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仙天涯名博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linzi164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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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政园

康熙初年,吴三桂的女儿女婿成为拙政园主人。吴三桂女婿王永宁贪鄙,喜欢跟小民争利,常强令各处水埠船只交费,否则立刻解缆将船拖走。王永宁春日出游,随从护卫甚多,人马拥挤杂沓,将桥两边的栏杆撞断,桥上行人落水者被溺死十多人,而他们依然扬鞭前驱,视若无睹。当时正值吴三桂烈焰熏天,官府对王永宁的弹劾都不起作用。苏州方圆数百里的百姓说起骄横不法的吴小姐,都恨得咬牙切齿。到吴三桂兵败,王永宁惧而先死,拙政园再被籍没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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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幼仪:最爱徐志摩的女人(之一)

 

               王鹤(文)

 

张幼仪(1900—1988年)的四哥张嘉璈(公权)任浙江都督的秘书时,有一项公务是视察当地的学校。1913年,他在杭州府中学堂的一大堆作文里,读到文质俱佳、出类拔萃的一篇,得知这学生徐志摩是一位富裕人家的独生子,他当晚就修书一封,替自己的妹妹求亲。徐父立即回信答允,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张幼仪生于诗书世家,但七岁时遭遇变故,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急转直下。有一群男孩的学业足够父母操心,她作为女孩,在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自然就被忽视了,只跟着私塾先生读了点《小学》《孝经》之类,粗通文墨。1912年,渴望去新式学堂念书的张幼仪,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费用非常低廉,才求得父母准许并考入此校。三年后她因结婚而退学。

张幼仪15岁,徐志摩18岁,一对新人确实太年轻了。他俩婚前相互只看过照片,他跟她原本陌生,她的容貌气质又极端不合心意。她既有初为人妇的紧张,又有受丈夫冷遇的不快活,更不具备改善处境、调节气氛的弹性或技巧,是个沉默枯燥的小媳妇。

后来,据徐家佣人转述,徐志摩当初第一眼看到张幼仪的照片,只撇嘴嫌弃道:“乡下土包子”。任何女人听了丈夫的恶评,心里都会梗着一个比“土包子”硬得多的包块吧。

1920年冬,张幼仪征得公婆同意,去欧洲与徐志摩团聚。她明显看出,在岸上张望着接船的所有人里,他是唯一不情不愿的那位。她并不迟钝,对徐志摩自始至终的嫌弃、厌烦心知肚明——他是那么忧郁和焦躁于跟她厮守的命运;他每天回家,看到她还待在那儿,都无比失望。张幼仪回忆道:“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住在离剑桥不远的小镇沙士顿时,他已狂热地爱上林徽因,每天早上心急火燎地跑出去理发,其实是去等待伦敦来信。

哥哥们都说徐志摩才气纵横,前途无量。他从小就有神童之誉,张幼仪的资质,当然逊色于他。何况,她出嫁后便囿于家庭,虽然也曾努力读书,但与一路升学、留学,在北平、美国、英国沐浴新风新知的他,在学问上的落差、观念与趣味上的分歧,不可以道里计。而他越是觉得她索然乏味,她也就愈发显得呆板无趣。张幼仪痛恨于这种局面,却又无计可施——她知道自己陈旧、贫乏,她愿意改变、追赶,她不愚笨也不顽固,但他对她唯有不耐烦,从不正眼瞧她。这段姻缘,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梁实秋特别喜欢徐志摩的鲜活机敏:“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他笔下的徐志摩,“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徐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张幼仪承认,徐志摩在任何社交场合都受人喜爱,个性迷人。他跟朋友在一起,总是兴致盎然,眉飞色舞。然而,她也记得,七年婚姻里,丈夫跟自己从未有过深切交谈。张幼仪的父兄同样是有学问的男人,却从来没有人像徐志摩那样漠然冷傲地待她。他对她称得上薄情:她怀孕了,他不假思索,让她立刻打胎;此后他不辞而别,杳无音讯,只是让朋友去知会她,他要离婚。幸而张幼仪可以求助兄弟,不至于在异国孤苦伶仃地生孩子;她刚刚产子,他就急不可耐让她签下离婚协议。好在,徐志摩的父母每月会寄钱给张幼仪,让她在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兄弟们,反而相处甚欢,无话不谈。张家兄弟后来都是民国时期掷地有声的人物,二哥张君劢(嘉森)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学士与博士学位,后为北大、燕大教授,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曾主导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四哥张公权(嘉璈)为中国银行总经理,1949年后赴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

张家人都说,张幼仪八弟张嘉铸那种幽默、谐趣的性情,颇似徐志摩。而她则偏于端方严肃、正经八板。张幼仪并未缠脚,但在徐志摩眼里,思想守旧、性情拘谨又没什么学识的她,跟小脚女人并无二致。而小脚与西装,当然是不搭调的——他按捺不住非得跟她离婚,这便是重要理由。

徐志摩不辞而别,张幼仪前往法国乡下,在二哥的朋友家待产时反省,自己保守、僵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跟缠过脚确实没什么两样。

    选自随笔集《爱与痛俱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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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对萧红的印象:“骤然看见她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

丁玲后来回忆:“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

丁玲当时就有预感:萧红不会长寿。既因她看到萧红的身体虚弱,更因她看到萧红精神上的柔弱。丁玲由此对白朗惋惜道,把眼睛扫遍中国,那些“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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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读《死水微澜》

十月十一日

 

 

早发给伯夏的信,给两个小孩各一明信片。在家把李劫人的《死水微澜》读完第二遍。打消了写一篇读书杂记的念头。《死水微澜》在写作的技巧上是好的,作家对主人公所处的社会,对他所写的对象是非常熟悉的。但这本书我觉得仍有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在很多作家都在说好的时候(巴金、沙汀、刘白羽等都有些五体投地的样子)。我以为这本书的主角是罗歪嘴和蔡大嫂,作者是带着非常大的同情去写的,这两个人物的确写得有声有色,很成功。不只写了他们人,也写了他们的恋爱,写他们在爱情、幻想、执着生活中发展他们的个性,完成他们的典型。作者以他们鲜明的个性,强烈的色彩来吸引着读者,使读者不觉堕人作者的彀中,同情着他们。但,罗歪嘴是否值得同情呢?我以为是不值得同情的。罗歪嘴是一个袍哥,但作者有些把他当作一个草莽英雄。作者渲染他在开始时对于蔡傻子的照顾,不忘姑父旧日的恩惠,保护蔡大嫂,使旁人不敢去染指。作者很欣赏他嫖妓而不迷,对刘三金很大方,花钱很多,甚至不干涉她白天还可以同别人睡觉(另卖——)。描写他一爱上了蔡大嫂之后,就热烈、疯狂、执迷、吃醋、如火如荼,正当此时,却来了一个最惨痛的离别,不只是生离死别,而是·一个惨死,一个被打,家破,几乎死去,死而复生。这样就更使人同情了。我以为袍哥·420·

之中自然有好人,有可爱之人。尽管这个阶层是一个反动的阶层,是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但也可以写出其中的好人、英雄来。那就是这个英雄有中国民族传统的优良品质,特别是在这种结社初期所有的一些好的东西,如反抗统治者,打富济贫,有正义感,能自我牺牲,无自私心……。尽管这种人也赌博、嫖妓,但赌得硬,嫖里也还有尊重人,不侮辱人。罗歪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天回镇的一霸。天回镇朱大爷是大哥,罗是管事,但朱不太管,实际上是罗五爷。他在镇上设赌、放债,手下一帮人都是耍刀子的,他以前具体做过什么坏事,没有写。但他在这里设了一个骗局,三天就骗了顾天成几千银子,这是不好的。顾天成并非坏人。他们只是见财起意图谋他,结果还把人暴打一顿轰走了。这不是英雄所为,是不该令人同情的。第二件是他霸占了别人的老婆。他爱蔡大嫂,他要占有她是人情,他可以公开同蔡傻子谈判,或者依照蔡大嫂的意见,逃走,远走高飞。如果同居不能,蔡傻子又不答应,甚至演成另一种悲剧,虽说也有自私成分在内,但比起现在的三个人一道睡,沉湎于色,也会觉得他还是尊重蔡傻子,尊重蔡大嫂的。他爱蔡大嫂因为她漂亮、热情、风骚,因为她爱他,这都可以;他对她有很大的本能的情欲的冲动,都可以。但他却不能沉湎于肉的享受,甚至还要拉第三人当配角。可以写他们朴素的、原始的肉欲(因为他们本不是讲精神恋爱的——),但不能下流。他们也还有精神的东西,也还有人生的理想,健康的、人性的理想。如果没有,一点都没有,只有肉欲享受,那未免太卑下了。我们并不需要歌颂这种东西。罗歪嘴对待刘三金,好像也很不错,实际他嫖她,他看出刘三金还好,她也喜欢他,可以嫁他,但他不着迷,他从不着迷,那为什么呢?就是他只是玩玩而已,他是不会动情的,他对这些人是没有情·421·

 

 

的,这说明他是看不起她们,只是嫖玩而已。后来在他们分手,作者写他似乎也有一点点情义,但他还是看穿了,他只好好地打发她走。那一段话,好像很有情,但罗歪嘴又为一种空虚的感情所支配。罗为什么会有那么一种没落阶级的空虚的感情呢?实际上罗对于蔡大嫂的热烈,无理想的热烈,纵情,纵欲,也是一种没落阶级的。一个奔走效劳于统治阶级的人物有没落阶级的感情,也不足为怪,但作者却同情这种感情,恐是不可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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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赵珩谈襄平赵家

 

 文 郑诗亮 图 赵珩

 

曾祖赵尔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能栩栩如生说明克罗齐的这一观点的,恐怕就是家史了,或者说家族史。谈家史不仅仅是对老式生活方式的回味,还有传统文化和家族传承在今天的延续和发展。赵珩先生的家族在近现代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曾祖一辈是“人尽皆知,所谓一门三进士、弟兄两总督”,亲曾祖赵尔丰与清朝倾覆、民国肇始有着直接关系,曾伯祖赵尔巽任清史馆总裁,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父亲赵守俨则以中华书局副总编的身份主持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赵珩先生讲的赵家故事, 始于太高祖,在祖父生平上尤其下了浓厚的笔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是老派人物在新旧中西之间的取舍去就、继往开来。

 

Q

 

记者:您的曾祖父赵尔丰、曾伯祖赵尔巽都是近代史上的名人,已经被包括您在内的好多人反复谈过了。他们这一辈还有没有一些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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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川行琐记》批评四川

         1935年8月,任鸿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女儿任以都回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

1936年,陈衡哲发表了几篇《川行琐记》,对四川的落后、封闭、保守加以批评,引发轩然大波,招致诸多不满与攻讦。有文章甚至骂她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文化领域中的汉奸”。

关于四川纳妾陋习,她写道:“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言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这个耻辱。)” 

 陈衡哲在她的自传中提到,中国的知识阶层以吸食鸦片为耻辱。因此,四川人让她觉得很不适——公然请客人吸个一口两口的鸦片。笑着说不吃,他便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呀!吸一口好消食,不用客气吧。”外国客人也要遭遇此款待。原来四川不以吸鸦片为耻。“这是四川问题和别处不同的又一例”。她叹道:“假使不把四川一般人民的人生观改良,而想它去担负那民族复兴的担子,乃是一个大笑话!”

陈衡哲给四川开的治病药方是:“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7千万把(每人一把),销毁烟具的大洪炉1千个(每县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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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续集》

沈从文的《记丁玲续集》记载,丁玲被囚禁之前曾对他说,自己性格的底色充满了感伤气息,虽然对工作不敢懈怠,但总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有时真想摔了这枝笔,思想越来越沉闷,感情越来越懒散……我们家乡河街上铁匠铺,打刀时每一把刀都应当安点儿钢方能锋利,像我们这种人,也得想办法安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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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岁月或是吴光伟一生的情结

【导读】有人说她是延安 " 大 S"。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却因 " 吴光伟事件 " 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 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 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吴莉莉)。

 

1937 年 6 月 20 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 " 世界革命文学导师 " 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参加纪念会的有六七百人,济济一堂。丁玲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生平,徐梦秋报告中国文艺协会发展情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党政军领导都相继发表讲话。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儿子巴威尔由陈明扮演,父亲由张可扮演。陈明扮演的儿子巴威尔(伯夏)是个革命者,消瘦英俊,激情飞扬。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而不忍的母爱。出于深厚的母爱,她相信儿子,支持儿子,帮助革命散发传单,上法庭为儿子作证,无私无畏的戏剧行动中蕴藏着感染人的艺术力量。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在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更加艺术,也更加光彩动人。后来陈明回忆,他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 1937 年 2 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 9 月离开延安,除《母亲》以外,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 Q 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

 

 

▲吴光伟 ( 左二 ) 在延安

 

1936 年底 " 西安事变 " 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 于是在西安事变期内活跃的青年男女学生,大批的不断地到延安来了。几天之内就到了二三百人,他们大部分是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会员,或是左倾的青年,也有少数的共产党员或少共团员。"

 

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 " 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 1937 年 2 月 19 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学校高等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到延安后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 年 3 月底 4 月初,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 · 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并留下工作时的合影照片。

 

 

▲吴光伟 ( 右一 ) 1937 年在延安担任毛泽东、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翻译

 

史沫特莱于 1937 年 1 月底到延安,在中国文艺协会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由王汝梅(黄华)担任翻译。1937 年 3 月至 7 月间史沫特莱集中采访朱德,为后来写作朱德的生平传记收集材料,此时吴光伟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据史沫特莱记载:

 

" 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与两位领袖在一起

 

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 · 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 年 5 月,埃德加 · 斯诺的夫人尼姆 · 威尔斯,又名海伦 · 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斯诺夫人尼姆 · 威尔斯,又名海伦 · 斯诺

 

"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

 

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鬈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使人男女莫辨。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

 

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

 

 

▲史沫特莱 ( 右二 ) 和吴光伟 ( 左一 )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 " 吴光伟事件 "。这起所谓 " 吴光伟事件 ",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 " 吴光伟事件 "。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 " 礼送 " 出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 · 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 1911 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京的教会学校,1925 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 年 3 月 18 日北京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

 

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领导了反对校长的斗争。最后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为了取得报考大学的资格,通过同学帮忙,吴光伟和其他几位被开除的学生有了中学学历证明,顺利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 1934 年 3 月 1 日结婚,当时吴光伟 23 岁。同年 8 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 60 元,自己用 20 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三个月后回国,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 年 10 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

 

 

▲ 1935 年吴光伟 ( 二排右三 ) 在南京戏剧学校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 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只有 60 人,其中男生 36 人,女生 24 人。朱家训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吴光伟属于年龄偏大的。朱家训记忆中的吴光伟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衣着时髦,端庄大方,出出进进,匆匆忙忙,不怎么和人搭腔,但待他像小弟弟,很亲切。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 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 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 60 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 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 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 1936 年西安事变时, 吴光伟 ( 左四 ) 与 " 一二 · 一二 " 剧团同事在西安合影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 " 干训四团 "" 战干四团 ")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 " 吴光伟事件 " 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张研田 ( 右一 ) 与台湾政界同僚合影

 

1938 年 3 月至 7 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 年 4 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 10 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 200 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延安时期的吴光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1938 年 1 月正式开办,在武汉、太原(实际没有办成)、重庆、西安共设四个团,蒋介石亲自出任团长,训练宗旨是 " 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 "。西安的干训四团拦截了很多奔赴延安或离开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感化和军事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 " 国 " 营,心仍然惦记着共产党,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吴光伟 ( 左二 ) 张砚田 ( 左一 ) 在台湾与友人夫妇合影

 

1939 年 2 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后来大约在 1939 年 4 月朱家训再次来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 40 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张理平审稿)

 

* 本文首发于《档案春秋》杂志,微信号:dacqbjb,经 " 档案春秋 " 微信公号授权刊登。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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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冯雪峰

杨桂欣著《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98页记载:他将有关丁玲《不算情书》的一段评论读给她听,丁玲说:“你等我死了再发表这一段好不好?”杨大为惊讶,“平常与我这样的晚辈闲聊时,你不是毫不避讳自己和雪峰的那段恋情吗?不是非常悔恨有情人终未成眷属,甚至埋怨雪峰在也频牺牲后不离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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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陈明

丁玲1986年去世。

陈明花了很大精力整理、出版丁玲的作品,修改、补写丁玲的文字,包括增删、改动她40年代的日记,引发许多争议。陈明为此辩解道:丁玲生前他就经常帮她修改文章,有的作品她甚至想让他同时署名,他坚决反对。

1989年,陈明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退休干部张钰结婚,她是著名老报人张友鸾的女儿。陈明说,“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风平浪静的20年。我的晚年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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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 凌叔华看丁玲

 

郁达夫与王映霞1928年婚后居于上海,在他们1933年春迁居杭州之前,家里几乎天天都有客人来,大部分是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

《王映霞自传》回忆:“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与众不同。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王映霞说,丁玲起初几次来时,说话很少,只是坐下来专心地搓麻将。后来才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个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达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之类生活杂事。”王映霞说,丁玲从未单独来访,每次不是跟姚蓬子一起来,便是沈从文陪她来。

1931年2月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陪丁玲送遗孤回乡。从湖南回程经过汉口时,去武昌看望凌叔华夫妇。凌叔华买鲫鱼待客,大家又一起去东湖划船。凌叔华对丁玲的印象:“她人倒谨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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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骑驴逛苏州城墙

杨绛的《怀念陈衡哲》一文回忆,有一年胡适去苏州看望她的父亲杨荫杭,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与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城墙内外都有城河,骑驴走在古老的城墙上,观赏城里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确实很有趣。杨家门房事先雇好四个驴夫牵着驴子在院里等候,待杨先生会见了客人,杨荫榆与胡适等就出发了。从杨家走上胥门城墙,需要经过一段街道。当年苏州比较保守,男人也不骑驴,女人骑驴,更会招致街头行人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惟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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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梁实秋欣赏徐志摩厌恶郁达夫

 

作者:盛一瓢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1930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梁实秋念念不忘一件关于徐志摩的小事:“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弈,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他很少下棋,但以他的天资,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此道中的高手。至少他的风度好。”这件事写来随意,但绝不是信手一描,相反却有深意,最起码,徐志摩在这些细节上的表现让其心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实秋在文章中引用叶公超对徐志摩的评价:“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引用陈通伯的话说:“尤其朋友里缺少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徐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嫉妒。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

 

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读过郁达夫《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

 

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梁实秋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1928年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刊登过郁达夫的一篇文章《文人手淫》,其实即是讽刺梁实秋的:“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象,不用体验。……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这篇文章是梁、郁二人在关于白璧德和卢梭的论争中的一部分。也是一次比较正面的交锋。语言之激烈恶毒,可以看出他们见过两面之后几乎再没把彼此当作朋友,直接就做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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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斥责日本人

1936年2月18日,友人约郁达夫同去拜访日本驻福州在勤武官须贺彦次郎,中午与另一位日本人松永荣(福州汉文报《闽报》社长)一起到日本馆子吃饭。郁达夫喝了酒,直斥日本人不该侵略中国。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似于国际礼貌上不合,以后当戒绝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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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的《盐原十日记》,写自己1921年8月中旬在盐原避暑的经历。客栈主人以笔墨乞书,他推却不过,赋绝句一首。随即冁然一笑,想起史震林《西青散记》所引汤卿谋的话:“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汤卿谋其实共有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

 

后来就遇到佳人了,当时王映霞还在拒绝他。

听说王映霞与许钓溪的婚约将成,郁达夫备感绝望,他写信给她,说是只求她给一个“是”或“否”的回答,实则有点孤注一掷、也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服她: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这番话相当不具备说服力:假如王映霞嫁给别人,就必定沦为家庭的奴隶?如果跟他恋爱,就可以永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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