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天涯名博

迎客松喂大的資淺媒體人,社會力鼓吹者。嗜書貪食好色/明規則愛好者/性別公正主義者/特立獨行愛未來。總結:價值觀動物一枚,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广告泛滥,已经关闭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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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的“不道德”何以疗救?

  约稿作业,新闻是新的,话题是老的。为女性说话,但不代表个人生活态度,我就不是一个热衷于家务的人,但不能妨碍社会为家庭主妇说话,承认家庭主妇的经济地位,应当认可多元选择,无高下之分。
  
   弱者的“不道德”何以疗救?
  
  彭晓芸
  
  据《东莞日报》报道,一对夫妻闹离婚,诉讼期间,妻子方自称巨额欠债达千万,并有债主出示“借条”,经法院认定,此巨债事实不成立,也就是说,很可能是妻子与人串通作假。
  
  与离婚过程中的转移财产对应,无财产、少财产一方,却使用了虚造巨债的方式,希望以夫妻双方共同债务的方式让另一方承担一部分“代价”,此代价本来是离婚的代价,为契约破裂而付出的代价,却以如此不道德的弄虚作假在诉求,只能让人哀叹中国式离婚的“狗血”。
  
  此前,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新解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各方争论激烈。新解释对夫妻共同财产认定的一刀切简便式处理,某种程度上,是法律对判例中各种“不道德”或“狗血纠纷”的回应,但这是偷懒的立法,其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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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职业化离不开行业共同体的自主发展

  感谢《南方传媒研究》杂志组织这一话题:记者的职业化。摘要:随着资讯获得的便利性大大提升,自媒体发布平台的聚合效应,传统媒体人如果按照过去的作业水平,的确在贬值,这倒不是呼吁给记者编辑提高薪酬可能解决的,也并不一定是全面走高,而是拉开差距,分配合理化。因此,所谓媒体人“职业化”的走向,也包括媒体行业的技术含量、社会角色、供求关系得到更为恰如其分的体现。谈论传统媒体如何留住不断向网络免费新闻迁徙的读者,如何遏制随着就业门槛降低而不断下滑的专业品质,不能回避上述属于机制方面的困境。
  
  
  
  
  记者职业化离不开行业共同体的自主发展
  
  
  彭晓芸
  
  
  传播学者胡泳写过一篇让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报纸已死,报纸万岁》,谈及新媒体时代美国报业的新发展、新探索,除少量早已走在前列的业界翘楚,文章提及的关于报业转型的策略对于中国新闻界来说,仍是愿景多于现实。而老报人、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写的《转制,亢奋中有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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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摘要: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彭晓芸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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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

  《中国报道》杂志12期年终特刊约稿:
  这一年的公共危机: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的随意性。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社会的政治隐喻
  
  彭晓芸
  
  关于孩子的记忆总是容易调动人的悲悯与恻隐之心。
  
  2008年,四川地震中那“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的小女孩,数千个孩子的书包铭刻着沉甸甸的哀痛。2010年,上海大火之后,自发献花悼念的人群中,一个镜头让人难以忘怀:一位可爱的小女孩,骑在父亲的肩膀上,手里拿着一朵小白花。这张照片成为许多报刊的封面或专题配图。
  
  2011年7月,温州动车事故致40余人死亡,而一位小女孩的偶然得救成为生命的奇迹,刺痛着人们的神经,成为事故问责的一个重要导火索。10月,小悦悦悲剧再引公众关切,在媒体的议程设置下,路人成为众矢之的。11月,甘肃校车超载事故导致19名幼儿丧生。
  
  这些仅仅是冰山一角。截取与儿童相关的镜头,是因为稚嫩的生命、天真的眼神更能引起成年人情感上的震颤与自责。而事实上,仅就2011年来说,各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获得的关注度却不尽相同,这与自媒体时代下公共治理的新特质不无关系。
  
  
  微博时代的舆论发酵
  
  
  不作特别提示,人们恐怕只会记得“7•23”温州动车事故,却未必能够想起就在此前一天,7月22日京珠高速客车燃烧事故导致了不相上下的死亡人数。被烧成空壳的灰色车皮孤零零,仅是一张陌生的新闻图片,指向的似乎只是一场意外灾难,而没有引发公众情绪上那般强烈愤慨。
  
  换一场景,一节长长的动车车厢斜跨在高架桥上,人们几乎可以马上想起一段视频,车厢被粗暴地掷下桥,轰然倒下,随后传出车厢内还有人生还以及车头被掩埋等说法。正是这些细节在微博的传播,引起舆论对事故处置的极大不满。当然,往深层次挖掘,则是客车与动车运营背后所代表的全然不同的机制,一个是市场化程度相对高的公路运输业,一个则是常常引起生理性反感的“铁老大”及其垄断地位。人们更相信,动车事故是体制缺陷和人为因素所致,另外,由于铁路运输在人们的印象里是安全预期较高的交通工具,一旦出事故,更为挑战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舆论沸腾空前,从微博自媒体到传统媒体,完成了一次议题的生成到发酵过程。这一方面是赶上了新浪微博的成长期,参与热议的人数广泛,另外可能与媒体人自身也多有乘坐动车、高铁相关,“感同身受”让媒体对此事的追踪热情有加。
  
  舆论产生了叠加效应,感染着微博上的每一个人。《环球时报》发出“所有人都是舆论河流上的船”的警示,表示“在这个新时代里,谁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引导’舆论”,《经济观察报》以题为“做有良知的媒体”一文对温州动车事故中媒体同行的犬儒和无为严厉批判。
  
  这一切,都显得前所未有。人们甚至认为,温州动车事故激起的舆论高潮几乎超过2008年汶川地震,外媒甚至期待,中国媒体有望借此突破管制,走向更为开放的舆论环境。但这轮热潮终究还是退散了,一切回到原状。
  
  直到11月份的甘肃校车事故,这次的舆论热度已经明显不如动车事故,对微博的舆论效应、对灾难的愤慨程度,皆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意识到了些什么。账号为“@冬眠熊2010”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微博上发出议论:“『群情激愤,不了了之』60多个孩子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薄铁皮围起来的所谓校车里被强力撞击,20个孩子没了,受伤不详。举国群情激愤,有呼吁捐校车的,有呼吁废公车以代之的。但你会发现与512、723一样,最后不了了之。”
  
  有所谓“不了了之”的抱怨,即说明社会普遍对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善后有着基本预期,而目前看起来,显然很多人并不满意。
  
  
  
  社会协同与治理成本
  
  一场公共危机的治理,究竟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算“了了”?温州动车事故,在舆论的咆哮与拷问之下,遇难者赔偿金额从17万一直提升到91万,这算不算是民意“赢”了?还是民意输了——“当卖大白菜呢”(一位家属对温家宝总理语),讨价还价?
  
  而11月发生的甘肃校车事故,达成的赔偿额是43.6万,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没有“稳控人员”包管到户,家属“情绪不稳定”地出来控诉,舆论予以配合,这个数字会变化吗?无从判断。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被安排着,有人概括说:孩子们的身体塞满了一辆校车,官员的名字挤满了一张纸。
  
  这是一种封闭式的处理路径,依循的仍然是自上而下、层层“高度重视”的指令贯彻,公民的参与被基本排斥在外。当然,决策者多少吸纳了民意,但这种吸纳的方式随意性较大,治理成本当中包含着稳控成本,往往在并无厘清责任人的时候,就已经由全民买单了,且受舆论左右,并未形成制度化危机应对机制。
  
  这种封闭式危机处理方式,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来说,看起来比较可控,往往能够达到较短时间结案的目的。在温州动车事故中,人们得知有关部门曾下令尽快通车,这引起了舆论的震怒,但是,对于官员来说,没什么比排除障碍、通车、恢复秩序更能符合官僚体系在危机应对当中的一贯思路了,在官场逻辑那里,恢复秩序便意味着“搞掂”,“搞掂”便意味着最大限度保住基层官员的乌纱帽。
  
  决策机制的封闭,不再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包办能够一如既往地说服公众,资讯和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公众轻易便可以获得独立于政府决策之外的智力支持,公众已经开始自行搜寻与事故相关的信息,并且依据这些信息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如果能够赢得媒体的支持,他们还能够做到很快进行国际经验的比较,对事故的每一个可疑细节重新检视。德国、日本专家提供的经验,推翻了中国动车技术上的神话,而掩埋车头、粗暴排障、过早停止搜救的处理则遭到严厉谴责。
  
  专业壁垒、信息垄断已经不构成公众持续追责的障碍,当公共安全可被分解成无数个环节和不同责任人的时候,呈现的是一种协同治理的局面,这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完全的封闭式治理的不可能。
  
  事实也证明,舆论对动车速度的质疑是被官方注意到的,温州事故之后,多条线路降速50公里,票价下调5%。而在甘肃校车事故中,公众的关注方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官方议程。譬如,尽管在报道规模方面严控,但甘肃庆阳方面很快作出废公车建校车的决定,庆阳市承诺将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这与舆论的一致呼吁不无关系。
  
  
  
  危机处理制度化与信任求解
  
  官方的上述决策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缓解着公众的愤怒情绪,但聪明的老百姓不再相信这一切仅仅是偶然,他们发挥强大的检索能力,找到一段“九座面包车塞进64名儿童”的视频,该视频在网络上被疯狂转发,网民们热议着校车超载背后的社会问题,有归因于贫富差距,留守儿童监护失察,有归咎于教育投入的不足,有怪罪在民办教育监管缺失,有认为中国人规则意识差,交通违规惩罚轻……
  
  从动车到校车的安全事故,提醒人们重新关注就在身边的社会风险,这些事故与一般性的偶发灾难事故显著不同,它们都有强烈的人为因素,属于本来可以避免的人祸。正因此,舆论对这些事故的反思很快上升到体制层面,也就是公共安全问题被高度政治化了,这一方面由于事故确系人为原因,另外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结构紧张的激化。
  
  所谓“社会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下,或者说,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譬如校车问题很快被强化为阶层对立,城乡分配不均的问题,而公众搜索出来的关于当地政府大楼的气派景象以及公车使用状况,则彰显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他们发现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豪华的政府大楼、档次不低的公车以及年终的突击消费现象,无一不在打击政府的信用,公民开始对自己作为纳税人的身份敏感起来。
  
  恰在这时,一位网民因对官方新闻通稿中家属“情绪稳定”陈词滥调的不满,发了一条配图微博,但由于此次事故对新闻报道的限制,该网民没有找到本次事故的家属恸哭场景图片,便随意配了其他事件中家属痛不欲生的照片,随后,这一行为遭到网站停止他发微博半年的惩罚。众多网民对这一惩罚表示不满,有的则建议,今后应当将“家属情绪稳定”这样僭越民意的报道语言去掉。
  
  可以说,在一轮公共安全危机处理中,封闭式治理并不能阻止公众的“说三道四”和参与愿望,有的甚至在讨论启动捐赠校车的民间行动,有的则强烈反对,要求继续对事故追责,敦促政府承担更多。
  
  在这种微妙背景下,庆阳市委市政府于11月18日决定,“在未来三年内投入6.8亿元,新建155所公办幼儿园,希望能够解决民办幼儿园的教学和安全问题”,这一天,距离事故发生的16日,仅仅是第三天。这样的决策“高效”得有点令人心生疑窦,让人联想到另一场景,2011年8月大连发生的3万市民抗议化工项目的建设,市长在现场直接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这样一些决策,“看上去很美”,却带着浓重的人治色彩,丝毫看不见一个政府机构透明的决策过程以及由此呈现的程序正义,似乎地方长官拍脑袋就可以决定可观资金、大型项目的用途。
  
  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虑,联想到日益升级和僵化的“维稳逻辑”治理,在地方官眼里,群众聚集起来的抗议行为均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是可导致其被“一票否决”丢掉乌纱帽的致命威胁。于是乎,为应对舆论的沸腾,官员尽可能赶在群情激奋的公民行动之前,以利益换稳定,以一时的妥协消弭公民抗议的蠢蠢欲动。
  
  当一切为维稳服务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利益博弈应当照顾到的可持续性、公平性、透明度均被搁置,难怪熟悉基层治理的学者于建嵘在微博发出这样的喟叹:“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法治出现了严重的退步。为了所谓的发展或稳定,可以无视人权和宪法,把一些违法乱纪的手段都作为工作方面了。”
  
  法治缺失的背后,往往是“不惜血本”买稳定。不过,不是每个地方政府财政上都有此魄力和雄心,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作出一律不准搭乘校车的指令,宁可让孩子走漫长的山路也不再提供校车,以此推卸责任。事发地的决策和其他省市地方的措施一对比,更加反馈出这种决策的随意性,这样的社会治理,是非制度化而低品质的。风险社会相关理论中有个概念叫做“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尽管这个概念在民主社会更多的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是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在公共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以闭门决策、牺牲程序消解了责任。
  
  闭门造车,对公众屏蔽信息的,绝不是个案。
  
  距离温州动车事故发生120天后,也是动车事故调查报告递交的截止日期,2011年11月20日,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透露,技术层面的动车事故调查报告已经于9月底完成并递交,调查结果颠覆了此前认为信号技术存在缺陷导致事故的说法,并提出组织和管理不善是动车事故形成的主因。这个姗姗来迟的结论并没有化解公众疑窦,反而强化了公众在对安全事故追责方面的无力感:裸露于风险之中,却不能参与遏制风险。
  
  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要提出“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在他看来人们必须告别一些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他还提出应对风险社会,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所以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另外,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
  
  “再造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启发则是,面对公共安全问题,无论大小,应该逐步建立起一种制度化的处理方式,而摒弃“花钱买稳定”的维稳路径依赖,这一方面是让公众在参与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得到处理危机的锻炼机会,以便在诸如非典甚至日本核危机那样更为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降临时,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唯有制度化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公共决策才能照顾到社会不同群体的公平与正义,避免“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导致的补偿机制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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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经过近九个月的赋闲与游学,浪漫与逍遥,矛盾与挣扎,我还是决定留在广州,应 @朱相达 总编之邀,即日起加盟广州日报集团旗下《共鸣》杂志任编委,开始理想与现实、拓进与妥协、批判与建设的新旅程。
  
   《共鸣》是一份颇有历史的老刊物,创办于1986年春,当年作为全国政协系统第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聚焦时政经济,关注社会民生。2006年,《共鸣》杂志划归广州日报集团,依托报业集团的专业化运作,力图打造一份更为职业化的新杂志。
  
   感谢所有曾向我伸出橄榄枝的师长朋友,你们的信任与宽厚让我无以回报,抱歉与惭愧,我是个懒散而又无壮志的人,生活始终是第一选择,父母与孩子是我最真实的牵挂与责任,远行于我仍是未来选项。
  
   也感谢伟大的互联网,感谢新浪与腾讯微博,感谢共识网,你们提供的平台,让我得以畅所欲言、胡说八道,得以与喜爱我、讨厌我的“粉丝们”、“读者们”亲密接触,共时地论辩中国社会的种种复杂状况与纠结。实名的或非实名的朋友、网友们热切的讨论,予我富有价值的启迪和教诲,使我不断修正自己既有的认知,学习如何更为多元的换位思考以及更为理性地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
  
   广州是一座具有平民精神而又相对开放的城市,曾经被视为媒体发达之都。过去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这一年来,广州的媒体人或许遭遇困顿,或许多有彷徨,或许分分合合,但始终不会改变的,却是那些历经时光打磨留下来的价值共识、情感交叠,这种流动中的价值共同体-----自由精神之诉求,从未远去,它将激励我们更为坚韧地探索中国社会进步与变革之路。
  
   彭晓芸
   2011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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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当插科打诨遭遇民族主义

彭晓芸

  上周的专栏刚刚谈过大陆新浪微博日益成为一个充满硝烟的地方,这周的“战火”又烧到了媒体人身上,而且罕见地将南北媒体之间的价值差异和对话鸿沟赤裸裸呈现于公众注目之下。
  
    化约地将这种分歧称之为“南北差异”或许不甚确切,但指向市场化媒体与党媒的分歧,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严格来说,当前的媒体,只要有刊号有采访权均属体制内媒体。大陆并不存在台湾威权时代的所谓党外报刊。
  
    无论以什么命名,这几起事关民族主义情绪的争论,倒是呈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多元面向及背后的复杂逻辑,颇为值得观察。
  
    过度解构将适得其反
  
    事情缘起于南方报业旗下媒体《南都周刊》主编西门不暗(微博ID)在微博针对“九·一八”发表了一番不当言论,大抵是想解构官方意识形态垄断下的宣传话语,但由于习惯性地将类似饭局黄段子的风格搬上了微博,一时激起千层浪,招致网络上民族主义者的猛烈炮轰,有网友发起要求其辞职的网络运动,有声称要自费刊登广告抵制这一伤害公众民族感情的言论,甚至要求广告商不要再在这个刊物投放广告。当然,这种抗议由于匿名性、随机性而导致程序上的非制度化和混乱,往往演变成对人的上纲上线攻击,如果大陆有诸如台湾的媒体改造学社、媒体观察基金会这样的合法组织,公民实践对媒体及媒体人言论的监督或抗议,就有了制度化的合理性、合法性。
  
    借着公众群情激奋之“东风”,北京的党媒《环球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两篇对西门不暗言论进行严厉批评的文章,正式拉开了一场媒体人之间公开对峙的舆论战。
  
    其中一篇题为《主张去民族化思想的自由主义者不要过于迷恋自己》的文章,由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梅雨堂所写,这篇文章语气温和,区别于网民的非理性谩骂,作者称:“我也不认为西门不暗是‘汉奸’。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不会聊天’,在错误的时间说了一句‘冷笑话’,不仅没能起到调侃的作用,还给自己弄得一身臭。”文章同时批评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走向了极端和傲慢,“成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丧失了先进性。”针对网民对西门不暗的讨伐,梅雨堂认为:“如果一个人狭隘的对待不同思想,他自己的言论空间也会被挤压。”
  
    这番言论倒也体现了对话的意愿,立场虽不同,但击中了近些年来将自由主义简单化理解的自由派媒体人遭遇的困境:一味地插科打诨和解构,在言论不自由的高压下,的确起到了消解威权的作用,却并不能更好地达致社会共识,恐将导致更为剧烈的族群撕裂或干脆转向犬儒主义。
  
    为什么这样说?从大陆持续至今的韩寒热可见端倪。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韩寒不该成为偶像,而是指,当一个社会的年轻人、学者、媒体人如此热切地赞美着韩寒,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的一种逃避,一些知识分子鼓吹一个韩寒胜过千百个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无奈的说辞。
  
    韩寒自身是清醒的,他曾经坦诚自己十年来几乎不读书了,严格来说,韩寒承担不了公共知识分子解剖社会的责任,但他有着极好的批判性思维,这倒恰恰缘于他的不读书——早早退学,远离应试教育的戮害。过去这些年,韩式话语风靡互联网,韩寒的每一篇透着机智的博客文章被网民大量传播,其幽默调侃的风格让网民们兴奋,甚至让很多媒体人也极为推崇,不少媒体以刊登此类风格的文章为荣。
  
    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有韩寒的睿智或幸运,插科打诨是一种冒险,一不小心将堕入滑稽的境地。
  
    2010年4月,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的文章,并策划了一期关于“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的专题,表达了对这样一种时代风潮的忧虑。这不是预测,而是身在其中的尴尬,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人,很容易感受到语言上的浮华可能导致的思想枯竭。美国人尼尔?波兹曼曾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今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
  
    又如奥威尔曾经精辟指出的,“‘新话’使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典雅和清晰,而是把语言的混乱化作了政治控制的核心工具,使系统的统治得以合法化’。它的恶果是犬儒主义,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接受以及‘双重思想’——在表演的同时嘲笑表演,怀着轻蔑投入机会主义。”尽管“新话”概念指向的是统治话语,但民间话语的枯竭与此是同构互生的。当人们都以戏谑的话语来面对威权的时候,威权倒是可以以你在开玩笑为由而轻松藐视,不予搭理,最终仍然是“新话”的胜利。
  
    审慎应对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这一回,这位主编的无心之过“不幸”遇到了不把玩笑当玩笑的民族主义者,遭遇了一个话语权高度扁平化的微博时代,落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其实,岂止这位媒体主编,紧接着“九一八”言论事件卷入舆论漩涡的,恰恰就是批评西门不暗的环球网所属报纸——《环球时报》。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的社论,文章提出:“当美国大使成为中国舆论的‘政治明星’时,他自己不强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当的。中国积极炒作骆家辉‘廉洁秀’的媒体也应当自重。批评中国官场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尽可以找其他的场合和角度,过度美化一个外国驻华大使,尤其是当他在中国的使命‘十分复杂’时,是非常不恰当的。”
  
    这番言论引起了微博上一片哗然,知识分子和网民对《环球时报》阴谋论的思维、僭越的主张及傲慢的标题,猛烈批评,历史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说:“拜托,别说人家骆家辉作秀。让咱们的官员也做一回,交通管制取消,航空管制没有,真的排队买一回东西,别前呼后拥的。一回就行,让我们这些屁民开开眼。我从小到大,50多年了,还没看到过官民平等是怎么回事呢?”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甚至连反对过西门不暗“不当言论”的网民,这回转向反对环球时报了,批评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有些甚至开始对环球时报的总编进行谩骂、人身攻击,这不是倒戈,而恰恰呈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复杂性。这里不能不提起由台湾学者吴叡人翻译的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的著作,跨越时空地成为了全球学术界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的共同体”。大陆也出版了同为吴睿人翻译的简体版,可惜的是,简体字版删除了整个第九章,于是《想象的共同体》变成了不完整的“开放文本”。
  
    恐怕连安德森也不敢想象此书在中国大陆的流行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学里的每个学生或老师,即便没看过此书,也一定能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娴熟地用在各种学术谈资中,甚至被望文生义地简单化理解为这是对民族主义的完全解构和嘲讽。
  
    不得不说,对学术自由的禁锢导致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理解和传播,恰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总有人粗鄙地将道德与自由的关系简化为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自由,民族主义问题也面临着被极化为“民族情感是可耻的”的去民族化倾向。
  
    其实,安德森恰在第九章《历史的天使》深刻地区别了“官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一般的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安德森对弱国民族主义较为同情。安德森在一次演讲中谈道:“如果在未来的二十年当中,我们在日本看到对旧日本帝国的某些面向越来越公开的赞美,我也不会感到太惊讶。”可见,安德森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持警惕态度的,在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上,安德森也认为日本“极端愚蠢”。因此,在“九一八”事件上,自由派媒体人应当充分理解民间的朴素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对公众的这种情绪存在过虑和敌意。
  
    但“官方民族主义”是值得警惕的。“官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王朝为了巩固政权而诞生的,它将官方的意识形态强加在王朝疆域内人民,官方民族主义的极度扩大便是“帝国主义”。此外,官方民族主义很容易与民粹民族主义合流,它们共同的特质即是,以弱者的自卑心理建构假想敌——从而将“敌人”化约为一个普遍性的殖民主义象征符号,作为他们共同反抗的主体。
  
    这一点,很容易从《环球时报》这篇遭致批判的社评以及一位曾经作为反抗者姿态的作家摩罗的微博言论获得直接的观感。摩罗曾以反抗者自诩,如今却在微博发出驱逐骆家辉的极端言论,此论一出,学界和网民诧异不已,直呼摩罗“疯了”!
  
    对峙、对话与融合
  
    如果说摩罗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有几分心理创伤知识化的痕迹,那么,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倾向则更大程度体现为国家主义,至于那个对骆家辉提出愚蠢问题的央视记者芮成钢更多的则是年轻世代轻狂的自负。摩罗式的民族主义可能是不太具有代表性的偏执,但环球时报代表的“官方民族主义”则是威权时代权力的典型特质,而芮成钢这类曾经留学西方的年轻人试图代表中国价值观与西方对话甚至对峙,则更具普遍性,一味地讥讽、谩骂,只会激起双方更强烈的对立感和社会分裂。
  
    8月8日,《联合早报》曾发出社论文章《中国需防民族主义失控》,社评指出:“最近十多二十年,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愈演愈烈,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国家日益富强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当局在马列官方意识形态日趋衰落后乞灵于民族主义所致。可是,民族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若中国民族主义不受控制的发展下去,既然今天可以‘骑劫’县政府,明天就有可能‘骑劫’省政府,后天也有可能‘骑劫’中央政府,其影响范围也会越来越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
  
    《联合早报》所指涉的这种民族主义,当指民粹的、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民族主义,此类极端力量毁灭性极大,就是深谙维稳之道的官方,对其恐怕也是忌惮排斥多于默许利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极端的、暴戾的民族主义值得举社会之合力使其破坏性最小化。然而,这需要的是诉求自由民主之士也努力避免自身的极端化或虚无主义,以宽容和同情之理解去应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复兴。
  
    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一个危机四伏、信仰缺失的社会,才会激发起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是在社会矛盾当中谋求安全感和共同体认同的本能反应,苛责于这种情绪本身无助于深切理解中国问题的艰涩与困顿。
  
    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聚合中,人们甚至说不出它们确切的方向。
  
    一方面,可以看见媒体各自所代表的价值观日益公开论辩,除“九一八”言论的微博论战及媒体舆论,还有9月19日的南方周末官方网站刊登了读者来信,以极大的尺度戏仿骆家辉答芮成钢问(读者在该文留言中说“果然,南方亲西方,北方信政治”);另一方面,南方报业旗下的杂志《南方人物周刊》曾经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封面人物进行深度访谈,而“九一八”言论风波的当事人西门不暗任主编的《南都周刊》此前恰恰采访了被称为“高级五毛”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阮次山,这些报道意味着一种颇值得玩味的互动,持不同立场的媒体人之间既对峙又对话,甚至不排除某种程度上的融合。
  
    当然,整个国家真正的“融合”需要痛定思痛的社会变革作为制度上的承载物,需要基本的底线共识作为民族认同,谁也不知道达致这样的社会共识需要多少年或几代人的时间。
  
    学者徐贲曾经指出,“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在经过了法西斯的劫难后,以彻底更新德国的政治文化为目的,超前于当时的德国政治文化水平,这恰恰是中国在文革以后没能做到的。”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德国人对德国的认同(爱国主义)是以认同基本法的规范价值为基础的:“我们的爱国主义不能否定这个事实,那就是直到奥斯维茨之后,也可以说只是在这一道德灾难的震撼之后,民主才在德国公民,至少是那些年轻一代的德国公民的思想和心灵中扎下根来。”
  
    对于中国来说,能够怎样从情感、文化纽带的民族群体走向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石的公民共同体,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可取,但偏激的、虚无的反民族主义也未必值得振臂高呼。这种调和与妥协,要求身在其中的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媒体人)具备更为复杂、健全、理性的头脑,放下官方意识形态教化下的整全性幻想以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形塑向未来敞开的包容心态和制度建设的想象力。
  
  来源: 《旺报》 | 来源日期:2011-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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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或进入倦怠期: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摘要: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微博或进入倦怠期:
  从弱联系走向强联系不可阻挡
  
   彭晓芸
  
  一位作家在新浪微博写道:「部分新闻自由,已在微博实现了。」
  
  可以说,他说的是部分实情。台湾朋友曾经问过我,你们坐在一起谈论政治,会被告发或修理吗?我被这位朋友可爱的天真逗笑了,不得不拿微博当例子,跟他说,别说是坐在一起聊聊政治,就是在微博公开地、实名地批评执政党,这些言论也是畅通无阻的。这种批评的声音,几乎每个上过微博的知识分子、公民都或多或少地发出过,刻意与普世价值唱反调的职业网评员,或少数极端国族主义者除外。
  
  官媒迟来的表态
  
  就是执政党本身,也意识到必须正视微博时代的民意表达。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本月14日发出一组「继续为微博背书」(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在微博推荐这组文章时语)的评论文章,这组名为〈微博,干群关系新「变量」〉的专题以两篇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在信息管道众多的情况下,你不能通过权威途径客观、及时地对外公布,就可能有人通过其它途径歪曲、虚假地公布,并调动起整个社会的情绪。征询民意是成本低、范围广、易于说真话的民主决策的重要途径与机制之一,确认这种形式是对社会力量的尊重。」
  
  《人民日报》站在官方立场,从更新社会治理手段的角度劝诫官员调整心态语态,适应网络时代的话语方式,甚至提出「把微博的互动管道制度化,成为政治沟通的必要制度安排。」官媒发出这样开明理性的声音值得赞赏,但姗姗来迟的表态,赶上了微博已经开始进入倦怠期,远远没有央视播出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节目时遭遇的攻击、谩骂的激烈回馈了。
  
  无论是《人民日报》从官方立场出发,建议政府部门重视微博传递的民意,还是央视讨论微博的伦理底线,其实都是一个问题的多视角阐发,两者并举、同时成为议题并无不可,但在日益积怨的社会情绪里,后者是说不得的,一触即发。
  
  微博上的「小文革」?
  
  此类极化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微博生态有恶质化的倾向。近期,微博上针对知名公共知识分子贺卫方、于建嵘等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这些非观点之争的人身攻击和诽谤,将致力于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拉入一个类似文革话语系统,一个个匿名ID几乎不受限制地贴着大字报,无需为自己轻佻的言论承担责任,让这群意见领袖是否要对此争辩,陷入两难境地。
  
  而对于攻击者来说,只要达到干扰、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即是网络战争的胜利,他们甚至打着求证的名义散布各种诽谤言论,只要让人对这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打上问号,便可削弱其号召力和影响力。
  
  曾经乐观地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人笑蜀在微博意兴阑珊地说:「关不了围脖,但可关人;关人无须自己动手,一个暗示,民团力量足够;枪打出头鸟,定点攻击狼群战术,莫须有,让其百口莫辩越描越黑,即围脖(微博)小文革。于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不玩围脖,埋头写长篇。」
  
  “微博小文革”——笑蜀的喟叹大约不是个别人的观感,这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土壤。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言论箝制,民意无处抒发,而微博是有技术革命意义的公共平台,提供双向流动的扁平化话语空间,匿名更可肆无忌惮宣泄各种激愤情绪。当然,这不成为要求互联网走向全面实名的理由,但也在对网站的管理者提出小区自治的考验,当google+、twitter已有成熟的网络小区公约的时候,中国的网络媒体仍在纠结于小区规则是不是等同于专制、控制等打压措施。这样的矛盾心理和命题紊乱,导致了一道奇特景观──西方很多网站反倒在感叹中国的网络开放、自由,竟然可以肆意地贩卖他人隐私,造谣诽谤而无需负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管制仍然存在,针对体制的重要议题会被删除,但吊诡的是针对个人的攻击和诽谤,却不受约束。如是一种倒置的景观,造就中国式互联网的病症:该获得的自由仍是部分的,不该越界的自由则是肆意的,全方位的。
  
  散沙民意 未能凝聚
  
  恰如汉娜‧阿伦特论证过的,极权将导向一种人性的变异,但假设我们具体而微地考察,则发现是长期以来公民教育及逻辑思维训练的匮乏,导致公共理性难以养成。这是往前追本溯源的一个说法,而另外一种视角,则是面向未来的,网络上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如何走出困局,成为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力呢?
  
  温州动车事故时,微博舆论的沸腾有其效应,对当事人而言,舆论的压力被官方吸纳后,的确可能让受害人的利益获得更大的保障,诸如赔偿金额的攀升,以及调降动车车速。但相对于希冀追究体制之困的外围人士来说,一盘散沙的民意未能凝聚起变革社会的中坚力量,下回再遇同类事件,将一切从头做起,未能在标志性事件取得的成果上持续推进。
  
  如果不能清晰界定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存在差异,如果不能摆脱网络依赖症般的宣泄迷思,那么,正如温州动车事故一片咆哮和沸腾之后很快归于沉寂那样,网络上的民意也许某种程度上为官方所吸纳,但是于民间社会而言,却难以留下扎扎实实的社会网络和基层自治组织,培养起自治能力与公共理性。
  
  正因为如此,仅由官方提出将网络民意制度化是远远不够的,恰如广东也曾经将网络问政搞得风生水起,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民意吸纳,其思维模式仍然是管制思维,而不是真正开放社会空间,让鱼龙混杂的民间社会通过切实的博奕和自发组织,最终实现有效自治。
  
  线上的有限开放如何延伸至线下?
  
  温家宝总理近日关于政改的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基层自治的概念,以及由党内民主而及党外民主等5点政改主张。而今年7月,广东省通过一项官方决议,明确提出要「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思路值得大为赞赏并加以实施,但遗憾的是,在维稳控制一切的体制下,这样的治理方略似乎仍停留在表述层面。
  
  对于一个阶层断裂、社会溃败趋势日益明显的社会来说,网络运动的崛起是必然,而民意表达的热切当中夹杂着情绪化和非理性,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当前及未来必须面对的阵痛期。
  
  迎接更美好的社会,塑造共同善作为一种公共理性,则亟需将这种隐约可见的弱联系实体化为一个个公民自治的价值共同体组织,实现公民之间的强联系。此种强联系的训练,将有效地为一个社会的变革提前做好准备,否则网上的撕咬混战将会延伸为现实世界中的暴戾悲剧。
  
   《旺报》2011/9/18 《陆媒新视界》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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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人抗争哲学的三言两语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此说拿来解读媒体人被再三打压为何不抗争,甚有道理
  
  我不幸进行过很小很小的抗争实验,但这种抗争,除了特别特别挚爱的同事,小团队支持我,基本上,抗争是让你孤立的。甚至于包括不相关的同行,也会孤立你,他们有一种自辩逻辑,首先是丑化抗争,将抗争视为高调,张扬,炒作,排斥你,厌恶你。
  
  然后,他们构筑一种低调的美学,为不抵抗进行辩护,说那是风轻云淡,是襟怀开阔。抗争的人,反而成为了斤斤计较了。可是,谁又知道,抗争是放弃交易的,恰恰是损失经济利益的。
  
  他们认为抗争了损害品牌,内部人也会给予压力,让被辞职的人不要抗争的。有些离职的人还得进行悲情辩护,为组织说话,为品牌说话。就是说,很多人已经迷信品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受不了报社被批评,连被议论都不行。其实,和党国体制已经同化了。
  
  实际上,我从来认为离职跟品牌两回事,如果真是上面干的,跟品牌没啥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这种事件是组织进行过一定的抵制和努力之后无奈面对,还是这个组织内部就在借机搞权力斗争。如果是后者,尤其是无能者、小人倾向于趁机搞走一个团队里较有业务实力的人,那么,这个组织恶质化,出品质量下降即是必然的。如果是前者,抗争之后走人,后来者仍然秉持职业理想,那么,品牌依然是靠具体的作品来支撑起来的。
  
  抗争是为了从业的后来者,谋求明规则,拒绝和抵制潜规则,增加透明度,增加打压成本。而不是以受害者自居谋求政治资本。实际上,这种虚拟的政治资本毫无价值,媒体人并不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区区一个离职事件,不能让个人增益半分。你的能量,依然在于你的言论和作品,而这些,是需要靠实力的,不是靠忽悠,需要诚实地面对业务上的不断学习,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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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访谈: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

  8月10日播出的法广采访,我一直没看到。
  存档。里面有个别错字。不更正了。
  
  从王克勤事件看市场压力下中国媒体生态―访彭晓芸
  
  作者 瑞迪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资深记者王克勤领导的调查部被宣布取消。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还是市场化转型的必然?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向本台谈了她的观察和看法。
  2011年7月底,《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宣布取消,多年领导调查部工作的资深记者王克勤的个人命运也不甚明朗。这一消息立即在媒体间和网络上引起特别关注。
  
  王克勤素有中国打黑记者第一人的名声。过去十年间,他和他在《中国经济时报》的团队曾先后揭出诸如北京出租车行业内的垄断、河北定州圈地活动中的黑社会、河北邢台艾滋病疫情、山西问题疫苗等一系列具有轰动性的社会事件调查。获得荣誉的同时,也触怒不少官员和地方势力。
  
  王克勤和他的团队被“连锅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舆论的特别关注。王克勤本人十分低调,不曾公开就事件原委发表评论。但这更让舆论萌生种种猜测。在近期中国政府加紧压制公民社会多元声音的大背景下,这一事件是否是当局压制敢言记者的新举措?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7月20日呼吁《中国经济时报》领导层做出解释。但是,也有中国媒体人在关注王克勤及其团队人员命运的同时,希望不要在其中原委尚不明了的情况下过度解读。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正在台湾参加学术活动的前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自由撰稿人彭晓芸,请她谈谈对此事的观察和看法。
  
  王克勤:理想主义色彩的媒体人
  
  法广:请首先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王克勤其人其事
  彭晓芸:我觉得,王克勤在这个年纪(47岁)还继续坚持在一线做新闻报道,在中国大陆比较少见。他是一个还非常有新闻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现在,中国大陆的调查记者普遍都是小年轻,可能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大部分都在35岁以下。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状况是,要么晋升,要么转行,去做别的工作,缺少鼓励专业上的荣誉感的机制,专业上的鼓励机制和成就感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这样做的媒体人并不多。
  他一向主要关注比较基层的、底层社会的一些不公正现象。
  
  法广:王克勤的努力在中国官方舆论中还是得到过肯定。2002年,他曾经入选传媒杰出人物。怎么看他今天境况的改变呢?
  彭晓芸:其实我觉得,就像我此前写的那篇文章里所说,不要泛政治化解读。我觉得,这件事发生以前和以后并没有一个突变的过程。他本来也就属于体制比较容忍的面向社会底层、基层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调查。这些调查涉及到比如疫苗事件、出租车事件……都是非常基础的社会现象调查。这些调查本身在业界也存在多样化的结论,或者说多样化的业务上的争论。所以,我觉得,并不是他突然被政治打压,或者是他在政治上突然变得激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原因。
  
  法广:面对媒体人和网络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中国经济时报》做出解释,说这只是向经济类报道转型的一个必要的内部调整。调查性报道和一个媒体的市场化转型是否矛盾呢?
  彭晓芸:我留意到去年5月时,王克勤上一任领导包月阳已经被调离社长职务。我不敢武断地判断,但是我觉得似乎是他们整个报纸(处于)在转型、在调整的状态。我不太清楚。当时包月阳被调离时,有人说涉及山西疫苗(报道),因为是他签发了相关报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使他当时有压力,因为当时山西卫生厅曾指责报道不实。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事件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链条导致了王克勤的处境,是不是还是那个事件(疫苗事件)的后遗症―完全不不可能知道。你完全没有办法下判断。也可能这确实跟政治原因无关,就是想转型。因为现在媒体普遍处境不好。你想想看,根据公开披露出的消息,王克勤的工资非常低。所以,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媒体确实有可能希望转型,因为报纸的名字就叫《中国经济时报》,他们是不是想转向财经报道?王克勤所做的一直是社会调查,这种调查是最没有经济效益的。当然,它可以带来一种品牌效益。但是,《中国经济时报》似乎也并没有最大化发挥这种品牌效益。读者一般赞赏王克勤,但并不太了解《经济时报》的其他报道,或者其他方面表现如何。
  《中国经济时报》的声明确实提到他们希望转型财经报道,希望向市场化转型。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非常难以下结论。
  
  法广:那么,在媒体纷纷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王克勤这些年推动的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如何?
  彭晓芸:王克勤此前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调查报道应该说是领导个人决策、给他很大很大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发几万字的文章,这在其它媒体都比较少见。其他综合类媒体一般不像他们这样偶然地操作,而是比较常规、制度化地操作,篇幅和调查记者的分工都比较专业化和常规化。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的调查和其他综合性媒体,比如《南方周末》、《新世纪》等在专业路数上还是有一点区别。他(王克勤)的自由度很大。可以半年调查一件事。在其它媒体恐怕很少有这样的空间。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王克勤这么多年始终愿意留在那里的一个原因。
  
  暧昧局面令新闻人陷于被动
  
  法广:那么,王克勤事件对于调查性报道是不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呢?
  彭晓芸:这很难讲。因为,他所处的媒体本身也不是以调查性报道见长的媒体。所以,很难以一个个案来说调查性报道的处境是变好了,或是变坏了。而且,这还是一个不明真相的个案。现在我们只能是揣测,但是,揣测地去下结论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说泛政治化解读也不行。但你说是利益的争斗,我也不敢这么讲。这就是我说的一种非常灰色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整个新闻圈子里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局面。你不知道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便大家向去为此抗争,也不知道方向。这是大家感觉比较悲哀的地方。
  至于调查性报道的前景,其实对它有冲击的是微博时代。因为很多信息已经在微博上出现了,很多记者也会上微博,实时报道每一个环节,报道动态的资讯,这会导致读者将来是不是有耐心看数万字的长篇报道,而且,报道中的信息可能大部分大家都已经读过了。长篇的调查性报道如果再向前推进的话,可以比方说走一种精英读物路线,或者比如说可以做到像《纽约客》那么好看―《纽约客》有一个在中国的记者,经常写关于中国的报道,他写的文本非常好看。现在也有媒体在这样转型。像《南方人物周刊》的转型,至少是值得期待的。他会让记者做大量采访,而且,也在谋求更全球化的视野和姿态。所以,从专业化程度上来讲,我估计《中国经济时报》的条件没办法同这些杂志类的、而且是有一定积累的媒体相比,包括《南方周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他们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市场化转型驱使下,党媒出现话语“双轨制”
  
  法广:在舆论导向的大前提下,媒体的市场化会是怎样的发展前景?
  彭晓芸:市场化其实有几个纬度。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因为市场化其中也包含着要向读者妥协,要讨好读者。要讨好读者就必须赢得民意。我观察到,即使是有些党媒,就是机关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这些媒体在报道上可能没有什么长进,但是,可能在评论部分,在政治话语表述上,也出现了一种我说的一种“双轨制”,变成好像是有多声部的唱和。他也许今天发一个措词严厉的评论,明天又发出一个大家要倾听的沉默的声音,让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状况。因为这些党的媒体其事也面临市场化未来的预期―所有的媒体可能都面临市场化和企业化转型。
  
  法广:这种转型是不是也就会推动中国媒体比较独立的发展呢?
  彭晓芸:一方面独立运作,是好事情,媒体要向民意妥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在完全市场化之前,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弈空间,这又有另外一个弊端,就是,有时候为了利益,那政治做为谋求利益的说辞、借口。比如,媒体要上市、突然要调整的时候,也许领导告诉你:为了政治上的安全,我们需要你离开,要辞退一些人……这个时候,即便他简单告诉你是一种调整,外界肯定会猜测是政治原因。但如果你问领导,他也不会告诉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最多告诉你他压力很大……这些模糊的、暧昧的说辞导致媒体的经营者其实有巨大的操作空间:今天他也许是为了利益,让你以为是政治打压,顶不住压力;明天可能是为了政治,牺牲一些利益。所以,现在是处于转型期一种多方面矛盾交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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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铁:“新公共服务”强调协力治理

  一个小短论,写于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之前了。由于《中国报道》杂志是个月刊。才出来。
  
  与高铁,与我们面临的风险社会等议题相关。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温州之殇。
  
  
  “新公共服务”强调协力治理
  
  彭晓芸
  
  高铁频频出故障,目前的报道还未能充分显示究竟是什么原因,但高铁作为一个公共服务项目,出现问题之后的各方反馈和态度倒是值得关切,从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议题:在政府权力和资本运营密切合作的公共服务项目上,由于这类大型项目的推进往往关系民生和公共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可称之为这是一种“新公共服务”:它既不是纯粹的政治系统,也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或一次活动,它需要强调公私多个部门的合作以及协调性,从立项论证到产品生产继而到服务环节,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公共服务过程,因此,在终端产生问题,你还不一定能够立即找出问题所在。
  
  其中一次故障发生时的视频录像在网络上传播,女服务员被乘客责问得哭泣无助,而视频底下留言多半是责备那位乘客的,并没有责备这位乘务员。
  
  这是一个生动的场景,即人们想象中的对公权力的愤恨不满并没有发泄在这个乘务员身上,并没有为那个乘客的质问叫好。
  
  应当说,多数人能够客观看待这类公共服务的复杂性,即终端发生的,未必是终端的责任。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来说,高科技与高风险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因此这需要一种开放性的、弹性的新思维来应对和管理,如此才可能全方位地来评估风险的来源及后果。
  
  这就需要检讨,高铁项目是如何上马的?上马过程中,公众和专业的意见是否被充分尊重?在实施这类重大工程的时候,相关的政府部门与生产部门是否经过充分协调,进而把这种协调结果公诸于众?只有当公众和专业意见被纳入这种协力治理的制度化轨道时,共同的风险意识和对抗风险的能力才可能在服务和服务对象之间产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公众才可能以足够的理性和充分的准备来应对危机,自主选择是否经常搭乘这类交通工具。
  
  否则,一旦遭遇几次概率事件,公众要么彻底丧失信心,要么自认倒霉,缺乏足够透明的信息来支撑他们作出理性判断。
  
  一句话,在风险社会面前,封闭式的管理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当前迫切的,是必须发展一种全社会协力的“新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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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的委屈和中国社会的龌龊

  为什么洪晃们李银河们的性别言论在中国社会有此遭遇,原因无它,便是她们不符合男权社会的宠物化要求,不符合男权社会的审美需要,在视觉上的溃败居然可以直接导致女性的言说成为妖魔化她们的一把利剑,这难道不是太糟糕,太恶毒,太粗鄙的社会才会有的奇特景观和粗鄙理念吗?(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在西方社会,人们的审美是极其多元的,成熟的女性也会被赞美性感,但中国不!中国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是,女人27岁以后就作废了,那个帖子在各种场合被疯狂转发并且毫无批判地调侃乃至认可。)


这是李教授的一条微博:
  @李银河: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用百度搜索我的名字,总会在显要位置出现一篇诽谤我的文章,标题是“李银河,放过你的儿子吧”。文章诽谤我提倡母子乱伦。我感到非常气愤,强烈要求百度删帖。
  
  1、
  虽然我并不总是同意李银河教授的每一个观点,但这丝毫不能削弱我对李教授的敬意。此前也写过文章,提及对李教授过去这么多年因为普及一些性常识而遭受无耻攻击感到非常难过。中国人大可反思自己的这点窥私癖和无耻诽谤癖了,他们无法容忍人有不向公众公布自己的私生活的权利,尤其是对女人。
  
  2、
  中国至今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性别歧视,被普遍贯彻在人们的日常言语中而不自知。譬如,如果一个男性学者从来不谈及自己的私生活,人们觉得很正常,哪怕他去嫖娼他搞二奶,人们都觉得无比正常,但假设女性学者从来不谈及自己的私人生活或是长期以单身身份示众,人们就会充满了各种窥私癖乃至不惜诽谤
  
  3、
  中国社会至今存在着一种驱逐女性参与发表公共意见或从事学术思考的惯习,崔卫平女士在其书序言回忆了她年轻时候参与讨论政治被叫停喝止的经历,数十年过去,这种恶劣的性别文化生态并无改观。我仔细研究过李银河教授的文章,所以看过那些评论,若是我看见那些评论,早就哭鼻子去了,不堪忍受。
  
  4、
  http://t.cn/aEFc72 为什么现阶段我喋喋不休地谈及性别公正议题?那是因为我没有李教授的执着和勇气,到了教授这个年龄,我未必敢谈这个话题了,见识过那些口水的我,颇有一种趁着变成老太婆之前赶紧说的紧迫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还体现在这种观赏性的物化倾向,严重贬低女性的人格和思想魅力。
  
  5、
有人说,别受害者想象了,这个社会不是很平等了吗?那我就举个例子吧:如下
回覆@我爱所有人:哎呦,真有把逛微博当逛窑子的啊,拉黑,不送! //@我爱所有人:刚刚看了染香的微博,色香味具全,除了勾引全是吸引,这才象少女的闺房引人入胜.不象你这硬梆梆的,了无生机,至少你也该放张生活照什么的,其实熟女更有媚力.


旧文重贴:
  
   现阶段为什么谈谈性别公正
  
  话题由一条微博引发的评论说起。调侃加自嘲地给自己贴“不年轻不貌美”标签,引来一番讨论,当然不是讨论俺究竟是否与此标签“名副其实”,而是网友不理解我为何给自己这么个标签,说这误导人且如此“有见识”(别人的话,我自认无知中年妇女)的女性,为何还服膺于这套评判体系呢,还给自己这么高标准的要求,让更加不年轻不貌美的人情何以堪啊?!
  
    我的解释之后,对方总算明白了。这倒让我觉着,原来我自作聪明的调侃,竟然也会被误读,看来三言两语自有短平快的缺陷。博客按理来说,当是还有价值的。至少可作篇幅稍长的絮叨。
  
    说实话,从学理上,我对性别理论并无兴趣,所以性别议题不会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但现阶段为何经常利用微博谈及性别话题呢?想来,我是从媒体人占据的所谓话语优势来考量的。媒体人占了话语权的便宜,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便你不是发表纸质文章,你依然会因为你的身份而受到关注,所以,微博言论虽然算不上工作行为,但从文责自负的角度来说,微博也算是媒体发言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的编辑更为宽松一些,门槛降低一些。过去,我一直批评,有些媒体沦为粗鄙价值观的兜售者,自身在对待性别议题方面,就极其功利,所谓势利眼是也。譬如,媒体热衷于报道美女嫁给所谓的富豪或权贵人物,而且以她们的嫁入豪门为成功的典范,向社会兜售这种价值取向,即嫁入豪门是女性的一种很荣耀的成功,而不管这个所谓的豪门是如何地又老又丑,如何地与美女的年轻貌美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何地违背人性的本能审美,如何地可能存在对女性自主意识的抑制。在消费主义的诱惑之下,媒体所营造的语境和氛围,不断地在强化中国社会狭隘的性别文化,将女性不停地往宠物化、花瓶化的方向推进,直到女性本身完全不自觉地服从这套规则,为这套规则服务,乃至维护男权文化以获得短期收益。
  
    因此,我觉得媒体人是有责任为纠正这种偏颇而发言,而努力的,无论是女性的传媒工作者,还是男性的媒体人。这方面,男性做得不多,长平,梁文道(学者里面反而相对多一些,蔡定剑,胡泳,郭巍青等老师也有谈过)是罕见的主动站出来为这个议题添加重量的人。但女性就做得多吗?也未必,我认识的,除了南都的李军同学,做女声报的吕频,闾丘露薇最近也就性别歧视问题发言了,但这些人改变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生态,还是屈指可数。而大量的时尚杂志的女性编辑,可以说是更加忠实的男权文化的拥护者,她们就要靠这个吃饭的,否则,如何贩卖高档化妆品,奢侈品,如何教女性们驯夫术呢?
  
    大家为何不愿意出来说或者说得很少呢?也许跟这个议题的暧昧色彩有关,一般人的固有观念里面,男男女女的事情,是私人生活的事情,是不上台面的事情。除非能够发自内心地接触以及接受西方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的人,能够明白性别问题不是私人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公共议题,如此,才能排除这种尴尬的蒙昧状况。
  
    那么,又为何这个阶段,对我个人来说,频密地涉及此议题呢?这是从个人言说的策略来设想的。君不见,中国社会是一个阴谋论,诛心论多么盛行的地方,一个人谈什么,做什么,总会被视为有着极其私利的动机,否则,人们便会无法相信你,导致你的言说甚至失去道德优势,失去政治正确的卡位。人们总是无法相信,人可以超脱所谓的私利,认真地思考何谓公正的问题。极端的例子,便是洪晃的遭遇。有过西方生活阅历的洪晃,对中国社会的性别文化,自然深恶痛绝,时不时要逮住机会调侃一番,讥讽一番,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洪晃的言说往往被这种表面的调侃意味遮蔽了她严肃的思考,读者更加不友善,总是借机嘲讽洪晃的所谓不够美貌不够年轻的“现实”,从而将洪晃的言论从动机论,阴谋论角度解读为这是“丑女多作怪”,这是洪晃嫉妒那些美女,甚至还有更加恶毒低俗的谩骂总是紧随其后。这一现象,也伴随着李银河女士的言说,恶毒的观众,从“老女人”“寡妇”这些角度入手,将李银河直接诠释为一种非正常的老太婆的絮叨,而不是把她视为一位研究性别问题的严肃学者。我们可以换位思考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同样的言论从男性嘴里冒出来,无论是洪晃的那种,还是李银河的那些,最大的效果会是读者们津津有味地听着,然后还会赞赏男洪晃们真幽默啊,真风趣啊,或者赞赏男银河们研究真前沿啊,引导学术潮流啊!
  
    为什么洪晃们李银河们的性别言论在中国社会有此遭遇,原因无它,便是她们不符合男权社会的宠物化要求,不符合男权社会的审美需要,在视觉上的溃败居然可以直接导致女性的言说成为妖魔化她们的一把利剑,这难道不是太糟糕,太恶毒,太粗鄙的社会才会有的奇特景观和粗鄙理念吗?
  
    所以,我不能免俗,甚至必须承认,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国人,我不能承受洪晃们李银河们承受的那种恶意攻击,我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好,于是,我必须在自己真正成为“老太婆”之前抓紧时间说,这个时间说,居然还会有人附和你,居然还会有人急于给你戴上年轻美女的光环,希望你不要自我贬低,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
  
    如果中国社会的这种文化未有改变,我保证,成为老太婆之后,为了可以幸福地生存于这片土地上,到时候我一定乖乖地对性别话题闭嘴,那个时候我必识时务地赞扬美女,赞美年轻,让人们知道,老女人原来是不会嫉妒年轻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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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把新闻做了: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
  
  站着把新闻做了:
  呼之欲出的媒体人“价值共同体”
  
  
  彭晓芸
  
  
  见到徐璐时,像她创办的民间基金会的名字「台湾好」那样,我想到的是「徐璐好」。
  
  你已经想象不出来,她是一位20几年前奔跑于一线的新闻记者。1987年解严后,她以台湾《自立晚报》记者身份首访大陆,这趟被誉为「等了38年」的「破冰之旅」令她一夜成名。成名的徐璐随后却选择了赴美深造,此后,她的职业履历上依然有着令人骄傲的纪录,台长、总经理等职位显示她是人们心目中的职业典范。2009年,徐璐离开新闻界,选择了创办民间基金会的全新人生旅程。
  
  岁月很宽厚,今天的徐璐娴静优雅而洒脱,让人艳羡,我脱口而出自嘲,20年后,我肯定变成不能见人的老太太了,徐璐说:我看见过去的我,那个时候像你们这样,为新闻理想而充满了斗志。
  
  一周之后,我在新浪微博看见这样一条消息:「京华时报摄影记者曹宗文看着王惠抱着丈夫遗像坐车离开回老家,顿时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被人架出温州的殡仪馆,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了半个小时,泣不成声。」
  
  过去这一周,我也时常在台北的旅馆里,对着计算机屏幕发呆,继而失声痛哭。我完全明白令那位男性记者近乎崩溃的,是怎样一种悲愤无力焦灼的情感。
  
  就在7月30日的凌晨,通过微博,我仿佛置身久违的办公室,桌上躺着各式白色的小样、黄色的大样,我和同事们、实习生们等待着它们的命运----或顺利出街或进入废纸篓。这一天,是温州动车事故罹难者的「头七」,按照华人世界的习俗,这是一个招魂致哀的日子。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动用了最好的力量,准备了充足的版面,来纪念事故的逝者,继续拷问着真相。
  
  大棒高高举起,宣传指令没有放过这个特殊的日子。编辑记者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像鱼儿冒泡一样爬上微博,或无奈地抱怨或愤怒地抗议。一位身处广州的编辑说,「今夜,百家报纸在撤版,千位记者被毙稿;中国,万个游魂无处安放,亿个真相正在破碎。这个国家,无数只恶棍的手,在羞辱着你。」
  
  也有呼吁勇敢突围的,媒体人阿丁在早前就已经呐喊,「媒体老总们,请在此刻积蓄勇气、唤醒良知、拒绝附逆、干掉猥琐、放行真相;禁令是用来突破的不是用来奴才听令的,绳索是用来挣脱的不是拿来自缚手脚的,这一回,能不能站着把新闻做了?」
  
  无需等到天亮,答案已经陆续揭晓,有无奈服从指令,撤下报导的,也有绕过禁令,坚持到付印一刻的。被撤的版面在互联网上已经流传开,网民争相存盘,见报的版面也被提前透露并骄傲地宣告:禁令不是万能的。
  
  娱乐明星姚晨伊能静们,透过微博见证了这一夜媒体人的蹒跚前行,以温婉体恤的语气表达着她们的敬意。也有苛刻的批评者随后指出:「中国媒体人缺乏集体勇气」,「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时候能集体说不,中国的政治春天才能见到一丝曙光。」
  
  中国大陆的媒体人究竟算是勇敢的还是犬儒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上有着不同的解析。有人说大陆媒体人只有到了人命关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一点点骨气,诸如2008年的四川地震、2010年的上海大火,有人说长歌当哭,没办法,要为数千员工的饭碗考虑。
  
  我时常不敢妄言评价我的同行们,每一个个体的时间表和能量不同,所为也必然有所不同。超出或远远低于自己能量的,前者过于勇敢,后者过于犬儒。勇敢与怯懦,不是跟别人比出来的,而是跟自己的时间轴相比。从这个维度来说,2011年这一场新闻业的集体抗争,必然载入新闻史。
  
  但我也还是情不自禁被空间意识拽着走,往往忍不住要从同是华人的台湾同行身上观照:我们究竟缺了什么。台湾新闻界的同行走过不寻常的追求新闻自由之路,留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抗争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今有了各式各样的自治组织,无论是着重于维护记者劳工权益的记者协会,还是着力于提升新闻质量的卓越新闻奖,抑或致力于媒介批评、打造媒介素养的媒体改造学社,多元共同体协力并存的原则在这里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社会转型之后,新闻人何为?徐璐是一种答案,能做的当然不仅仅只有新闻业本身。台湾好基金会致力的,是在地文化的扶助和建构,老阿玛的手工制包包、老木匠的旧时器物,通过故事和文化的塑造,被他们经营成一种「台湾好」的象征。
  
  而对大陆来说,还仅仅处在一个底线共识的谋求阶段,《经济观察报》那篇得以发表而且至今还在其报社网站安全存在的文章——《做有良知的媒体》,几可视为一篇媒体人底线共识的宣言:「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我时常厚着脸皮鼓噪的媒体人之“价值共同体”无外乎如此而已。
  
   《旺报》2011年8月7日--陆媒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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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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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的社会力得不到释放将趋暴力化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释放社会力,方能驯化暴力
  
  彭晓芸
  
  23日20时38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很快,消息传至微博,舆论热切关注事态发展,网民们或悲愤咆哮或冷静分析,彻夜无眠。人们转发各种求助信息,很快就传来温州现场市民排队等待献血的图片,网民大赞温州市民行动力之迅捷。传统的新闻报道及公民行动模式,在这里,被彻底颠覆了。
  
  25日晚上,温州市民自发来到世纪广场为遇难者守夜,他们秉烛祈祷,动容泪下,在地上烛光拼成硕大的“7.23"字样以示纪念,市民的悼念活动再次通过记者及公民传递到微博,无法统计究竟有多少人次转发和评论,可以听得见是:公民在哭泣,公民在呐喊,他们唱起了国歌,他们期待着真相和正义。
  
  此情此景,与去年“11.15”上海大火之十万市民鲜花行动,何其相似!
  
  而这仅仅是当前中国社会力崛起的一个小小切片,它以积极的、多元的姿态展示着民间社会在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之后,有了更进一步的公民诉求:他们不再仅仅关心自己吃饱喝足,他们还关切他人命运,共同承担着复杂社会背景下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危机与无常。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随着政治权利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壮大,社会形态不再是过去的扁平化格局了,从2008年汶川地震志愿者的蓬勃爆发至今日微博参政议政的火热程度,就可以窥见民意走向清晰的脉络。他们不仅渴望我的地盘我作主,也热切期待参与公共生活,渴望从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和归属中体认个体价值,绽放个体生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社会力作为相对于政治力、经济力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也被社会学称之为“第三部门”或所谓“志愿性部门”(它不是一个行政概念,而是一个共同体或民间组织概念),指的是在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相对于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强制力和市场的逐利本质,“第三部门”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自发性,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力量而存在。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释放的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力,1992年邓公南巡则是再次确认中国不排斥市场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大方向。当一个社会的政治力量高度凝聚、经济实力持续攀升,那么,社会力的萌芽至崛起则是发展的必然逻辑了。
  
  而今,在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路径上,中国人再一次面临抉择:治标不治本地问责地方官员了事还是追究事故与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被基层维稳“产业化、利益化”绑架还是全面创新社会管理?压制还是建立民间利益博弈、意见表达的自主机制?做全能政府、揽无限责任还是释放社会力、鼓励民间组织成立?
  
  正面回答这些问题,将是中国能否从政治力、经济力的强大走向社会力的强大的关键,从而夯实社会基础,找到一条真正实现稳定与发展的第三次转型之路。
  
  为什么说社会力的壮大显得如此重要,如此关系社会的长治久安呢?因为无论从中国社会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好,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好,都证明了当政治和经济能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被压抑的社会力如果得不到释放,民间利益诉求会趋于暴力化的自力救济而不是有策略、制度化的理性博弈,如中国目前出现的各种局部骚乱或泄愤型暴力事件。
  
  时下,关于民间采取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被微妙地论辩着,非暴力主张本来已经成为全球政治文明共识,但是不能不意识到,当一个社会连这个看似毋庸置疑的问题都成为问题的时候,应当对社会进步的总体方向进行一番检讨和修正。至少应意识到,在各个利益主体的代表组织被允许成立之前的社会力——遭受强烈被剥夺感而又充满能量的群众行动通常以直接暴力的方式出现。
  
  当法制化表达渠道、博弈机制被阻碍时,公民极有可能采取极端化的、暴力化的非理性手段来赢得关注或宣泄不公平感。甚至,这种泄愤行为还赢得社会层面不可思议的喝彩,这是因为,很多平素也遭遇过不公的人们在这些案例上投射了他们的“命运共同体”感受,于是出现有的人将个体暴力抗命视为“英雄”予以赞美。
  
  在社会力萌芽的早期阶段,往往伴随着暴力的增长,只有当社会力的能量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格局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时候,良性的社会力会遏制恶质的社会力增长,暴戾社会的生存空间就会被公民力量自动洗牌挤压掉,出现更多诸如上海市民、温州市民这样“优雅”地表达哀伤的社会运动。
  
  社会力的发展与否关系到该社会的文化健康与政治制度的健全。如何发展社会力,如何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容忍第三部门的发展,并使其发挥对社会整体的导航、协调作用,是诸多社会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共同关怀,也是一个社会从政治力、经济力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走向将社会力纳入制度化轨道的必然选择。
  
  一个成熟的政府,在面对社会力兴起早期阶段的非理性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同时尽快正视社会力崛起和民意所向,如是才可能实现社会力的转化,从暴戾走向理性和制度化,最终驯服暴力,同时充分吸纳社会力来共同承担社会风险,从而实现公共政治生活的协力治理。
  
   《环球时报》2011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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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勤事件: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陆媒新视界--
  当政治成为利益的“挡箭牌”
  
  来源:旺报 2011/07/24  
  
  彭晓芸
  
  近日,在《中国经济时报》从事调查报导多年的资深记者王克勤及其工作团队被该报宣布解散,继而,又传出该报总编辑张剑荆也被撤职,媒体人士和网民发起了对王克勤的声援,谴责《中国经济时报》这一决策“愚蠢至极,自损招牌”。
  
  很快,中国经济时报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声明称:「本报调整了报社内设机构,撤销特别报道组,该组原有人员按报社人事制度重新安排。这是本报向以经济类报导为主转型、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市场化财经媒体所做的正常的内部机构撤并和人员调整。…有一些人对此事予以不当联想和解读,并有人借机通过微博等管道发布不实信息,对报社领导进行污蔑和人身攻击。」
     
  声明措辞严厉,最后还声称对恶意诽谤保留诉诸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这则声明在大陆新闻管制环境之下显得少见而诡异,媒体人时有被整肃,一般原供职机构自知理亏,属奉命行事或叫“配合作恶”,均作缩头乌龟状,少见如此高调回应舆论声讨。看起来,原单位似乎在尽力撇清政治因素,试图把事件定性为一般的人员结构调整。
   
  在一个缺乏透明度和规则的社会,无论如何撇清,舆论选择宁可泛政治化解读也不会把事件视为正常人事变动,外媒解读也直接抨击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再降新低,直指执政党在整肃媒体人方面再造新案。
    
  这一暧昧局面源自大陆长期以来在新闻管制方面的人治策略,即惩治媒体人并非通过制度化管道,而是经口口相传甚至各种暗示明示以规避个体的决策责任。如是一来,从明规则到潜规则之间的灰色地带就给具体的实施者以巨大的操作空间。
   
  王克勤事件如同他调查的事件一样,本身也成为了近期大陆媒体圈的一件新闻,真相是什么?同样需要另一种“调查”。同时,有匿名人士披露《中国经济时报》的「腐败」和人事「黑幕」,但目前无从证实所披露内容真假,更加给事件蒙上一层迷离色彩。究竟是出于经营的利益考量,故意端掉长期不能带来利润恐怕还带来一点政治风险的王克勤调查小组,同时顺便撤换总编岗位,还是真的有所谓政治打压的“上面的指令”呢?这恐怕短期内都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答案。
   
  熟悉大陆媒体近十年来发展格局的人可能会注意到,所谓“喉舌”正在日渐走向市场化,除了重庆近来走的是逆市场道路,全国多数原本就有一定市场经验和品牌积累的媒体,在过去这十年,已经陆续完成市场化改制,成为规模大小不一的利益主体,有的传媒集团正在积极谋求上市,如大陆最具知名度的传媒集团南方报业集团拟借壳*ST炎黄上市,日前最新消息是仍然在进行资产重组和等候当中。南方报业并非饮头啖汤,此时距离第一家传媒上市公司成都商报借壳上市已经过去了11年,而与同城媒体广州日报相比,也已经晚了4年。
    
  在上市环境的要求中,扫清政治风险和地雷也成为保证政治正确以赢得上级信赖和支持的可靠前提。当然,王克勤所供职的《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尚未有上市实力,但从该报声明可以看出来,致力于市场化是其未来发展方向。这家由中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报纸,自1994年创刊至今,并未真正走进大众传播视野,王克勤在该报的存在被外界视为一种「偶然的异类」,这得益于该报早前的社长包月阳的支持。而包月阳于2010年5月份被调离,有消息称包月阳曾签发“山西疫苗案”报导,山西省卫生厅指斥报导不实,这给报社带来一定压力。
    
  可以想见,对于《中国经济时报》的主管单位以及利益主体来说,社会新闻调查是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的领域,如果没有对新闻价值有一定认知,仅从经济理性和政治安全考虑,一些媒体经营者对这块弃如敝履也很常见。但频频撤换总编职位是否就是政治指令直接操弄?还是系统内部有人觊觎这一肥差而借政治之名篡权?这一切,均不得而知。
    
  其实,关于大陆媒体的利益斗争以及媒体使命的异化,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尹连根几年前一篇题为《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的文章披露的现象就曾引起轩然大波,文章以内部人在场的言说方式,揭示了中国媒体业作为利益集团的属性,以及媒体人追逐利益的特殊方式。文章的结论认为:「本文揭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虽然这一结论稍嫌武断以及将理想与利益二元对立了起来,但不得不说,文章早就非常详尽地描述了大陆媒体人尤其是处于层级较高的媒体决策者、经营者越来越官僚化、资本化的现实。这一犀利的洞见在今天可谓日益显现,期间的逻辑类似于维稳机制的利益化、产业化,也就是说,中央层级关于政治上的稳定诉求到了具体的执行者手里,往往成为了牟利的遮羞布、挡箭牌。而这,恐怕是追求刚性稳定、韧性威权的执政党始料未及的局面,破题关键在于能否转化执政思路,开放言路,实现媒体管理及经营制度化、法制化,从而纠正宏观政治为利益团体谋私背书的体制性缺陷。
    
  (作者为龙应台基金会驻台学人、原广东《时代周报》评论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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