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斋

1957年反右运动时，有大批在校读书的各类院校的学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对于这部分学生右派而言，由于年龄相对的比较小，对他们的打击也就特别大，本来，在五十年代，能够读到这个程度的书，无论对本人还是家人，甚至对于家乡，都是一件挺光荣的事，同时，也解决了自己工作问题。但被划成右派后，这些学生不但受到批判，而且在读的学生基本上都被清理出学校，或劳改，或遣送回原籍，不再分配工作，成为了社会上的“黑五类”分子。

1950年6月25日，时任中央财贸部部长叶季壮写了一封信给主政广东的叶剑英，此信专门讲述在大革命时期江门市的赵廷谦兄弟对他的无私的帮助以及他们兄弟为此所遭受到的损失，并嘱托叶剑英，让当地政府补偿赵氏兄弟的损失，并照顾赵氏后人。信的全文如下：

【导读】以下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在1968年写的一份《我的检查》的内容（仅仅删去了极少部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份《我的检查》展示在这里，有几点原因：

首先，这位叫陈彩石（又名陈炯标）的人是一个从民国走过来的人，说起来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和大多数人一样，上学、工作，然后在国家有难时参军，战争结束后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新政权建立后，他仍然干着新政权建立前的工作，直到他成为专政对象。他的经历并不复杂，他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经历，才能让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一个人如果没有户籍，就意味着没有口粮，人们的粮油供应与户籍是紧紧相连的。在物质贫乏的时代，在一切都是“计划”供应的时期，户籍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户籍，就会被称为“盲流”，笔者在以前曾经写过一个《

整理材料时看到了一份广州市革委会发布的《关于“外嫁女”问题的指示》（【69】市革委第28号）文件，文件中提及当时有关外嫁女所遇到的问题：

关于“外嫁女”问题的指示

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数十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中被划为极右分子一般都被判刑，而其他的一般右派分子，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或者开除公职，或者降薪，等等，除了上述的处理外，一般的右派分子还需要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来“端正”自己的思想，因而，到1958年，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各地的农场，这些被送往农场的右派分子无异于古代的“发配充军”。当然，问题严重的一般会送去较远的地方，比如北京的部分右派分子就被送往东北进行改造。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不必带有政治色彩，即使双方的观点和观念不同，也并不妨碍相互之间的交往，说说话，拉拉家常，大家各自都不会背上什么心理包袱，或者有什么负罪感。但在某些时期，正常的交往会被政治的因素所干扰，如果有一个人，知道对方是“阶级敌人”或者“专政对象”，会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比如绝交、断绝关系等等，总之，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消除任何与这类人打交道的可能，如果有关系，那也是在批斗会上的“兵戎相见”。

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源于恐惧心理。自1949年后，历

笔者写过很多篇有关反右运动的文章，主要还是从反右运动的程序和个案入手，个案也主要写这些右派分子被划为右派的原因，当时他说了哪些话，又是如何被组织上纲上线的等等，在有资料的情况下也会叙述他们被划为右派后的悲惨经历，甚至也会提到他们在政治高压下如何屈辱地向组织认错，把自己说成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在我所写的这些右派分子中，只有一位在被划为右派分子时据理力争（点击查看），其结果可想而知。

 翻到《东平农场专政对象登记表》中历史反革命分子田玉振的专政登记表时，有一行字特别醒目：1939年陈果夫介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能被国民党最高层的党务工作者介绍入党，说明田玉振要么有些背景，要么有些本事。于是，就仔细参看了他登记表中的每一项，特别是他的简历：

1925年1月至1936年9月在山西读书；

在《东平农场专政对象登记表》中，有一对夫妻同时在册，妻子叫李乔，原是广州广雅中学历史教师，丈夫叫杜广武，曾是广州市公安局的一位警察，夫妻两人被列为专政的罪名同是历史反革命。根据表格上的登记，杜广武是1958年7月被中共中区肃反办公室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妻子李乔是1958年11月被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定为历史反革命的。

李乔女士是广东省梅县松口镇人，在家庭出身一栏上所填写的是“官僚地主”，因此她出身的家庭很可能是当地一个名门世族，而

抗日战争爆发，在国家危难之际，不少热血青年满怀着保卫河山之志，踊跃参军，奔赴前线，英勇杀敌。而此时，在陕北的中共，也号召全民族的抗日，并以此为名，在全国招收有志抗日的青年前往陕北入读中共创办的抗日大学、陕北公学等院校。受到中共宣传的影响，不少青年人从全国各地前往陕北，从1937年底开始，前往陕北的青年人逐渐增多，到1938年下半年达到了最高潮。

1938年8月，一个在上海工厂做工的工人，和上海的其他七位青年，一起奔赴陕北，开始走上了革命道

据统计，在反右运动中，河南是划右派分子最多的省份之一，之前笔者曾经收集到一份平顶山市鲁山县教育系统的右派名录，根据这份名录显示，仅仅鲁山县教育系统就有349名右派分子，遍布全县187个学校，数目之多令人咂舌。究其原因，应该是河南省各级党政负责人在运动中执行的极左路线所致，就如同反右运动后不久，河南省成为全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一样。

文革中有关破四旧和抄家的情况，笔者曾经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从整体上来讲述的，从抄家的过程和对查抄物品的处理，都用原始的材料来解读这场抢夺的真实含义，笔者确实认为，破四旧和抄家，就是以革命的名义抄家，以公有制的名义掠夺。而本文，继续通过一些原始物件和记录，来描述一下抄家的细节问题。本文所依据的原始物证和材料，均来自于白云山农场在文革后所整理的有关抄家的资料。

首先，抄哪些人的家。根据资料显示

【按】这封信从网上购得，写信求职者是一个民国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名叫赵钦一，受业于国学大师唐文治之门，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但因在民国时期曾在国民党军、政中担任过职务，于1955年以历史反革命的名义被判刑七年，后长期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至退休。该信写于1984年，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为使自己所学有所用，写信给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希望滁州地区有院校可以让他发挥余热。此信转给了滁州师专，是否聘用不得而知。

广州市东滶小学校长王伟民在1958年2月，以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公职的，同时被判处劳教四年，1962年解除劳教之后，被送到白云山农场继续改造。与全国的五类分子一样，每逢节假日，他都不能放假，和其他五类分子留在农场继续劳动。1966年的元旦、春节仍然是这样安排的，对于不能回家过节，他或许早已经无可奈何地习惯了，他在1966年1月31日（1966年1月21日是初一）在向组织写的《汇报》中，对于不能回家过节谈了自己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