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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锋线失效

最大疑问是用三个中锋组成首发锋线,郜林、张玉宁和于大宝体格很强,缺点是只有郜林速度还可以,而且他们中没人能回撤、策动,以充当从郑智到锋线之间的中转站。上半场中国队射门2次,攻入禁区的次数也寥寥。伊朗前锋更从容,背身拿球很好——要么稳稳控住,要么直接做墙敲给队友,总之不会轻易丢球,这方面中国队的前锋差距明显,争不到也拿不住。上半场中国队没有越位,因为打出的“直塞+插上”的配合不多。

 

如果想用张玉宁等人去消耗对手体力(蒙塔泽里34岁)的话,这个目的也没达到。张玉宁等人抢不到、卡不住位置,只有几次从身后推倒对手,没有肉搏的机会。第27分钟,于大宝在边线处奋力拼抢,破坏了7号绍贾伊的带球,这样的场面很可贵,可惜很少。

 

上半场伊朗队没有攻破中国队的大门,在郑智和冯潇霆的带领下,中国队的防线顶住了压力,队员相互呼应、及时地整体移动,伊朗队靠球员单干无法撕开中国队的防线,只能通过连续传球来调动,希望中国队在整体移动中暴露出空当,最有威胁的一次,是靠连续传递后的挑传打中国队右后卫的身后,由2号右后卫莫哈马迪插上形成打门,被曾诚扑了出去。

 

中场休息时,里皮换上武磊和黄博文,撤下张玉宁和张稀哲。还没等换人对进攻产生影响,踢了不到一分钟,中国队就丢球了,而且吴曦在这次防守中受了伤,被尹鸿博换下。郑智:“下半场刚开场那个丢球打乱了我们的节奏,这个丢球太早了。”

 

之后中国队的进攻没有起色,伊朗队攻击姜至鹏所在的左路,这时里皮变阵,在场边跟郑智面授机宜,大约从第65分钟起,郑智回撤改打中后卫,冯潇霆和梅方一左一右,中国队改打343阵型,姜至鹏开始踢自己在富力习惯踢的位置,而且得到尹鸿博的支援,防守方面,两人缓解了中国队左路的压力,进攻方面,两人打出几次配合,连续创造出角球和任意球,梅方的头球很有威胁,可惜高了。

 

中国队实力不如对手,身体对抗有差距,运气也很差,0-1输球可以接受。从场面和比赛内容来看,心理是最大亮点,拼搏但不狂热,有失误,没有大的情绪波动,主场的狂热球迷和突然的伤病打击没有让国脚慌乱,后场球员在对方逼抢下敢于传球,不急于开大脚,只是受限于整体的技术能力,无法顺畅地出球,没能迅速由守转攻,直到最后我们的球员也没有放弃。其他方面,郑智、冯潇霆和曾诚非常突出,是亚洲顶级球员,可惜郑智和冯潇霆都不在巅峰期了,下半场里皮的阵型调整堪称妙笔,中国队能连续制造出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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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波斯人兼有伊朗人和闪米特人的特色

波斯和伊朗不能等同,通常伊朗的范畴大于波斯。

 

“伊朗”和“波斯”的来历完全不同,伊朗从来不是指波斯人创建的帝国,伊朗历史上历代王朝各有其名,它们是米底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塞琉古王朝、安息王朝、萨珊王朝、伊尔汗王朝、帖木儿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巴列维王朝等。没有伊朗帝国,只有波斯帝国。

 

就语言而言,无伊朗语,有伊朗语族;有波斯语,无波斯语族。波斯语是伊朗语族中一个分支的方言。

 

波斯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由伊朗西南波斯湾岸边的法尔斯之名转化而成。由于中古波斯语中的“F”和“P”两音通假,Fars可以读成Pars,写法几乎一样。伊朗人所称的“波斯人”专指法尔斯地区的人。居鲁士一世(公元前640-600年)创建古波斯帝国后,这个帝国被希腊人称为“Persia”,这是波斯的来历。

 

伊朗一词来源于伊朗语族的阿维斯陀语和巴列维语。目前伊朗人讲达里波斯语,这种语言的故乡在伊朗西部法尔斯地区,其文学创作兴起于伊朗东部霍拉桑地区。

 

伊朗语族进一步划分为东西伊朗语族,两者存在重大差别。从古波斯语开始至今,波斯语的元音因素只有六个。古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的西南方言。波斯语的元音特征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完全一致。波斯语同闪含语系关系密切,波斯人与闪米特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族群而言,在历史上,伊朗人指操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其中包括波斯人;在目前,也就是当代民族国家层面,伊朗人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公民。在历史上,波斯人指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和主体统治民族,也指占今日伊朗总人口60%的第一大民族。目前伊朗第二大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占25%,其次是库尔德人(9%)、阿拉伯人(3%)、俾路支人(2%)。如果伊朗人对应中国人,那波斯人对应汉族人。

 

在民族学上,伊朗人指包括波斯人在内的中亚西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因此民族学中出现了东伊朗人、西伊朗人、中亚伊朗人、南伊朗人、北伊朗人五个不同概念和范畴。西伊朗人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安息人的祖先;中亚伊朗人的语言为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阿维斯陀语;使用阿维斯陀语的伊朗人后来沿着伊朗、阿富汗边界南迁,可称之为南伊朗人,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约公元前1000年中期,进入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的塞人可以称为东伊朗人,他们的语言属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和田塞语、焉耆语和龟兹语。

 

虽然波斯人也自称是雅利安人,但其体貌和民俗习惯与东部伊朗族人差别很大,波斯人的很多文化特征也明显有别于东部伊朗人的特点,因为位置毗邻和交往频繁,波斯人身受来自阿拉伯半岛和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文化影响,更接近于闪米特人的文化特征。因此,波斯人在文化上兼有伊朗人和闪米特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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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国脚眼中的韩国足球

普遍认为,韩国足球的长处是奔跑、拼抢和相互配合。

 

郑智是霍顿那届国奥队的右后卫,参加过奥运会预选赛,是否参加过在越南举行的登喜路杯我没印象了。郑智说:“说到韩国球队的打法,我觉得整体上相差不是太大,都是以拼抢积极为主,而且意志力非常顽强。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对阵韩国球队也有非常多的经验,因为这几年亚冠每年都会打一两支韩国的球队。”

 

今年初客场同水原三星的亚冠比赛前,郑智说:“必须正视中国足球目前与韩国足球的差距,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球员能够到欧洲发展,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当然,我是有信心中国足球一定会追赶上韩国的。”

 

黄博文在2011年初加盟韩国K联赛的全北现代,能力得到了主教练崔康熙的认可,踢了一年半后回归中超。他对韩国足球的体会是:“韩国球队踢球的节奏比我们更快,传跑的速度也更快。在中场,前卫队员面对的逼抢也更紧,传球当然也要更快。这样的环境里比赛和训练,对我的往返奔跑能力、攻防转换节奏,都提高很大。而且,现在我感觉我在中场的侵略性上也更强了。”

 

王永珀参加了2015年东亚杯的中韩之战,下半场被换下。他感受到韩国队的逼抢和奔跑能力:“赛前我们也知道韩国队能跑的特点,但到了比赛中一交手没想到这么能跑,中超球队哪有这种踢法,节奏太快了,他们的后腰和边前卫就是硬生生地向我们身后插,边后卫又能瞬间压上,抢得太凶了,完全打乱了我们的节奏。他们的对抗逼抢传接很出色,我们拿球后转身都很困难。”同时王永珀也觉得不是踢不了,“差距确实有,不过没有那么大,他们的对抗逼抢传接很出色,我们拿球后转身都很困难,不过也不是说踢不了,主要在于自己做得还不够好。”

  

在上海申花和广州恒大效力时,郜林都曾攻破韩国球队的大门。他在国足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对韩国,2010年在东京那场载入史册的3-0,他打入了第二球,他曾说:“没觉得韩国球队强。”韩国球员和媒体普遍对郜林给予较高评价。可惜去年在首尔2-3负于韩国队时,郜林只是替补出场。

 

2004年亚青赛,中国队打入决赛,可惜伤病和停赛太多,冯潇霆、陈涛和周海滨都无法上场,最后0-2完败给韩国队,如果冯潇霆在,可能朴主永不会那么轻松地打入第一球。那场决赛前,中国国青队曾连续战胜韩国国青队。后来冯潇霆在韩国闯荡了两年,先后效力于大邱FC和全北现代。在韩国待了近半年后,他的体会是:“韩国足球对抗更激烈,攻防速度快,不仅比赛中这样,训练时也是一样。训练同样对抗激烈,攻防速度非常快,训练量特别大,一开始,我确实受不了训练量。”冯潇霆还提到韩国球员的技术细节,“他们在比赛中很多细节做得很好,一脚出球的时机掌握得特别出色,时间差控制的很不错,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带球者出球的时间合理,还要队友用无球跑动来配合,实际上,韩国很多队伍在训练中一直强调这些东西。”

 

去年在首尔2-3输给韩国队后,冯潇霆说:“如果再给我们十分钟,肯定会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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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塔尔:承前启后的功勋主席

当地时间3月22日,巴萨官网发布了前主席蒙塔尔去世的消息,表达了哀悼,称赞他为巴萨做出的巨大贡献。蒙塔尔享年82岁,在1969-1977年间担任巴萨主席。现任主席巴尔托梅乌称,"蒙塔尔将诺坎普变成了一个自由的避风港,我们失去了一个好人,一位卓越的巴塞罗那主义者。在佛朗哥派的末年和民主时期的开端,他领导着巴萨,曾为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象征而斗争。作为主席,他签下了克鲁伊夫,正是后者改变了巴萨的风格和心灵。"在巴萨历史上,蒙塔尔是一位刚柔并济、承前启后的功勋,颇有建树,能够和甘伯和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父子主席

 

是一群外国人成立了巴萨,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人维尔德,最初十年,担任主席的还有英国人维蒂、瑞士人甘伯和德国人格梅林,其中甘伯贡献最大,“加泰罗尼亚化”也最彻底。用孙女的话来说,甘伯完全被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打动了,他用加泰罗尼亚文写作,在家里讲加泰罗尼亚语(自己的西班牙语时就没那么流利),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加泰罗尼亚化的胡安·甘伯。

 

在甘伯等人的努力下,外国人创办的巴萨很快本土化,成为加泰罗尼亚文化的象征和民族主义的旗帜。随后当地的显赫家族取代外国人,开始领导和管理巴萨,随着“外人”努涅斯的上台和执政,情况有了改变,但巴萨世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这几个家族早年主要经营实业,尤其是纺织业和相关产业(如制造纺织机),自幼热爱巴萨,长大后参与巴萨的管理,这成了他们的家族传统。何塞普·廖德特当过巴萨经理,他的儿子恩里克·廖德特在60年代当上巴萨主席,恩里克·廖德特回忆童年的经历:“我跟父亲去球场看球时,甘伯常常送我巧克力吃。”桑德罗·罗塞尔在2010年当选巴萨主席的罗塞尔,他的父亲曾在70年代担任巴萨高管,辅佐主席蒙塔尔,而蒙塔尔的父亲也担任过巴萨主席。

 

老蒙塔尔是个民主派的实业家,从事纺织业,二战结束后,他向巴萨董事会建议恢复正常化、结束军管。董事会接受并转告给加泰罗尼亚足协,后者又上呈西班牙足协。1946年,巴萨主席温德莱尔和他的董事后宣布辞职,随后政府任命老蒙塔尔为继任者,他一直担任到1952年,任期内巴萨三夺西甲冠军,举行成立50周年庆典,引进巨星库巴拉,还买了几块地皮,其中一块建起了诺坎普球场。

 

开创先河 

 

蒙塔尔于1969年11月当选巴萨主席,赢得很惊险,只比提出同过去一刀两断的对手巴雷特多14票,竞争之激烈说明巴萨内部分歧之尖锐。竞选时,所有健在的前巴萨主席一致支持蒙塔尔,他们全部来自纺织业,蒙塔尔承载了巴萨的传统。

 

他掌权后头一件事便是换帅:12月18日正式上任,第二天就请来英国人白金汉。此前白金汉在阿贾克斯执教过,指导了年轻的克鲁伊夫,给了他首秀机会,还经常留他在家中吃饭。可以说,巴萨从阿贾克斯引进教练的传统是蒙塔尔开启的,米歇尔斯、克鲁伊夫、范加尔和里杰卡尔德将追随白金汉的脚步。

 

那个赛季巴萨开局不好,白金汉来了后带队走出低谷,最后获得第4。雷克萨奇说,自己遇到的教练中,白金汉是传授明确比赛策略和团队精神的第一人。白金汉在巴萨待的时间不长,1970-71赛季结束就离开了,蒙塔尔已经找好了继任者:同样来自阿贾克斯的米歇尔斯,在欧冠决赛前就已敲定。米歇尔斯同样未能带队获得梦寐以求的西甲冠军,1972-73赛季结束后,巴萨又一无所获,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巨星,考虑过克鲁伊夫和盖德·穆勒等人。

 

早在1971年,蒙塔尔就请已经卸任的白金汉到阿姆斯特丹同克鲁伊夫见面,克鲁伊夫被说动了,他来巴塞罗那跟蒙塔尔谈了几次,而且谈得很愉快。阻碍转会的是克鲁伊夫的高身价,米歇尔斯认为这些钱能买来三、四个好球员,他看中了轰炸机盖德·穆勒,但西德足协官员明确表态,希望穆勒在1974年世界杯前留在国内。

 

还有一个障碍是西甲的外援限令,经过蒙塔尔的奋力抗争,西班牙足协修改了外援规定,从而为巴萨引进克鲁伊夫创造了条件。阿贾克斯的队长竞选也帮了巴萨,克鲁伊夫回忆说,竞选失利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下决心离开阿贾克斯。8月23日,克鲁伊夫抵达巴塞罗那的普拉特机场,数千名巴萨球迷前来迎接。,随后他在巴萨的传奇经历和深远影响无需多言。

 

克鲁伊夫登场亮相后,巴萨立刻有了起色,12月16日,索蒂尔、克鲁伊夫和雷克萨奇各入一球,巴萨3-1战胜奥维多,登上积分榜首位。两天后,凭借克鲁伊夫的转会和球队的出色战绩,蒙塔尔再次当选巴萨主席,这次赢得很轻松,以902票对340票击败了唯一对手卡萨库维塔,他和克鲁伊夫相互成全,半年后,巴萨夺得阔别14年之久的西甲冠军,领先亚军马竞8分之多。

 

维护稳定 

 

蒙塔尔上任那一年,佛朗哥退居二线,将大权交给自己选定的布兰科,并且宣布胡安·卡洛斯为自己的权力继承人,他将在自己去世后成为西班牙国王。

 

这一时期,西班牙依旧经受着严酷统治,动荡不断,同时在孕育变革,社会即将转型。事后看来,似乎大势不可逆转,只要顺应潮流即可,但身处其中并居于牵动各方利益的高位,相当考验政治家的才干:他们要应对上下内外的不同势力,需要时而求同,时而存异,时而谨慎谦恭,时而大胆对抗,时而妥协、合作,时而刚强、斗争。蒙塔尔做得非常出色。

 

他第一次竞选时,对手巴雷特提出同过去一刀两断,蒙塔尔赢得惊险,说明巴雷特的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上任后蒙塔尔需要应对巴萨内部的不同派别,他充满感激地称赞支持自己的前任主席们,称他们是“伟大的巴塞罗那主义者”,同时坚定地忠诚于渴望改变的追随者:“与球迷同在,应有尽有,没了球迷,一无所有”。

 

分歧也出现在加泰罗尼亚的精英阶层内部。佛朗哥去世前,巴萨管理层已经感受了一股越来越强的压力,是来自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对巴萨有所与也有所取。

 

1992年的温布利球场,巴萨队长亚历申科举起冠军杯时,约迪·普约尔就在领奖台上,挨着巴萨主席努涅斯。约迪·普约尔于1930年出生在巴塞罗那,懂六门语言,有博士学位,一共五次当选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被拉波尔塔称为“政坛的克鲁伊夫”。30岁时他被捕入狱,罪行是在一次音乐会上组织演唱加泰罗尼亚国歌。出狱后他继续奋斗,提出“建设国家”的口号,为加泰罗尼亚的发展创立文化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创办加特兰纳银行(Banca Catalana),蒙塔尔为引进克鲁伊夫而筹集资金时,找到这家银行寻求帮助。观看早年巴萨比赛时,经常可以在广告牌上看到这家银行的名字。

 

巴萨同加特兰纳银行一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商界精英同时在两家机构中任职:巴萨副主席卡拉斯科是加特兰纳银行的董事长,内战期间他的父亲被佛朗哥处死;比拉塞卡同时为这两家机构担任法律顾问;梅卡达尔是巴萨球迷协会主席,又是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

 

总之,巴萨同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关系密切,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都是普约尔创立的加泰罗尼亚民主联合党的活跃党员,这个政党的起源跟巴萨直接相关,1974年,巴萨迎来75周年庆典,在蒙塞拉修道院举行的一次秘密集会直接孕育了民主联合党的诞生。

 

蒙塔尔说:“在我的任期内,巴萨开始支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张,尽管俱乐部内部有反对声音。我将维护稳定视为自己的任务,政治无法从俱乐部中分离出去。”他在组建董事会时,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各个政治派别,为了安抚某一派系,他不时重组自己的管理团队。

 

为了稳定,他尽量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还是显露出自己的倾向:他公开拥护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按照他的意愿,巴萨恢复了从前的队徽,重新使用最初名称。此外,他是负责重大决策的领导,而打理日常事务的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两人的政治立场跟约迪·普约尔一致,而且胆子很大,蒙塔尔默许了两人的所作所为。1975年7月21日,巴萨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在内战后第一次用加泰罗尼亚文字书写。此外,诺坎普球场的广播也逐渐开始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连同让萨马兰奇非常狼狈的国歌事件,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授意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大规模、广受众地恢复本土语言和文化——反过来,这成了普约尔政治方案的关键因素,过去是普约尔阵营向巴萨伸出援手,现在轮到巴萨帮他们出力。老罗塞尔说:“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蒙塔尔可是位了不起的巴萨主席。我们身为管理人员,做决定时不会向太多人请教。资讯范围不广泛。蒙塔尔过去常说,做你想做的,我会尽量别盯得太紧。”

 

三封电报 

 

这是蒙塔尔对巴萨内部和加泰罗尼亚内部不同派系的应对,而马德里中央政府能够施加的压力,远比约迪·普约尔大。跟廖德特(他说自己当了八年巴萨主席,从未感受到来自马德里的压力)等前任主席一样,蒙塔尔对佛朗哥政权态度温和,他两次向佛朗哥颁发奖章,第一次是为了感谢国家体育委员会资助巴萨修建场馆,在场的胡安·基奇有双重身份:坚定的佛朗哥派,同时在巴萨管理层任职超过十年。

 

佛朗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蒙塔尔的举动跟同事形成对比,当时他正和几位高管一起开会,一位看门人突然走进会场,严肃宣布:“先生们,元首死了。”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在场的老罗塞尔回忆说:“是两种反应,一些人说,‘咱们打开卡瓦酒庆祝吧.’还有些人默默地待在那,吓得要命,其中一位董事说自己不舒服,然后就回家了,可怜的家伙,好像这个消息让他的胃开始不消停。”

 

会议结束后,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蒙塔尔经常用的那个房间里有座佛朗哥半身像,蒙塔尔一离开,格拉纳多斯就搬来一张椅子,站到上面取下塑像,朝老罗塞尔扔了过去。后者回忆说:“我躲到一边,别让它砸中我的脑袋,塑像掉在地上,摔成一堆碎片。以前我还以为是青铜的,可它是石膏的,所以我说:‘我真欠操,我们还以为它那么结实,总也坏不了,可现在只剩下一堆碎石膏,别的啥都不是’……过了一会又来了帮兴高采烈的球迷,我们把一些挂起来的佛朗哥相片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建议摘下球场里的一块标语,这条标语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内战中阵亡的拥护佛朗哥的巴萨会员:‘为了西班牙,为了上帝’,我们把它放进盒子,拿到地下室里,搁在不显眼的地方。对我来说,尽管觉得不应该像毁掉别的东西一样毁掉它,但这种情感不属于巴萨的历史。”

 

蒙塔尔的举动有所不同,他向马德里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给弗朗哥的私人办公室,称俱乐部“充满悲痛,元首去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第二封发给弗朗哥的遗孀及其家人,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第三封发给了弗朗哥任命的继承人国王胡安·卡洛斯,表达“我们俱乐部个人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国王殿下代表着未来时间里和平与民主的共存。”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终于要改变了。1977年6月,西班牙举行大选,9月,蒙塔尔宣布将辞去巴萨主席一职,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连任,他说:“我的继任者将由全体会员民主选举产生。”12月18日,在第二任任期临近尾声时,他辞去主席一职,副主席卡拉斯科成为临时主席,开始筹备次年5月的主席大选。

 

蒙塔尔的上台和退出跟大时代的变迁同步,前者是时间上巧合,后者是自己主动迎合。在严酷时代,面对多重压力,他努力维持巴萨的稳定,坚定不失灵活地为巴萨争取利益;在变革时期,他以身作则地表达对民主的向往,不惜放弃自己的权力;他是一位刚柔并济、承前启后的巴萨功勋,凭借自己的建树和贡献,他足以跟甘伯、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奇怪的是,可能他事与愿违了。他辞职后,巴萨用队史上最民主的方式,选出了队史上最专制的主席努涅斯。随后拉波尔塔成立“蓝象”,努力推翻努涅斯的统治。同样奇怪的是,为了推翻努涅斯,拉波尔塔标榜民主、反对独裁,等他自己上台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位,他延续和模仿了努涅斯式的治理——他推迟主席大选的举动公然违反了球会章程。拉波尔塔任期结束后,桑德罗·罗塞尔成功当选巴萨主席,竞选时得到了蒙塔尔的支持。罗塞尔曾是拉波尔塔的亲密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上任后很快开始控告拉波尔塔,但官司还没打完自己就辞职离开了。

 

蒙塔尔有时会出现在诺坎普的贵宾席,也会出现在重要场合。去年克鲁伊夫去世后,巴萨在诺坎普举行纪念活动,巴尔托梅乌及所有健在的前任主席难得地一起出席,蒙塔尔和巴尔托梅乌站在中间,反目成仇的拉波尔塔和桑德罗·罗塞尔站在最两边——这就是巴萨,一群时而团结一心、时而不共戴天的人,外战奋勇无比,内斗同样毫不手软,可他们毕竟爱着同一支球队和同一片土地,在蒙塔尔的葬礼上,巴萨也会暂时抛弃一切分歧,共同缅怀这位功勋主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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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来搬去 一年又一年

2012年5月,我来到北京,上班的地方在四惠南边的大成国际中心。5月14日第一天上班,比较巧,过了不到两周,pavel到北京面试。早高峰时,大成的电梯总是人很多。

 

年末搬到苹果社区,世纪末日那天在刚记吃饭,和大林、徐天辰等人一起,吃饭前谈了《倒转金字塔》的版权,当时我以为很快就可以弄好。2013年春节的年会是在双井一家饭店,我断片了,幸好遇上警察,被送到医院,那天晚上同事兵分三路,分别救援。

 

从2013年夏天起,我经常去小武基录影,住处离那不远,我有时走到四环上,然后打车到那,有时乘地铁到十里河站,然后步行去那,大羊坊路总是很堵。12月31日,小学同学的微信群响个不停。

 

2014年1月24日,在工体南路的一家KTV开年会。春节一个人在北京。

 

4月20日,公司搬到龙潭湖附近左安门内大街的一个大院。搬家时小静和她男友来了,员工只剩我和小顾。4月28日,第一天到那上班。世界杯时没我什么事,我经常步行去公司,路过龙潭湖公园。2014年10月8日,在小武基录样片。

 

10月29日,搬到工体21号看台,起初一共五个人,过了几天吴迪来了。12月26日,工体里车祸,叶险些被撞倒,当时来了武警和特警。

 

2015年2月5日,路过世贸天阶。我经常在工体东路的北平羊汤馆吃晚饭,然后步行到国贸(有一回误入使馆区),再乘地铁回住处,有时晚了,从国贸那打车。2月12日,在三里屯的一个KTV年会。偶尔到工体看球,有几次深夜,我站在办公室的窗户旁,看到不同肤色的男女站在楼下,那几个黑人男子像是乐手。

 

2015年9月18日,公司搬到褡裢坡的268基地,这时同事多了,下了地铁后还要走一阵儿土路,要么坐电三轮。我们有时在一家湘菜馆订饭,老板来送,看起来他像个正经人,送晚了还会道歉,后来听同事说,他是那条街的老大,几家按摩房都归他管。

 

2016年1月19日,搬回工体,这回是三楼,临时在那办公。1月25日,在古北水镇开年会,我好想再去一次。春节爸爸来北京,一起去了香山。五一回家,上次回家还是2013年春节。5月8日,公司搬到苹果社区附近。12月27日,跟一个足协的朋友在公司附近吃饭,他买了十本《倒转金字塔》,我问,青训多久能有起色?他说,踏踏实实做的话,最快五年。

 

今年1月3日,跟一个朋友聊了聊世界杯项目,我想再做一本,也想给自己找活干。1月9日,跟几个小学、中学同学在绿茶吃饭。1月10日下午开会,会后我发消息给朋友,“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动,那个合作过一段再说。”会后我开始收拾物品,到住处后心情极差。第二天上午辞职,之后谈了谈,我答应做到年底,愿意带新人。

 

春节哪都没去,翻了几页书,看了些比赛,要是还做这一行,需要补的课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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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抄 制造出不存在的关联

福楼拜

 

语言是破锣,我们在上面敲打出节奏,引得熊起舞,但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感动星辰。

 

云中君

 

历史学家无须面对大众,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面对历史学本身。最急着对历史研究发表意见的外行往往是最不尊重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凯撒的事归凯撒,太史公的事归太史公。……外行参与和关注,对一门学科不算坏事也不算好事,而是无足轻重的事。

 

孙英刚

 

学术研究除了能够呈现出新的历史画面,也可能会制造出并不存在的关联、绘出并不存在的历史画面。从这个角度说,越是技艺精湛、思想丰富的历史学家,其过于完美的结论越是值得警惕。 

 

《台湾军界怎么纪念甲午战争》

 

他因缘巧合认识了到台湾访问的《福州晚报》副总编辑刘琳女士。刘女士主动告知,她曾经采访过刘步蟾的孙女,现在90多岁了。刘的孙女告诉她,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给每位官兵发了一颗以高浓度鸦片制成的自尽药丸,这也就是所有北洋将士自杀方式均为“仰药”的原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

 

恩古吉·瓦·提安哥《一粒麦种》 

 

从根本上说,成为一个英国人只是一个心态问题,所谓“心态”是指人们看待生活、看待人际关系、看待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通过改变人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就可以改变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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