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教科书里没有的历史细节》，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出自东汉末年至三国年代。意为“挟持皇帝号令天下”。该典故有两个主人公：曹操和汉献帝刘协。
　　一个人出生在乱世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了乱世的出头鸟；成了出头鸟不可怕，可怕的是空背着个“鸟”的名号却没有实权、实力。而刘协正是这样的人。
　　汉献帝刘协，生于公元181年。东汉后期，他的哥哥刘辩登基，是为少帝。当时外戚与宦官形成两大势力集团，争得你死我活。少帝的舅舅何进为消灭宦官势力，密召凉州悍将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陈留王刘协出城。
　　在洛阳北门之外，一行人遇到了董卓，少帝刘辩吓得面如土色，9岁的刘协却对董卓厉声呵道：“既然你前来勤王救驾，见了陛下为何不跪？”这一声训斥给董卓留下了好印象，认为此少年是个勇于担当的人。董卓率兵进京，迅速控制局面，自封为相国，掌握了朝中大权。他废掉少帝，立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
　　历史上公认刘协并非昏君，他有想法，明白事理，对人温厚仁慈，但是从登基第一天，就几乎就没有自己做过主。董卓打着皇帝的旗号，横征暴敛，激起民愤。司徒王允联合吕布诛杀了董卓。接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发动兵变，赶走吕布，杀死王允，控制了汉献帝。这两个赳赳武夫迅速攫取了高位，继续像董卓那样飞扬跋扈，凌驾于朝廷之上。但两人互相猜忌，不久便兵戎相见，没完没了地打仗、和好。献帝只好劝了这个劝那个，劝了那个劝这个。无奈之下，他向逐渐壮大的曹操求援，希望他能为己所用。谁知，却将自己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公元196年六月，曹操迎献帝北上，迁都许（今河南许昌）。献帝虽不愿意迁都，但自己寄人篱下，只好听从。九月，曹操被献帝任命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权限在三公之上。此后又被封为丞相、魏王等。曹操所信任的人一个个都被加官进爵，比如荀彧，就被封为侍中，代理尚书令，每当曹操外出征伐，朝廷大权便转到荀彧手上。而忠于献帝的人陆续被曹操杀掉，比如原侍中台崇、原尚书冯硕等人。刘协虽然坐在龙椅上，但一切决议和命令都由掌握兵权的曹操发出。
　　刘协当然不甘于这种状况，他曾数次与外面联系，诉苦甚至求援。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他写了一封血书，将其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董贵人的父亲、刘协的岳父），让他转交给刘备，商量里应外合诛杀曹操。这就是著名的“衣带诏”。事情不幸败露，曹操斩杀了董承，还不依不饶地要把董贵人一起杀死。刘协说，贵人有孕在身，等孩子生下来再杀也不迟啊。曹操不同意，硬是将身怀六甲的董皇后活活勒死。
　　血腥的镇压只能招来更激烈的反抗。刘协的另一个妻子伏皇后秘密写信给自己的哥哥伏完，历数曹操的罪恶，请求伏完找机会除掉曹操。这封信被伏完的一个家人偷出来送给了曹操。曹操大怒，带兵冲进皇宫，逼迫献帝下诏废掉伏皇后。献帝于心不忍。正在犹豫间，曹操已经命令手下起草完废后诏书，拿到献帝面前让他盖章。然后，曹操立刻派人把伏皇后撵出皇宫。献帝只能眼睁睁看着士兵拽着皇后的头发从他面前拖出去。伏皇后衣衫不整，披头散发地问刘协：“难道我真的难以活命了吗？”献帝含泪回答：“我的命也知能活到几时啊！”
　　不久，伏皇后被毒死。在曹操的授意下，刘协立曹操的二女儿曹节为皇后。
　　曹操打着“匡扶汉室”的旗号把皇帝掌握在手中，本意是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虽然刘协在他的胁迫下也发出了一道道圣旨，但各地的军阀和大吏都了解个中原委，所以并不买帐。如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刘备、孙策、孙权等人，各自为营，扩张地盘，曹操与他们的关系显然无法靠“圣旨”解决，最后还是要诉诸武力。曹操和各地军阀之间拼的实力而非道义。道义与刘协的圣旨一样，都是在武力表面涂抹的一层浮粉而已。
　　也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仅仅是曹操的一厢情愿，他虽然“挟”了天子，但没达到“令诸侯”的目的。
　　汉献帝刘协在一次次被利用被伤害之后，在一次次反抗失败之后，一度产生了釜底抽薪的想法。有一次，曹操杀害了忠于刘协的大臣赵彦常。刘协愤怒地对曹操说，如果你真想辅佐我，我表示感谢；如果你总是这么伤我，还是把我抛弃了吧！言外之意，我宁可不当这个皇帝，也不能永远做低三下四的傀儡。此话一出，曹操竟然无言以对。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汉献帝刘协以为终于可以做主了，殊不知，曹操的大儿子——袭爵魏王的曹丕早就盯上了皇帝的宝座。曹操去世后，曹丕立刻命令部下到献帝那里要求禅位。理由是：大汉气数已尽，贤者当为国君。曹丕应该取代刘协。皇后曹节跑出来厉声跟曹丕的手下争论。如果不是曹皇后出面，华歆、贾诩等大臣当场杀掉献帝也未可知。
　　如此来看，曹操当初逼汉献帝立曹节为皇后，无意间竟救了刘协一命。
　　大势所趋，刘协最终还是让位给曹丕。退位以后，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在山阳城（今河南焦作东南一带）养老。十四年，刘协郁郁而终。
　　但是曹丕称帝又怎么样呢？曹魏自从建立，大权就一直把持在司马家族手中，除曹丕外，几个皇帝几乎都成了司马氏的傀儡。曹丕的孙子——高贵乡公曹髦甚至被司马家族的部下一枪刺死。
　　风水轮流，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道吧。

　　古代的就职和辞职不像今天这么干净利落。特别是有名望的人就任高级职位，说道就更多。不能让你当你就当，你得“三让而后受之”。皇帝说，王国华，你来当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吧！我第一反应就是推辞。写信说明自己水平不够，个头不高，没有博士学位等。皇帝回信说，你水平很高，个头达标，学历不是问题。我再写信说自己家中父母年老，需要在家好好照料他们。皇帝回信说，你父母还年轻，我会给你足够的工资奉养他们……如是者三，双方面子做足，然后才坐飞机去京城上任。当然，你可以将此理解为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是必须的“礼”。不像现在，大家都猴急猴急的样子，连掩饰和推辞一下的耐心都没了。
　　辞职也是如此。如果你提出辞职，皇帝立即批准了，这对大臣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就跟被人当众抽大嘴巴一样。一般情况下，辞职有如下程序。大臣如果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常常以进为退，提出辞职；还有的被御史弹劾了，觉得人格受辱，就通过辞职来要挟。这时候，皇帝会想起他的种种“好”，自然不允。事主辞职一次，皇帝退回一次。事主再辞，皇帝再退。游戏什么时候结束，双方都心知肚明。到最后，皇帝的诚意已经有目共睹，大臣便见好就收，继续留任。因此，辞职不是不干，而是一种姿态，尤其在专制制度下，这是臣子们维护有限自尊的通用手段。其实谁会傻乎乎地铁了心辞职？就业机会那么少，有个工作机会干嘛不好好珍惜呢？
　　但也有例外。明朝万历年间有位大臣就曾经辞职123次，创下了中国历史上辞职的吉尼斯记录。人家辞职是真辞，决不是虚晃一招。此人名李廷机，福建晋江人，官至内阁大学士，基本算群臣之首了。可惜，他在任期间，万历皇帝的罢工工程已经开始。万历年轻时本来要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的，但当时官僚机制已十分成熟，对他限制非常大，他想换个太子十几年都换不成，以致心灰意懒，再也不想跟大臣们打交道：不上朝，不批示，官员死了、退休了他也不派人续任。李廷机上任不久发现这活儿根本没法干。中央各部委全部官员加一起三十来人，空缺二十四人！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下面有了矛盾都骂他。而皇帝天天憋在皇宫里装死，对他的工作不管不问，更别说替他撑腰。整个政府好像跟万历没有关系一样。
　　李廷机脸皮薄，被骂了几次就提出辞职。万历不挽留，但也不批准。不批准李廷机就只能接着干。为了表明辞职的决心，李廷机让家人先回故乡，自己处理了房产，搬到城边的破庙里等批示。本以为很快就有结果，谁料一等就是五年！这期间，他不得不继续履行阁臣的职责。但他抽冷子就递交一封辞职信，总共交了123封，万历皇帝死活不回复。后来李廷机等不起了，去TNN的吧，老子说什么都不干了。干脆连个招呼也不打，卷铺盖打道回府了。万历真沉得住气，也不追，也不问，就像没这回事一样。李廷机回乡不久就去世了，这才算彻底解脱。（压题图片：李廷机蜡像）

　　
　　据说，越南的史书中把中国长江以南地区都划为他们的领土，许多小愤青对此嗤之以鼻。其实，中国和周边许多国家在历史上始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从国王到民众普遍以中华传人自居，尤其在元朝、清朝建立之时，有识之士更是处处保守中华文化，对抗“外族入侵”。越南国史《大南实录》中记载了一段越南国王恢复古礼的故事：“设大朝仪于太和殿，帝御殿受贺。谓群臣曰，衮冕之制，肇自轩辕，三代以下，鲜有行者。今取法为止，亦以复古之事。且其制垂旒肃穆，佩玉铿锵，朕望之愈觉肃敬雍容，益昭礼度，乃知古人制此，良有深意。朕历观前史，不唯我国从前所无，而北朝自清人建国以来，亦已久废。我今举行之，倘清人易世之后，典礼尽失，亦将于我大南取正。视之北朝，更有光焉。”越南国王在精神上自认是中国历代皇朝的正统，与大清以“南北”来分庭抗礼，话里话外很瞧不起清朝皇帝的夷人身份。并自信地认为，将来大清灭亡以后，中国人的古礼只能在他们那里获取。
　　东方的日本更是如此。早在蒙古铁骑踏碎南宋江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一起投海的那天起，日本人就痛哭：“崖山战后无中华”，若干民间人士甚至组织了敢死队要来恢复“故国”。而在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自称“神州”、“中华”成为一种常态。甲午战争时，日军的口号之一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你可以仅仅把这当做一种托词和借口，但是否也看以看做一种文化上的传承和期待呢？
　　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人仍然坚持穿着明代服饰。即使他们表面上不得不承认清朝的存在，并按时来朝拜，但内心里充满了对自己坚持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一个叫洪大荣的使者被大清官员问起他穿的什么服装时，洪大荣反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他心里也许在想，你们连祖宗的衣物都不记得了，还好意思问我！此外，在很长时间内，朝鲜的纪年只用明朝年号，不用康熙多少年，乾隆多少年，而是崇祯后几十年。你要相信，这决不仅仅是对一个王朝的怀念，而是对一种理念的坚持。
　　这些往事，今天再提起来恍如隔世，让人唏嘘，也让人感慨。文化和价值观丧失了，不但别人不再认同，连自己人都无法认同了。

　　


　　可园，“可以”的“可”。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西博厦村，建于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 年），据说是清代广东的四大名园之一。中国古代的园林，多由文人墨客或酷爱风雅的退休官员建造，这座园林亦不例外。园主乃东莞当地人，名张敬修，年轻时捐官（其实就是公开地买官）进入公务员系统，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官至江西按察使，相当于省纪委书记。退休后回乡修建了这个可园。传说张敬修好该园之前，曾拟取名为意园，即满意的意思。竣工后应邀而来的客人被美景陶醉，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赞美，均言“可以！可以！” “以”与“意”近音，“可以”即“可意”，遂有“可园”之称。这种说法虽牵强，但“可”字颇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不张扬不卑微，应是比较恰当的选择。
　　可园颇具岭南风格，面积很小、设计精巧，在三亩三分（2204平方）地上，亭台楼阁、青砖绿瓦、小桥流水、假山池塘、一并俱全。更有九曲回廊，不知道怎么设计的，看上去处处遮挡，走过去却微风习习，十分凉爽。估计是暗合了某种物理原理。这种设计在酷热难耐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实用性很强。
　　我们很有耐心地转了一圈，时间也不到一个小时。据说北京和苏州各有一个亦名“可园”的园林。我没见过那两座“可园”，但想想似乎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在那么小一块地盘上做文章，做得再好，在见过世面的游客那里也已不新鲜。园林之所以为园林，更多是因与之相关的典故。
　　东莞可园的典故在于，美术界中著名的岭南画派诞生于此。张敬修有两个幕僚：居巢、居廉。这对堂兄弟本为番禺人，曾经陪伴张敬修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张敬修致仕后，二人随之隐居可园十年，每日与张家人诗画相酬。广东华侨众多，属于开放之地，与西方文化接触最多。居巢、居廉借鉴西洋画法，将写实引入传统国画的写意中，并创造了“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岭南画派由此诞生。居廉后来开门办学，徒众甚多，最为有名的当属“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而高剑父又有一徒关山月，2000年去世时年已89岁。深圳有一美术馆名为“关山月美术馆”，便是纪念这位岭南画派大师。一脉相承的岭南画派与可园由此搭上了关系——这是一种值得自豪的关系。
　　某种意义上讲，岭南画派属于反传统的，从写意到部分写实，一点小小的创新，在当时已是惊世骇俗。好在，所谓革新，哪怕是最彻底的革新，只要不是极端的革命，都会带有传统的影子。何况岭南画派一直尊重传统。传统没有消失，反而因他们的改造而发扬光大。
　　导游的朋友介绍说，可园高四层，是当时东莞最高建筑。想来，在建造时围观者、赞叹者一定是少不了的。而今天可园被四周的群楼淹没，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革新、创造、传承、进步，这些字眼都被可园概括成一个字：可。

　　


　　北宋元丰年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是专门负责监察工作的御史们。因为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御史台的嫡系便从苏东坡的文章中寻章摘句，表奏其在《湖州谢上表》一文中发泄对皇帝的不满，由此构陷成狱，牵连多人。御史台又称“乌台”，后人便把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苏东坡入狱后，不知接下来的命运如何，便悄悄与儿子苏迈约定，给自己送饭时只送菜和肉。如有不测，则撤掉此二物，只送鱼。苏迈在外边每天打听各种消息，见没什么动静，遂按时将菜与肉送到狱中。一个月后，钱粮即将用完，苏迈需要出外筹钱，不得不委托一位亲戚代为送饭。这位亲戚刚好得到一块咸鱼，屁颠屁颠地给苏东坡送了去。苏东坡一看，以为死到临头，顿时傻眼。万念俱灰之际，他还是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请狱吏转达。他的想法是，这种事狱吏是不敢隐瞒的，必然会转给当事人，而弟弟也会通过各种渠道将其传到神宗皇帝那里。神宗皇帝若因此产生恻隐之心，自己或许能保一条命。这两首诗，可谓凄凄惨惨戚戚——第一首诗写道：“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乡知葬浙江西。”第二首诗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不出所料，这两首诗真的传到神宗皇帝手中。神宗本来就没有杀意，读后很是感慨。他开始对诋毁苏东坡的那些言论产生警惕，不久更是将苏东坡放了出来。
　　后来有人将苏东坡的这两首诗赞为救命诗，而事实是宋神宗皇帝并没把苏东坡《湖州谢上表》当成多大的事。如果他想痛下杀手，文章犯不犯忌都会得咎。文人们撕咬，争相抠对手的字眼，给作为裁判者的政客提供了口实和证据。殊不知惹火烧身，害人害己，后世的帝王们可就没宋神宗这么客气了。

　　


　　北宋大军平定江南，南唐覆亡。天下既安，刀枪散于民间，易引发混乱，于是赵匡胤下令将兵器全部收集起来，藏在扬州专门设立的兵器库里。北宋末年，方腊起事，当局派童贯征讨。武器不够用，大家想起多年前的这座兵器库，便开库取用。大门一开，凉气扑面，将士们将立在墙边的一把把弓箭拿在手里，挺直刚硬，试了试，跟新的一样。童贯大喜，惊呼良弓。从闭馆到开库，前后一百四十七年，而弓箭不腐，胶漆不脱，让人感叹。
　　几年之后，金兵南侵，东南各战区的将帅们起兵勤王。江都大帅翁彦国命令扬州等地官民赶造所谓“神臂弓”，期限为一个月。结果，所造之弓皆不可用。有专家说，大宋建立之初，一张弓非得一年时间才能制造完成，不抢工期，尤其不搞所谓的献礼工程，所以质量好。马永卿在其著作《嫩真子》中说，他研究了《考工记》一书，知道造弓确实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因为制弓需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各种材料不能违背天时，要因时而造，冬天“析（剖）干”，春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在寒冷的天气里奠定弓体，春天打磨弓弦，经过一道道工序，到了秋天再合为一体。古代造物，都是代代相传的手艺，尊重自然规律，造出来的东西自然有尊严。
　　马永卿认为，专家说对了，那时候专家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就凭这两句诗，龚自珍足以名垂千古了。此外，后人还给他挂了个爱国诗人的头衔。其实又有几个诗人不爱他的家他的国呢？心中有“情”笔下自然有诗。
　　这里的情，有时候表现为温柔，有时候表现为狂悖。龚自珍就是狂悖的人。比如他38岁参加科举考试，考官读完考卷，凭其文笔即判断乃龚自珍所作。他素闻龚自珍恃才傲物，担心不录取会挨骂，遂点中龚自珍。但龚自珍依然不满，认为一个无名小辈录取自己，成为自己的座师，是自己的耻辱。考官感叹道，岂料做好事还是免不了挨骂。而龚自珍最狂的事儿则是他在讲究尊长有序的时代对长辈表现出的大不敬。这位长辈，就是他的叔父龚守正。据说，有人让龚自珍评价一下其长辈的文采。龚斜躺在椅背上，双脚搭在桌角，说其父亲龚丽正的学问“稍通气”，而其叔父则是“一窍不通”。边说边手舞足蹈，椅子一晃，不觉扑到在地。围观者皆大笑。
　　又据说，龚自珍与叔父的过节，缘于他的书法。因其书法一般，难以入翰林，由此生恨。其时龚守正已是礼部尚书。一日，龚自珍去叔叔家拜访，恰有新翰林求见，龚自珍避入屋内，窃听两人交谈。尚书问新翰林有何新作，翰林拿出一副对联。尚书称赞道，字迹甚工整。参加考试时，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这样便会无往而不利。新翰林唯诺称是。龚自珍在屋内忍不住鼓掌讥讽，所谓翰林学问，原来不过如此。尚书大怒，叔侄从此交恶，断绝来往。龚自珍对其叔父大不敬倒也在情理之中了。
　　到了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那里，其狂似乎更胜一筹。龚橙自号半伦，言其无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道，只爱一个小老婆，五伦去了四伦半，故曰半伦。他爹那么大的名气，在他眼中却一文不值。还是据说，他常拿出父亲的大作，率意修改，边改边拿棍子敲打父亲的牌位，嘴里念叨着：“写的这是什么破玩意儿，丢人啊！”龚自珍若有在天之灵，不知是否明白这便是自己当初对叔父不敬留下的业障。
　　从龚自珍到龚橙，可对应那句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但照这个规律，是不是龚的孙子就该更狂了呢？当然不是，什么事儿发展到一定份儿上，或许都要基因突变，否极泰来。若一味沿着狂悖轨迹发展下去，世界早就灭亡了。

　　


　　五代十国时直至宋初，很多军阀政客甚至皇帝、霸主之类的都愿意娶寡妇为妻。这可能跟当时的环境有关，唐亡宋兴期间一百三十年，胡人汉人混战，相互影响，民风不似后来萎靡矫情。其次，战乱造成很多男人丧生，女人留下来总得找个出路，大家都改嫁，都娶寡妇，那就谁也别笑话谁了。比如赵匡胤娶了后蜀皇帝孟昶的妻子小花蕊夫人，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娶了柴荣的妻子小符皇后。而其中最有名的，则是郭威。
　　郭威先后有过四个老婆，一后三妃，皆为寡妇。首任妻子，亦即后来的圣穆皇后柴氏，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嫔妃。庄宗死后，被明宗遣归其家。与父母行至河边，遇到大雨，宿于馆舍数日。其间偶遇一状貌奇伟却衣衫褴褛的大汉，立时决定嫁给他。父母说，好歹你也在皇帝身边呆过，怎么也得嫁个节度使，岂能嫁个穷汉？柴氏说，此人是个绩优股，将来肯定能成大器，我把遣散费分你们一半，剩下的让我和这个穷汉当创业基金。怎么样？爹妈见女儿心意已定，只好同意。这个穷汉便是日后成为后周开国皇帝的郭威。
　　柴氏一生相夫教子，在郭威的事业拓展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她还把自己的侄子柴荣收为养子，日后继承了郭威的霸业。
　　郭威的第二任妻子杨氏原为割据一方的赵王王镕的老婆。后来，王镕被养子张文礼杀害，杨氏流落民间，嫁给一个叫石光辅的人。几年后石光辅去世，杨氏再次成为寡妇。此时，柴氏重病身亡，丧妻不久的郭威听说杨氏貌美，便登门求亲，将其娶了回来。史书中对杨氏记载不多，但二人显然感情也很深，因为在杨氏去世后，郭威娶的两个续弦都是杨氏的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同乡，所谓爱屋及乌也。
　　郭威的第三个老婆姓张，出身名门。其祖父张记曾任成德军节度使判官、检校兵部尚书。父亲张同芝曾任谘呈官、检校工部尚书。后家道中落，一个武姓将官将张氏带回家，做他儿子的童养媳。小武先生是个短命鬼，成了寡妇的张氏不久便改嫁给郭威。
　　郭威的第四个老婆董氏最初是以妾的身份嫁过来的。董氏七岁时与家人失散，被一位潞州牙将收养为女，倍受宠爱。六年后，这位好心的牙将又把董氏送回其亲人身边。董氏由她大哥董瑀作主，嫁给后晋官员刘进超为妻。不久辽国灭了后晋，刘进超被杀，董氏寡居洛阳。董氏是杨氏的闺中好友。从此经过的郭威听说亡妻的好友新寡，生活无依，便提出纳其为妾，其实就是给董氏一条活路。董氏当然求之不得。
　　这四个寡妇出身的皇后妃子，都是郭威的贤内助。郭威或许由此得出结论：寡妇懂得珍惜生活。便做主给养子柴荣介绍了一个寡妇——后汉名将李守贞的儿媳妇符氏，亦即大符后。这位符氏死后，她的妹妹也嫁给了柴荣，柴荣死后又改嫁赵光义，是为小符后。
　　看上去挺乱，其实一点都不乱。王国华诗曰：兵荒马乱寡妇多，娶她一个又如何；狂沙虚掩英雄骨，谁管妻女怎么活？

　　


　　五代十国时，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老婆刘氏，亦即刘皇后，是个贪卑之人。据说，为了挣钱，她经常派人从事商业贩卖。她甚至将干鲜果品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出售，以证明产品的正宗。刘皇后很有经营意识和品牌意识，但作为一国之母，这么干实在让人不齿。在一般人的概念里，小官僚贪财尚可理解，你都是皇后了，还需要这么多钱吗？手头的钱都用不完，你还憋着劲儿地挣钱，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是问题。我不说，你懂的。不过，从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格局。一个人需要什么，在乎什么，是眼界问题，也是格局问题。有什么样的眼界，就有什么样的格局，有什么样的命运。自然，命运也反作用于一个人的眼界与格局。
　　来看看宋太祖赵匡胤的两件事儿。有人偷偷摸摸地送给赵匡胤一条拐杖。赵匡胤说，我还没到岁数，腿脚也还利索，送我拐杖做什么？那人神秘地演示了一下。原来，拐杖暗藏机关，按动机关，里面立刻露出一把锃亮的宝剑。赵匡胤笑道，东西倒是不错，但你觉得我需要这个吗？如果真需要的时候，这个东西还管用吗？
　　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对于大人物来说，是件很难得的事儿。宋朝京城苑东门库，是贮存毒药的地方。这些剧毒草药都是两广和四川等地的官员进贡来的，每三年进贡一次。外官进奉，内官接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一天，赵匡胤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府库，便下令毁弃府库，将毒药焚烧后弃于远郊，并做标识以免牲畜误食。他的理由是，毒药是前代皇帝用来杀害大臣的。如果大臣有罪，当公布罪行，明令正法，根本用不着偷偷毒死这种方式。皇帝这么干，法令还怎么推行？
　　知道自己的政府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真是考验当政者的格局啊。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故事。有两个人，一姓曾，一姓王，关系不错。王某看中了曾某的妻子，鬼迷心窍想夺过来。俗云，“朋友妻不可欺”，王某不管不顾，故曰鬼迷心窍。其时，曾某被盗贼诬陷，关押进大牢，王某见有机可乘，遂厚贿狱吏，将曾某虐毙于狱中。
　　接下来就该向曾妻求婚了。但如同醍醐灌顶，如同灵光一闪，如同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如同瞬间开悟，王某后悔了，他忽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卑鄙，很作孽，决定放弃最初的计划，痛改前非，做个好人。
　　他把曾某的父母奉迎到家中，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早晨奉茶请安，晚上铺被暖褥，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为了供养曾某父母，王某几乎耗尽自己家产。曾某父母说，素知你与我儿友善，但如此恭敬，让我们实在无以回报，就把儿媳嫁给你，两家也算一家人了，可否？
　　王某断然拒绝，声称曾妻本是好人，不应嫁与有罪之人。曾某父母不明就里，亦未深究。
　　数年后，曾母病重。王某煎汤熬药，侍奉床前，衣不解带。曾母临死前问，久蒙厚恩，来世当何以为报？王某长跪不起，叩首如鸡啄米，讲述了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请求她到了黄泉，见到曾某向其解释一下，不要再怪罪自己。曾母恍然大悟，慨然应诺。随后，曾父写了一封信，放在曾母袖中，说，死后与儿相见，以此付之，若还有幽怨，黄泉下不再见面。曾母去世后，王某厚葬之，营修坟茔，督工劳倦，假寐于墓前。忽听耳畔大声喊叫：冤仇解矣，但你有一女，我儿还没成婚，何不结为连理？王某醒来，遂以女嫁曾某之子。后来，王某终得善终。
　　人这一生，总得有个信仰。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因果，人多信之，因而有遵从者，有越位而悔悟者。今人信仰不外金钱与权力（或暴力），导致社会不和谐。相比之下，还不如鬼神、因果来得实在。

　　


　　早些年看足球比赛，喜欢看点球，尤其喜欢看射门球员跟守门员的表情。他们都紧张兮兮，搓手跺脚，好像要下地狱似的。我想，守门员紧张倒能理解，你射门的紧张个P啊。如果说面对十一个人的围追堵截难以射进去，现在只对着一个守门员，简直就是空门了，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事实也如此，从概率算，点球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进了，不进的确是少数，但就是不进的几个，却让射点球的一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比面对十一个人还紧张。因为他们知道，对方也在努力要把这个理所当然的事降为最低可能。
　　人间所有的事几乎都有对立面，你这一面有强烈诉求，而对立一方也有。你觉得射进去顺理成章，人家还认为你射不进去才顺理成章呢。这样一来，世界上几乎没有顺理成章的事了。
　　现实生活也是如此。影视故事中，结尾大多是好人得胜，坏人死翘翘，光明战胜了黑暗，但这是天道吗？是应该应分的吗？回望一下历史就知道，光明与黑暗战斗时，黑暗得胜的机会或许更多，有才华的人被撵走了，狗屁不是的人留下了；恶人节节高升，善人干瞅着没招儿。再说，谁是光明，谁是邪恶？在邪恶者那里，光明就是邪恶。
　　我们常常总结一些规律，比如“三岁看老”、“性格即命运”，从总体上看，似乎没错，但偶尔的变化，也会促成大局的转折。看似顺理成章，其实时时充满着变数。所谓“步步惊心”是也。最后一刻发生大逆转的情形并不少见。
　　所以，我们最好怀着这样的心态生活：相信“理所当然”，同时提防“变数”。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幼年苦读的故事，今天看来有点像笑话。比如匡衡凿壁偷光。有人说，你把邻居家的墙都凿穿了，人家能干吗？肯定得找你算账。比如车胤萤火照书。有人调侃说，车胤白天去捉萤火虫，晚上就着萤火读书，还不如白天读书，晚上睡觉呢！
　　其实，这都是用今天的眼光在打量古人，没有站到彼时彼地的角度。古代邻里关系哪像今天这样冷漠，薄薄的土皮墙哪像今天这样坚硬？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哪有休息的时间？为了生计一忙一整天是常有的事，也只有在晚上见缝插针地读几页书。说到根儿上，就是一个“穷”字闹的。古时的穷远非今人可以想象，很多所谓富豪，充其量也就是温饱，厨房里月把见个荤腥，已经是人上人的生活了。
　　还有两个相对少见的求学故事，可以佐证古时之穷，求学之难，而人心之好。东汉琅邪人承宫，自幼失怙。八岁时开始替人放猪谋生。乡人徐子盛教授数百人读《春秋》，每日琅琅书声不断。承宫常常站在一旁听讲，如痴如醉。一天承宫听到很晚还没回家，主人一路寻来，发现猪都走丢了，便要打他。学生们被承宫的精神感动，共同劝阻住主人，并将承宫留在学舍打柴干杂活儿，同时可以顺便听课。承宫日后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学者。
　　另一位是曹操的幕僚邴原，其人亦为孤儿。邻家有书塾，邴原过其旁而泣。老师出来问他是怎么回事。答曰，我看那些读书的孩子，家里都有父兄爱护照顾，一来羡慕他们不是孤儿，二来羡慕他们有学习的机会。对比自己，心中凄然，故而泪下。塾师被感动得哭了，决定免费收下这个孩子。邴原入学后仅一个冬天就能背诵《孝经》，进步很快。
　　有一个问题是：古人求学，是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脱贫致富吗？
　　其实，越往远古，读书的功利色彩就越少，越到近代，才越“现实”。今人讲起这些故事来，都会加个光明的尾巴，比如主人公做了什么大官之类。但那时候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对当事者来说，求学更多的是精神的需要，是一种理想和追求。他们是真的喜欢。他们读的书不是ABCDEFJ，不是物理化学，不是核技术，基本都是四书五经，讲修身养性，讲做人的。孜孜以求者，乃是认同了书中的理念，所以后来他们都不是害人的人，此所谓读书明德也。

　　


　　南宋初年，汉人叛将刘豫被金国立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配合金兵攻宋。有段时间，刘豫在山东各地张榜，要求天下百姓给他进贡药物。不知为何，南宋这边风传宫内御药院宦官冯益正派人收买飞鸽。飞鸽是干什么的？传信的。给谁传信？不得而知。正值南北对峙，你一个宫内工作人员谋求飞鸽传信，是你自己想跟刘豫勾打连环，还是皇帝想讨好敌人？想一想，这事儿就比较敏感了。
　　枢密使张浚上奏高宗赵构，要求杀掉冯益，消除流言。赵鼎进言说，冯益这事暂时还说不清，但总之不是好事。杀了他吧，万一杀错怎么办？不处罚吧，人们又会把种种联想与皇帝挂钩，毕竟，大家都知道冯益在皇帝身边多年，是皇帝亲信。干脆这样吧，将冯益解职，派到外地，以解除众人疑虑。高宗欣然应允。
　　张浚有点恼怒，事后问赵鼎为何不帮自己说话。赵鼎答道，自古以来，排除小人需循序渐进，像切香肠一样，零拉，不能嘁哧咔嚓，大刀阔斧。小人防御意识强烈，你把冯益杀了，那一班太监担心受牵连，必然反弹，竭力为其减轻罪责，甚至反咬一口，伤到你身上。而将其解职，并非多大的惩罚，却能釜底抽薪。太监们也巴不得他腾出一个位置，自己挤上去。因此，他们会想方设法阻止冯益回朝，冯益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张浚一听，频频点头。
　　这个故事一度被当成历史上的经典谋略，所谓“打击小人，行动宜迟缓，有节奏感”。
　　有宋一代，文人政客好以小人君子区分族群，鉴别敌我，但分析赵鼎与张浚的对话，似乎也看不到多少君子的痕迹。更诡异的是，张浚与冯益本来积怨甚深，风传的流言出自何处亦未可知，倒是冯益因为这件事就被板上钉钉地称为“小人”了。
　　（压题图片为赵鼎画像）

　　


　　汉明帝刘庄是刘秀的儿子，继承了其父的睿智。光武帝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单臣、傅镇等人利用宗教迷信发动民变，占领了原武城，并劫持了该城官吏，与官兵对峙。
　　光武派大将臧宫率兵围剿，但单臣军队粮草充足，城墙坚固。臧宫每日猛攻，死伤了很多士兵，却久攻不下。刘秀召集大臣们研究对策，大家多提议通过提高赏金的方式来提高战斗力，而年仅十六岁的刘庄却认为应该打开包围圈，给想跑的人一条生路。理由是，现在官兵围攻过急，城内人士被迫以死相搏。而事实上，有些人本来是不愿意拼命的，如果给他一条路，他也许会就坡下驴，逃跑了事，剩下的自然人心涣散。官军无需付出血的代价即可夺取城池。
　　刘秀当即拍板，依计而行，下令臧宫撤围。城内人不断逃亡，死扛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官兵轻而易举攻入城内，单臣、傅镇等被斩杀。
　　这是历史上较早的“给出路”的经典案例。所谓“给出路”，似乎可以与“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逼人太甚”挂钩。当年毛泽东搞整风运动、搞文革，都一再强调“给人出路”。打压之外，划出一条路供你选择，如果顺从了，就能活下来，否则才会在肉体上消灭之（如王实味等）。比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杀杀杀杀杀杀杀”的张献忠之流来，这应该算是进步了，有点人味儿了，起码让你在生与死之间有个选择。
　　但活下来又怎么样呢？刘庄的故事没有下文——那些逃跑的人后来被追责了吗？被清算了吗？被连根拔了吗？都不知晓。但以当时的人力物力和执政能力，似乎没有。只要大家相安无事，执政者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的“给出路”，算得上是真正“给出路”。而有些给出路，其实是满含着杀机的。
　　也是东汉年间，大将窦固率军攻击匈奴的一支“飞虎队”。这支匈奴骑兵虽只有五百人，却彪悍无比，被窦固的兵马围在了一座山谷中，仍顽固抵抗。汉军将山谷两侧的出口死死堵住，匈奴兵则在里面组成一个圆阵，躲在巨石后面，不停地向外放箭，射杀汉军无数。窦固见状，令部下只堵住其中一个出口，另一侧的军队全部闪开。部下不解。窦固说，敌人没有退路，必然死拼。而谷内草木繁盛、水源充足，他们一时半会儿困不死。即使我们最后胜利，也会付出惨重代价，莫不如给他们出路。敌人一跑，我们就有机会了。
　　果然，这支匈奴部队从山谷里出后来，拼命向北逃窜，顿时队形大乱。汉军则在后面紧紧追击，不断用弓箭进行射击，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强敌。从这个案例上看，有时候给出路，其实是另一条死路，貌似不杀，其实只是暂缓射杀。对于逃跑者而言，短暂生机亦生不如死，所谓饮鸩止渴是也。因为提出“给出路”的，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并非人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