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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的书之话语

七十七、勃鲁厄姆勋爵:有游客光临立即禀报,匆回书房手捧书籍一卷……   本森《随笔作家的艺术》中说,勃鲁厄姆勋爵(1778-1868,苏格兰人,曾任英国大法官,《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是一个热衷(书中为“中”)于沽名钓誉的人,他把自己的住宅加以开放,供游人参观,命令总管:凡有游客光临,立即向他禀报。听到禀报,他总是匆匆赶回书房,手捧书籍一卷,好让游客你推我、我推你地悄悄私语:“看,那就是大法官阁下!”--随笔作家的心情正是这样:他非常欣赏自己的小天地,同时他也非常高兴地让别人看到他在欣赏自己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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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的书之话语

七十六、孙楷第: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便溘然长逝   陆灏《东写西读》书中《举人算得了什麽·“大王饶命!”》中写道,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专家孙楷第先生最为痛心的是,“文革”中他因为退掉北京的住房全家下乡去干校,迫不得已,把几十年珍藏的上万册古籍图书,连书架一起卖给了琉璃厂旧书店,书店只给了四十元。“文革”后,何其芳等先生多次交涉,想为孙先生讨回这批书。但书店说,当初是孙先生自愿卖的,他们是出钱买的;现在想要,只能按现价再买回去。孙先生哪里买得起!据杨廉的回忆,孙先生临终前,当时的所长刘再复去医院看他,他已不能说话,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便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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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的书之话语

七十五、陈四益:书之厄(载2007年3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   承平日久,于是又兴起了收藏。铜、瓷、字、画,旁及其他,连地里挖出来几块碎瓷片,也风魔了不少人,叫做“淘宝”。同“文革”之世陕西老农拿秦砖汉瓦垫猪圈,“文革”之后把成吨古币拿去化铜,真是天上人间了。书,自然也进入收藏之列。可惜的是,经过了那场“大革命”,值得收藏古书的已经很难遇到,而我也早失去了藏书的兴致。   书的厄难,自古有之。摆在明处的如“禁”、如水火、如兵燹,都是无代无之。先秦的文献,到了秦代,许多被烧掉了,后来从墙壁里挖出来或凭记性背下来的,不过劫后之余,天知道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多少是对,多少是错。清代编《四库全书》,现在被一些人捧为伟大的文化工程,其实在编纂过程中焚毁、滥删、窜改的比始皇帝还要多得多,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这些旧案,只能从记载上看到。四十年前那场“革命”对文化的毁灭,我却是亲眼看到一些的。上海一些零散抄家得来的书籍,都乱七八糟堆放在徐家汇藏书楼,大约是要“处理”的,所以,几家得到恩准的单位,可以先到那里去挑一些“有用”的书籍。我那时还没有被“圈”起来,受一家报社之托,参加了半天选书的活计。只见藏书楼上宽大的房子里线装的、洋装的,各种书籍堆得像一座座小山,没有分类,没有编目,没有打捆儿,就像一堆堆废纸,弃在地上。在那庞大的“废纸堆”里挑书,实在大难。有时看中一本,但那一部书中其他几本却不知散落何处。大概这些都是要“革这伙妈妈的的命”的“四旧”,送去“火化”只是迟早的事,所以根本无人会也无人敢去整理,否则扣上一顶最轻的帽子——“迷恋四旧”——也会够受的。那些后来不知命运的书籍,宋元刻本或许没有,明、清两代的刊刻,从我手中漏下的就有许多。半天,书没挑出几部,倒是对这样糟蹋书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之后不久,一位江西籍的学生忽然找我。他是吉安人,有一位朋友在吉安废品收购站,因此得知,那里抄家得来的书籍都堆放在废品站,等待火化。如果去得早,可以论斤选买一些。吉安,古庐陵也,是欧阳修的故乡,文风历来很盛,想必应该有不少好书。于是伙同几位朋友,只说是去瞻仰井冈山,直奔吉安而去。没想赶到那里,早已“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废品站的朋友不无遗憾地说:“早来几天就好了。”他比划当时堆积如山的“四旧”,真个要让人“高山仰止”。   上海如此,吉安如此,全国各地料应莫不如此。那一场焚书的规模,数千年间无与匹敌。待到“文革”结束,我到北京、上海、苏州的旧书店都去看过,哪里还有像样的古书,我自己“文革”前买的有限几部线装书,早已卖掉换饭吃了,虽不是什么珍本,比起那些现在也在待价而沽的油光纸石印本总还要好些的。   书,因为要用,所以还在买。但经过了那一场焚书运动,我对藏书已了无兴致。历来爱书人都痴,聚之甚苦的书籍,一遇社会动荡,就会成为包袱,甚至成为祸胎。所以,这些年买书只求其有用、少错、价廉,什么宋版元椠,固然囊中羞涩,不敢问津,就是民国的什么初印本,当下的什么羊皮本、金箔本、珍藏本,也决不收罗。 买书,为了“藏”,在有些人是一种投资,在有些人是一种癖好。在我,买书只是为了看、为了用,不是为了“藏”。所以,这些书是否有增值的空间,是否有成为“骨董”的可能,非所计也,因为不愿背这个包袱,也不愿在权豪势要争权夺利之际,一会儿查禁、一会儿焚毁,拿书玩起政治游戏时,徒增几分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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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澶修远居书事(2007年2月之二)

2007.02.19 星期一 晴(雨水、正月初二)
  收拾书房卫生。多日未读嘉兴范笑我的博客,上午从弱水月年处进入“听讼楼”,知南京《开卷》2006年合订本已出,手机短信至董宁文预留一册,节后联系,并录笑我几则日志如下:
  ①2007年2月14日,星期三,晴。沈鹏年在《山西文学》发表文章与黄裳翻脸:2月14日,韩石山从山西寄来今年第二期《山西文学》。这一期“特别推荐”栏目上的文章是沈鹏年写的《黄裳:爱书不能这么爱——关于郑振铎的〈纫秋山馆行箧藏书〉及其他》。沈鹏年在文章中说:“在半个世纪以前,黄裳以‘抢救’、‘保存’郑振铎先生《纫秋山馆行箧藏书》为名,给我看了《行箧书目》,后即取回。向我借了黄金、银圆等巨款。不料,巨款到手,移作别用,购了‘十种宋版精本’等大批古书。以日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两册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木刻本。一部残缺的元刻《左传林注》送给我作为了结。”沈鹏年公开了黄裳1958年写给他的信。指责黄裳“颠倒事实”。黄裳曾在《关于〈金陵杂记〉》中说:“沈(鹏年)君有一种‘习惯’,久借不归。从我这里‘借’去的《域外小说》初二集,木刻原本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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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澶修远居书事(2007年2月之一)

2007.02.04 星期日 晴转多云(立春)
  近日讨论、取证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表彰名单。2日下午徒步回家,至新华街费20元购《万象》07年1、2期,并《书屋》(2)。闲时翻读。湖北《读书文摘》今年第二期“百家读趣”刊《读书茶趣》文。
2007.02.06 星期二 晴
  湖北十堰《书友》原责编、现《崇文》特约编辑李传新寄来新春贺卡。收《书品》第一辑。费24元购《读书文摘》第二期和《王安忆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07年1月新版)。晚发《读书文摘》邮件,请求稿酬。本期封底“读书小语”刊(英)约翰·卢伯克《书的神妙》中文:“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一种最珍贵的,最无价的赐予。借着书,我们可以想像和先哲们漫步在那些优美迷人的意境中;借着书,我们可以安坐家中,神游四海,翱翔于斯宾塞笔下鸟群扑面的天堂,或弥尔顿笔下天使在耳边吟颂圣诗的乐园。”
2007.02.11 星期日 晴
  2月8日,星期四。致湖北十堰李传新、江苏南京徐雁、四川成都龚明德、湖北武汉苏晓、安徽池州黄魁玲春节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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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澶修远居书事(2007年1月)

2007.01.01 星期一 多云
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尤其在天涯结识了不少书友,如甘肃黄岳年、西安文泉清、内蒙张阿泉等。06年是疯狂购书、聚书的一年,先在当当网购书,后在天涯书局购书,再后就是在孔网大肆聚书,当然在华英、万佳更是如此。这使我想起唐代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两句诗: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06年工作上的事情繁多,没能沉下去写文章。今日居家读董鼎山的《第三种读书》,其附录《热情真挚的董鼎山》中最后写道董鼎山不胜感慨地说:“稿酬高低这倒无所谓,但是作家应有自己的尊严,理应重视作家的劳动代价。历经40多年的写作生涯,至今仍不能靠写作为生,的确是我唯一的遗憾!”今年的再一个愿望是把全部藏书整理一个完整的书目,敝帚自珍,最好按类编目,如书话类、小说类、散文类和其它类。下午查了些董鼎山的资料。晚读《第三种读书》和《大梦敦煌》。
2007.01.02 星期二 晴
  在家翻读《第三种读书》。发上海秦建鸿《一个人的“雅赚”和“美贬”》、《书签》邮件。整理《偷书者说》、《书灯》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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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的书之话语

谢谢楼上诸位仁兄姐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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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英)约翰·卢伯克:“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一种最珍贵的,最无价的赐予   今收湖北《读书文摘》(文史版)第二期,本期封底“读书小语”刊(英)约翰·卢伯克《书的神妙》中文:   “书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一种最珍贵的,最无价的赐予。借着书,我们可以想像和先哲们漫步在那些优美迷人的意境中;借着书,我们可以安坐家中,神游四海,翱翔于斯宾塞笔下鸟群扑面的天堂,或弥尔顿笔下天使在耳边吟颂圣诗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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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三、董鼎山:“稿酬……的确是我唯一的遗憾!”   董鼎山《第三种读书》之附录《热情真挚的董鼎山》文末谈到:“稿酬高低这倒无所谓,但是作家应有自己的尊严,理应重视作家的劳动代价。历经40多年的写作生涯,至今仍不能靠写作为生,的确是我唯一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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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法):我的第一故乡就是我的书籍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说过:“我们真正的出生地是那个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智慧的眼睛关注自身的地方。对于我来说,我的第一故乡就是我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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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一、上海:淘旧书乐趣大打折扣 (新华网2006-3-21 淘旧书一直是让无数读书人神往的一件事,但目前在上海,旧书业却因为资源枯竭、读书人口减少、盗版书和特价书横行等因素而举步维艰,这些都与不景气的读书、出版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 上海久负盛名的新文化服务社九华堂书斋,坐落于瑞金二路410弄的深巷中。穿过吵闹的街道和长长的居民住宅区,拐过一道弯,“新文化服务社”的牌子才跃然眼前。走进店内,约150平方米的开间和满目的图书,才突然让人惊觉,这也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国营旧书店。 开业16年,新文化服务社以公道的价格和周到的服务,树起了自己在上海旧书业的名气。即便如此,旧书业普遍面临的成本、货源等因素的限制,同样使它举步维艰。这家开在深巷中的旧书店尚能维持,而更多的旧书店,巷子不深,飘出的书香却不再能吸引人。主管新文化服务社的上海图书公司,目前下属有5家旧书店。经理殷小定说,在旧书业兴旺的上世纪50年代,图书公司拥有十余家旧书店,门面都在120平方米以上,其中淮海路门市部有200多平方米,福州路门市部有1000多平方米。新文化服务社收银台后的墙壁上挂了一块牌子,逐条列出上海图书公司下属旧书门店所在地。一张薄薄的白纸,遮去了其中两家已关闭的门店。“现在,我们的旧书店越来越少了。”新文化服务社的营业员指着这块牌子对记者说。 旧书市场,曾经是文人雅集寻觅“知己”之处。民国至今的读书人,更是津津乐道于在旧书市里寻觅到的“惊喜”,用笔墨留下了许多淘书故事。然而,一度是读书人天堂的旧书市,无论在卖书人或买书人眼里,如今都暗藏隐忧。 旧书资源严重不足 “淘书最大的乐趣,是‘发现’的乐趣。带着问题、带着求证的动机到旧书店翻翻书,或许能激发出更多问题,或者能发现答案。已有的知识与书中知识之间会摩擦出智慧的火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作者徐雁自称也是个“淘书迷”,“淘旧书的乐趣旁人很难体会。”徐雁说,在写作《中国旧书业百年》一书的过程中,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旧书店,感到目前旧书业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严重不足,甚至到了枯竭的程度”。旧书量的减少,也使不少淘书人失去了很多“发现”的乐趣。 民国时期的旧书市场,旧书数量多、品质好,至今仍是许多读书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徐雁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清末留存的线装书数量很大,其次,“文化价值观震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很多人认为作为旧文化载体的线装书不再有价值。受到新文化熏陶的人把书拿出来处理,认为线装书仍有价值的人就得到了选择的机会。”正是通过这一价值观的分化,旧书资源在民国时期重新整合。 在价值观相对稳定后,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收藏习惯,限制了流向市场的旧书量。徐雁举例说,在国外,很多人买进某本书看完后,会趁书还畅销的时候卖出,这种情况对中国人来说“几乎不可能”。“10年前,由于经济条件、住房条件的限制,新书从买进到流出的周期基本在半年到一年之间。现在的图书基本上一到两年后才会流入旧书市场,货源就变得更少了。”殷小定分析说。 在徐雁看来,新书市场是与旧书市场相辅相成的。“图书花花绿绿、披金戴银,似乎很漂亮,却造成了旧书市场的泡沫化。我们怀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书,其实是对现在的图书的反叛,认为现在的图书华而不实。”在采访中,不少旧书店店主也对记者抱怨新书粗制滥造,使得旧书市场的品质无法提高。 货源的限制,使旧书行业产生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心态,很多旧书店的店主并不希望自己的店里“人气太旺”。“开业一年多,顾客的数量始终没有很大变化,买卖量也不会很大。这是一个平衡的量。”古月书店位于国权后路23号,复旦大学周边幽静的一隅,来往顾客稀疏,通常店里只有一两个人在挑书。但店主胡愚担心的并不是顾客少,“真的门庭若市也不行。每天从家庭、工厂等地方淘汰的旧书量是有限的,生意太好,图书进货就会跟不上。” “网上开设旧书店后,很多旧书被网络分流了。”古月书店是一家从网络“起家”的书店,胡愚自认为“没有网络就可能没有古月书店,有网络才有底气开古月”。在“孔夫子旧书网”开展业务近两年后,胡愚才选择复旦大学周边开设了古月书店,目前书店二分之一的业务仍来自于网上,通过网络,古月书店的旧书远销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地。 截至2005年12月20日,“孔夫子旧书网”拥有1249家旧书店,图书存有量多达149.6万册。胡愚说,这一数量非常大,目前上海书城的图书存有量也仅为20万册左右。“文庙旧书市场不如以前兴旺,也与货源有关。”胡愚说,古月书店这样的民营旧书店和网络书店近几年兴起后,势必会对文庙旧书市场产生冲击,导致其货源减少。 作为文庙旧书市场的老摊主,自号“得月楼书斋主”的吴光明惋惜文庙的状况大不如前。他向记者出示了一张文庙管理处的公告:“对凡购买2006年第一季度长摊位的旧书经营者送一个交易日作答谢回报。”对此,他的解读是“情况不好了,所以要用这种手段留住摊位”。文庙管理处副处长胡育清也向记者承认,文庙的总体情况“确实比以前差一点”。他说,现在每个交易日的人流量在三四千人,而以往人数最多时可达七八千人。“消费者的数目与摊位数成正比。公告的内容,一是为了庆祝文庙旧书市场建立20周年,其次是为了不让摊位萎缩。20年的品牌不易,要把文庙旧书市场继续做下去。”但他也很无奈地表示,目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特价书、盗版书与暴利的夹击 在文庙设摊的老摊主中,很多是文史爱好者,当年住房狭小,迫不得已挑出一些书出售,后来转入旧书行业。如今的文庙旧书市场,他们的身影已经显得越来越孤单。12月18日,记者在文庙大成殿广场大略一数,在广场中央某一排的23个摊位中,约有6到7家大量出售品相很新的“旧书”。记者随手拿起一本巴金的《随想录》一翻,封面太过鲜亮的蓝色和页面深浅不一的灰色,都显出它与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随想录》在色泽和质地上有点不一样。一位在文庙出售过期杂志的摊主叹息着说:“这里是盗版者的乐园。” 记者就文庙旧书市场出现大量新书一事询问了文庙管理处副处长胡育清。他对记者说,12月18日他不在现场,对这一情况“不很清楚”。同时,他解释说,文庙旧书市所定义的旧书是指出版一年以上的图书,成批出售的新书,很可能是从旁边的“文庙书刊批发市场”流过来的滞销书。 尽管学者徐雁认为,新书滞销变成特价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很多旧书从业者仍在特价书面前如临大敌。“对我们冲击最大的就是特价书和盗版书。”新文化服务社一名70多岁的老店员告诉记者。 “旧书本来以价格便宜取胜。特价书出现后,旧书就显得不那么便宜了。”古月书店所在的复旦大学区,约有庆余书店、开明书社等三四家特价书店,校内还不定期举行书展,书展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特价书。处在特价书的“包围”中,胡愚对特价书的影响感同身受:“特价书把买书人的心态磨坏了。” 接受记者采访时,胡愚正在网上订购书籍,其中不乏一些质量不错的特价书。他说,像《我们仨》这样的书,他能拿到2折甚至1.8折、1.9折,因此古月也适当地挑选一些品质好的特价书出售。 “旧书的营业额不高,去掉房租等成本后,一定要有比较高的利润空间,旧书店才能生存下去。”胡愚说,他遇到过毕业了也想开旧书店的同学,他奉劝他们去开特价书店,“特价书店门槛低,风险小,卖不掉可以退掉。卖旧书风险大,卖不掉只能进回收站。”“生存不难,但发展很难。”胡愚说,古月书店目前拥有1万多册的存书量,可能是上海最大的民营旧书店,但他每个月的利润仅六七千元。而徐雁在经过三年多的调查后也发现,“旧书店的赢利空间不大,总体来说比较边缘化,处境很艰难。” 位于福州路424号的上海图书城四楼,云集了近20家旧书摊,不少是从文庙摔打滚爬出来的“行家”。但这里门庭冷落,终日少见顾客。5号书摊的荀道勇对记者说,这里的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旧书市场萧条的现状:“读书人无法承受真正有价值的旧书的价格。爱书的人没钱,有钱的人不太会投资旧书,一般投资艺术品市场。” 线装书市场风景独好 与普通旧书市场不景气相反,近两年,线装书价格在拍卖市场节节攀升。今年10月底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古旧书会,拍卖成交量为100万元,而汇集全国50多家古旧书店的传统古旧书交易额仅为10万元。“近几年,古籍善本升值很快。康熙版的书,原来只要二三百元,目前已升值到几千元。几乎一年就会翻一番。”殷小定以上海图书公司下属的几个单位为例说,以出售线装书和字画为主的博古斋每年的销售额为2000万元上下,其中400万到500万元为字画收入,处于赢利状态。三家上海旧书店和上海图书城四楼的旧书市场,一年的营业额在50万元上下,去掉成本后,“仅要求不亏”。新文化服务社二楼的“九华堂书斋”专门出售线装书和老期刊等,也是靠出售这些书“养”着一楼的普通旧书。 “奇货可居”,曾经是古玩、邮票等的专利。如今,旧书继之而起,成为又一种“待价而沽”的“奇货”。殷小定认为,随着众多图书进入拍卖领域,民间收藏力量崛起,人们不再轻易出售旧书,也会让旧书市场货源进一步枯竭。旧书的划分以1911年为界限。民国以前的古旧书通常称为“线装书”,1911年~1949年之间的民国版本称为“旧平装书”。荀道勇直言不讳地说,古旧书业中的线装书和珍贵旧平装书是一个容易产生暴利的行业,只要悟性好,能抓住一两次机会,或许有可能“一夜致富”。因此,旧书店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圈内人之间倒来倒去,看中的是书的市场潜力,“真正需要书的读者不多”。 古旧书店,曾经因为留下众多文人的身影而变得特别诱人。在这些故事中,不乏旧书店为文人的研究提供灵感、帮助的事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在从事张爱玲研究时,曾因在旧书店“淘”来的《传奇》初版本、《不了情》、《太太万岁》、《倾城之恋》影剧说明书而丰富了第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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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朱鸿:旅游是灵魂的读书,读书是身体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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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董桥: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      董桥在《藏书家的心事》中说:“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起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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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车前子谈买书和读禁书        车前子在《好花好天·回忆张宗子》中写道:“我二十岁之际,买书很注意版权页,印数在几百本上下的,即使一时用不着,一般我也买下,我想中国这麽多人口,就印了这几百本,顿生怜惜之心,再说万一要用,去借的话,要是能够借到的话,那真是瞎眼海龟撞上漂木了。我看到印数过万的,即使喜欢,我也不买,心想总有借得到的时候,从中也能看到我当初借书的热情。”    老车在《回忆禁书》中说:“我对禁书的兴趣不大,只要是书,就都有遭禁的可能,知识本身就是秘密的火焰与愉悦。这样一想,我反而觉得天底下哪有什麽禁书啊,或者全都是禁书。而所谓的禁书还常常如此:对阅读者而言,抱了希望,总是失望得紧。所以我阅读禁书从不抱希望,比读不禁书还具有平常心……在我看来,禁书无非只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有违公共道德而遭禁的,一种是因为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的,实在还只是一种--有违国家政治而遭禁是一切禁书的根本命运……只要有书存在,就有禁书。挺好玩的。如果要我去禁书,我会禁什麽书呢?我首先把唐诗宋词给禁了--它们已经使中国人在生活中在自然中的诗意程式化群体化陈词滥调化:看到月亮,就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碰到分别,就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点创意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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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蓝翎:知识分子藏书需要两个条件     读书人大都爱藏书,“知识分子书多”,然而知识分子藏书需要两个基本条件,而且缺一不可,一是要有钱,而是要有房。钱有几个?房有几间?这话便很难说,说了会犯忌,属于发牢骚,如“上纲上线”,就是“对现状不满”,那还了得!弄不好,还得把省吃捡用辛辛苦苦积累的几本书当废品买掉,并非时时都是“知识的阶梯”,而是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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