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迅垚的博客

　　
　　北大陈平原教授最近撰文说，当下中国大学严重受制于权力、金钱与传媒，再加上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这句话被媒体单独摘出来，容易引起两种人的误解。一种是学术民族主义者，也没搞清楚陈教授在说什么就跟着起哄：批得好，中国人就是崇洋媚外。另一种则是向来对国内学术瞧不上的，如果不仔细看陈的文章，估计只会嗤之以鼻：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又如何？我国学术本来就比人家差远了，还不该虚心点儿向人家学习吗？
　　
　　中国留学风气不可不盛，现在不仅研究生出国，甚至高中生、本科生出国都很常见。与此相对的是国内大学的学术地位，基本上全面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笑称北大清华的本科几乎成了“留学预科班”。学生读得最多的似乎是英语书，各类英语培训班长久不衰。有些学生刚上大一，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大学知识，就开始琢磨上什么英语班，如何出国。不仅在清华北大，国内大学这都是常见现象。那么，对那些旨在求学问的留学来说，是否出国念的博士一定比国内博士含金量高，是否国外大学得来的学问一定比国内大学的学问高明？这就是陈平原在文章中所不愤的问题。
　　
　　以陈教授的水平，他培养的博士也许不会比国外汉学系培养的海归差。以北大中文系的水准，他们或许可以认为自己培养的博士才是汉语言研究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博士。但坦白说，整体而言，正儿八经在国外一流大学留学得来的学问要比在中国国内得到的某些博士硕士文凭含金量高得多。这几乎是中国学界公认的，自然科学不用说了，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不用说，甚至某些人文学科，国外一些汉学重镇的水准也大大超过国内一些一流学府。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正如陈教授所说，现状的确如此，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现状就放弃中国学术自身独立进取的努力，甚至自甘沦落，对于某些本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也全部抹杀，对于中国本土学问的努力整体忽视。长此下去，中国学术界岂不是将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甚至今后要全部依赖国外学术界的营养供给了么？从学问本身的性质来看，无论哪个国家，真正的学问一定有着深厚的本土学脉滋养，尤其是人文学科。试问，一个美国汉学家可以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但能够真正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么？我最近读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深感王国维所说的“隔”。史景迁学问虽大，但让他去理解一个经历过繁华靡丽又经历过家破国亡的明末遗民的精神世界，确实有点难为他。有很多文化的意味，或许只有中国人自己能懂。因此，书中虽然史实写得详尽，但那种文化的隔膜感却难以超越。
　　
　　我们当然应该学习国外科学、先进的学术系统，但最终之目的应当是建立我国自己的独立学术。这个道理六十多年前胡适就说过了，中国大学要能自己培养各专业的博士，不一定非出去留学不可，“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这就是要建立中国大学的本土学脉。其实不独人文学科如此，社会学科也如此。比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这些学问当然有普适的地方，但如果要对中国有影响却需要真正本土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民国时期，一大批留洋归来的学人正是做的将国外学问本土化的努力，比如社会学的潘光旦、费孝通，经济史学的梁方仲。事实上，不少学科的中国本土学脉都要追踪至民国时期。今天，我们仍需要传承老一辈学人的学脉，建立独立的学术系统，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学术自信。（南方日报5月17日）
　　

　　
　　沈阳一女士在中国银行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大街支行存入1000万元，但在存入后立即被人转走，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发现。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已存入国有银行的钱都能被转走？这个人就是兴隆大街支行行长李军。这位行长先是以高储蓄率为诱饵指使其行内工作人员诱惑储户存款，在存款时利用银行内部管理漏洞，让柜员内部作案，将这笔钱转出去，用来还高利贷和炒房地产。
　　
　　很明显，银行监管存在非常大的漏洞。其中主要在于行长的权限设置和监管有问题。多数国有银行的确给予支行长1000万的转账授权，这个权限也不能说过大。据我所知，几大国有银行支行的行长如果要使用这个权限一般要通过一定的内部程序，但案发的这位行长为什么可以直接绕过程序为所欲为？显然，权力的监管出现漏洞，缺少一个有效制度限制行长的权力。难怪民众一片哗然：大部分老百姓的存款都在1000万以下，连存在国有银行的钱都不保险，还有哪里存钱保险？
　　
　　从过去的案例看，1000万倒真不算什么大数字。随便举几个例子，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前行长高山就曾卷款10亿元移民加拿大；山东烟台银行行长刘维宁将该行库存承兑汇票取走4.36亿元；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许超凡等3人将数亿美元汇至境外；银行内部监管体系屡屡失守，加重了老百姓对存款安全的焦虑。前不久江苏农行一个支行行长携巨款潜逃国外，也很值得一说。与沈阳这位明目张胆的行长相比，江苏这位行长操作更加隐蔽。他利用自己的行长身份向当地企业家借款，用来发放高利贷，从中赚取巨额利差。如果不是因为资金链断裂，不得已出逃国外，他的行为可能永远不会有人发现。事实上，银行内部人员放高利贷是银监会明令禁止的，因为不仅加剧了民间高利贷的疯狂程度，还可能造成银行坏账。问题是，这种行为如何监管？从目前的案例来看，银行业内部没有太好的应对方法。
　　
　　在我看来，国有银行内部即使有监管方法也很难起到效果。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银行仍然是国企化的权力设置，这种设置并不利于监管，一把手的权力大到能够让监管如同虚设；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的天然地位决定其内部人员即便没有权力寻租，还有“名头寻租”。换句话说，企业家敢于将巨款通过非正式途径给到一些行长无外乎是看中其“行长”的名头和权威。正因此，很多企业家面对一些银行行长的时候，即便不想借款给他们也不敢不借，而风险正在这些非正式的金融关系中埋下。
　　
　　银行监管措施不到位，这种新闻事件一天不会灭绝，而银行监管水平的提高则取决于国有银行的改革进展。至少从这条新闻可以看出，国有银行还在犯“不珍惜名誉”的国企病。按道理，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中国银行至少应该立即出来进行“危机公关”，安抚民众，挽回他们丢掉的名誉。但他们到现在似乎都无动于衷。这位丢了1000万的客户去找中国银行纪委的时候，分行纪委负责人竟以“不分管”为由，让他们“私了”。等到客户无奈报案之后，中国银行又“坚持走司法程序，厘清银行与储户责任”。这位冤大头客户要拿到这笔本属于他的钱竟然要等到司法程序走完之后。对坊间之嘲讽，舆论之鞭挞，国有银行似乎毫无反应，其言行之傲慢，令人不敢恭维。（南方日报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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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夷翘煜氲蕉�北/那里有盐一样的飘散的雪花，破旧的小巴士，还有绝望的歌曲/在边境线上看到自己的下坠/那时候，我会在零下二十度的朔风里离一个人而去/而在这五年里，我完整保存一条黑白色的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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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犝饧改辏�书页总算有些陈年灰尘/闲暇时，可以带些不相干的人，做一番谈资/有了一个漂亮的书橱，只是许久没有写字/空气清淡无尘，广州的下午一切安宁/现在，我终于知道5点钟和5点钟的差异有多大/过去，一辆自行车就可以串连起来/在北京清冷的两边有青砖灰墙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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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牬蟛糠质奔洌�我们拥有啤酒、筹码和新的求欢方式/这些令人愉悦，但我经常不大记得起来/我怀念2007年时我使用的古怪言语/再没哪个人，可以那样毫无腔调地追求一个女人/幸好，那些语言还在我的书橱里/假如他们可以倾诉自己的话，他们就会热烈相爱/像我们那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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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要办一个中小企业，哪怕是做个个体户，门槛高吗？我的回答是，既很高，又很低。
　　
　　为什么说很高？就拿最小的企业--个体户来说吧，一个擦皮鞋的小摊位都需要注册，一个茶叶蛋摊位都有层层审批。这注册审批过程又不那么简单。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广东一个优质外企落户东莞审批一年没有成功。这还是一个有实力的外企。那些引车卖浆的底层个体户，则要付出更大成本。
　　
　　办企业的门槛有高低，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行政管制上有歧视。除了曾经在某个历史阶段给予外资企业以优惠之外，政府对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制度上没有歧视。但这并不代表事实上门槛没有高低，这主要取决于企业主与管制者之间的关系。《中青报》近日采访了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的一名处长。这位处长提到他调研时遇到一个在公寓楼里开美容院的老板。在申请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项行政前置许可上。执法人员对老板说：“你不达标，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给我拿6万块钱，上面有检查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关门几天。”
　　
　　那么这位老板会怎么选择呢？如果他不想付出这6万块就必须去达标，但是要达标也须付出代价。从理性人角度来说，如果要付出的代价超过6万块他就会给这位“寻租者”上缴“租金”。办一个小美容院要“上贡”6万块，还不算其他的寻租部门，这门槛高不高？但有时候门槛似乎与企业的身份也没有多大关系。比如，有的夜总会雇佣几百人，却可以只是登记为个体户。这种个体户江湖人称“个体大户”，他们办的是中等以上企业，但可以像个体户一样避开高税负。你看，他们的门槛似乎很容易就能踏过去。所以说，门槛高低也可以与企业性质没太大关系。有人说，在各种门槛上，国企一定更加优越。但也不一定。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大型民企尤其是当地政府力推的纳税大户，享有的各种支持和优惠恐怕不输于普通国企。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对于不少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在选择支持与不支持哪个企业的时候，并不一定唯“国企身份优越”论，反而唯“谁GDP贡献大”论。
　　
　　尽管如此，国企的门槛显然与个体户和中小民企仍然不可同日而语。总体来说，中国企业的门槛不可谓不高，而且这个门槛越到底层越高。这不是什么新鲜结论，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在中国，要办一个企业，门槛似乎又特别低。怎么说呢。仿佛做一项生意，办一个企业没有太大的行业、专业以及资本上的门槛。我经常会看到一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先是干过餐馆，再倒腾下服装生意，办过小加工厂，又跑过货运，现在干的是出租车司机。这种经历在中国是不足为奇的。我跟不少个体户或者小老板交流，感受是，天哪，是不是他们每个人都开过小餐馆和服装店、奶茶店，或者都倒腾过蔬菜、钢材，做过安利、完美。
　　
　　中国底层创业者、中小老板、个体户，这个庞大的阶层是如此活跃，他们不安分地想要寻找出路，但这也带来了很大的行业流动性。他们做了很多生意，但多数都不专业，没有长远规划，没有雄厚的资本支持下去。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餐馆，还是服装厂还是运输，好像都没有什么门槛。但这些看上去门槛低的行业真的就是门槛低吗？做一个好的餐馆，做一个知名服装品牌难道门槛低么？忽略入行的门槛，意味着他们要么急功近利想在短期内赚钱，要么在这一行难以生存下去只好寻找其他出路。在我看来，入行的门槛低恰恰与行政管制门槛高、税费门槛高有很大关系。找不到太多出口的民间资本就集中于那么几个行业，导致这些行业看上去创业门槛低，但实际上由于进入者多，不得不面临利润的摊薄。同时，当企业想获得审批、注册以及面对管制时，却又面对着很高的门槛和潜在的寻租势力。这就是中国底层创业者面对的门槛悖论。（南方日报4月26日）
　　

　　一个奇特的现象产生了：在奥运年，中国运动员集体陷入了不敢吃肉的尴尬境地。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1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一则“禁肉令”，禁止运动员在外食用猪牛羊肉，各训练基地在未确保肉食来源可靠的情况下，暂停食肉。因为国内多数猪肉含有瘦肉精，而瘦肉精是一种兴奋剂。食用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已经有好几个运动员被查出来。背负奥运会重大任务的体育总局自然不敢大意。所以，国家运动员已经集体断肉好几个月，据说刘翔早已经多年不吃猪肉。
　　
　　这消息真令人哭笑不得。堂堂一个经济大国，竟然连运动员这样一个极少数的群体都找不到一个可靠的猪肉供应商，说出去都怕人笑话。这几天，最流行的段子是网友发明的馒头吃胶囊方法：把胶囊里的药囊倒出来包在馒头里吃。如果说这个段子还有些调侃，另一个著名段子则夹着心酸，据说它是描述一个底层人一天的生活：早起，买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来杯香精勾兑的假豆浆；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份人造鸡蛋卤注胶牛肉，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毒胶。
　　
　　这个段子或许过于夸张，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的越演越烈却是不争事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受害范畴已经越过底层，蔓延到中产阶级，甚至某些权贵阶层。想想吧，即使奶粉可以全部进口，但是药品总不能全部吃进口的。不管是谁，保不齐都得吃点明胶。药监局最近开出的有毒胶囊名单，估计大部分人都吃过其中一两种。再说猪肉，无论是什么阶层，总不能天天吃特供猪肉吧。就算有特供，就能保证一定安全么？连国家体育总局都找不到可靠的肉食来源，所谓的特供恐怕也不完全让人放心。
　　
　　我们进入了一个集体不安全的时代，无论是哪个阶层，都逃脱不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代世界，商品裹挟着人们，吃穿住行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部分。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社会化生产链的某个链条跳出来，但总体上无法逃脱。比如，你可以选择不信任饭馆而在家中做饭，但是你买的菜、用的油、佐料却是从市场买回来的，它们都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如果你对这些都不信任，你认为买的油可能是地沟油，买的佐料可能是化学产物，那么，除非你自己到郊区开辟一块土地种植蔬菜、养猪并自己产油。
　　
　　别看吃饭这个问题小，其实重大的思想分歧就在这些小问题中展开。再比如说空气问题，我们不思考空气，但空气逼我们思考它。不管是谁，不管懂不懂PM2.5，都要忍受空气污染带来的不适。但空气为什么差？是无数个污染工厂无数个蝴蝶效应的叠加。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总不能为了躲避空气差，举家就搬到另一个国家吧。再说交通问题，所有人都在骂娘说为什么这么堵，但也没办法，反正不可能因为这样就不开车上班了吧。
　　
　　这些小问题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现代化陷阱。现代化的好处都看得见，社会化大生产，商品丰富，经济发展，各种的方便。可是，现代化的坏处同样无处不在。所谓思想分歧就在这里：有人坚信这是人类的灾难，因此反对现代化、城市化，反对市场经济，甚至反对高速公路，反对汽车；另有一部分人，则坚定不移认为这一切陷阱都有解决的办法，看上去是现代化带来的陷阱，实质是现代化不彻底的结果。这就是现代化问题上左右之争的由来。（南方日报4月20日）
　　

　　
　　青岛政府最近启动了“增绿行动”，这个耗资40亿元的项目据说是要将青岛打造成森林城市。项目启动后，青岛到处都在栽树，第一个月就种下了180万棵树。不仅栽树的决策事先未经听证，而且实际操作中也不经过居民同意就乱挖乱栽，惹得当地意见很大。在一片责骂声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80后女孩潘琦。这个女孩在施工现场调查树的真实成本，致电政府追问种树方案的决策过程，并且将这些过程写到网络上去，赢得一片好评，网友赞她是“80后的代表”。
　　
　　按说，这个女孩应该是社会上的活跃分子。但潘琦却说自己以前几乎不关心公共生活。她只关心自己的朋友圈有哪些新鲜事，或者她男朋友什么时候带她去吃冰淇淋。就是这个普通的80后女孩，有一天却敢于一个人跑到栽树的工地上做“调查记者”只为了获得真实数据，能够忍受政府部门的踢皮球却还一直打电话追问到底。为什么一个从不关心公共生活的女孩有一天突然站到公共事件的焦点，而且还能处理得如此妥当，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对象其实也可以扩大到一个群体。几年前，人们还常常将不关心社会、无责任心这些贬义的词语送给80后。但在某个节点，人们突然发现，这些年轻人不像想象中那样差劲。最典型的是2008年，四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上80后的表现，让舆论对80后的评价开始转变。
　　
　　如何解释这些当年所谓“垮掉的一代”有一天又成为“靠谱的一代”。是因为这一代人某一天突然集体觉醒了吗？在我看来，无论是80后曾经被指责自私自利、无责任心，还是像奥运志愿者或者潘琦一样被称赞奉献社会，背后其实都是同一种逻辑的自然发展。什么逻辑呢？简单说，这一代人更注重“个人”，注重自己的个人感受，关心自己的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80后或者90后的一切表现都从这里展开。以潘琦来说，这个80后姑娘为什么突然关心起公共生活呢？原因很简单，她发现自己热爱的一块公共草坪即将被那些看上去毫无必要的树霸占了。而她的朋友圈，当然也是一群80后，都发现这个决策正在困扰他们的日常生活。于是，这个小女孩坐不住了，她要维护自己的权利。与大多数同样权利受到侵犯的人不同，潘琦更加理性，她懂得只有以事实和证据与不断对话才有维权的希望，而痛骂无济于事，理性的质疑才能让舆论具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能推着政府也往前进。
　　
　　其实，类似于潘琦这样的年轻一代的行动我们已经看过多次，比如质疑亚运工程铺张浪费的“口罩男”和质疑光亮工程的“拇指妹”。这一代年轻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开始参与公共生活。正是当年被指太有个性，承担不起社会责任的他们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新锐力量。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我们发现了这一代人的区别于上一代人的鲜明特征，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判断。这一代年轻人个性更张扬，更注重个人感受，更重视自己的生活。作为同一个硬币的反面，他们同时更敢于反对损害自己利益的权威，而且反对的手段更加高明，反对的态度更坚决。这就是公民的内涵，他们也许不像知识份子那样每天考虑家国天下那些宏大命题，但他们只要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身边的人，他们就敢于去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敢于去参与公共生活。这种个人主义发展与公共空间繁育的良性循环对中国的未来是好事，因为主流体制正是强调集体、规训、等级和权威，当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就会成为这个体制的破坏力量。（南方日报4月19日）
　　

　　
　　中国人民银行4月14日宣布，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至百分之一。
　　
　　这个新闻说白了就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扩大，而且是两倍。这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大进步，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加上之前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启动，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有重启迹象，令人颇感振奋。
　　
　　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软骨头越来越少，硬骨头进展不大。什么是硬骨头，比如未完成的国企改革，什么是软骨头，比如整顿规范民企。硬骨头之所以难啃原因在于所涉及的并非只有经济领域，而软骨头容易啃是因为要规范的主体尚未具有足够的反抗力量。在硬骨头与软骨头之间，我认为还有一种改革，同样难啃，但阻力相对较小。这就是金融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两项制度改革的根本指向都是货币，而不是真实的物和摆在台面的利益。这道理和通货膨胀一样，轻度通胀会让人感到福利下降，可是这种下降是慢性的，人们虽然叫苦可也不至于痛到无法忍受。而所谓改革自然是要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和汇率制度改革却不会让这种利益分配进行得太剧烈，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利益的重新洗牌。
　　
　　2001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的架子基本已经搭起来了。大规模国企改革阵痛期过去，WTO带来的巨大红利消除了人们对入世的困惑。十多年中，中国经济没有大规模的制度性变革。一方面，既有制度框架下，经济力量迅速增长，比如大型垄断央企崛起，比如民间资本前所未有壮大；另一方面这种放养也带来混沌不清的资本混战局面。中国经济亟须制度更新和制度创新，否则就不能能适应新的局面，无法解决新的问题。
　　
　　汇率改革就是必须启动的制度改革之一。今天，汇改早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我记得在2005年、2006年左右，反对汇改的声音还很强烈，近几年才渐渐减弱。原因在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太多中国人卷入了给中国GDP贡献巨大的外贸业。这部分人在与国际市场打交道的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汇改的重要性，他们虽然尝到固定汇率的甜头，但也尝到了汇率不自由浮动的苦果。他们的经济知识同时也在不断增长，因此对汇率改革的态度发生转变。长期以来人们反对汇率改革的主要理由就是防止人民币币值不稳，以至于外需发生大逆转。但现在我们看到，在弹性小的汇率机制下，我国外贸业并未有大的进步，反而由于比较优势减少，竞争力减弱。我国外贸业仍然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可以说，汇率改革其实是注定的，是大势所趋，我们从加入WTO开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一旦加入国际经济游戏就再也回不了头了。浮动汇率制是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并非因为它是由某个强权国家制定的规则，而是经济学已经证明，这个机制在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促进生产率提高和提高货币稳定性上是人类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机制。
　　
　　温州金融试验区方案出台后，有人认为步子似乎不大。但我认为这一步意义重大，因为这一步能够走出说明金融滞后对全社会的倒逼作用力非常之大，以至于不改不行，不改就要出大问题。而汇率改革同样如此，占中国经济重要地位的外贸业必须真正融入国际经济规则，必须以汇率作为中国外贸企业的指挥棒，否则，外贸业不升级，国内经济转型更加艰难。在当下局面下，既要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又要能够保证改革稳步推进，金融改革和汇率改革显然是最佳选择。（南方日报4月17日）
　　

　　
　　在王小波去世十五周年的今天，我没有去翻他的任何一本书，也没有想在微博或者哪里装作深沉地发一句悼念词。
　　
　　我想的是，王小波，这伙计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不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从一个成功人士突然抛家弃子跑到一个孤岛上追求艺术，让人们惊叹，啊，这是个多么可贵的为艺术献身的家伙啊。王小波不是，上山下乡、教书、出国，那个年代人们爱干的事儿他都干，平常他就住在北京某个小区普通的一栋楼里，你到隔壁打个酱油，到菜市场买个菜就能碰到。除了略显痴呆的长相让人有点印象之外，连死都没什么创意：心脏病突发去世。
　　
　　我很想学习某些文章说，“王小波同志从未脱离人民群众，就活在我们身边”。但也不对，这伙计从不参加过这个协会那个联盟，跟德艺双馨丝毫不沾边，对针砭时事发牢骚做“公知”似乎也没兴趣。没有组织，不混圈子，在今天，王小波大概就是个不得志的中年猥琐大叔。
　　
　　可是，在有得志不得志之分的世界里，哪有王小波那么好玩的人。想想吧，就是这个如今被称作文坛偶像的伙计，他无聊的时候最爱干的事情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数学系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本多么变态的习题集）；教书时，别的讲师都在升职称、评教授，他热衷于钻研金庸、梁羽生；为了练习铁砂掌，他整天神神叨叨，打坐练功，最后弄断了自己的尾指骨。他的小说被指“涉黄”、“格调低下”，可他和李银河拥有令人嫉妒的爱情，他从未走进那些格调高雅的庙堂作家们的圈子，但他和他生活中的每个人相处愉快。
　　
　　这就是王小波。这个他和那个写时代三部曲的伟大小说家，和那个最令人怀念的专栏作家没有任何内在的分裂。我们可以像学院派一样对他的小说作万种解读，也可以对他的文风和个人经历做千种联想。但我只有一种解读。那就是，这是一个太有趣的人。那些后代贴上去的标签与他毫不相干。对他来说，神坛是多没意思啊，他可从来没过要做大师或者偶像，他不过是要瞪大眼睛，想想还有哪些数学题没做过，还有哪些书值得读，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过。千万不要说，只有那个年代才能产生王小波这样的奇人。他的时代未必比我们更好，他的老爹未必比你我的老爹更有钱，没见他有多大的房子，他和李银河结婚的时候据说还是处男。王小波以铁的事实证明，屌丝也有何其有趣的生活啊。
　　
　　这个时代非常曼妙，但是无趣。这个时代到处都是文字，但是没有文学。人们无望地看着GDP和房价同时疯涨，看着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的热情同时下降。冗长乏味的饭局，第二天醒来就忘掉的荤段子，芒果台和政客商贾的秘闻是仅剩的娱乐。欲望无休无止，生活枯燥乏味。可是王小波告诉我们，生活还可以这样，没有高屋华服，一样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没有这个头衔那个级别，一样可以享受文字的乐趣。
　　
　　这真是个慷慨的家伙，他用文字跟我们分享了他短暂有趣的生命。幸好有他，我们可以活得不那么乏味，可以在每个枯燥的日子里回想他写的那些故事。小波说，“人生太孤单，我们要找个有趣的人一起过”。李银河真是有福，谁还能找到比王小波更有趣的家伙？
　　
　　在他去世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我们千万不要装作多么悲伤地缅怀他，我们想到他应该开心地大笑。想想那个因为吃多了钙片导致身材畸形高大的知青王二吧，想想那个修炼天山童姥上天下地功的大学讲师吧，想想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想想风华绝代的陈清扬。想着想着，我们就笑了，生活，没那么无趣嘛。（南方日报4月12日）
　　

　　
　　无可否认，20世纪后半期是电视媒体的黄金时代。同样无可否认，这个时代最重要最传奇的媒体人正在一个个离开。4月7日去世的93岁的美国电视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是最近一个。在他之前，有2009年去世的同样93岁的克朗凯特，有2011年去世的92岁的安迪鲁尼。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一个新闻主持人或新闻评论员在某一档节目中主持长达数十年，而他们的退休时间往往比他们的去世时间少不了几年：华莱士近88岁还在采访伊朗总统内贾德，安迪鲁尼去世那年才停止工作。
　　
　　对观众来说，华莱士们是他们集体记忆的重要符号。老年人和他们见证肯尼迪被刺、水门事件，中年人跟他们经历美苏争霸、中东战争，年轻人则听他们评论911事件、金融危机。时代巨浪一波接一波，总统议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流行和时尚都反复了几个来回，但一旦站在主持台上，他们就是能够让观众停止调换频道，听他们讲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他们的魅力所在，也是他们之所以为这个世界所怀念的理由。但在我看来，他们不止做了这些，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他们采访了无数个政客商贾或者做了成千上万条的评论，还在于他们给新闻业尤其是电视新闻业立了一个标杆。
　　
　　新闻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今天很多人们习惯的新闻业观念实际上是一代代先驱通过艰难突破争取过来的。在李普曼之前，人们认为新闻评论毫无必要。他们指责记者或评论家为“局外人”，认为他们没有更加权威的消息，对国内事务的了解远不及当局却到处对国家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李普曼并不理会，他回应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李普曼用上千万字的新闻评论证明一个记者的观察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可以有多大影响力。可以说，是李普曼改变了人们对记者对新闻业的偏见，也是他，将新闻业的空间拉伸到一个新的高度。当今的纸媒记者仍然很难说有人超过了他的成就，但李普曼却给了大量新闻人一个成长模式，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职业发展轨迹。今天，再没有人认为记者只是一个搜集信息的行业，再也没有人说新闻评论不值一看，纽约时报的社论，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还有那些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专栏作家，看看他们今天的影响力有多大！
　　
　　如果说是李普曼给纸媒报道和评论设立了标杆，那么，华莱士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给电视新闻业设立了职业标杆。据说在某个时期，“电视及娱乐明星统治了美国”，纸媒时代之后的电视时代一度被认为只有“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然而，华莱士们没有屈从于现实。他们坚信人们有了解事实和真相的需求，将大半生的精力投身于严肃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他们将呆滞死板的“播音员”变成了充满个性的“主持人”乃至观点鲜明的“评论员”，在数十年里做同一档节目，将人们从肥皂剧频道拉回来，用高收视率和巨大的实际影响力改变了美国电视新闻业。
　　
　　当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说自己想做一个专栏作家，人们告诉我，“哦，那你得看看李普曼”。今后，当人们谈起怎样做一个成功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的时候，人们会说，“哦，你看看迈克•华莱士，就是得像他那样”。这就是华莱士们之于新闻业的价值所在。（南方日报4月11日）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这一年多，温州一直处在舆论浪尖。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民营企业最有活力地区的无限风光不同，此时的温州是以一种危机四伏的形象出现在舆论中。一方面，在温州发生了最激烈的金融危机，大规模的老板跑路、自杀新闻，大量民间借贷纠纷，举国关注的吴英案；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同时一片凋敝，外贸业、制造业利润下降，民间资本不敢往实业投却又不知如何去。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共荣共辱关系在温州得到最好证明。
　　
　　但福兮祸兮的定律再次生效，温州恰恰因为此次大危机、大阵痛化危为机，获得了一个难得的良机，那就是成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设在温州，有充足的理由。首先，温州有最发达的民间金融网络。摆在台面的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藏在地下的民间金融机构，民间金融乱象到处存在，唯独于温州病患尤深，要整治自然要从病患最重的地方下手；其次，温州有最成熟的民间金融意识。这不是悖论，而是一个逻辑链结出的果子，温州金融危机最深，但这里的金融从业者、实体企业家对于金融之重要性的感悟也最深，他们要求金融改革的呼声也最强烈。
　　
　　坦白说，已经有很久没有看到在哪里设立一个国家层面的“改革试验区”。“实试区”就是名正言顺大张旗鼓的改革，中国改革在过去几年被频繁呼吁，但往往在实践层面却落地很少。在我看来，“试验区”这三个字对当下中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金融领域，而让人们对更多领域更高程度的改革有了向往。我在此斗胆呼吁一句，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跨出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步子了，那么其他领域的改革呢，医疗改革呢，教育改革呢，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呢，能不能有更多个温州式的试验区？
　　
　　为什么温州能够出现一个金融改革试验区？我认为，根本上是民间力量倒逼与官方顺应民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亲自到温州调研，这是“实验区”在顶层突破的关键。而起到根本作用的则是浙江以及温州地方政府，他们同样有推动金融改革的动力。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要来温州呢，因为有着金融病症的地区绝不只有温州，而是遍及全国，金融危机已经中国经济社会有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为什么当地政府有推动金融改革的动力呢，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更加具体的管理问题，无论要经济发展还是要社会稳定都需要解决金融危机。
　　
　　这么说吧，恰恰是因为金融影响之广泛，尤其在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金融与当地经济，当地社会发展，当地百姓长治久安得到了最深刻的结合，才导致金融危机不得不去解决，不解决就出大问题，而要解决就只能改革。这样的逻辑有没有让我们想起改革开放最初的动力。换个角度说，“试验区”的设立，恰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强大的结果，是政治经济学逻辑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一次我姑且相信了马克思所说的那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方日报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