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生物里面，最可爱的是植物。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战争，你什么时候见过三个大枣跟三个花生打起来了？它们也不以大欺小，你什么时候见到一个西瓜在揍一个苹果？它们不拉帮结伙，不刻意跟谁走得太近，也不刻意疏远谁，如果不是人类强行把一挂葡萄和一串荔枝放到一个水果盆里，它们宁肯一辈子都不见面。
　　动物比植物就恶劣一些了。狮子追逐斑马，蛇吞食青蛙，猫抓耗子，老鹰捉小鸡之类，大家已司空见惯。但是，动物们只是为了活命，强大的一方，饱腹拉倒，不会一口气把所有天敌都咬死。据说一只老虎吃饱了，再扔多少东西它都不会要；弱势的一方，自认倒霉，也不会天天想着报仇。它们信奉弱肉强食，却不强调仇恨。你什么时候见一群羊开会准备报复一只狼——动画片不算数。
　　人类就更恶劣了。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父债子还、血债血偿，都是人类的规则。他们不仅疯狂攫取，而且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记一辈子，让仇恨一代代延续……

　　深圳文化界人士私下闲聊时，经常有此一问：为什么我们缺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
　　我想，原因肯定很多，但经济太发达应该是其中之一。说起来荒唐，分析起来却难脱其理。在深圳这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稍微混出点名堂，刚刚发芽，还没来得及茁壮，大家就开始拔苗助长了，根本不给你继续拔节的机会。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民工歌舞团在央视春节晚会上露了下脸，此后立刻成了本地众多企业公司和政府机关的座上宾。各种各样的演出，各种各样的堂会，都以请到他们为荣，而深圳这地方的演出机会又非常多，文化消费力特强。搞文化搞艺术的虽然也在认真打磨，努力成长，但他们无法拒绝一个接一个的邀约。深圳经济繁荣，一个街道就是内地一个豪华县城的规模，甚至比某些不发达的地级市都好。各个街道都爱打文化牌，愿意为此大把大把地掏钱，至于大大小小遍地开会的企业就更不用说，一句话，舍得投入。艺术家们无需再壮大，没必要再跑到全国各地去巡演，谁能像深圳人给钱那么痛快？这个地方的资源就够他吃一辈子了。
　　就我所见所闻，深圳漂着不少内地来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尽管他们也叫苦连天，但比起其他地方漂着的艺术家来显然要滋润得多。给企业搞个策划，给晚会写个串场词，给大老板拍个照，只要不挑肥拣瘦，起码饿不着。我认识几个还不算有名的作家，平时不上班，大小企业和大小党政机关都办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内刊，他们随便写几篇文章，参加几项奖金很高的征文，混口饭吃绝对没问题。难以想象，他们在其他城市怎能这样活？
　　至于那些在成长地已经有了全国名气，不甘于现状，又跑到深圳来闯世界的人，就更有用武之地了。做讲座，做报告，当嘉宾，当评委之类的，摩肩接踵。深圳这地方还是蛮重视名人的，名气可以当饭吃，决不掺假。谁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况且，很多人本来就是奔这种诱惑来的。深圳胃口大，起码目前这些文化人她都消化得了。你应该从全国人民那里得到的回报，深圳都给你了。深圳这种自足的氛围，很容易让文化人满足于现状。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四处捞金，除极少数有定力者，谁还有精力和心情沉到水底去谋进步求发展？
　　此种意义上讲，深圳养人也毁人。
　　但这种理论不能倒推成：越是穷困的地方，越容易出大文豪，大画家，大艺术家。因为还有视野的因素。深圳平台博大，资源丰富，信息密集，在这里可以接收到本专业最完备最前沿的知识，非内地其他城市可以匹敌。不接触这些东西而成为本专业的领潮流者，除非是天才。若有此等人，在深圳或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

　　记忆中，很多知识不是来自学校，而是来自身边的人。不知为什么，这些知识的得来过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现记录如下。
　　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同学那里借到一本小人书，名为《敦厚的诈骗犯》。这是一个日本故事，内容为：一个失业者屡次到某理发店去理发，并恐吓敲诈理发师。理发师忍无可忍，偷偷把剃刀伸向了他的脖子。诈骗犯临死前却提醒理发师：“就——说——是——因——为——我——自——已——动——了……” 后来，诈骗犯的妻子又给理发师送来一封遗书，诈骗犯在这封信中说，自己只是借理发师的手杀死自己，因为意外死亡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从而供给孩子读书。
　　看完这个故事，我问姑姑：“敦厚是什么意思？”在问之前，我自己已经把“敦厚”理解为“敦实”，即身材高大的意思。因为诈骗犯应该长得人高马大。但姑姑告诉我，“敦厚”意为“朴实、老实”。我没敢跟姑姑辩论，也没认为她说的对，但知道了有这样一种解释。后来通过阅读，一次次印证，发现姑姑说的是对的。
　　如今，姑姑是个农民。
　　第二个也跟连环画有关，也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喜欢跟几个大孩子混在一起。一天，几个大孩子正在打扑克，我坐在炕上津津有味地看一本三国演义连环画。其中一个逗我说：“你这么小，能看懂吗？”我说当然能看懂了。他把连环画夺过去翻了翻说：“如果你能把这页的字都念出来，我就把这个画本送给你。”我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瞄过去，发现其中除了“栩栩如生”这个词，其他的都见过。当时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先念过去再说，万一蒙对了呢？读字读半边，就念“雨雨如生”吧。我刚念完，那位大哥说，哈哈，我猜你就不认识这个字，记住了，这个应该读作“许许”。
　　“栩栩如生”大概是我当时接触得最深的一个成语了，我应该感谢他，虽然现在这个大哥也在务农。
　　还有一个堂兄，小时候聪明伶俐，是公认的“人精”。犹记得，他不到十岁就能根据课外书上的提示，用一张纸、几根线做出一个精致的玩具来，把我们一帮小孩子羡慕得跟在他屁股后面跑。在我印象里，他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大概在他十五六岁的某一天，我到他家里去玩。当时他姥爷有一台录音机（整个村子里总共也就四五台录音机）。堂兄在录音机里放了一盘京剧磁带，让我仔细听，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名堂。他不屑地说：“现在人们都爱听流行歌曲，没品位。要听就得听京剧！”然后告诉我，他给我放的是《徐策跑城》，演唱者是麒麟童，原名周信芳。“你听，他的嗓子是沙哑的，一般人学不上来。我学一学，你听听像不像？”等他唱完，我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天籁之音啊！天才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具体的京剧知识。而如今，堂兄已经成了疯子。他被锁在一个破败的院子里，经常都发出凄惨的嚎叫，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这么多年，门一直是让我心灵不安的因素之一。
　　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有人闯进我的家。所谓家，就是小时候住过的老屋。老屋有三个。一个是我曾祖住过的类似四合院一样的房子，在我记忆里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到父亲这一代，都陆续搬出去了。大概是1983年左右，我家正准备盖新房（次年建成），这期间全家在一间废弃的破房里短暂驻留过，这件破屋因为简陋和不堪，给我心灵烙上巨大阴影，此后在梦中屡次出现。
　　1984的新房，成了今天的老屋。昨晚梦里被闯入的，便是这间老屋。读小学时，每天放学都要回到这里；读中学时，每月放假都要回这里；读大学时，每半年放一次假，也要回这里；成家后，无论多忙，每年总要回一次这里。这是我的家，父亲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
　　而这个老屋的门始终形同虚设。事实上，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如此，一个门板，里面是一条木头门栓，外面是一根薄薄铁条，叫做门帘钓。出门时，用锁把门帘钓锁上就成。我家的似乎先进些，门外是门帘钓，门内却是老式的铁销，白天打开，晚上闩上。但铁销实在单薄，轻轻一脚就能踹开。反正也没什么可偷的东西，门亦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他要想偷，怎么着都能进门来。
　　很多人家里养狗。这些狗不是刻意养的，大多是饿狗无处觅食，赖在某户家里不走。谁家小孩多，拉屎多，狗的固定食物多，谁家就有狗的长期饭票。久而久之，某只饿狗便会以主人自居，不许其他的狗染指。除了逢人便大叫以替主人扬威，它们还认真履行守门义务，昼夜看护。
　　我家起先被动地养过一条瘦狗，狗又生子，子又生孙。到了第三代，品种变异，形成一声音粗犷、高大壮硕之卷毛母狗。若直立起来，像一只狗熊。父亲将它拴在进门处的枣树上。这只大狗对我家人低眉顺眼，三岁小孩儿也敢上去踢它。对外人，则生猛无比，常常扑上去不分三七二十一就是一口，先后有两个邻居因此中招，一个被咬了大腿，一个被咬了肚皮。后来有人隔着篱笆墙扔了个毒药馒头喂它，第二天早晨，狗熊直挺挺躺倒在地上死了。狗熊留下两个幼小的孤儿，但父母不想再养了，半夜把两只小狗埋在了屋后场院的麦秸垛中。后半夜，父母翻来覆去睡不着，又爬起来到麦秸垛中把小狗抱回家。两只小狗长大后没找回其母的风采，不知所终。
　　后来我到城市生活，在小区里见到牵着大狗晃来晃去的人，总是恨得要死，其实当初自己也是养过大狗的。而那只大狗，给了自己足够的安全感。
　　大狗去世后，老屋四门洞开。四面的墙用秫秸围成，在凄冷的冬天，风吹刷刷响。多少个夜晚，我偎在又硬又薄的被窝里，如同睡在露天睡在田野里，这时候谁都可以随便踏入我的家门。如果没有后来的城市小区生活，我也许会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但我拥有了封闭得严严实实的窗户和阳台，常年与之为伴；见到了厚重的铁门，不敢轻易踏出一步。前后对比，以前的四门洞开让我充满了不安。我总是担心回到以前的状态，谁都可以大摇大摆闯进来，然后再大摇大摆离开……
　　门，还是一个隐喻，门里是自己的世界。就像我跟人交往一样，开始时对谁都不设防，只有等到受到了伤害，才想把他们驱逐出去，而驱逐出去，要劳神费力。我对朋友的选择其实是很挑剔的。虽然已经习惯了敞开的门，但内心里有一重厚厚的门……

　　


　　朱元璋刚打下天下那阵，有点瞧不起手下一班武夫，反倒对文化人产生了兴趣。特别是每逢节日庆典，文官们总会呈上一篇篇辞藻华丽、文采飞扬的贺词贺表，让这个当年的小和尚读得津津有味。跟他一起马革裹尸的那帮武将们心里开始发酸了，便旁敲侧击。朱元璋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天下大乱的时候，当然需要武将，但治理天下，还是用文臣好一些。
　　勋臣们一听，哦，合着我们用枪杆子打出的天地，让只会动笔杆子的人这么轻易地就夺走了？这怎么行！于是，他们偷偷对朱元璋说，这帮动笔杆子的人坏着哩。“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他们喜欢抠字眼，指桑骂槐，你小心中招！当年张士诚还叫张九四的时候，厚待文人，并请其为自己起个雅一点的名字，那些大儒就给送给他“士诚”俩字，张士诚还觉得很美。其实，《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之句，你看他们多坏，悄没声儿地就把张九四给骂了，张士诚这大傻×到死都没觉悟！
　　朱元璋一听，顿时恶向胆边生，再回想此前那些文臣的贺词表章，确实有可疑之处。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张士诚那样的傻×，他开始在贺词中寻章摘句。
　　浙江府学训导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了一篇《增俸谢表》，内有“作则垂宪”一词。朱元璋想，这是说我呢，“则”“贼”同音，暗讽我当过贼啊，诛之！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都司作《万寿贺表》献给朱，内用“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朱元璋想，还敢说我做过贼，诛！
　　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替本县县官作《正旦贺表》，内有“取法象魏”一句，朱元璋想，“取法”者，“去发”也，这是讽刺我当过和尚啊，诛！
　　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知府作《万寿贺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朱元璋想，“法坤”音同“发髡”，还是剃发的意思，干掉！
　　杀杀杀，干掉干掉干掉！
　　一时间人头落地，腥风血雨。
　　其实呢，当初武夫们提到“士诚”一词，绝对是陷害。《孟子》中的原文乃是“士，诚小人也”。这是齐人尹士的自我检讨。尹士说，不好意思，我是个小字辈。
　　如此而已，哪里有士诚是小人的含义？
　　不知朱元璋后来是否知道了这个词的来历，是否有所反悔，但武夫们的确给了朱元璋一个收拾文人的借口和机会，虽然后来那帮武夫也纷纷被朱元璋搞掉，结果并没好到哪里去。
　　算来算去，最合算的，还是朱元璋。

　　


　　（《重品梁实秋》，王国华著，中国物资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定价25元。
　　
　　作者如是说：
　　我总去邮寄取稿费，跟邮局的小姑娘们混得挺熟。2008年的某天，一个小姑娘说，王老师，我很喜欢你的博客，经常去看。但上面有一些写梁秋实的文章，我看不太懂，梁秋实是做神马的？
　　我说，那是梁实秋，不是“梁秋实”。
　　今天的中学课本里已经没有《论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文章了。在该文中，鲁迅指名道姓“痛斥”梁实秋，同时也让梁实秋的大名妇孺皆知。随着这篇文章的消失，梁实秋的世俗名声显然弱化不少。
　　但梁实秋的文字还在，标签化的梁实秋消失了，真实的梁实秋有了浮出水面的可能。如果有时间通读一遍他的作品，或者只挑几篇来读，你会发现，那是很可爱的一个人物。他没有胡适名气大，没有徐志摩浪漫，没有鲁迅激愤，不像郁达夫那样落拓，也不像周作人那样悲情。他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机智，但掩饰不了时时被对手攻击的窘迫；他有绅士风度，但在颠沛流离的大背景下，生活也高贵不到哪里去。
　　一个作家的人生，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状态在某一时代的缩影。当时光沉淀已毕，回头打量，战士们的文字随着战场的消失已腐烂成泥，只有人性永放光辉。
　　我重品梁实秋，梳理梁实秋，推介梁实秋，就是因为那人性的光辉和明亮。
　　
　　推介词：
　　一个作家的人生，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缩影。作者利用数年时间研读梁实秋作品，梳理和打量梁实秋，对这位曾经毁誉不一的著名作家有独特的理解和视角。
　　该书是一部普及性学术作品，分别从梁实秋的作品、交游、个人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来剖析和归纳这位曾经轰动一时的民国学者。
　　该书的部分章节已经在《良友》、《读者》、《羊城晚报》、《文史春秋》、《历史家茶座》等报刊发表过，读者反响良好。
　　
　　内容简介：
　　该书分为四辑：一.梁实秋的交游。分别写梁实秋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郁达夫、周作人等人的交往，通过交往叙述彼此对人生、国家、文化认识的差异；二.梁实秋的痛与爱。从细微的角度切入，写梁实秋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三.梁实秋作品一瞥。对其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以及享誉一时的《雅舍小语》等作品做全面解读和分析。四.梁实秋的两次婚姻，写他与妻子程季淑以及与续弦韩菁清的爱情故事。
　　(欢迎各报刊的兄弟姐妹们选发推介)

　　


　　秘密无处不在。
　　南京市下关区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警方表示，此前在重庆和长沙等地发生的6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嫌犯和本案凶手应为同一人。也就是说，这名犯罪嫌疑人在8年时间内作案7起，造成7人死亡。这么重大的案件，现在才爆隐情，让人为之一惊。不该成为秘密的成了秘密，以致危险无处不在。
　　刘恺威和杨幂分别承认了两人的恋情，第二天便成为各报的头条。因为人们关心，一点小事儿也得藏着掖着，遂成秘密。有人猜测二人要炒作新戏才有此举动。但能用秘密换关注，这也算一种资本吧。这点小幸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晒不晒出来都应该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郭德纲身边的人在首都机场围殴跟踪者。跟踪者自称是记者，打人者是郭德纲弟子；郭德纲称跟踪者是狗仔，打人者是临时工。看网上的调查，多数人像上次一样支持郭德纲痛殴狗仔。越来越受拥趸宠爱，是否会成为郭德纲的七寸？秘密！
　　安徽省工商局发布的公告信息显示，金龙鱼玉米油存在质量问题。而金龙鱼方面回应说问题油责任不在自己，而是经销商保管不善。名牌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早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秘密在于他们总能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推卸。
　　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在即，国民党的马英九和民进党的蔡英文激战正酣，鹿死谁手不但会影响两岸的走向，而且自然影响到百姓的生活。好在这种选举是平面化的，或许有奥步，但难以暗箱操作，秘密都摆在了大庭广众之下。
　　秘密无处不在。没有了秘密，结果也便可以接受。

　　


　　2012，他们卷土重来。
　　红会终于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结果。结论如何且不说，选择在2011年最后一天发布新闻稿，本身就是不老实的态度。一心要躲过媒体的关注，但还是上了各媒体新年第一天的头条。所谓卷土重来，外在表现是“胡汉三又杀回来了”，内在表现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你不换药，别人就会盯住你哟！
　　广电总局禁止所有电视剧插播广告，并于今年1月1日开始执行。然而有观众发现虽然电视剧中间的插播广告取消，可是电视剧前面和后面的广告时间变长。大家都要生存，换汤不换药或是没办法的事？
　　1月2日起，大陆人士可以直接以医疗名义申请赴台进行健康检查和医学美容。此外，如3年内赴台游大陆客无违规，赴台游可免附财产证明。台湾放宽多项管制措施欢迎陆客，正所谓分久必合，大势所趋。该走的会走，该来的会来。
　　春运期间，铁道部开通网上购票，却屡屡发生系统堵塞、登录速度过慢甚至无法购票或者交了钱却拿不到票的情况。老问题未走，新问题又来。铁道部回应，春运期间网络订票旅客激增，将增加宽带。问题能解决一点算一点，不要积累到爆发的程度就好。
　　卷土重来的还有“达芬奇家居”。这家被媒体揭发产地造假、原材料造假、虚假宣传的公司，声称央视记者李文学曾索贿100万元，而记者随后发布声明予以否认。双方的隔空交战使得这一本来尘埃落定的事件再度成为新闻焦点。而他们争的，到底是公道还是利益？
（《金鹰报》每周专栏）

　　


　　到杭州去看岳王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跪着的秦桧等四个“奸贼”，其中一个还是女的。可以想象，没有了这些道具，气壮山河的岳飞还有什么凭恃？岳王庙还怎么能从其他庙宇道观和纪念馆中脱颖而出？很多人到岳王庙，不是去欣赏善，乃是去参观恶。如同蓝天上飞过一只乌鸦，人们抬头看到的不是广袤的蓝天，而是一只小小的乌鸦。不要怪小乌鸦遮蔽了大蓝天，皆因你对蓝天本来就视而不见。
　　秦桧是应该站着还是应该跪着？这个问题在知识精英中争论已久，在民间也有不同声音。陪同我参观的李利忠兄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对岳飞以及秦桧的评价有历史原因。宋末元初，蒙古人金戈铁马征服中原大地。无力反抗而又不甘做亡国奴的汉人便从历史上找代言人（强权统治下的臣民多用此招，也幸亏中国历史几乎已写尽了后世要面对的所有问题），岳飞的地位因此一抬再抬；及至明朝，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是重大外患，岳飞继续被神化。历经元明清几百年风雨沧桑，岳飞遂成今日岳飞。这倒无所谓，关键是随着岳飞被神话的幅度越来越大，秦桧被鬼化的幅度也臻极致（此正是二元思维的典型特征）。
　　李兄认为，让秦桧跪着也无所谓，可以传达东方文化中“正邪自古不两立”的价值观。
　　而这，正是我所忧心的。对岳飞和秦桧历史评价的演变，其实就是将二人符号化的过程。符号化就是简单化，强奸化，是为了什么才怎样怎样，其底色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允。我也赞成“正邪不两立”，可是有的正邪容易辨别，而很多时候，正邪之间实在难以辨证。历史上被盖棺定论为小人的人，有几个承认自己是小人？他们还认为其对立面是小人呢，讲起自己的道理来也头头是道。蔡京的儿子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把蔡京写成了一朵花，而态度之诚恳、笔调之真挚让人简直以为蔡京就是历史上最好的人了。再拿秦桧主张的“和”与岳飞主张的“战”来讲，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是赞成偏安带来的平静，还是所有的人都同仇敌忾，要求决一死战？血流成河与隐忍苟活，他们会选择哪个？哪个算正，哪个算邪？当然，问题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我们更不该责备古人，以今天来的价值观来衡量古人，我甚至认为，秦桧即使跪着确实无所谓，但它只应作为历史资料和证据留存在那里，而不该成为传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东西，因为这种价值观是错误的，没有意义的。资料提供者尤其要告诉参观者，这种符号的来历和背景知识，以免其成为宣扬“恨”的工具。
　　我看到，秦桧等四人的铁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活着的时候没遭到报复，在死后终于被人意淫。但是，对所谓“恶”打出铁拳，同时会热情拥抱“善”吗？二者成正比吗？如果后人能因对秦桧的唾弃而形成学习岳飞、向岳飞看齐的氛围，秦桧的被贬损也算有些价值。而事实是，很多人唾弃完秦桧之后还要按秦桧的路数去行事，甚至做得更过分。历史上的“岳飞”不过一个，历史上的“秦桧”却数不胜数。这起码证明，用一扬一抑的方式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如何凝聚一个健康的价值观，任重道远。
　　还有句题外话。我到岳庙去寻找精神家园，看到的是“忠义”二字。岳飞虽然死得悲壮，但无论生死，都有强大的心灵寄托，即，为赵宋王朝贡献终生。因为国是私人的，所以为了国家就是为了赵宋，为了赵宋就是为了国家。其忠其义，无须质疑。我也想“忠”，我也想“义”，让生命更有价值。可我应该对谁“忠”，对谁“义”？对什么“忠”，对什么“义”？什么和谁值得我“忠”，什么和谁值得我“义”？想一想，很灰心。

　　杨荫杭，民国时期著名律师。他有个妹妹叫杨荫榆，就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痛骂过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杭还有个女儿叫杨绛，作家，是钱锺书的妻子。
　　杨绛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我的父亲》，里面提到杨荫杭的做事风格：“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者，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辫帅”张勋攻入北京城。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杨荫杭的某下属擅自把杨荫杭的名字列在了欢迎者名单中，以为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只好默认。而杨荫杭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对于这样的不通世故，杨荫杭自己是明了的，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语气对女儿们讲：“唉，补塘（杨荫杭的字），声明也可以不必了。”随后杨荫杭又补了一句：“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
　　名器之假于人，古时不鲜见，今日则更上层楼。唐宋八大家之韩愈，收人“润格”巨资，给死人做传，谎话连篇，极尽拍马阿谀之能事。韩愈用自己的名字为人“背书”，影响只及于自身，而今日所谓的专家，甚至是“国家级”的专家，随便几千块钱就能搞定，而贻害及于他人，简直称得上是为虎作伥。骗子自制所谓“金缕玉衣”，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来鉴定。专家拿人手软，张嘴就说价值24亿元，骗子遂拿着这个鉴定骗出数亿贷款。至于各类房产专家、股票分析师、影评家、书评家，哪里还有什么“名器”，早已自降为娼，给钱就上了。
　　不珍惜名器，往往自上至下，小人物尚拈轻怕重，大人物反而说一套做一套。大人物入史，小人物淹没，后人以为社会风气败坏，笑贫不笑娼，其实珍惜名器者多没机会留下事迹。要不是有杨绛这样一个好女儿的记载，即使杨荫杭辈，亦随风飘散矣。
　　寻找社会的道义，也许只能向下，向下，再向下。如此，你才能找到生存下去的支撑。

　　


　　在西湖边上的西泠印社里面，有一座“锦带桥”。为我导游的利忠兄说，“这是杭州最小的一座桥”。其实，那就是横在水沟上的一块厚石板，不到两米长的样子。如果步子迈得大一点，一下就跨过去了。但上面煞有介事地立了一块石碑，石碑几乎占了桥面的一半，上书“锦带桥”三个字，似乎在提醒你那真的是一座“桥”。
　　原先只听说过最大的桥、最高的桥、最美的桥如何如何，可很少听说过最短的桥、最小的桥。人们潜意识里以大为美，以高为美，其实生活向来两极，一个极端既是另一个极端的异端，二者又常常相互转化，甚至合二为一。小，容易被忽略，却也是生活的一极。
　　好在，被忽略的小，在杭州几乎随处可见，随时被提醒。
　　西湖北边的石函路，也就是一二百米的长度。最东边的石函路1号是从前日本人的领事馆，现在归浙江省旅游局；最西边的石函路7号是蒋经国故居，蒋经国有很多故居，这是其中之一。利忠兄领我从东头走到西头，说，这是杭州最短的路。
　　最长的路，让你眼前一亮；最短的路，也让你眼前一亮。
　　在白堤上漫步，见一老男人站在路边，手里拿着一盒线团，聚精会神地抬头望天。我循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看到一只蝴蝶在天空翻飞。大冬天的，怎会有蝴蝶？利忠兄说，那是风筝。可不！那只仿真的蝴蝶风筝，惟妙惟肖，翩翩起舞，栩栩如生。莫非这是杭州最小的风筝？
　　当年杭州举办横渡钱塘江游泳比赛，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向前游去。唯独一个人慢慢吞吞，故意落在众人后面。等所有的人都渡江成功，他才爬上岸，兴高采烈地高喊：我是最后一名，我是最后一名！
　　你想想吧，五六百人的参赛大军，最后一名是多么的荣耀！简直可以和第一名媲美。争不了第一，争当最后一名，不亦乐乎？
　　但最小、最短和最后，又岂是甘为人后？你品一品西湖的美和杭州的美就该明白。

　　


　　清末民初多才俊，而年轻早亡者中，尤以宋教仁和刘师培为可惜。前者若活下来，或推动宪政，改变中国历史。后者则博学多才，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可惜三十五岁便撒手人寰。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曾用名光汉。一生曾深深介入政治，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乃至成为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可谓声名狼藉。但在学术上，时人几乎都无法否认其博硕。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具有开创意义；他研究《周礼》所著的《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连一向刻薄传统文化的鲁迅也认为“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
　　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年纪轻轻，著述如此庞杂，固有天生英才的一面，但大量光阴打混于政治猪圈，岂能腾出更多时间读书写作搞研究？胡文辉先生在《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中提供了几则小资料，佐证刘师培有抄袭之嫌，而其抄袭对象竟为其父祖。
　　胡氏在按语中说，刘氏家学渊源，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皆治经学，尤专精于《左传》。刘氏寿命短而著作多，故世有疑其窃先人遗著而充为己作者。据说章太炎私下有谓：“刘光汉之《左盦全集》，全帙数十册，其中著述，十之八九属于仪征刘氏祖孙伯叔未刊行之遗稿，光汉剽窃据为己有，有弟子滥行甄录，遂成此芜杂著作。”
　　刘师培的祖辈、父辈多为经学大家，未刊行书稿颇多，被刘师培拿来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
　　胡氏又引顾颉刚的话说：“又谓《刘申叔遗书》甚多非出自彼手，彼盖窃取其父、祖父、曾祖父之眉批以为其一人之发现，故古籍补释独多也……其治学时间不多，而著作乃如此丰富，于事实为不可能。”
　　父祖辈在古籍上做的眉批、注释以及读后感成为刘师培的灵感源泉，稍加整理即为文章。
　　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记载，胡朴安称：“吾友程善之常为余言，申叔诸著作，多取诸其祖与父之旧稿，此言我不能证实，但善之亦非妄言者。”
　　众人虽指出这个事实，但并无过多指责。从文化传承上讲，使得有光芒的思想没有淹没，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已是功德无量；从道德上讲，抄袭外人和抄袭父祖，似乎还是有区别的，物质上的遗产子孙可以继承，文化上的遗产算不算？被抄袭的父祖也许在地下乐得直拍手呢。

　　


　　用句恶俗的套话来盘点这一年：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会不会做另外一种选择？
　　这年的五月，我毅然决然从长春漂至深圳，到一家媒体组建一个新的部门。1997年大学毕业至今，十多年时间我几乎总在设想自己到了深圳会怎么样。深圳是个梦，是个挥之不去的假设。而今我终于将它变为现实。出发前，妻子连哭了几夜。我实在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只能以沉默对之。结婚12年来，我是第一次这么决绝。
　　妻子不愿意让我出来，除了担心我的生活，更担心我的身体。生活上，我很快适应了，但身体却遭受了巨大考验。我查了下日记，7月18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昨天轮到我值班‘一读’，即凌晨两点半到印刷厂看大样。工作刚刚开展，我一直忙到11点才上床。闹表上到两点，但辗转反侧睡不着，心脏越来越难受，仰面躺着心脏压迫得难受，只能侧躺着。
　　两点起床到印刷厂，看完大样，回家躺在床上，继续辗转，一直到凌晨六点多。吃速效救心丸数粒，无果。担心睡着就再也醒不过来。身上冒虚汗，有一种随时猝死的感觉，赶紧起来打车去宝安区医院。
　　担心身上钱不够，路上给一老乡发短信，让他起床后带钱来医院。
　　进急症室，简单检查，打吊瓶。我对医生说，让我安全睡一觉就会好的。迷迷糊糊中，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挪到二楼点滴厅，继续打，小孩儿哭、病人呻吟，乱作一团。
　　10点左右，点滴打完，老乡赶来，打车陪我回家，接着睡。路上给老婆发一短信，说昨夜失眠，白天补觉，别打电话打扰我。
　　下午两点多醒来，看了一会儿书，接着睡，四点多到单位，填表格，看版面，看本周的稿子，交表格，领单据，很琐碎，像一个没病的人……”
　　可以说，2011年的下半年，我感觉自己好像每天都走在生死的关口，这也是我离死最近的一段日子。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还有老婆，有孩子，有父母。这么多的责任我能托付给谁？在亲人的心里，我能健康地活下去，就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安慰了。
　　12月22日，我得到一个震惊的消息：我的老领导杨光于当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享年45岁。这个当年的北大高材生是一个精神充沛的人，我们每天见到他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但生命如此脆弱，又离我们如此切近。那一天，很多前同事哽咽着与我通电话提起这件事。但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多是怀念老领导的音容笑貌，而人到中年的同事则是彼此提醒：注意身体，我们熬不起啊！
　　我们平时谈的最多的，都是关于事业，关于梦想的。而关于死亡，我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这是一个不吉利的词汇。而2011年的岁尾，我写了这样的诗句：
　　“我终于感觉到了软弱和无力/暗夜里抚摸渐慢的心跳/想象自己将要死去/我死之后/最伤心的是父母妻子女儿以及我的兄弟姐妹/趁我还活在世上/我要认真地去爱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处于一种增长的态势，而且农村居民的现金消费支出增长，要远远快于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长期的剪刀差让城乡差距成为一条鸿沟，目前的这种超越，可以视为回归。但任何一种超越都不要成为牺牲另一阶层利益的借口才好。
　　广东省政府推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定”，要求广电部门以普通话作为播音、节目主持、采访的基本用语，使用方言播音的，需经有关部门批准。规定一出，民间的反弹声音不小。不过，这个规定并没超越上级部门的规定，相反，倒是严格遵守之。因此若能根据由此引起的反弹检视最高级别的规定，倒也不枉反弹一番。
　　《龙门飞甲》和《金陵十三钗》同时进入院线，徐克和张艺谋两大导演上演巅峰对决。徐克不孚众望，而往年推一部新片挨一次骂的张艺谋也终于收获了掌声。这是他自己的超越还是观众的超越？不得而知。
　　足坛打黑风暴渐入佳境。原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在铁岭开庭受审。张建强谈及受贿过程时承认：“没有监管，个人面对诱惑时很难把控，这就是一个现实。没有道德、没有规范、没有制度、没有制约、没有监督……”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善与恶的界限。面对如此现实，谁人能够洁身自好？
　　朝鲜半岛上的政治强人金正日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不敢期待后来者在政治上能有什么超越，但祈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人有七情六欲，一般情况下，七情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但这七情显然包括不了人类所有情感。钱锺书给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序言，里面就提到，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都没有列上“惭愧”。他认为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但这是说反话。钱锺书提到一些人在文革期间的表现时，这样说到：“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
　　即使“惭愧”对人生是如此的无用，但它依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愫。这是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连惭愧都没了，最基本的一点自责都没了，你还能指望他什么。有一位很熟悉的女性，非常漂亮。跟人见面时，一个男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空有个白白的脸蛋，一点气质没有。”我问，有气质没气质的区别是什么？对方没有回答。我琢磨了一下，这个没气质，起码包含一点，就是从不惭愧。从我接触这个女性的第一天，就没见过她对人说过“谢谢”和“对不起”。每个人都欠她的，别人怎么照顾她都是应该的，少了一点照顾就发嗲、生气、恨。而她打小报告、中伤别人、仗势欺人时向来理直气壮，没有一丝的底气不足。当然，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这么干的，你可以用狠毒来形容（她）。体现在个人气质上，便是有和无的区别了。
　　参加一个音乐会，见到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孩子。很多人说，这个女孩子气质真好。我发现，女孩儿的脸上线条非常柔和（或者说温和）。你能感觉到，如果她做了不对的事情，她一定会不好意思，她会惭愧。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