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小茅屋天涯名博

我有一个理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从一小块陶片解读出另一个普通生命的喜怒哀乐,从而使古往今来的所有人不再为死亡分离,时世阻隔;让无尽的光阴就此透明,让无数个体生命含辛茹苦的积累就此融会贯通,让每一个人手拉手从亘古直到无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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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间与阳间——墓葬与建筑(齐东方)

阴间与阳间——墓葬与建筑

发布时间:2015-08-19    文章出处:《世界建筑》    作者:齐东方

 

  摘要:墓葬本身就是建筑,也是礼仪实施的场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是真实地再现生活中的建筑,还是采用象征的手法表现,都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视觉材料,还能探讨社会历史的变迁。

 

  关键词:墓葬建筑,壁画,石椁

 

  墓葬体现着死者的理想追求和生者的人道情怀。古人认为丧葬可以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也”,故“事死如事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1]。对于死者的去向,汉代曾有“既下新宫,不复故庭”、“永归幽庐”之句,用新宫、幽庐等语言形容人生的归宿,表明墓葬要展现阴间与阳间无法割舍的关联。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用棺椁作为葬具,商周时代棺椁实行多重制度,每重棺椁赋予了特殊的功能,并一直延续到西汉。棺椁一般是用木质材料加工,既耗大量木材又容易腐朽,大约从西汉中期开始,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开始建造砖室墓。这一变化不仅是建筑材料的更替,也是人们思想观念、丧葬行为的改变。到了东汉, 砖结构墓已成为墓葬的主流,同时石材使用也比较普遍,如画像石墓,有的墓葬还在地上建筑祠堂等。

 

  “椁墓”时代的西汉马王堆一号墓[2](图1),对椁室进行了分割,每个空间放置的物品不同,至少是在借鉴建筑中的格局。如果说“椁墓”时代的墓葬与建筑的关系还很模糊,“室墓”出现后,模拟建筑的情景便清楚了。

 

  “室墓”可以是挖土洞,也可以用砖石建造,还可以依山开凿。“室墓”经常有多个墓室,尽管形状多变,但都是模拟或象征现实中的建筑。河北保定的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3](图2),是规模宏大的墓葬,全长约52m,最宽处约38m,最高处约7m,由墓道、车马房(南耳室)、库房(北耳室)、前堂和后室组成,宽宏富丽,举世罕见。

 

  墓葬内部布局完全模仿宫殿,前堂是一个修在岩洞里的瓦顶木结构建筑,象征墓主人生前宴饮作乐的大厅。后室又分石门、门道、主室和侧室。主室为内寝,由汉白玉石铺成棺床,上置棺椁。主室南侧的小侧室象征盥洗室。墓道先用石块填满,然后在墓道外口砌两道土坯墙,其间浇灌铁水加以严封。整个墓葬有完整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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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发掘再获成果(转)

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发掘再获成果

——发现渭桥北端、渭河北岸,确定渭河北移时间上限

发布时间:2015-08-18

 西安汉长安城北渭桥遗址发掘再获成果(转)

 

  渭桥遗址地处陕西西安北郊汉长安城北侧,自2012年4月发现以来,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组成的渭桥考古队,先后对位于厨城门之外的厨城门桥群(一号桥、三号桥、四号桥、五号桥)、洛城门之外的洛城门桥等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相关发现入选“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社会各界引起持续关注。

 

  2014年的渭桥考古工作继续集中在厨城门桥群区域,包括2012~2013年度厨城门一号桥第一发掘点的南部及其以北200米处的高铁征地范围、厨城门四号桥、五号桥发掘区等多个地点,并对延伸到北三环以南的厨城门诸桥、草滩镇王家堡桥开展了考古勘探。年度主要收获如下:

 

  在对2012~2013年厨城门一号桥发掘区南部的局部解剖中,在一号桥废弃后渭河河道内形成的第八层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瓷、铜、铁、银各种质地遗物,以铜钱为主,种类以“半两”“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开元通宝”居多,但也有一定种类的宋、明、淸时期钱币。在多个地点清理的第8层内,出土最晚的钱币为4枚“乾隆通宝”及1枚越南钱币“景兴通宝”铜钱(后黎朝显宗黎维褍景兴年间( 1740~1777年)铸,相当于清乾隆五至四十二年),进一步确定了第八层堆积的形成的上限不超过清代,揭示出至迟到乾隆时期,发掘区一带尚为渭河的主河道所在,而渭河的大规模北移则应发生在乾隆或乾隆之后的某个时期。

 

  而在该区域的解剖清理中,还在长方形石构件上发现浅浮雕图案,其中一石构件相邻侧面浅浮雕朱雀、青龙,另一石构件相邻侧面浅浮雕朱雀、白虎,这种多个神兽浮雕于同一石刻上的情况,在长安地区汉代石刻上为首次发现。

 

  在对2012~2013年发掘区北侧200米左右的高铁动车运用所施工区域开展的考古发掘中(T1),清理确定出渭桥的北端,并在北端向南约23米左右的东侧桥桩向东18.4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出南北宽约10米左右的北高南低的一条用竹片编织成筐并内填瓦、石、淤泥块等组成的埽岸。其埽由竹片编制,暴露出来的埽大多呈圆柱形、椭圆形,长约1.2~1.5米,直径约0.5~0.8米左右。而据调查,在已被破坏的渭桥北端的西侧区域,亦曾发现过埽的迹象。在埽岸及渭桥北端发现后,清代乾隆之前的渭河北岸得以确定。与此同时,在埽岸南侧的第八层中还暴露出一条古船的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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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清涧辛庄商代建筑遗址(转)

陕西清涧辛庄商代建筑遗址

发布时间:2015-02-2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自2012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陕北清涧县辛庄遗址进行了连续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揭露出了一座规模宏大、形制独特的宗教礼仪建筑群。建筑外观呈三重环围式楼宇,中间为夯土台基围成的长方形庭院,院落中间的西部保存有一处主体夯土建筑和门房等设施。

 

  辛庄遗址位于无定河下游支流川口河上游辛庄村东山峁(老爷盖)上,西南距清涧县城约20公里,东距南流黄河约30公里。该遗址为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文化面貌以商代晚期遗存为主,与清涧李家崖、绥德薛家渠、山西柳林高红等遗址相同。因在遗址发现盗掘现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县相关单位联合组成考古队,于2012年9月开始对遗址行调查、勘探与抢救性发掘,到目前发现了该建筑群基址及其它的房屋、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等商代晚期的重要文物。

陕西清涧辛庄商代建筑遗址(转)
遗址航拍图

 

  遗址主体所在的老爷盖由马鞍形的南北两座相连山峁组成,南为前老爷盖、北为后老爷盖。遗址东、西、南三面临沟,北面有一条人工壕沟阻隔了与其它山体的联系,从而将遗址封闭成一个相对独立险要的活动空间。大型礼仪性建筑处于后老爷盖山顶,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商代晚期先民利用山峁顶部的自然地貌,将最高部分四周通过夯土包边,砌石加固,形成高约10余米、顶部约1万平米范围的圆角长方形平台。台面中南部位再以包崖镶坡形式夯筑成两级台阶,整体外围呈现三重夯土台面,保存较好的东、南两侧台面上,可见回廊式重楼环屋建筑遗迹,在其中间部位又构建成一夯台环绕的下沉式长方形庭院。

 

  在第二层台面中部发现有宽敞的门道,使该层台面与基本处于同一平面的庭院内外连通。门道南北宽约1.8米、东西长现存3.2米,两侧对称立有约15厘米见方的壁柱,现残留3组6个,间隔1.4米。门道地面构建讲究,横铺有宽约0.15~0.2米不等的木地板,可能出于固定木地板的需要,两端纵置有类似“地脚线”的方木痕迹。门道接庭院一侧的地面铺有长约1.8米,宽约1米的一块完整“过门石板”。还在东侧二层回廊南部室内铺设有遗迹清楚的木地板,铺设的形式和结构与门道木地板相同。

 

  下沉庭院东西残长35米,南北宽22米,面积700多平方米,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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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中国考古学(《中国文物报》)

2014年的中国考古学——考古发现之外的那些事

发布时间:2015-03-13

 

   2014年是中国考古学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大部分重要的考古发现已经在近期的《中国文物报》上作为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候选项目刊登。除了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一提。

 

    实验室考古深入人心 

  近年来,实验室考古的理念和方法日益深入人心。2014年,又有多项重要的考古发掘实施了实验室考古。主要有:江苏大云山汉墓、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贵族墓、呼伦贝尔岗嘎墓地、贵州遵义土司墓、“南海一号”的发掘等。实验室考古的开展,使一大批在田野发掘中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完整起取的丝织品、漆木器等有机质文物和多件以相互叠压的状态出土的其他材质精美文物通过在室内的精细发掘和及时、有效地保护而被较为完好地起取出来,并加以有效的保护,充分体现出这一方法对于清理易损、易坏文物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因而,也越来越受到各个考古机构的欢迎。

 

  境外考古引人瞩目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多家考古机构纷纷派出考古队走出国门,赴邻国开展考古工作。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连续第三年派遣考古队赴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明特配古城进行联合发掘,了解了该城址的修建年代、城墙结构及城内主要遗迹的分布,并对古城进行了高精度测绘。我们的敬业精神和田野考古方法得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同行的赞扬。西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也对乌兹别克斯坦中南部的古代遗迹进行了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蒙古国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数年,取得了很好的收获。这些邻国的考古工作对于全面展示我国的考古理念和方法,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密切与周邻国家的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

 

   水下考古开启新篇

  本年度,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水下考古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成立了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及南海基地(海南)和北海基地(青岛)。该中心整合了全国水下考古力量,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名符其实的“中心”,结束了迄今为止水下考古力量分散、各自为政的局面。着重实施了南海I号沉船发掘和保护工程、宁波小白礁沉船水下考古发掘(船体)、福建沿海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福建平潭区域性水下调查、西沙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等项目。9月,在山东召开的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发、设计和建造的水下考古专用船——“中国考古01号”在青岛首航,中国考古学界终于有了第一条专门从事水下考古的船只,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秋季,“中国考古01”号对位于河北省唐山的东坑坨I号沉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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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星先生专访(中国考古网)

探人类之源 尝学术之先——高星先生专访

发布时间:2015-04-1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记者

 

 

  人物简介:

  高星,1962年生,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1985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2000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并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     

 

  现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席、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会副秘书长、古人类-旧石器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亚环境变化与生物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吉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学报》与《第四纪研究》副主编,以及下述期刊编委:《中国科学》,《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地球环境学报》,《考古学报》,《考古》,《边疆考古研究》,《化石》,《大自然》,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Reviews in Anthropology,Lithic Studies,L’Anthropologie, Archaeology-Ethnology-Anthropology of Eurasi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承担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史前人类文化与生存行为;石制品类型、技术与功能;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编著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三峡地区远古人类的足迹:三峡库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石器微痕分析的考古学实验研究》、《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等专著10余部。

 

  本站记者:高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我们就从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开始,您是如何走上考古道路的呢?

 

  高星老师:这个问题很简单,是考古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考古。人生很多时候有自己的选择,但也有历史大潮的推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是一个过程,大家就这样走,考试一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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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东赵遗址的重要发现(转)

夏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二里头祭祀坑和商代大型建筑遗址

发布时间:2015-02-27作者: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的重要发现(转)

 

东赵遗址平面图 

 

  东赵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东距郑州商城约14公里,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

 

  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课题,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

 

  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三年的工作,累计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在东赵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

 

  东赵小城位于东赵遗址的东北部,平面基本呈方形,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米。城墙仅存有基槽部分,墙体破坏殆尽,城壕大多存在。经过解剖可知墙基宽4米左右,保留最深处近1.5米;基槽内夯土土质较为紧密,土色均为浅黄色,夯层较为清晰,层厚为5~8厘米,但夯窝较为模糊;城壕宽5~6米,深3~5米,壕沟底部均为淤土堆积。三处解剖沟的城墙基槽均被二里头一期沟打破,因此判断小城于二里头一期时废弃。同时在小城东墙基槽内发现的陶器均为龙山晚期,而在南墙与北墙基槽内包含有较多新砦期陶片,与小城同期的壕沟内出土陶片均为新砦期,判定小城始建年代为新砦期。

 

  东赵中城基本位于东赵遗址中部,整体呈梯形,南城墙东西长256米,北城墙长150米,南北长350米,面积7.2万平方米。东赵遗址南高北低,根据解剖可知中城当时是依地势而建,城墙基槽南浅北深。城墙墙体部分被破坏,仅存基槽部分;墙基宽4~7米不等,基槽内夯土土质较为紧密,土色均为浅黄色,夯层较为清晰,层厚6~8厘米,部分剖面尚可见清晰的寰底夯窝。城壕宽3~6米,深2~3米,壕内均为淤土堆积。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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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郑州东赵遗址(顾万发等)

河南郑州东赵遗址(2014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发布时间:2015-02-2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东赵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东赵村南、中原区须水镇董岗村西北,处于丘陵与平原的接触地带,遗址处于檀山东北的台地上,海拔120米。该遗址东距须水河约2公里,西北不到1公里有一条自然冲沟,冲沟向东北曲折流入须水河。该遗址东距郑州商城约14公里,北距大师姑城址约7公里,东北距小双桥遗址约9.5公里,西距荥阳关帝庙商代晚期遗址不到2公里。东赵遗址处于夏商文化分布核心区域。

 

  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研究“中原腹心地区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课题,对东赵遗址进行了复查,在村东南发现了沟状河湖相堆积,在堆积的底部发现有龙山晚期陶片,在对遗址东部断崖剖面清刮时发现基槽状堆积,初步判断东赵遗址存有城址。2012年春季又对一些重要遗迹进行了分析,确认了东赵遗址有龙山至商末周初文化遗存。

 

  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对东赵遗址进行了连续性考古发掘与勘探。经过近三年的考古工作,东赵遗址累计发掘面积近6000平方米,勘探面积达70万平方米。经过勘探、发掘,东赵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一、东赵遗址发现大、中、小三座城址

 

  (一)东赵小城

 

  东赵小城位于东赵遗址的东北部,城址方向为北偏东5°。经过勘探可知东赵小城平面基本呈方形,长150米,面积2.2万平方米。因受土地平整影响,小城城墙仅存有基槽部分,墙体破坏殆尽,城壕尚大多存在。小城东北角被现代取土全部破坏,我们在小城东、北以及南墙都进行了解剖。经过解剖可知墙基宽4米左右,保留最深处近1.5米;基槽内夯土土质较为紧密,土色均为浅黄色,夯层较为清晰,层厚为5~8厘米,但夯窝较为模糊;城壕宽5~6米,深3~5米。壕沟底部均为淤土堆积。三处解剖沟城墙基槽均被二里头一期沟打破,因此,我们判断小城于二里头一期时废弃。同时,在小城东墙基槽内发现的陶器均为龙山晚期,而在南墙与北墙基槽内包含有较多的新砦期陶片,与小城同期的壕沟内出土陶片均为新砦期,因此我们判定小城始建年代为新砦期。在小城内发现有新砦期文化遗存,因后期破坏原因以及小城内发掘面积有限,新砦期遗存发现相对较少。小城内大多为现当代垫土堆积,当时的文化遗存破坏殆尽,因此,小城的布局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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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佛寺遗址(李裕群)

山西太原龙山童子寺佛寺遗址(2014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发布时间:2015-03-04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李裕群

 

  一、发掘概况 

 

  童子寺是北朝至唐代著名的佛教寺院,创建于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天保十年(559 年),文宣帝曾登童子佛寺,表明寺院的创建和大佛的开凿与文宣帝有关。唐显庆末年, 高宗与则天皇后巡幸并州,瞻礼童子寺大佛。金天辅元年(1117年)毁于兵火,明正德初年(1506年)重建,清嘉庆以后废弃。

 

  现存遗址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约25公里龙山之北峰,属于晋阳古城的西山宗教区范围。2002至2006年,曾多次发掘,揭露了整个寺院平面布局:即佛阁区和寺院区。佛阁区为北齐创建,阁内雕大像;寺院区为明代重建,有山门、正殿,左右有配殿等。由于诸多原因,佛阁区发掘被迫中断。

 

  随着社科院考古所创新工程的实施,童子寺发掘工作再次启动。2012年,在佛阁内南壁发现北齐佛龛和佛、菩萨像;2013年,在阁内北壁下层唐代护墙上发现唐代佛龛壁画。2014年,发现佛阁顶部建筑遗址。

 

  二、重要收获

 

  1、独特的寺院布局

 

  发掘结果表明:佛阁区和寺院区皆因山势而建。佛阁为寺内主体建筑和礼拜、供养的场所。阁前有为供佛而建的燃灯石塔。寺院区虽属明代,但正殿宝装覆莲柱础为北齐样式。这表明北齐寺院应在现有遗址的范围内。寺院西面有北齐5个小型洞窟。据此,北齐初创时期,寺院区与石窟构成一个整体,是寺内供礼拜、起居、禅修的场所。童子寺是集摩崖大佛、石窟和地面建筑于一体的山地佛寺类型。

 

  2、中国最早的佛阁建筑

 

  北齐佛阁依大佛龛而建,南北阁墙与佛龛两侧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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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豫壁画考察印象(张佳)

晋冀豫壁画考察印象

发布时间:2015-03-03作者:张佳

 

 

  前一段时间,我和同事赴晋、冀、豫三省,对古代壁画进行实地调研,主要考察了山西博物院、忻州九原岗北齐墓、河北省博物馆、洛阳古代壁画馆、繁峙岩山寺、毗卢寺等。通过实地考察,对壁画的保护修复理念、临摹成果展示、理论研究动态等情况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

 

  横跨千里只为惊鸿一瞥每次从发掘简报或考古发现新成果中看到这一组组关于壁画数据,都让人为之振奋,欣喜不已。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的发现,虽然始于20世纪初,但从上世纪70、80年代才急剧增加。北齐壁画墓目前至少发现了18座,主要在河北古邺都与山西太原(古晋阳)附近。因北齐建都邺城,又建晋阳为陪都,帝王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所以其贵族外戚大墓出现在山西也就不奇怪了。

 

  此次在山西博物院有幸见到了出土于太原南郊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画面分三栏布局,面积220平方米,分割为71块。当心仪已久的壁画展现在眼前时,我们都异常兴奋,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生怕错过每一处细节。在仔细观看原作时,壁画墙面上浅浅的印痕引起大家的注意,其粗细和轨迹与绘出的墨

 

  线相似,但又多不重合,此痕迹应是画家起稿时用硬笔勾画的大致轮廓,但划痕与实际线条错落较大,只是布局定位,以便作者在此基础上挥洒自如,一气呵成。

 

  这座墓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初唐李寿墓壁画内容和风格极为相近。娄睿和李寿都是朝廷重臣,死后都享有殊勋。墓的建造,墓内壁画的绘制均为上乘,且皆有庞大的军阵出行图,这两座墓的出行图十分相似,从章法布局到人物造型,从鞍马神态到画中道具,从色彩到线条,都酷似出于一人之手。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壁画中是极为罕见的。似乎可以推测,这两座墓的出行图,有可能出自“以鞍马人物为胜”的北齐画家杨子华,但并不排除师承关系和后世人继承其技法和刻意模仿的可能性。无论哪种因素,直观的画面都告诉我们,北齐的绘画风格和艺术造诣,都直接传入隋唐,并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

 

  随后,我们前往太原市郝庄乡王家峰村北齐徐显秀墓葬原址,徐显秀是北齐时期的太尉,被封为武安王,公元571年葬于此。遗存壁画大部分完好如新,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由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进行了墓葬土体加固和壁画保护,对壁画地仗空鼓、颜料层起甲、画面污染、裂隙等病害进行了治理,其保护措施和成果在同类壁画中成为借鉴和推广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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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宋建)

“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5-02-13作者:宋 建


  2014年10月15日在浙江湖州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钱山漾文化”的命名,这是长江下游地区继1999年末发现广富林遗存以来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确立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两个发展阶段:钱山漾和广富林,环太湖和钱塘江以南地区考古进入一个新时期。

  1999年之前,尽管已经认识到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存在缺环,但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缺环的填补能够以隐藏在良渚文化中的材料作为寻找路径。1960年发表的钱山漾报告所述第四层(又称下层或早期)有鱼鳍足鼎、细颈鬶和弦断绳纹等特征性因素,但囿于认识,一直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典型遗存。1962年发表的广富林简报所述良渚文化遗存中也包含了广富林文化的陶鼎。对钱山漾第四层认识的实质性改变起始于1999年以来广富林和钱山漾的发掘。2002年初发掘广富林J14,出土垂腹鼎2件,鼎足已残断,仅保留足端痕迹,是鱼鳍足鼎。2003年发表材料未指出这是鱼鳍足鼎,并将其归于良渚文化末期。2003年上半年发掘广富林H128,出土鱼鳍足鼎和细颈鬶。H128打破了随葬宽背T形足鼎的M30,这是第一次发现钱山漾第四层晚于良渚文化第6段的层位关系。2005年上半年发掘钱山漾,发现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即前述第四层)早于广富林遗存的层位关系。1999年的广富林发掘将广富林遗存从良渚文化中区分出来,2000年9月公布新发现。2006年在上海松江召开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命名“广富林文化”。对于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张忠培先生在松江会议上指出:“将它归入另一种文化,这种认识可能更接近事实。我希望我的看法能够得到验证,如果这一认识能够成立,可以命名为一个某某文化,我认为可以命名为‘钱山漾文化’”。2006年以后,广富林遗址在建设浪潮中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获得更多新材料。2014年钱山漾发掘报告出版。钱山漾和广富林是目前保存这两个阶段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湖州会议正式提出的“钱山漾文化”是以钱山漾一期遗存为代表。

  从良渚文化分辨出钱山漾和广富林两个阶段的遗存,差异非常明显,因此被区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两个阶段是否完全填补了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空白?有学者提出的良渚遗址群内“良渚文化晚期后段”概念同“钱山漾文化”有怎样的联系?环太湖和钱塘江以南地区是否存在区域性差异?第一个问题主要关乎文化序列,后两个问题主要关乎文化谱系。

  回答上述问题必须把握一个重要节点,就是良渚文化诸古国的社会上层政治和精神活动的终止,这是探讨后良渚时期的起点。从此时开始,良渚文化诸古国的治理、制度、观念等基本丧失,古国实际已经消亡;良渚文化(主要是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方式随之逐步变化,出现许多新的文化因素。

  以我的良渚文化分期方案,第四期6段的结束就是诸古国的消亡时间。对于此后的发展,我在2006年纪念良渚发现70年的会议论文使用了“良渚文化第四期7段和第五期”的概念。以钱山漾一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钱山漾文化”同此概念的“第五期”基本相当,它的起点晚于良渚诸古国的消亡时间,可以用“第四期7段”填补其间的空白。

  所谓“良渚文化晚期后段”大体相当于“第四期7段和第五期”,也就是说,“良渚晚期后段”的始点略早于“钱山漾文化”,然后与“钱山漾文化”共时。“良渚晚期后段”概念限制使用于良渚遗址群区域,这里的文化面貌同钱山漾一期遗存有所不同。良渚遗址群流行扁侧足鼎,而鱼鳍足鼎很少,还有管流盉、垂棱豆和细颈鬹等。钱山漾一期遗存流行鱼鳍足鼎,而扁侧足鼎比较少,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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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建设(转)

加快推进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建设

发布时间:2015-03-13作者:单霁翔 委员

 

 

  目前,故宫博物院开放面积约37万平方米,占故宫总面积的52%,还有相当一部分古建筑长期用作业务办公和文物库房。院内还有50余座“彩钢房”和一些临时建筑,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且馆藏180多万件(套)文物藏品中仅对外展出1万件,近百万件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尤其是一些大型文物藏品达不到防火、防虫、防尘等基本保管条件。

 

  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消除故宫面临的安全隐患,2012年5月,故宫博物院提出建设“平安故宫”工程的方案。2013年4月,国务院会议原则同意了“平安故宫”工程总体方案。北院区项目是“平安故宫”工程的核心内容。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选址在海淀区上庄南沙河畔的西玉河。昔日皇宫在紫禁城外面寻找发展空间,大多选择在西北郊地区,例如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组成的“三山五园”,均在今日海淀区范围内,形成传统。因此故宫博物院此次发展还希望在北京西北方向选址,同时,历史上故宫博物院在海淀上庄地区有一座昔日烧琉璃建筑材料的窑厂,可以利用起来。这一建议得到了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的支持。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建筑规模准备安排12.5万平方米,容积率不宜过高,易于营造良好环境,也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应通过征集方案获得优秀设计,使之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博物馆。

 

  目前,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已经完成规划构思,正在进行项目前期建筑策划与概念设计研究、编制项目建议书等工作。同时周界报警工程、宫廷园艺研究中心园林景观改造工程等开始实施。几年以后,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建成,将为实现故宫博物院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也将为北京市增添一处大型文化设施,使故宫博物院的文化资源更好地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预计故宫博物院北院区开放以后,每年将迎来不少于300万的观众。

 

  201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国务院要求“平安故宫”工程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要统筹推进,确保质量,务求实效,成为文物保护的典范,同时要求“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在今年一定要落地开工,这项工作要抓紧进行”。“平安故宫”工程领导协调小组全体会议,要求“倒排工期,狠抓落实,保证北院区项目在年内开工”。

 

  为此建议:

 

  一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故宫博物院全面推进北院区项目建设,加快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和审批,确保2015年内立项并开工,以利于彻底消除故宫博物院的安全隐患,实现“平安故宫”工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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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的博物馆(茅艳)

大数据时代的博物馆

发布时间:2015-03-04作者:茅 艳

 

  大数据具有催生社会变革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释放,需要严谨的数据搜集、数据分析以及一个激发管理创新的环境。近年来,中国的博物馆在国家文物局的主导下,正逐渐建立藏品档案和藏品管理系统,为数据的利用、分析打下了基础。苏州博物馆作为国家文物局智慧博物馆项目试点单位之一,将着重以博物馆的大数据为核心,为管理人员提供系统集成管理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开放的数据共享平台以及更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苏州博物馆信息系统现状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不仅需要考虑对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安全性因素,还要考虑业务软件的有效管理。苏州博物馆结合博物馆安保消防、日常业务工作等各项功能需求,建立起博物馆的信息基础。主要包括安全管理以及博物馆信息管理两大块:一是安全管理,包括楼宇自控、安全防卫、消防三个完全独立的管理系统;二是博物馆信息管理,以综合布线、计算机网络为硬件基础,围绕藏品保管业务、图书管理业务建立了业务管理平台;配合陈列展示,建立了多媒体展示平台、会议系统;为满足博物馆日常行政管理,建立了办公自动化系统、观众信息管理软件、数字资产管理软件,同时还建立了博物馆网站。每个软件中又有涉及到博物馆工作各个层面的众多子模块。

  苏州博物馆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藏品的信息化与古籍的信息化,采集了近4万件文物的信息(包括元数据信息、多媒体信息),200余件珍贵文物的三维模型信息,以及40余种上百册珍贵古籍的数字化信息。

  苏州博物馆在文物数字资源的利用方面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相关软件虽然已经建立,但是功能不完善,深度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字化保护软件之间没有互通互联,信息孤岛现象严重;2、藏品管理软件功能不完善;3、缺少能够主动引导观众参观的智能导览;4、缺乏有效的观众数字化管理手段以及观众行为数字化分析工具;5、博物馆数字化资源没有统一的管理软件;6、展陈设备老旧,展示手段、精美度等难以满足观众需求;7、数字化保护标准建设滞后;8、数据中心以及网络建设无法满足数字化保护需要。

  要解决上述问题,围绕大数据需要解决三个关键技术,一是标准规范化建设,主要包括文物的平面和三维数字化采集与处理流程的标准规范、数字化软件接口标准和系统架构规范;二是海量数字化资源的处理技术,资源管理涉及到多种类型的资源:有结构化的文物本体数据,也有非结构化的多媒体数据,网站数据等;三是对观众行为的精准化分析,从观众的需求出发,重点研究观众行为数据收集技术、数据挖掘技术、路径优化等关键技术。

 

  智慧博物馆的大数据

 

  根据对智慧博物馆的理解,目前博物馆最主要的大数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藏品为核心的业务管理数据,二是围绕观众的信息用于提升服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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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亚到高加索的西行记:古今丝路

从中亚到高加索的西行记:古今丝路

发布时间:2014-12-31    文章出处: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蒲实

 

 

  11月初,我们的记者分两路向西,寻访丝绸之路的中线所经过的一些中亚国家。这是我们即将展开的“丝绸之路”专题的一次初探。时间与预算皆有限制的条 件下,我们选择其中的几个国家,尝试以这些具有代表性、重要性和枢纽性的国家,来深入中亚这块欧亚文明交汇的腹地,尽量多维度地走进丝绸之路中线上幽深而 又关切未来的历史与现实时空。

 

  一本杂志选择西行,重走丝绸之路,其出发点,自是这条连接欧亚通道的当代复兴。“一路一带”,作为崛起的中国的重大战略选项,它所昭示的未来,以及可 能再度创造的辉煌,当然在我们现在的想象之外。在相当意义上,我们此次行程,是一个由地理进入历史的过程,我们希望探索的是古今丝路上的那些节点城市,他 们何以如此?未来他们又将可能怎样?对历史的探究,于我们而言,当然不只是满足记者的好奇,而是由历史来理解现实,甚至触摸未来。

 

  摄影师关海彤与我从北京出发,在新疆乌鲁木齐转机至阿拉木图——古丝绸之路的要道、哈萨克斯坦的旧都,再从阿拉木图乘列车向北,纵向穿越哈萨克斯坦的 领土,到达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年轻崭新的首都。这一行程,并未仅仅遵循古丝路的路线,而是试图在中亚政治经济地位最显赫的哈萨克斯坦的新旧首都之间, 探索其地缘政治空间变迁的动因,寻找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对现实和未来,所做出的尽管充满争议但却非常笃定的选择。如果说彼得大帝将俄罗斯 的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使俄罗斯得以打开进入欧洲的门户,那么纳扎尔巴耶夫的迁都,则使哈萨克斯坦得以巩固其独立,从而成为一个向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均 平等开放的未来国家。

 

  接着,我们从阿斯坦纳往南,进入哈萨克斯坦西南边的古城什姆肯特与突厥斯坦——哈萨克汗国的首都所在地,并由此出发,从陆地跨越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 斯坦的边境线,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从塔什干出发向东,我们翻越天山和吉萨尔-阿赖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中亚的“心脏地带”。这里的地缘政治诡谲复杂,不仅以极高的人口密度聚居着上百个民族和部落,而且它还被中亚的三个民族共和国所分割:盆地的核心,也就是主要的平原地带,为乌兹别克斯坦所 辖;盆地东南角入口平坦地带的奥什和东部山区归于吉尔吉斯斯坦;西南的主要出口苦盏和其他山区归塔吉克斯坦所有。这是一个现代化进程并不顺利、内在受阻的 地区。其漫长历史上极为活跃的商贸交流、频繁的战争和人口迁徙,长期变动不居的疆域界限,以及伊斯兰与世俗权力在费尔干纳的特殊关系结构,造成了它与苏联 人为在此建立的民族国家结构紧张的悖论与张力,从而成为中亚政治骚乱的火药桶。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倒退。但其深厚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资源—— 它在丝绸之路上不仅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也是向南进入伊朗、印度的要道,使其本身也成为丝绸以及其他传统手工业的产区——或许能为它在全球化市场提供某种 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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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地上的大部队——民工(马永超)

考古工地上的大部队——民工

发布时间:2015-02-13作者:马永超

 

 

  考古发掘作为考古学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方式,是一项由众多人员参加的集体活动。提及考古队的成员,往往马上想到来自“外地”(省市考古所、高校、博物馆等单位)的专业考古人员和技工师傅。但是,田野发掘的主力大军多是来自当地庞大的民工队伍。正是这些民工,承担了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动部分,使得专业考古人员能够全心投入到遗存的识别和清理过程中。

田间的大聚会

  田野考古发掘的工作量很大,因此常雇佣考古工地附近的闲置劳动力——多为当地农民——来参加发掘,我们把这些被雇佣者称之为民工。考古工地一开工,数十人乃至成百上千人云集指定的田间地头,历时几个月的盛会就此拉开帷幕。  这些民工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笔者曾对山东省某考古工地的民工进行了统计:此工地共雇佣47名民工,其中42人为女民工;42人中,40~50岁者6人,50~60岁者19人,60~70岁者17人,还有2名70岁以上的男民工。他们的组成很复杂,从职业上看,有屠户、渔夫、菜贩子、木匠等等;从亲属关系上看,有亲兄弟、妯娌、邻居,夫妻同上阵或一家三口轮换上阵者屡见不鲜。爱聊天是民工的一大特色,聊天内容涉及邻里矛盾、婆媳关系、田间农活、婚丧嫁娶等各种琐事。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民工的田野考古技术也会一点点增长,逐渐“成长”为半个技工师傅。遇到一些学习田野技术较快的民工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可以大大加快室外发掘工作的进程。

未来的民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20~40岁的青壮年纷纷脱离土地另谋生计,这造成部分农村常住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且大多不擅长农活。加之考古工地的民工工资较低,青壮年不愿意、也难以胜任田野考古工作。因此,考古工地的民工绝大多数是老弱的半劳力,上述47名民工即证实了这一点。试想10年后,这批民工中60~70岁的人将退出田野考古一线,这些人占总人数的一半;20年后,这批民工中80%的人将离开田野考古工地。30年后,在一些地区田野考古也许会遭遇“民工荒”。类似状况在技工中也存在。  近年来,专业的考古人员越来越多,但是单靠他们是无法圆满完成田野考古发掘任务的。随着多学科的参与,考古研究的技术越来越先进、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田野考古仍是现代考古学获取新材料的主要来源。因此,田野考古发展的受阻最终将放慢未来考古学前进的步伐。

民工眼中的田野考古

  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行,民工对田野考古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他们称田野考古发掘为“挖宝”,大多期盼着挖出完整的、值钱的宝贝,尤其对挖掘墓葬十分感兴趣,常去围观或在干活期间不时去瞧一眼。可见,亲身接触田野考古的民工对于考古的认识多局限于器物的经济价值和墓葬的发掘,这也是当今公众对考古的第一印象。自然,这些对考古的认识是片面的。  如何使公众对考古有一个正确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呢?该从何处着手呢?笔者以为可先从民工和考古工地开始。民工应是公众考古不能忽略的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各类已知考古遗存(地下的考古遗址和各类文物)最近,他们对于考古遗址的保护是最有效的保护;而且他们对脚下的考古遗存有了一定的了解,具有一定的考古发掘技能,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民工乃至全体公众而言,考古工地是最佳的公众考古宣传现场之一。公众与考古的近距离接触可以使他们形成深刻的感性认识,并全面了解考古的真实面貌,这是考古工地胜于其他公众考古宣传方式的地方。要让他们知道考古不是一件神秘的事,而是一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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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报告会(z)

科技引领未来——“科技考古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报告会侧记

发布时间:2015-02-0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陈相龙

 

 

  2015年2月4日上午,“科技考古的新领域和新方法”报告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举行。来自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的王辉、李志鹏、陈相龙、赵欣、叶晓红和刘建国六位研究人员,分别以“土壤微形态分析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动物考古学与家畜役力开发研究”、“先民生业与家畜饲养的稳定同位素记录”、“DNA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出土玉石制品的科技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三维信息获取与三维重建”为题,向与会者作了学术报告。

 

  本次报告会由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主持。他先就科技考古的学科定位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科技考古是利用自然科学中某些学科的研究手段与方法探讨人文学科中考古学的问题。科技是手段,考古是目的,科技考古属于考古学研究范畴。事实上,现代考古学自形成之日就具备了科技考古特点,例如,现代田野考古研究方法中的两大支柱——地层学和类型学就分别来自自然科学中的地质学和生物学。他指出,伴随着自然科学的持续发展和进步,考古学也在不断地借鉴、吸取、更新和利用任何能够帮助考古学研究的自然科学新技术和新思路,所以,不断地涌现出科技考古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法。

 

  报告会第一位发言的是王辉博士,他向大家介绍了土壤微形态分析方法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土壤微形态分析是利用土壤薄片的显微镜观察,研究土壤基本成分、粗粒质、细粒质、土壤垒结、土壤形成物和土壤微结构的方法。土壤微形态研究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保存了样品的原有结构;第二,对每种组成部分的研究都是针对其相互关系和它们的整体功能,并据此来研究各部分的特点和形成过程。目前,土壤微形态分析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堆积的形成、埋藏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埋藏后的各种干扰与改造的动态过程。第二,提供有关人类活动的信息,例如火的使用、活动面的踩踏与清理、垃圾处理与堆放、居住面处理方法等。第三,分析遗址周围的土地利用及特征,如森林砍伐、放火烧荒、放牧、农耕、灌溉等活动的遗存及其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

 

  李志鹏博士结合动物考古学研究现状向大家介绍了古代家畜次级产品(secondary products)开发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方法。所谓次级产品是指可以多次利用、重复开发的动物资源(如羊毛、奶制品和畜力等),不同于宰杀动物来获取肉食资源为目的开发方式。不同的次级产品开发方式,会在动物种群结构、个体骨骼病理特征、群体病变指数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因此可以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的统计、观察和分析加以识别。李志鹏博士还简要介绍了其最近开展的相关工作,如根据殷墟铁三路制骨作坊黄牛掌跖骨骨质增生高发病率指出,当时存在对黄牛的畜力开发行为;根据陶寺、新砦、殷墟等遗址绵羊种群中老年个体偏多的现象提出,获取羊毛可能是龙山时代中原地区饲养绵羊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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