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荒芜的内心

　　我一直认为，故乡首先是个精神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人也许永远无法规避的是精神的归宿，而最终能够给予慰藉的只有母亲和故乡。
　　母亲也好，故乡也罢，这都是对来路的回溯，对内心的回望，对源头的追溯。
　　对小说作者来说，故乡的意义，不仅于此。
　　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鲁迅的鲁镇。这些虚构的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其实就是身在的此岸世界。
　　之于莫言，高密的意义也在于此。
　　我的高密，这个简短的书名，让我五体投地的原因是，作者用“的”代替了“和”。
　　一个“的”字，使精神主体统摄、超越、也横亘在客观世界之上。
　　本书的扉页，局部地引用了莫言的一句话：“我与农村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鸟与鸟笼的关系，也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土地孕育了他的书写者，另一方面，它也局限着书写者。这是无法回避的悖谬。
　　试图只为一片土地立传的人，必然会被否定，那是因为他的目光所及之处，遗漏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故乡是一片兼容并

　　







　　
　　

　　十六七岁时，我常常一个人坐在楼顶的阳台，眺望远方。傍晚，高远的天幕渐次垂降，天空从湛蓝渐转青灰。暮色由脚下大片的稻田上升腾，潮水般拥簇、弥漫，吞没远处连绵的山岗，各色奇幻的光线敛入了大地深腹，彷如进入冷峻的隧道。
　　从顶楼望去，近处堆积潦草的村庄，杂陈的各式建筑，肆无忌惮地占据着空间，只在暮色中勾勒出没有规则的影子。过去一些，是深秋的田野，纵横交错的机耕路割裂成块状农田。尽头是细长的公路，匆匆驶过的车辆，追赶车灯打出的光束，暮色中，传来长途货车喇叭长长的、孤独的鸣叫。
　　最远处，层叠起伏的群山如翻滚涌动的河流，在某一瞬间被突然定格。山头碰触到天边云朵那一刻，余晖在群山与天际的交界处，镀上了金黄的光晕，透过层叠幻化的云翳，折射出炽烈的红色光芒。群山扭动逶迤的躯体，像一条垂死的巨蛇，在抖尽最后一抹余晖后，终于沉入无边的黑暗。
　　像是履行一个没有期限的约定，我一度在这样的等待中忽略了时间的意义。每个生命经历着从稚嫩、青涩走向成熟、丰厚的过程。如果说，所谓成长，不过是混杂着孤独、焦虑、憧憬、悸动、酸涩的旅程，那么这个偏居浙北一隅的Y镇，便是我晦明不定旅程的最初起点。

　　
　　
　　立夏将至，雨水渐增。这两日却是意外地晴和。陆游《立夏前二日作》里说：“晨起披衣出草堂，轩窗已自喜微凉。”大概便是眼前的时节。犹记幼时立夏称人的习俗，老台门内几户人家各自拿着老秤给自家孩子称量，相互言笑，倒别是一番热闹的景象。称人时，有几句俗语，如今早已杳然。不意找到几句， “秤花一打二十三，小官人长大会出山。七品县官勿犯难，三公九卿也好攀。”大意如此。
　　记得幼时所居门堂，叫老二房。江浙一带，台门，俗称门堂。即有门楣、堂宗之意。老二房所居初为应姓族人。清同治10年(1871)的《义门应氏宗谱》载：“始祖世纪，唐末任处州刺史，因乱留居。其後播迁转徙，至十五世文珍始由十一都南安谢公山迁诸暨义门凤隖(梧)，是为始迁祖。”元末财主应十万，从永康迁至道地，明初又从道地迁居应店街村，渐成富豪。传说明代朱元璋曾到应店街村，应十万捐了军粮二万石。捐粮有功，明太祖降旨建造牌坊，封为“应义门”（应义门宗祠为“彝叙堂”，犹存于道地村）从此，每年八月初三形成庙会，因而商店渐增，形成街道，清朝年间罗坞改名为应店街。及至我高祖一辈，已是子孙昌盛。
我祖元丙公有兄元开、元有

　　 秋天，我独自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一个穿咖啡色双排扣风衣的女人朝我走来。她俯下身，向我借火。然后缓缓在我身边坐下，长长吁出一口烟，把身体深埋进长椅的靠背。
　　盛大的阳光穿过悬铃木疏朗的枝蔓和叶子，在地上摇曳斑驳的影子。那女人把一只手环抱在胸前，神色缄默，目光低垂，她用手指夹着烟卷的手势，看上去熟练而沧桑。远处清湛的天空，掠过哨鸽的影子。四周隐浮起孩童的嬉闹声。但这一切仿佛被隔开在另一个遥远的、永远未曾抵达过的时空。一切在空旷的下午渐趋沉寂。
　　像是等待一场无聊戏剧的散场，或者，一般迟迟未到的巴士。我们在长椅的两端各自沉默。我看到她消瘦的脸，日渐松弛的眼袋，细碎入嘴的饿纹。昭示着青春的年华在时间流逝里已经逐渐久远。我对她说，我已经记不清时间或地点，但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
　　她只是说，是吗。我记不得了。
　　也许，是我的记忆发生了某种偏离。
　　人的回忆有时就像一场沉睡中的疾病，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苏醒过来，然后轻轻啮噬、触痛你的心灵。那些隐遁在时间背后的日子，从不曾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消散得了无踪影，它们因为一个小小的触动在某个突然的瞬间纷至沓

　　


　　

　　 趁着开会那会，翻了伊恩麦克尤恩早期的几个小说。那种写法，说不上喜欢，却绕不过。阅读的喜好，是会变的，这可能跟人的经历和审美习惯有关。小说本身，总有一些恒定的东西，在支撑着它。《立体几何》里，是技巧和结构；《家庭制造》是敏锐细微的生命体验；《舞台上的柯克儿》干脆成了寓言。青春和性，是文学永恒的母题。麦克尤恩的几个小说，大都在写男孩的成长。那种阴郁、焦虑、惶惑、绝望混杂着男性荷尔蒙的气息，让人迷恋。但这种荒诞不经的手法、难以入目的题材，是学不来的。这可能和作者的气脉有关。年前和一个作者聊天，他说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永远随着他在成长。这当然无可臧否。但我总觉得，但作者眼界的深度，往往决定了作品的生命的厚度。这是题外话。另外，这几个小说，有阅读洁癖的读者要慎读。

　　夜晚 是一杯泡沫丰富的冰啤
　　饕餮者们开怀痛饮 在烈火上
　　炙烤的自己心脏
　　
　　城市广场
　　从大脑 沦为肠胃
　　它惯于消化 手臂的丛林
　　雪花的纸张
　　
　　在思想的始发站
　　主义的角力场
　　燕赵悲歌 被摇滚换防
　　而霓虹 早已把不名一文的月光
　　驱逐出故乡
　　
　　所谓纪念碑
　　不过是权柄者手中猩红的公章
　　叛徒的骨殖
　　仅属于邮票大的广场
　　雨中的高楼 从来不需要营养
　　它们躬身朝向肥满流油的开发商
　　
　　昏迷的游魂呵
　　依旧在城市上空 弯曲 飘荡
　　奢求时代的请柬
　　绝望中惊喜
　　等待中绝望
　　

　　多少倦惫的脚步
　　把荒芜的乡道丈量
　　多少咸涩的泪水
　　漫漶岁月的河床
　　穿越多少厚密的云翳
　　才最终将浩繁的星空仰望
　　谁能把无尽的光阴抵挡
　　谁握得住时间的洪荒
　　布谷鸟虚掷了熹微的晨光
　　在悔恨中吞下自己的翅膀
　　仙人掌淹溺于青春的迷惘
　　在辽远的沙漠把自己逐放
　　寂静，如河水流淌
　　利剑在等待中遁逸了光芒
　　变幻，像浮云沧桑
　　悲喜埋葬在尘封的蛛网
　　羁泊者站在旅途中央
　　伸出指节 把回忆之门叩响
　　来路早已息落了尘土飞扬
　　只有远去的牧歌 依稀回荡
　　点亮归途上一路星光

　我喜欢这组散文。它纯粹却又厚重，朴实而不乏轻灵。也许我们已经看过太多这样的乡村散文：刻意的寻求日常中遗落的诗意；或者，习惯于对事物的某个细节发表感悟，进而归结到生存哲学的层面。这类散文，当然不是说不好，但我始终觉得，它们所仰仗的，毕竟只是作者的才情、悟性和技巧。帕蒂古丽的散文不是这样的。这块叫大梁坡的贫瘠的土地上的男人女人是如此鲜活：他们跳麦西莱甫，弹都塔尔和热瓦甫，唱《艾力甫与赛乃姆》；他们把稻谷放在炕上过冬；他们信仰真主，给“殁了”的人念古兰尼，办那则尔，站乃麻子、洗礼、送埋…世代相传，他们把自己长成了庄稼，一茬接一茬地生长在大梁坡。当土地成为命本，宿命也随之根植在这块地里：肉孜家的古丽、奈比约拉、玛丽亚、兰花这些乡亲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土地和历史对命运的牢牢掌控；“我”的父亲伊布拉欣，出生在一个叫做

　　这个虚构的小说，并不旨在讲述两个男人之间长达三十年的精神角力。三十年前，知青老薛无意间在草垛中发现了好友刘永健和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卢冬梅，这一幕让老薛一辈子难以安生。三十年后，老薛和刘永健再次邂逅。老薛发现同样耿耿于怀的并不只有自己，却不得不一次次接受刘永健的施舍和戏弄。在自尊心被逼向崩溃边缘的时候，命运让老薛重拾了尽雪前耻的机会，但在最后关头，老薛猛然意识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永远是一场缺乏胜负的赌局，最终选择了放弃。城乡二元社会的广阔背景和巨大的时间跨度，把个人的命运同历史的嬗变纷繁地交织在一起，土地与历史，命运和时间，构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漩涡。正如南非作家J.M.库切（J.M.Coetzee）在《迈克尔.Ｋ的生活和时代》中发出的质问，这个小说的主题应该是：人能否逃离历史？
　　在

　　《可爱的骨头 》小说的第一句是：“1973年12月6日，我被谋害时不过14岁。”这个开头，不禁让人想到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的开篇叙述：“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不知是否出于某种巧合，艾丽斯西伯德也采用了死者的叙述。亡者视角的叙述，既非艾丽斯西伯德首创，方方《风景》也用过一个夭折婴儿的叙述（关于这个小说，我觉得作者的灵感可能也是来自埃里克•布雷斯导演的《蝴蝶效应》的第一个结局，那电影共有四个结局，这是题外话）。但这一句话，出现在电影中，要到影片开始后的六分十四秒，大导演皮特杰克逊这样的安排，当然有他的道理，我只能猜测他是想在开始这个故事以前，给苏茜及其家庭生活做一个简单的描述，以作铺垫。
　　如你所见，《The Lovely Bones 》电影的名字预示了这是一部情感与惊悚双重变奏的电影。其实我们对这两个主题相互融合交汇的电影应该并会不感到陌生，比如2000年亚历桑德罗•阿曼巴导演的《小岛惊魂》（妮可基德曼主演），比如1998年的纳特沙马兰导演《灵异第六感》（布鲁斯威利斯主演），但这两部都侧重于心理探索，所以应该归入心理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