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

我们能不能不买因强拆死伤了人的房子?大家都来抵制带血的楼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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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冷和着风一阵阵搓响樟树叶
  除了下雪,对明天,我们还能做出哪些猜测或者预测
  现在,我知道的,是明天早上九点,我会出现在窑岭
  一个朋友要送我两个不用了的书柜
  明天中午,会有另一个朋友送一副素描来
  那副素描,画的是什么,我要明天看了才知道
  明天晚上,一个雕塑过马丁路德金的艺术家会接受我的采访
  这些,如果没有意外,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明天,即使只是和我相关的,肯定不止这些
  明天我会起床,但,几点几分几秒,现在还不知道
  会上厕所,会洗脸刷牙,会吃早餐
  明天我会去哪家粉店吃粉?会吃粉吗?
  去窑岭,是打的还是坐406路公交车
  一路上会碰到哪些人
  给我搬书柜的,他们来自哪里,叫什么名字,穿什么衣服
  明天中午,我是一个人吃饭,还是和谁一起吃饭,吃什么
  会有谁给我打电话、发短信
  明天中午到晚上的那段时间,我会在哪里,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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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




都来自
北方
都是
从高处
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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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没有像兰那样安心等待春天

  天已经黑了,窗台上的兰草陷入稍凉的空气
  它总是那样,一年四季,不穿衣
  它的体内,我们不知道、但肯定存在的那套空调系统无声运转
  不,或许是有声,但我们听不到
  更北一点的人为了不跑走暖气,门窗紧闭
  更南一点的,更愿意听隔壁邻居为什么争吵
  从祖先披上兽皮开始,我们对很多事情已经失去耐心
  我们早就没有像兰那样安心等待春天
  我们无法安心,无法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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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


  雨要大点
  路要长点
  回到前后都是樟树的老房子
  他把自己窝进
  喝开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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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老鼠

  晚上六点四十,离话剧《普通美国人》还有二十分钟
  雨花亭东,我刚下车,一只老鼠出现了
  这只可怜的老鼠,身上皮毛不整,像被烫过,或者,像严重的皮肤病
  它的速度不是很快,在溜进雨水口箅子之前
  我完全可以追上它,踩住,直至踩死
  踩死它的念头,在我的脑袋里极速地闪现过,然后又极速地消灭
  我看着它溜进了下水道,它安全了,我想
  然后我又想我是个伪善者
  这只老鼠,我应该毫不留情地一脚踩过去
  对老鼠,我以前没有起过任何仁慈之心
  一年半以前,抱养被我起名叫做狗的那只猫,就是为了抓老鼠
  它确实抓过老鼠,我看到过的,是它抓住了一只
  咬死之后,邀功似的,把老鼠陈尸客厅
  我曾经梦想过武侠小说中行侠仗义的侠客
  我还没碰上让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事情
  当然,我也没有随身带过刀
  这只老鼠,或许是我一辈子在大庭广众下建功立业的机会
  但我有必要建功立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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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血族

  11月上旬,长沙的,蚊子,力量已经微弱
  但它的讨嫌,甚至超过了它夏天的同胞
  嗡嗡的叫声,它都省了,那么谨慎,藏身之地从没暴露
  你无从防备
  一个很好的睡眠,甚至是一个很好的夜晚
  或者美好的一生,一个新的人
  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另一条道路
  都有可能被它毁掉
  但它始终是只蚊子,你告都没地方告
  它不是城管,不是房地产开发商
  它很低调,跑路和跳楼它都不会
  它是生有脚,但它真不靠脚走路
  它本来就不是靠走的
  即使飞得很慢,也还是老老实实地飞
  但它妈的,它要叮上你了,还真不会客气
  你能对它怎么着
  拍死它吗?你有这个速度,也有那么心狠
  但这能解决问题吗
  你什么时候在脖子上吊一个蚊子的尸体就能唬住所有蚊子?
  它早就不吃这一套
  我们总说秋后算账,秋后算账
  可为什么吸血族越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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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秋天,雨还在下,冷空气还在一点点侵蚀
  山上的道士,晚餐已经备好,两碗米饭,一盘青菜,一盘香干
  兰的孤独曾经让迷恋它的人无所适从
  他习惯他的小生活,窗台和阳台是兰
  他的呼吸穿过浑浊的城市回到兰的旁边
  他曾经想过做道士,在某个山上,闻鸡起舞
  但他的轨迹让他只是养了几盆兰
  他没了理想?有,理想在土里
  没了牢骚?有,牢骚也在土里
  这土不能很肥,兰不适应
  不能太贫,太干
  也不能太湿
  兰其实没那么娇贵
  它也承受欺骗、劳累、无力的前行和不定的方向
  承受被偷、被抢、辽阔无边的夜和寒冷的黎明
  它只是个简单的怀乡病患者
  它曾经唱那无声的歌,现在还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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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习惯

  所有的坏习惯可能都向着一个好的结果
  这是愿望,有时候也是事实
  就像我们通常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
  就像因拖延而浪费掉的时间
  因重重阻隔见不到的人
  层出不穷的事故和从生到死都要缴纳的税
  所有的坏习惯都有可能像一阵风
  它或者起源于青萍之末——
  这是秋天,请允许我重新给它找个起点——
  它或者起源于因痛苦而起的某声哀叹
  (甚至,这声哀叹可能是无声的)
  总之,它像一阵风
  从一粒灰尘,追逐到另一粒灰尘
  从一个苹果的弧线,绕到另一个苹果的弧线
  从一根铁轨到另一根铁轨
  它甚至跟随一颗炮弹,划过冰冷的天空
  你不能对它说什么,它只是一个坏习惯
  你一定见过越来越大的风
  它曾经那么可怕,把所有的房屋和树木都摧毁
  有一天风平浪静,我们从地上爬起,看见各自的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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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姐姐:我是一个很倔强的人

  8月23日,北京,2011中国互联网大会,芙蓉姐姐穿着露出右肩的紧身粉红色礼服出现了。
  这一天的上午9时45分,新浪微博用户正负三次方看到芙蓉姐姐后发微博评论:“条子好,气质好,个子高。哎!其实她现在有点资本自恋!”
  “自恋”的芙蓉姐姐稍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继续了她8年来的“自恋”作风:“过去大家关注的是我的身材啊表面上的肤浅的东西,像网站的发展一样,现在更多的是让人看到内涵的东西,能给每个人带来帮助,现在的芙蓉姐姐,更多的人说我是励志女神。”
  原名叫史恒侠的这个女人是有资格做励志女神的。唾沫远多过鲜花的8年,她挺了过来,现在,她收获的更多的是鲜花。
  出演电影、舞台剧,北大演讲,上时尚杂志封面,个唱,芙蓉姐姐俨然是明星做派。
  采访芙蓉姐姐和采访别的明星一样,关卡重重,先给经纪人打电话、发提纲,再一而再、再而三地从经纪人那里听到“对不起,姐姐很忙,最近真抽不出时间,要不电子邮件采访?”
  电子邮件肯定不行,谁知道是不是芙蓉姐姐回答的。
  8月15日上午,在互联网大会召开的一周前,芙蓉姐姐的经纪人打来电话:“今天姐姐有空。”
  这天一早,北京下过一场雨。后来,我们开始对话后,雨还时有时无,说到动情处,芙蓉姐姐有几次想哭。
  芙蓉姐姐想哭的时候,我觉得她还是那个叫史恒侠的女人。她35岁。未婚。
  
  
  
  
  晨报周刊:现在的你是你十年前或者很多年前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吗?
  芙蓉姐姐:不是。我小的时候,是想成为一个警察,侦探。因为那时候自己比较喜欢这方面,所以想做像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
  晨报周刊:为什么没有去往这方面努力呢?
  芙蓉姐姐:第一次考研的时候是想往这方面考虑,就是报的这方面的专业,考法律,想着做不了警察的话就做一个律师,维护正义和秩序。以后慢慢长大之后发现自己就是在文学和舞蹈方面比较有天赋。所以慢慢地就是比较喜欢舞蹈呀,没有被揪出来做芙蓉姐姐的时候,就是在舞蹈方面有天赋。
  晨报周刊:但是你好像没有去学过专门的舞蹈?
  芙蓉姐姐:我做过舞蹈老师,专门教别人的。因为有些东西是天赋,它不一定是学来的。是肢体语言对音乐的诠释,能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感受,这种,舞者,是学不出来的。
  晨报周刊:这方面有遗传或者跟你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有关吗?因为陕西民歌都是很有名的。
  芙蓉姐姐:我觉得应该是遗传吧。
  晨报周刊:就是你爸妈也会有这种音乐细胞舞蹈细胞?
  芙蓉姐姐:他们从小的时候应该算是农民吧,然后年轻的时候就变成工人了吧。他们可能这方面就是没有那种展示的机会,所以她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吧,所以可能在工作方面比较有建树,我觉得他们在工作方面也是我的一个榜样。
  晨报周刊:你现在这个状态你爸妈很满意吗?
  芙蓉姐姐:他们不满意。
  晨报周刊:不满意哪些方面?
  芙蓉姐姐:因为从小我学习非常好,就是属于那种从小被光环笼罩、被宠爱的一个孩子,上个高中啊,大学啊都是骄子。可是忽然……从别人眼中看,可能就是从一个荣誉的金字塔的顶层被迫掉进了谷底,所以他们就感觉挺不公平的。任何人都有种叛逆心理,你越觉得我不好,我就越要把好的一面展示给你。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无奈,因为你每次都是展示自己好的一方面,而且站在人前也都是非常光鲜的,可是别人偏偏说你丑啊,说你胖啊之类的,有时候就感觉自己很不公平,感觉就像大家都中了邪一样,跟洗脑了似的。
  
  
  
  
  晨报周刊:你自己对你现在满意吗?
  芙蓉姐姐:不满意。
  晨报周刊:为什么?你还有哪些地方不大满意?
  芙蓉姐姐:因为我没有做芙蓉姐姐之前是一个被光环笼罩的女孩子,可以说,很骄傲,然后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才被别人逐步地认可。然后我都觉得我付出的这么多年的代价,就不是我应该——就是感觉都是别人强加给我的,然后我不得不去做那个抵抗啊。其实本身并不应该过那样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的话,我完全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晨报周刊: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芙蓉姐姐:就是一个被人尊重的人。
  晨报周刊:你刚才说的以前是被光环笼罩,这个光环主要是指哪些?
  芙蓉姐姐:各方面吧。譬如说长得漂亮,身材好,然后就是那个学习好,然后当时舞跳的也很好,也办了个舞蹈班。
  晨报周刊:那办舞蹈班的时候学生对你挺喜欢吗?
  芙蓉姐姐:非常喜欢。因为我办舞蹈班也是因为学生的强烈要求才办的,我自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自己也没有考虑这些。我当时的学生就是一些大学生啊,还有一些老师,还是一些退休教授。
  晨报周刊:那你是教什么舞呢?民族舞还是交谊舞?
  芙蓉姐姐:不是交谊舞。就是那种——我当时那种舞蹈是因为自己身材特别好,在生活中引人注意,就有人想我让教教他们,就是让他们也身材像我一样好。最后我就自己编了一些譬如说健身操,芭蕾舞,还有一些舞蹈的基本理念,让他们照着学。
  晨报周刊:主要是自编的一些?
  芙蓉姐姐:对。然后就是可以让人的身材啊,气质啊,提升很大。
  晨报周刊: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你要往哪方面发展?要做一个怎样的人?
  芙蓉姐姐:以后我希望自己能在文学界发展,因为自己从小比较喜欢看书,写文章,而且现在我的阅历,肯定会比普通人丰富;而且我受了很多委屈,慢慢的一步步站起来,肯定就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希望把这些写出来;还有另外一方面,不是写自己,我希望——没有出道之前我就有愿望,就是能写几本小说,我希望能把这些曾经的愿望付诸实现。
  晨报周刊:你喜欢中国当代的哪些作家?
  芙蓉姐姐:我以前看的书比较多——让我想一下。我就说一下很早以前我喜欢的作家,就是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喜欢朱自清的散文,还有那个周作人的散文。我非常喜欢周作人的朴实。朱自清的散文感觉比较喜欢是因为他的语言很华丽,所以我现在的文章的风格也是有时候很朴实,有时候语言又很华丽的。除了他们,还喜欢一个外国的散文家,叫什么名字一下子记不起了。其余的现在一时都想不起来了。我当时比较喜欢散文,那时候喜欢散文的原因是比较偶然的,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会节省下自己的晚饭钱去买书,当时的书最便宜的就是散文,所以就喜欢散文了。也还有就是一些大家啊,喜欢巴金的,老舍。因为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培养起兴趣来的,所以那时候的书现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大。
  
  
  
  
  
  晨报周刊:如果你现在向一个不知道你的人介绍自己,你会怎么介绍?
  芙蓉姐姐:我一般介绍的时候就会说我是一个舞蹈家,因为他们看到我的身材就会猜想我是不是。我有一次在机场的时候,前面好多外国人从我身边走过,他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芙蓉姐姐,他们就开玩笑,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舞蹈演员。我的身材在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的傲人吧,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一个演员,或者一个舞蹈家,有时候也会说是个作家。
  晨报周刊:为什么有时候也会说自己是个作家?
  芙蓉姐姐:因为有时候和他们探讨有没有喜欢的电影啊,或者你喜欢什么书啊,有些人可能平常喜欢写东西,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平常也写什么什么东西。就是和他们很流利的交流。
  晨报周刊:电影你喜欢看哪些?
  芙蓉姐姐:比较喜欢看国外的电影,就是看那种,非常有思想深度的。
  晨报周刊: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记住一些导演?
  芙蓉姐姐:没有。我对导演不熟悉吧,主要还是电影。因为有的时候会看很多很多部电影。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那种推理片,伦理片,还有那种惊悚,恐怖片。
  晨报周刊:惊悚恐怖片啊。
  芙蓉姐姐:它们可能包含着那种道理,一般人可能比较注重感官方面的刺激,它本来就是搞刺激的嘛。但我不是。比如说常看的,德州电锯杀人狂等,我想这些悲剧都是由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引起的。他们很多都是小时候被歧视,还有就是他们的长辈把自己仇恨的心理附加在后代身上,后代去报复。我当时还写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日志吧,喜欢大家多注意对孩子们的教育。
  晨报周刊:这是你看电影的启发之一?
  芙蓉姐姐:嗯,启发之一。还有一些,关于道义,因为国外的电影他拍摄的时候非常真实,非常细腻,关于生活的一些片段能够深入人心。他们对待生活的那种态度,那种对待友情或者爱情的态度,让他们在有恶魔、怪物追杀的时候,本来都已经逃掉了,最后又回过头来去救自己的亲人或者救一些不相干的人,让我觉得挺感动的。还有他们对一些画面的处理,对人物对画面的处理。有些片子的景色会拍得非常的美,而国内的片子的景色经常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晨报周刊:我注意到像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你都有捐款,这是不是跟你看的这些电影受到的像刚才你说的道义上的教育有些关系?
  芙蓉姐姐:其实和电影没有关系。这是因为从小受到的家教,我父母给我的影响,周围人给我的影响,就是说本性比较善良吧,就是想去帮助别人,尽可能的帮助别人。
  晨报周刊:在红十字会被骂得一无是处之后你还会捐款吗,或者还会捐款给红十字会吗?
  芙蓉姐姐:在红十字会出事之前,我要做什么事情就会自己亲自去做。本来我这次演唱会,就是要同时启动芙蓉姐姐爱心基金会的,因为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所以临时取消了,很可惜。很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爱心基金,想做什么事就自己去做,我肯定会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实质上,而不是像他们那样。
  晨报周刊:是不是一开始想把芙蓉姐姐爱心基金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
  芙蓉姐姐:那倒不是一定的。中国不是有十大慈善机构吗,本来是其中的一个的。
  晨报周刊:最后你们那次演唱会的收入还是全都捐出去了?
  芙蓉姐姐:嗯。
  晨报周刊:捐款是你的意思还是你们团队集体的意思?
  芙蓉姐姐:是我们团队所有人的意思。你也知道我的想法,我现在感觉虽然自己名气很大,但在做公益事业方面,因为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不会给我这个献爱心的平台,他们就总会联想我会不会炒作啊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一腔热血啊,但无处去运用。所以我就觉得做爱心基金啊,捐款啊,还有以后的很多事情,既然别人怕我是炒作,那我自己默默地去做吧。我自己给自己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爱心平台。
  晨报周刊:这是出自于自己想做点事情,而不是打算把自己的形象变得更好?
  芙蓉姐姐:没有,哪有想那么多,没想那么多。
  晨报周刊:没想到形象塑造这方面的事情?
  芙蓉姐姐:没有。就是我以前被人骂的时候,我也在默默做一些爱心上的事情。做爱心事业并没有为我的形象加分,大家不理解的时候依旧不理解,但我该做的我还是会去做的,我才不管他们怎么骂我,我还是会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晨报周刊:你在微博里说“我就这样赤身裸体地趴在床上,身上的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透着辛酸和无奈,还有那撕心裂肺的痛楚。我有种被千军万马蹂躏过践踏过的耻辱和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羞辱”, 针对这个我就想问一问,这些年你是怎么挺过这些辛酸无奈,痛楚羞辱的?
  芙蓉姐姐:写这个的时候我是刚辞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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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户口和身份12年的青龙山村

【导读】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西泉眼水库附近,91户人家组成了一个村庄,12年来,它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找不到名字。名字原来是有的,12年前,因建水库而开始的强制搬迁失败后,这个村子的名字被抹掉了,同样不再有的,还有电、邮政、学校、村里所有人的户口和身份以及和户口、身份——所有说明它存在于这个国家的证据。
因为有水,有土,他们的日子虽然不便,但还在继续,当年不肯搬迁的青壮年,如今渐渐老去,当年顽强的他们如今担忧日甚:孩子是无辜的,然道他们也要被相关职能部门遗忘乃至遗弃?


  8月16日和17日,我选择了三条不同的途径进出哈尔滨阿城区平山镇的青龙山村。
  第一次是坐了辆没连接车厢的拖拉机沿西泉眼水库进村,这条路在西泉眼水库的东岸,两边或是玉米、大豆、水稻,或是高高的杂树。路况很糟,或深或浅的泥坑不断,出三余村40分钟后,路况稍微好转,两条深深的车辙直通青龙山村。在青龙山村包了100亩地的张顺(化名)去看望他种的水稻,我在三余村搭上了他的车。


  这天下午出村,是坐的青龙山村村民于利发的拖拉机。他在平山镇买了房子,另外几个也在平山镇买了房子的村民和他一起进村收了些土豆、豆角和玉米,然后在下午5点的时候往平山镇赶。于利发走的是青龙山村东往北走的山路。

这条山路比水库边上的路远了两公里左右,但是路况稍微好些,虽然也有坑,但坑里没积水,不像西泉眼水库东岸那条路那么滑,不足的是,它两旁的树枝总是会拂面而来,坐在拖拉机后厢的人要总是躲闪。将近一个半小时候,出村了。


  17日上午11点进村,还是坐的于利发的拖拉机。于利发还是走的山上的路。于利发说张顺那小子走那条路是冒险。
  这三次进村,因为太颠簸,下车的时候感觉全身的骨架都快散了。
  17日,哈尔滨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测量青龙山村的土地,下午5点30,他们结束当天的工作,搭乘西泉眼水库渔业公司的一个小游艇出村,20分钟后抵达渔业公司。在渔业公司外面搭乘出租车到平山镇,也只用了20分钟。


  这三条路线,在谷歌地球和百度地图上都清晰可见。青龙山村的土地和房屋在谷歌地球上甚至也历历可数。青龙山村北边的三余村、东南边的板子房村、东边的张大院村在谷歌地球和百度地图都有标注,但是青龙山村的名字却没有标出。
  “没青龙山村了,青龙山村从行政区划上抹掉了。”于利发说。同样的话,平山镇的一个民警8月初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也说过。
  
  
  
  从行政区划上一起消失的还有泉河村、西岗村、集丰村,青龙山村的大部分和它们相继淹没,形成了西泉眼水库。
  这个正常蓄水位209.9米,总库容4.78亿立方米的水库1997年1月开始蓄水。
  8月16日从哈尔滨阿城区到平山镇的客车上碰到从青龙山村迁出的宋家财。宋家财1993年从青龙山迁到小岭镇,现在哈尔滨一个工地上打工。
  “青龙山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宋家财说。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1993年就搬了出去。当时,这个前一年获得国务院批准的水库的大坝刚刚开挖。
  宋家财家里五口人,领着每口人3000的移民安置费和不到2000的房屋拆迁费以及以后每人每年600的补助到了小岭。
  宋家财满意小岭的条件,“那里还行。”
  宋家财搬出去后就没再返回过青龙山。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当时的安置满意。
  在哈尔滨市政府1992年七月份的文件《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西泉眼水库移民工作若干规定》中,制定了两种移民办法,一种是后靠安置,“根据淹没线以外的土地、自然资源、房屋等条件,由市、区移民统筹安排后靠”。后靠即在原来的居住地的基础上往后面移到安全的地方安家。还有一种是投亲靠友。接纳投亲靠友的安置户的村子,分给其和其他村民同等面积的土地。这两种安置外,另外只有针对“五保户”、“库区正式职工”和“享受民政部门优抚补助的烈军属、复员军人、残废军人和困难户”的特别对象的安置。
  水库淹没面积涉及阿城市平山镇,尚志市帽儿山镇所辖19个自然屯,共1934户、8509人,其中14个屯,1 604户、6 952人需动迁安置。
  48岁的王永贵说他1993年和邻居严洪明当时是准备移民到阿城区的新乡。严洪明先他迁出去。半个月后,严洪明回来诉苦:那哪是种地的地啊,那是盐碱地!
  严洪明的儿子搬过去后的第二天上学,放学了,找不到家,哇哇大哭。
  “多亏那小子聪明,别人听到他哭,他就说他家是哪里人,怎么到的这里。然后别人就带他找到他家了。”王勇贵说,他听了严洪明的诉苦后,决定不搬了。
  从1993年开始,陆续有人迁出青龙山村。
  青龙山在哈尔滨的阿城区、尚志市和五常市三市交界的地方,当时还属于尚志市的帽儿山镇。
  1996年底,西泉眼水库的主体工程完工,1997年1月水库开始蓄水,当年8月,水位是207.06米。
  “我们村大部分的田都淹了。”梁喜全说,到1997年底,包括他家在内还有100余户人家没有外迁,“当时我们算了,我们村能种的地还有4000多亩,够我们种。”
  因为有这种计算,梁喜全和于利发等人希望留下不外迁,“外迁出去的人,我们都知道,地是分了,但是人家能给你好地?再说呢,我们这旮旯,就数我们村里地最多。”
  梁喜全是青龙山村有名的上访户,他手里头有着各种关于移民的资料。8月16日他从箱底翻出国务院颁布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他指着该条例第二章第五条第一款说:“别的不说了,国务院说了,征用耕地的补偿是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但是哈尔滨市政府决定给我们的补偿是前三年平均产值的二点五倍,他们凭什么违背中央,不按国务院的要求给我们补偿。”
  于利发说,到1997年底,哈尔滨市当时管农业的副市长张松岭答应青龙山村留下105户后靠安置,后靠安置地即现在青龙山村民居住的地方,“当时学校也盖了,电线也拉上了。但是到98年12月10日,不知咋回事,突然水库管理处给我们来了张强迁令。”
  或许是于利发的记忆有误,8月17日我在梁喜全家保留的给贾相友家的强迁令上看到发出这个强迁令的时间是12月12日。签发单位盖的红章是“哈尔滨市西泉眼水库移民安置办公室”。


  “他们要求12月20日就搬走。不搬就咔嚓把房子推到。”于利发说,但是留下来的这105户还是不想迁走,“怎么迁啊,雪下起老厚。”
  他们以为这次又能像以前历次那样能够扛过去,但是很快他们发现不对劲,“每天有四五百警力开进村。”
  于利发的房子是1998年12月20日强行推倒的。“老人小孩都哭,他们不管,家里屯的白菜也不管,全往外面扔,都冻坏了。”
  当时,于利发的儿子于宏伟7岁,他的母亲73岁。房子推倒的时候他和另外40户人家的当家人未和西泉眼水库签订任何协议。
  
  
  
  梁喜全家也是1998年12月20日强行被推倒的。
  梁喜全记得他家本来是被安排迁到哈尔滨香坊区的,但是他们“根本就没去”,没去的原因是“根本就没和他们签协议”。
  房子被推倒后,梁喜全家在离青龙山村10公里左右的北川租了个房子住了下来。
  邱德香对他们租的那个房子印象非常深:“一进屋,很厚的一层冰,就烧水化冰;炕很小,我家五个人,睡下去就翻不了身。”
  除了居住条件差外,让邱德香闹心的是她的大儿子梁金龙和大女儿梁金红。“我儿子还好,挺懂事。小红就不管了,直哭‘妈,我要上学,我就是要上学’”。
  梁喜全家在北川住了四个月。重新回忆那段日子,邱德香说那四个月“就是第二个监狱”。
  梁喜全说其他各家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于是就有人酝酿重新迁回去。
  尽管事情过去了12年,但不管是梁喜全还是于利发还是接受采访的其他人都拒绝透露当时提议回迁的人到底是谁,只说“大家都这么商量,消息你传我,我传你”。
  大家商量好的回迁时间是4月10日。选择这一天,是因为这个时候冰雪已经化了,到了犁田的时候。
  梁喜全记得99年的4月10日这天是个大晴天。
  他们到达青龙山村后发现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全都淹到了水下。
  到的早的,住进了原定后靠安置后建的学校教室。教室只建好一间,不到40平米。后到的,“都是搭个塑料棚子,地上铺上草、被子”。
  这一天,睡在棚子里的梁喜全夫妇觉得冷。后来,为了避寒,大家把各自的塑料棚拆掉,另外搭了几个大的棚子,大家挤在一起睡通铺。
  梁喜全记得4月10日那天回来了60多户,其他20余户是后来陆续回来的。而于利发则记得4月10日那天就回来了88户。
  于利发说起这一天时声音有些高亢,“大家决定了,集体开地,集体种地。”
  当时的“好地”大多淹没在水下。剩下的,或是不好的地,或是村里别的人早年搬走后一直未料理“长满了蒿子”的地。除了这些外,他们另外还开垦了些原本长满了灌木的林地。
  “大家收拾这些地的时候都很高兴。”于利发说,蒿子和灌木砍倒后,让它们晒了几日。还未完全干,大家就一把火把它们点着了。


  他们一共整出4000余亩可以种庄稼的地。这些地基本就是现在他们耕种的地。
  第一年他们是集体种地。把庄稼种下去后,大家开始盖房子。盖房子也是大家互相帮着盖。因为对未来的不确知,都选择了盖泥糊的草房。现在青龙山村的绝大多数房子还是1999年他们互相帮着盖的草房。这种草房都是一个格局,一间厨房兼杂屋,一间有炕的住房兼客厅。
  之前回迁、开地、种地、盖房都没受到什么干扰的他们在大豆收了2000多袋、水稻和玉米还没收的时候遇到了他们回迁来最大的麻烦,“西泉眼水库组织了很多人来抢粮食”。
  这一天是1999年的农历九月初九。
  来“抢粮”的人是沿着水库边的路进来的,“你走了水库边的那条路啊,”于利发对我说,“从三余村村口到进我们村的那个坡,一辆接一辆停满了车子,一起一百四十多辆。”于利发估算了一下,当时来的人和他们回迁的人数比接近八比一,此外“还来了六条高高大大的警犬”。
  大家当时都以为来了很多防暴警察,后来于利发打听到几天前平山镇的镐子把都卖光了,由此他推测“他们请了很多社会上的人”。
  “他们站了两排,前面3条狼狗,3个卡着枪的警察,当时妇女和小孩都给他们跪下了”,但是“他们还是要进村抢粮”。
  于利发的妻子许树云跪在最前面。许树云跪伏在地上,双手向前伸着。
  但是“西泉眼水库的负责人还让车子往前开,都轧到我老婆的脚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急了,就也不讲理了,起来和他们干了一仗”。
  东北人说打架是干仗。
  于利发回忆,他们干起仗后,也在“抢粮”队伍里的哈尔滨市水利局局长王喜峰急了,“后来他们当官的跟当官的干仗了,王喜峰对水库的总指挥、水利局的副局长沈德明说‘我说不能整就不能整,你们偏要整,这下好,我不管了’,他掉头就走人””。
  干仗的结果是,青龙山村的村民“伤了3个”,前来抢粮的队伍撤了。
  这一年的收成,会种地的于利发们并不满意,觉得是集体的原因,有些人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把地分了单干,他们又担心人心会散。折中的办法是一分为四,88户分成4组,“这样组和组之间有了竞争”。
  因为有了1999年农历九月初九的事件,第二年青龙山村从耕到种没受到“干扰”。
  到回迁的第三年,先回村的88户人家按人头把4000余亩地给分了。嫌地不够及1999下半年和2000年陆续搬回来的另三户人家另外又“开荒”,垦了些新地。
  “玉米一块一一斤,水稻一斤有一块四,大豆三块钱一斤,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每家每户每年至少挣个五六万,就那点补偿,谁想搬啊?”
  
  
  不搬的结果,是过没有电的生活;是有小孩读书的人家,在周边学校有全托之前,大人早上3点起来做饭,小孩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步行5公里到附近的三余村小学读书的生活;是失去户口和身份证明的生活——因为这个村的村民在1998年12月20日都“搬迁出去”了,这个村不存在了,村民没在外村落户,他们就无法开具新的户籍证明,这是平山镇派出所的说法,因为没有户口,相应的,身份证也无法办理,在库区移民开始之前办了一代身份证的村民这些年也因有效期限过期而同样沦为没有身份证明的黑人。
  8月16日坐于利发的拖拉机出村时,同坐在后厢的于利发的妻子许树云突然提起了她的儿子于宏伟,“我儿子一米八多,很壮的小伙子,就想当兵,他的手机铃声都是部队里的歌,可是他没身份证,当不了兵。他死了。”
  因为拖拉机噪声很大,我开始没听清,问:“他怎么了?”
  “他死了,骑摩托在三余被人撞死了。”许树云在说他儿子的事时,脸上看不到悲伤,像说别的很平常的事。


  稍后我们的车途经于宏伟被撞死的地方时,许树云和他的小女儿又和我说起了于宏伟:“因为没有身份证,对方保险公司赔都不好赔,我们说没身份证,保险公司说那就拿摩托车的车牌执照,我们没身份证,办不了车牌执照。”
  结果是,因为于宏伟也有责任,本来赔8万5的,因为必须有身份才能获赔,最后肇事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帮忙通过各种关系花5000块钱给死去的于宏伟补办了身份证。这5000块钱最后从应赔的8千5中扣除了。
  因为没身份证,于宏伟当不了兵,家里就准备给他说亲结婚,便在镇上买了套70余平米的房。于宏伟死后,于利发夫妇就住在给于宏伟准备的婚房里。
  青龙山村口第一家的胡长海是1999年夏天搬回来的。当年9月,他二儿子胡忠有要结婚,去登记,说民政局说必须要有身份证。胡长海的大儿子有小儿麻痹,一直找不到对象。为了不让二儿子耽搁,花了四五千块钱想办法把儿子的户口落到了平山镇的双河村九组,然后办了身份证。


  邻近胡长海家的于立洁有六个姐妹,除了小妹于立莎还在读书,其他都是多没办结婚证就结婚了。
  于利发的三个闺女都是没结婚证,其中小女儿19岁就结婚生小孩了。
  没有身份证除不能办结婚证外,还不能参加高考等一切需要身份证才能参加的考试,不能外出住店和打工。种种不便和限制越来越刺激着青龙山村人。
  今年22岁考上牡丹江某大学的于立莎在2008年8月14和她的姐姐于立洁及贾相友、梁喜全等一共33人去哈尔滨上访,要求给解决户口和身份证明。这次上访,老上访户梁喜全和其他五名代表被拘留15天;参与上访的其他男人被拘留10天;其他女性上访者拘留5天;于立莎因为小儿麻痹,被拘留了一天就出来了。
  贾相友是青龙村里给大家做烧酒的,他有四个小孩。大女儿贾秀志2009年因为没身份证未能参加高考,二女儿贾秀艳因为花了万把块钱找关系办了身份证,去年考上大学了,接下来还有两个成绩不错的小孩过两年也要考大学了,贾相友为此很苦恼,“我没别的要求,只要给我小孩身份”。
  更“遭罪”的是更小的小孩,梁喜全的孙子今年5岁,去年上幼儿园,全托,哭着喊着不去,最后去了,大病一场,上小学的孩子也是全托,梁喜全很气愤:“我们大人不搬,要算错,要惩罚我们,枪毙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孩子没错啊,村里要有个学校,小孩考大学也要让人家考啊!”
  1999年至今,当年回迁的壮汉如梁喜全、于利发、贾相友等人正在老去的路上,他们的后人因为没有身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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