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黄恽的博客)天涯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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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谢六逸

说起鲁迅与谢六逸的关系,大家总不忘首先提鲁迅的《教授杂咏四首》之四: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这首诗说的是什么?

历来评论都说是鲁迅在讽刺谢六逸,但我就读不出一点讽刺的味道。以我的解读,只是鲁迅的调侃,鲁迅喝了点绍酒,在陶然之时和谢六逸开开玩笑的,有的是善意的调侃,虽然不无高过侪辈的视角,但并无任何恶意在其中。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鲁迅的这四句打油诗纯粹是把谢六逸的一个序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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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山芋

中秋时节,街上新添了三种味道:桂花、炒栗子和烘山芋,它们氤氲在空气中,会勾起人们很多回忆。

小时候很少见到烘山芋。在苏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里,每个农民都编管在生产队里,没有闲杂人员可以出来哪怕烘一烘山芋。山芋能吃到,红皮白芯的栗子山芋,好的甚至有桂花香。山芋在地里一畦一畦长着,蟋蟀特多,捉蟋蟀时,偶尔也翻出山芋来,不暇管,尽管让它露着。山芋不值钱,都是一篮篮买回家,不是煮山芋就是煮山芋汤吃,加一匙红糖,简直就是中秋要吃的芋艿汤。有时也切块放进白粥里,作为主食的扶助,或者切块放在米饭上,粮食不够,只能如此。过去家里用的是煤炉,要烘山芋不可能,放煤球上外焦里不熟,放灰膛里则心里总不能熟。

木渎有一种白皮的山芋,白皮,黄肉,里面核心却是蛋黄一般的黄红。好的品种,有一种檀香味道。这种山芋已经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或许已经绝迹,盖产量不高,很少人家会种,自然归于淘汰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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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的小说《移风》

据陆文夫先生自己说,《移风》是他写的小说处女作,也即第一篇小说,后收入小说集《小巷深处》

他在《小巷深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初版)的《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1953年到1964年的十一年间,我总共发表了三十多个短篇,其余写成而未发表的长短篇都已不知去向,幸存《移风》一文,是我的第一个作品,看来倒也没有多少刀砍斧凿的痕迹。

 

这是一个写成而未发表的小说,写解放初期一个小集镇上禁赌而搞文艺宣传的移风易俗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试作,从给报纸写通讯到从事小说创作,陆文夫的转向相当顺利。这个故事在以苏州小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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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克隆郑板桥小引

1923年,有“艺术叛徒”之称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在上海美术用品社出版了一册装潢考究的画册——《海粟之画》,定价大洋两元半,可谓昂矣。

这样一本高档大气的画册,出版后却闹出一个抄袭案例,成为上海滩上的笑谈。

事情是这样的——

《海粟之画》里有一篇刘海粟手书的自序,文如下:

 

海粟绘画,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大人先生,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学者名流,必至敷衍恭维,反失实在,终不如不序为得也。几张涂抹,原算不得东西;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以之覆瓿,以之当薪。曷为而要序为?

癸未三月  海粟自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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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先在新文学中使用“他妈的!”?

大家都知道鲁迅写过一篇《论“他妈的!”》的杂文,文章溯古今,求中外,旁征博引,恣肆老辣,他说:“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鲁迅说得很对,“他妈的!”这类国骂求之人的心理上,总是卑劣的事。

鲁迅还指出只要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也即但凡存在社会不平等,那么“他妈的!”就不会消亡。

经过鲁迅掂出并论述之后,“他妈的!”真正变成了“国骂”,为国人一致认可,只要说到“国骂”,大家不约而同的反应就是——他妈的!

鲁迅在该文中又说:“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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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与《思痛记》

江宁李小池的《思痛记》,在知堂藏书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其特殊之处,乃在于多,即有很多复本也。这书在知堂是见一本收一本,不厌其多,据他自己说,最多的时候曾藏有十一册。

据知堂自述,他最早买这书在光绪戊戌,即戊戌变法的1898年。其日记云:

 

十二月十三日,阴,午。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

这是知堂参加科举考试后,看榜未遂,顺便购买的。

1937年,知堂又买了《思痛记》,分别是1月2日在北平买得,价二元四角。3月中托友人在上海买得一册,价一元二角八分。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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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不答的秘密

1963年1月31日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同来到周瘦鹃的紫兰小筑,周瘦鹃在《一时春满爱莲堂》一文中,记载了这个过程,其中有一个细节写道:

“爱莲堂上,灯火通明,也似乎分外热情地欢迎贵宾。进得门来,我指着高挂在上面的‘爱莲堂’三字横额,含笑问道:‘总理府上的堂名,可也是爱莲堂吗?’总理微笑不答,我立即明白过来,他老人家早年献身革命,背井离乡,自不会留意到这传统的玩意儿的。”(见周瘦鹃《姑苏游踪》)

面对周瘦鹃的问询,总理微笑不答,意味深长。据周瘦鹃的理解是,总理大概没有理会到自己的堂号,答不出,所以不答。当年我读这文,并不如此理解,我想的是总理不可能不知道自家的堂号,过去大户人家,厅堂里面都挂有堂号的匾额,进进出出,自幼习见。他之所以不答,或不是爱莲堂,免得周瘦鹃扫兴,或生怕说出是同宗,周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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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发现的秘笈孤本

                             郑所南《心史》

一本世人闻所未闻的书,忽然在某种偶然中横空出世了,这本书不但是秘笈,而且也是世间仅存的孤本。

郑所南的《心史》,正是这样的一部书。

郑所南,又名郑思肖(1241~1318)宋末福建连江人,诗人、画家。他宋亡后改名思肖,字忆翁,思念赵宋,不忘故国;他又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这点和文天祥简直一样。宋亡后他后客居苏州,寄食寺庙为生。郑思肖擅长作墨兰,每不画根土,意即无土可依,他又称自己所住为本穴世界,本穴者,大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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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三贤祠

昆山三贤祠,奉祀的是昆山历史上的三位文人学者,分别是归震川、顾炎武和朱柏庐。

三贤祠的创建,说起来,还与民国史上的大汉奸王揖唐有关。那块地原是王揖唐的今传是楼所在,是他慨然捐出来才有了后来的三贤祠。

王揖唐(1877—1948),安徽合肥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客,曾受封为袁世凯洪宪朝的男爵,北洋政府上将,属于安福系主将。早年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中率先叛国投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于1948年9月10日被以汉奸罪枪决。

这样一个人,却也崇敬归震川、顾炎武和朱柏庐,觉得这三个人既足坊表彝伦,其书尤足津逮后进,宁愿捐出自己的宅第,奉祀三位大贤。

一个合肥人,为什么在昆山有这么一块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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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二章

书籍的作者署名
                      
    书籍的封面,有三要素: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作者名往往就是某某著,很少有署名:“某某先生著”,因为这样未免太托大了。
    然而,鲁迅的《野草》初版封面,却是堂而皇之署名:鲁迅先生著。
《野草》1927年4月由鲁迅亲自编定,同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
    鲁迅为什么要这么署名呢?
    这并不是鲁迅的初衷!
    原来,《野草》的封面画是孙福熙(春台)所作,孙福熙为了表达对鲁迅的崇敬,特意在封面画中署上: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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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与《思痛记》

江宁李小池的《思痛记》,在知堂藏书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其特殊之处,乃在于多,即有很多复本也。这书在知堂是见一本收一本,不厌其多,据他自己说,最多的时候曾藏有十一册。

据知堂自述,他最早买这书在光绪戊戌,即戊戌变法的1898年。其日记云:

 

十二月十三日,阴,午。至试前看案尚未出,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

 

1937年,知堂又买了《思痛记》,分别是1月2日在北平买得,价二元四角。3月中托友人在上海买得一册,价一元二角八分。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买这书呢?知堂说:我看这本书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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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里的科幻成分

近来天热,闲来读读古典小说消遣,如清朝康熙年间的《红楼梦》和道光年间的《儿女英雄传》,就常拿来翻翻。这一翻不打紧,居然看出书中的一些科幻成分来。

说起来,这两部书都是世情小说,问世时间相隔一百年左右。对这两部书,我也读过不止一遍,不知何以今天会看出科幻成分来,或别具只眼乎?

这两部小说里各有一面镜子,《红楼梦》里是风月宝鉴;《儿女英雄传》里是天人宝镜。这两面所谓的镜子,都被作者赋予了一点奇迹,凝聚着作者丰富的想象,而这丰富的想象,蕴涵着科幻的奇思妙想,经过世人的努力,都在如今一一实现了。

《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里有这么一段:

 

贾瑞收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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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11号门口的膏药旗

北京八道湾11号是周氏兄弟在1919年11月购置的私人寓所,1923年鲁迅和知堂交恶,于该年8月搬出,此后就是知堂的家了。

1926年夏,八道湾11号的门口挂起了日本膏药旗。

我是从《周作人集外文》看来的,知堂对该文没有收集,由陈子善、张铁荣辑佚而来。当年第一次读该书,记着有这样一件事,没有勤加记录,事后想起,翻了数次还是没有找到,就此失踪。这次再读,不放过一篇小文,果然又再现了。

关于知堂在自己住宅门口挂日本旗的事,见于知堂《致陈望道先生书》一书,刊于1926年8月2日《语丝》第90期。

该文一开头这样说:

“从友人处得知先生对于我攻击《改造》的闲话深致不满,有‘索隐’之举,以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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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家头巷与阔街头巷

带城桥路东有一条小巷,如今叫阔家头巷。

这条小巷通向古典园林网师园,其西巷口有沈德潜故居,如今用作昆剧传习所,网师园东,则有玄通寺,过去住着书家萧退庵,清朝时因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改称元通寺或圆通寺,如今是一个私人会所。这条小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费孝通一家也居住于此。

这条小巷经常走过,去网师园,或只是从巷口路过。巷口有一个标志牌,写着阔家头巷,下面还有它的历史的简介。

今天早晨路过此巷,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阔家头巷,民国有写作阔家豆巷的。今天忽然想到,很可能过去有条阔街,这里是阔街的起头,故名阔街头巷。吴语中家、街音同。如今十全街后段过去是没有的,从红板桥(十中后门)过桥转凤凰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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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和她的“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1936年6月24日,正是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锦帆路寓所去世的日子,杨荫榆创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第一次出现在苏州人的面前。

那天的《苏州明报》上有一篇杨荫榆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的报道:

 

杨荫榆等创办学术研究社 名流赞助者百余 闺秀加入者颇多

俞庆棠、杨荫榆、罗韩孝芬女士等,发起在苏州创办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业经张一麐、张一鹏、李根源、唐蔚芝、金松岑、陆鸿仪、刘敬禳、杨永清、汤国梨、汪典存、袁世庄、许博明、周琢英、王佩诤、薛葵珍、文乃史、江长川、顾丁渭琦、朱周囗及上海方面陈鹤琴、黃任之、江恒源、沈恩孚、杨卫玉、李登辉、胡敦复、何德奎、聂曾纪芬、郭鲍懿等名流百余人,热烈赞成,或慨允捐助巨款,或尽力匡襄社务,进行颇为努力。现已拟定在最短期间内着手招生,视时间许可,暑期即须开班,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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