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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

  

三本书

Nabokov Selected Poems

 

三本书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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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文学已势不可挡》

  

给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写的一篇稿子,最近对写作与流量的关系想的较多,所以写成了这个样子。

 

曾园

 

在大陆,《后宫甄嬛传》这部戏的成功具有偶然性,目前大陆电视剧市场还不是以观众为主导,观众虽然可以在收视率上淘汰劣质产品,但投资方和控制电视剧在卫视播放的多种势力仍然以短期逐利为重要目标。所以,2007年已经畅销150万册的小说《后宫甄嬛传》迟至2012年才出现在荧幕,其原因说来讽刺:这本并非穿越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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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诗经

  

据说在清末,历代研究《诗经》的书就达到两三千种之多。这种说法被提出来往往是为了形容研究《诗经》的人数之多、出版之盛。表面上我们拥有了阐释《诗经》 的传统——不过,这个表面上无辜、清楚明白的“有”字其实是最骗人的:我可以“有”一本书,“有”一个妻子,甚至“有”一个邻居……但“有”一个传统到底 是什么意思呢?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没有透露给读者:《诗经》仍然是读不懂的。他们发明了一种巧妙的说法来掩盖这个秘密:诗无达诂。俞平伯先生坦承《诗经》难以细读:“求之训故则苦分歧,求之名物则苦茫昧。”疏解纷纭实在就是这个传统的真实情况。

《诗经》难以理解应该是很早就发生的事情了,但小国灭绝、方言已死,后世学者如何解读那些语法诡异的诗篇?人们无奈地发现,理解其实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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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莫言

  加缪曾说过,一位东方的智者总是在他的祈祷中要求神明使他避开一个不甘寂寞的时代。我猜想,包括莫言在内的许多中国小说家也这样祈祷过。而今天,这个要求不期而然地实现了。至少,在宣传、“策划”与严肃评论混而不分的今天,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地关注一本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何尝又不是一件好事,这使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读一读莫言的新书《冰雪美人》,然后来谈谈书中的几个“问题”。
  
  一、评论家眼里的莫言
  
    两年前,某先锋作家出的一本新书封面上出现了一顶惊人的桂冠:“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最有希望?跟真的似的。不久我们就从侧面了解到此作家的书在国外被学者们认为语言水平跟中学生差不多。用我们话说就是“学生腔”。
  
    在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大谈小说里面深奥而高明的问题时,在他们为派别纷争殚思竭虑之时,甚至在决定倡导还是不倡导“个人化写作”时,都忽视着这个问题。一个最可悲的现状是,许多写过一些感人至深的作品的作家,语言至今没有过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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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李泽厚先生登场了?

  
  
  南太平洋的某些岛屿上盛行过一种“货机崇拜”。具体情形如下:二战期间,岛上土人看到美军飞机从天上降落地面,卸下来一包包的好东西,其中有一些是送给他们的。二战结束美军撤走后,他们仍然希望能发生同样的事。于是他们在同样的地点铺飞机跑道,两旁点上火,盖了间小茅屋,派人坐在那里,头上绑两块木头(假装是耳机)、插了根竹子(假装是天线),以为这就等于控制塔里的领航员了—然后他们等待,等待飞机降落。一切都非常神似,而货机终于没有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读完李泽厚先生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书,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李先生“该中国哲学登场”的预言与土人“该货机降落了”的企盼非常相似。用李先生的术语来说,这两种“主体性实践”的“文化心理结构”几乎是一致的。
  
  
  1
  
   在搞清楚“中国哲学”是什么之前,按理应该说一下李泽厚是谁。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痛心的描述,九零后都不知道李泽厚是谁了。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觉得不知道李泽厚是谁也不会损失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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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康与苍井空的凝视下

  摘要: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施施然写道,《理查二世》证明,毫无疑问,莎士比亚读过拉康的著作……“拉康派”的确是以拉康“自我陶醉”的方式归来了。(南方都市报)
  
  
  
   曾园
  
   □媒体人,广州
  
   拉康踩着七彩云朵归来
  
   拉康读完杜拉斯的《劳尔的劫持》后,兴致很高,还写下《向杜拉斯致敬》一文,其中说,“玛格丽特·杜拉斯显示出她对我所讲授的一切,无需我,就已了然于心。”就拉康来说,这算句好话。不过,杜拉斯大概从没有听说过如此奇谈怪论,她将性格中的反叛与体内的荷尔蒙包裹成女权主义的大致模样掷向拉康,讥讽他“自我陶醉”。
  
   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中,齐泽克施施然写道,《理查二世》证明,毫无疑问,莎士比亚读过拉康的著作……“拉康派”的确是以拉康“自我陶醉”的方式归来了。
  
   曾经,昆德拉在一篇文章里抱怨东欧的知识分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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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红楼吧

  在众多的读者中,爱读《红楼梦》的那一类人是有福的,这不仅是因为《红楼梦》吸引人,还因为读者读完该书之后,会发现好事才刚刚开始: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谈论《红楼梦》的好书,立刻就可以与那些卓越的大脑一起商榷、探讨,阅读其他名著的读者哪有这份福气?
  
    我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我也知道陈镛在《樗散轩丛谈》中提过,某地有士人匝月连看《红楼梦》七次,终至神思恍惚,心血耗尽而死;某姓一女子也因看《红楼梦》呕血而亡。但我仍要执拗地说,这样的死法比起其他告别世界的方式,仍然值得审慎地欣羡。
  
    在一些严厉的批评家眼里,《红楼梦》是一本被误读的书———这份严厉当然是有道理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红楼梦》被读了几百年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很多中国人的人情教科书。但我们其实都知道“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话,贾宝玉是完全受不了的(但很多《红楼梦》的读者就是觉得这话挺有道理)。报人程益中先生也曾说过,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做人的学问。曹雪芹费心讥讽的糟粕被读者津津乐道,问题出在哪里?在众多有智慧的评论者的簇拥之下,读者为什么反而离《红楼梦》越来越远?
  
    这种情况被美国学者黄卫总如此解释:中国古典小说的评点家最后都想“控制”意义,由于此故,历史上实则未曾发展出站在读者立场的阅读理论。也就是说,读者的疑问批评家兴趣不大,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打击对手,垄断解释权。脂砚斋的话经常讲得大剌剌的,仿佛小说人物亲眼见过。畸笏叟常常会吩咐雪芹如此这般写作。有时候,评论未必减少了读者疑问,有时甚至还增加了不必要的迷惑。
  
    作家黛琪在新著《红楼本事》里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想法,她虽然自称“进行了详细的推理论证。不敢谓颠仆不灭,亦不敢曰自洽自足”,但她也声明要“抛开高鹗”,提出“脂批是妄拟”、脂批“可供参考,不可迷信”的果断看法。在最不客气的时候,她冷冷说道:“其实脂砚斋的评语,大半成了误导。脂批之伪托作者知己并借以作假从此可略窥其端倪。”她写作此书“惟愿对爱红者有所启发,聊助谈资”,“俟青白眼相投者之快意”,也就是说此书是站在读者立场写出的。
  
    在我看来,黛琪此书有两点很有意思,其一是详细分析了《红楼梦》一书在今天显得不那么容易理解的红楼人物的种种情欲形态。此前大概只有余国藩先生在《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一书正面讨论过这个话题。《红楼梦》这本“大旨谈情”的小说里的情欲问题之前长期被搁置,仿佛每个读者对此已经了然于胸,而评论者也轻易就可以写出。脂砚斋认为书中的一辞、一句、一诗、一词都蕴含着深意,他(或她)处处从个别细节的观察引申到对全书寓意的理解。这种倾向大致没问题,但一些基本问题如果得不到澄清,那么如此所琢磨出的“深意”恐怕是离题万里的。
  
    黛琪严肃地坐下来谈到了贾宝玉和秦可卿的关系,秦可卿可能的生活,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种关系。她由此梳理出了贾宝玉的心理成长过程:“和秦可卿、秦钟的关系是他对感情的启蒙;从龄官画蔷‘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是对人生的启蒙;从贾府诸艳之外薛宝琴等人那里,‘又长了一层学问了’,对世界的眼光和看法遂得以拓展。”
  
    当畸笏叟在《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回中老气横秋地批下“命芹溪删去”等文字,每个读者其实都陷入狐疑之中: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原先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样子?但无论几百年的解读如何波谲云诡,我们都应该明白,《红楼梦》好,是因为目前的版本被阅读后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如果离开目前的《红楼梦》去想象一个光芒万丈的原本《红楼梦》,我们不是在通往一个更广大浩瀚的世界,而是退入了我们每个人狭窄的内心。
  
    当然,八十回的《红楼梦》的确也促使我们去想象一个完整的《红楼梦》。这种想象因为没有离开目前的版本,因此而展开的游戏能让我们在争论中反复回到那个问题:如何去读懂八十回《红楼梦》?
  
    其二,对于后四十回,黛琪提出了自己的种种猜测,最吸引人的是她用了很大篇幅去证明“赵姨娘贾环的夺嫡与贾政给宝玉指婚、把黛玉许配给贾环,在前八十回已经隐隐呼之欲出”。我们要知道,即使是余国藩先生本人也曾经反复说过“宝玉这个独生子亦即贾家香火的唯一传承人”,恐怕多数读者也把赵姨娘等人看做是美好世界的苍蝇——— 仅仅是为了强调小说的真实性而创造出来的点缀。我觉得黛琪提醒得有理,如果贾环后来没有非常恶心动作(比如说名义上娶了黛玉),他在前面的出场就显得太多、太无意义了。
  
    大多数读者反对红学家的一点是,有些专家们没有把《红楼梦》当做小说来讲。这种情况其实已有所改观,余英时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引用就证明了它的重要性:“一个奇异的矛盾现象:即《红楼梦》在普通读者的心目中诚然不折不扣是一部小说,然而在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
  
    黛琪这本书如果有哪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的,恐怕就是她在分析《红楼梦》人物性格的时候,有时候过于将人物当做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加以点评,这些人物性格的创作意图分析我觉得相对少了。
  
    余国藩先生提醒我们要注意《红楼梦》释读史中“诠释斗争中狰狞的一面”,而余英时先生似乎认为“考证派”、“索隐派”、“斗争论”都还好,即使“斗争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的地方”。两种殷切叮咛都值得我们感佩。几百年来,即使是走错了路子的阅读也有他们意外的收获,仿佛一次远足中走了弯路,路旁的风景也不可辜负。黛琪的阅读,在我看来就是对一次共同旅行后仔细搜集起来的记忆,等待我们去辨认与确证。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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