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空间

    我多想徜徉在自己熟悉的文化世界，把我的观感与思考表达出来，这是我一直以来前进的动力，也一直坚信可以表达好，拿出动人的作品。

    可现实中却得压抑着。

    但昨天和老师、其他几位前辈吃晚饭。老师给我看他的Iphone里的最新音乐，90后才知道的音乐。还好我大多知道，即使不如老师那样能一一说出每个新人的新专辑。老师给我看的新人音乐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飞儿乐队的《亚特兰蒂斯》，而老师最喜欢其中的爱有路可退。

    我看后，想起自己深爱的文化世界，尽管不如老师丰富，但的确深爱，也一直想表达。所以老师的提醒，让我多了一份动力。更让我回到多好的飞儿乐队——能把欧美的民间摇滚、学院摇滚、爵士乐以及雷鬼乐的细部编曲精华吸收进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转型期情感、信仰的错乱、迷离的认识，表达自己的坚守。的确，近年来本土哪有这么好的音乐团队、音乐形式与音乐内涵。

    然而我终究一点也没有写出来，去证明这类文化与我欣赏的学术文化一样，有深度，有高贵的自持。甚至几年前想的张国荣与现代生命的意义表达，也没有写出一点来。

    以前好像就听说这位老人，现在认真看各种书，恰好又走到老人面前，才真正注意起。老人名叫白石礼，其思想与行动堪称民间圣人。

    老人没有理论，只有几句话。我看的“书”中，记者问老人，苦不苦，幸福不幸福？老人说，不苦，幸福。记者又问，为什么？老人说了一些纯朴的话，大意是，老人只想也只知道一件事，把捡破烂的钱全部捐于助学，老人做到了，所以幸福，不苦。

    在我看的书里，受他资助的学生，许多考取北大、清华及其他各所名校，也来说老人说过的话，他们说，老人没什么话，只对他们说，好好读书。

师傅

这几天每晚都在看《师傅》，因为其中的人物和场景，都很像我年少时生活的国营工厂，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改革以后，尤其是男人们都只信仰金钱、按欲望行动后，我生活的工厂逐渐破产了。不知道《师傅》的结局如何？我想，最后肯定会讲出另一种故事。的确，电视剧导演中，有谁会讲破产的故事呢？但纪录片导演或独立制片人会讲，如《铁西区》。

各位，你们有“师傅”吗？像李幼蒸扮演的那样的中国师傅——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行动、日常生活与情感方式。而我这个 post-modernist of history straggler 又可以做谁的师傅呢？

坚强且美好的力量

从这个演讲的同代人及其演讲中提到的那些人身上，可以看到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和这个nation的希望，进步、正义和高尚，或者康德所说的人类可能有的“最高的好事”，正在被她及其提到的人创造出来。

    从北京回来了。调整了大半年，终于像是有了暂时的结果。

    新旧朋友见了许多，地方分散得让我气都喘不过来，更别提思想差异，但各位都在努力做教育，有的在文学院做，有的在教育学院做，有的在某家媒体做，有的则没有单位，在自己的工作室对着任何可能有意的听众做。

    我也以“教育”的名义，做了十多年的工作，那么这十多年到底做出了什么教育来呢？这个问题去北京前，也就是做开课计划那会，就想到了，去北京兜一圈后，更加觉得，要回答好它了。

    答案自然是有了，尽管尚不明确，什么样的概念适合界定我的答案。京城朋友中，有的继续认为自己是在做学术史研究，忽视了其所做的学术史研究，从精神及形式上，都像极了民国时的学术史研究（也就是胡适们的那种以整理国故达成科学思想、民主意识的培养）；有的则在以教育学的知识，教育“教育研究生”如何认识、改变学校教育体制，有的则意识到了自己的确是在直接做教育，但还没

    从大学二外为考试方便选修了“日语”时，就知道了樱花，但因为历史的灾难记忆，总是刻意回避这个国家的一切。来上海后，看村上春树的《象的失踪》，才觉得应区别看待那个国家的人，或者只去理解那个国家的真正以美的方式追求“生如樱花”的人。　　

    正是

第四讲 现代生命危机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教育改革

    给UCLA的导师Val Rust买好了来上海的机票，心自然也回到了那片安宁漂亮的校园。

    每次从图书馆出来，常在这里坐一会，看各国来的行人，从历史角度想中美文化、政治、教育差异。

    许久没读书，连上课都是靠吃老本，今日上午得以看书，内容是老史请到广西师大中国文学所的麦教授，分析其家乡举行的大型水上舞蹈《印象刘三姐》。

    导演是谁，很容易猜到，就是拍《红高粱》的张导。

    其实，不用麦教授多说，当前主流的Nation Aesthetics的确是由张导制造的。麦教授想多说的是，张导及其政界商界的男性支持者们，为何喜欢制造这种大美学，来凸显Nation的主体性？他们是怎样制造的？而按这群男子的“意志”制造出来的大美学究竟有何意义，以及这个Nation究竟需要张导这群权力者形成、释放什么样的意志？等等。

    麦教授说，张导这次征调了“刘三姐”，来为其服务，当然，还得找一个外形及动作皆令导演及看客满意的女子，来扮演刘三姐。这位演员当然理解导演及看客的“意志”，但“刘三姐”万万想不到，其再次“出场”时，遇到了一种定会令其感到

    几年前，图书馆书店在时，我几乎每天都去转转，进图书馆时，总要被管理员问，“同学，你去哪，有证件吗”？（这与美国公立大学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而总是读书的人才进去不同）那时去超市，常常忘记拿找零，但非常善良的售货员阿姨会对我大叫：“哎，小阿弟，侬钞票勿要啦。”

    然而最近，去闵行上课，去球场闲逛，已听到好几次被人喊“老周，你来啦”。我这个70后，终于成为“老周”了。十年前，刚教书那会，的确盼望自己快点“老”起来，以为这样面对那群“在职博士生”的时候，可以多些“威望”。而现在，连这种想法也早就没有了。

    不仅这个想法没有了，似乎也没什么想说的话了。在美读过一年的西著后，更是如此。仿佛觉得，该有的，值得说的，都有过，都被说过了。尤其是这个神奇古国的“滚滚红尘”

现代人的生命问题、文科教育与文艺先锋的解决途径

　　    上课，被90后问，关不关心邻国最近发生的地震和海啸，我说不关心，让她失望了，不再和我说话。也许她会想“我这个老师怎么是个不关心的人呢？”就像我不明白她为何有空去关心那个邻国的事。我没有机会说我为何不关心，当然也不想说。但如果那个邻国的军队有一天又侵略到我们这里了，那就和我相关了。我肯定会和它的军队拼到底。写到这，想起福柯晚年，看新闻，看到有人采访一位巴勒斯坦战士，问他为何参军，没读过什么书的战士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我要夺回祖先的土地。听到这句话，著书挑战“知识权力”的福柯对身边的朋友说，他（这个至今仍是我在学术方面最佩服的人）什么也不用说了。他所写的一切，以及为写这些而从事的繁重考古学工作，其实都是为了获得像那个战士一样的“生存风格”。的确，福柯此后什么也不写了，直到两年后，即1984年去世。

    另外，这一期柴静又出手援助老史，写了篇关于崔永元的评论，写得很好。她是个会思考也会写作的人。

第一讲  课程与文化研究

　　 突然想起，大概是在写《中国小说史》期间，鲁迅发过一句感慨，意思说，学校里有许多中国历史都没教过，如小偷史、丫环史、娼妓史等。晚饭时，又在纪实频道看到，奥地利哈斯堡王朝的特雷莎女王为扩大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将11个女儿嫁给周边各国君主与王公。于是想到，从自己过去一年看过的材料中，可以理出下面这些东西来，它们也是学校没有教过的空白课程，尽管它们也和股市、房市一般，控制了大部分人的命运。
　　 无疑，对封建王朝的贵族来说，最愿意接受的就是政治经济联姻，这个贵族世界的年轻男女因此早早确定命运。封建时期的中国也是如此（区别在于不如欧洲女王多）。社会上一般的父系主宰家庭则是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思考为何结婚，之后的婚姻自然也不是贵族式的以维系“王位”、“爵位”为主要内容，而是围绕“柴米油盐”和一堆繁琐紧张的家庭人际关系，修炼“过日子”，维系“伦理”与“面子”。
　　 莎士比亚想象出了一种以纯粹个体情感为基础的自由爱情，放到现实里，自然是悲剧收场，不然也成了无处可藏的“娜拉”，还是难免回去做“玩偶”。感谢学校、工场、公司向女性开放，五四一代学院知识分子可以实验这种西方文学家的爱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