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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散的记忆(by朱仁民)
2010-05-04 18:56 星期二 晴
普中人”约我写稿，世事沧桑、跌宕沉浮完全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的料，共和国的缩影，真的。可我没时间，耿耿于怀。有一条却是我永久的自豪，“普中人”三个字对于我乃至整个家庭真是一言蔽之。母亲1953年开始在普中执教至退休，父亲受普中恩惠破例在学校打工管传达室。我与老婆、哥哥、弟弟、嫂子、弟媳及三兄弟的三个孩子，全家共十一口人，没有一个不是普中人，哇！货真价实，绝无仅有。
母亲说，我1953年不知1954年到的沈家门，母亲已在普陀中学教美术，我就在那时住进了普陀中学。一个背靠外山嘴、以泗湾大山流下来的溪水为界的大片平展地上，空荡荡的有一座中西合壁式的三合院，至今我眼睛一眯，台地上的三合院清晰得可触可摸。庭院三丈见方朝南开口，院中十字石板通道，东西两厢，花格落地长门，南面十余石阶，下得平地，石阶两旁几棵丈余高的木芙蓉，开起花来粉红硕大，好葱郁。北厢房前东西贯通，东通食堂，西通校园。食堂天井中一口不知何年的老井，终年清澈樾黑，再大旱的天没见断过水，风水极好，全校人靠此井吃喝洗漱。南面则通过精致古老的石台阶下落在校园大礼堂边上，这20米左右占方的三合院其实就是当时普陀中学教室了。四个教室，北厢中间为教师办公室，东西两厢花格长门落地，学生进出把门轴推的呀呀直响。说那大礼堂，其实块石墙体茅草屋顶，当地民居中穷人的营造材料法式罢了。礼堂内一排排木条钉制的长椅，供师生开会。木柱的横梁上挂下几排汽油灯，开起会来响得像坐在火车里一样。每年八九月大潮汛涨水，整个学校泡在水中，大礼堂内常常积水满地。我们一群教职员工孩子开心得要命，将裤腿卷得高高，叮咣叮咣地满学校跑，亢奋极了。学校的操场硕大无比，没有围墙，西北面大山流下溪水，清盈盈四季哗哗不绝，绕着学校作西南界定线，通过校门口的宽大石板桥流入东河，通过东横塘闸门汇入大海。学校操场其实大半是水草蓁漫的半湿地，郁郁葱葱的狗尾巴草没我的膝盖上，现在哪里找得到那么好自然生态的学校啊。校门口没有传达室，那座横跨东河的宽石板桥上经常跑过英武无比的解放军骑兵，那是通讯员。部队的马车叽叽咕咕的经常在桥上走过，运送物资粮食，当时没有一辆汽车，唯一有一辆我妈妈从宁波带过来的自行车。学校师生轮番着学，比见到悍马奔驰惊奇多了。
操场主席台西的小溪旁用黄泥夯了个三尺左右高的小土台，四边竖上几根毛竹，算是大操场的土台了。领操的老师在这里歪歪扭扭地领着学生做课间操，不知是规范动作还是自创行为，很认真很肃穆。教唱歌的是陈郁老师，瘦高个，踩着嗡嗡响的破风琴，声音与他名字一样，又陈又郁，后来生病去世。学校西北侧后围了两排竹屋，用破渔网围得很开，养过猴、羊、鸡、鸭，连火鸡都有，一大群，很绚丽。我有事无事一路过，常学它们一声叫：咕噜噜噜噜·····吔！只要我一叫，火鸡们全场大叫：咕噜噜噜噜······好有趣，好热闹，火鸡们全临摹，没创意。那么多动物的总司令叫王加喜（音），瘦高个，少言，很勤劳。不跟我说话，一天到晚为这些孩子们奔进奔出。后来的“鸡司令”叫张金水，右派分子，来改造的。与王加喜不一样，王加喜是劳模职工。校长记得姓蔡，胖大汉一个，带付圆圆的眼镜，没见上多少次，有一天老师们在操场的土台上紧张地议论，蔡校长自杀了，跳井的。我蒙蒙慒慒，跳井？我跑去食堂前的古井往里张望了好久，水亮亮的，黑洞洞不说话。
1962年，我从沈家门一小考进普陀中学。这时普中有了围墙，依然西溪、南沟、北山为界，地盘没大，满头白发的倪行中老师每天在传达室刻蜡纸，滚油墨，印制学校里的各类文件。校门东端矗立着几丈高的钟架，杉木柱搭成的，顶上悬挂一口大铜钟，倪老师“公事公办敲钟吃饭”，通告学校的上课下课作息辰光。当时还没电铃。后来也是满头白发的老葛师傅夫妻管校门时才装上了电铃。我进初中，刚造了第一排教学大楼，两层的，１２个教室，朝南操场，粉红的墙面上写着桌面大面美术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顽劣，每逢星期天约几个更顽劣的同学钻上二楼天花板，在教学楼的屋顶大象瓦间抓麻雀。哇，谁都没想到，满楼屋顶上抓不完，尽是一窝窝孵着鸟仔的麻雀。透着手电的光，只要往头上一照，有着一撮干草或鸡毛处，将小手伸入瓦逢，里面一把抓来热乎乎软绵绵一堆的赤膊小麻雀，叽叽喳喳的抗议。老麻雀自身难保、忍痛割爱，腾地窜出飞走了。我真皮。
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一个比一个认真、慈祥、耐心，问他们什么不懂问题，恨不得搜肠刮肚全部倒给你。我们很坏，教唱歌的“夜桶叫蛎”女老师陈剑慧，竟被我们弄哭了。我们辉煌得很，独眼龙施行，教政治，最严厉，我们恨，说是要报仇。每个老师都赠他个外号，只有向联谊、陈国辉、蒋萌康等几位无可挑剔的老师，实在是“江郎才尽”想不出贴切的外号了。现在想起来，真对不起他们，这是我人生中最自然生态的一段时光了。算算，如果我今天的几张国内外鸡零狗碎的奖状算是成就的话，也就靠着这这一段时光，真的。一个人只要如“孔老师”说的能“举一反三”，那时的初中毕业也就是够我一辈子所用的了。因为老师真好，书本真实在，环境真生态。
校长轮了好几茬，季金生、陈宗平、周锡科。季校长那会，三天两头站在木头领操台上号召我们学雷锋，我们打心底寻着好事做，我怎么找不到好事，忍痛割下一块新橡皮，交给老师，老师表扬我拾金不昧，我很振奋又很难受。后来季校长调地区做体委主任去了，他是老革命，英雄团的机枪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换了个陈校长，终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兰士林长裤，长裤上打着厚重的大补丁，天天一脸肃穆，课间操后总站在领操台上，表情肌竖拉，一字一顿，苦口婆心，我很内疚于他的神态，再不好好学习对不住他这一脸的表情肌走向，文革时说他是俘虏兵，也自杀了。“夜桶叫蛎”陈老师出奇的白皙漂亮，唱起歌来，声音尖得小孩子一样，说是上海大小姐出身。文革伊始，学生们在竟在她头上摁上半人高的帽子游校，她受不了这么强烈的侮辱，傍晚趁管她的红卫兵上厕所，触电自杀了。我深深地记得一身肌肉的物理汤老师，搬来长梯架上二楼教师宿舍，她的丈夫物理老师陈兆言（音）失神地爬上长梯破窗而入，陈老师已被这强烈的电流击穿头部，远远离开了这神经病一样的世界。这一晚，我没睡，我在与她相隔两间的母亲寝室里，脑子一片空白。校园里那么多那么好的老师，有挨斗，有发疯，有自杀，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清为什么平白无辜的要弄死他们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唉！政治我们左右不了，师道尊严却是学生可以永远记住的自律自训。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学校会不会永远的记住这些令人窒息的教训，我想至少在我们的“普中”里永远不会再重现这梦魇了吧。
花甲之年，我开车从普中门口走过，我踩下刹车，按下车窗，缓缓从母校大门驶过，看着校园内生疏而亲切的楼房、操场和绿荫，全变了，苦甜酸辣在我心中倏然泛起，飘散的记忆猛然汇拢，千言万语哽咽在心。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你们的儿子给你们鞠躬了，他永远会将你们铭刻在自己的心中。
母亲说，我1953年不知1954年到的沈家门，母亲已在普陀中学教美术，我就在那时住进了普陀中学。一个背靠外山嘴、以泗湾大山流下来的溪水为界的大片平展地上，空荡荡的有一座中西合壁式的三合院，至今我眼睛一眯，台地上的三合院清晰得可触可摸。庭院三丈见方朝南开口，院中十字石板通道，东西两厢，花格落地长门，南面十余石阶，下得平地，石阶两旁几棵丈余高的木芙蓉，开起花来粉红硕大，好葱郁。北厢房前东西贯通，东通食堂，西通校园。食堂天井中一口不知何年的老井，终年清澈樾黑，再大旱的天没见断过水，风水极好，全校人靠此井吃喝洗漱。南面则通过精致古老的石台阶下落在校园大礼堂边上，这20米左右占方的三合院其实就是当时普陀中学教室了。四个教室，北厢中间为教师办公室，东西两厢花格长门落地，学生进出把门轴推的呀呀直响。说那大礼堂，其实块石墙体茅草屋顶，当地民居中穷人的营造材料法式罢了。礼堂内一排排木条钉制的长椅，供师生开会。木柱的横梁上挂下几排汽油灯，开起会来响得像坐在火车里一样。每年八九月大潮汛涨水，整个学校泡在水中，大礼堂内常常积水满地。我们一群教职员工孩子开心得要命，将裤腿卷得高高，叮咣叮咣地满学校跑，亢奋极了。学校的操场硕大无比，没有围墙，西北面大山流下溪水，清盈盈四季哗哗不绝，绕着学校作西南界定线，通过校门口的宽大石板桥流入东河，通过东横塘闸门汇入大海。学校操场其实大半是水草蓁漫的半湿地，郁郁葱葱的狗尾巴草没我的膝盖上，现在哪里找得到那么好自然生态的学校啊。校门口没有传达室，那座横跨东河的宽石板桥上经常跑过英武无比的解放军骑兵，那是通讯员。部队的马车叽叽咕咕的经常在桥上走过，运送物资粮食，当时没有一辆汽车，唯一有一辆我妈妈从宁波带过来的自行车。学校师生轮番着学，比见到悍马奔驰惊奇多了。
操场主席台西的小溪旁用黄泥夯了个三尺左右高的小土台，四边竖上几根毛竹，算是大操场的土台了。领操的老师在这里歪歪扭扭地领着学生做课间操，不知是规范动作还是自创行为，很认真很肃穆。教唱歌的是陈郁老师，瘦高个，踩着嗡嗡响的破风琴，声音与他名字一样，又陈又郁，后来生病去世。学校西北侧后围了两排竹屋，用破渔网围得很开，养过猴、羊、鸡、鸭，连火鸡都有，一大群，很绚丽。我有事无事一路过，常学它们一声叫：咕噜噜噜噜·····吔！只要我一叫，火鸡们全场大叫：咕噜噜噜噜······好有趣，好热闹，火鸡们全临摹，没创意。那么多动物的总司令叫王加喜（音），瘦高个，少言，很勤劳。不跟我说话，一天到晚为这些孩子们奔进奔出。后来的“鸡司令”叫张金水，右派分子，来改造的。与王加喜不一样，王加喜是劳模职工。校长记得姓蔡，胖大汉一个，带付圆圆的眼镜，没见上多少次，有一天老师们在操场的土台上紧张地议论，蔡校长自杀了，跳井的。我蒙蒙慒慒，跳井？我跑去食堂前的古井往里张望了好久，水亮亮的，黑洞洞不说话。
1962年，我从沈家门一小考进普陀中学。这时普中有了围墙，依然西溪、南沟、北山为界，地盘没大，满头白发的倪行中老师每天在传达室刻蜡纸，滚油墨，印制学校里的各类文件。校门东端矗立着几丈高的钟架，杉木柱搭成的，顶上悬挂一口大铜钟，倪老师“公事公办敲钟吃饭”，通告学校的上课下课作息辰光。当时还没电铃。后来也是满头白发的老葛师傅夫妻管校门时才装上了电铃。我进初中，刚造了第一排教学大楼，两层的，１２个教室，朝南操场，粉红的墙面上写着桌面大面美术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顽劣，每逢星期天约几个更顽劣的同学钻上二楼天花板，在教学楼的屋顶大象瓦间抓麻雀。哇，谁都没想到，满楼屋顶上抓不完，尽是一窝窝孵着鸟仔的麻雀。透着手电的光，只要往头上一照，有着一撮干草或鸡毛处，将小手伸入瓦逢，里面一把抓来热乎乎软绵绵一堆的赤膊小麻雀，叽叽喳喳的抗议。老麻雀自身难保、忍痛割爱，腾地窜出飞走了。我真皮。
教过我们的老师很多，一个比一个认真、慈祥、耐心，问他们什么不懂问题，恨不得搜肠刮肚全部倒给你。我们很坏，教唱歌的“夜桶叫蛎”女老师陈剑慧，竟被我们弄哭了。我们辉煌得很，独眼龙施行，教政治，最严厉，我们恨，说是要报仇。每个老师都赠他个外号，只有向联谊、陈国辉、蒋萌康等几位无可挑剔的老师，实在是“江郎才尽”想不出贴切的外号了。现在想起来，真对不起他们，这是我人生中最自然生态的一段时光了。算算，如果我今天的几张国内外鸡零狗碎的奖状算是成就的话，也就靠着这这一段时光，真的。一个人只要如“孔老师”说的能“举一反三”，那时的初中毕业也就是够我一辈子所用的了。因为老师真好，书本真实在，环境真生态。
校长轮了好几茬，季金生、陈宗平、周锡科。季校长那会，三天两头站在木头领操台上号召我们学雷锋，我们打心底寻着好事做，我怎么找不到好事，忍痛割下一块新橡皮，交给老师，老师表扬我拾金不昧，我很振奋又很难受。后来季校长调地区做体委主任去了，他是老革命，英雄团的机枪手，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换了个陈校长，终年穿着洗得发白的兰士林长裤，长裤上打着厚重的大补丁，天天一脸肃穆，课间操后总站在领操台上，表情肌竖拉，一字一顿，苦口婆心，我很内疚于他的神态，再不好好学习对不住他这一脸的表情肌走向，文革时说他是俘虏兵，也自杀了。“夜桶叫蛎”陈老师出奇的白皙漂亮，唱起歌来，声音尖得小孩子一样，说是上海大小姐出身。文革伊始，学生们在竟在她头上摁上半人高的帽子游校，她受不了这么强烈的侮辱，傍晚趁管她的红卫兵上厕所，触电自杀了。我深深地记得一身肌肉的物理汤老师，搬来长梯架上二楼教师宿舍，她的丈夫物理老师陈兆言（音）失神地爬上长梯破窗而入，陈老师已被这强烈的电流击穿头部，远远离开了这神经病一样的世界。这一晚，我没睡，我在与她相隔两间的母亲寝室里，脑子一片空白。校园里那么多那么好的老师，有挨斗，有发疯，有自杀，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弄清为什么平白无辜的要弄死他们呢？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唉！政治我们左右不了，师道尊严却是学生可以永远记住的自律自训。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学校会不会永远的记住这些令人窒息的教训，我想至少在我们的“普中”里永远不会再重现这梦魇了吧。
花甲之年，我开车从普中门口走过，我踩下刹车，按下车窗，缓缓从母校大门驶过，看着校园内生疏而亲切的楼房、操场和绿荫，全变了，苦甜酸辣在我心中倏然泛起，飘散的记忆猛然汇拢，千言万语哽咽在心。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你们的儿子给你们鞠躬了，他永远会将你们铭刻在自己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