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物语

　　

　　
　　法门寺秘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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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窑天目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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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色

　　　
　　

秘色：从传说开始

　　

如果有人问：什么颜色的瓷器最受人宠爱？估计，有很多结果。如：宋代五大名窑的天青色，元代的青花，永宣的甜白，乾隆的珐琅彩，等等。都是比较潮的兴趣。潮，大约与旧时的流行差不多，属于大众审美范畴，有追捧之意。一个人一旦于时尚有了追赶的兴致，往往在个人的价值判断上，失却定力。瓷器收藏族里，有一批剑走偏锋者，喜欢寻觅世间少见，甚至仅存于传说中的宝贝，值钱不值钱倒不重要了。要知道传说不一定可靠。遍天下搜罗，花精力洒银子不说，千辛苦，万辛苦，倒腾搞回来所谓稀世珍宝，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连家人也不得看。看了也不认识，没用，认识这些宝贝的全世界愣没几个人。宝物的主人信心满满。在文物专家看来，所谓的宝贝，或许只是似是而非的光环，或者影子。你说它是吧，又好像哪不对劲；你说它不对吧，又有某些特点印证传说。你不能一眼肯定，也不能一眼否定。专家纠结。赏宝人纠结。藏家自己也纠结。看宝贝的一纠结，藏家就只剩得摇头和叹息了。纠结阿！一纠结，便听得心在嘭嘭直跳。心跳，缘于对于瓷色的私密宠爱——好似与绝色情人幽会一样。众瓷色中，最宠当数“秘色瓷”。“秘色”，一种源自传说中的瓷色。按说，宋代以后瓷器，一般都是随类赋彩，以比较写实的颜色命名，如粉青，梅子青，豆绿，宝石蓝，孔雀绿，玫瑰紫等。“秘色瓷”偏给你一个务虚的颜色概念。古籍记载，“秘色”之所以“秘”，一来在烧造方面属于核心技术，口手相传，不见文字记载。二来这样的瓷器不是普通人能享用（“臣庶不得用”），是一种高高在上，需要我们仰望的颜色。甚至不仅是一种瓷器的颜色，而与人生境界——所谓修得的来世有关。够悬吧？其实，“秘色瓷”，就是早期官窑的一种。在官窑制度没有定形之前，皇帝和窑官们把一些东西搞得神神叨叨，也能理解。掌握机密的人士，一神，文人就昏癫了。“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唐·陆龟蒙《秘色越瓷》）“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五代·徐寅《贡余秘色茶盏》）。陆龟蒙和徐寅，估计没用过“秘色瓷”不说，甚至也没真见过两回。皇帝叫他们去，叫内臣门拿出“秘色瓷”显摆。一显摆不得了。这不是做梦吧？世间真有这样好的尤物？于是，极尽美好辞藻，吹捧眼前所见。不吹捧不得行，你能说，不就几件越窑吗？你要是这样说，皇帝肯定不高兴。叫你来，是让你开眼界，切，还不识相。皇帝用的，就是天上才有的东西。不然，与尔等穷酸文人还不一个档次哦。吹捧“秘色瓷”的诗句便传承了下来——千古的悬念就此开始。后来的瓷器爱好者只得从诗歌描绘的色彩形象里，猜想、揣测、考证，折腾来折腾去，试图找到所谓的“秘色”标准。十个藏家，就有十个“秘色”标准。有的说，是新出来的蜜糖的颜色，有的说是柳叶刚绿那一会儿的颜色，有的说是春天西湖水的颜色。大家都在抢着表达一个意思——“秘色”为何物？自己手里的宝贝，就最近“秘色”。谁也说服不了谁。“秘色”，成了我们的心理负担——一种颇伤脑筋的颜色。好在这个纠结又纠结的问题，随着陕西法门寺地宫的打开，有了答案。法门寺出土了14件“秘色瓷”，其中有13件随藏于地宫，供奉清单明确是“秘色瓷”，另一件八棱净瓶，置于地宫的门口。这14件瓷器，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瓷片和吴越王墓群出土瓷器，完全一致。人们这才相信，原来“秘色”就是上好的越窑颜色，换句话说，就是一级或特级，甚至是某个更接近宗教顶级真相的级别——可能与佛教信徒冥冥之中的追求有关。一级也好，特级也好，其间品质的区别甚微，一般人也搞不明白。这有点类似喝峨眉名茶“竹叶青”的感觉。“竹叶青”的最高级别叫“论道级”——这便是我所说的那种“更接近宗教顶级真相的”级别，挺唬人的等级，一两茶要好几百大洋。我曾经在朋友家喝过一盅，用心品尝了半天，也无法将其与普通清明绿茶区别开来。朋友反复说，区别大的，区别大的。任凭朋友怎么启发，还是不得要领。看来，是喝绿茶把口味喝麻木了。这次法门寺揭秘“秘色瓷”，就让吴越百姓人家，大跌眼镜。所谓的“秘色”，也就是老越窑釉色的一种。盛唐的“秘色”，与后来出现的“天青”，是一种更趋向非功利性的审美。空无一物，茫然无涯，但无法拒绝——它的魅力来自颜色的背后——信仰的力量。抛开“秘色”的宗教背景，今天我们看来，所谓的“秘色”，其实用意义，要打折扣。晦涩，暗淡。从色彩学上划分，属于黄和绿之间的某种灰色调。难以想象，这样的色调在现在会招人喜欢。即便唐时的老百姓说不定也不怎么看好。不看好，也得看，还要看惯，反正身边都是这些色调了。老百姓对佛虔诚，佛看着呢，佛的眼里都是纯色和净土，咱老百姓也不能去妄想那些诡秘妖冶的亮色了。还是守着家里灰不溜秋的坛罐钵盂过日子吧。坛罐钵盂，都是上林湖边越窑烧的。到现在，上林湖都是满湖的瓷片！传说中“秘色”，湖里就有不少，说不定自己哪一天从湖畔走过，踩过其中的一片也有可能，似曾相识呵！这样一想，传说中的神秘光环顿时黯然。“秘色”渐渐被我们像扔垃圾股一样，忙着抛货，恐搞不赢，盘子就跌停了。抛了，就抛了，也无挂念。要知道，喜欢标新立异的古瓷器藏家们，是消停不住的，说不定早已开始去传说中，搜罗另一种神秘品种了，哪怕是蛛丝马迹。谁都想成为第一，谁都想占有第一。于是，又一种天下“第一”，又一种颜色传奇，成为我们不可遏制的新的抓狂。

　　

天青：记忆逆流成河

“秘色”瓷出现之前，是没有官窑一说的。瓷器仅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瓷器颜色的关注度，不如它的实用价值。自“秘色”始，瓷色的审美价值，越来越趋向于纯粹——精神意义的审美。到了五代和两宋，五大名窑的出现，更是把这种趣味，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始，谁掌握有文化，谁就是社会的主流。文人审美，更倾向于内心的感觉。这与唐人追求“秘色”，一脉相存。“秘色”也是一种契合内心感觉的颜色。现在有种说法，“秘色”其实与“佛”的本来面目有关。佛，即精神。佛，在哪里？在自己的内心。佛到了五代和两宋，俨然昔日黄花，但精神层面的需要，已经深入人心。五代末期，中原动荡不堪，帝王也厌倦了，他们的兴趣从权力争夺，转移到了对于器皿的迷恋，我们今天叫玩物。玩物，往往丧志。后蜀皇帝孟昶有件起居用的陶瓷器皿——“七星溺盆”，是个宝贝。宋朝皇帝灭掉他后，看到这个玩意，不认识，一问，才知道是个尿盆。就来气，连尿盆都如此奢华，不亡国才怪！宋朝皇帝就把尿盆给砸了。因为没有几个文人见过这个东西，我们在史料中便不见有文人对于此物的癫狂赞美。倒是同时代的“柴窑”，成了文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雨过天青云破处，者（注：这）般颜色作将来”（明·谢肇淛《五杂组》），说的就是柴窑的颜色——继“秘色瓷”之后又一个悬念。想来后周皇帝柴荣也是个不喜欢料理公务的人物，不然不会轻易将重兵交与赵匡胤带，落个皇帝也没得做。他的兴趣在“天青”上面——那场著名的雨后记忆，蛊惑了后来一个盛世。皇帝，不是一般的明星，是有极端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皇帝一个人迷恋某种趣味也就罢了，不可把趣味，作为强力意志，横加于大众，所谓“上行下效”，搞不好会酿成社会的不良风气悲剧。好在柴世宗的趣味，不算恶心，只是迷恋那片雨过天晴后的颜色，这倒是符合他彼时的心境。一个行将下课的皇帝，身心兼已疲惫。权力，在远离。内心，在靠近。一场透雨，洗净人世的纤尘。幸福，是一种来自内心的个人感觉。还有比雨后的那片天青色，更接近幸福么？心理学研究认为，一个人对于颜色的倾向，可能与潜意识有关。柴世宗在接见请示新制官窑颜色（“请其色”）的督陶官时，御批了上面提到的著名诗句。注意，明人在讲柴窑来由的时候，用词简略，只提到语焉不详的诗句，没有更多的解释。今天，我们只能猜想，柴世宗并无意把趣味，作为意志，贯彻于天下，只是个人情绪的偶然宣泄。至于下面的人，断章取义也好，望文生义也好，投其所好也好，他也没得兴致去管了——那场雨——初夏的透雨，迷离癫狂，下得真是及时，下在中世纪文人午后的情绪里，下在中国青瓷史的流里，缓慢而忧郁——忧郁的青瓷神话——“柴窑”。柴窑，据说是最为昂贵的瓷器了。“柴窑最贵，世不一见”（明·文震亨《长物志》）。这话是说，“柴窑”啥名堂，压根就没谁见过。明人没见过，现代人更不得见，古人留下来的那点文字资料，不过文人的有感而发。宋人欧阳修离后周算最近的吧，他也说没见过，“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宋·欧阳修《归田录》）。没见过，就炒作概念，拼想象。没见过，不影响后来的宋人，把对于天青色的追捧，发挥到了极致。青，原本是个富有东方色彩的颜色。“东方谓之青”（《考工记·画绘之事》。东方啥颜色？就是天刚启明前，东边的那一片鱼肚白，更接近于雨后初霁之色——也就是今天日常意义的“蓝”。古时的“蓝”，大概类似“孔雀蓝”、“松石绿”之类的不祥之色，让我们总是联想到“紫药水”、“蓝蛇”、“蓝婆”（佛经中的恶鬼）……在西亚的青花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宋人对蓝釉并无足够的兴趣。整个宋朝，从上到下，还是不太喜欢诡秘和艳丽。他们更崇尚“青”——那种与草本植物的生长有关，蕴含生机，后来居上的颜色。青色，原本很民间，很市井，很百姓的。宋人把它上升为时代的主流审美，与文人的积极参与有关。宋时，读书人很吃香。文人做高官的，比比兼是。连皇室人，个顶个书生气十足。读书人，向来低调，低调做事，低调做人，低调为官，低调治国。宋，整个一低调时代——趣味全在“天青”色上去了。宋人是中世纪最富有的，他们创造的GDP大概占了全球的七八成。宋人的安逸，在《文绘图》（宋·赵佶）和《清明上河图》（宋·张择端）中可见一斑，前者记录的是宫廷贵族的闲情逸致，后者描绘的是小老百姓的庸常日子。财富的堆积，俨然成为挥霍情绪的理由。这不是好事，保不定情绪就此隐性透支——情绪泛滥之始。细观两画，我们能感受到宋人亚健康状态的某种情绪，忧郁的，怀旧的，极尽阴柔的，在宣纸上氤氲。“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 ，晕开了结局”。汝官哥钧的天青在等你，湖田的影青在等你，耀州的橄榄在等你，龙泉的梅子在等你……中世纪的东方情绪在滋生，在继续。北宋的士大夫们，身居繁华都市，享受着生活，又厌倦“俗气”。他们选择了“趣味”。徽宗的私密宴会上——情绪在弥漫。文人不满归不满，那些市声照样汹涌而来——市民文化空前繁荣。汴京琳琅满目的瓷器铺子里，百姓渴望能同精神贵族一样凭眺高处——情绪在弥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北宋男人的情绪，温暖如“家愁”——复杂的悖论——文人的气质更显著一些。文人常常也有一个人承受不住的时候，尤其是所谓的男人文人，男人就是稻草，说重就重，说轻就轻。承受不住就看月亮吧。月亮是母亲。月亮是爱人。月亮是妹子。那些女性亲人——她们躲在北宋那面——看上去很美很寄托很释怀。“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玉笛，吹彻梅花”（赵佶《眼儿媚》）。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情绪最好远离权力中心，否则到头来可能更像南柯一梦。梦开始的时候，就已埋下伏笔——梦醒后，所有的情绪宣泄过来，无以复加，落得一败涂地，成为“国恨”。柴世宗不是权力情绪的始作佣者。宋太祖也不是。宋徽宗也不是。他们既不是中世纪东方权力情绪的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们只是被流淌过来的天青色绑架了，加重了情绪而已。“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这是我见过的最凉寒的雨点，最踉跄的脚步，最无语的哽咽。所有的修饰，都不能涵盖女人公的情绪。乱世美神。北宋最后一个女性。她早已不堪重负——整个北宋的家愁和国恨都压了过来。她只能一步一字！一步一裂！脚印裂了！心肺裂了！泪水裂了！雨幕裂了！烟云裂了！山川裂了！天空裂了！心觉之处，目及之处，什么都在裂。冰裂。咔咔嚓嚓……咔咔嚓嚓……咔咔嚓嚓咔咔……中世纪最为盛大的悲情在冰裂。从四个方向覆盖过来的天青色在冰裂。这是世间最缓慢最迟滞最不流畅的文言节拍。呼吸在顿挫。时间由内而外，由前而后，扭转，解散。它更接近北宋青瓷的冰裂。冰从聚合始，就注定离散的结局。聚也冰，散也冰。北宋文人空前地纠结于一片冰裂。那种天青的冰裂纹，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都患了重度的精神分裂症。苏轼是分裂症患者。出耶，入耶？去哉，留哉？围乎，突乎？儒兮，释兮？今夕，何夕？苏轼已经习惯被矛盾和追问缠绕。习惯于缠绕——苏轼式的超然——分裂也是另类的独立的。苏轼的精神重建，更彰闲另类和独立——吃着大碗的红烧肉，享受着三个女人的世俗爱情，承受着一群小人的污染、亵渎、排挤、打压、围攻，坚守着一个文人的道德底线。苏轼一个人的另类和独立，奠定了一个时代。作为绝对权力的专有者，赵佶是黑暗的——他不应消解和放弃权力。权力或许不是他更需要的。他身不由己。作为艺术重构者，他又是明亮的——定格在《文绘图》的中心，身边的大师级别的文坛领袖，都在辉映他。宋徽宗二元角色的混淆和错位，是个典型。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时代的错——整个宋朝都错位了——冰裂的两宋之交。赵佶自己把自己沦陷，情绪泛滥成灾难。赵佶无处可逃，死于一片黑暗。但他又活过来了，活在一片天青色的忧郁里。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对抗，折磨人的游戏呵！“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李清照的婉约词算是绝色，放在现在就是奢侈品了。那是北宋最为唯美的悲观主义花朵，本应为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作绚烂的衬托的，到头来反沦落为爱情的累赘、帮凶和殉葬品！李清照在摧毁与拯救中，挣扎，重建。最后，她选择了最适合自己内心的缓慢表达。缓慢，再缓慢。缓慢的极致。缓慢地回到女人本身——天生的婉约——北宋文人的骨气——岁月的隐忍——摩挲的肌肤——高贵的冰裂。冰裂在蜿蜒，辗转，喀嚓作响，不可逆转。天青色的命运曲线——堪称绝世的北宋冰裂，超过最顶极的汝官哥钧的开片！雨，已不在。柴世宗的午后透雨不在。北宋的冷雨早被时间风干。现在是雨后。雨后，不仅仅是初晴霁色。雨后，满目兼是天青，皱纹满地，尽显沧桑。沧海。桑田。阡陌。沟壑。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北宋的一张老脸。皱纹仍在加剧。疼痛仍在拉长。无终点的疼，以及记忆。记忆已然逆流成河。

　　

黑与白：重提本色

农耕文明时代，黑和白——影响我们生活的最重之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出，白天来了。日落，黑又降临。从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龘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龘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龘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六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龘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龘府大门都被滚钉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五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龘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龘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龘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龘腐龘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龘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三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龘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龘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龘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龘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滚钉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二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龘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龘，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龘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一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龘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龘官卖龘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龘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龘官卖龘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冯军旗

　　

　　“在场散文”书系（10本），近日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各书分别为《庄园里的距离》周闻道，《珊瑚红》周晓枫，《镜像的衍生》唐朝晖，《半拍澄澈》张生全，《倾城的土著》沈荣均，《替身》格致，《无限玄机》南帆，《朝向流水》冯秋子，《成长的烦恼》马小淘，《第一页》王族。9月19号，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于复旦大学举行，该丛书将同时在颁奖大会上举行首发式。以下是10本书的封面。
　　

《庄园里的距离》周闻道

　　

《珊瑚红》周晓枫

《第一页》王族

《半拍澄澈》张生全

《朝向流水》冯秋子

《成长的烦恼》马小淘

《镜像的衍生》唐朝晖

《倾城的土著》沈荣均

《替身》格致

《无限玄机》南帆

  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10散文
　　


　　定价：￥30.00
　　作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1
　　版次：1
　　页数：530
　　字数：403000
　　印刷时间：2011-1-1
　　开本：大32开
　　纸张：胶版纸
　　印次：1
　　ISBN：9787020083374
　　包装：平装
　　
　　目录
　　再回兴义忆耀邦1/温家宝
　　纪念沈从文6/叶兆言
　　青春纪事12/肖克凡
　　浓荫掩隐21/刘学刚
　　联合国餐馆33/何杰
　　记忆里西陵峡的三个小地方41/杜鸿
　　东瀛记51/唐翼明
　　日常用语说来由59/聂鑫森
　　苦行者67/孙郁
　　戏人85/胡竹峰
　　元大都寻梦录94/从维熙
　　亲笔100/朱以撒
　　我和父亲季羡林108/季承
　　莲生水中115/韩开春
　　城市里的吆喝127/素素
　　一棵树能站多久131/耿立
　　如果·爱136/郑春红
　　还乡144/范晓波
　　动物邻居156/小米
　　没有你，我将于枯无倚
　　——纪念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163/吴福辉
　　今天怎样看帝王之爱172/雷达
　　三苏祠下176/沈荣均
　　磨坊目击记185/张承志
　　大地静美191/周伟
　　骆驼之死201/王族
　　来一碗207/第广龙
　　那阳光下蒲公英的清香213/高文献
　　晏阳初在定县217/艾云
　　爱的哲学（外一章)257/范曾
　　人是无限多个欲望265/辛文婧
　　俺村、中国和欧洲269/刘震云
　　烨·一九七九·耀眼的火光275/范玮丽
　　《古炉》后记292/贾平凹
　　丹青二月河301/周同宾
　　遗失在美国的日子305/郭文斌
　　俯身读草323/冯源
　　同里记332/汗漫
　　致石涛书346/冯唐
　　四十年前的爱情(外二章)350/裘山山
　　儿子是“大哥”364/卜广胜
　　萧红的城市376/阿成
　　倔强的斗士
　　——一回忆和满子兄相处的日子380/顾征南
　　她灿烂而去394/黄育海
　　雁山瓯水401/余光中
　　父亲的一生(节选)414/熊景明
　　寻找梁漱溟墓440/李登建
　　种树小记448/于坚
　　十二生肖452/周友斌
　　乐读记466/李书磊
　　珠落玉盘·端午471/范婉
　　对视台湾487/陈应松
　　孩子即将丢失(外一章)508/赵瑜
　　画师520/庞培

“鸡肋”还是“香饽饽”：中国文学奖遭遇悖论性纠结(修改稿,以此为准)
　　
　　雨余天
　　
　　[“羊羔体”和“在场主义”：话题由此开始]
　　
　　2010年的秋冬，无疑是中国当下文学界最有人气的一个秋冬。因为两个怪怪的名词，让很多人甚至是文学圈外的人也开始关注起文学来。这一个词是“羊羔体”，另一个是“在场主义”。朋友见面，大概都要问及以下两个问题：知道“羊羔体”吗？知道“在场主义”吗？不知道？这么陋啊！去网上看看吧，正火着呢。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天，原来这是说两个文学奖啊！一个是有着显赫体制身份的“鲁迅文学奖”，一个是声称要捍卫民间立场的“在场主义散文奖”。真要感谢“羊羔体”和“在场主义”，让中国文学终于又一次成为平常百姓议论的话题。有媒体甚至说，这次文学金光破天荒地降临，预示中国文学即将开始自己的黄金时代。好了，我的话题由此开始。
　　
　　[“羊羔体”：用白话文写作的诗歌样本]
　　
　　关于“羊羔体”的主人，老实说，在2006年以前，我这个写诗之人，确实没听说过。据主人自己讲，2005年2月他才开始诗歌创作。厉害就厉害在，这个诗人一开始学写诗，水准就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几乎没有什么经过“诗歌爱好者”、“诗人”这样的过渡，直接步入最顶极的台阶——“著名诗人”。组诗上某个国家级诗歌大刊，组诗获某国家级文学大刊的奖，诗人还被某省邀请参加某个“国际诗歌节”。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听一个诗歌朋友给我说起的。朋友说，他要给我推荐一个诗歌写手。朋友刚参加了一个盛况空前的聚会，实际上是某个著名诗人（领导者）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很有排场的聚会——诗人们彼此混脸熟。聚会中，有脸熟者向他举荐。回来后，他就把名字给我了。好家伙，中国出了个这么优秀的诗人，我得好好拜读。终于找到这个几乎成了大刊专栏诗人的作品一读，自己忍不住就笑，好了，不需要读了。读了两组诗（据说这是代表主人最高水准的）——《生活的厚度》（《诗刊》2006年第14期）、《日子就是江山》（获第八届“十月文学奖”诗歌奖），几乎就不用读其他的了。记得我当时给出的评价是：一个高中生在作文老师的指导下的习作范“诗”（是可以在班级上念的那种。当然，有好事者说这样的诗歌“不是最烂，是较烂”，我个人是不赞成的，怎么能用“烂”来评价具有相反价值的“优秀”呢，匪夷所思嘛）。于是，那个诗人和他的诗歌，也就很快被我忘掉了。怎么也不曾想到的是，五年过去了，这个自称坚持每天几个小时读书、几个小时写诗、几个小时做官的诗人自创“羊羔体”（有人说，这是“口水诗”、“回车体”。主人说，不是，你们误会了，他喜欢用白话文写诗——此话好像在暗示中国当下很多诗人是不是在用文言文写诗？），竟然复活了一个官方的文学奖项。他成了媒体焦点，成了大家恶搞的对象，成了当下诗歌的明星，成了中国娱乐文学的代言人！自愧弗如吧！
　　
　　 [“鸡肋”：官方文学奖真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
　　
　　因为“羊羔体”，很多不懂文学的都知道有种文学形式叫“用白话文写作的诗歌”，有个文学奖叫“鲁迅文学奖”，有个作家叫“鲁迅”。不然，“诗歌”、“鲁迅”这样的名词，还真白写到文学史里了。这绝不是我危言耸听。你去街上问问，有几个能答上什么叫“诗歌”，谁是“鲁迅”？你问他们什么“二奶”和“小蜜”，估计几乎都能准确答出标准答案。从这点讲，“羊羔体”是有显著贡献的。所以说，在这次绍兴颁奖典礼前后，“羊羔体”主人的光芒盖过了众多获奖者，甚至是作协的铁主席，也可以理解了。但问题还是出来了。人们在恶搞“羊羔体”的同时，话题转移到对“羊羔体”所获奖励的质疑，最后引发了最为严肃的话题——中国官方文学奖励的信任危机。公正说，中国官方文学奖也不是有媒体称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此次评出的获奖作品也不全是“羊羔体”，还是有能发光的真货。就拿诗歌来说，傅天琳的《柠檬叶子》，雷平阳的《云南记》，还真是能对得起“鲁迅”这个名字的。这两个诗人的作品，我一直在读，多了多年。这两部作品，我也一直在读，读了多遍。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好恶，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写诗者必须要认帐的。最后不得不说四个字，“真正好诗”！无论其写作动机，写作状态，写作对象，还是其文本价值，都远在其他几部作品之上。虽然它们名列后两位，但这只能说明评奖很大程度上与规则（明的规则和潜的规则）有关，至于作品本身恐怕要在规则面前屈服。再好的作品，你能打败既定的规则吗？要知道，现在是游戏时代，遵守规则是前提条件，否则哪个还敢跟你玩哦。于是，“羊羔体”主人说他的获奖，很幸运，因为刚好满足了规则，言外之音，是当之无愧的，这也好理解了。另两部作品，作者是资深诗人，作品也符合当下的主流标准，而且主人身份也比最后面两个显赫，他们的获奖不奇怪，也无探讨意义。那么，是不是像“矛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样的官方文学奖（各省市还有类似的奖项），就成了大家所笑谈的“鸡肋”，真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下面几个现象可供各位深思：每逢评奖年份，各省、市官方文艺组织，就要进京运作（民间叫“跑”），有的是作家个人去。如果是官方代为运作的模式，不外乎去作协多请示，多汇报，勾对媒体做包装，找名人出场提供话语支持，等等。如果是个人去，无非是自己掏钱组织什么活动，邀请列位官方文艺人士、文艺名家出席，或者不断参加些有著名人物参与的文艺聚会，套近乎，混脸熟。但不管是公家去，还是个人去，总免不了要提供饭局，要打些电话，要托些人情（至于民间传说有评委等“收红包”，不属于本文探讨问题，这个应该归有关部门专管吧？）为什么要去跑？这早不是问题，因为获了奖是有利益的（作家此时会不再羞于谈利益）。你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作协主席、党组书记，总得出作品、出人才吧？获了奖就是出了作品、出了人才（目前，官方文艺奖仍然是考核一个地区文化长官政绩的硬指标）。至于作家个人，不用说了，你获了国家级文学奖，最少给你一顶省（市）一级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更为重要的事，你有相当可观的一笔奖金了，国家的，地方配套的，你必须要拿，理直气壮地拿，不拿还不得行（谁敢拒绝）！有这么具有诱惑力的“利”在驱动，你还能说他没有“味道”吗？那么，有没有不用运作就获奖的呢？我当然要善良地坚定地相信有，这应该是中国官方文学奖能照耀我们的美丽的最后的光环。但有人就不信，比如那个叫沈浩波的诗人就放过类似的话，结果搞得作协差点给他拼命！但是，话又说回来，要运作是需要资源的。搞过基层选举的都知道，没有资源，哪来选举场的人气？广东就有资源，它就可以把几个作家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打造国家级刊物专栏作家，打造成中国“最红”的而且能获国家级大奖的作家。浙江就有资源，茅盾和鲁迅是浙江人，这应该是资源吧？所以，广东很有人气，浙江很有人气。湖北也有人气，因为他出了“羊羔体”，没有“羊羔体”也有人气，因为他出了大力支持文学的厅级干部，出了个在长官支持下迅速走红的《芳草》。那么，四川呢？陕西呢？还有其他呢？你们有什么？有人就说，那上海呢？上海有王安忆啊。关键是这个王安忆偏就不性这个邪，我王安忆有作品啊，作品不是最大最好的资源吗，结果把人气也搞没了。好了，就此打住吧，不能继续往下举例了……
　　
　　[“香饽饽”：推测一下“30万”具有的魔力]
　　
　　我不知道一个多少额度奖金的文学奖，才能打动我们这些自命清高，视金钱如粪土的书生。但我知道，一个没有奖金（所谓“零奖金”）的文学奖是一定没有人气的。“茅盾文学奖”奖金5万。“鲁迅文学奖”奖金5万。“华语传媒奖”10万。5万、10万算什么？周闻道、李玉祥说，他们发起的“在场主义散文奖”，奖金“30万”！可能大家对周闻道、李玉祥，不太熟悉，对“在场主义”也不熟悉，但对“30万”太熟悉了——它等于在苏东坡老家——四川眉山，购买一幢120平方米的居室；在北京买一辆中等豪华的轿车；或者送孩子去香港求学几年……这几乎是一个普通作家需要奋斗一辈子的梦想。牛吧？有人气吧？2010年的秋冬，媒体在炒作“羊羔体”的同时，也开始连篇累牍的炒作这“30万”。炒就炒吧，文学似乎很久没有这样发达过了，就让我们陪他狂欢这一个秋天和冬天吧！也有不屑一顾的。文学难道太需要、太需要这些“5万”、“10万”、“30万”吗？是不是我们等这“5万”、“10万”、“30万”太久、太久了？当我们的文学在面对众多的“5万”、“10万”、“30万”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暗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还是“黄金时代”？）就要提前到来？老实说，在2010年11月8号、9号两日内一前一后颁发的这两个奖（时间真有意思）——“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在众媒体的喧嚣之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预感。“5万”、“10万”、“30万”，真有如此魔力，能像评奖者所言呼唤出伟大的传世之作吗？我看未必。有钱买得鬼推磨，似乎在艺术创造（文化工程不在评说之列）上不管用。印象中，自古好像没有哪部经典是“5万”、“10万”、“30万”呼唤出来的吧。那么要多少才呼唤得出来呢？有人好像做过测算，当代中国文学呼唤一部巨制，“50万”差不多了，再多了，估计要把各地的作协主席们、党组书记们累死，把作家们整疯。那么要是世界级的巨制呢？有人说，那就要以“1000多万”作为参考了（诺贝尔奖奖金相当于“1000多万”）。还好，诺贝尔奖不是官方奖，不是通过运作可以搞来的（几乎无任何的预见，因为无遇见，也无期望值，反过来说不定还很平静）。目前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度的当代作家们，还没有谁能拿到这个奖。不然，我还真想不出来，到时候我们这些穷怕了的小地方作家们，终于在把众多跑奖的机构和作者踩下去，拿到了奖金，会不会像范进一样一下神经短路过去！
　　
　　[“真话”和“正确的话”：“30万”对应的价值]
　　
　　林贤治怎么也没想到这样一个“香饽饽”能给自己有缘分。几乎是从天而降！“30万”啊！那是多少本著作的版税哦。林贤治抑制不住兴奋，几天之内，几场报告，几场采访，把一辈子要说的激动的心情话都说完了，把一辈子的娱乐明星梦都做完了——真是抑制不住巨额奖金带来的快意。书生就是本真，敢于说真话。真话就是心里话。我比较主张在文艺圈子还是说真话的好。真话不等于要正确。一个作家、艺术家，首先是要学会说真话（他也不可能去说那么多正确的话）。如果老想到要说“正确”，担心出错，往往会招人诟病。“羊羔体”主人在接受记者采访说的话，显然太有经验，说的话几乎都是“正确”的，什么现在即将迎来诗歌大繁荣的时代，什么他的获奖是因为满足了的获奖的条件，符合规则，等等。都没有错，而且很“正确”，可是我们却不太习惯这样的“正确”。这跟艺术品投资领域不一样。那个领域，你说真话是没用的，需要说“正确”的话。你说你这个东西是官窑，是齐白石的画，但是买家不相信。不是你说错了，因为你压根就不晓得自己错了。所以，还是喜欢林贤治说的那些获奖后的真情告白——他揭示了一个书生的本真面目。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哪个穷书生面对砸在自己头上的“30万”能做到无动于衷呵？那可是个充满诱惑的大彩头哦！从这个意义说，“30万”如果能让一介书生在说了很多年金钱的牢骚话后，回头来说一回关于对得起“30万”的真话，还真是值得！林贤治在他获奖的《旷代的忧伤》中，说了很多真话，虽然不一定都“正确”，但都是出自于他的内心——内心自由，想说就说，想写就写。因为他讲真话，他赢来个更多的人气，包括来自评奖委员会和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30万”更重要的是在于奖励了一个说真话的自由写作的当代作家。
　　
　　[“圈子运动”：看“官方”和“民间”文学奖怎样纠结到底]
　　
　　最后，回头来说一下这两个奖的一些规则。因为属于现代人的游戏，是游戏当然得有规则。“鲁迅文学奖”有“鲁迅文学奖”的规则，“在场主义散文奖”有“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规则，包括挑选评委、挑选作品。而制定规则，往往要符合制定者的价值取向。但规则也不是权威的，如果太看中规则，又完全陷入“娱乐”。我们要“娱乐”，也要“效果”。不管规则如何，规则下诞生的结果更为值得讨论。“诺贝尔奖”，目前能获得的评价是“值得期待和信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每届也能评出几件好的东西，但也搀杂了泥沙，或者说在挑选金子和泥沙的时候，遗失了金子，挑选了泥沙，这也是存在并也是正常的。没有办法的事情。评奖组织者们，也想把最好的金子挑出来，结果因为某个环节出错，结果搞砸了，作为观众也要理解和宽容。在这里，我还得点评一下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和入围的几部作品（请原谅，这次“鲁迅文学奖”的评奖结果我就不再讨论了）。首次进入“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者们视野的，周晓枫、龙应台、张承志、于坚、张炜、阎连科等作家的散文集，都是几年来中国当代散文的优秀成果。老实说，这“30万”奖给谁都是可以的。但是评奖者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那样，“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者们似乎就有看人下菜的嫌疑了。当要在手板手心二者中做出选择的时候，就必须得坚持什么，放下什么。坚持什么呢？当然是文本，散文文本，优秀的具有显著“在场主义散文”追求的文本。放下什么呢？评奖者除了设置一些限制外，如获得国家级（官方）文学奖励的就得放弃。这一条，虽然不可理喻，但表明一个态度：“民间”与“官方”的对立，“非主流” 和“主流”的不相容。这也告诉我们这些作家，写作是要有立场的，不能摇摆不定，脚踏两只甚至几只船。反过来，也有人说，这个“在场主义散文奖”是“鲁迅文学奖”的落选奖。呵呵！“落选奖”就“落选奖”吧，好歹走出一个“圈子”，进了另一个“圈子”（要么“官方”，要么“民间”；要么“主流”，要么“非主流”）。文学其实就是一种圈子运动，很难有哪个作家能做到真正的“独立”，不受“圈子”的影响。如果哪个作家做到了，这个作家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作家，如卡夫卡，如川端康成，如梭罗……没有“圈子”的作家，是站在人类的立场写作的。当代散文作家中，苇岸算一个，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真可以建议评奖者们把这个“30万”发给他（他接受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情）。“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设立初衷，不是试图让作家们以一个“圈子”的写作，去对抗另一个“圈子”的写作。因为游戏的本质，必然造成现在这样的嫌疑。比如，“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奖者，有些就是另一个圈子中人。如果真能制定完备的规则，把评奖者、获奖者的圈子分得清清楚楚，倒是可以纯洁这个奖，但是对散文、对文学，则不一定是好事情了。“鲁迅文学奖”也好，“在场主义散文奖”也好，谁也不要在乎对方，谁也不要盯着对方，各玩各的。反倒是规则的一些细节，应该值得重视。比如两个奖在推选作品、塞选作品，能够更广泛更民间更基础一点；在挑选裁判上能参考中世纪法庭审理规则，增加陪审团，允许群众观摩游戏过程，做到真正的对观众负责，彼此相长下去，说不定真能做出中国文学的什么大动静来。
　　
　　（作者系青年作家、古陶瓷美术鉴赏家、宋官窑收藏家。此文文责自负，授权沈荣均先生转载。其他未经允许擅自转载，引发争论等由转载者自行负责。）

　　

　　今天心情高兴，发一个小KS，虽然没有等级，但玩了很久了。朋友说是绝世湖田影青，我说不算什么了。大家如果认为东西对，内心里会心一笑就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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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没来,实验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