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历史

今日中国从内容到形式与清代及清代以前的中国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在西化道路上走得之远在某些方面连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都自叹莫如;同样毫无疑问,今日的中国明显是从清代中国延续而来,它的13亿人民,不仅在血统,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方面仍与他们商、周时代的祖先保持着许多相同之处。在这方面讲,今日的中国既是个全新的国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新秩序中的独特性,也决定了中国的追求与欧美等纯正工业化国家有所不同。首先,作为一个在工业化轨道上奋进的新兴国家,它希望追赶上欧美,实现富民强国的民族复兴目标;其二,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背景的古老国家,它又需要负起让人类再延续数千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责任。毕竟工业文明从成型至今日不足三百年时间,这段历史在美国人、德国人看来或许已经够长了,但对中国而言,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历史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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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

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近代革命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它不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即兴作品,其发生的根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建国初期。革命的含义是:用暴烈的手段除旧布新。如果无旧可除,或无新可布,革命即会自行停止;如果不用暴烈的手段,则只能算是改良。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革命运动本来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基本完成后,即该自行停止了,在很多革命者眼里,他们闹革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这种观念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集中体现,大会认为,在中国“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阻碍中国富强与现代化的旧事物得到了清算,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革命的车轮没有停下来,也注定难停下来,这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身缺陷有关。由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社会主义的具体图纸描述得非常粗疏模糊,因此中国在建国初期,几乎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但斯大林记的社会主义很不理想,它碰上了令人苦恼的问题:人民群众强烈不满。
   首先起来表述不满情绪的是波兰人,1956年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降低税收,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年,匈牙利10万群众走上首都布达佩斯的街头,要求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下台,结果酿成动乱,致使万余人伤亡。中国的情况同样严重,据统计,仅1956年底至1957年初,全国就发生了数十次工人罢工及三十多次学生罢课事件。这很令最高当局不安,工人为什么对属于自己的社会制度不满?共产党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为什么还针对它发难?中共中央经过认真地观察和思考,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社会上仍然残留着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黑思潮,而党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它们相互呼应,联成一片,推波助澜;二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出了问题。根据第一个结论,中央决定整风反右,办法是:引蛇出洞,即先鼓励知识人物大鸣大放,亮出内心的隐秘,然后据此对那些有危险思想倾向的人,用批评、管制、批斗与强迫劳动的方式进行挽救性改造。根据第二个结论,中央决定走出苏联模式的阴影,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理论上讲,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试验是有灯塔的,但那灯塔指出的道路条条都通向陷阱。毛泽东作为舵手,他的命运注定要转入悲剧,此乃历史安排,他的雄才大略对此毫无正面帮助。
   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急躁情绪。为了让人民群众尽快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消除他们日益增长的失望与不满,会议决定突破原先拟定的保守的“五年计划”,在经济上大胆跃进。同年12月2日, 刘少奇在一次与工会有关的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与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如果把这场倍受非议的跃进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框架内观察,就会发现其发生几乎很难避免。中国开始学习西方时,参照日本为蓝本;后来觉得日本不行,改师英、美;后来又觉得英、美资本主义制度也落后了,要学就学最先进的,所以拜苏联为老大哥;再后来──1957年前后──发现苏联模式也靠不住,于是想超越英美,超越苏联,以自己的方式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与他的同志们潜意识中有种“中华上邦”的情结,这情结洪秀全有过,康有为有过;然而,人类理性构筑出的完美的理想国,在现实的土地上从来都是荒唐的闹剧。
   祸不单行,恰恰在大跃进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之时,中国与自己的亲密盟友苏联闹翻了。毛泽东看不起苏联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指责他对斯大林的盖棺之论属忘恩负义,对他在苏联推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政策不肯苟同;而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发明的人民公社不以为然,他嘲笑毛是个左倾教条主义者,像个老公鸡一样不理智而好斗。1960年7月,恼怒的苏联政府一月之内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废止了所有经济及科学技术援助项目。毛泽东的反应是送给赫鲁晓夫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宣称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式帝国主义国家。
   毛泽东陷入了可怕的迷惘之中──斯大林模式被证明有很多问题,赫鲁晓夫模式是修正主义的,而自己发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又不成功,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他想不出高招,只能暂且放手让刘少奇他们去尝试着做点事情,但他保留了最终的决策权,同时为避免自己在半隐退期间大权完全旁落,他默许人们对他进行个人崇拜。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毛泽东于1962年得出了个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不像列宁描述的那么美好,它只是人类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布满危险的环节。他显然认为,社会主义本无特定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什么模式并不重要,重要得是如何保持党在战争年代曾经有过的旺盛战斗力与纯洁性。在潜意识中,毛泽东或许想绕过令他感到陌生与烦恼的经济建设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渊博的学者,他明知“掩耳盗铃”是什么意思,也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段的准确含义。他很无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公报解释毛的这一新思想动向说:“在无产阶段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不甘心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认为,要保证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大船顺利抵达共产主义的理想国,避免中途被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俘虏,就必须时刻盯着马克思主义的灯塔,不断校正它的航向。这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毛泽东苦恼地发现,社会主义本身不但对他所痛恨的贪污腐败、特权及官僚主义没有多大免疫力,而且还是适合这类丑恶现象滋长的温床。他在1963年发动了四清运动,旨在防止这些丑恶现象的蔓延。他警告党要注意糖衣炮弹:“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厂、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这个运动清理出的问题让毛泽东大吃一惊,有些省给中央的报告说:“领导权不在我们的手里的,不是没有三分之一,而是不止三分之一的问题。”出现了“特权阶层”,社、县、省各级领导机关中,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而且“不是烂了一个指头,而是烂了几个指头、多数指头或者从头烂到尾。”至于农村,“大量农村干部正在和平演变之中。”(14)毛泽东憎恨不已,他称中国又出了官僚主义阶级,指责某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干部是工人阶级的吸血虫。他没有意识到这是制度造成的,而是错误地认为,这是阶级敌人作崇,是残留在文艺界、学术界知识分子们头脑中的腐朽文化思想,跑出来弄脏了红旗,腐化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因此要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必须一方面继续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另一方面,正本清源,刻不容缓地发动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
   1964年,他指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清理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头脑中的魔鬼。这何谈容易,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涉及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触动了党敏感的神经。为避免让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为代表的各级务实官僚,试图把文化革命温和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相信他的这些同志们已经开始蜕变,用他的话说:有些党员不愿前进了,退步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了大官,有了好房子,有了车子,高薪,有服务员,有了自己的特权利益。
  毛泽东执拗地扛他理想主义的大旗,他不愿看到中国在务实主义的引导下与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合流,更不愿看到资产阶级复辟。但他理想主义大旗所指引的目标是模糊的,且布满荆棘,很大一部分党的官员──他所指称的官僚主义阶级,已明确表示不愿再跟他去冒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有被党的官僚们抛弃的可能,他甚至担心他们会搞政变。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在北京上层遭遇到了孤立,他只能到下层,到地方上寻求支持。但毛泽东凭借威望与智谋,很快掌握了主动权,他拥有宣传舆论上的优势,且成功地获得了军方的效忠。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务实的,它是条双赢的路线,既能让民众获得好处,又能让官僚特权贵族们心满意足,安享坐江山的快乐。另一条路线是理想主义的,这派人物不能容忍任何腐朽的东西玷污革命的旗帜,他们试图探索出一条能够保证社会公正、健康的发展道路;从长远看,它注定了是条双输的路线。
   1966年5月,毛泽东撤销了持消极态度的原文革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新文革领导小组。他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份重要通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通知中,他定下了继续革命的基调“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刚启动时,来自刘少奇集团方面的阻力仍然很大。为了免使该运动胎死腹中,毛泽东不得不亲自上阵,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在随后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屈服了,根据毛的提名,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七人扩大到十一人,在名次排列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了第七位,他空出的位置由林彪填充。实际上,刘少奇作为文革运动的障碍物,已被踢翻──虽名义上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地位;下一步,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他将被无情斗争。
   这是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场革命,它看似是无政府主义的内乱,但一切尽在毛泽东的掌握中。它看似荒唐,例如让中共高级干部与教授学者们去接受贫苦农民的再教育,但这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不信任社会高层结构,不愿看到一个脱离群众的骄傲的精英集团存在。它看似是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恶果,可毛的意图恰恰是想建立一套他理想中的民主制度,他甚至尝试着引进英、美式的民主制,使之与无产阶级专政相结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不伦不类的,由军官、革命骨干与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当有人把文革发生的根源归于传统的所谓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时,对儒家传统抱有美好情感的张祥平教授大怒,反驳说:“有哪个‘封建主义’提倡‘造反有理’?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鼓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大民主?又有哪一个‘封建主义’是以 ‘阶级斗争为纲’?”(15)它看似是要毁坏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共,但毛泽东的意图恰恰相反,他一心一意要拯救中共。在毛的观念中,共产党组织是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有共同理想共同见解的政治团体,而不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特权团体,共产党如果沦为一个特权利益集团,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就成了假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强驽之未,它为革命而革命,到后期,连毛泽东也看清了自己所指引的方向是奔向海市蜃楼。这次运动比上一次的大跃进运动更让毛尴尬,也更令他迷惘。毛泽东做事历来脉胳清晰,干净利索,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表现却非常反常,怪异且杂乱无章。他依重林彪,选他为法定接班人,却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意抛弃了他。在1973年8月份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允许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一批左派激进人物进入政治局,以增大他们的权力;却同时重新起用党内的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任命他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授意他与病中的周恩来合作组阁,更有甚者,他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授予给邓。他在明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之际,不肯在张春桥等人与邓小平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却起用一个政治根基薄弱、政治经验缺乏的平庸的谦谦君子接班。
   不过,今天从长远处观察,还是能从中理出个头绪,那些看似杂乱的行为毕竟是精明的毛泽东的行为,其中隐含着经过深思熟虑的布局──他既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又要对国家的前途负责。
   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随之终结,且很快成为全国上下一致口诛笔伐的靶子。官方的调子为:文革是一场动乱,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得最严重的错误。这场革命得罪了社会上最有权势的两个群体,一是掌握着党政权力的各级官僚,二是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知识人物。
   现代的某些学者,喜欢把文革与毛泽东个人的性格联系起来,或者热衷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解释文革前后的政治事件,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有着把中国革命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这个悲剧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文革发生具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诚然,没有毛泽东的存在,文革可能不会发生,但文革不发生,未必证明中国那时就一定会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苏联没有文革,越南、北朝鲜也没有文革,可它们的处境不比有文革的中国好到哪里去。假如认定只要防止文革式的政治事件重演,中华民族就不会再有灾祸,那肯定大错特错。那毕竟是一场文雅的革命,粗野的暴力不是它的特色,它整肃的主要是人的思想与灵魂,至少不像斯大林在苏联的清洗那样残忍。如果没有好的法子阻止官员腐败与特权等丑恶现象蔓延,不能有效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一旦发生血腥的武化革命,后果可能会比文化革命惨烈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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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讨]西方国家富强的奥妙

二、以英国为例分析说明西欧的富有 西欧是个暴发户。在十五世纪以前,西欧一直默默无闻,在历史舞台上扮演小角色。但十五世纪之后,西欧的力量急剧膨胀,一度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地区。那么西欧的财富怎么来的呢?西欧地域狭小,虽气候、土地优良,海洋资源丰富,但这些条件维持其温饱尚可,而与其“巨富”的身份相比,并不相称.显然西欧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欧洲之外,下面举英国为例进行分析。 英国的财富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战争掠夺,其形式有三种。一、通过战争向战败国索取赔款。英国政府甚至将战争视为一种利润丰厚的经营交易活动,鼓励人民投资支持战争,战胜后分红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一次就得到中国的战争赔款二千七百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这仅仅是英国对外无数次战争索赔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与之相反,中国清政府在其末年,对外战争赔款竟累计高达十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几乎等于清政府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全部财政支出,其国家财富损失之重令人触目惊心。 二、通过战争抢劫。1757年英军入侵印度孟加拉之后,短短数十年,就从印度劫取了十亿英镑的财富,相当于给当时的英国人——不分老幼——每个人的口袋里塞了七十英镑。当时英格兰银行,1750年在全国仅十二家分行,后来,随着大量黄金白银从印度滚滚而来,它的分支行一下遍及了英伦三岛。 三、掠夺性贸易。这种贸易毫无平等可言,是用刺刀强迫败伏在脚下的“殖民地”把他们的财富以最低的价格售出。 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难以分清英国的财富是来源于对外战争,还是来源于对外贸易?因为英国人总是巧妙地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运用,往往是商品跟随着炮弹前进;往往是用右手掠夺,用左手贸易。 依靠战争劫掠及野蛮的对外贸易,英国到十九世纪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带来了不幸,战争不单大大消耗了它的财富,而且还使它失去了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英国从此走向没落。 英国在今天为什么还被称为富裕发达的国家呢?这是因为:(1)英国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并没有完全让战争消耗贻尽;(2)早期的辉煌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完善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及成熟的工商思想、先进的技术,从而使之在相对比较公平的全球商业竞争中拥有优势,能继续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境外财富。 英国几乎就是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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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富强的奥妙

——论国家财富的来源 社会财富都是从自然界中而来,准确地说:主要来源于大地与海洋,人类从天空取得的财富微不足道(阳光与空气比较特殊,姑且不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里所讨论的财富专指物质财富,与人们所谈论的文化财富、精神财富等无缘。 但是对一个疆域基本固定的国家,它的财富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一是通过战争从境外的同类手中掠夺,二是通过对外贸易从境外同类手中巧取。尽管喜欢掩耳盗铃的伪善经济学家们不愿正视这一事实,可是谁也不能否认,这两个来源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历史上无数经验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疆域中资源多么丰富,人民多么勤劳,祖先留下的财富多么令人叹慕,如果成了被战争掠夺或被贸易巧取的对象,那么它永远不可能富强。相反,即使一个国家资源匮乏,只要能够通过对外战争或贸易的手段得到财富,那么这个国家照样富足。 一、 美国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强国? 美国不是人均收入最多的国家,但却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最富强意味着这个国家拥有的财富盖世无双。人均收入多与国家富强不是一码事,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资本家,如果他心血来潮购下太平洋中的某个孤岛,并宣布自己是小岛上的总统;那么他的国家可能是世上人均收入最多的国家,但这样的国家与富强根本不沾边。 美国的富强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财富的来源却没有超出我上述的三个方面,事实上也不可超出。 第一方面,来自美国本土广阔肥沃的土地及富饶的海洋。美国拥有耕地面积28.49亿亩,仅次于原苏联,但土质及气候条件远远好于原苏联。美国人均占有土地量约为14亩,是个巨大的粮食输出国。据统计,如果每年美国生产的粮食不用来出口,而是用于本国居民消费,足以维持三年。所以美国即便不发展工业,仅粮食生产一项就足以解决温饱,并能以余粮出口,获得足够的其他消费品。美国林地面积36.22亿亩,仅居原苏联、巴西、加拿大之后;美国的草地面积36.22亿亩,仅次于澳大利亚、原苏联、中国。美国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人均占有量居世界前列;另外,美国拥有漫长而辽阔的海域,是个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美国即使采取孤立主义政策,闭关锁国发展经济,也足以跻身世界强林之列。 第二方面,来自战争。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受战争破坏最小,而发战争财最多的国家。从十九世纪美国就开始积极参入瓜分世界的战争,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但真正使美国人大发横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一个不重要的二流强国,一跃成为一流强国。一战期间,美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各个工厂都开足马力以满足来自协约国的订货单,结果使美国银行家的保险柜装满了英、法的黄金与钞票。有两个数字可以说明美国的战争渔利,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40亿美元(约是当时美国国债的3倍);而到1919年时,欧洲开始欠美国的债,到1930年欠债数字已高达88亿美元,美国的工业产量竟然占到了当时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幸运之神再一次光临美国,美国的国力急剧膨胀,又一跃成了世界超级强国,其中奥妙不言而喻。 第三个方面,来自商业贸易。美国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商品输出国之一,而且它出口商品利润回报率较高。为了通过对外贸易赚取利润,美国人有时不择手段,甚至武力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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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争]儒家的历史使命(征文)

  在春秋战国各辉煌的思想学术流派中,以儒、道、墨、法四家声势最大,阴阳、名等各家次之。
   最早走上历史前台的是法家。法家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它主讲政治组织建设、领导策略及管理方法,强调制度对社会秩序的作用。秦国能横扫六合,得法家的助力最大。秦始皇的政权建设也主要以法家的理论为依据,他的政权范式为后来历代王朝继承下来,很少有改动,不能不说是法家的重大贡献。然而,秦朝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完全以法家理论指导国家政策的王朝,它的暴亡,使法家的声誉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伤。
   汉朝初年,法家倍受怀疑和指责,作为对其严苛多欲的反动,朝廷有意选择清静宽容的道家学说指导国家政策,黄老政治遂徐徐展开,持续了六十年之久,可是效果不十分理想。
   董仲舒的才学及其勤奋思考的习惯,足以使他对诸子学说做出明朗的分析。他认为,法家过于刚强,对社会控制过严过密,虽能一时得势,但难保长久;道家过于柔弱,对社会控制过宽过疏,流弊极多。因此,用法、道两家学说为国家的政策指导都过于极端,只有选择儒家为不偏不倚。
   董仲舒阐说的新儒家的主题,是用仁义礼制教化规范社会。他反对法家完全靠警察与法官维持社会秩序的意见,但不排斥刑法的存在,他说:“夫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坊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能止者,其堤坊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坊坏也。”实际上,儒家与法家的理论出发点是一致的,双方都认定人是欲望的集合体,只有对人盲目冲动的欲望进行约束,才能建立起健康的社会秩序;而只有保证健康的社会秩序存在,才能保证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但选择什么方式对人的自私欲望进行约束,成了两家理论的根本分歧点。
   法家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政治家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像抓住牛的鼻、马的鬃;而后是弄清以政府为代表的群体利益是什么,据此设杆划线,制订法律。社会成员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时,倘若越线,损害了群体利益,就对其进行惩罚,而且鉴于人有性恶的顽固倾向,因此刑罚一定要严厉;人民害怕受惩罚,就不得不尊重法律,如此一来,群体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个体利益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
   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西方的法治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主要表现于立法精神上。西方的立法精神以保护个人最大限度地享受天赋的自由与人权为前提,承认人是自私的,同时是平等的,立法逻辑与中国法家的立法逻辑正相反,首先关注个人;西方的法律带有自然契约的性质,是社会成员之间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相互之间达成的互不侵犯的神圣协议。这显然要比中国古代法家的立法原则合理,因为先用理性设立出一个抽象的群体利益为立法依据,有两个弊端,一是由于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认知标准不同,可能预先设立出的群体利益与真实存在的群体利益大相径庭,人毕竟容易产生偏见;二是社会群体利益的所谓代表者,可能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私家利益当成社会的群体利益,始皇帝实际就是这样做的。
   与法家对基本人性的悲观不同,儒家相信人性的自私丑恶可以救药,尽管孟子与荀子对此有争论,但相对而言都持乐观的态度。儒家认为,通过推行教化使人民自我约束,远比用外在的严刑琐法约束他们更有效果,如果一个人蓄意犯罪,就是派个法官时时盯着他也阻止不了;况且,法家管理社会的成本太高。他们教导说,人只要努力修心养性,使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仁义礼制的标准,就能得到美德,而美德意味着能使人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其他社会成员发生摩擦与冲突,意味着能得到他人尊重;不用礼义约束自己者,就像荆刺丛中乱窜的莽夫,既伤己,又伤人。如果社会成员普通追求美德,那么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及健康即有保障。然而,儒家承认教化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人在生理上就不平等,对愚冥之人,刑法必不可少。
   儒家学说在生活节奏慢、利益关系比较单纯的农耕社会中推行,其社会管理成本低廉的优势,显而易见;但不适合生活节奏快、人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工业社会。
   武皇帝虽然听从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家学说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并非象班固评说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独尊儒术,其实只是突出儒家的主导地位,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属儒家思想体系,但内中渗杂着邹衍的五德学说,墨翟的天志与尚贤学说。他虽对法家、道家的思想不很尊重,那是因为法家与道家的精华已通过秦朝与汉初渗透进了中国社会的肌髓之内。只所以从此之后中国社会看起来象个纯粹的儒家社会,那是考试选拔官员制度造成的假象──所有的读书人都在读儒家经典,多数的官员都是儒生出身。
   从另一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象一条源远流长的溪流,它在东周时分成很多支系,相互竞流,让人眼花缭乱。在东周之前,中国传统的溪流中本身就包含着儒、道、墨、法、阴阳、名、农等诸学派的成分,且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夏朝的情况我们不清楚,商朝是个很重视礼制的朝代,据书经记载,周礼是周公旦参照商礼制订出来的,春秋时期守礼的典范孔子与宋襄公,都为商朝贵族的苗裔。在东周,由于传统的封建社会趋向衰败,出于救世的目的,学者们纷纷对传统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解释,以期寻出药方。由于他们站的角度不同,针对的问题不同,又心情急切,所以往往抓住问题的某方面强调和发挥,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因此他们的思想看上去虽精彩纷呈,但因个性太强,都有极端化的倾向;在当时,这无可厚非,对急症、重症是必须下个性鲜明的猛药的。在各家各派开出的救世方剂中,唯法家的药方最有效果。法家专门为消灭封建制度,建设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来,他们抓住了东周时代中国的病灶。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令中国痛苦又困惑的病患已经解除,社会又该回到正常状态了。但出于惯性,秦帝国继续无节制地大量吞食法家的药剂,结果引起药物中毒,只存在了十五年即暴亡。汉初高祖皇帝用道家的药剂调和秦朝的遗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副作用也很大。
   董仲舒坚持认为,只要中国农耕文明的性质不变,东周以前的古老统绪就应该被最大限度地继承下来,否则中国社会就难恢复健康。董仲舒的主张即是儒家学派的主张,在东周众多的思想学术派别中,唯有儒家,最迷恋古代的传统秩序,立志复古。孔子述而不著,他小心翼翼整理五经的目的,就是打算继承和发扬书中保存的古老意识形态。
   董仲舒要为中国从春秋时代开始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画上句号,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承担着中国农耕社会改制而不变道的两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已由法家完成,第二重使命必须由他董仲舒代表儒家学派完成。孔子与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在东周时期郁郁不得志,很容易理解,他们提前了三、五百年,不合当时的历史潮流。董仲舒是个幸运而有才华的历史工具,他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把儒、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重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体系中,这个理论体系是对殷商、西周传统的完美解释。
   董仲舒以后的中国社会用现代西方的观念评判其是否为“封建社会”,是令人尴尬的。在政治上,它毫无疑问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用中国人的标准评判不是,用英国人的标准评判也不是,英国人的百科全书给“封建社会”下的定义是: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但是从文化方面考虑,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广泛地继承先秦封建社会的传统,在诸如思想意识、礼法制度等方面,与封建社会一脉相承,因此,如果有人称这段历史中的礼法制度为“封建的礼法制度”,也完全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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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非梧先生如是说

三、理想社会(一) 孔尚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没有盗贼,没有妓女,没有欺诈,没有贪官污吏。 非梧先生问孔尚:“这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 孔尚回答:“捕着小偷、妓女、骗子、贪官杀无赦。” 非梧先生笑了,说:“您不觉得那样的社会太严厉吗?以盗贼为例吧,抢银行的该杀,偷辆破自行车的人也该杀吗?偷个苹果的人也该杀吗?” 孔尚语塞,半晌说:“难道社会的丑恶永远不能根除?” 非梧先生说:“人类社会再进化十万年也不可能做到,君不闻‘花花世界’之说,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不能缺’,盗贼、妓女、骗子、贪官都是非常古老的职业,不要说根绝,就是把他们的数量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也是困难的,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结果有目共睹。” 孔尚:“敢问先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子呢?” 非梧先生说:“还是以盗贼为例吧,他们太少说明社会控制过于严厉,太多说明社会秩序太乱。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个正义与光明占主流,丑恶现象不多不少的社会吧。” 四、理想社会(二) 孔尚的朋友马烈闻,前往东蒙书院见非梧先生,说:“人类社会不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吗?人类不断进化,难道创造不出一个天堂式的美好社会吗?” 非梧先生说:“请问,人类社会最高阶段的实现,有前提条件吗?” 马烈说:“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道德水准极大提高。” 非梧先生说:“先说‘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吧。如果明天早晨你一觉醒来,发现地球上有五十九亿人口蒸发掉了,那么相对于剩下的那一亿人口而言,现有的社会财富自然是极大丰富的;但假定这六十亿人口的数量不变,那么实现所谓的‘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是不可能的,地球资源根本负荷不起。美国、西欧社会还不能算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吧,而如果让全人类都过上美国、西欧式的物质生活,那么恐怕用两个地球的资源支持也不够。至于‘人民精神道德水准极大提高’这句话的含义,请你再详细解释。” 马烈说:“一言蔽之,让人更加文明。” 非梧先生说:“我还不懂,请您解释得更直白些。” 马烈支吾,说;“不再自私自利。” 非梧先生问:“人为什么自私自利呢?” 马烈说;“是人类的邪恶本性起作用,所以需要通过教育让人性美好起来。” 非梧先生说:“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造物主制造生物的第一原则就是让它们自我照顾,趋利避害。虫子见到危险会逃跑,树的根须向着水源充足的方向伸,任何生物本质上都自私,人也一样。人的自私之处表现如下:饿了想吃饭,如果其他人阻止他吃饭,那么他就会愤怒;见了危险想躲避,如果损害其他人能使自己摆脱危险,那么他就会损害其他人;不愿意被别人轻视、侮辱,希望自己比别人优越;爱子女父母超过爱亲戚朋友,爱亲戚朋友超过爱一般的邻居熟人,爱邻居熟人超过爱同乡人,爱同乡人超过爱同国人,爱同国人超过爱外国人。 人的自私本性是造物主赋予的,而教育是人为的,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改变造物主的意志,因此,人类不论怎样进化也不可能将自私的本性进化掉。 马烈沉吟良久,说;“假如我们前方不存在一个天堂式美好社会,那么我们人类何去何从?” 非梧先生说:“我也不知道,但知道将来未必一定比现在或过去更美好,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未必比它的次高级阶段或中级阶段更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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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梧先生如是说

一.道与佛 冬天,费季问“道”于非梧先生,非梧先生不答,费季又问“有”与“无”.非梧先生引费季到野外,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问:“这有什么?”费季观察良久回答说:“空地,什么都没有.”非梧先生说:“不,这里很热闹,有翠绿的小草,青青的长蒿,缤纷不知名的野花,活泼的蚂蚁,狡黠的蜥蜴.夏天你来瞧吧.” 夏天,费季又问“佛”于非梧先生,非梧先生不答,费季又问“色”与“空”.非梧先生领他至沂河的一条支流边,问:“河中有什么?”费季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了片刻回答说:“有很多美丽的浪花.”非梧先生笑了,说:“其实那里根本没有浪花,那只是些水的幻像,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罢了.你还是回去想想,秋天再来找我.” 秋天,费季去见非梧先生,说;“道与佛,有与色,无与空,难道不是讲得一个道理吗?”非梧先生捻须微笑:“君不闻古人之言:千圣一心,万古一理”. 二.生命的意义 蒙客问非梧先生:“生命有什么意义吗?我曾养过猪,那畜生饿了就愤怒地叫唤,吃饱就撒欢,晒太阳的时候憨态可爱,被拉上屠案的时候狂蹬乱叫.后来它的皮毛被人制成了革,骨头被人熬成了胶,血肉被人的肠胃变成了粪便,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再然后被人当成肥料运到田地.对人而言,猪的生命似乎有意义,但对猪而言,它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吗?猪生命之目的不会是为了人类吧?” 人又怎么样呢,一团泥土变成庄稼,庄稼被加工成粮食,粮食被父母吃了化成精卵,精卵结合成婴儿,婴儿又吃泥土变出的粮食.畜肉.蔬菜慢慢长大,然后在世上活跃数十年,快乐也罢,痛苦也罢,贫贱也罢,富贵也罢,最终又还原成了南岭上的一堆泥土.” 非梧先生说:“既然悟透了这个道理,那么你打算怎样处理你自己的生命?” 蒙客说:“怎样处理都没有意义,我很迷惘,所以请教先生.” 非梧先生略有沉思说:“我无力给你解惑,但我知道可能有人能给你解惑,你去问他们吧.” 蒙客于是照办.他请教的第一个人是个天主教神父,神父说:“人类的祖先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吃禁果而犯下大罪,此罪通过生育而传给后世子孙.因此,人类是有罪的,这种罪使人受役于撒旦,受役于肉身与世界,而死后灵魂还要坠入炼狱,永世受苦难.所人活着就应该及早把自己从原罪状态救赎出来,努力使自己生而幸福,死而能进天国.上帝派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福音,给我们提供了获得上帝谅解与恩宠的机会,因此,所有明智的人都应醒悟,通过有限生命之努力,而实现无限生命之幸福.” 蒙客问的第二个人是信佛的乡村老太太,她不会讲理论,只说自己今世命不好,希望通过吃斋行善,积累功德,好来世生于富贵人家. 蒙客找的第三个人是个农夫,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不回答蒙客的问题,只是跪地自言自语:“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蒙客见得第四个人是名中学教师,名叫孟增.孟先生反问蒙客:“您二十岁之前是怎么过的?” 蒙客回答说:“两岁之前我基本上不记事,七岁之前主要靠奶奶照看,此后完全靠父母资养上学直至十九岁.” 孟先生又问:“您能估算出这期间父母花在您身上的钱财与心血吗?能估算出长辈亲友给您提供的帮助的价值吗?” 蒙客回答说:“那些东西是无价的,没法估算.” 又问:“您今年三十几岁吧?从二十岁到现在您的生活中有什么大事?” 蒙客回答:“我参加了工作,然后结婚,养有一儿一女.生活平平淡淡.” 又问:“生活有压力吗?” 回答:“当然有,我要挣钱资养家庭.” 孟先生感叹说:”实际上壮年时期是人生最累的一段,上要报答渐渐衰老的父母与那些长辈亲友,下要抚养子女成长,象根承上启下的顶梁柱,多么重要啊.而五十岁以后也不轻松,虽子女渐渐长大自立了,但父母及长辈亲友们更加衰老.更需要照顾了.进入老年后,虽然父母及长辈们多已谢世,但这不等于能从责任中解脱出来,大多数人还需要负起照顾孙辈的责任,直至衰老到不能动为止.” 蒙客回来对非梧先生说自己的见闻,非梧先生说:“我赞成孟增,人生命的意义在于维持生命链条的健康延续,它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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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梧先生如是说

一.道与佛 冬天,费季问“道”于非梧先生,非梧先生不答,费季又问“有”与“无”.非梧先生引费季到野外,指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问:“这有什么?”费季观察良久回答说:“空地,什么都没有.”非梧先生说:“不,这里很热闹,有翠绿的小草,青青的长蒿,缤纷不知名的野花,活泼的蚂蚁,狡黠的蜥蜴.夏天你来瞧吧.” 夏天,费季又问“佛”于非梧先生,非梧先生不答,费季又问“色”与“空”.非梧先生领他至沂河的一条支流边,问:“河中有什么?”费季仔细观察,认真思考了片刻回答说:“有很多美丽的浪花.”非梧先生笑了,说:“其实那里根本没有浪花,那只是些水的幻像,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罢了.你还是回去想想,秋天再来找我.” 秋天,费季去见非梧先生,说;“道与佛,有与色,无与空,难道不是讲得一个道理吗?”非梧先生捻须微笑:“君不闻古人之言:千圣一心,万古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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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知识分子都忙什么?

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学术虽光彩夺目,但值得称道的是,后世的士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大脑生锈.东周诸子尽管伟大,可不是 在所有领域都能建立起不逾越的权威。 历史是一门常记常新的学问。孔子有《春秋》传世,虽然权威,但只能是鲁国史的权威,因此司马迁仍能施展他的聪明才智,用人物传记与若干表格、专题等记述从黄帝以来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与社会变迁。司马迁的权威同样不能妨碍班固接着他的茬以自己的方式写《汉书》,班固也不能妨碍范晔写《后汉书》。这并非说历史著作不能比较优劣,编写者的文笔、智力和态度至关重要,司马迁、班固的成就后世鲜有超越者。 文学艺术也是这样,周朝简练的诗三百与屈原瑰丽的咏唱诚然令人叹服,但司马相如气势磅礴的大赋照样了不起。相比而言,汉代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较唐、宋逊色,这是因为汉朝的士人们对此用功较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诸子百家的精神遗产,整合它们,实践它们。汉代士人有着东周诸子的遗风,喜欢探索创造,他们虽然不敢有超越诸子的奢望,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激情。据有疑古癖的学者们考证,他们有造伪的嗜好,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管子》、《晏子春秋》等据说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中据说可能也混进了他们的意见。有一种影响甚广但非常可疑的观点认为,刘歆先生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原与王莽是同事兼朋友关系,王莽篡位后,他成为主管帝国文化教育方面的官员,为迎合王莽的政治需要,他一口气造出了十几部假经书。假如这类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成分,那么应该感谢汉代的造假者,向他们致敬,抽去他们创造性的贡献,传统的思想学术必然会丧失一些 光辉。 汉代士人对现实政治的兴趣极高,他们甘愿为理想而献身的执拗性格令人敬佩,又令人伤心。贾谊是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唐人李商隐写诗叹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他的政治主张虽不见用,但朝廷很尊重他,然而他不肯通融,仅活了三十三岁即郁郁而终,这在后世很少见。 他们的豪气更令人激动,公元前138年张骞向中亚从事探险活动所需要的勇气,也许不逊于哥伦布探寻新大陆所需的勇气,那片蛮荒广袤的地区在当时完全陌生,只有些关于戈壁的凶险传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介子,西域楼兰国王与匈奴结亲拦杀中国的使节,他敢带几个人去楼兰国擒杀其国王。留下过弃笔从戎典故的班超,一度率远征军出现在黑海东岸,他甚至想探究罗马帝国的秘密,可惜选遣了无能的部将甘英,他到波斯湾后,轻信土人的谎言,无功而返。 后汉晚期士人们开始以群体面目出现,他们左右着帝国的舆论,以清廉、正义、忠信等道德标准相互勉励,形成了一道振奋人心的悲壮风景。官员范丹去探望生病的姐姐,吃姐姐家的便饭也坚持付钱;李膺任河南尹,他嫉恶如仇,竟不顾朝廷的赦令,杀了桓帝宠臣张成的儿子;李固被杀,他的弟子郭亮不顾官府死亡的威胁,公开前去收尸;刘恺为了把封地让给弟弟,在外逃避了十余年;范滂被朝廷通缉,他有逃亡的机会,却主动投案……现代的历史学者多批评后汉的士人们矫情、偏激,指责他们是些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傻子。殊不知,有时扬清击浊是需要采取非常道德手段的,比如当今的社会,就急需要出现一批范丹、李膺类的崇奉传统道德标准的官员,需要他们结党结盟,以清新的姿态对抗污浊的世风。对于一个社会,法律与制度的设置诚然重要,但如果没有道德的保证,它们的作用会大打折扣,西方的法制社会如果离开了基督教道德的保障是难以想像的。 两晋南北朝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士人们的处境很尴尬,面对战乱与杀戮他们无能为力。首先他们不能再学东周时的先辈四处推销救世理想,他们造不出新的理想,当时上至枭雄人物,下至普通百姓,愿望都没有多大区别,所有人都知道重新统一天下,恢复汉朝的秩序最迫切、最重要,任何唠叨都属多余。二是他们不能再像汉代的士人们那样不肯回头地积极进取,对任何一个短命政权过于奉献政治热情都意味着自杀,它们内部阴谋不断,外部敌手虎视,兴亡无时。 做为汉代士人积极用世的反动,这一时期的士人有意清谈老庄玄学。老子的哲学接近纯哲学,玄妙而不涉及具体政治问题与实际事物,既适合保身,又适合锻炼智力。漆园小吏庄周乃东周诸贤中最大的另类,一个极端的自然主义者,他的哲学不辩是非。这个时代的士人从老子哲学体系的后门步入庄周的大园子,难免走向极端。鲍敬言就是个走到了尽头的人,他的生平无从知晓。他主张不要国家元首,不要政府组织,不要法律制度,明确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但响应者寥寥,反而招来了激烈的批评,大家骨子里毕竟怀念社会秩序与纪律。对鲍敬言批评最激烈的人叫葛洪,一个有名的神仙家,自号抱朴子,他的另一只脚踏在孔庙里。葛洪算是个了不起的思维人物,他把方士们幻想出的神仙世界与老庄哲学巧妙揉合,道教在他手里真正成型。他又把道教与儒家的理想挂起钩来,给士人们铸造出了第二幅面孔──第一幅带有济世致用的阳刚之气,第二幅带有餐霞食英的仙气。从此如果谁在仕途上不得意,大可不必一条路走到黑,完全可以"弃却人间事,去从赤松游。” 并非所有士人都喜爱道家面孔,都愿意干行气炼丹的勾当,诗人陶渊明就算一个。他自称少年时“猛志逸四海”,渴望大济苍生,但他的性格妨碍了他的仕途。他有自然主义倾向,却坚持走儒家的退隐之路,硬从经典中寻得了自己的道理:独善其身、乐贫守节。他理想中的避世去处是桃花源中的乡村社会,那是孔子大同世界的具体化,儒家的乌托邦。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东汉。据记载,公元65年,明帝梦见西方有个陌生的神,遂遣使者前往天竺求之。两年后,使者除用白马驮回了些经卷外,还请来了两位印度高僧。 佛教初来时对中国人影响不大。汉末安世高等中亚人来华,翻译佛经,试图有系统地推广佛家学说,可惜他们的中文水平很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两晋南北朝时期,佛学随着玄学的兴起而兴起。佛老之学虽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佛学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它的理论比老庄的理论系统性强,且有异域之趣。慧远和尚是个三栖人物,他身在沙门,却既通老庄之学,又熟悉孔孟之道。象葛洪把道家与儒家协调起来一样,他把佛教与儒家统一了起来,他说:“释迦牟尼与尧舜孔孟虽然立论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让百姓过得幸福安宁。僧人不守君臣、父子、夫妇之礼,是因为他们为方外之人,主要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命而存在,而是为了超度他人,顺化百姓。”(24) 这等于又给士人多准备了条出世之路。 至隋唐之世,中国士人已具备了汉代与两晋南北朝遗传下来的二重气质。例如诗人李白,他是个执著的官迷,玄宗皇帝召他进京做官,他高兴要发狂,自我描写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后来因不称职失了官位,虽很苦闷,可转身即能潇洒地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而去登名山,学神仙。贾谊如果生在唐代,大概不会英年早逝的。 唐代的士人们虽发现自己在社会、人生等方面没有多大的思考探究空间,但并没有感到尴尬,他们把蓬勃的创造力指向审美艺术领域,营造出了一派迷人的气氛。唐朝的绘画、书法艺术光彩夺目,吴道子、张旭、怀素等人的作品至今仍芬芳无比。玄宗皇帝甚至在宫廷的一片梨园中建了所艺术学校,专门培训歌舞戏剧人才。然而,唐世最值得炫耀的是诗歌。仅在清代编的《全唐诗》中,收录的诗歌就有5万首,这是2300余名诗人的作品,他们中有皇帝、大臣、平民,还有和尚、道士等,相传其内有首红叶诗竟出自宣宗时的宫女之手,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闭。殷勤谢红叶,好到人间去。”(25) 唐诗绮丽美妙,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精彩纷呈,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大师级人物如同群星争灿。诗歌形式并非唐人首创,但这种典雅的文学艺术形式被他们推上了泰山之巅。这颇令后继的宋朝人苦恼,他们虽然也热情地写诗,甚至写出了不少经典性作品,但光芒总为唐人掩遮。他们欲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另辟蹊径了。 词是诗歌的姊妹,起源于市井歌谣,唐人偶有创作。唐末,温廷筠与他的朋友们用词写妇女艳态,影响很大,被称为花间派。不过,那时的词尚称“诗余”,意思是诗的附庸。词由婢女丫环升为正房太太,应归功于南唐后主李煜皇帝,他作品的魅力不亚于唐诗,例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一般滋味在心头。”(26) 词创作是宋朝人的骄傲,其辉煌由晏殊、柳永、苏轼、张先、辛弃疾、李清照等人支撑,后世人只有仰视的份儿。但词只是宋朝艺术园林中最美丽的花朵之一,该朝代的散文、绘画、书法等艺术创作同样惹人注目。以绘画为例,宋朝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黄金时期,知名的画家成百上千,宫廷画馆中收藏的作品有数万幅。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是个艺术天才,每日写诗作画,终年不歇,据说当金兵攻破汴梁时,他正在画室内挥毫。徽宗皇帝的画虽然美得令人惊叹,但在艺术成就上与他比肩或高于他的人仍不少,李成、范宽、郭熙、米芾、马远等人的山水;李公麟的马;文同的竹;崔白、徐熙等人的花鸟;张择端的集市图……都是稀世珍品。 然而,宋朝人不是仅仅沉迷于诗词书画等艺术氛围中,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儒家的思想体系,通过佛道两家的比照,到宋朝时显露出了自己的缺陷。其一,没有认真解释天地万物是怎么来的;其二,重视外在力量的教化、熏染,而疏于诱导人们对社会纪律产生自发的热情。 最先注意到这二个问题的人号称北宋五子,其中第一位叫周敦颐,他参考道家学说,仅用二百五十字即为儒家提供了一套宇宙生成图,他把宇宙的本原称为无极。第二个叫邵雍,他擅长数术,是周易的嫉迷者,也是后世修仙、占卜者的宗师。他的宇宙生成图类似于周敦颐,所不同的是他把宇宙的本原称为太极。第三位叫张载,他宣称宇宙从气开始,雄心勃勃地试图把道家的自然宇宙学说与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嫁接起来,可很不成功。有一年他在东京汴梁讲《易经》,听得人很多,适逢五子中的最后二位他的表侄程颢、程颐到来,他不把两个晚辈放在眼里,坐在虎皮椅上得意洋洋;但交谈的结果令他明白自己应该谦虚,因此撤掉椅上象征权威的虎皮,对学生们说:“我不如他们两个高明,你们应当拜他们为师。” 二程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地用“天理”学说把道家的自然宇宙与儒家的社会伦理联系在了一起。天理的含义类似于现代泛神论中的自然神,无所不在,体现在具体事物上即指物体的自然属性及自然存在法则,如牛的胃会反刍,菊花能在秋霜中绽放,盐放在水中会溶解,桃子熟了就会落地、腐烂等。二程认为,儒家安排的道德秩序,虽是人为设计,但符合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圣人之心等于天地之心。 二程把人分为圣人与普通人两种,圣人生来就心智明亮,什么都明白;普通人虽然心中也有天理存在,但被过多的欲望像尘土一样蒙蔽着,只有想出个诚意修身的办法,清除这些可怜心灵上的污染,才能让他们认识到天理,且自觉遵守之。 程颢曾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学问都是从前辈那里学习来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其实天理学说完全是从佛学中移植而来,程颢不过把佛字改称为天理。佛家讲佛法无边,一草一木、一粪一土中都有佛,人只要肯诚心修行,把心中的贪欲除掉,就能觉悟而大喜欢成佛,这与程氏的学说何其相似乃尔。 北宋五子留给朱熹解决的问题只能算半个,即用何种方式修行,能让普通人从迷狂中醒来,自觉地认同天理?二程在这方面思考的不够成熟。朱熹解决这个问题没费多大事,经书《大学》中的一段话是现成的答案:“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理学中的格物致知,不是为了发现自然界的秘密,奴役自然物,而是为了让人通过认识自然万物的自然属性,体味人在社会中的自然道德属性,主要目的是完善人的心灵,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 朱熹对理学的主要贡献是总结北宋五子的成果,利用他们留下的现成的材料构筑理论大厦。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被誉为宋代的董仲舒,但理学到他手中时有了准宗教的气味,这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1.设定有个近似天堂的虚无世界──大同社会或尧舜时代的美好社会。2.教义在五经四书中。3.信奉自然神。4.孔子为第一大教主。5.学校即教堂。6.有一套类似禅学的修行方式。有趣得是,佛教禅宗因为修行方式上的争论,于唐代分裂为南北两支。北宗禅以神秀和尚为代表,主张渐悟累进,要求信徒清静修行,遏制情欲。神秀作谒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南 宗禅为慧能和尚开创,主张顿悟成佛,认为信徒不必读经苦修,执著于某一特定的修行方式;佛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只要经常观照自己的内心,担水砍柴的日常生活也能使人成佛,谒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理学受其影响也分裂为类似的两派。朱熹开创的一派主张渐悟累进,他要求弟子不断观察事物和读经书,用归纳法领悟孔孟先圣之学即等于“天理”的道理。陆九渊一派则学南宗禅,认为万物具备于我心中,只要修养心神,不必忙于考察研究外界事物,不必苦读经书,顿悟即能明“天理”。朱陆二人在上饶鹅湖进行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辩论,朱熹占了上风。 严格而言,理学这一准宗教与真正的宗教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以基督教为例,在终极归宿方面,基督教的天堂在飘缈的彼岸,是安顿人死后灵魂的场所,而理学的天堂是现世的,属于人。在神方面,基督教的神高度人格化,具有神秘的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而理学的神是自然界本身。在使者方面,基督耶酥是上帝派下的,具有神的法力,而理学的圣贤们只是些有道德有智慧的普通人。基督教蔑视人自身理性的力量,而理学的产生则完全是因为迷信理性──理学家们不承认人类的理性有局限性,狂妄地认为人类大脑设计出来的道德秩序完全等同于自然之神设计出来的伦理秩序。 人类有史以来,因迷信理性而产生的准宗教除朱记理学外,还有一家,即十九世纪兴起于欧洲的马恩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与共产社会,孔孟经典与马列著作,自然法则与 真理,简直像是橘子与橙子一样;另外,二者都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化倾向,都希望成为国教。 公元1162年,朱熹尝试着向宋孝宗推销他的学说。他反对朝廷旨在增强军事实力抵御金与西夏军事威胁的努力,认为本末倒置。他劝皇帝按他提供的方式修身正心,认为只要皇帝作出表率,全国上下就会效仿,懂义理的人多了,国家即能保持长久的繁荣稳定,从而达到不战而拖垮敌国的目的。这类言论在全国分裂且激烈对抗的状态下,属不合实际的空谈,皇帝只得找个体面的理由打发他下野。他在朝廷的时间仅有四十六天。把朱熹与马克思相比,朱熹的命运要比马克思好,他的学说虽未被当局采纳,但很受尊重,生活优裕;而马克思这个可怜的犹太人,一生屡遭迫害,生活穷困潦倒,靠朋友的接济才能艰难度日。在历史影响方面,就时间的长短而言,朱熹的实际政治影响从晚宋开始,持续了近七百年;马克思的政治影响仅仅有一百多年,而且就目前的状况分析,他的影响力可能要走到尽头。从空间上看,朱熹仅对东亚的中国、日本、越南、朝鲜有影响;而马克思则影响了半个世界,从前苏联到中国,从东欧至古巴,有数十个国家曾崇奉他。就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及广度而论,朱熹只限于思想哲学及道德领域,以明朝为例,朝廷虽然规定读书人必须读他修注过的经书,但他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因此对经济领域没有任何影响;况且,朱熹不过是完善了传统儒学,把儒学从泰山的天街推到了玉皇顶罢了。马克思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往往是全方位的,尤其等他得到列宁、斯大林的帮助之后。马克思与他以前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现存制度公开为敌,势不两立地宣称要推翻它们。他的胜利是建立在用暴力革命扫荡旧秩序的基础上的,他不只是要重建哲学及道德新秩序,还要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甚至连文学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也要受其节制。 就二个人的历史地位比较,朱熹远远逊于马克思,主要理由为:朱熹充其量只能算个二流思想家,他只是儒家学派中一个学识渊博、富有才华的弟子;而马克思为世所罕见的天才,尽管他的理论有很多缺陷,但这个穷人圣者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在中国只有东周时期的圣贤们堪与之相比。 蒙古人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没有激起大的思想波澜。元朝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名的成果有二个。一是戏剧,元朝为中国戏剧史上的黄金时期,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约八十多位,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的作品堪称不朽。二是散曲,这是一种从戏剧中派生出来的诗歌艺术形式,比词还灵活,能夹在戏文中唱。元人把这种新诗歌艺术形式推到极致,亦即意味着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结,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除了抄袭、模拟外,注定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清末黄遵宪等人为了走出前人的阴影,发起诗界革命,试图拓出条新路,没有成功。 诗歌时代结束了,士人们的才华在小说创作领域施展了出来。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兰陵笑笑生、曹雪芹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横空出世,他们作品的魅力,即便在今天,各国的百科全书也不得不给予最崇高的评价。但明清两代士人还有更了不起的事业,其内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有二项,一是编纂图书,二是考据,这与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的一种认为古人不可超越的心理有关。学者纪晓岚曾叹息说:“自我负责整理皇家图书馆内的图书以来,得以见识古人浩如烟海的著作,才明白古人已经把几乎所有思想学术领域的问题都探讨遍了,我们这些后来人不管怎样竭尽心智地努力,都不会超出古人设定的圈子。”(27) 编纂图书的事业始于明成祖年间,那时成书的《永乐大典》今天已见不到,据说只抄了两部,一部在清末被洋人焚毁,一部下落不明,有人猜测在明十三陵中藏着,但愿果真如此。《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均成书于康乾盛世,前者被称为清代第一 大书,可与《永乐大典》媲美,但规模要比《四库全书》小得多。《四库全书》历时十七年编纂完成,参入的工作人员多达4000名。世界上最出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有二千二百六十八万,《大英百科全书》有三千五百万字,而《四库全书》字数为九亿九千七百万字,约等四十四部狄德罗《百科全书》的规模。 考据学的兴起与儒学内部的争辩有关。在明代,朱熹的新儒学凯歌高奏,他的牌位得以进孔子庙;但有个叫王阳明的人偏偏对朱熹有意见,他年轻时曾按朱熹传授的办法静坐院内对丛竹子苦思冥想了七天,希望从中格出天理,但什么也没得到,反而累出了一场大病。他一气之下转到了朱熹的老对手陆九渊的门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心学派理论。朱熹派与陆王派发生的争辩持久激烈,双方为了增大辩辞的份量,不约而同地转头到孔孟的经典中寻找理论支持。例如,王阳明本人就曾通过精心考据,指出朱熹注解过的《大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不是孔学真传;朱熹一派的罗钦顺则通过研究孟子,找出了一些攻击王阳明的材料。 到清初,考据学发展成了专门的学问,读书人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书虫子,专注于校戡、史料搜补、辩伪、文字训诂等。这是项繁琐乏味的整理书本子的工作,但并非毫无用处,由于一些古书传来久远,经过无数次传抄和坏损,免不了脱误、残缺,也免不了被人有意窜改,有的甚至压根就是后世人假托古人的伪作;因此需要通过校勘、辩伪等功夫进行补救分辩。 训诂学是研究古书中文字的学问,旨在通过弄明白古书中文字的真实含义,而精确把握古人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以避免误读误解。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就无资格讨论哲学。”戴震是这方面的大家,他从音韵学入手研究古文字,成就很高。 梁启超评论考据学的功绩有三条,一是使难解难读的古书,可以解读了;二是分辩出了许多伪书;三是把一些原先不为人注意的学问重新整理了出来。 士人们对古人思想学术遗产的整理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仍未结束,甚至在今天,人们依旧把学界最高的荣誉花冠赠给长于考据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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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争]爱因斯坦时空论质疑

(承上文)太阳系仅是其脚趾上的一个小细胞.对巨人的时间概念,人类根本不可能用自己的年.月.日去理解.因为相对这个巨人而言,他如果用光速走路,简直太慢了;而我们地球的存在过程—---几百亿年,对他也不过是吃顿饭的功夫. 四.公共时间的存在 公共时间指人为设定的规范的公共的时间参照尺度.其产生有两种方式,一是对自然现象的认定,例如年.月.日;一般认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为一年,月亮围绕地球公转一圈为一月;而地球自转一圈为一天.二是人为设造,如时分秒.时分秒为钟表的运动时间,即表的指针沿着固定的刻盘以一定的运动速度均匀运动的时间. 公共时间只是象征性的参照物.例如钟表被制造出来,它的存在时间即开始;它报废,它的存在时间即结束.钟表指针的运动时间,被人当成参照物使用,但与人的相对存在时间没有本质的联系.因此,既便世上所有的钟表指针都逆转,即便地球也逆转,人能”今晨出游昨夜归”,也不能证明时光能倒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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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争]爱因斯坦时空论质疑

楼上误解了,本人无意叫板爱翁,只是站在哲学角度谈谈时间问题,只是觉得他的时间论有点神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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