无特供，与民共命运”的意味。
　　显然，乐观的期待，远不能意味着美好的结果。我注意到，新闻报道中的遣词用句意味深长。譬如“地沟油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