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丛林·读书笔记天涯名博

在纵横交叉的丛林中,有明澈的光与幽微的暗。msn:daizyo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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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蔡定剑先生

  蔡老师去世了。于2010年11月22日凌晨三点三十分病逝于北京。年仅55岁。
  前天中午,还在与炎黄春秋的徐庆全先生、南都的邝飚、晓赟一起祝他病体好转。昨夜一点来钟,还在想,不知道他现在状况有没有恶化。今早8点多钟,还抬头看了一会书架上那张“中国宪政前景”论坛(2009年12月5-6日北京)的相片。然而,一大早,央视的金淇兄告诉我,蔡老师病逝了。
  相片上,蔡老师穿着黄色的羽绒服,双手放在腿上,坐在前排左数第五的位置上,背,略微有点躬。他的右边,是李步云、郭道晖、茅于轼、袁伟时等诸位老先生。
  那次论坛前,蔡老师已经知道自己的病。他全然不顾,反以全副身心,投入论坛的组织、发言。那次会议的第一场,蔡老师点题,谈的是“责任政府与透明政府”。
  最近一次见到蔡老师,是在前不久的广州。他邀请了笑蜀等几个媒体友人,一起在白云山那边的宾馆聊天。晚上,在他的房间,我请他谈了“中国需要一场平权运动”的话题。如今,文稿犹在,斯人已逝!就在第二天送他去机场的车里,他谈了于建嵘先生推动的人大代表专职化的试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非常可惜,当时没有录下来。
  蔡老师曾说,自己是全国项目最多的教授。就我所知,这些项目,都与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有关。宪政是一门实践的学问,俞可平有本书说,民主就像陀螺,转起来才是活生生的。蔡定剑先生,是中国第一流的推动中国一点一点往前走,让民主宪政的制度逐渐活起来的宪政学者。这或许与他在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经历有关,他深刻地懂得,如何一点一滴地推动这个体量与历史负担皆极为庞大的国家慢慢向前走。他为中国人做的贡献,实实在在。2009年年初,我去北京,到他家里,请他谈《如何全程看紧政府的“钱袋子”》(http://www.infzm.com/content/25634)。他与财政部研究所的贾康等几位一起,推动上海闵行区公共财政改革,现在,改革已经有了很多进展。
  2009年,我在北京出差。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前,接到光东的电话,说定剑先生想谈公众参与式民主的话题,问我有没有时间去。当然有时间。于是,第二次到他家里。于是有了这篇《公众参与:撬动风险社会的日常民主》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253。
  3个多月前,2010年的7月29日,在北京看到蔡老师时,他正在为反歧视媒体培训班讲课。课后,晚上,请他集中回应了那段时间对民主的各种质疑。这篇文章,会争取尽快刊出。
  让人尊敬的老师走了。他的事业,并没有完成。这些事业,不单是他一个人的。没有完成的事,会有后来者接着做。
  写到这里,西北大学的炳啸发来的短信:蔡定剑先生已于今日凌晨三时病逝。病中探视,曾蒙先生长谈一个半小时,听先生动情吟诵林则徐诗,竟在今日林公祭日追随而去,情何以堪!即诗一首以悼蔡公:
  病重长谈迟相知,
  听君泪吟林公诗。
  苟利宪政生死以,
  痛惜任重久神疲。
  细说民主成常识,
  林祭时分终不支。
  宪政未立难瞑目,
  后学承志泰山移。
  人心大势不可逆,
  岂任庸医误时机。
  春风习习立宪日,
  温酒不忘慰蔡师。
  ——炳啸和泪做。
  
  定剑老师,一路走好。
  
  戴志勇,2010年11月22日1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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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的诗,超一流

没读江平的传记前,不知道江平写旧体诗,更不知道江平的旧体诗,写得很好。前日,跟小磊提起江平的诗,他过来看了一下,说,写得不错,但比聂绀弩的诗,还差一截。聂的诗有这么好吗?不大信。于是去当当上定了一套三册。这两天凡有点空,便读上几页。果然,奇人,奇诗。搓草绳、锄草、挑水、推磨、地里烧开水、放牛,甚至清扫厕所,无事不能入诗,一旦成诗,必然妙句迭出、大俗大雅。有诗评人誉其诗为“空前绝后”,我的阅读感觉是,不虚此赞。很多句子和篇章,堪比李杜,不让屈原,而又自成一格。真正的好诗,是从生存深处涌出来的自我呈现。年轻的海子以新体诗的方式,曾经触碰到这样的深度。可是海子死得太早,25岁即卧轨自杀。聂绀弩活了80多岁,而且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命运坎坷,生存多艰,又极有诗人的天才。留下诗篇近千,这是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幸运。
聂绀弩,生于1903年的除夕。黄埔军校二期学生。1958年被划为右派,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67年,因辱骂江青林彪,指两人关系暧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1974年被判无期徒刑,1976年被宽大释放,1979年被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死于1986年。章诒和在《最后的贵族》一书中,最后一章写的就是聂绀弩晚年片段。反右及十年文革造成滔天灾难,幸而还留下了聂绀弩,幸而此翁还留下了这许多诗歌。
书的名字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注解集评》,矦井天句解、详注、集评。我问小磊,矦先生如今何在,他回答说:今年刚刚去世。可惜!这套书,还是小磊帮侯先生推荐的出版社。矦井天的注解集评,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纪录。
诗好在哪里?读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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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落地,百姓钱包鼓起

  每天买菜的主妇或主男,正感觉钱变得越来越“薄”。钱不值钱,因为菜、蛋、油、蒜、糖、棉等各种农副产品都在涨价。11月9日,发改委主任张平预计,今年的物价指数将超过3%。
  凭生活经验可知,权重占CPI指数30%左右的食品价格,远不止涨3%。一线城市四口之家,如果去年每月用在吃上的费用是1500元,现在要维持同样水平,要2000甚至2500元。普通人的钱包,正在变瘪。
  其实,农副产品涨价未必一定不好,农民是最需提高收入的群体。但央行前三季度超发近43万亿货币,及美联储11月3日出台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通胀压力不减反增——随着生产成本水涨船高,这已涨和将涨的价格中,有多少钱能落入农民袋中?
  更重要的是,在全国20多个省,很多城郊农民的菜地,远郊农民的宅基地和农地,正面临被“占补平衡”,强行低价“收回”的命运。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表态难得:有的地方,即使每亩赔了农民20万,挣钱多的还是当地政府——土地权利残缺且脆弱的农民们,正经受新一轮数额巨大的“土地剪刀差”。若不给农民土地确权、政治赋权,几亿人的钱包,或将经受无可挽回的最后剥夺。
  生活成本涨了,工薪阶层的工资涨了吗?且不说通胀给企业造成了各种额外成本与市场不确定,即便利润增加,工人们靠什么分享那些增加的利润?恐怕,也只有给工人赋权,让工人自我组织,才能让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真正落地生根。
  对白领来说,钱变“薄”了,等价于实际工资降低。政府是不是应减税?很可惜,关于个税起征点调高,财政部最新的报告说,还要做更多的调研。对企业的减税,同样不见踪迹。相反,以环保、房地产调控和经济转型之名,车船税、房产税与资源税等正排队上涨或等着开征。一缓一急,公民“权利无限小,义务无限大”的窘境,显露无疑。
  惟一的好消息,是部分国企上缴的红利增加了5%。这少得可怜的红利,会用来充实社保吗?会用来减税?还是会用来增加教育经费?理论上作为国企所有者的老百姓,目前也没有发言权。
  于是,我们看到了三条很刺眼的曲线。一条曲线,是政府这二十年来的财政收入,每年平均以20%以上的水平上升。于是,国人“拥有”了一个富裕且昂贵的政府;另一条曲线,是企业的储蓄也在年年上升;国民收入中,什么在下降?劳动收入——几年时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相应地,从1980年到2009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5%上升到47%左右;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则由49%下降至37%,仅仅是美国的一半,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垫底。
  两增一减,再鲜明不过地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权力与资本占了国民收入的绝对大头,他们是国民收入分配规则的制定者;而劳动者正相对变得越来越贫穷,他们只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现有格局下,如果百姓想让钱包鼓一点,也不是完全没希望。你要有做钉子户的勇气,或做好被资方辞退的准备。换言之,你要足够强悍。强悍到可以靠一己之力,去跟整个权力与资本博弈。大多数时候,你不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不是绝对的。
  显然,博弈如此惨烈,于官于民,对资方对劳方,皆非长远之计。更好的方式,是让公民权利尽快一一落地。在正常的博弈机制下,一场劳资谈判,大致可增加工人20%的工资;一块土地的市价,或可抵农民10年乃至20年的务农收入;而“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一旦实现,整体税负的减轻与基本福利的增加,必将渐成现实。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院保育钧口中的“全世界最贵政府”,才有望真正改变。
  非法治环境下,权力可以变钱。宪政条件下,权利却会非常值钱。对当下的分配格局来说,公民权利每增加一分,百姓钱包就将鼓胀一寸,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希望,就会增加一点。有了钱,病人谁愿硬抗?哪个父母不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13亿人的有效消费,无疑会塑造出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大市场。
  此等好事,利国利民,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不尽快做下去,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社会要努力,政府当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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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彼得老先生的“台式咸鱼红烧肉饭”

  今天下班早。不到六点,会开完了。到家时,想起今天除了吃过一个苹果,一个蛋糕外,还没正儿八经吃点米饭(写完了想起还自己炒了米粉吃)。本打算去常光顾的那家清真面馆,转念一想,前些日不是打算要去“幸福77G”吃,见一见陈老先生的么?
  但不知道地方。只是根据报上的图片,大致知道就在楼下某处。从大门的拐角处拐进去,边走边找。果然,不到50米,就看到六七个人在吃饭。找了找招牌,果然是。厨房很小,但布置得比较精致。炒菜的灶旁,放着几大盆绿色植物。
  陈彼得老先生夫妇(那应该是他夫人吧,我想),还有一个端菜的小姑娘,在里面忙碌。
  看看别人吃的,感觉还不错。
  “给我来一个咸鱼红烧肉饭吧。不要咸鱼。”
  “我们的咸鱼放得很少的,只是调调味。江浙一带的人,吃这个味。”陈说。
  “那好吧,尊重陈老师的建议。”我笑了笑,说。
  “你是哪里人?”他听到我叫他陈老师,又继续问。
  “湖南……”
  “噢,那你吃酱板鸭。对了,我这里有湖南的剁椒,给你来一点?”
  “好的,谢谢。”交了钱,在外面等。
  没一会,饭端过来了。像家里的小炒,看上去很干净卫生。有几片苹果片(如果我没看错),好几种小菜,以及带一点点酱味的红烧肉。
  吃完的时候,他走出来,坐我对面。问:“味道怎么样?”
  “蛮好的,这个辣椒很正宗。”
  “对,我湖南的朋友送给我的。很干净,据说有的人弄剁椒会用脚踩,我这个肯定不是……”
  没等说完,又有客人来了。
  
  陈彼得的百度名片:
  他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继为邓丽君创作的翁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乐坛极具影响力,和余天、刘文正、高凌风的合作,缔造过一首歌捧红一个人的神话。他写《阿里巴巴》、《迟到》、《含泪的微笑》、《一条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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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与终极价值

前几天,写信给华炳啸,约他就宪政社会主义的话题撰文,并嘱他告知手机号码。昨天下午,收到他的短信。一看,原来自己手机上早就存了他的号码。糊涂了,不晓得是什么时候联系过的?他告诉我说,7月份就把新书《超越自由主义》邮寄给我了,可惜,我一直没有收到。
电话里,谈他的新书。他说,自由主义是将自由理解为第一价值,而宪政社会主义,则将平等理解为第一价值。
自然,在一般的范围内,自由主义也讲究平等,即,机会的平等,而非结果的平等。宪政社会主义呢,则也讲究自由,绝对反对斯大林式的专制极权体制。然而,如果深究下去,坚持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则自由与平等,是存在冲突的:一个人白手起家,有亿万身家。他既有获得的正义,也有转让的正义,给子女提供的教育机会,肯定比一个没被剥夺也没遭受什么不正义的笨穷懒汉,给子女提供的教育机会,要好得多。两者皆享有同等自由,却因为天赋、勤奋与机遇的不同,而无法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提供平等的教育与生存机会。在这个时候,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若平等优先,则政府理应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用以调节穷人的生存状况,尤其是给穷人的孩子,提供大致平等的教育条件。若坚持彻底的自由优先呢?则政府没有权力在提供一般公共服务所必须的税收之外,额外再给富人增税,来搞第二次分配。则不平等的状况,有可能会加剧。这当然会增加社会的撕裂,减少社会的流动性。当然,这样的社会是否可欲,还要看其它的条件。比如,这个社会的慈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以弥补由于各种非人为因素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有多少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自愿捐献出几乎全部身家,而且用于各种扶弱济贫的教育、社会、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倘若没有,则政府很难坚持彻底的自由优先,而必须提供社会福利,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一种价值,不能彻底压倒其它的价值。因为,一旦社会失去秩序,则自由这种价值,也必将荡然无存。而且,社会中存在的鸿沟,也将挑战人性的极限——比如极端的举例,一个坚持自由第一的人,无法坐视一个小孩被饿死。也就是说,所谓自由第一,其实并不是最终极的价值。那么,这种最终极的价值是什么?仁爱?道?自在?和?或者说,有没有最终极的价值?
正好,前一周,我刚刊发了高锋介绍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社民党强调劳工的权利,与资本之间的均衡。瑞典是个高税收,也高福利的国家。我请教炳啸:民主社会主义与宪政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哪里?他说,前者追求多党竞选,后者追求法治立宪。显然,在共产党国家,后者的可操作性,要强很多。
无论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宪政社会主义,都要求公民社会的发达,新闻的自由,权力的受限,法治的有效,以及资本的节制。理论的彻底性暂且先不说,仅仅从推动改良的角度来说,也值得刊发炳啸的著作。
这期刊发了对李泽厚的访谈,其中谈到对自由主义的区别。他说,一个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他并不赞同,没有这回事。人向来都是社会中的。这一点,前些天,袁伟时与杜维明有个对话,袁伟时的立场,无疑是个人为基点的自由主义,而杜维明的立场,则偏向社群主义。这也是儒学影响之下的必然立场。亲子之爱,向来就是一种本源的,退无可退的关系。“关系”,而非作为“原子式实体”的“个人”,才是最后的基础,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当然,在具体的制度与政策执行中,个体与关系如何处理,要另外考虑。这也是对各种不同类型“共同体”,需要仔细甄别,不同对待的原因所在。这需要对习俗与历史的考察。
李泽厚还谈到的另一个区别,是所谓的天赋人权。人权是历史性的,而非向来即有。这一点,我也是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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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读略萨《坏女孩的恶作剧》

 周四下午,例行的周会。大家都在评报,很抱歉,这不是我感兴趣的事。随手翻阅报纸。看到文化版有新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的新作《坏女孩的恶作剧》。注明是节选。主持人介绍本期文章的时候,又说:被删掉了很多性爱描写。
 不管怎样,这是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人,第一次拜读略萨,这个以“色情反抗极权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的作品。感谢编辑马莉同学。
 对热爱文字的人来说,文学永远带有一种蛊惑。“当1965年3月我快满30岁到达秘鲁的时候,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吉列尔莫-洛瓦顿、胖子保尔和左派革命运动其他领导人的照片都登在了所有的报纸上,也出现在了电视上……”时间、地点、时代。用了一句话,叙述框架确定下来。
 略萨说,“这个历程的确是我自传的一部分。我通过回忆来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利马、六十年代的巴黎、七十年代的伦敦和八十年代的马德里。自传成分出现的故事发展的所有舞台、环境和框架之中。”
 在这个框架之中,他讲了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反过来说,在这个爱情故事中,他讲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并借小说中人物的口,叙述了他的政治立场。
 政治与日常生活如此密不可分。每一个以为与政治无关的人,都以自己的冷漠,投了自己所处的环境之恶一票。这些恶,就像水漫过地面,你不去消解它们,它们就会一寸一寸地吞没你。体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这句老生常谈,有令人生畏的力量。
 于是,爱情故事与他所叙述的那些革命人物,与那些大城市,与那些宏大事件,就交融起来。种种日常生活里的选择,包括你的爱情、事业与消遣,其沉沦抑或挺拔,就与阿伦特描述的极权体系下执行命令者的平庸之恶,贯通起来。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平凡,而得以推脱自己的政治责任。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下命令逮捕与杀害无辜者的人,才对这个糟糕的世界负有责任。执行命令的人,懒于思考的人,思考了,而选择无休止妥协的人,都有责任。在大棒之下,有的人以“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不能说假话”为最后的底线。有的人以“当你不能不说假话的时候,不能创造性地说假话”为最后的底线。然而,这些底线,无一例外,被很多很多人突破。那些勇于一再突破底线的人,当子弹穿过你的胸膛之时,你不应抱怨苍天不公。
 我们批判无节制的权力之恶,批判无节制的资本之恶,批判那些本属于个人道德领域的残酷与冷漠……这些永不止息的反思与批评,其实也指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和灵魂。它最基本的作用,倒不是为了拯救他人,尤其不是为了拯救所谓的祖国或政权,而是为了使自己免于彻底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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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

  海洋深不见底。虽然其实她有底。蔚蓝色,下面埋有无穷尸骨。以及无法计数的珍稀。
望深海游去,压力会增大。以致使人窒息。但你会看到陆地上、浅海处,看不到的景色。
人终有一死。死于浅海,与死于深海,是不同的死法。
有的人活了漫长的一辈子,一直活于浅海。
有的人只活到20多岁,可能潜得比谁都深。
财富给人的满足,只在一瞬间。人一生需要的财富,不会太多。
望深海游去,不是因为你需要那些珍稀,来润泽你的房屋,而是,那些珍稀,震慑你的灵魂。
惟有灵魂的深度,堪比海洋。
惟有灵魂,比深海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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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说出真困境 内政才会更修明

  村里有户穷人家,这些年有了点钱。邻居难免会想:他家到底有多富?钱都用来干嘛了?那些曾欺负过这户人家的,多少会有点心神不宁。此时,这家派个代表出来坦率地亮一亮家底,说说自己的困难,对消除村人疑惧,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有莫大好处。­
9月23日,温家宝在联大的讲话,或许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篇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演讲,把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进步与当下的巨大困境,和盘端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
温家宝的这份坦率,是作为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大国领导人,理应具有的自信与从容气度。­
的确,成立已六十一年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已不再需要用GDP总量世界第三、奥运会金牌第一这类指标来“为国争光”。她应有足够的勇气,来检讨并克服上述困难。­
这些困难,皆属于中国内政。在国际场合,主动自揭“家丑”,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是对“内政绝对不容干涉”的一种超越。其实,内政与外交,向来都相互渗透,无法截然割裂。内政修明,就不用担心他国干涉。内政不修,即便没有敌国侵扰,也可能祸起萧墙,国破家亡。­
而内政的修明,向来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昔日,“亩产几万斤”可以为决策者接受,说明在一定条件下,信息的扭曲程度,完全可以超乎常识与常理。即便在信息时代,且不说各种经济统计数据失真,就算官方新数据“上访率连续五年下降”是真的,一旦决策者错失数据背后那些饱含血泪故事的深层信息,恐怕“安元鼎”这样的专业截访公司,还将大行其道,维稳经费一万亿也打不住。­
真实而完整的信息,很难从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官僚体系中得来,这是权力过于集中所导致的一个基本困境。居高位者的信息和精力有限,土地利用、维稳与人事选拨等施政目标和手段,一一都要经过地方和部委官员的精妙博弈。就连“矿领导下井”的政策,也被一些煤矿突击提拔七位矿长助理而化解于无形。­
所以,要想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还得允许官僚体系外的当事人与社会,有充分言说的权利。他们才是第一手的信息源,才是内政修明的对象与目的所在。­
其实,温家宝言及的种种困难,其最先与最后的承担者,都不是政府,而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中国人。是那些进城务工者,在产业链低端的工厂里付出血汗辛劳;是钟如琴、罗志凤和叶忠诚这样的人,在承受暴力拆迁带来的生死伤痛;是那些关进“黑监狱”的上访无门者,时时刻刻在被屈辱洗礼。­
他们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惟有他们的困境最真切,惟有他们的诉说最不容辩驳。他们一次次地说出自己所受的不公,全社会对正义的渴求就会不可遏制。他们反复要求有尊严的生活,物质分配的正义与政治生活的伦理底线才能慢慢筑起,中国的内政,才有机会变得更为修明。­
总理在国际舞台上坦率道出中国的困境,这是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每个国民在自己的国土上都能大声说出自己困境,这更是一国政府走向成熟的标志。温总理站上联大的讲台,全世界都会倾听。单个普通中国人的声音却很微小,很可能被淹没于信息的汪洋,于是,就需要保障他们可以在网络上说,可以通过人大代表说,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说,甚至,要允许他们和平理性地到街上去说。一直说到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说到有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为止。­
政府有天大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保障每个中国人诉说的权利,既是在拯救诉说者,也是在拯救中国的内政,助力中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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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别没那么大

  在未有国家之前,个人生活与集体组织高度合一。集体组织的各种事项,叫公共生活。婚姻之于个人,是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大家族之于婚姻,又是更大意义的公共生活对稍微大一点的私人生活。再望下推,村务之于家族,就站在了公共生活之于私人生活的边界上。除非一个家族构成了一个村,则从村起,就变为地方政治与社会自治的区别。
前者为政治,后者为社会。
在城市的情形,也颇为类似。潘恩说,市民社会是各个个人根据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会经济联合,它用积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利益;政治国家则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的邪恶和混乱而不得不建立的组织形式,它用消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福利。
古希腊的公民,政治权利很充分,私人生活则很少。这是所谓古代人的自由。现代公民社会里,政治的范畴,要望后退,退出了一个私人可以自由生活,不容许政治干预的领域。这是所谓现代人的自由。
其实,国家与社会,未必能划分得那么清楚。放回微观的权力分析,任何的集体生活与政治生活,都既可能是私人的地狱,处理得好,也未必不是私人的天堂。是天堂还是地狱,端看人们是否寻找到了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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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与切菜

  一把刀,总要切菜。
刀不快,菜就切得乱七八糟。甚至弄伤自己。
刀很快,却不能尽得其用,也未免可惜。
诸葛孔明是把快刀,也用到几乎尽。
孔子更是快刀,切菜切到如今。
立功与立言的作用,大得很。
其实,刀快了,无处不可用。用处,即见刀锋。
怕的是,刀生锈。
于是要磨刀。磨刀,就是洗心。
心能分出初心与习心吗?
洗心就是复其初心?
磨刀,就是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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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乐趣

  做完版,已到7点。回到家,8点。
感觉还有很多很多书要读。这大概是创造力不够的表现。据说,天才是不用读书的。像“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作者,陆九渊。
天才总是极少。蠢材也极少。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种种读书的陷阱与方法,前人说得真是明白。
思不是只思书上的道理,更要紧还是身边的事情。
住的房子,吃的粮食,婚姻与家庭,企业的奥秘,社会的运行,国家与天下,皆是思的好题目。由近及远,由末反本,都有思的乐趣在。
是的,思就是一种乐趣。也许,比爱情的乐趣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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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清国企定位事关改革成败

  央企有多牛,比一比更清楚。2009年,中移动与中石油总共净赚2491亿元。而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显示,去年500家最赚钱的民企,净利加起来只有2179.5亿元。民企之“小”与央企之“大”,对比强烈,刺人眼目。
从赚钱的角度来说,不少央企已经“脱胎换骨”。刚刚卸任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过去7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1万亿元,营业收入与利润更是增长了3倍以上。
从三分之二国企亏损到赚大钱,是好事。但人们已心明眼亮,不再一看到财政收入或国企利润增加就欢呼雀跃,而是习惯追问这些“增加”从哪里来,代价如何 ,以及何所往。李荣融曾委屈地说:“央企搞得不好,要被骂;搞好了,也要被骂。”倘若民众发现,这些大蛋糕非但有从自己身上揩的油,而且最终自己难于分享,骂一骂不也可以理解?
当然,首先还须确定蛋糕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摆到台面上的亮丽得分,恐怕至少要减去几个部分。一是靠垄断取得的利润,二是供央企免费使用的国有土地的租金,三是从银行获得的低息贷款所获得的息差收入。至少这些不能被统统当成国企改革的成就,收入“绩效考核”的囊中。长远来看,即便以央企为龙头的国企赚到了更多的钱,还是需要追问:赚钱是国企的基本定位吗?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包括公正规则在内的公共品,保护民众创造财富的可能与成果,有什么理由直接介入大规模盈利活动?
毋庸讳言,很多央企确实在充分利用其政经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制造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双轨制”。
在国有轨道上,国企利用免费的土地,撬动天量的信贷资金,不断扩张投资;依靠近乎完全免费的油气及矿产资源,趁着价格上涨的机会,获取超额利润。而且这样得到的利润,很少反哺社会,更多是在央企内部循环,用来投资房地产,或利用已有的垄断权,向上下游延伸,“打通整个产业链”。
在另一条轨道上,艰难运转的民企,不仅要从原本已打开半扇门的垄断行业中退出,即便在竞争领域,也因面对大国企的“抢地盘”,节节败退。
所有这些,非但无助于民众自由地创造财富,反而有损于基本的市场公正。于是,与大国企一起炒地皮,或与裸官一起财产转移,就成了时尚的选择。任由这趋势发展下去,部分央企不择手段的“保值增值”,或将异化为全面的与民争利,与改革初衷无疑背道而驰。
如果赚钱不是国企的基本使命,如果建立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中国改革的目标,有个问题就不得不问,国企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初曾经化私为公,那是认为私有制乃万恶之源。试验三十年后发现,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把整个国家建成一个大企业,这条路岂但走不通,其惨重代价早已众所周知。
历史教训,应当吸取。不能因为今天经济社会形势有所好转,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必须明确,要想生产力提高,要想共同富裕,必须保护民众的私有产权。而要保护民众的私有产权,首先就要求保障民众自由创业,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国企挟“长子”身份以特权介入大规模盈利活动,与此背道而驰——哪有民众自己交税给政府创办企业,反过来与自己竞争的道理?
最唬人的说辞,是为了经济安全。一个经济体要足够安全,意味着它要足够有效率,要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并且能预防像苏联在1950年代末那种因政治原因导致的突然撤资。前两个理由显然不构成国有经济扩张的理由,即便是最后这个危险,在全球化的时代,也已经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规避。因为,不论国资、民资还是外资,只要他们在中国注册生产销售,就属于中国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它只考验一国的法治程度、治理水平,而非所有制形式。
中国的国企已经很牛了。现在,或许我们该回到当初建立国企的原点,用现代一点的语言来说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人民把甜头吃到嘴里。能否以公共品服务国民,攸关国企与社会关系能否正常化,攸关市场经济秩序能否正常化,兹事体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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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碰点“灰色地带”又何妨

  8月6日下午,刚打开电脑,传媒群里跳出一则坏消息:南方周末记者朝格图和了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立三在吉林桦甸采访洪灾,被当地警方扣押在常山派出所,并被令删除照相和录音。
最近俩月,记者这个行当,似乎进入了超级生理危险期。碰哪里都不安全。
天灾不好碰,背后可能有人祸。上市公司不好惹,有“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等着你,更有甚者,“霸王”公司的员工,干脆就打到报馆来了;网上发帖爆内幕或QQ群里讨论几句(当然是在传统媒体无法报道的情况下),也得小心因“不当言论”,被警方调查乃至劳教;世博更不用提,据说已涉及到国家形象问题。
话又说回来。上述所有事例,目前的发展都还不算太坏。给仇子明发通缉令的警方与“霸王”的老总,都已登门道歉。因“不当言论”被调查的记者,也放了出来。周筱赟在《炎黄春秋》上刊登《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相当严厉地批评上海的舆论环境,目前也还活蹦乱跳,未见被跨省。我给格格(朝格图)发短信问安全状况,他回道:没事。
8月6日的时代周报上有组数据:从1997到2005年,拉美共有106名媒体人殉职,其中高居榜首的哥伦比亚为60人。2000年以来,墨西哥已有60多名媒体人被杀害;俄罗斯,1992-2006年有63名媒体人死亡……
与这些国家一比,前文的不安全感还真有点矫情。
是中国记者皆身怀绝世武功?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皆被儒家的仁义之道熏陶得心慈手软?还是中国的法律已强大到足够可以保护记者的采写权利呢?
好像都不大靠谱。南周倒有个兄弟曾是北京市的单项武术冠军,但他不具代表性。要说心慈手软,在朝,近年来官场上杀官现象层出不穷,在野,有些绝望的弱者走投无路之下,连幼儿都不放过。这些人连人性的最基本底线都已荡然无存,又谈何仁义之道?
答案显然在别处。我用力想了二十分钟,大致想出这么几条:
其一:记者只捏软的,不碰硬的。很多时候,不是记者们不想碰硬的,是选题会上就直接被Pass掉了。或者,千辛万苦把题做出来后,又被某种“不可抗力”河蟹掉了。得罪的人少,得罪的利益小,这无形中保护了记者的安全。
其二:如展江判断的:从红包、车马费到和媒体自列的广告客户保护名单,再到“有偿不闻”的封口费等,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媒体的腐败为全球第一。
此种现状下,有一个逻辑大致成立:既然可以被公关,不管用权力、金钱还是关系,只要不把对方搞到无路可走,谁会愿意把记者搞到无腿走路?
其三:人大校长纪宝成有个心得:“如果官本位是前提……不是我非要有级别,而是别人怎么看待我的问题,如果去找政府谈事情,是科长、处长还是市长来接待?这个是不一样的。”报纸也如此,不管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再不讨人喜欢,毕竟还是党报或党报的儿子儿孙。特殊利益集团再特殊,现在也还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在目前的权力结构下,大部分矛盾都可归结为“人民内部矛盾”,换人,判刑,是很严重的代价了。搞得要白刀子进,红刀子,最后会给谁不好看呢?
简单点说,中国记者生命不是太危险,与咱的新闻还不够牛B有直接关系。自然,这并不是说,新闻越牛B,该国记者的处境就铁定越危险。更不能说,记者处境越危险,该国新闻越牛B。
这样得来的安全感,既非记者与新闻业的光荣,也非国家的光荣。
7月31日,作为七个被致敬者之一,曾被人出500万买项上人头的王克勤在南方周末“中国梦”的现场演讲说得好:记者不是要对某个单位负责,不是要对某个组织负责,记者唯一要负责的,是事实本身,真相本身。
我的愚见,中国的新闻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肯定可以做的,群众斗群众,不影响社会稳定,不涉及强势利益;一类,是绝对不能碰的,一碰就死,杀身成仁——这类其实极少;还有一类,处于灰色地带,各种利益团体相互博弈的结果,记者、编辑与把关者们的专业水平与处理技巧,决定了它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在这样的“新闻国情”之下,或许还需要接着王克勤的话头,再问一下:记者要负责的,究竟是哪类事实,何种真相?山西疫苗可以做了,定州血案可以做了,“越维越不稳”可以做了,军事改革也可以做了。地下宗教可不可以做?人大改革可不可以做?民族问题可不可以做?
都那么安全了,多碰点灰色地带又何妨?何况,真的是为了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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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深圳为全国再杀出一条路来

  8月26日,深圳特区三十岁。三十年间,最初只有“一条街道,一个红绿灯,一个警察,一个公园”的小镇,在经济发展方面,已大致可与香港平等对话。这座城市,以及它的缔造者们,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背后,是无数领中国风气之先的创举,是一个个像袁庚、梁湘那样敢把身家性命押上、从禁区与混沌中 “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他们用好了毗邻香港这一地理优势,也用足了“特殊政策”,给事涉13亿人的市场化转轨,在诸多关节点上提供了第一手的示范,以及经验与教训。
现在的深圳特区,有两个定位。对工作生活于此的千万人来说,深圳要回归城市本位,为她的民众,谋得一个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前景。由此,深圳要考虑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管理体系的扁平化,考虑“支柱产业”,考虑充分利用创业板,将创新之根扎得更深……在这个定位上,深圳要发展,也要平稳。
另一个定位是综合改革示范区。一旦将深圳重新放回中国转型的大视野,这枚改革开放下的蛋,就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她要为尚在艰难转轨的中国,示范一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之路。这些路,或许更有风险,更有争议,更需要政治家的远见、智慧,以及勇气。在这个定位上,深圳继续成为改革的探路者,要敢于试验、跳跃乃至“冒险”。
放眼全国,从上海浦东新区到深圳特区,我们已经有了8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这些试点区,在各自侧重点上,都担负着为全方位改革探路的使命。然而,唯有深圳得天独厚,与香港仅一河之隔,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又以法治与自由著称于世。学习香港如何管理一座巨大的城市,如何践行法治、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深圳最为便当。
深港同城化,交通等硬件只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具体行政、商业、法制操作上的对接。再一个层次,则是贯穿于各种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基本文化与精神的水乳交融。说到底,无非是市场自由,法治完善,政治民主,社会宽容与文化多元。相比于或即将拆掉的二线关,打通深港之间的软硬关口,或许更为重要。
“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8月20日晚在深圳的这些重要提醒,已将最近几年改革攻坚战的艰难处境说得很透彻。
其实,深圳对此已有切身之痛。8月16日,被双规一年多的前市长许宗衡,被查出 “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这巨额贿赂,便是“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所形成的权力租金。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权力租金蔓延成风,必然要严重威胁深圳的市场经济秩序,以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也会给执政党造成负面影响。
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全方位改革势所必然。深圳必须探寻出路。譬如,深圳可借鉴香港设立廉政公署的反贪思路,学习香港详尽透明的公共财政体系,让市民、人大代表与媒体制度性地参与和监督。管住政府花钱的手脚,也就管住了贪腐的最大空间之一。
其实,困局的部分破解之道并不难找。且不说广东早有全国领先的“人大现象”,只待深圳再往前探索几步,在袁庚开拓蛇口工业园区时,也已经有过这样的实践: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年底信任票不过50%就直接下台。袁庚还规定当地的报纸只要不违背法律,什么都可以报,对一把手也可以点名批评。当时蛇口并没有大乱,反而发展很好,一时称为“改革试管”。
这岂非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深圳当回望历史,再看香港,继续当好中国转型的试管。一旦深圳结合内地的制度框架,创造出完善现代治理、落实民权、限制公权的具体设计,则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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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

无聊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无意义则是你干什么都白费的感觉。其实,无聊是不大容易有的,因为“操之在我”,人生说起来短暂得很,不要说鲁迅只活了短短的56岁,即使如某些人瑞,活到一百多岁,那也有读不完的书,干不完的活,看不完的风景,认不完的人。想做的事太多,无聊就被赶走了。
然而有没有意义呢,却未必就在自己。年轻人爱上了某人,且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吧,但别人却冷眼以对,毫无感觉,那自然是没有太多意义的,甚至要痛苦得很了。当然,有的人认为痛苦也是一种意义,那且由他去。又或者,你每天给这个那个提建议,希望这里有点改进,那里能变得好一点,但“这个那个”不仅毫不领情,反倒觉得你讨厌,要警告你,暗地里使绊子,甚至“专政”你了,那也未免热脸贴上带刺的冷屁股,没什么意义了。
不过,人间世就是这样。你搞这搞那,其实首先未必倒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的感觉、需求与情绪。譬如年轻人爱上他者,有时爱上的甚至还是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很难说是为了别人,尤其不是为了那个别人的老公或老婆,倒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感了。再譬如,作为一个报馆人员,你提这个建议提那个建议,也未必首先就是为了芸芸众生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尤其未必就是为了使权柄在握的人,真的能万世长久,金枪不倒了——如果连他们自己也不信,又能哄得了谁?那不如把眼光收回来一点,告诉自己,首先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与家人一起把日子过下去,也顺便满足自己在智识上的一点兴趣罢了。
这样,便不容易有无意义感。
很多年以前,一想到人是要死的,我便觉得万念俱灰,干什么都白费了。后来,在古今中外的“伟大哲人”教导下,觉得死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安顿好的。安顿的办法,或许不下十种。倘若你不比那些“伟大哲人”更聪明,估计也足够你琢磨到死那天。意义无所不在,像丛林里的鸟雀,甚或就像丛林,丛林中的水、空气与枝叶一样。于是,也很长时间,不觉得生活存在意义问题。
但是,人这种东西,就是那么神妙莫测,或者神经莫测。总是容易被各种冲动所引诱,爱上别人,爱了双双以奇怪的方式殉情(日本小说里常见),算是一种。爱吃好的,即便吃了你死得早,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则是总想改变点什么的冲动,老觉得这人间世太黑太暗了,能不能光明一点呢?就像今天早上广州明明的太阳,轻轻的风,该有多好。
这些冲动,如果一个人不能控制,那就容易因为欲而不得,或欲而已得,产生无力感,徒劳感,空虚感,无意义感。我想,自杀者,多半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无力感或无意义感而死的吧。或许,要除了失眠的折磨——8月17日,吴稼祥先生在饭桌上谈他用三瓶药性“你们想象不到”的安眠药自杀的经历,就是为了结束失眠的折磨。
吴先生的自杀病,或许其实是一种心病。等他想通了“失眠死不了人,人何苦找死”之后,也就从秦城监狱出来,顺顺利利地写他的书,办他的公司了。活过、死过、上过庙堂、落过平滩,笑过,哭过,挚爱过,也失恋过,那不是很精彩的人生吗?
意义感其实也类似这样。你搞东搞西,搞南搞北,最终都只在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内心。这是一切的发源处。你觉察到生活的意义,持守并享受这些意义,只是因为你足够聪慧,足够反本归真,至少你还没有完全忘记你的来时路。你丧失了生活的意义,觉得人间世是如此黑暗、不堪、难以度过,以至于搞得要自杀,或者,你觉得人间世是如此的光线强烈、肆无忌惮,纵欲无度,以至于最后搞得要被他杀,那也多半是因为你还不够聪慧,不能看到日常平淡中的真义,成了迷路的孩子。
因为迷路而死的男人女人,官员平民,湖南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实在太多了。有若天上星,水中石。
我们这样的平凡人,为了不至于迷路太远,就既要享受这样美妙的光,也要理解那幽微的暗。在光与暗的交错中,停下来,静静地站一会。于是,人生的痛苦与欢愉,便会在瞬间暂时远离,只剩下无穷涌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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