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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且默默地放屁。工作邮箱:bennyzan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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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不信任


西闪/文
我们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讨论信任,以及信任赖以存在的社会网络,并把它们视为“社会资本”,是因为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它帮助人们通过冒险来简化生活。更因为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信任不仅是政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译作“实质合法性”)的心理基础,还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发挥着不可小视的支持作用。这一点,我们通过“输入—输出”的政治系统模型做了简要的分析,还没有展开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在这一点上,查尔斯•蒂利曾经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做了批评。他认为,帕特南在每一个论证的结尾处都出现了理论上的滑坡——他证明了信任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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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夏日》的邀请


西闪/文
以“杰作”形容一本小说是平庸的,而用“奇迹”、“精神冒险”等词汇来形容也不见得有多么高超。在《巴登夏日》的序言中,苏珊•桑塔格把这些词汇都派上了用场。我不敢说,这些金光闪闪的词语是否压迫了小说作者——列昂尼德•茨普金(Lenoid Tsypkin)早在桑塔格发现这本小说之前已悄然离世。但这些词语无疑是压在小说本身上的灿烂而沉重的石头。
小说不同于其它作品,一本小说要依靠作者的身世、思想背景才能成立,那小说就失去了价值。在这里,苏珊•桑塔格再次犯了一个批评家经常犯的错误,她不厌其烦地为读者讲述小说背后的辛酸以及茨普金多舛的人生,甚至像一个音乐知识普及者分析马勒那样煞有介事:“从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我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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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政府应该向志愿献血者道歉

前两天看见网上新闻的标题,说成都有人用人血浇花,以为不过是又一桩雷人趣闻,没有在意。不料这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的确有人用医院的血浆浇灌兰花,还在网上论坛发了一组图文炫耀。
据说相关医院和责任人要受到严肃处理。然而从成都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甄英对媒体的表态中,很难看到成都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肃性。甄处长表示“问题出在一家工矿医院血液报废管理程序上”,成都市卫生局已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对输血科值班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并对科主任予以解职,传递者给予了留用察看处分。(11月11日《广州日报》)而这样的表示里要求答案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用的讯息——那家工矿医院叫什么名字?有关责任人是谁?被解除合同的是谁?被解职的科主任是谁?被留用察看的传递者又是谁?这些人的姓名不公开,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处罚都是搪塞,只能认为市政府是在敷衍公众。
即便这些处罚都做到了真实公开,市政府仍然应该向公众明确道歉。道理很简单,成都市血液中心隶属于成都市卫生局,是政府机构的分支。献血者把自己的鲜血交给了成都市血液中心,而不是交给那家医院,就意味着成都市政府对那些献血者做了承诺,保证规范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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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二)


西闪/文
在谈论社会资本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就不得不谈到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关于这个模型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政治系统就像一个工厂,输入原料(社会需求,简称为“要求”),经过加工(政治互动),输出产品(政府政策和政府行动)。
我们还涉及到了制度绩效的概念,知道它基本上就是政治系统中的“产品”,即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接下来要谈的两件事。一,考察制度绩效。二,讨论制度绩效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制度绩效,就不大可能犯我们一直在犯的错误。例如将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府,或者把不该政府管的事情委托于它,或者期望政府去完成它不愿意完成的目标。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期望政治体达成它们不想达成的目标,这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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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或者行动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那一年有太多的日子需要纪念。历史太长,可以说一年365天都装不下人们的纪念。所以中国人尤其擅长遗忘,不然根本没办法在清醒与屈辱中存活。
  然而我想,抵抗屈辱的最好方式不是纪念,而是行动。
  扬-维尔纳·米勒有一本书《另一个国度》讲德国知识分子在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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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独创性

昨日去朋友工作的建筑事务所看看。那是一个老厂房改造出来的空间,很有特色。它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常流连的地方——父亲工作的场合。我在那里玩耍,摆弄各种机械设备,偷拿各种废弃零件,还为此挨打。
朋友把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拍摄的各色现代艺术作品放给我们看,引发了大家短暂的讨论,也触发了我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一段时间来蓄积于胸,找不到机会一说。
问题的关键正是现代艺术最核心的追求:独创性。事实上,没有独创性,现代艺术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但是,恰恰是因为对独创性的过分追求,使得现代艺术总是面临着“过时”的批评。这话说起来好像复杂,其实看看实例就很明白了。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等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家,他们成功在哪儿?成功就在于“独创性”。可是这“独创性”是他们的作品中仅剩的一点价值了,他们不得不靠复制自我的方式来保持“独创性”。多么吊诡的现代艺术。
席勒曾经有一篇文章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伯林意识到了这一区分对艺术有多么重要。他在《威尔第的“素朴”》一文中发现了这种吊诡背后的观念变化——艺术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威尔第式的素朴艺术家。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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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安诗歌专场朗诵会,敬请期待




这许多年,小安只有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希望她能有更多的诗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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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政府机构互相公开掐架


今天文化部的新闻通气会上文化市场司的官员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先前发布终止《魔兽世界》审批的通知明显越权,因为按照规定,网络游戏归文化部管,而不是新闻出版总署。而网易呢(魔兽营运商),显然不把新闻总署的一纸通知放在眼里,照样开放游戏。事端一起,议论四起。有人说网易明显有恃无恐,方敢叫板总署。也有人说,文化部公开指责新闻总署,无非是政府两机构分账不均,摆明是为了争夺网络游戏的利益。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没多大意思。何必去猜测这些动机呢?不如直观地看待这一事情。
简单来说,政府各部门之间争权夺利乃是必然,如今这个事情有什么新鲜之处?新鲜之处在于,它们主动地将相互的争斗摆到台面上了——照过去的规矩,它们可以去找上级部门协调和裁定。但现在它们开新闻通气会、接受媒体采访,向社会寻求支持。无论如何,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权力可以争夺,但必须置于可以公开讨论的场合之中。如果事情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重新回到“宫廷斗争”的老路,其意义重大。
还是那句话:讨论权力,就是参与政治。这个讨论的机会,大众不可错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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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一)


西闪/文
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本土黑人的整体经济水平远低于美国的其他族裔群体,甚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也会轻视他们?
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那是因为本土黑人最初作为奴隶被迫移民美洲,长期受到远较其他族裔更深重的压制和歧视,处于社会边缘,故而一直深陷于贫苦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摆脱;另一类解释是认为,本土黑人无法像其他族裔的美国人那样,向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产品。例如制造工艺、电脑技术、餐饮服务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没有独到之处。结果是他们只能在体育运动、理发美容等少数领域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也导致他们在整体上经济地位不高。不过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这些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因为与本土黑人相比,其他族裔的移民在美国社会里所遇到的困难并不见得少,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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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

 

西闪/文
我们讨论了信任在人类交往中的重要意义,也讨论了信任的不同类型,但问题还是很多。譬如有一个问题就很重要:在人类社会中,信任究竟在哪儿?或者用学术的话讲,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存在着信任?
弗朗西斯•福山转引过另一学者讲述的故事:一位父亲鼓励儿子爬上高墙,然后从上面跳下来。儿子惧怕,不愿意这么做。父亲叫他别担心,并保证在他跳下来时用双手接住他。儿子于是胆战心惊爬上墙,然后跳下来,结果脸朝下摔在地上。这时候父亲告诫儿子说:“你必须学会连你的父母也不要相信。”(《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个故事实在令人震惊,父子之间何以如此残酷?但是如果人们知道这位父亲是意大利南部黑手党的成员,那么也许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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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信任与选择


西闪/文
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信任货币,在知识领域信任真理,在信息传播领域信任权威,在政治领域信任权力。货币、真理、权威和权力,这些人类互动中的交往媒介,无一不是信任的象征物和凝聚物,同时又是各自领域的简化物——这揭示了信任的本质:它是一种对社会复杂性进行简化的机制。(《信任》,尼克拉斯•卢曼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中用“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来形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生存的环境向来是复杂的,总是充满未知、危险与不确定,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是主观的、局限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远不止于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类基本摆脱了物资短缺,其行为的根本逻辑开始从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转变。过去,“短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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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懒惰与流俗

林达的系列文章《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在《上海书评》上已经连载了24期,大概已近完结,不久就会结集,仍由三联书店出版。
林达的文章一向有魅力,我曾宣称自己是他的粉丝。但现在看来,他的魅力恐已成为他的阻碍,使其无法更为深刻地去探究这个世界。
就拿今天他在《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一文中的用语来做例子吧。他写到:“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这样的思维真可谓懒惰和庸俗。照此句式,我可以写无数貌似有理的东西,譬如“毛泽东本人也是毛时代的一个牺牲品”等等。问题是,这种包含了太多修辞,却不特指任何事实的结论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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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还是脸皮?

不想见到某人,总会偏偏碰到。刚打开《思与文》网站就看见王绍光教授在大谈 政治学的本土化
王先生坚称,他的调查表明,中国仍是一个高信任度的国家。这话也出现在《民主四讲》当中——三鹿奶粉实在应该早请先生做公关,可能就不会有今日之下场了。
文中王先生更是借褒扬另一学者的名义说:“不站得高一点,没有一点胆识,是说不出,也不敢说出这些话的。”什么话呢?其中关键一句是:“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
我就不懂了。说这些话真需要什么“胆识”吗?同样的意思不正体现在我们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制度当中吗?难道说,它们的依据竟是胆子大?王先生所说的,不正是党国一直在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你需要什么“胆识”?
在我看来,王绍光教授说出这番话,阐明如此观点,需要的不是胆识,而是脸皮——没有一定厚度的脸皮,这话是断断说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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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一日

下半年甚少远游,今天去乐山,已是最远处。朋友开车,一到江边,心情豁然,方觉自己终是江边长大的人。
上午随意行走,在陕西街的路边菜市上瞅稀奇。一路往上,爬上缓坡,黄家山巷情景也颇似童年故乡所见,闻到植物味道,看见道旁泥土,亲切得很。可惜故乡半截已没入江中,记忆只好在此寻些仿佛。
中午寻到月耳塘的豆腐干、眼镜豆腐脑、特色蛋烘糕和芳芳跷脚牛肉,吃到眩晕。
下午乘渡轮到江心岛上饮茶,面对大佛,天上雁阵列列,秋天感觉。
回来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两首诗,甚好。
这一天完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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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

对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各方舆论评价不一。有人说火药味儿十足,也有人说平静而乏味。当然,在不翻墙的情况下,得出的印象可能跟两会差不多——团结、和谐、崛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国内的媒体报道中稍微透露出一点不满,也没人会知道其中的详情。像我这般孤陋寡闻的人,只是从新华社新闻的字里行间才依稀明白,原来在遥远的法兰克福发生了“热烈的讨论”,有了“分歧”,乃至“指责”。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按照传统的方式,对不起,请你自己去造句或填空。例如国内的报道在批判西方那种“只有负面新闻才是好新闻”的“潜在新闻文化”,那么想必西方媒体正在诋毁中国有一种“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的宣传戒律。
我倒是建议,伟大的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必要去迎合腐朽的西方——搞什么书展,不如搞一个禁书宣传周,把那些成天介闹个没完的西方记者和作家拉到北京来,当面把他们的作品焚给世人看。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纸灰,才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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