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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linzi164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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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丁玲续集》

沈从文的《记丁玲续集》记载,丁玲被囚禁之前曾对他说,自己性格的底色充满了感伤气息,虽然对工作不敢懈怠,但总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有时真想摔了这枝笔,思想越来越沉闷,感情越来越懒散……我们家乡河街上铁匠铺,打刀时每一把刀都应当安点儿钢方能锋利,像我们这种人,也得想办法安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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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岁月或是吴光伟一生的情结

【导读】有人说她是延安 " 大 S"。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却因 " 吴光伟事件 " 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 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 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吴莉莉)。

 

1937 年 6 月 20 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 " 世界革命文学导师 " 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参加纪念会的有六七百人,济济一堂。丁玲报告纪念会的意义和高尔基生平,徐梦秋报告中国文艺协会发展情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党政军领导都相继发表讲话。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

 

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儿子巴威尔由陈明扮演,父亲由张可扮演。陈明扮演的儿子巴威尔(伯夏)是个革命者,消瘦英俊,激情飞扬。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而不忍的母爱。出于深厚的母爱,她相信儿子,支持儿子,帮助革命散发传单,上法庭为儿子作证,无私无畏的戏剧行动中蕴藏着感染人的艺术力量。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在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更加艺术,也更加光彩动人。后来陈明回忆,他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 1937 年 2 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 9 月离开延安,除《母亲》以外,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 Q 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

 

 

▲吴光伟 ( 左二 ) 在延安

 

1936 年底 " 西安事变 " 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 于是在西安事变期内活跃的青年男女学生,大批的不断地到延安来了。几天之内就到了二三百人,他们大部分是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会员,或是左倾的青年,也有少数的共产党员或少共团员。"

 

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 " 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 1937 年 2 月 19 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会学校高等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到延安后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 年 3 月底 4 月初,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 · 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并留下工作时的合影照片。

 

 

▲吴光伟 ( 右一 ) 1937 年在延安担任毛泽东、朱德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翻译

 

史沫特莱于 1937 年 1 月底到延安,在中国文艺协会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由王汝梅(黄华)担任翻译。1937 年 3 月至 7 月间史沫特莱集中采访朱德,为后来写作朱德的生平传记收集材料,此时吴光伟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据史沫特莱记载:

 

" 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与两位领袖在一起

 

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 · 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 年 5 月,埃德加 · 斯诺的夫人尼姆 · 威尔斯,又名海伦 · 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斯诺夫人尼姆 · 威尔斯,又名海伦 · 斯诺

 

"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

 

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鬈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使人男女莫辨。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

 

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

 

 

▲史沫特莱 ( 右二 ) 和吴光伟 ( 左一 )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 " 吴光伟事件 "。这起所谓 " 吴光伟事件 ",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 " 吴光伟事件 "。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 " 礼送 " 出延安。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 · 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 1911 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京的教会学校,1925 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 年 3 月 18 日北京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

 

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领导了反对校长的斗争。最后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为了取得报考大学的资格,通过同学帮忙,吴光伟和其他几位被开除的学生有了中学学历证明,顺利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 1934 年 3 月 1 日结婚,当时吴光伟 23 岁。同年 8 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 60 元,自己用 20 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三个月后回国,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 年 10 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

 

 

▲ 1935 年吴光伟 ( 二排右三 ) 在南京戏剧学校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 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南京戏剧学校首届学员只有 60 人,其中男生 36 人,女生 24 人。朱家训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吴光伟属于年龄偏大的。朱家训记忆中的吴光伟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衣着时髦,端庄大方,出出进进,匆匆忙忙,不怎么和人搭腔,但待他像小弟弟,很亲切。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 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 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 60 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 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 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 1936 年西安事变时, 吴光伟 ( 左四 ) 与 " 一二 · 一二 " 剧团同事在西安合影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简称 " 干训四团 "" 战干四团 ")工作,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 " 吴光伟事件 " 影响,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张研田 ( 右一 ) 与台湾政界同僚合影

 

1938 年 3 月至 7 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共同作出发前训练准备的昔日战友,吴光伟带着无限惊喜和眷顾的心情,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子。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 年 4 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 10 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经请示有关方面同意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

 

这时,她住单身房间,抽烟……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 200 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延安时期的吴光伟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1938 年 1 月正式开办,在武汉、太原(实际没有办成)、重庆、西安共设四个团,蒋介石亲自出任团长,训练宗旨是 " 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 "。西安的干训四团拦截了很多奔赴延安或离开延安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感化和军事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 " 国 " 营,心仍然惦记着共产党,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吴光伟 ( 左二 ) 张砚田 ( 左一 ) 在台湾与友人夫妇合影

 

1939 年 2 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

 

后来大约在 1939 年 4 月朱家训再次来到西安,因手头拮据,他找到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 40 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张理平审稿)

 

* 本文首发于《档案春秋》杂志,微信号:dacqbjb,经 " 档案春秋 " 微信公号授权刊登。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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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冯雪峰

杨桂欣著《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98页记载:他将有关丁玲《不算情书》的一段评论读给她听,丁玲说:“你等我死了再发表这一段好不好?”杨大为惊讶,“平常与我这样的晚辈闲聊时,你不是毫不避讳自己和雪峰的那段恋情吗?不是非常悔恨有情人终未成眷属,甚至埋怨雪峰在也频牺牲后不离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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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与陈明

丁玲1986年去世。

陈明花了很大精力整理、出版丁玲的作品,修改、补写丁玲的文字,包括增删、改动她40年代的日记,引发许多争议。陈明为此辩解道:丁玲生前他就经常帮她修改文章,有的作品她甚至想让他同时署名,他坚决反对。

1989年,陈明与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退休干部张钰结婚,她是著名老报人张友鸾的女儿。陈明说,“我们相依相伴度过了风平浪静的20年。我的晚年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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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 凌叔华看丁玲

 

郁达夫与王映霞1928年婚后居于上海,在他们1933年春迁居杭州之前,家里几乎天天都有客人来,大部分是当时活跃于文坛的青年作家。

《王映霞自传》回忆:“丁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直爽,大方,没有一点旧式女子的扭捏。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而且是往后梳的,像个男青年,与众不同。她人长得比我胖,比我矮,长得很结实。”王映霞说,丁玲起初几次来时,说话很少,只是坐下来专心地搓麻将。后来才发现她非常健谈,“有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几乎是听她一个人说话。她当时大约在编《红黑》杂志,所以常和郁达夫谈稿子、杂志等事,有时也谈谈吃什么菜之类生活杂事。”王映霞说,丁玲从未单独来访,每次不是跟姚蓬子一起来,便是沈从文陪她来。

1931年2月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陪丁玲送遗孤回乡。从湖南回程经过汉口时,去武昌看望凌叔华夫妇。凌叔华买鲫鱼待客,大家又一起去东湖划船。凌叔华对丁玲的印象:“她人倒谨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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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骑驴逛苏州城墙

杨绛的《怀念陈衡哲》一文回忆,有一年胡适去苏州看望她的父亲杨荫杭,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与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城墙内外都有城河,骑驴走在古老的城墙上,观赏城里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确实很有趣。杨家门房事先雇好四个驴夫牵着驴子在院里等候,待杨先生会见了客人,杨荫榆与胡适等就出发了。从杨家走上胥门城墙,需要经过一段街道。当年苏州比较保守,男人也不骑驴,女人骑驴,更会招致街头行人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惟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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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报:梁实秋欣赏徐志摩厌恶郁达夫

 

作者:盛一瓢

梁实秋记载过自己与徐志摩之间发生的一件小事:1930年夏,有一天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说:“你干的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实秋不明就里。原来,徐志摩接到商务印书馆黄警顽一封信,说自己的妹妹喜欢上了梁实秋,委托徐志摩问问梁实秋的意见。梁实秋回忆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在大学兼课时,是有这么一个女学生,但从没说过话,更不可能发生来往,于是梁实秋对徐志摩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梁实秋念念不忘一件关于徐志摩的小事:“有一天志摩到我的霞飞路寓所来看我,看到桌上有散乱的围棋残局,便要求和我对弈,他的棋力比我高,下子飞快,撒豆成兵一般,常使我穷于应付,下至中盘,大势已定,他便托故离席,不计胜负。我不能不佩服他的雅量。他很少下棋,但以他的天资,我想他很容易成为此道中的高手。至少他的风度好。”这件事写来随意,但绝不是信手一描,相反却有深意,最起码,徐志摩在这些细节上的表现让其心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实秋在文章中引用叶公超对徐志摩的评价:“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引用陈通伯的话说:“尤其朋友里缺少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徐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嫉妒。他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一文中记载,“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大概就是这一次的见面,让梁实秋潜意识里筑起了和创造社成员的界限。

 

郁达夫北上到了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一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更使梁实秋不胜骇然。他说:“前者我欣然承诺,后者则清华学生夙无此等经验,未敢奉陪(后来他找到他的哥哥的洋车夫陪他去了一次,他表示甚为满意云)”。

 

1926年初,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近来小说之用第一人称代名词——我——的,几成惯例,浪漫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生活往往要不必要的伤感,愈把自己的过去的生活说得悲惨,自己心里愈觉得痛快舒畅。离家不到百里,便可描写自己如何如何的流浪;割破一块手指,便可叙述自己如何如何的自杀未遂;晚饭迟到半小时,便可记录自己如何如何的绝粒……”读过郁达夫《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的人,一定明白这里指得是谁。此时,梁实秋和创造社至少还保留着表面上的友谊,此后,他多次在文章中批评郁达夫,话里话外透着鄙夷。1928年在《文人有行》一文中,梁实秋批评当下一些文人的不良行为:“纵酒”“狎妓”“不事边幅”“夸大狂”“色情狂”“被迫害狂”等。

 

在1933年的《悼朱湘先生》一文中,梁实秋更是直接点出郁达夫的名字:“文人有一种毛病,即以为社会的待遇太菲薄,总以为我能作诗,我能写小说,我能做批评,而何以社会不使我生活得舒服一点。其实文人也不过是人群中之一部分,凭什么他应该要求生活得舒适?他不反躬问问自己究竟贡献了多少?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1928年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八期上刊登过郁达夫的一篇文章《文人手淫》,其实即是讽刺梁实秋的:“文人是指在上海滩上的小报上做做文章或塞塞报屁股的人而言。……文人的唯一武器是想象,不用体验。……文人的批评中国文学,须依据美国的一块白璧德的招牌。……文人所认为中国最大的文学,是内容虽则不必问它而名字却很体面的《道德经》。……文人要做官,要提倡国家主义,要挽回颓风,要服从权势,要束缚青年,所以最要紧的是拥护道德,而不道德的中心似乎是在女性。文人绝对不应该接近女人,而自己一个人回到屋里,尽可以以想像来试试手淫。”这篇文章是梁、郁二人在关于白璧德和卢梭的论争中的一部分。也是一次比较正面的交锋。语言之激烈恶毒,可以看出他们见过两面之后几乎再没把彼此当作朋友,直接就做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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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斥责日本人

1936年2月18日,友人约郁达夫同去拜访日本驻福州在勤武官须贺彦次郎,中午与另一位日本人松永荣(福州汉文报《闽报》社长)一起到日本馆子吃饭。郁达夫喝了酒,直斥日本人不该侵略中国。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似于国际礼貌上不合,以后当戒绝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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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的《盐原十日记》,写自己1921年8月中旬在盐原避暑的经历。客栈主人以笔墨乞书,他推却不过,赋绝句一首。随即冁然一笑,想起史震林《西青散记》所引汤卿谋的话:“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汤卿谋其实共有三副痛泪:“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为。”

 

后来就遇到佳人了,当时王映霞还在拒绝他。

听说王映霞与许钓溪的婚约将成,郁达夫备感绝望,他写信给她,说是只求她给一个“是”或“否”的回答,实则有点孤注一掷、也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服她: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你但须想想你当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抱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应走的路。

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去。”

这番话相当不具备说服力:假如王映霞嫁给别人,就必定沦为家庭的奴隶?如果跟他恋爱,就可以永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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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难续

         

                                    王鹤

张爱玲在《红楼梦魇》里提起过“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其实她对好友宋淇夫妇还提到过第四恨:高鹗妄改——死有余辜。她说自己小时候看到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止不住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长大后知道了缘故,恍然大悟。

《红楼梦》问世以来,续书何止三本五本。坊间通行的程(伟元)高(鹗)续本,对于普及《红楼梦》的确有功劳,但后四十回的种种粗陋荒唐、可厌可气,也不言而喻。

平心静气地想,《红楼梦》其实是不可续的,她是中国文学的登峰造极之作,哪怕八十回后的小半部残缺了,也难掩其空前绝后的瑰丽精深。所以,任何续写,都难逃“狗尾续貂”的下场。

当然,红楼未完之恨,200多年来引得多少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之余,有人难免心痒手痒,存三分狂想、二分侥幸,想补齐全书。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又属个人的意愿或曰雄心,说来也未尝不可。只是,续书会有多少人看,看了如何评价,却又另当别论。

刘心武以虔诚之意、敬慕之情,集20年之辛劳,研究、探佚、钩沉,通过前八十回“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伏笔,以及脂砚斋评语的诸多透露,兼及其他资料,加上他的推测揣摩,写成《刘心武续红楼梦》二十八回(他认为全书并非一百二十回而是一百零八回,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用心也属良苦。

应该说,刘心武花了很大功夫钻研红楼梦的文字,他的遣词造句,力求靠拢原作,某些段落,也还有一定的韵致。但描摹、复制得太亦步亦趋的部分,稍显刻意与紧张;而那些放松了警惕的地方,一不小心,当代人的表述习惯、用语方式,又很突兀地暴露出来。张爱玲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一般人当然达不到她那个段位,可是,但凡熟读红楼的读者,也熟悉曹雪芹文字特有的味道与气象,一“闻”之下,两者之间的差距,当然可以立刻判定。

因为自信了解曹雪芹的通盘考虑,也即洞悉八十回后的情节走向、人物命运,刘心武很着意去交代书中各色人等的经历、结局,力图面面俱到,又要与原书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人物诗词以及对话中预留的消息对应,所以他忙着交代后事,忙得团团转,很多章回颇有慌不择路之感,有时候一回就要写死几个人,连黛玉、宝钗都死得浮皮潦草。高鹗续书写黛玉死在宝玉、宝钗成亲之际,或许不符合曹公原意,但那一段焚诗稿、焚手帕的文字,确为后四十回的精彩之笔。反观刘心武续书,还找不到类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此外,刘心武续书中,有太多篇幅,用于解释和回溯以往的情节,在他固然是好意,唯恐读者淡忘或无知,但未免喋喋不休,有画蛇添足之嫌,像是拼命要强调前后的衔接乃天衣无缝,却又反而露了怯。

看得出来,刘心武续写红楼梦,也是正心诚意、呕心沥血,每笔每划都透着恭谨。也不是任何人都有才情功力,写成这副模样。只是,世间哪能有谁可以跟曹雪芹相提并论呢?所以,我们无法由衷地赞美续书,只能诚恳地说一句,刘心武老师,难为了你这番辛苦。

(选自《爱与痛俱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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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博士徐善曾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工程学博士徐善曾先生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6-05 08:33:51)转载▼

标签: 济南 文化公园 徐志摩全集 《再别康桥》 徐善曾 文化 分类: 文化志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工程学博士徐善曾先生

    逄金一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工程学博士徐善曾先生

采访前与徐善曾先生合影 吴文峰 摄

 

81年前,一代诗人徐志摩落难济南;81后的今天,随着“2012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的召开和志摩长孙徐善曾、曾孙女徐文慈的济南之行,志摩诗魂仿佛再度拜访济南,让人感慨万端。研讨会之前,记者以聊天的方式对徐善曾先生进行了简短而愉快的采访。

 

济南发展前景远大(小标)

 

徐善曾先生虽不是社科人文方向的学者,却也是一位文质彬彬、温良和蔼的长者。由于他久居海外,不会中文,而我的英语水平也是“蹩手蹩脚”,在一时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交流起来也是手忙脚乱的。但基本的沟通还没有太大问题,提议与他合影,他愉快地答应;请他写几句话向济南与山东诗人、读者问好,他也积极地配合。由于我的名片上没有英文,他刚开始以为我是《中国日报》的记者。他提到,在这次短暂的济南之行中,除了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他还与家人一起专程去长清祖父遇难处进行了悼念活动,颇为难忘。问及对济南的印象,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济南,对这座城市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一路之上的看与听,他感觉济南不是一个特别现代化的城市,但也颇具规模,发展前景是远大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济南会成为一个更具有国际水平的美丽的城市。

 

要写部以徐志摩为背景的小说(小标)

 

徐善曾先生是耶鲁大学的工程学博士,是志摩第三代后人中唯一的男丁。他表示对祖父没有印象,但却相当推崇,“祖父也许不是一个家庭式的男人,没有太多时间留给自己的家人,但是他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却相当坚持。”徐善曾表示希望亲自感受祖父的文学,数年前他特别对祖父的生平做了一些研究,但因为有关徐志摩的英文文献缺乏,所知有限;于是他在去了欧洲,特地到祖父过去留学过的地方走了一趟,伦敦、剑桥大学与巴黎等地,追踪他的足迹。

虽然徐善曾的中文能力有限,但他未来的心愿是写一部以徐志摩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我们期待着将来他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自己离祖父越来越近了(小标)

 

徐善曾在研讨会上做了WHY I SEARCH FOR XU ZHIMO(为什么我要追寻徐志摩)的报告。他严谨而不乏深情地说,自己今年66岁了,已退休在家,现在全世界行走,寻找祖父足迹。小时候的美国家里有幅祖父的像,每天他从这幅像片前走过,穿着中式服装的父亲与周围穿着西装的人们是那样的不同,让他感受特别明显。他说他寻找祖父的最大驱动力在于童年世界中缺少了祖父的音影,而他最大的遗憾是自己不能讲中文。他的祖父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巨大影响力,是他慢慢感受得到的。在长大后,他不断地听到周围的学者提到他祖父。于是他也慢慢意识到祖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从俄国、印度寻找到中国,从上海、北京、南京、海宁再寻找到济南,他感觉到:自己离祖父越来越近了。

 

“2012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侧记

逄金一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工程学博士徐善曾先生

徐志摩曾孙女徐文慈(左一)、徐志摩长孙徐善曾(左二)在研讨会上,右一为吴思敬先生。吴文峰 摄

访徐志摩长孙、耶鲁大学工程学博士徐善曾先生

徐博士为大家签字留念 吴文峰 摄

 

“2012中国济南徐志摩研讨会”4日在济南举办。这是由中国诗歌学会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小型高档学术研讨会,相关议题多为国内首次提及,意义重大。研讨会旨在以朴素而安静的方式,让人们对徐志摩的诗歌及生平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全面的认识。笔者作为会议正式代表,全程参加了此次会议,聆听了诸多专家大家的精彩演讲,受益良多。同时,研讨会所传达出的信息也非常多,颇让人“耳不暇接”。

 

徐志摩的子嗣成就多在科学(小标)

 

    研讨会中,诸位专家从各个角度的发言,为我们拼凑起了徐志摩后代的全面的真实图境——目前徐氏四代均定居美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发展,其中徐志摩的独子徐积锴定居纽约,四个孙子中以英语为母语,在美国出生的曾孙辈则离中文遥远,没有太多机会接触中文,更遑论中国文学。父亲过世时,徐积锴才9岁,在他童年的记忆中,与徐志摩相处的时间不多,对父亲的印象有限,而难得相聚的时间里,徐志摩是个慈爱的父亲。父亲过世后,他都由母亲张幼仪照料。

    徐志摩的后代中,徐积锴学得是工程,徐志摩的四个孙子大部分学的是工程、数学、以及设计,少有涉猎文学的。不过后人对祖父仍是相当推崇,长孙女徐稘表示很崇拜自己的祖父,认为徐志摩是个优秀的文学家,敢于自由地表达自己,即使有时写作会得罪人,也不顾舆论与批评,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很洒脱奔放;至于祖母张幼仪在他的印象里则较务实,且韧性很强,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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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无奈旧伤新痕(一)

王鹤(文)

 

她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至今还被人不断提起:她的电影与歌曲,代表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文化的高度,别有一番风味;今天的电影、电视、音乐、服装,如果想翻检老上海的华艳绮丽,渲染怀旧调子,首选的元素便是她——金嗓子周璇(1920——1957年)。
    她真是好看。怎么个好法?就像她的《莫负青春》唱的那样:“减一分瘦来增一分胖,一张樱桃口,一条悬胆的鼻梁。一双眼,两颗星,水上的波浪……”周璇平日也是要勤奋地练唱、练声的,但她的嗓音,听上去就是有未经雕琢的松弛天然、水灵澄碧,当然也毫不村野。对她和她的声音,你能一下子想到的比喻,是旷世佳人西施在清溪边轻唱。

那个时代,人们也在匆忙地追新逐异,并骄傲于当时的时尚现代。然而,到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骨子里又还是保守、老旧的。周璇那张脸和她的声调,就刚好凝固了古典的精致宁静与民间的浑成天然,加上“夜上海”的华丽摩登,真是空前绝后,晚辈艺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模仿不来。

 

周璇:无奈旧伤新痕(一)


    周璇处于锦绣盛年时的上海,繁华喧嚣都是鲜活真切的,有粉底描金的一丝不苟。但世道也艰险崎岖:谋生琐屑不易,“东方巴黎”之外的世界,呛人的炮火硝烟已蔓延开来。时代的愁云惨雾渐近渐浓,市民们这边厢无计可施,四顾彷徨,姑且一晌贪欢。所以,细听周璇的歌,《天涯歌女》《夜上海》《四季歌》《花样的年华》《月圆花好》《往事只能回味》,仿佛清纯柔婉的女子在抒怀,有小儿女浑然天成的嗲、少不更事的浓情,也有来日难料的茫然失措、无可奈何的惶惑凄伤,暗合了且醉且眠的俗世心情,刻录了时代的长吁短叹。曲调的软媚缠绵,音色的清澈甘美,正可以安抚缭乱、迷茫的人心。
    周璇的40多个银幕形象,宜古宜今,美到极致。只一个《马路天使》的小红,娇憨清甜,已颠倒众生。于是,她就这么稳稳当当高居娱乐圈20年,万众倾心。

不过,人前的风华绝代,跟个人生活的挫败、抑郁,恰成巨大反差。恰如她自己所说,“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周璇幼年被卖,辗转在几个残败的家庭,6岁时被周家收养。养父吃喝嫖赌,还染上毒瘾,挥霍完积蓄后,曾想将她卖到妓院,幸而养母及时搭救。周璇读完初小辍学,13岁进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社。很幸运,一出道就找准了方向。她后来说,自己的一生是为唱歌而活的。   

在学校时,周璇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天赋、爱好跟职业恰好幸运地吻合了,她在明月歌舞社如鱼得水,“每日陶醉在音符漂浮之中,过着嘻嘻哈哈的自由生活。”“几年来的枯燥乏味渐渐在我眼前泯灭。”(《周璇自述》赵士荟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1月版)

 (本文选自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随笔集《爱与痛俱成往事》)

 

周璇:无奈旧伤新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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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传奇 妙笔生花

非常感谢王泽华为我的新书《爱与痛俱成往事》写序

 

旁观传奇 妙笔生花

 

                                 旁观传奇  妙笔生花

                                      王泽华(文)

 

与王鹤的相识,得追溯到1984年的夏天。她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成都晚报社。

路过她的办公室,看到晚我一年的新人,就进去打个招呼。她浅浅一笑,优雅,温厚,知性,内敛,我们就对上眼儿了。三十年过去了,这张笑脸依然栩栩如生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就是这相视一笑,我们就找到了声气相通的同类,何其幸运。我们曾经走得很近,是一个部门的同事,门对门的邻居,还合作了我们的第一本书:《民国时期的老成都》。现在我们又隔得很远,她在成都,我在加拿大。可是在通讯发达的今天,地理上的睽违并不意味着心理上的疏离。每次回国相见,大家都没有丝毫的陌生感,隔着太平洋,也几乎是零距离。

她又出书了,真是为她高兴。这本《爱与痛俱成往事》与她的第一本随笔集《爱与伤奔涌不息》,隔着五年的时光遥相呼应。王鹤沿袭了以前的思路,在阅读与观影里关注她感兴趣的人生主题。如同一条河流,自源头的涓涓细流,到跌荡起伏,奔腾咆哮,如今已经趟过山川,流入平原,通脱大气,舒缓平静。这些年王鹤过得充实,有书为证:自《爱与伤奔涌不息》始,陆续有《晚明风月》《偶尔遇见的传奇》,到《爱与痛俱成往事》。不难看出,这一路走来,王鹤的目光,多聚焦在历尽沧桑、饱经磨难的女性身上。她们有如烈火烹油的经历,有痛彻心扉的往事;她们不缺万众瞩目的背景,更有内心不为人知的伤痛。王鹤把她们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出来,旁观传奇,用她的生花妙笔,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大时代的狂风暴雨令人生之舟倾覆时,她们如何以纤弱之身,抵御人生的惨烈,命运的无常。

王鹤让读者看到,在人生剧变之时,在面临灭顶之灾的关口上,她们是如何应对,如何翻篇的——有的人翻得惊心动魄,有的人翻得踉踉跄跄。有的人如周璇,就翻不过去了。不论是谁,个个遍体鳞伤。在卑微如蝼蚁般活着、被肆意践踏的同时,还要坚持内心的尊严与高贵,这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奢侈。在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博弈面前,那些修养深厚、内心定力异常强大的人就愈加彰显出夺目的光彩。譬如郑念,中年丧夫,晚年丧女,九死一生。王鹤看到的,是她那双“老年人罕见的、又幽邃又晶亮的眼睛。时光当然也磨蚀了她的容颜,但老太太夺目的美丽,透过岁月的烟尘,依然清晰地浮现出来,惹得人人惊叹。”   

当然,如何修炼自身,让内心变得强大,又是另外一个令人饶有兴味的话题了。这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鹤这样的读与写,和她一以贯之的谦逊、内省、客观、努力,一定会在她的内心里生长出一株大树。随着时间的积累, 这株大树只会愈加根深叶茂。

在王鹤这本《爱与痛俱成往事》里,能够看出这些年她的足迹所至、所思所得。王鹤的目光,还是落在了那些“爱与伤”“爱与痛”上。只是这样的爱与痛,早已超越了一己之狭义,有了更广阔的故土之爱,民族之爱,人心之痛,文化之痛。捷克之行,令她重读昆德拉,她读出了更多的透彻镇定与清寂悲凉。在布杰约维采城的广场上,她忽然恍惚:“这里真的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疾风骤雨的革命吗?能如此完好无缺地留存十三至十六世纪的古屋、老街、旧广场,这个民族定然有足够的沉稳和内敛,对传统无比尊重、敬惜。这片土地,要兼容坚硬、寒冷的斯大林主义,也有过很持久的痛吧?”今天的捷克人一脸松驰、安闲,昆德拉小说中的红色恐怖、政治高压早已“俱成往事”。但是,昆德拉对人性的拷问,对“媚俗”的剖析却永远不会过时。譬如,海外的中国人,大多会遇到那种被昆德拉所鄙夷的西方人,他们带着优越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和眼光,去看待从相对落后国家来的人们。这种媚俗式的同情处处都在,但西方人少有自知。

他们又如何能懂得来自冷战中另一方国家的人们呢?又如何能理解昆德拉、纳博科夫、阿赫玛托娃之痛呢?当个人命运遭遇社会的巨大变故,或鲜血淋漓的改朝换代之时,前朝贵族总是猝不及防地跌入尘埃,那浓得无以复加的对前朝旧事的追忆,就如同一把钝刀子,持续用力,贯穿余生。这样的痛,又有多少西方人能知?甚至,俄罗斯、东欧、中国等国的青年人,又有多少有兴趣去了解他们的父辈、祖辈所经历的苦难与伤痛呢?所以,王鹤这本书里的思考有着醍醐灌顶般的意义。

如今,互联网与交通的便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地球的渺小,全世界都在朝着全球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挟带着政治、经济强势力量的文化,正以巨大的侵略性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在中国,区域的、传统的经济格局与日常生活细节,山川地貌酿造的人文特色与心理特征,正逐渐瓦解。王鹤笔下那渐行渐远的乡村,何尝不令我们心痛?

王鹤提到李劼人,这位上世纪初期留洋归国的成都人,大作家,坚持用成都方言写的小说,不仅不土,反而精致透彻,大气恢弘。弱化自己的母语、文化,只会失去自己的根、自己的文化,致使精神贫血,这又如何不是民族之殇?尼克松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不战而胜。在强势文化面前溃不成军的其他文化,是否应该有所自知呢?

这本《爱与痛俱成往事》里,增加了对老年的关注,这和年龄有关。王鹤的文字,越来越凌厉如刀,一次又一次击中了我:“老年人有所思有所欲,原本正常,但最好正大光明,或者谑而不虐,却不宜苟且。因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春行秋令'或‘秋行春令’的反其道而行之,都跟季节不合。老人最好有跟年龄吻合的端正持重,毕竟,丰富的人生经验让他更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当伴侣中有一人丧失自理能力时,施与受从此不对等了,施与者日复一日强自支撑,固然心力交瘁;受助者万般愧疚、难堪,也会被啃噬得千疮百孔吧?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变为灰烬时,唯有一片狼藉,虚脱和虚无感会以怎样的速度蔓延?曾经炽热的男欢女爱,几十年的相沫以濡,究竟可以积蓄多少热度,去抵御人生穷途末路时的极度悲凉?”

王鹤提到“美国电影界唯一的知识分子”伍迪•艾伦,他在电影《怎样都行》里开出的抵御悲观的“药方”是,认定人生在本质上的虚无,然后从那些无意义、残酷与混乱中找到一点乐趣,也消解一些悲凉,这和顾随“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似乎殊途同归。

王鹤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最喜欢。她所提到的“书客”,有两位是她的川大同学扫舍与浓玛,都是气质不凡经历丰富的才女美女。何大草与洁尘,则是以前我在《成都晚报》社的同事。他们都是陶醉于文字,执着沉稳,内心定力异常强大的人。他们笔耕逾二十载,都收获了丰饶的果实。这些年来我从他们的文字里,获取了丰沛的精神养料。作为读者,我感谢他们的辛勤劳作。

文字的力量如此强大,就像王鹤的一本本书,让过往岁月变成可以触摸的财富,哪里虚无呢?感兴趣的是,王鹤在“爱与伤”“爱与痛”之外,还会关注什么主题,还会给读者什么样的惊喜?或许,“爱与伤”“爱与痛”本身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题?我期待着。

旁观传奇 妙笔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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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慧眼与才女情结》

这是我的大学同学、云南大学教授降红燕的文章,曾经刊于《中华读书报》。降红燕是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她解读得那么精当,得到她的肯定,非常荣幸。

我的随笔集《晚明风月》2012年9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2月修订版问世,  《性别慧眼与才女情结》恰好有不少篇幅写到《晚明风月》,再发一次,谢谢红燕!

 

                                          《性别慧眼与才女情结》

                                                                                      降红燕(文)

从2010年10月到2012年10月,三年时间里,王鹤出版了三部随笔集:《爱与伤奔涌不息》、《晚明风月》和《偶尔遇见的传奇:民国才女写真》,平均一年一本。还记得前年初读《爱与伤奔涌不息》时的情景,翻开第一页就放不下,那种汩汩流淌、娓娓道来的节奏,舒缓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让我欲罢不能,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了全书。最近的两本书又让我延续了前年的那种享受。怎么形容这种享受才比较确切呢?好比赴了一次并不奢糜却精致美味的筵席,余香满口、齿颊留香。这里我不说王鹤随笔的睿智、机锋和雅趣,而是从一个对文学中的性别表现感兴趣的读者的角度,谈谈读这三本书的感受。这三本书的写作对象各有不同:《爱与伤奔涌不息》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是以中国现代女作家为主体的女性人物论,第二板块是影视剧随笔,第三部分则是读书随笔。《晚明风月》以晚明时期活跃于南京秦淮河的艳姬歌女以及与她们密切相关的男性士人的生活为聚焦对象,展示山河破碎、明清易帜的大时代风云下的风月旧事,那些“粗粝质感与繁复音节”。《偶尔遇见的传奇》则是民国时期有代表性的女才子们的集中亮相。综观这三本书,可以发现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又表现出某种共同点,那就是写作对象基本集中于真实的女性历史人物,这些人物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吕碧城、陈衡哲、庐隐、凌叔华、杨荫榆、黄逸梵、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董竹君、程俊英、曹诚英、蒋碧薇、陈小翠、陆小曼、盛佩玉、萧红、梅娘、施济美、沈祖棻、张兆和、杨绛、张爱玲、苏青、张充和、言慧珠、秦怡、叶嘉莹、林徽因、沉樱、胡蝶、周炼霞、赵萝蕤、王莹、赵清阁、潘素、韩素音、林海音等。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幅中国现代文化女杰的画卷。

 

《性别慧眼与才女情结》

 

  如果说《爱与伤奔涌不息》和《偶尔遇见的传奇》还可称为“女性作者写给女人读的书”,那么,《晚明风月》则具有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更深厚的历史纵深眼光,显示出相当的史学功底。书中涉及的人物对象已不仅限于女性,但是细读文本又可发现,全书起支撑、主导作用的依旧是女性人物,比如《乱世红颜凄怆因缘———董小宛与冒辟疆》浓墨重彩地讲述了董小宛和冒辟疆的故事。不能说钱谦益、吴三桂、龚芝麓、侯方域等男性人物的故事是由秦淮诸艳引发的,但至少在《晚明风月》中,置于前景的确实是柳如是、陈圆圆、顾媚、李香君等女性人物,此外还有马湘兰、寇白门、卞玉京、杨宛、李小大、马骄、冬儿、李因、薛素素,乃至崇祯皇帝的周后、田贵妃、袁贵妃等。仅仅是论述对象的选择,就显示了作者独到的女性性别慧眼,她对笔下的女性人物,倾注了深厚感情。对于秦淮诸艳,作者并未采取猎奇、围观的轻薄心态,而是深入挖掘历史烟尘表象上的华艳与内里的凄凉。中国古代的女子几乎都生活在家庭中,她的地位是在家庭中的伦理角色限定的: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和儿子的母亲。也许,除了女官之外,青楼女子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很少的职业女性吧?她们主要依傍自己的身体作为职业资本,此外尚需修炼诗书礼乐诸多才艺,以满足士人们的冶游需求,而明朝末年秦淮河边的歌姬艳女就是这个群体的极致者。正是由于越出了一般女人的生活轨迹(孝女贤妻良母),特殊境遇造就了她们的惊人技艺和才情。但是哪怕正当华年的顶级人物,内心深处依旧脱离不了做寻常女人的渴望,还是向往宁静的家庭港湾,哪怕是做一个小妾。对这些特殊的女人,王鹤既惊叹于她们的美艳、才学,又同情、悲悯她们的苍凉命运。

 

《性别慧眼与才女情结》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晚清民初,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古老中国的变革步伐也波及到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比之于古代,民国女人获得了较大的解放,涌现了更多的女性杰出人物,《偶尔遇见的传奇》就是在为这些女杰画像。如果说王鹤对古代女子的不幸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悲悯,那么对民国时期的现代女杰,则极力张扬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进入作者视野并诉诸笔端的女子大多是女作家,这也难怪,女作家是女性群体中的先觉者和警醒者。王鹤也写到了女画家、女企业家、女社会活动家甚至女演员。这些女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她们大多虽历经坎坷、磨难,却依靠不懈的坚持、坚韧,最终修成正果,成为青史留名的才女。比如“一生半累烟云中”中的陆小曼晚年戒掉鸦片瘾,在画案前立定站稳,成为成功的画家。其实,这种凸显、强调独立自主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倾向,在《晚明风月》中也有体现,比如方维仪、黄媛介等一些古代知识阶层的女子。可贵的是,虽然关注女性群体命运,笔下人物也多曾有不幸的婚恋经历,王鹤却不渲染某些女权主义者会着意强调的男女性别对抗意识。对于两性间的关系,作者虽然没有特意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径,但可以看出她的态度是温婉的,包容的,富于建设性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曾发出过呼吁:女人要有争取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勇气。伍尔芙“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理想,在这个时代已经实现,那么当今有了自己屋子的女人们会怎样呢?我以为王鹤用其睿智思索和生花妙笔做了最好的解答。喜欢这几本书,还有我们女性姐妹间的惺惺相惜———彼此都对自身性别感兴趣,都愿意在别人的故事中找寻自我,这是我读王鹤的文字感受到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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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比消逝更痛

王鹤 / 文

读了洁尘的长篇小说《锦瑟无端》,忍不住要想到,城市的容量真是深不见底,它容纳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纷繁的遭遇,也容纳人们平静神色下九曲回肠的心事,还容纳心事背后难以言传的伤痛与秘密。

洁尘把人心的斑斓与零乱掰开了呈现给我们,她将女人之间、男人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层面的人际关系、情感模式,穿插得疏密有致,那些欲说还休或幽深微妙的情态、场景、心绪,被她拿捏得妥帖,描摹得精准,一语中的,趣味横生。好些片段,甚至是诙谐而有喜感的。

不过,越往后看,心也渐渐跟着收紧、下沉了。这一群都市男女,宋词、唐诗、佟敏、乔虹、小阿,有的看似没心没肺,有的仿佛深不可测,有的缠绕、有的佻达,包括那个又绝望又疯魔的何田田,他们哪怕是跌了一跤,爬起来定定神,多数尚能作若无其事状,基本上保持着镇定。这是成年人的行为守则,不足为奇的。实际上呢,他们在感情上其实个个都是拿自己、也拿别人没有办法的,这才是最大的懵然无力、手脚无措,也才是最深的宿命呢:爱还是不爱、靠拢还是走开、挣脱还是承接?对方是否适合自己、这份感情是否“相宜”、你掂得起放得下不?无论答案是一目了然的清晰,还是没有道理可讲的混沌,他们往往都“只能保存在这个状态里,”“没有办法”抉择。人难就难在跨不过这道没奈何,然后从这没奈何里又生出多少是非、得失、烦恼。

 

当然,无论多么惨烈的错过与失去,都无法与死亡带来的灭顶之灾相比。死亡这最极致最决绝的失去,既浓缩、提纯了相爱者原本饱满的情意,更将伤逝的生者长久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锦瑟无端》末段,朋友、非血缘姐弟、特别是爱人间的永别,洁尘写得节制端凝,却看得人心底泛滥成灾。

《锦瑟无端》交叉着使用了两套叙述语言。现实的、当下的部分,写得沉静、疏淡、清简,有玻璃一般光洁润滑的凉意和距离感;往昔的或曰虚拟的部分,落笔则繁密热闹,是琐细、真切、世俗的质感。这两股文字的胶着,增添了小说的灵敏与厚重;它们抗衡又拉扯,并以交互渗透的力量牵引着读者,怀抱满腹好奇、狐疑、叹息,一步步紧张地踏往那个晦明不定的悬念。

 

小说《锦瑟无端》的最后,邂逅不久却好像前世就已熟知的陆一鹤与林采薇,云淡风轻地走到了一起。这两个质地接近、因一部小成本电影《锦瑟无端》而建立起奇异缘分的中年男女,都曾经永失我爱、陷溺在无力自拔的创痛之中,他俩之间虽然没有电闪雷鸣似的激情,却也可以像亲人那么默契、淡然地携手,走过清凉微温的后半生。这个结局,也终于将我们从前面呛入浓稠苦水的无底悲怆、窒息里打捞出来。这是情节发展的水到渠成,也是作家的温柔敦厚——无论世间有多少人力无法掌控的空虚、无常,人和人还是要借着气味相投的呼吸,相互取暖,抵御长路孤旅中漫无边际的冷寂。当然,那也还是要仰仗机缘的。

伤逝比消逝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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