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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厂矿子弟】铁路
2012-03-25 01:20 星期日 晴
【铁路】
老家窗外有两条铁路，远的那条大概有两公里吧，京广客运线，从记事起就异常繁忙——我又用了一个方便的表述，也许真实情况是，从我意识到它是京广线起它才变得异常繁忙。毕竟它是那么远，只能从丘陵间看到一角，若不留意，并不容易听到火车驶过时有节奏的哐啷声。夜深人静时，那种声音仿佛来自天边，又明明白白地通往远方，给人莫名的安全感。近的那条离我家阳台不过一两百米，是厂内线路，平常很少有火车通过，偶有一列蒸汽机车，突突突地，爱鸣笛，我不记得自己曾为此困扰，但可能是选择性失忆了。
那条铁路是东西走向，往西拐入了一道山沟，我们老是觉得此路不通，很晚才知道它一直往西，往西，通到了几千公里外兰州我们的一个兄弟厂，运送的是半成品的铀。最近和一位同行老乡聊天，他问我知不知道712矿，太知道了！不是我们的另一个兄弟厂吗，从小听父母挂在嘴边的。可是除此之外我知道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个厂因为加工铀矿，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好像我从小就听说厂区有种叫“伽玛”的东西，但并不知道它有多危险一样。
关于火车的传说我倒听了不少，比如说火车经过时不要离它太近，不然会被吸进去啊（听着真像在描述今天的动车），比如说货车与客车不同，人只要趴在枕木上，列车从头顶经过没事（好在我们没有胆大到做这样的尝试），比如火车还很远的时候，就可以趴在铁轨上听它的动静（这我试过无数回，每次都失望而归，真得感谢当年火车的慢）。对了，一个叫做欧阳海的23岁青年，当年要来我们厂报到上班，后来意外牺牲在铁轨上，你看，现在的百度百科还记着——
欧阳海（1940年—1963年），舍身救列车的英雄。湖南桂阳人。195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11月18日，部队进行野营训练，在进入一个峡谷后，一辆火车突然急速驶来，走在炮连最后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轨道。满载旅客的二八二次列车奔驰而来，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冲到军马前，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轨道。列车和千余名旅客转危为安，他却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知是不是从小听了这故事，铁路道口总带给我隐隐的不安，老是幻想自己的脚卡在上面，而火车正高速驶来，这场景现在换成了大巴车在道口熄火，火车正高速驶来，以至于每次车身离开铁轨时，我都要小小地松一口气。不过对于铁公鸡的威力，我们也感到好奇，除了在铁轨上压弹壳，我还尝试着在上面摆上一排石子儿——“会不会翻车呢如果翻车了会不会死人呢我会被判几年呢哦没有目击证人是不是我不会被抓到所以我要不要现在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呢”，放石子儿前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担心。但好奇心压倒了我。我躲在土丘后看着火车缓缓驶过，石子儿直接被铲飞了。铁路线周边肯定满是这样被好奇心折磨的孩子，去年我坐过一次绿皮火车，正在读书呢，窗外飞来一枚石子儿，砸在开了一半的窗玻璃上，后怕不已。
往东的路基边有一大片灌木丛，每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那里的草叶上就歇着不少蝗虫。蝗虫会咬人，腿上的粗刺有时也能划破皮肤，但我们还是捉得欢天喜地的。我们通常放过那些背着孩子的蝗虫妈妈，专门捉那些大个头爸爸。和蚂蚱相比，捉蝗虫要稍微小心些，无论用两指还是整个手掌，要诀是不能让它强有力的双腿蹬起来，不然会被割伤。和软绵绵一按就化成一滩绿水的蚂蚱比，硬邦邦的蝗虫存在感很强，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成就感。我们总是捉得很多，再弄些细长的硬树枝，把它们都串起来，烤着吃，不算多好吃，但闻着挺香。
为什么要吃蝗虫已无从考究，肯定不是为了补充蛋白质，也不是要用肚子消灭害虫，南方的孩子哪里见过北方闹蝗灾的惨状。也是到很后来，才把蝗虫和诸多负面意义联系起来，但那时蝗虫已经变成了一坨能指，好几次网球直播看到我不喜欢的费雷尔（他总是一副讨厌的奋力挣扎状），我都恶狠狠地说：这蝗虫怎么还不输呢。
老家窗外有两条铁路，远的那条大概有两公里吧，京广客运线，从记事起就异常繁忙——我又用了一个方便的表述，也许真实情况是，从我意识到它是京广线起它才变得异常繁忙。毕竟它是那么远，只能从丘陵间看到一角，若不留意，并不容易听到火车驶过时有节奏的哐啷声。夜深人静时，那种声音仿佛来自天边，又明明白白地通往远方，给人莫名的安全感。近的那条离我家阳台不过一两百米，是厂内线路，平常很少有火车通过，偶有一列蒸汽机车，突突突地，爱鸣笛，我不记得自己曾为此困扰，但可能是选择性失忆了。
那条铁路是东西走向，往西拐入了一道山沟，我们老是觉得此路不通，很晚才知道它一直往西，往西，通到了几千公里外兰州我们的一个兄弟厂，运送的是半成品的铀。最近和一位同行老乡聊天，他问我知不知道712矿，太知道了！不是我们的另一个兄弟厂吗，从小听父母挂在嘴边的。可是除此之外我知道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那个厂因为加工铀矿，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好像我从小就听说厂区有种叫“伽玛”的东西，但并不知道它有多危险一样。
关于火车的传说我倒听了不少，比如说火车经过时不要离它太近，不然会被吸进去啊（听着真像在描述今天的动车），比如说货车与客车不同，人只要趴在枕木上，列车从头顶经过没事（好在我们没有胆大到做这样的尝试），比如火车还很远的时候，就可以趴在铁轨上听它的动静（这我试过无数回，每次都失望而归，真得感谢当年火车的慢）。对了，一个叫做欧阳海的23岁青年，当年要来我们厂报到上班，后来意外牺牲在铁轨上，你看，现在的百度百科还记着——
欧阳海（1940年—1963年），舍身救列车的英雄。湖南桂阳人。195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11月18日，部队进行野营训练，在进入一个峡谷后，一辆火车突然急速驶来，走在炮连最后的一匹军马骤然受惊，窜上了轨道。满载旅客的二八二次列车奔驰而来，眼看一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冲到军马前，用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轨道。列车和千余名旅客转危为安，他却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不知是不是从小听了这故事，铁路道口总带给我隐隐的不安，老是幻想自己的脚卡在上面，而火车正高速驶来，这场景现在换成了大巴车在道口熄火，火车正高速驶来，以至于每次车身离开铁轨时，我都要小小地松一口气。不过对于铁公鸡的威力，我们也感到好奇，除了在铁轨上压弹壳，我还尝试着在上面摆上一排石子儿——“会不会翻车呢如果翻车了会不会死人呢我会被判几年呢哦没有目击证人是不是我不会被抓到所以我要不要现在就找个地方躲起来呢”，放石子儿前我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担心。但好奇心压倒了我。我躲在土丘后看着火车缓缓驶过，石子儿直接被铲飞了。铁路线周边肯定满是这样被好奇心折磨的孩子，去年我坐过一次绿皮火车，正在读书呢，窗外飞来一枚石子儿，砸在开了一半的窗玻璃上，后怕不已。
往东的路基边有一大片灌木丛，每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那里的草叶上就歇着不少蝗虫。蝗虫会咬人，腿上的粗刺有时也能划破皮肤，但我们还是捉得欢天喜地的。我们通常放过那些背着孩子的蝗虫妈妈，专门捉那些大个头爸爸。和蚂蚱相比，捉蝗虫要稍微小心些，无论用两指还是整个手掌，要诀是不能让它强有力的双腿蹬起来，不然会被割伤。和软绵绵一按就化成一滩绿水的蚂蚱比，硬邦邦的蝗虫存在感很强，也带给了我们更多的成就感。我们总是捉得很多，再弄些细长的硬树枝，把它们都串起来，烤着吃，不算多好吃，但闻着挺香。
为什么要吃蝗虫已无从考究，肯定不是为了补充蛋白质，也不是要用肚子消灭害虫，南方的孩子哪里见过北方闹蝗灾的惨状。也是到很后来，才把蝗虫和诸多负面意义联系起来，但那时蝗虫已经变成了一坨能指，好几次网球直播看到我不喜欢的费雷尔（他总是一副讨厌的奋力挣扎状），我都恶狠狠地说：这蝗虫怎么还不输呢。
【1990年代的厂矿少年】偷铁
2012-03-08 15:04 星期四 晴
读上期三联，封面文章写古辛斯基发家史，始自偷卖变压器上的铜圈，那些东西都堆在路边没有人管。我们也有类似的时代，应该是在1990年代中期，国企纷纷减产、停产，父母们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只有十二三岁的我们是不会操心这个的，恰恰相反，我们觉得自己要发财了——厂区里到处都是堆积不用的废铜烂铁。
这当然是公家财产，那时好像也没人打它们的主意，于是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趁着大人们最松懈的午后，翻墙入厂，再一人背着一书包废铁到厂区边缘的收购站去论斤卖，我记得自己最高时分了十二块钱，算是巨款了。我们很直白地管这叫“偷铁”，一周总要来个两次，但“偷铜”却从来没有过，虽然铜比铁贵得多。“偷铜被抓起来是要坐牢的。”我们中间年纪最大，有着四道眼皮好像永远戴着眼镜的孩子严肃地说。
但我们干过更糟糕的事儿：偷脚手架上的kao子——好像应该写作铐子，但我觉得太不祥了。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混入工地，怎么派人放哨，怎么快速卸下kao子（作为一个工科盲，我到现在甚至拆不开一个闹钟！）再逃跑，统统记不得了，就记得……kao子10元一副，简直，是发家致富的不二选择啊。
我们当然没有发财，在把这些钱贡献给电玩、圣斗士漫画、汽车模型、不干胶、校门口老太太的腌刀豆，还有我最爱吃的鱼柳后，我还陆续存了90多块钱，精心叠放在枣红色的小盒子里，最后全部被另一个混蛋小朋友偷走了。
这当然是公家财产，那时好像也没人打它们的主意，于是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趁着大人们最松懈的午后，翻墙入厂，再一人背着一书包废铁到厂区边缘的收购站去论斤卖，我记得自己最高时分了十二块钱，算是巨款了。我们很直白地管这叫“偷铁”，一周总要来个两次，但“偷铜”却从来没有过，虽然铜比铁贵得多。“偷铜被抓起来是要坐牢的。”我们中间年纪最大，有着四道眼皮好像永远戴着眼镜的孩子严肃地说。
但我们干过更糟糕的事儿：偷脚手架上的kao子——好像应该写作铐子，但我觉得太不祥了。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混入工地，怎么派人放哨，怎么快速卸下kao子（作为一个工科盲，我到现在甚至拆不开一个闹钟！）再逃跑，统统记不得了，就记得……kao子10元一副，简直，是发家致富的不二选择啊。
我们当然没有发财，在把这些钱贡献给电玩、圣斗士漫画、汽车模型、不干胶、校门口老太太的腌刀豆，还有我最爱吃的鱼柳后，我还陆续存了90多块钱，精心叠放在枣红色的小盒子里，最后全部被另一个混蛋小朋友偷走了。
30
2012-02-01 00:49 星期三 晴
之前的这天。上午见到一个有方向感并且强韧的人，比我小一岁。我们在大风里走了一段，谈了谈考试以及理想。一个人吃了两条烤鱼，滋滋的声音，可惜没有青笋。
下午打球，回来的车上谈起了年终奖，高中同学说：“我现在只想着钱。”然后我跟着他感叹京城居不易。
洗澡完身体舒服了，心却躁得很，压着自己读了几篇《人各有异》，怀特说，我小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周遭，还算快活；今天，他们的目光穿透七大洋，埋首于铺天盖地的讯息，大体说来，他们所见所闻，只能让他们黯然神伤。
他说的是电视，我就在等电视直播一场40公里外的球赛。中间想喝粥，未果。自己煮了9个饺子，之前还有一块酥薄月，都是吃的时候觉得不够，歇歇，觉得多了。又做了自助的理疗，不舒服。
晚上边看球边飞快地把《缅甸岁月》翻了一遍。想起些事，微博了下，又google了下，觉得心里有点空，又有点莫名的激动和紧张，好像是在等着什么宣告。
接到两个重要的短信，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大果子的话，我就好好看看路上的风景啦。
下午打球，回来的车上谈起了年终奖，高中同学说：“我现在只想着钱。”然后我跟着他感叹京城居不易。
洗澡完身体舒服了，心却躁得很，压着自己读了几篇《人各有异》，怀特说，我小的时候，人们只关心周遭，还算快活；今天，他们的目光穿透七大洋，埋首于铺天盖地的讯息，大体说来，他们所见所闻，只能让他们黯然神伤。
他说的是电视，我就在等电视直播一场40公里外的球赛。中间想喝粥，未果。自己煮了9个饺子，之前还有一块酥薄月，都是吃的时候觉得不够，歇歇，觉得多了。又做了自助的理疗，不舒服。
晚上边看球边飞快地把《缅甸岁月》翻了一遍。想起些事，微博了下，又google了下，觉得心里有点空，又有点莫名的激动和紧张，好像是在等着什么宣告。
接到两个重要的短信，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大果子的话，我就好好看看路上的风景啦。
短2011
2012-01-05 00:19 星期四 晴
一直惦记着这年终总结，结果发现去年没写，没写就没写吧，每年时光有着不同的速度和重量，对我来说，2008年是特别长的一年，而刚刚过去的2011年，简直就是眼看着它疾驰而过了。但这并不是说它无关紧要，恰恰相反。
年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一种无悲也无喜的状态里，到了我这个年纪（貌似终于可以用这个句式了，耶），有些东西闭合了，但更多的东西打开了——你尝试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和你自己，你尝试去获得内心的真正的平静（“与喜悦”吗？不是，喜悦太轻了），你意识到世人不会被别的东西吞噬，除了欲望和心急，你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只毛蟹，粗糙又带着泥巴。
这一年尝试了几次跨国报道，很快形成了一些图景，但很快又发现不尽如此。说到底如Daw Suu所言，须将自己视作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前后都与因果相连。唯一能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尝试，成为更好的人。国家也是如此吧。7月份动车事故撞击出的愤怒和泪水，几个月后已经消弭于无形，人们为此感慨，但长远地看，没有一件事情不会在未来留下痕迹，恰如岁末人们迫不及待地参与韩寒发起的讨论，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似的，但谁能说你当下生活的每个细小选择，就与以后的转型无关呢。
2011年最后一个晚上，在阿布扎比表演赛小德夺冠的观众席里，看见了某女排明星，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观众席里，又看到了某当红女公知，都是没影的事儿，想起在仰光的头几个晚上，疯狂地做梦，好像热带丛林所有的精灵都来作客，结果被烈日烤了几天就立刻头脑干涸，整夜整夜的无梦。彻底放松的时光总是苦短，蒲甘，伊洛瓦底江边，游完泳后边晒太阳，却要惦记着回去退房；茵莱湖西岸，最舒服的湖景阳台，好像每次翻不了两页书就要天黑，下次吧，下次到什么时候呢。下午和人电话说起3月初的一桩旅行，想起要做攻略竟觉疲惫，连同拒绝碳酸饮料，简直是人老了的不二证据。
不二了，才开始考虑“意义”这回事儿，想到它时，前方一片浓重的雾气，无言，罢了。
年底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一种无悲也无喜的状态里，到了我这个年纪（貌似终于可以用这个句式了，耶），有些东西闭合了，但更多的东西打开了——你尝试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和你自己，你尝试去获得内心的真正的平静（“与喜悦”吗？不是，喜悦太轻了），你意识到世人不会被别的东西吞噬，除了欲望和心急，你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只毛蟹，粗糙又带着泥巴。
这一年尝试了几次跨国报道，很快形成了一些图景，但很快又发现不尽如此。说到底如Daw Suu所言，须将自己视作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前后都与因果相连。唯一能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尝试，成为更好的人。国家也是如此吧。7月份动车事故撞击出的愤怒和泪水，几个月后已经消弭于无形，人们为此感慨，但长远地看，没有一件事情不会在未来留下痕迹，恰如岁末人们迫不及待地参与韩寒发起的讨论，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似的，但谁能说你当下生活的每个细小选择，就与以后的转型无关呢。
2011年最后一个晚上，在阿布扎比表演赛小德夺冠的观众席里，看见了某女排明星，在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观众席里，又看到了某当红女公知，都是没影的事儿，想起在仰光的头几个晚上，疯狂地做梦，好像热带丛林所有的精灵都来作客，结果被烈日烤了几天就立刻头脑干涸，整夜整夜的无梦。彻底放松的时光总是苦短，蒲甘，伊洛瓦底江边，游完泳后边晒太阳，却要惦记着回去退房；茵莱湖西岸，最舒服的湖景阳台，好像每次翻不了两页书就要天黑，下次吧，下次到什么时候呢。下午和人电话说起3月初的一桩旅行，想起要做攻略竟觉疲惫，连同拒绝碳酸饮料，简直是人老了的不二证据。
不二了，才开始考虑“意义”这回事儿，想到它时，前方一片浓重的雾气，无言，罢了。
箱根
标签：旅游2011-10-08 00:03 星期六 晴
每次旅行结束，乘坐机场大巴回家都要经过据说是通州最繁华的街道，出发时常常是整个城市还没醒来，节庆也还没开始，但缠在行道树上的彩灯已经闪烁起来，回来通常是黄昏，又是这些星星点点迎接你回来，本来毫无特色的修饰，居然散发出温馨来，又或者它的温馨仅仅在于例行公事，可以预期，在这个快速流动蔓延的世界里，仅仅凭借不会爽约就能占据一些人的记忆。
飞机还没降落时，就确认这个黄金周逃离北京乃至中国是正确的事情。一个头顶有相当面积淡蓝色的天空在北京是种褒奖，怕是也要被当局记入蓝天总数，但从上往下看，不过仍是一团黄泥沼罢了，特别是你能远远地看见地平线，那完全是沙漠的颜色，比我在红海瞥见西奈半岛的天空更加浑浊。得知网球手们纷纷退赛中网，哪怕女子赛事是仅次于大满贯的皇冠明珠级别，丝毫不让人意外，去年女单决赛不就是在一个倒扣的烟灰缸里进行的么？讽刺的是我却正从成田飞来，而东京赛的（男子）阵容第一次甩出北京几条街来：纳达尔、穆雷，这都曾是中网的座上宾。
电视和报纸里喋喋不休地重复黄金周的各种新闻，故宫的单日接待人数（又一次）突破了最高纪录，他们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告诉大家，故宫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些花了60元门票涌向乾清宫的游客，其实都被搬运到平行宇宙，看到的只是故宫的镜像？你以为你偷偷在石板地上留名，摘下后花园的一片行将掉落的叶子，就能验证它的真实存在吗？相关的另一类新闻最惹人心烦，公园又走失了多少人次，仿佛嫌自己不够丢人，记者放着“走失”不用，非要唠唠叨叨几十次“丢人”，对了，还有“丢人率”，还有“降低丢人率”。
这一次去了箱根，因为和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半岛太像，我几乎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正好是国内的黄金周，秋叶原一家电器店用中文打出“欢度国庆”的横幅，但箱根的游客并不多（就这样还有一半来自两岸三地——我们在芦之湖登上海贼船时，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汉语方言），那些白天鞠躬微笑的饭馆和特产店到了晚上7点就统统闭门谢客，骑楼下一时间空空如也，街道上漆黑一片，只有灯笼像是漂浮在空中。我不确定当地人在坚持和抱守着什么，只知道这里没有酒吧供你彻夜狂欢。那就泡温泉吧，露天风吕这几个字最是可人，可惜那晚正好轮到对女宾开放，只能在室内的“御汤”里热身。之后裹着浴袍，蹬着不够长的木屐，到旅店外面沿着溪流散步，看不到星星，云朵正在变厚聚集，想来当年“学生哥”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天空吧。
伴着溪水声入眠需要强大的神经，你总忍不住想象外面在下着暴雨，然后又会不断否定怀疑再否定自己，好在几年前在湘西德夯已经历过一遭，睡得很好，这片精灵众多的山野也没有让我做更多的梦。早晨起来却发现真的下雨了，青山隐入雾中，整个箱根化作屋顶落下的无数线条，几只红色的小螃蟹爬到了石桥上，眼神很凶的样子。
飞机还没降落时，就确认这个黄金周逃离北京乃至中国是正确的事情。一个头顶有相当面积淡蓝色的天空在北京是种褒奖，怕是也要被当局记入蓝天总数，但从上往下看，不过仍是一团黄泥沼罢了，特别是你能远远地看见地平线，那完全是沙漠的颜色，比我在红海瞥见西奈半岛的天空更加浑浊。得知网球手们纷纷退赛中网，哪怕女子赛事是仅次于大满贯的皇冠明珠级别，丝毫不让人意外，去年女单决赛不就是在一个倒扣的烟灰缸里进行的么？讽刺的是我却正从成田飞来，而东京赛的（男子）阵容第一次甩出北京几条街来：纳达尔、穆雷，这都曾是中网的座上宾。
电视和报纸里喋喋不休地重复黄金周的各种新闻，故宫的单日接待人数（又一次）突破了最高纪录，他们想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告诉大家，故宫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些花了60元门票涌向乾清宫的游客，其实都被搬运到平行宇宙，看到的只是故宫的镜像？你以为你偷偷在石板地上留名，摘下后花园的一片行将掉落的叶子，就能验证它的真实存在吗？相关的另一类新闻最惹人心烦，公园又走失了多少人次，仿佛嫌自己不够丢人，记者放着“走失”不用，非要唠唠叨叨几十次“丢人”，对了，还有“丢人率”，还有“降低丢人率”。
这一次去了箱根，因为和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半岛太像，我几乎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正好是国内的黄金周，秋叶原一家电器店用中文打出“欢度国庆”的横幅，但箱根的游客并不多（就这样还有一半来自两岸三地——我们在芦之湖登上海贼船时，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汉语方言），那些白天鞠躬微笑的饭馆和特产店到了晚上7点就统统闭门谢客，骑楼下一时间空空如也，街道上漆黑一片，只有灯笼像是漂浮在空中。我不确定当地人在坚持和抱守着什么，只知道这里没有酒吧供你彻夜狂欢。那就泡温泉吧，露天风吕这几个字最是可人，可惜那晚正好轮到对女宾开放，只能在室内的“御汤”里热身。之后裹着浴袍，蹬着不够长的木屐，到旅店外面沿着溪流散步，看不到星星，云朵正在变厚聚集，想来当年“学生哥”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天空吧。
伴着溪水声入眠需要强大的神经，你总忍不住想象外面在下着暴雨，然后又会不断否定怀疑再否定自己，好在几年前在湘西德夯已经历过一遭，睡得很好，这片精灵众多的山野也没有让我做更多的梦。早晨起来却发现真的下雨了，青山隐入雾中，整个箱根化作屋顶落下的无数线条，几只红色的小螃蟹爬到了石桥上，眼神很凶的样子。
不听风声
2011-08-15 17:01 星期一 阴
晨起照例刷了下客户端，本来是看新闻民工抱怨资方抠门，一个月工资买不起洗手间里一块砖的，可是微博这东西太滑了，不小心就滑到三个人的主页，都在发人在西藏的照片，有一张还是熟悉得很的也拉山72道拐。有好多东西能让你瞬间为自己操起心来，这就是其中之一。这样一个周一，呆在屋里还略有些闷热，但屋外已经有了秋意。我拎着热乎乎的煎饼果子在小区里散步，吸饱雨水的土地泛出南方的青色，小池塘也涨水了，是另外一种发白的青色，混合了些浮游植物，给人一种春天来了的错觉。小区不大，但我猜设计者懂得借景，所以看起来远近高低风景不同。我四季都在这里散步，冬季自然萧瑟一片，可是春夏却是繁花不断，喜鹊翩翩。这时节开放的有牵牛花，玫红色的，在墙壁上爬得很高，紫红色的，花朵巨大，长在别人家后院栏杆上，还有蓝色的，前些日子匍匐在池塘边的一个小坡上。这坡原本有一条石板路，草木太盛把它淹没了，可是一场秋雨一场凉，蝉还在鸣叫呢，夏天就只剩尾巴了。
阴天让屋里光线不好，倒适合点盏灯看书。在此之前，我翻出了一直没看完的列岛纵段纪录片，想用它来平复一下心情。这是铁路迷的专享，实拍演员关口先生用火车丈量日本，走遍上万公里铁路线。看镜头里的日本人有时不免感到做作，也不知是不是细节之国敝帚自珍的心态，又或者纯粹礼貌，关口每到一处，都要拼命赞美当地的美食，见到一大片芦苇，或者稀树的秋日高原，也要大大地喊两声“绮丽啊”。我从不觉得日本风景有多么壮美，但也得承认，平均水准不低，而且绝无“死角”。但片子里更多的还是温暖，那种普通人之间的善意和单纯，甚至童稚，在中国，恐怕要去边地寻了。尤其喜欢主题曲，叫“天空的预言”，听来全是别离与热爱，一期一会，珍惜啊。
也是巧合，当当网送来了李海鹏的小说《晚来寂静》，开头写夏冲在川西游历的体验。我也去过几次川西，但都是为了进入藏地，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坐在一辆人不多开往康定的大巴上，静静地看着它挪出新南门车站，开出嫩绿的成都平原，和通往乐山的高速路分道扬镳，再沿着喇叭河一路爬坡上二郎山的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有了出关的莫名兴奋吧。二郎山隧道就是一道城门，推开它，那些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便会接踵而至。
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几乎每年九月都要一个人出行，我总是神经发作似的在北京最好的季节离开它，可能是那时工作得太憋屈了，但好也好在生活的目标单一，就是让自己过得尽量舒服些，其他事情，总觉得前路漫漫，何必介怀。如今雾气渐散，你会发现前头并不是个需要你不停追逐的远方，生活之网就在这时收紧了。我也有朋友永远迷恋着远方，从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其实我挺想永远和他们一样。
阴天让屋里光线不好，倒适合点盏灯看书。在此之前，我翻出了一直没看完的列岛纵段纪录片，想用它来平复一下心情。这是铁路迷的专享，实拍演员关口先生用火车丈量日本，走遍上万公里铁路线。看镜头里的日本人有时不免感到做作，也不知是不是细节之国敝帚自珍的心态，又或者纯粹礼貌，关口每到一处，都要拼命赞美当地的美食，见到一大片芦苇，或者稀树的秋日高原，也要大大地喊两声“绮丽啊”。我从不觉得日本风景有多么壮美，但也得承认，平均水准不低，而且绝无“死角”。但片子里更多的还是温暖，那种普通人之间的善意和单纯，甚至童稚，在中国，恐怕要去边地寻了。尤其喜欢主题曲，叫“天空的预言”，听来全是别离与热爱，一期一会，珍惜啊。
也是巧合，当当网送来了李海鹏的小说《晚来寂静》，开头写夏冲在川西游历的体验。我也去过几次川西，但都是为了进入藏地，那时最开心的事就是坐在一辆人不多开往康定的大巴上，静静地看着它挪出新南门车站，开出嫩绿的成都平原，和通往乐山的高速路分道扬镳，再沿着喇叭河一路爬坡上二郎山的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有了出关的莫名兴奋吧。二郎山隧道就是一道城门，推开它，那些日常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便会接踵而至。
在我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几乎每年九月都要一个人出行，我总是神经发作似的在北京最好的季节离开它，可能是那时工作得太憋屈了，但好也好在生活的目标单一，就是让自己过得尽量舒服些，其他事情，总觉得前路漫漫，何必介怀。如今雾气渐散，你会发现前头并不是个需要你不停追逐的远方，生活之网就在这时收紧了。我也有朋友永远迷恋着远方，从前我也和他们一样，其实我挺想永远和他们一样。
子弟
标签：社会2011-04-29 17:42 星期五 阴
【按】好久没登录天涯，刚刚进来，吓了一跳，上来就让你发微博，爱特这个爱特那个，博客的链接被发配到了西南的角落里。
这是给《亚洲周刊》的一篇小文，年后谢的，发表在最新一期。这里没什么记者式的考察，更多的是记忆和情感。谢谢洁平的约稿，还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帮助我重构了和父母乃至家乡的关系。
另外，封面报道的主文在这里：http://my1510.cn/article.php?id=149948052e8cfdf0
子弟
我是厂矿的子弟。我们厂（这是厂子弟的习惯叫法）成立于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我家阳台下几百米外有一条铁路，周围灌木丛生，偶尔突突突驶过蒸汽机车，小时候那是我们捉蝗虫和利用车轮压扁弹壳的地方，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来自全国的铀矿原材料就通过这条铁路被运到我们厂，经过加工成为半成品，又运到遥远的兰州另一个兄弟厂……19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是我出生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厂对外还叫“新华材料厂”，外人不能随便进来。外公这一辈人上查三代确保“出身没有问题”后，被国家调到湘南这座城市的南郊，在一片坟山坡子附近建厂。外公外婆家住的这个单元一共九户，分别来自湖南、湖北、上海、东北、河南。对门是上海的阳奶奶一家，她在单元里见识最广，外公外婆有看不明白的文字，不论是报纸文章，还是药品说明，都要找她，在无数个酷热的夏夜，我也喜欢往她家跑，听她讲那些教人寒意顿起的鬼故事。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厂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意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厂子弟则让“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厂子弟，他们和他们的留在上海的亲戚，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几乎形塑了厂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麦乳精、缝纫机、永久牌单车……若干年后我听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没有丝毫的疏离感。一家上海人在厂里开了二十多年的早摊铺，全厂的人都喜欢他们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一定是在肉馅儿里放了罂粟。
大陆的厂矿和台湾的眷村有几分相似，但厂矿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发展出眷村文化这样的东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厂者们培养出他们又红又专的子女，再由国家把他们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母亲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1980年代以后，军工厂开始发展民品，母亲在一家附属厂里做钢瓶质检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润最好的时期，“现在看，厂领导傻，利润都上交了，没有改善职工福利。”母亲说。她和厂里几个技术骨干，曾有机会跟车间主任去海南，参与创办一家合资工厂，但是主任终于因为害怕砸掉铁饭碗而退缩了，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特区人民的机会。
1990年代中期，下岗和待岗现象已非常严重，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在说贪污腐败问题。我读初中，被教科书收拾得一身正气加一脸天真，还冲动地要给央视《晚间新闻》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来反映问题。厂新华书店一本名叫《中国还是能说不》的书及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钓鱼岛忧心忡忡起来。
国企效益不好，父母这一辈纷纷南下寻找机会，父亲去深圳时已经46岁，是不折不扣的“打工佬”。此后几年，他还去了东莞、岳阳和昆明，在昆明官渡区打工一年，路过世博园门口，没舍得买门票进去，更不知有翠湖和滇池。今年春节我同父母游大理丽江，返回时在昆明转机，专门带他们去翠湖看红嘴鸥，说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打工进而转身成功者极少，有人每年春节开着粤B的小车回厂里省亲，讲一口学来的广东普通话，把“很”字拖得很长，用同情的语气对以前的同事说，“你们真是很——辛苦！”
年前我回到厂里，外公的耳朵比两年前又坏了几分，讲话得对着他的耳朵吼，外婆也80岁了，还成天往江边的菜地跑，她种了快50年的菜，停不下来。这些真正无公害的大白菜、菜心、红菜薹，吃起来格外香甜，不像北京的大白菜，嚼起来跟纸片一样。但和外婆一起种菜，和外公一起打门球的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了。我刚回来时见到的一位老太太，弓着腰在楼下散步，没过几天她也走了，听说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一群人在老人家楼下站了半宿，放了挂鞭炮，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了。记得以前都要搭灵棚，唱个三天三夜的。
在厂里效益还不坏的时候，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游园会、花灯会，厂俱乐部还有猜字谜比赛，奖品颇丰，正月十五，厂里还会组织舞龙队，到处拜年，舞龙队成员个个全副武装，因为人们会从天上地下用彩珠筒和鞭炮向他们发起攻击。但是这种“官办”文化活动终究缺乏民俗底蕴和心理积淀，一旦组织者失去了兴趣，厂里也就“没文化”了。
去年，厂里完成“改制”，除了军品仍归中核集团，其余皆卖给地方，厂里人皆曰国家“甩包袱”。如今这里除了街道整洁安静些外，和一个荒芜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电影院没了，溜冰场拆了，人们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或者在电脑上“偷菜”，尽管走不了几步就是江边真正的菜地；书店早就关门了，前几年报摊上还能买到《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甚至《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也都没了踪影。
我在微博上写道，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我突然想到了阑尾），它可以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背景吗？当然，这里尚没有强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保卫了。
听家里人说，最近几年，更年轻一些的厂子弟有了回流的势头，这大约和外面世界的就业形势有关，“回厂里托关系找个临时工干，一个月拿1000多块钱也过得下去。”但是他们会记得这厂矿吗？讲故事的人已经离开了，生煎包也换了主人，不好吃了——原来的主人赚够了钱，迁回上海；阳奶奶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早在上海楼市起飞前，她就凭着自己的精明买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为她的孙子准备的。那里才是他们的老家。
这是给《亚洲周刊》的一篇小文，年后谢的，发表在最新一期。这里没什么记者式的考察，更多的是记忆和情感。谢谢洁平的约稿，还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帮助我重构了和父母乃至家乡的关系。
另外，封面报道的主文在这里：http://my1510.cn/article.php?id=149948052e8cfdf0
子弟
我是厂矿的子弟。我们厂（这是厂子弟的习惯叫法）成立于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
我家阳台下几百米外有一条铁路，周围灌木丛生，偶尔突突突驶过蒸汽机车，小时候那是我们捉蝗虫和利用车轮压扁弹壳的地方，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来自全国的铀矿原材料就通过这条铁路被运到我们厂，经过加工成为半成品，又运到遥远的兰州另一个兄弟厂……1962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是我出生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们厂对外还叫“新华材料厂”，外人不能随便进来。外公这一辈人上查三代确保“出身没有问题”后，被国家调到湘南这座城市的南郊，在一片坟山坡子附近建厂。外公外婆家住的这个单元一共九户，分别来自湖南、湖北、上海、东北、河南。对门是上海的阳奶奶一家，她在单元里见识最广，外公外婆有看不明白的文字，不论是报纸文章，还是药品说明，都要找她，在无数个酷热的夏夜，我也喜欢往她家跑，听她讲那些教人寒意顿起的鬼故事。
厂矿单位散布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就像一个个岛屿一般——它既是语言学意义上的方言岛，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孤岛。我们几乎不说（也不太会说）当地方言，而是讲一种很少卷舌的普通话，北京来的厂子弟给它添加了少许副词和形容词，比如意为非常的“巨”和形容很棒的“盖”，东北来的厂子弟则让“贼”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至于上海的厂子弟，他们和他们的留在上海的亲戚，在那个短缺的年代，几乎形塑了厂里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雪花膏、麦乳精、缝纫机、永久牌单车……若干年后我听周立波笑侃三十年，竟没有丝毫的疏离感。一家上海人在厂里开了二十多年的早摊铺，全厂的人都喜欢他们家的生煎包，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一定是在肉馅儿里放了罂粟。
大陆的厂矿和台湾的眷村有几分相似，但厂矿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记忆，更不用说发展出眷村文化这样的东西了。出身清白的建厂者们培养出他们又红又专的子女，再由国家把他们变成岗位上的螺丝钉。母亲初中毕业就进厂工作，1980年代以后，军工厂开始发展民品，母亲在一家附属厂里做钢瓶质检工作，1980到1988年是利润最好的时期，“现在看，厂领导傻，利润都上交了，没有改善职工福利。”母亲说。她和厂里几个技术骨干，曾有机会跟车间主任去海南，参与创办一家合资工厂，但是主任终于因为害怕砸掉铁饭碗而退缩了，我们也失去了成为特区人民的机会。
1990年代中期，下岗和待岗现象已非常严重，厂里人心浮动，大家都在说贪污腐败问题。我读初中，被教科书收拾得一身正气加一脸天真，还冲动地要给央视《晚间新闻》写信、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来反映问题。厂新华书店一本名叫《中国还是能说不》的书及时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忘记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钓鱼岛忧心忡忡起来。
国企效益不好，父母这一辈纷纷南下寻找机会，父亲去深圳时已经46岁，是不折不扣的“打工佬”。此后几年，他还去了东莞、岳阳和昆明，在昆明官渡区打工一年，路过世博园门口，没舍得买门票进去，更不知有翠湖和滇池。今年春节我同父母游大理丽江，返回时在昆明转机，专门带他们去翠湖看红嘴鸥，说起这段往事不禁唏嘘。打工进而转身成功者极少，有人每年春节开着粤B的小车回厂里省亲，讲一口学来的广东普通话，把“很”字拖得很长，用同情的语气对以前的同事说，“你们真是很——辛苦！”
年前我回到厂里，外公的耳朵比两年前又坏了几分，讲话得对着他的耳朵吼，外婆也80岁了，还成天往江边的菜地跑，她种了快50年的菜，停不下来。这些真正无公害的大白菜、菜心、红菜薹，吃起来格外香甜，不像北京的大白菜，嚼起来跟纸片一样。但和外婆一起种菜，和外公一起打门球的老人们多数已经不在了。我刚回来时见到的一位老太太，弓着腰在楼下散步，没过几天她也走了，听说是在家里摔了一跤。一群人在老人家楼下站了半宿，放了挂鞭炮，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了。记得以前都要搭灵棚，唱个三天三夜的。
在厂里效益还不坏的时候，春节还是挺热闹的，有游园会、花灯会，厂俱乐部还有猜字谜比赛，奖品颇丰，正月十五，厂里还会组织舞龙队，到处拜年，舞龙队成员个个全副武装，因为人们会从天上地下用彩珠筒和鞭炮向他们发起攻击。但是这种“官办”文化活动终究缺乏民俗底蕴和心理积淀，一旦组织者失去了兴趣，厂里也就“没文化”了。
去年，厂里完成“改制”，除了军品仍归中核集团，其余皆卖给地方，厂里人皆曰国家“甩包袱”。如今这里除了街道整洁安静些外，和一个荒芜的县城并无太大区别，电影院没了，溜冰场拆了，人们热衷于打麻将斗地主，或者在电脑上“偷菜”，尽管走不了几步就是江边真正的菜地；书店早就关门了，前几年报摊上还能买到《南方周末》《参考消息》甚至《国际先驱导报》，现在也都没了踪影。
我在微博上写道，外公那一辈人被国家从五湖四海调来，父母一辈人或下岗，或提前退休去五湖四海打工、做生意，我们这一代重新散落于五湖四海。都是“生活在别处”，尤其是我们这些涌向北上广深的第三代厂子弟，早已没有“故乡”可言——没有乡音，没有乡俗，只有一些渐渐消逝的关于五湖四海的故事和它留下的印迹（我突然想到了阑尾），它可以成为你安身立命的背景吗？当然，这里尚没有强拆，可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保卫了。
听家里人说，最近几年，更年轻一些的厂子弟有了回流的势头，这大约和外面世界的就业形势有关，“回厂里托关系找个临时工干，一个月拿1000多块钱也过得下去。”但是他们会记得这厂矿吗？讲故事的人已经离开了，生煎包也换了主人，不好吃了——原来的主人赚够了钱，迁回上海；阳奶奶也想办法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回去，早在上海楼市起飞前，她就凭着自己的精明买了一套两居室，那是为她的孙子准备的。那里才是他们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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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2 23:04 星期一 晴
贴一个记者眼吧。
我搬进这个小区两年多了，但和它几乎不发生关系。邻居是一对老夫妇，在电梯遇见了会点头微笑。楼下的年轻夫妇比我大不了几岁，因为漏水事件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但那以后再未踏入彼此家门。楼上住的似乎是一个女孩，总是在周六的深夜放同一首摇滚歌曲，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上楼敲了她的门，里面的歌声戛然而止。我的开心网好友超过了300，但在这里认识的人不超过3个，作为一个在家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怎么在小区行走，除了某些夜里——我会沿着这里的环形路慢跑，这是我和它为数不多的近距离接触。
母亲到来后，迅速和这个小区以及周边无数小区的同龄妇女打成了一片，她们热衷于谈论做菜、养花以及自己的子女，当然还有小区内外形形色色的人。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小区拾垃圾者的片段，记录如下：
一个北京的老太太，每天都来我们小区捡垃圾。她的丈夫瘫痪在床，四个子女无人过问，老两口靠每个月400元的补助度日。老太太中午会去附近的一家老年保健器材体验店，等待店员吃饭。那些小姑娘们饭量小，每次都有饭菜剩下，她就在那里吃一些剩饭剩菜，然后再把它们打包，带回去给自己的丈夫。
我搬进这个小区两年多了，但和它几乎不发生关系。邻居是一对老夫妇，在电梯遇见了会点头微笑。楼下的年轻夫妇比我大不了几岁，因为漏水事件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但那以后再未踏入彼此家门。楼上住的似乎是一个女孩，总是在周六的深夜放同一首摇滚歌曲，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上楼敲了她的门，里面的歌声戛然而止。我的开心网好友超过了300，但在这里认识的人不超过3个，作为一个在家工作的人，我甚至不怎么在小区行走，除了某些夜里——我会沿着这里的环形路慢跑，这是我和它为数不多的近距离接触。
母亲到来后，迅速和这个小区以及周边无数小区的同龄妇女打成了一片，她们热衷于谈论做菜、养花以及自己的子女，当然还有小区内外形形色色的人。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小区拾垃圾者的片段，记录如下：
一个北京的老太太，每天都来我们小区捡垃圾。她的丈夫瘫痪在床，四个子女无人过问，老两口靠每个月400元的补助度日。老太太中午会去附近的一家老年保健器材体验店，等待店员吃饭。那些小姑娘们饭量小，每次都有饭菜剩下，她就在那里吃一些剩饭剩菜，然后再把它们打包，带回去给自己的丈夫。
那些河流（一）
我在湘江边长到18岁。因为流速缓慢，湘江在我们那里漾出了湖泊的形状，和我9岁时去北京看到的北海一个样子。10岁以前，我弄不清上游下游的涵义，正如我弄不清下流的涵义一样（更小的时候，我听着厂里的广播，播音员说俱乐部的电影“跳下”6角，为什么每次看电影都要“跳下”5角或者6角呢，我从来没问过父母，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词汇），于是跟着大人，在不到两公里的江段上分出上下游来。
“上游”是我们夏天游泳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沙滩，枯水的时候它甚至会越过江心，直逼航道。我在那里始终没有学会游泳，更遑论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往下扎猛子。但小孩子毕竟是贪玩的，在将热而未热的日子，会背着家长，和几个玩伴去上游玩水。因为不会游泳，我只能趴在浅水区里瞎扑腾，更多的时候我半躺在布满碎石的浅滩上晒太阳，上游水清得很，在阳光晃动的波纹中淌过棕色黄色白色的石子儿，后来我学到了“潺潺”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个场面。“下游”则是危险的，这里的水透出一种幽暗的绿色，有时会有挖沙船在隆隆作业，大人们警告我们说：不要去江边玩耍，有水猴子。也许更现实的危险是挖沙船留下的大坑，所以即使成年人，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游泳。下游有一颗巨大的樟树，这里也是附近唯一的渡口，江对岸有茂密的橘子树林，再远些则是一家啤酒厂，若干年后我向家里人问起它，原来已经被燕京兼并了。
初一那年，我第一次目睹了一场死别（爷爷去世时我才四岁，几乎不记得什么了），也是在湘江的边上。那是小我一届的一个玩伴，小名叫贝贝，她的母亲和我母亲亲如姐妹，他的父亲会摆弄漂亮的盆景，我有时候会和他打乒乓球，那时我还是直板，他则是横拍，弧圈球拉得不错。我母亲听到消息时，风急火燎地拉着我往江边赶，那是在“中游”，岸边已经聚拢了一些人，他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泥地上，一看见我母亲就倒在她身上，“大姐，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声音。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六月，梅雨季节的降水把整个湘江都染成了红黄色，这是一年当中江水流速最快的时候，很难想象两个小学六年级男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河游泳。附近的渔民证实了事情的发生：两个孩子一下水就失控了，渔民救起了其中一个，被冲走的那个是贝贝。不过，厂里的人宁肯相信，他们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蛊惑，一步步走向死亡。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传说，关于我们那段的湘江，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它每年都要带走一个小孩子。这件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让我开始听到河流的呼喊，那种类似于耳鸣的让你害怕的叫声。
初二那年，湘江水位抬高，据说是因为下游（那是真正的下游）建坝，可是涨高的幅度似乎又不那么大，下游真的有一个水库吗？无论如何，“上游”的沙滩再也没有露过面。我也再未用身体触摸过湘江，事实上，我再未用身体触摸过任何河流，直到2008年秋天，我在阳朔的遇龙河里带着小心地游泳。
“上游”是我们夏天游泳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沙滩，枯水的时候它甚至会越过江心，直逼航道。我在那里始终没有学会游泳，更遑论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往下扎猛子。但小孩子毕竟是贪玩的，在将热而未热的日子，会背着家长，和几个玩伴去上游玩水。因为不会游泳，我只能趴在浅水区里瞎扑腾，更多的时候我半躺在布满碎石的浅滩上晒太阳，上游水清得很，在阳光晃动的波纹中淌过棕色黄色白色的石子儿，后来我学到了“潺潺”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个场面。“下游”则是危险的，这里的水透出一种幽暗的绿色，有时会有挖沙船在隆隆作业，大人们警告我们说：不要去江边玩耍，有水猴子。也许更现实的危险是挖沙船留下的大坑，所以即使成年人，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游泳。下游有一颗巨大的樟树，这里也是附近唯一的渡口，江对岸有茂密的橘子树林，再远些则是一家啤酒厂，若干年后我向家里人问起它，原来已经被燕京兼并了。
初一那年，我第一次目睹了一场死别（爷爷去世时我才四岁，几乎不记得什么了），也是在湘江的边上。那是小我一届的一个玩伴，小名叫贝贝，她的母亲和我母亲亲如姐妹，他的父亲会摆弄漂亮的盆景，我有时候会和他打乒乓球，那时我还是直板，他则是横拍，弧圈球拉得不错。我母亲听到消息时，风急火燎地拉着我往江边赶，那是在“中游”，岸边已经聚拢了一些人，他母亲披头散发地坐在泥地上，一看见我母亲就倒在她身上，“大姐，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声音。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六月，梅雨季节的降水把整个湘江都染成了红黄色，这是一年当中江水流速最快的时候，很难想象两个小学六年级男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河游泳。附近的渔民证实了事情的发生：两个孩子一下水就失控了，渔民救起了其中一个，被冲走的那个是贝贝。不过，厂里的人宁肯相信，他们是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蛊惑，一步步走向死亡。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传说，关于我们那段的湘江，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它每年都要带走一个小孩子。这件事情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让我开始听到河流的呼喊，那种类似于耳鸣的让你害怕的叫声。
初二那年，湘江水位抬高，据说是因为下游（那是真正的下游）建坝，可是涨高的幅度似乎又不那么大，下游真的有一个水库吗？无论如何，“上游”的沙滩再也没有露过面。我也再未用身体触摸过湘江，事实上，我再未用身体触摸过任何河流，直到2008年秋天，我在阳朔的遇龙河里带着小心地游泳。
你好，2010
2010-01-01 00:49 星期五 晴
没想到赶回家里跨了年。2008年算得上精彩，所以2009年平淡甚至曲折就不奇怪。相当纠结的一年。工作已然上路，但一直不能让自己满意，年底却有一些受之有愧的荣誉。第三次去了西藏，第一次去了新疆，都不是单纯的游走，自然不够尽兴。记得二道桥街头冰凉的石榴汁，那是我喝过最好的饮料。6月3日夜里，日喀则郊外，跟着一个陌生而友善的藏人绕扎什伦布寺一大圈。接下里的某个下午，在定日后山的一片草地里坐了几个钟头，那时还在用一个肚量狭小的MP3，但每首歌都翻来覆去觉得新鲜，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在听。
2010据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此刻起，80后开始批量而立了。还是挺期待的。希望这一年里，年初尽力啃好一块硬骨头，再去云南活动一下筋骨——总是记着束河的暖阳和飞来寺的夜空。做几篇相对满意的稿子，争取一个出国培训的机会，爱我和我爱的人、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都平安喜乐。当然，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回一种放松的状态。
前几天，想写点东西纪念倒掉的饭否，但体例是杂志前面的“记者眼”，没法展开，倒也好，可以有效避免我的滥情。贴在这里吧。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叫“爱饭”的小程序，每次开机就会自动蹦出来，然后显示“无法显示”的字样。这个过程从7月8日一直持续到我最近重装系统。在这之前，我用它来更新我的饭否——现在正在新浪织“围脖”织得很嗨的明星和官员们，谁知道它呢，都是半年以前的事情，很久了。
我第一次见到饭否创始人王兴是在五月底开往拉萨的一列火车上，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一天以前，我的同事卫毅和同行孔璞在野三关采访被打，我和同事们借助饭否和Twitter，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把求救信息传遍了整个中文网络。王兴的眼睛会放光，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在西藏的八九天，只要手机有信号，他就会把拍到的风景上传饭否。6月7日，我们在珠峰脚下海拔5100米的绒布寺宾馆过夜，在一个嘈杂而暖意融融（这间屋子点了牛粪）的休息室里，他不厌其烦地为几个媒体人普及微博客的知识，甚至还手把手地为一个新闻周刊的兄弟注册了账户，结果这兄弟的ID干脆就叫“从珠峰开始”。
后来我半开玩笑地对王兴说，饭否现在这么火，我要赶在我们的商业记者之前采访你。其实直到现在微博客也没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我知道它更重要的意义。又后来，我参与的报道《欢迎来到twitter时代》刊发了，那已经是7月初。7月5日以后，饭否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人人都在报道、转发，却又都留下自己的Twitter帐号，好像某个准备好搬家的人，为老邻居留下未来的门牌号码。三天后，爱饭真的无法显示，直到现在。
2009年改变了很多网民的习惯，不论你上的是饭否，译言，还是Danwei，BT中国，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内牛满面。我在2009年的最后几天，和同事Z在MSN上聊起这些的时候，不免伤感，然后我搜索“爱饭 伤感”，想找到一些慰藉，蹦出来网页告诉我：饭岛爱的死有点伤感，有点心疼。
2010据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此刻起，80后开始批量而立了。还是挺期待的。希望这一年里，年初尽力啃好一块硬骨头，再去云南活动一下筋骨——总是记着束河的暖阳和飞来寺的夜空。做几篇相对满意的稿子，争取一个出国培训的机会，爱我和我爱的人、关心我和我关心的人都平安喜乐。当然，最重要的是为自己找回一种放松的状态。
前几天，想写点东西纪念倒掉的饭否，但体例是杂志前面的“记者眼”，没法展开，倒也好，可以有效避免我的滥情。贴在这里吧。
我的电脑里有一个叫“爱饭”的小程序，每次开机就会自动蹦出来，然后显示“无法显示”的字样。这个过程从7月8日一直持续到我最近重装系统。在这之前，我用它来更新我的饭否——现在正在新浪织“围脖”织得很嗨的明星和官员们，谁知道它呢，都是半年以前的事情，很久了。
我第一次见到饭否创始人王兴是在五月底开往拉萨的一列火车上，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一天以前，我的同事卫毅和同行孔璞在野三关采访被打，我和同事们借助饭否和Twitter，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把求救信息传遍了整个中文网络。王兴的眼睛会放光，总是精力充沛的样子，在西藏的八九天，只要手机有信号，他就会把拍到的风景上传饭否。6月7日，我们在珠峰脚下海拔5100米的绒布寺宾馆过夜，在一个嘈杂而暖意融融（这间屋子点了牛粪）的休息室里，他不厌其烦地为几个媒体人普及微博客的知识，甚至还手把手地为一个新闻周刊的兄弟注册了账户，结果这兄弟的ID干脆就叫“从珠峰开始”。
后来我半开玩笑地对王兴说，饭否现在这么火，我要赶在我们的商业记者之前采访你。其实直到现在微博客也没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我知道它更重要的意义。又后来，我参与的报道《欢迎来到twitter时代》刊发了，那已经是7月初。7月5日以后，饭否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人人都在报道、转发，却又都留下自己的Twitter帐号，好像某个准备好搬家的人，为老邻居留下未来的门牌号码。三天后，爱饭真的无法显示，直到现在。
2009年改变了很多网民的习惯，不论你上的是饭否，译言，还是Danwei，BT中国，总有一种力量让你内牛满面。我在2009年的最后几天，和同事Z在MSN上聊起这些的时候，不免伤感，然后我搜索“爱饭 伤感”，想找到一些慰藉，蹦出来网页告诉我：饭岛爱的死有点伤感，有点心疼。
科幻之夜
2009-09-28 21:58 星期一 晴
最近忙着给见过大爷献礼的芒果台，不知道为什么和湘江的流向干上了。我起码已经两次在不同场合听到他们说，中国地势西高东地（或：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是，在中国有一条河流不屈地摆脱东流的趋势，顽强地往北流去（或：可是，在中国，湘江却一路北上），然后引出湘江背后的湖南人的精神BLABLABLA……
作为一个湖南人，不得不佩服能在万事万物上联想和煽情的芒果台，可是，却也要为同样“顽强地往北流去”的沅水、资水（他们也在湖南呢）、赣江、乌江（他们就在隔壁呢），以及鄂毕河、勒拿河、叶尼塞河等等（他们都在马勒戈壁呢）鸣不平。当然流向不是重点，重点是何老师和张丹丹大妈接下来要说的：湘江北去，它实事求是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孕育的源头活水……汤灿老师也不甘寂寞，她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对全国人民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湖南卫视有英文版本的话，全世界都会爱看的！
这是北京时间9月28日晚上9点以后发生的事儿。在这之前，蔡猛老师在中央五套解说全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在青岛籍选手张继科拿下一分后，蔡老师灵巧地见缝插针说，青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在张同学又拿下一分后，蔡老师又说，青岛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它地形起伏……最后张同学以两分惜败。
这个国家的科幻事业真是没有止境呀。
作为一个湖南人，不得不佩服能在万事万物上联想和煽情的芒果台，可是，却也要为同样“顽强地往北流去”的沅水、资水（他们也在湖南呢）、赣江、乌江（他们就在隔壁呢），以及鄂毕河、勒拿河、叶尼塞河等等（他们都在马勒戈壁呢）鸣不平。当然流向不是重点，重点是何老师和张丹丹大妈接下来要说的：湘江北去，它实事求是的态度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孕育的源头活水……汤灿老师也不甘寂寞，她站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对全国人民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湖南卫视有英文版本的话，全世界都会爱看的！
这是北京时间9月28日晚上9点以后发生的事儿。在这之前，蔡猛老师在中央五套解说全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在青岛籍选手张继科拿下一分后，蔡老师灵巧地见缝插针说，青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在张同学又拿下一分后，蔡老师又说，青岛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它地形起伏……最后张同学以两分惜败。
这个国家的科幻事业真是没有止境呀。
称呼
2009-09-21 14:02 星期一 晴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坐出租车从港大到中环转地铁。看着我大包小包的，又讲国语，司机就问：“回共和国还是回民国啊？”我笑，说：“回党-国。”司机摆摆手，“XXX，就不提它啦！”
然而他自己又开腔了，“走了一个老虎，来了一个豺狼”，然后赶紧纠正，“是走了一个豺狼，来了一个老虎。”
这是个大概50岁上下的黑瘦男子，眼镜背后目光深远。他只去过一次北京，“去过一次就可以啦。”那次是1985年，在他眼里“中国最好的时候”，因为“华人都把你当做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都管北边叫祖国的，19-89年以后我就改叫中国了，1992年以后我就叫ZG了。”1992年他回了广东老家，作为海外人士，在台山曾遭到盘查。
说到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时，他兴奋地几乎要双手离开方向盘，“但也不必天天去游-行啦，给它压力就行了。”他对北京的心态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不敢在香港开-枪的，他们怕回归以后香港反而变坏，丢脸，所以要在经济上拼命给香港人好处，香港人越闹，他越害怕，他越要给香港好处。”“别人（买不买账）我不知道，反正我不。”
这一天的《苹果-日报》开始推出专版，名为“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通栏标题是《在专权政治边缘60年》。这位司机对这个数字并不关心，确切地说他甚至并不知道，“到底是庆祝多少年啊？”
然而他自己又开腔了，“走了一个老虎，来了一个豺狼”，然后赶紧纠正，“是走了一个豺狼，来了一个老虎。”
这是个大概50岁上下的黑瘦男子，眼镜背后目光深远。他只去过一次北京，“去过一次就可以啦。”那次是1985年，在他眼里“中国最好的时候”，因为“华人都把你当做家”。“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都管北边叫祖国的，19-89年以后我就改叫中国了，1992年以后我就叫ZG了。”1992年他回了广东老家，作为海外人士，在台山曾遭到盘查。
说到2003年50万人大游-行时，他兴奋地几乎要双手离开方向盘，“但也不必天天去游-行啦，给它压力就行了。”他对北京的心态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不敢在香港开-枪的，他们怕回归以后香港反而变坏，丢脸，所以要在经济上拼命给香港人好处，香港人越闹，他越害怕，他越要给香港好处。”“别人（买不买账）我不知道，反正我不。”
这一天的《苹果-日报》开始推出专版，名为“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通栏标题是《在专权政治边缘60年》。这位司机对这个数字并不关心，确切地说他甚至并不知道，“到底是庆祝多少年啊？”
禁区
2009-08-05 19:28 星期三 大雨
纽约客写胡舒立的文章终于刊发了，并且很快被翻译成了中文——反CNN那帮人这回怎么不抢个鲜呢？我刚认识Evan的时候，此公还在芝加哥论坛报，来华不久，之前驻过伊拉克，也去过朝鲜，老爸也是新闻老兵。据说，他和该报前任驻京记者风格很不一样，非常敬业，好像永远在工作和准备工作，并且和“大大咧咧”（我们一般认为的老美印象）毫无瓜葛，某种程度上，“更像中国人”。
来中国前，他就和同事分享过普利策奖，可是问到这个时他有点不好意思，觉得他并非获奖的主因。大概在2008年奥运会后，论坛报撤掉了北京分社，一直在为纽约客撰稿的Evan也就顺理成章接了何伟的班，成为纽约客驻京记者，而这个时候他也确实是美国最好的记者之一了。Evan以前就总是说，纽约客是美国最好最高质量的杂志，他从大学起就一直看到现在。有细节为证，在他的洗手间马桶边上，都摆着纽约客的过刊。
如果没记错，他好象是76年生人。
文章的主人公胡舒立，见过一面，但已足够印象深刻。那是在北大举行的论坛，胡舒立的答问时间。有一提问者，大概是某新闻研究所的年轻教师，问媒体刊发报道前是否应该充分考虑其社会影响。不幸的是，她举了纸包子为例。胡舒立当时的脸就拉了下来，提问者坐下后，她迅速拿过话筒，像嘣豆子一样大声说：你们搞研究的可能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我们做新闻的，最关心的是还有很多东西无法被报道的问题。
文章全文在这里：http://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3880
来中国前，他就和同事分享过普利策奖，可是问到这个时他有点不好意思，觉得他并非获奖的主因。大概在2008年奥运会后，论坛报撤掉了北京分社，一直在为纽约客撰稿的Evan也就顺理成章接了何伟的班，成为纽约客驻京记者，而这个时候他也确实是美国最好的记者之一了。Evan以前就总是说，纽约客是美国最好最高质量的杂志，他从大学起就一直看到现在。有细节为证，在他的洗手间马桶边上，都摆着纽约客的过刊。
如果没记错，他好象是76年生人。
文章的主人公胡舒立，见过一面，但已足够印象深刻。那是在北大举行的论坛，胡舒立的答问时间。有一提问者，大概是某新闻研究所的年轻教师，问媒体刊发报道前是否应该充分考虑其社会影响。不幸的是，她举了纸包子为例。胡舒立当时的脸就拉了下来，提问者坐下后，她迅速拿过话筒，像嘣豆子一样大声说：你们搞研究的可能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我们做新闻的，最关心的是还有很多东西无法被报道的问题。
文章全文在这里：http://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3880
青年亚森的二道桥生活
2009-07-24 13:20 星期五 晴
【按】在新疆的两篇稿子做得很差。其实，排除掉“这不能说那不让碰”的现实处境，仍然可以在核心事件之外做得尽量好一点的。越发觉得“想法”二字珍贵。下面这篇，写作时抱着一种补救的心态，但本身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倒可以当作手记阅读。它是原稿。
一、
7月16日，乌鲁木齐又热了起来，我到这里的第八天，出租车司机不再健谈，他们得在燥热的空气里适应重新拥堵起来的交通，好像个个都憋着气。在这以前，他们总是忍不住要主动跟你谈起7月5日那天的经历，不免发表几句看法，有时候，他们会说起自己的载客原则，“XX人我一概不拉”，有时候，他们还会指着路边铺人行道的砖头，说它们都来自山东，有个不能说的混名。
车子只能开到南门，然后我步行通过一排或者两排武警，进入维吾尔人聚居的二道桥地区，去探访一位新认识的朋友。他叫亚森，维族人，26岁，在一家信息服务中心工作。那是一个几近废弃的宾馆的后院，堆积着木料、铁皮和白色的马桶，亚森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办公室的钟摆还停在两个小时以前，按照二道桥的时间，还没到午休。亚森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维族招工者和求职者，记录供求信息，然后为他们寻找最佳组合。这些天太冷清了，亚森就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这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子，穿着整洁的亚麻衬衫，总是微微笑着。
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亚森对于我这样一个“闯入者”，是抱有一些小心的，有一些话题，他总是说“这个弄不懂”或是“那个不好说”。亚森到过新疆的所有地市，但从没去过内地，他说现在挣钱少，还不是时候。看起来他对内地的兴趣并不大，我问他想去内地哪个城市，他说除了北京“应该看一看”外，最想去湖南，“因为看到电视上说，那里有一个维族村。”
说话间办公室进来两男一女三个维族年轻人，他们与亚森和我热情地握手——我以为他们是亚森的朋友，后来才知道他们只是来登记求职信息的。要找工作的塞买提从南疆阿克苏来，30岁，会说不坏的汉语，之前在某工厂与一个汉族司机轮流给领导开车，金融危机来袭后，岗位压缩，工作没了。
离办公室不算太远，临近达尔曼超市的十字路口上，有亚森所称的“劳动力市场”。每天上午早些时候，你能看见几十个上百个汉子，蹲在德克士楼下的台阶上，打量路人。“以前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都是来找工作的。他们基本不会汉语，都是做些体力活，比如帮附近住的人搬搬家，”亚森说，他们不会来信息中心，“很多人都是挣一天的钱，就打牌输掉，然后再跑来找活干。”
二、
亚森是阿克苏人。阿克苏拜城县有南疆最大的铁力可煤矿，亚森父亲就是矿上的矿检员。亚森从小是被外婆带大的，外婆家在拜城县最偏远的黑鹰山乡，那里翻过天山就是伊犁，每到夏天也是瓜果飘香，亚森喜欢那里，不喜欢矿上，“矿上什么都没有。”
和多数维族孩子一样，亚森从小进的是维语学校，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来习得知识、并且掌握对世界的看法。直到1997年进入拜城一中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2000年高考不理想，他去了位于乌市的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大学里开设了“技术汉语”的课程，讲授各种场景对话和专业用语，“很有用”。
亚森学的是工程造价，“毕业前才知道不好找工作”，他投了简历，也去了人才交流中心，和专业相关的职位，有的“限汉族”，有的倒没有附加条件，只是简历递上去就再无音讯。好在他大学期间自学了电脑技术，在一家培训中心暂时做起了老师，才没有在2005年的夏天加入毕业即失业的队伍。亚森告诉我，他同班的维族同学里，极少有人还在从事所学的专业。
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亚森打算和朋友去乌市的妖魔山承包一个工程，听着挺大，实际上他们只是承包链条的下游，顶端的报酬，一层一层包下来，分到手里的钱不过是几十元/天，而且还得找民工干活，继续往下承包。16日下午，信息中心就来了位寻找民工的维族人，他的汉族上司一天给他80元，让他负责给水磨沟区的一条水渠铺设水泥内壁。
2006年，亚森通过朋友介绍离开妖魔山，来到信息中心，工作至今。在这里，月薪保底800元，每帮一个人找到工作，能拿到20元提成。今年1月份找工作的人最多，那个月他拿到了2100元。
对于亚森来说，真正和汉语打交道还是在大学期间，毕业后重回维族社区，汉语用得很少，“好多字都忘掉了”。桌上有一份7月13日的乌鲁木齐晚报，他拿起来念标题：“恋天池，终难离”，接着念开头，很快就遇到了障碍，“这个字忘记了……”他指着瑶池的“瑶”字。
有时，他会想，如果当初自己从小上的是汉语学校，现在会怎样呢？会不会机会更多一些？可是，他又听说，信息中心的一些同事，本来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后来又都接回来了。
一、
7月16日，乌鲁木齐又热了起来，我到这里的第八天，出租车司机不再健谈，他们得在燥热的空气里适应重新拥堵起来的交通，好像个个都憋着气。在这以前，他们总是忍不住要主动跟你谈起7月5日那天的经历，不免发表几句看法，有时候，他们会说起自己的载客原则，“XX人我一概不拉”，有时候，他们还会指着路边铺人行道的砖头，说它们都来自山东，有个不能说的混名。
车子只能开到南门，然后我步行通过一排或者两排武警，进入维吾尔人聚居的二道桥地区，去探访一位新认识的朋友。他叫亚森，维族人，26岁，在一家信息服务中心工作。那是一个几近废弃的宾馆的后院，堆积着木料、铁皮和白色的马桶，亚森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已经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办公室的钟摆还停在两个小时以前，按照二道桥的时间，还没到午休。亚森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维族招工者和求职者，记录供求信息，然后为他们寻找最佳组合。这些天太冷清了，亚森就坐在沙发上和我聊天。这是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小伙子，穿着整洁的亚麻衬衫，总是微微笑着。
可以看出来，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亚森对于我这样一个“闯入者”，是抱有一些小心的，有一些话题，他总是说“这个弄不懂”或是“那个不好说”。亚森到过新疆的所有地市，但从没去过内地，他说现在挣钱少，还不是时候。看起来他对内地的兴趣并不大，我问他想去内地哪个城市，他说除了北京“应该看一看”外，最想去湖南，“因为看到电视上说，那里有一个维族村。”
说话间办公室进来两男一女三个维族年轻人，他们与亚森和我热情地握手——我以为他们是亚森的朋友，后来才知道他们只是来登记求职信息的。要找工作的塞买提从南疆阿克苏来，30岁，会说不坏的汉语，之前在某工厂与一个汉族司机轮流给领导开车，金融危机来袭后，岗位压缩，工作没了。
离办公室不算太远，临近达尔曼超市的十字路口上，有亚森所称的“劳动力市场”。每天上午早些时候，你能看见几十个上百个汉子，蹲在德克士楼下的台阶上，打量路人。“以前多的时候有三四百人，都是来找工作的。他们基本不会汉语，都是做些体力活，比如帮附近住的人搬搬家，”亚森说，他们不会来信息中心，“很多人都是挣一天的钱，就打牌输掉，然后再跑来找活干。”
二、
亚森是阿克苏人。阿克苏拜城县有南疆最大的铁力可煤矿，亚森父亲就是矿上的矿检员。亚森从小是被外婆带大的，外婆家在拜城县最偏远的黑鹰山乡，那里翻过天山就是伊犁，每到夏天也是瓜果飘香，亚森喜欢那里，不喜欢矿上，“矿上什么都没有。”
和多数维族孩子一样，亚森从小进的是维语学校，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来习得知识、并且掌握对世界的看法。直到1997年进入拜城一中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2000年高考不理想，他去了位于乌市的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大学里开设了“技术汉语”的课程，讲授各种场景对话和专业用语，“很有用”。
亚森学的是工程造价，“毕业前才知道不好找工作”，他投了简历，也去了人才交流中心，和专业相关的职位，有的“限汉族”，有的倒没有附加条件，只是简历递上去就再无音讯。好在他大学期间自学了电脑技术，在一家培训中心暂时做起了老师，才没有在2005年的夏天加入毕业即失业的队伍。亚森告诉我，他同班的维族同学里，极少有人还在从事所学的专业。
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亚森打算和朋友去乌市的妖魔山承包一个工程，听着挺大，实际上他们只是承包链条的下游，顶端的报酬，一层一层包下来，分到手里的钱不过是几十元/天，而且还得找民工干活，继续往下承包。16日下午，信息中心就来了位寻找民工的维族人，他的汉族上司一天给他80元，让他负责给水磨沟区的一条水渠铺设水泥内壁。
2006年，亚森通过朋友介绍离开妖魔山，来到信息中心，工作至今。在这里，月薪保底800元，每帮一个人找到工作，能拿到20元提成。今年1月份找工作的人最多，那个月他拿到了2100元。
对于亚森来说，真正和汉语打交道还是在大学期间，毕业后重回维族社区，汉语用得很少，“好多字都忘掉了”。桌上有一份7月13日的乌鲁木齐晚报，他拿起来念标题：“恋天池，终难离”，接着念开头，很快就遇到了障碍，“这个字忘记了……”他指着瑶池的“瑶”字。
有时，他会想，如果当初自己从小上的是汉语学校，现在会怎样呢？会不会机会更多一些？可是，他又听说，信息中心的一些同事，本来把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后来又都接回来了。
伪君子和鸟杂志
2009-05-09 21:52 星期六 晴
“所以包括去年的汶川地震我们没有一篇文章说汶川地震的悲惨，是死了很多人，我一直给我们记者说我们要抚慰心灵，而不是说再在伤口上撒盐……”
抱歉我骂人了，因为丫说得太操蛋，比宣传部官员还操蛋，宣传部官员都知道记者是要报道事实的。在这个缺乏常识的世界，我很佩服他们篡改常识的水准——以伪知识分子的姿态。
欣赏：
(2009年05月09日 16:42)
华西医学院学生：主编你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学生物的一个研究生，我也多次和志愿者队伍去过北川，就是你们这一期北川的插图，就这几副插图和我看到的北川不大一样，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在北川现在生活的非常艰难。
(2009年05月09日 16:44)
朱伟：这涉及到一个新闻观的问题，作为一个媒体它的职责是什么？一个媒体的职责，如果用传统新闻学的观点来讲，这个媒体应该尖锐地来反应问题，这个媒体应该尖锐指出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个媒体应该指出生活中间许多困难。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报道，汶川地震死了那么多的同胞，四川的这些同胞们，他的伤口在流血，全国人民的伤口在流血，作为媒体，你的职责是把这个伤口拉得深一些，还是说你的更多的工作是应该抚慰他的伤口。我们经常在忽略一个媒体态度，作为一个媒体，人道主义在媒体上面怎么体现？我们老说人道主义，这人道主义的往往是片面的，人道主义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的抚恤，对生命的怜悯，这都是人道主义。
(2009年05月09日 16:47)
朱伟：但是作为媒体，我们看问题能不能冷静一些，看得更广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看得再远一点。我们的刊物编出来要给读者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5.12大地震一周年，那些死去亲人的人很不希望再去重温当年的悲伤。所以我和我的记者说，不能再有任何的悲惨场景。为什么？我昨天在北川见到我们一位采访对象，一对夫妇和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女士，他们的孩子都在地震当中死去了，这个时候你让他们看什么？所以包括去年的汶川地震我们没有一篇文章说汶川地震的悲惨，是死了很多人，我一直给我们记者说我们要抚慰心灵，而不是说再在伤口上撒盐，我认为新闻是需要道德的，任何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什么叫做正义？正义的前提是你要有道德，你不能说你自己痛快，你不管别人。
抱歉我骂人了，因为丫说得太操蛋，比宣传部官员还操蛋，宣传部官员都知道记者是要报道事实的。在这个缺乏常识的世界，我很佩服他们篡改常识的水准——以伪知识分子的姿态。
欣赏：
(2009年05月09日 16:42)
华西医学院学生：主编你好，我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学生物的一个研究生，我也多次和志愿者队伍去过北川，就是你们这一期北川的插图，就这几副插图和我看到的北川不大一样，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在北川现在生活的非常艰难。
(2009年05月09日 16:44)
朱伟：这涉及到一个新闻观的问题，作为一个媒体它的职责是什么？一个媒体的职责，如果用传统新闻学的观点来讲，这个媒体应该尖锐地来反应问题，这个媒体应该尖锐指出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个媒体应该指出生活中间许多困难。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对于汶川地震这样的报道，汶川地震死了那么多的同胞，四川的这些同胞们，他的伤口在流血，全国人民的伤口在流血，作为媒体，你的职责是把这个伤口拉得深一些，还是说你的更多的工作是应该抚慰他的伤口。我们经常在忽略一个媒体态度，作为一个媒体，人道主义在媒体上面怎么体现？我们老说人道主义，这人道主义的往往是片面的，人道主义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的抚恤，对生命的怜悯，这都是人道主义。
(2009年05月09日 16:47)
朱伟：但是作为媒体，我们看问题能不能冷静一些，看得更广一点，看得更深一点，看得再远一点。我们的刊物编出来要给读者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5.12大地震一周年，那些死去亲人的人很不希望再去重温当年的悲伤。所以我和我的记者说，不能再有任何的悲惨场景。为什么？我昨天在北川见到我们一位采访对象，一对夫妇和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女士，他们的孩子都在地震当中死去了，这个时候你让他们看什么？所以包括去年的汶川地震我们没有一篇文章说汶川地震的悲惨，是死了很多人，我一直给我们记者说我们要抚慰心灵，而不是说再在伤口上撒盐，我认为新闻是需要道德的，任何一个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什么叫做正义？正义的前提是你要有道德，你不能说你自己痛快，你不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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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huabaibai：我不看电视的确是损失很大。(2009-09-29)
发_如_雪：不错,顶个 红歌中国盛典榆林 巨星陕北...(200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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