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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策划历史,只能把握机会(读书笔记)

  历史不能策划
  袁老师的帝国落日,不是讲历史,而是重新解说历史。事情还是那些事情,但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思考。
  
  那么多人,林则徐、张之洞、魏源、李鸿章、梁其超、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以这些人的聪明,以这些人的胆识,竟也找不出灵丹妙药,而常常束手无策,仰天长叹,终究抱撼而去。
  
  因为社会是个巨大的系统,它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思维极限。没有人可以把一个惯性运转的社会,做一个周密的策划,使它简便地转移到另一个轨道上去。中华民国不是策划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策划出来的。
  
  想当年,中山先生数次举事,都惨烈失败,只好流亡国外。而他在国外无计可施的时候,辛亥革命突然胜利了。那前面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到最后都成了失望。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胜利,也不知道胜利会出现在什么地方。胜利又马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后来,袁世凯的倒戈,军阀混战,终于葬送了短命的共和国。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预知,也没有办法策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是成立了,但在这之前的,有一幅完整的施工图纸吗?好像也没有。蒋介石的五次围剿,红色政权只得仓促转移,一路狂奔。虽辗转逃到陕北,总归还是在国军包围之中。谁想日军大举进攻,把国军赶到南方去了,红色政权终于发展壮大。日本投降,国共内战,一个新的政权也在慢慢地浮出水面。民主被人民民主专政了,资本主义尾巴也被割掉了。许多新的词汇组成了一个新的国家。
  
  历史不是被策划出来的,过去不是,未来也不是。
  
  没有策划,只有机遇
  
  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神火,整个世界都会因此明亮起来,那些生活在黑暗里的皇帝们会慢慢在这个地球上绝迹。欧洲亮了,美洲亮了,澳洲亮了,亚洲的大部分的地区也都亮了,非洲也要亮起来了,神秘的中国也会亮起来,一点也不用怀疑。
  
  但是,当神火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们准备好了吗?能不能有节制地,合理地,安全地使用火种呢,能保证茅草屋不被点燃吗,能保证森林不会点燃吗,能像施明德那样又明智又敬畏地使用民意吗?
  
  我们倒不必担心火种,而担心有没有合适的管火的人,上几次燎原的野火,都烧到了无辜的人,当火苗真的燃烧起来,希望它能真的成为人们的福音。
  
  变革是大事,需要有大才干,大智慧才行。共和夭折,谁之过?那些先辈,也殚精竭虑,也生死度外,不能说不尽心,但终归是夭折了,还是功力不济吧,还是智慧不济吧。如果历史轮回,怎么才能化解恶浪险滩,把这艘古船渡到彼岸呢,有几个人有这样的担当,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大智慧呢?
  
  89年的事,不能总怪政府动用军队了,开枪了。抱怨有什么用呢,死亡又有什么用呢?这又能换来多少进步呢?难道仅仅当做一个行为艺术吗?
  
  这就智慧的问题,巨大的牺牲却换不来进步,这是愚蠢啊。变革不是有一腔热血就可以了,不是能慷慨激昂就可以了,那个舞台,是观众用生命搭起来的,不是为了掌声和尖叫,你要珍惜脚下的生命,每一句话都应该在人们的心里发芽,每一步都是为了未来的舞台搭得更大。
  
  如果那次做得好,中国会向前爬一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滑到了沟底,连散步也不可以了。不是军队摧毁了未来,而是莽撞摧毁了未来。没有智慧,冲动只会让事情更糟。喊几句口号就可以把一个强大的政权改变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应该像海浪,每一次冲刷都是一次洗涤,直到水滴石穿。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人们没有好好的珍惜,等到失去后,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话,我们将对世界说三个字:“不遗憾!”如果非要加上一个期限的话,我们希望是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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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问题学生

  这学期班里转来一名新生,开学两个星期就打了几次架,还把校外的伙伴领到教室里玩,破坏公物,与老师吵架,不交作业......这就是传说中的问题学生吧。
  
  对待问题学生,首先要找出问题的成因。问题学生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会有两种原因,一是教学的原因,一是管理的原因。
  
  教学因为脱离生活过分强调习题,学习过程非常枯橾。又不顾学生的认知规律,难度过大,分量过重。以至于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学生不愿意学了,甚至学也学不会了。那他还能干什么呢?只有玩或者捣乱了。
  
  管理是教育的副产品,它占的比重应该很小,教师的管理权限也应该很小。如果管理过多,或者权限过大,就会伤害甚至扼杀教育。学生来到学校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来接受管理的。教育有教育的策略和技巧,把学生关在教室里或者用棍棒逼着读书,不是教育的方法。如果这些算是教育的方法,那屠夫比教师会更有优势。
  
  但有的学校和老师什么都要管,学生进了学校,好像就成了他们的奴隶了。管理又没有方式,总是以暴制暴。从而造成学生的逆反与敌对,当怒火忍不住时,就暴力相向,而学校和老师到了这个地步就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面对在暴力中成长为不畏暴力且敢于用暴力反抗的学生,老师能怎么样?能和学生对骂吗?能和学生对打吗?
  
  说实话,这么多的问题学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都是教育的杰作。
  
  对待问题学生,教师要做的,首先是让学生觉得会。只要把学习与习题分开,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比如语文,要是让学生写写生字 、讲讲词语、读读课文、提提问题或者拓展视野读一些课外书,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参与,也能做得到。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去做习题资料,就把许多学生难倒了,又难又无聊,逃避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学生参与到学习中去,就成功了一大半。另外还要有宽容的胸怀和灵活的方法。小孩子会做出许多无聊的举动来,老师不能也像小孩子一样跟他们斤斤计较,不能因为那些小的过失而大动干戈,很多事可以被忽略,否则,就会破坏学习的氛围,也会破坏师生间的信赖。
  
  什么是可以被忽略的,什么是不可以被忽略的,标准也很简单,那就是对学生的未来是否有害(当然这个标准会触及到科学的教育观)。而不能根据老师的喜好,不能因为老师不喜欢就必须制止。不能想着怎么样去修理学生,当学生感觉到老师不是真心地对他好时,管理就没有效果了。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的课堂上,这个学生还是蛮积极的,也愿意听我的话。学生,必竟是孩子,爱心是教育的良药。
  
  当教师有问题的时候,当学校有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学生就容易出问题。只有尽量减少有问题的因素,才能减少有问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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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怎么成了盐荒子孙?

  2011看3月17日,是个奇怪的日子。这一天,抢盐的风潮席卷了神州大地,从乡野山村到豪华都市,同样的慌张,同样的疯狂,人群风一样刮过去,存货一扫而光,中国无盐以对。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轻信一个谣言?轻信一个稍有常识就可以刺破的谣言?难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没有常识,没有正常的逻辑,也不会思考了吗?这是一个可怕的结论,但现实可能就是如此可怕,否则你怎么解释这荒唐的风潮?
  
  现实就在面前,我们倒是应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也许可以找出破解之策。
  
  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政治。
  
  先说一说教育。教育就是育人,要育什么样的人呢?要育有独立人格会思考的人。
  
  独立人格为什么重要?因为一个人不论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如果他没有勇气思考,没有勇气做事,没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那他的聪明和才能就会白白浪费。所以独立的人格是会思考的前提。会思考则是人类的基本特征,面对复杂的社会,面对奥妙的自然,人类的每一步都需要思考。所以独立的人格和会思考是教育的核心任务。
  
  那么,独立的人格从哪里来?是在生活中塑造而来。狼孩会有狼的性格,奴隶常常会卑贱而训服,太监则常常狭隘而偏颇。生活会塑造性格,当我们用对待现代公民的平等与尊重对待学生的时候,才可以让学生形成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但是,我们知道,在学校里,这种平等和尊重是多么稀缺!
  
  那个流鼻涕的孩子,他就是国宝,我们应该像对待《清明上河图》一样充满敬意,小心翼翼地呵护。
  
  尊重不是没有原则,这个原则要以学生的生长规律、认知规律为基础,而不是随心所欲地管理与惩戒。教师加重学生负担,布置过多的作业,学生完不成却要受惩罚。课堂上多说一句话也不行,笑声大了也不行,饭间在校园里玩也不行,看课外书也不行,考七十分不行,考八十分也不行。是教师们的规矩定错了,学生们本来没有错,却总是要受惩罚。
  
  刚开始的时候,学生会本能地判断自己没有错,但他无力保护自己,只能接受惩罚。渐渐地,他认为自己真的错了,这时候,他的自我被打碎了。从此,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
  
  常常听到老师兴奋地说,那个学生上路了,知道学习了,变乖了。而上帝却会叹惜,又一个天才消失了!
  
  教师在努力打碎孩子们的自我,家长也在努力打碎孩子们的自我,让真理见鬼去吧,只有扔掉自我,才能得到安全。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有几个人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呢,于是,一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大时代到来了。
  
  再来说思考。怎么才能学会思考?其实,人天生就会思考。如果教育能顺其自然,大多的人都可以成为发明家。但我们的教育大多的时间却在做相反的工作。思维本来是发散的,它没有方向,也没有固定模式。但在学校里,教师总想把学生的思维固定成某种模式,让学生形成某种惯性思维。老师经常说,遇到这种题,你就这样想,这样做,就能得100分。
  
  做习题所引发的思考是一种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思考,过多地进行这样的思考,一定会形成惯性思考,最终会扼杀思考。而在社会上,在大自然中遇到的问题总是千奇百怪,无章可遁,因素众多又瞬息万变,你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也难找到一个100分的答案。生活所引发的思考则是发散式思考,只有这样的思考才会让人进步,才是有益的。而惯性思考只能闹出郑人买鞋的笑话。
  
  做习题不仅从思维模式来禁锢学生的思考,还会从外部来束缚学生的身体。在学校,因为做习题学生总是被封闭在教室里,放了学,作业又会把学生封闭在家里,连接触社会、自由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了。
  
  我总结了做习题的伟大作用:人本来会思考,习题做多了,就不会思考了。
  
  学校在尽力让人不敢思考,不会思考,但总有漏网之鱼。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有独立思考又敢于坚持的人,不用急,还有一张政治大网在等着他们。清朝的文字狱远了一些,今朝的文化大革命则伤痕未愈,更有依稀的学潮------有胆识的人,一茬茬被削掉。一个不会思考的民族,一个只会默默吃草的羊群,也许是某种政治远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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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地震震到中国了吗

  11号日本大地震的级别,现在已经修定到了9.0级,地震每一级破坏力的差距是30倍,比汶川地震7.8级的破坏力大概要大36倍。再加上海啸、火山的破坏力,可能要比汶川地震厉害80倍。
  这么厉害的地震,死亡数字却相对不大。目前的数字还不到5000人,估计最后的数字不会超过2万。而汶川地震的死亡数字近10万。地震破坏力日本是中国的80倍,死亡数字中国是日本的四、五倍,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有多大,这道题怎么算?
  如果细数原因的话,房子是最重要的一条。从图片上看,除了那些小木屋被冲得七零八落,震区的楼房并没有怎么被破坏,还有一篇报导说仙台市的房子没有一处裂缝。特别是学校的房子,在地震中成了市民的避难所,结实得连老天爷都没有办法。
  日本的房子为什么这么结实?答案就两个字——认真。严谨科学地设计,一丝不苟地施工,货真价实地用料。建筑业的技术并不像电子业那样日新月异,好看不容易做到,建结实的房子每个国家都能做到。
  都能做到,中国却做不到,这不是技术的问题。更震惊的是日本的每一所房子都结实,特别是每一所学校的房子,都结实得连上帝都叹服。而中国又有几所房子是科学设计、严格施工、料真价实的呢?过去的灾难已经告诉了我们真相,以后的灾难还会继续告诉我们真相。
  北京和东京的楼房看上去都那样漂亮,但上帝心里明白,它们到底相差多少年。大到房子,小到自动售货机,都体现出日本人的深谋远虑,更体现了他们的国民精神。所有的街边自动售货机,竟然都设计了应急程序,地震发生后马上启用免费程序,售货机里的商品免费向民众提供。
  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为什么会劳神费力地多加一道程序?为什么会不计成本免费发放?为什么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决定由政府买单,所有便利店里免费向民众提供物品,所有的公用电话免费向民众开放?为什么民众能各取所需,而不贪占便宜?为什么在生死面前还能从容地排队,遵守交通秩序?
  也许,我们不知道日本的政府、企业、国民,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企业、国民什么时候会这样想,什么时候会这样做。离这样的时间还有多远,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差距。鸡的屁(GDP)超过日本只对政府有意义,对被数学楼埋葬的孩子有什么意义?对中国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日本人的认真,但我们却学不来这样的认真。一个把宪法当儿戏的国家,一个往婴儿奶粉里添毒粉的国家,一个把教育当做谋利工具,不管孩子未来,不顾国家前途,一味科举应试的国家,你敢认真吗?你能认真吗?会计能不做假帐吗?教师能按教育部的法规政策去教学吗?每一个认真的年轻的心,最后都被修理成了老油条。
  为什么不认真在日本就不能生存,而认了真在中国就不能生存?因为认真还有其它的美德都必须在一个正义的社会框架下才能生存和发扬。就像鱼只有在水里才能生存一样,这个正义的框架就是现代国家的价值和制度。
  显然,日本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而中国还不是,这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差距。日本是一个敢冒险的国家,有人说中日必有一战,战争若真的不幸爆发的话,中国怎么对付这个认真的邻居呢,用愤青们的嘴吗?当然,战争多半打不起来,那么,如果死在豆腐渣教学楼岂不是更憋屈?
  不管是大自然的考验,还是邻居的考验,中国总要自己争气才行,总要从古代历史中走出来吧,总要赶快跨进现代国家的圈子里来吧。日本的大地震,希望能震到中国人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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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

  辛亥没有失败,宪政还在路上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全球的中华儿女都在反思百年中国革命与宪政的坎坷历程与成败得失、评判有关人物的是非功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代人依据当代人的“问题意识”、当代人的视野和当代人的思想高度去“叙旧”。反思过去当然是为了今天与未来。“立宪”百年而仍然没有宪政,中华儿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惭愧,有充分的理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中华民族在这样的年头反思辛亥革命,首先必须抛弃错误的历史观,以免误读历史或矫枉过正。矫枉过正可以来自右的方向,彻底否定革命,而忽略某些革命乃是因为死硬的统治者坚决拒绝改良而迫使革命派不得已而为之。矫枉过正更可怕的是来自左的方向,沿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败者寇”的流氓史观,鼓吹“彻底革命”。列宁等人错误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搞出毒害全人类的党国专制;毛等人错误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搞“彻底”的“革命”,差一点断掉了中华文明的血脉。



辛亥革命:妥协与和解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妥协内在于民主。民主政治是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授权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是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妥协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赢家通食。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成果,是一个世纪前足以左右中国前途的四种政治势力以天下苍生为念、根据民主精神达成的一种壮丽妥协:革命派、立宪派、清王朝汉族实权派、满清王室。

革命派见好就收、功德圆满。满清民族征服所播下的仇恨种子。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扬州十日”(四月)、“嘉定三屠”(七月),血迹斑斑。辛亥革命前关于“驱除鞑虏”、“剪灭鞑虏”的反满宣传,大有将满族斩尽杀绝、斩草除根的势头。

但是,辛亥革命进行得非常文明理性。辛亥革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统计,但总的说来死人很少。武昌起义头两天内夺取武汉三镇,死亡官兵不足千人(包括被部分革命军借机杀戮的800多名旗人)。之后的武汉保卫战及夺回武汉三镇的战斗,死亡人数也不过千人左右。至于其他响应湖北倡议而宣布独立的各省,死亡人数更少,财产损失也不多。袁世凯的北洋军自从1911年11月27日下旬攻占汉阳之后,便基本上停止了对南方各省的进攻,战争打得比较文明,减少了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辛亥革命的初期包括武昌城内的确发生过杀戮革命对象的行为,但很快便被制止,滥杀无辜的情况没有扩大化。辛亥革命中,八旗兵驻防的南京、镇江、杭州、乍浦、福州、广州、荆州、成都、西安、伊犁都先后落入革命军手中。其中有一些驻防点由于八旗兵放弃抵抗,而被革命军兵不血刃拿下的,也有一些驻防点的八旗兵由于反抗而被革命军镇压。但大规模的“排满“没有发生,想一下几百年的“反清复明”积攒下来的仇恨,这实在堪称奇迹。陕西的排满最厉害,据传西安的旗人由于反抗而被杀二万,但实际被杀的人数要少得多。三十几年后中国的另一场革命,“消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万”,还镇压了数以百万计的被定为“恶霸地主”、“反革命“之类的平民,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派(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华兴会、光复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与时俱进、华丽转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迅速完成了从“革命党”到议会政党(执政党)的转变。

辛亥革命确实很“不彻底”,没有被“阶级仇、民族恨”所支配。没有犁庭扫穴、没有斩草除根、没有“革命恐怖”、没有“镇压反革命”、没有“专政”、没有报仇雪恨。

“阶级斗争史学”的荒谬性: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天底下不会有以“节制资本”为目标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全中国也没有几个资本家,何来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是“国民革命”,而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个集团的革命。同“戊戌变法”一样,辛亥革命是“秀才造反”,领导者是“中等阶级”即“新型知识分子群”。辛亥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再是“成者王、败者寇”,也是中国几千年循环往复改朝换代的结束,辛亥革命是文明而理性的变更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以使中国赶上世界潮流、以使中国能够有效地抵制外来侵略。

立宪派折冲樽俎、化险为夷。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大大出乎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意料,此前革命党人运动会党在帝国边缘两广云南搞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应者廖廖。而武昌起义后两个月内即有十多个省响应宣布独立,颠覆了清王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立宪派人士的响应参与。当时立宪派士绅的领袖,如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等,在说动一些都督、巡抚宣布独立、说动袁世凯反正等方面,功勋卓著。立宪派是在清末改革中形成的政治派别,他们努力引进西方代议制来取代过时的专制制度,整合改革中社会出现的不同利益。

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主张共和民主,目标都在于宪政,只不过是革命派更为激进些。手段分歧主要在于要不要暴力“排满”。在这一点上立宪派的思想要比革命派深刻、完美得多。革命队伍中流行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欲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立宪派所提倡的却是理性的现代民族主义,将满、蒙、藏、回等少数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之内。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迅速转变立场,接受了立宪派的主张,共同构建“五族共和”(实际上是中国版图内所有民族共和,当时还没有“58朵民族58朵花”的肉麻说法)。

立宪派从制度变革和思想教育双管齐下,扎扎实实地既开官智,也开民智。立宪派在1910年掀起了3次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性大规模和平请愿、切实推进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等改革事业。国会请愿运动是要朝廷改变制度和转变思想;发展地方自治和国民教育,是培植和训练民众行使政权的能力。当时的进步力量已使宪政思想深入部分人心,因而辛亥革命可以水到渠成,传檄而定、咸与维新。

满清王室审时度势、理智退让。王室内部的理性力量也已出现和成长起来。满清王朝在1898年有过脱胎换骨、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断送在顽固派残杀“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清政府后来悔之莫及。清朝灭亡前的10年的“新政”,先前被说成是“欺骗”。其实,经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劫难后,清廷上下形成了改革共识,连慈禧太后和最顽固的皇亲国戚也主张改革。清末10年改革成效很大,是中国现代化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的现代文官制度、警政制度、军队建制等均于此时起步。在科教文化方面,废科举、兴新学,建立现代教育体制。法制的现代化改革更不用说,不仅引进了刑律、民律,为发展经济还议定公司律、破产律,直到钦定宪法,预备立宪,准备开国会,筹办地方自治。经济上也在与世界接轨,创办大清银行、修建主要铁路干线、改革币制、税制。为清王朝挖坟墓的是清朝顽固派。宪政改革无疑是要让请王室出让实权,但清朝顽固派却死抱权力不放、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们组织“皇族内阁”(1911年5月裁军机处,改设内阁,庆亲王奕?任总理大臣,十三名阁员中王族占七人),伤透了汉族大员的心,也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

在清末新政中,摄政王载澧,主管政法大权的肃亲王、民政部尚书善耆等,是政治上相当厚道开明的人物。他们对“有异心”的汉族官僚魁首袁世凯优容有加而不置之于死地;特别是对那位高歌“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1910年2月下旬进京埋炸弹行刺摄政王载澧(皇帝他爹)的叛党汪精卫等,居然也没判死刑,甚至不搞刑讯逼供株连同党,在南北议和期间就赦罪释放了(难怪1925年孙中山病死前一个月,在北京带着汪精卫等往醇王府拜见载澧。当今的诸位要学习学习啊)。南北和议之初的1911年10月27日清廷发布了“罪己诏”,30日宣布开放党禁,并随即大赦政治犯以促进政治和解。清室看到大势已去,便明智地急流勇退,没有搞几个“坚持”,也没说“绝不”,体面地退位,这才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

满清军事实力派顺天应人、皆大欢喜。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兴”,仰赖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官僚。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开始编练新军。新军领导权也因为“八旗子弟”的无能而落入袁世凯等汉人手中。因为感觉到大权旁落,满族贵族集团曾一度以“回乡养疴”的名义解除了袁世凯的军权,但袁世凯在新军中所培植的,非满族贵族集团所能左右。武昌战事一起 ,袁世凯就指使其党羽挟迫清廷恢复其军权,并委任其为总理大臣。这样,清朝军政大权终于落在汉族官僚集团手中。

两军对垒,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袁世凯没有穷兵黩武,而是开启和解的智慧。10月20日,遭贬黜蛰伏多年的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时,开出的条件即是:开国会、解党禁、赦免革命党人。袁世凯出山后对南方革命军使用的武力有限,主要是显示他的实力。他当时在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前提下,主动提出并主导了南北和谈。南北和谈是实力派与革命派对谈,但居中谋划调停的是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原张之洞幕僚)。赵凤昌隐居的上海私宅“惜阴堂”,成为南北和议谈判之地和各派谋划成立民国政府的据点。孙中山刚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去 “惜阴堂” 拜会赵凤昌。清王室的退位诏书竟由张謇起草,和议各方在“惜阴堂”讨论定稿,由袁世凯转交隆裕太后签发。

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的文告称:“将统治权公诸于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接受临时大总统时通电赞同“共和为最良国体”,立誓“永不使君子政体再行于中国”,深得人望。



军阀混战:政治领袖们定力不足



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在中国成功实现宪政民主制度,当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全球没几个民主国家),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匹配。辛亥革命为理想信念而战,武昌首义诸贤都没有争权夺利。他们没有在打下“江山”之后坐上“江山”。最初起事的熊秉坤,没有贪功,在革命已经发动并占有主动权的情况下,将指挥权交给了当时并非革命党的吴兆麟。而吴兆麟也没有占山为王,又将指挥权给了清军军官黎元洪。之后,他们又请出了立宪派人士和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组成了军政府。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1911年12月29日起义十七省“都督代表会议”就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十六票对一票)。一百年前在面对最高权力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学会选举,这还不是令人惊叹的君子行为?起义十七省的都督多半不是革命党人,他们并不看好孙中山这位江湖郎中(外号“孙大炮“)的实力和能力,但看重孙中山的声望和三民主义思想。

按照辛亥革命本身所确定的基本目标,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是用比预期代价小得多的代价取得了胜利,功在千秋。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官修史书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几千年的专制帝国以相比英、法、美都小得多的代价(例如英国革命死伤人数、美国独立战争死伤人数、特别是法国革命死伤人数)被推翻,而且还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之前下(以及有些人所说的糟糕的传统文化之下),难道还是失败?那何为成功?成功与失败的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党国史学首要标准是革命政党是否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并“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不仍然是“打江山、坐江山”的把戏?同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区别何在?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宪政民主理念的胜利。武昌首义之后,湖北军政府立即颁布《鄂州约法》:人民一律平等,享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都督公选,对议会负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辛亥革命的成果,最主要的就是两项:

1.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从此结束。

2.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层面:主权在民(人民主权)观念、保护人权(人权平等)观念。体现在制度层面: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选举、地方自治。

辛亥革命的成功并非某一阶级或集团的胜利,而是国内各派势力博弈合力的成果。其不同于以前的改朝换代就在于有一套以宪法、国会、政党为核心的共和民主制度取代了旧的世袭王朝,以现代民主取代传统专制。

遗憾的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后来被蹂躏、抛弃了。首先蹂躏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成果的是旧官僚和无聊文人,后来抛弃宪政民主成果的是革命者本身。

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就发生了总统与国会之争。如何厘定各自的权力范围,这是民主政治范围之内的正常纷争。首先失去定力的是孙中山革命派。民国初年民主政治建立之后,孙中山对议会政治并不热心,国民党党务实际由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国民党得到国会多数席位,行将组成政党内阁。极负人望的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几成定局。1913年3月20日,31岁的宋教仁惨遭暗杀(22日因枪伤过重而亡),袁世凯当然值得怀疑。不过,暗杀是孙中山革命党的惯用手段,袁世凯以往从未行暗杀之道。革命派有理由怀疑袁世凯,但民国注重的是法治,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定案。连古代的韩世忠都知道“莫须有何以治天下”。宋教仁被暗杀之后,国会安然无恙,以国民党与共和党(后改进步党)两党对峙为主的两党政治安然无恙,宪法起草工作也在密锣紧鼓的正常行进之中(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0日在国会三读通过)。正确的因应之道是法律解决,在现有政治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按照民主和法治的轨道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多数国民党人的主张。理当尊重民主程序、尊重司法独立办案、由国会组成特别委员会作出全面调查,查个水落石出,并对袁世凯严加问责。孙中山则力主“武力讨袁”,经过艰难预备,1913年7月12日由原江西都督李烈均出任“七省讨袁联军总司令”,仓促起兵进行“二次革命”,引起国民党内部大分裂,显然是滥用“革命”、迷信暴力。议会大党以武力革总统的命,章法大乱,目标与手段都缺乏法理依据。从策略上说,国民党的武力与财力比袁世凯要薄弱得多,根本就不是对手,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完全是下策。“讨袁”战事毫无建树,头尾不足两个月,“独立”各省均先后失败。实际上,袁世凯当时所领导的共和政府,在国际上得到全面支持,在国内也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孙中山革命派这时已完全不同于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派,只是势单力孤的一群军事冒险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创造民国,创造议会政治下的和平博弈,成功改写了政治游戏规则;“二次革命”又回过头去武力争权,使民国政治搅成一团乱麻,实在是自毁江山。

孙中山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脱离民主法制轨道,搞独裁专制,根本不承认宪法、国会的权威。1914年7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要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无条件服从他个人,使得黄兴等人也只好离他而去。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还要牺牲“生命自由权利”,实在是强人所难。

袁大总统对民主制度不习惯,他不能制定他所需要的法律,不能任命他所信任的国务员,处处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政党内阁的制约。民主政治下的争争吵吵,本很正常。即便当今发展了几百年的民主国家,政府与议会不还是争吵不休?可悲的是,一些政客文人在民主政治遇到困难时就主张向专制政治倒退。袁世凯受自己及身边几位奸佞之徒所制造的“民意”所迷惑,竟然妄图恢复帝制。在这场骗局和闹剧中,有几个奸佞起的作用特别坏。一个是袁世凯的洋顾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古德诺(Frank Goodnow)。他是西方知识界那类表面对中国友好而骨子里贱视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带着恶毒的种族主义偏见,认为中国人不配享受宪政民主、没有能力实行宪政民主,最适合中国的是帝制。这种人当时不少,现在在西方也没有绝迹,而且他们还常常成为北京的坐上贵宾。一个是浪得虚名的无聊文人杨度,受袁世凯重用、聘为总统顾问之后便飘飘然不可一世,厚颜无耻地“劝进”袁世凯当皇帝。再一位是等着做“太子”接班的袁克定,居然办一份专给袁世凯一个人读的报纸来欺骗老爹。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1915年12月12日发表文告,宣布接受袁记参议会“一致通过”送给他的地位。但是,他此举立刻招致世人反对,众叛亲离,“天下共击之”。“护国运动”与辛亥革命一样,又是反对帝制力量的一次大联合,又是一次传檄而定,在始于西南的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中大功告成。袁世凯只好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随即在悲愤交加中大病不起,于 1916年6月5日毙命。一念之差,毁了一世功名、误了卿卿性命。袁世凯归天之前,召集心腹开会,同意反袁各方的要求,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各省独立也随之取消,中华民国又复旧观。

“洪宪帝制”还没开场即告覆灭,再次表明辛亥革命推翻不只是满人的“异族政权”,而是君主制度。满人的君主要推翻,汉人的君主同样也要推翻,君主制度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即便是袁世凯的那班心腹部属,包括段祺瑞、徐世昌、徐树铮、冯国璋、陆荣廷、龙济光等,也大都坚持政治与道德底线。他们可以跟着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可以跟着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但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护国运动”胜利之后,共和制度得以成功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诸如约法、国会、内阁、政党政治等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中华民族又回复到了宪政民主的大道上,直到党国体制这一全新的专制制度颠覆了宪政。

议会是西方富强之本,必须立即将中国变为法治与民主的国家,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达成的共识。当掌权遇到挫折的时候,由“革命党”和“革命领袖”带头破坏这种共识,使专制势力借尸还魂而复辟于中华大地,教训至为深刻。



孙中山:以俄为师,误入歧途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冲击下中国经历了“千古奇变”,遇到“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政体已运转不灵,必须改弦易辙,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价值层面实行全面学西方、全面变革。革命派和改良派都要求跟上世界潮流,向西方学习谋求现代化,建立宪政,这是大方向。不同政见不同利益集团应在国际通行的(宪法、国会、政党)民主机制下和平竞争。

孙中山是一位缺乏实力的革命家,因而靠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来开道,“革命”征途中的种种举措,可议之处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大都情有可原。包括他试图以割让满州为诱饵骗取日本对他的革命事业的支持,也并非不可开脱。当时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孙中山孑然无助。日本多种政治势力刻意插手中国政治,但漫天要价,谁出价高就支持?。他们要支持孙中山,当然需要孙中山要以袁世凯出的价来压孙中山。孙中山为从满清政府及袁世凯手中夺得日本人的支持,不惜以出让民族利益为诺,确实不高尚、不地道,但也是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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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春会去

  风变得温柔起来,柳树偷偷地睁开新奇的眼睛,看风筝在天上快乐地飞,春天来了,我却不再欣喜雀跃。看惯了春来春去,我明白,神马都是浮云。

一开学,老师们就互相急切地打听抽考的成绩,这道紧箍咒已经把老师们的胆子吓破了。于是总结过去,重新开张,一切照旧,资料、习题、作业------

女儿的作业每天都要写到很晚,资料要做,还要抄课本,语文要抄,历史也要抄。我不明白,课本是用来抄的么?星期天,儿子的舅家小表哥来我家,进了屋子,就那么木然地站着,一点表情也没有。老婆说:“这孩子原来不是很活泼吗,现在怎么这样了?”他妈妈很自豪地说:“这孩子学习可下劲了!”我说:“这就是原因啊,他现在才七年级,到九年级,到高中毕业,一个崭新的书呆子就诞生了!”

新年刚过,胡锦涛就发表了关于教育改革的讲话,教育部也对教育改革做了部署,但也就是放个屁罢了。教育局还会抽考,中心校还会抽考,老师们还会把素质,把课堂标准扔到一边,把孩子们摁到题海里去。

学习,这本来是一个多么圣洁的名子啊,现在却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学习是什么,教育是什么,学校又是为谁而办,这些简单的问题早已被揉成了一团乱麻。

大家都追赶自己的利益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职责和良知被扔到草丛里去了。教师的职责是什么,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教学任务,帮孩子们健康、快乐、自由地成长。教育官员的职责是什么,是落实国家政策,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展开。但教师们不管这些,执意要占学生们的休息时间,执意要增加学生们的负担。教育官员们也不管这些,执意要给学生们排排队,执意要把教师们分个好坏。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执意要做,为什么呢?

大家都笑称目前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基层的胆子是怎么炼出来的,怎么就把违规违章当做家常便饭了呢?也许中央本来就是当笑话来说的吧,也许中央和基层是在演双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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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文明说服世界

  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两条线,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生活条件的提高,暗线是人与人关系的改善。
  生活条件的提高是看得见的,所以称为明线,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文明进程一目了然。人与人的关系就埋得深了,要深入进去才能看清楚。古老的人际关系就是森林法则,就是屠杀,就是暴力掠夺。现代文明的人际关系则是平等、自由、宽容、互惠。
  这两方面的文明是交织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缭绕相互促进。比如资本主义革命,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么这种物质的文明怎么会有如此迅速进步呢,当然就要和文艺复兴联系起来,就要和人性的解放联系起来,就要和农奴制度、奴隶制度的解体联系起来。人性自由了,人身自由了,要才会焕发出更大的创造力,物质文明当然会有巨大的进步了。
  虽然这两种文明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它们受到的待遇却是大不一样的。没有人反对物质文明,汽车啊,飞机啊,大楼啊,哪个政府都想要,但是许多政府却对文明的人类关系并不感冒,因为他们习惯了屠杀和暴力掠夺。
  屠杀和掠夺的习惯太久远了,以至于它成了许多人的潜意识,它是人类史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际哲学。从原始社会、农奴社会到奴隶社会,屠杀和掠夺都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人可以做强盗,一伙人可以做山大王,拉的山头多了就成国王了。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允许辩解,也不允许反抗,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都必须听话,都必须交钱,否则就死了死了地。
  掠夺物质财物是最终的目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先控制人身的自由。不让乱说话,更不让到大街上诉苦赚同情,总之,只要让手里的人默不作声,问题就好办了。
  屠杀掠夺的社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子——专制,政府都不喜欢专制这个名子,但许多政府却喜欢做专制的事情。那个平等、自由、宽容、互惠的社会也有一个共同的名子——民主,政府都喜欢民主这个名子,但许多政府却并不打算做民主的事。
  当生活条件有了相应的改善之后,人们必然会追求人身与精神的自由,必然追求民主。而民主的生活,又会激发出人们更强的创造力去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所以我们看到文艺复兴的国家率先发展了资本主义,率先进入民主社会的国家也率先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压制人性的国家总是贫困交加,专制国家没有一个成为发达国爱。因为这些专制的国家把人们大多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压制和掠夺上去了,内耗太大,进步当然就慢了。为类漫长的专制历史与短暂的民主历史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历史在前进,文明也在前进,不管是明线还是暗线,谁都阻挡不了,谁还在挣扎,谁还在螳臂挡车,老兄,醒醒吧,请用文明说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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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学生有免费午餐,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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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世界新闻节目中,播发了来自印度很短的报道:印度为1.2亿在校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经在网上搜查,果然有一篇来自中国某媒体驻印度记者王超的详细报道,现摘录如下。  
    印度是从2001年开始向全国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们提供一顿免费午餐的。在此之前,印度政府是向家长们免费发放学生所需的口粮,学生们自行回家吃午餐。但是一些慈善团体发现,许多家庭把政府免费发放的粮食都卖掉了或者挪做他用,学生们还是饿着肚子。班加罗尔的一个印度教团体在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很快接管了政府免费发放的口粮,做成午饭供应给当地学校。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当地其他学校的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了10万封关于加入这个计划的请求。这种操作模式很快就扩大到了其他地区,到2001年的时候,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下达命令,要求政府必须为全国范围内1.2亿的在校学生每天中午都提供一顿热的饭食。
    
    目前这项计划的执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印度媒体夸奖说,“免费午餐”计划是近年来印度最高法院颁发的所有命令中,印度各级政府执行得最坚决,范围最广,效果最好的命令。全国1.2亿学生都从中获利。
    
    目前,免费午餐主要还是由政府在支持,政府会提供所需的粮食和一定的现金补贴,实行专款专物专用,有一套自上而下的工作体系,保证学生们的午餐能够定点定时定量供应。
    
    目前提供的免费午餐的内容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但主要都是传统的印式食品,有小面饼、米饭、咖喱蔬菜、牛奶等等,基本能够满足孩子们一天的营养所需。对于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免费午餐甚至是他们一天当中唯一的一餐饭,就靠这一顿饭填饱肚子了。
    
    至于免费午餐的制作,目前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之前提到的班加罗尔的慈善团体发明的,他们称之为“中央厨房”,是一个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体系。举例来说,在班加罗尔一家这样的标准的“中央厨房”每天可以生产出超过10万份午饭。厨房从每天凌晨2:00就开始工作,上午九点的时候午饭就已经全部做好了,然后被装上卡车运往附近的1500个学校。多数工作都由机器完成,只需要65个工人。在这个慈善团体的主持之下,目前已经有超过120万学生可以吃到由“中央厨房”生产出的午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食材统一采购并烹制,可以有效的避免浪费并提高效率,同时还可以保证食品的安全情况,尽量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营养。而在全国范围内,没有被“中央厨房”模式覆盖的学校,也都会自己设立一个小厨房,为学生们烹制午餐。
    
    免费的午餐最大的意义自然是给印度的年青一代学生在成长的时候提供足够的营养,而更现实一点来看,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近年来在饥饿问题上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免费午餐计划最起码可以让穷人家的孩子们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不至于一天到晚都饿着肚子。
    
    同时,由于免费午餐的吸引力,家长们也更加愿意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去上学,而不是留在家里帮大人干活。根据AC尼尔森公司的评估报告,免费午餐计划使得印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上升了15.3%,学生们的出勤率也因此增加了10%。
    
    应该说,透过“免费午餐”计划,可以看到印度政府对于教育领域的重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印度政府对于教育领域的投入也是与日俱增。根据此前印度媒体的报道,印度政府对于教育领域的投入目前已经占到了GDP总额的约7.1%左右,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上游水平。
  
  看完以上报道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中国也有上亿的学生,但是他们没有得到由官方提供的免费午餐,哪怕是自己掏钱、有卫生保障的午餐也享受不到。我所在的省会城市,多年来中小学校生的家长就为孩子吃不到放心的午餐而呼吁,但就是一直解决不了。
  
  去年,当我了解到日本早在50多年前就实行了午餐统一配给制度后,我在网上就写了题目为《日本行,中国为什么不行?》的文章,呼吁中国也要向人家学习。今天,我又知道了印度早在10年前便对1.2亿学生实行了统一供餐,而且是免费午餐,比日本的力度更大一些。我想,印度也是发展中国家,财力的状况可能还不如中国,但是人家却能够在教育的投入上比我们多一倍左右(我们的教育投入一直不到GDP的4%),在事关儿童营养和健康方面能够实行免费午餐,这不能不说人家是抓到了关键和未来,这也彰显了一个国家的远见卓识。我们总是口口声声地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是我们做的怎样?人家没有我们的口号,也没有信誓旦旦的承诺,但却实实在在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近年来,有关印度能否超越中国的讨论不时地出现在媒体上,但我观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作为中国人,我也不希望将来印度超越我们。
  
  孙子有句中国人都会说的名言:“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不就是中国人既不知几,也不知彼所造成的吗?直到今天我不敢说中国人都清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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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习

  要好好学习,是孩子们听到最多的话。但奇怪的是,中国如此重教重学,孩子们如此勤奋努力,现代科技却没有中国人的贡献。汽车、飞机、航天、航海、电子、生物、能源、教育、医药,全都发端于西方,中国300年来一直是个跌跌撞撞的小学生。
  
  好好学习没有强国,好好学习也没能富民。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真的少得可怜,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没有几个人成功于学习。倒是有许多学业有成的年轻人成了终日忙碌、蜗居在城市角落里的蚁族。我们不禁要问,学习真的没用吗?还是我们把学习的定义弄错了?
  
  我的回答是:的确,我们把学习的定义弄错了。
  
  传统的教育是灌输知识。而大多数的知识只是点缀,根本没有实用的价值。灌输知识的教育本来就落伍了,中国今天的教育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变本加厉地倒退,连知识也不重视了,又把主要的精力弄到做习题上面去了。这显然已经不是教育了,中国的学校已经失去了教育的功能,基本上变成了少年管教所。
  
  灌输知识为什么不是教育?因为知识是死的,而这个世界却一刻不停地在变化,知识是过去的经验,而经验是在不断地发展当中,知识只是道具,我们其实是要利用知识来培养学生生活的能力,所以学习知识不是目的,有能力做事情才是目的。比如,如何过马路是知识,但马路上的状况每一分钟都不一样,孩子们要学会灵活地运用那些过马路的知识,还要会应付突发状况,这不是死记硬背所能做到的。
  
  那么,什么是学习呢?既然我们把培养生活能力当做学习的目标,而能力又是在具体的做事过程中培养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学习就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培养能力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活实践的活动是学习的根本形式,而与生活实践无关的绝大部分记忆和做练习则不是学习。
  
  那么就要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是实践活动。动物们可以担当人类的优秀教师,它们出生以后就在大自然里游戏锻炼,稍大一些就要参与生存的博杀,所以每一个成年的动物都身怀绝技。人类的生活更丰富,人类的教育也更繁杂。把孩子们简单地推向社会是不负责任的,而把孩子们封闭在学校里闭门造车则是不折不扣的伤害。能密切联系社会而又便于有效组织的教育才是优秀的教育。这就像毛细血管,既能与整个肌体融为一体,又有独立的运行系统。
  
  实施这样的教育会很麻烦,但只有这样的教育才值得我们呕心沥血。那么怎样让教育像毛细血管一样融入到生活中呢?这主要是一个提炼的问题。广义地说,生活就是教育,在生活中,我们不断成长,不断学习。狭义地说,教育就是精选的生活,我们把那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或者有一点改编的生活让学生们去体验,这就是教育。
  
  那么我们如何精选这些生活呢?就生活分类来说,目前国家开设的科目基本是没有问题。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如果有条件选择不同和科目,当然是很理想的事情,但是,这种遥不可及的远景暂不要去想,我们要讨论的是怎么样把这样普通的科目与生活联系起来。把生活与科目联系起来,就要努力找回科目设置原始的理由,比如为什么要设置数学课,数学在生活中有什么用?我们就以这种现实的用途为出发点,打开教育之门。
  
  生活中需要认识数字和数数,就要让学生去数那些实物,并且要让学生亲眼看到一个玻璃球和一百个玻璃球差别,要反复的用各种方式做这样的活动,直到孩子们心中真的明白这些数字真正的含义。还有计算,为什么要计算,生活什么地方会用到计算?也许超市是熟悉的地方,那么就可以以超市买卖东西为情境来教计算,我们来模拟买卖商品的活动,学生在活动会明白为什么要计算,为什么要用加法和乘法,怎么样来计算。我们不要训练他们的计算能力,我们只是要他们明白为什么以及怎么做。还有那么多单位,比如千米,就一定要让学生走一千米的路程,让他们体会一千米的真正含义。一克有多重?要让学生称一克的东西,并反复在手里掂量,并且比较一克重量的不同物质。所有的单位都要尽量让他们亲身体验,并试图让他们的身体成为一个万能的衡量器,学数学不是为了做数学试卷上的习题,而是要学会在生活中运用数学。
  
  语文试卷上的习题只是语文在生活中的边角余料,那并不是语文。语文在生活中是倾听和说话,是读文章和写文章。倾听和说话是语文的重头戏,忽略听与说是对语文的背叛,听与说是读和写的基础,它是基本的能力,它比读和写重要得多。让孩子们知道某些典型的场合要注意些什么,哪些举止 和言语更为得体。当然即使典型场合,总会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话,就该有不同的应答与表现。所以听和说的训练不是像礼仪师那样学一些礼仪和规范,而是随时随地要他们在一次次地交往中,学会自然应对和准确表达。
  
  读和写是听与说的高级形式。读是听的延伸,读让信息的来源扩大了千万倍,又可以把信息精确到某一句话。读的训练绝不止于语文,课外读物才是阅读的广阔天地。读书和讨论也不只是训练阅读,那是思维和智慧上升的过程。
  
  写作是说话的另一种形式。古代由于刻印的困难和纸张的珍贵 ,字句要简之又简。今天就完全不同了,尽管通俗易懂就是了,只当是说话就是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通说和写之间的隔阂,让学生说话一样把自己的意思写下来。我的说写一体教学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有的科目都是由于生活的需要才设置的,教育也要围绕生活才行。生活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手段。教育要生活化,我们要找回教育原始的精神。
  
  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普通的社会成员,至于科学家、艺术家之类的人,并不是培养出来的,只要有自由的资讯,自由的兴趣,自由的思考,那些天资聪明的人就会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天空中闪耀的星辰。
  
  教育脱离了生活。不去培养学生各种具体的生活能力,而让他们去做那些无聊枯燥又变态的种种习题,所以就只能大批量生产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百无一用的“白面书生”。许多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知识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那些怀揣大学文凭的蚁族更难改变他们的命运,除了社会制度的原因,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东西也真的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上学——做习题——考试——考学——升官发财,人们还沉浸在这个迷幻的梦境里不能自拨。但现实是贫民子弟学业有成也进不了国家机关 、垄断国企,这很像是个骗局,这个骗局来自于一个遥远的传说。传说那个叫大学的地方藏有宝贝,人们就舍掉一切兴冲冲地蜂涌而去,十几年风雨跋涉,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赶到大学,但到了地方什么也找不到。也许有人会炫耀自己得到的宝贝,其实那不是学校给的,那是家长捎来的。前面寻宝的人怅然散去,到社会上学习真正谋生的手段去了,后狂热的人群又一拨一拨冲进来。这真是一个伟大的骗局,它可以让许多人一世深信不疑,让全国的人狂热地参与其中。
  
  传说只是传说,功利的教育已经崩溃,科学的教育却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是个大杯具。到生活中去,把生活请回学校里,才会开始真正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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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伟大演讲

  
    我知道,诸位议员你们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而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立法是国会做的。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是什么?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连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而这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
    ——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监察权没了?别急,监察权在这里装着。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这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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