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天涯名博

迎客松喂大的資淺媒體人,社會力鼓吹者。嗜書貪食好色/明規則愛好者/性別公正主義者/特立獨行愛未來。總結:價值觀動物一枚,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广告泛滥,已经关闭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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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实力的内忧外患:从「孔子学院」风波谈起

  中国软实力的内忧外患
  
  ——从「孔子学院」风波谈起
  
  彭晓芸
  
  2012年5月17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罗宾·雷诺签署了一份指令,称中国「孔子学院教师以教授和研究学者的身份到美国,但部分教师教授的对象却是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违反了J-1签证的有关规定。因此,这些签证持有人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若需返美,须重新申请正确的签证。」这份公告旋即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很快发表文章,批评「单方‘喊停’令人困惑」:「美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政治势力,一直对孔子学院横加指责,不断抹黑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
  
  其他主流媒体也纷纷跟进,指责美国方面「发难」。与官方媒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上的舆论,市场化的媒体《新周刊》官方微博甚至这样评述:「此事‘激活’了公众对两年前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费3520万元一事的记忆」,这指的是媒体曾经质疑孔子学院网站经费明细却被叫停的经历。
  
  网上的知识分子还翻出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批评「孔子学院」是赚钱项目的文章,甚至连一些亲儒家的学人也开始公开表态,声明孔子学院与儒家文化无甚关系,只是汉语和中餐「培训班」。
  
  眼看着舆论正在发酵,美国方面迅速作出了妥协和调整。
  
  5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首次对上述指令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她表示,5月17日的指令「很草率而且不完整」,对此表示歉意。纽兰重申,美方将尽力确保没有一人因签证问题不得不离开美国。
  
  这看起来像是一次技术故障而非中美关系的摩擦。除了个别人的政治过敏,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人倒是很乐意占占这些中方贴钱教育项目的便宜。
  
  
  「孔子学院」经费疑云
  
  美国方面的「快速纠错」和「欣然接受」并未化解中国民间舆论对孔子学院的疑窦。这说起来有点吊诡,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有复兴的势头,另一方面则是任何社会思潮一旦被钦定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民间又不信任且加以抵制。
  
  「孔子学院」由一个叫做「国家汉办」的机构所创办。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国家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汉语言文化的教学资源和服务」,这也确认「汉办」是个官方机构而非民间组织,由教育部直管。
  
  国家汉办的「业绩」斐然: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不到10年间,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104(另一说是106)个国家扎根,其发展势头之迅猛,人称「海外大跃进」。截至2011年8月底,各国已建立353所孔子学院和473个孔子课堂,共计826所,分布在104个国家(地区)。目前美国48个州已设立81所孔子学院和299个孔子课堂,其中更将学习汉语的桥梁搭建到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批一流名校。官方媒体新华网则将美国孔子学院及课堂的扩张称为「井喷式」发展。
  
  在遍地开花的大扩张背后,民间舆论持续质疑产业化的官方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早在2010年1月,便有媒体报道,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一则中直机构的中标公告引得网友一片哗然:「孔子学院网站运营花费3520万元」,媒体称为「天价网站」。这轮风波以国家汉办的简单回应不了了之,媒体的拷问没能持续下去。
  
  这只是冰山一角。舆论对办每一个孔子学院的启动资金、派驻教师的补贴、提供海外学生「中国之旅」的经费等等,都存在疑问,而官方资料则语焉不详,政务信息公开在中国也并没有真正制度化,因此,民间对官办机构会否成了「私肥」的不信任和疑云从未消散。
  
  从「天价网站」事件到如今的「签证风波」,让中国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因此被摊开来看。
  
  一方面是国内教育投入的长期不足饱受诟病,早在1993年就承诺的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一再被延迟,迄今未实现;另一方面却是教育部名下的机构在海外大搞文化外宣,「花钱买吆喝」,这是中国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薛涌曾经尖锐地批评:「当中国的孩子连三百元的年教育经费还拿不到时,纳税人的钱被挪到每年享受着将近七万人民币(一万美元)教育经费的美国人那里,补充人家的开支。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教育每况愈下,中国将越来越没有文化。」
  
  
  「软实力」靠「硬实力」打造?
  
  当然,会有人说,这是花钱打造中国的「软实力」,这笔钱省不得,不能与国内的教育经费类比。
  
  「软实力」(Soft Power )是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展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呈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掀起了世界范围内「软实力」研究与应用的潮流,在中国的官方文件及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也多次提及国家应「提升软实力」。
  
  的确,「软实力」概念具有普世价值,并非仅只西方适用。《论语》季氏篇夫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谓「文德」也可理解为「软实力」。
  
  应当承认,官方提及「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与民间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点。这与1989年以后启蒙思潮的衰落也有很大关系。
  
  90年代以来,源自西方语境的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一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自由思潮的警惕,导致自由主义生存空间暧昧,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内部的分歧也在日益扩大,从自由主义又分化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其对应的思潮正是儒家文化的复兴。
  
  与八、九十年代民间淳朴简单的改革愿望相去甚远的是,在当下,民间社会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对贪腐的嫉恨,更有20年权力与市场媾和的资本经济浪潮狂袭之后,酝酿起拜金主义产生的焦灼情绪:毒奶粉、地沟油、空气污染等等生存环境的恶化,让民间社会陷入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之中,有学者甚至形容这是一个「互害社会」。
  
  于是,既有新左派的兴起,指控市场经济罔顾公平;也有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拯救当下社会溃败的形势寄望于儒家的道德教化功能。它们共同的不满,归咎于自由主义的「堕落效应」。
  
  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大陆为何对台湾是否葆有中华传统文化之正宗那么感兴趣,对马英九的尊孔之礼那么热切。
  
  两岸能否「软硬结合」?
  
  巧合的是,就在大陆「孔子学院」争议余波未了之际,6月6日,台湾首任「文化部长」龙应台指出,两岸的交流发动机若全是政治,将非常不可靠。拟未来在大陆设文化据点,推进「台湾书院」的发展。
  
  姑且不论龙应台的构想能否实现,龙提到了「软实力」和「硬实力」概念,她表示,台湾是软实力、大陆是硬实力,软实力包括创意源头、文化底蕴、开放社会公民素养、总体民众素质;硬实力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庞大的资金、相对之下权力集中的社会。
  
  作为作家的龙应台对大陆是比较了解的,这番评价也应当说是中肯的。
  
  以我对台湾有限的了解,至少应当承认,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百花齐放远在大陆之上。从来没有一次旅行,像到台湾这般,如此不辞劳苦地带回了那么多文案资料,诸如公私部门合作制作的「文化护照」、画册、旅行指南等。而台湾错落于民间宅院之间的咖啡馆文化,更是令人流连忘返。
  
  这一切,在大陆有点难以想象,一是政府与民间文化的合作没有这么积极,二是追求大拆大建的城市规划思维,难以给民间宅院里的文化产业自由呼吸的空间。
  
  就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也曾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国软实力还微弱的原因,便在于公民社会遭受限制,依赖于国家权力的奥运文化等大型项目的魅力攻势收效甚微。他指出:「软实力的增长不必是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在发现另一个国家的魅力时有所得。但是如果中国要成功,就需要释放民间社会的才华。」
  
  约瑟夫的话不难理解,作为「文化官员」的龙应台的愿望也不难了解。正如我在品尝台北精致美食时会想到的,大陆餐馆那么多,却长得太相似,除了金碧辉煌还是金碧辉煌,若能以大陆的资金,引入台湾饮食文化的精致面,那的确是「软硬结合」的完美组合。
  
  而大陆所能输出的,也不应该仅是官方主办的「孔子学院」,如何以创意思维挖掘在地文化、民间文化,这是未来很值得期待也完全可能从台湾汲取经验的课题。
  
  台湾《新新闻》第1319期,2012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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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飙车案:信息公开是双赢的公共策略

  信息公开是双赢的公共策略
  
  彭晓芸
  
  写稿前,我把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关于深圳“5•26”车祸报道的视频发在微博,以此测试看完梳理事件的深度调查之后,还有多少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不出所料,质疑的声音小了许多,至此,如果没有颠覆性的新证据出现,这轮历时一周的舆情风暴可谓尘埃落定。
  
  但视频中一位女士的说法引起我的思考,面对央视记者王志安的采访,她的意思是,没有看到肇事者出入跑车的视频,仍然不能算直接证据,看得出来,她仍然是将信将疑的态度。
  
  这不能过分怪责,人在遭遇重大变故时,总是敏感和警觉的,加之对权力部门的不信任,可以说,这一轮质疑“顶包”的舆论风暴,事出有因,在于人们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推断事情,尤其是“打工仔”与“跑车”、“会所”的鲜明对比触动了公众关于阶层对立、贫富差距的敏感神经,进而怀疑警方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交警的应对,的确呈现了官方处理公共事件在策略上的一些进步:史无前例地召开三次新闻发布会、一次微博访谈释疑,及时在微博回应质疑的声音等等。此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警方的几位公务人员语言运用得体,对媒体早期猛曝“顶包”嫌疑的报道,没有官方的傲慢和抵触情绪,也没有抱怨公众的质疑无理无序,而是坦诚地理解质疑的发生有一定合理性,诸如医院里治疗伤口的另一位无关人员的巧合,信息传递过程中有所误差等等,一位警务人员主动提到事件牵扯的“富二代”、“跑车”、“逃逸”等元素,使得公众疑窦丛生,强调开新闻发布会的必要性。
  
  深圳交警的表现可赞赏,只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临时精妙的应对技巧,还是已经制度化了的公共治理模式?如何确保换了一批人来应对同一类型的事件,仍然能够积极自如?
  
  当记者王志安追问处理事件的深圳交警有关人员,公众为什么不信任政府方面的相关说法时,这位警务人员职业地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答”。他的回避倒无可指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所能够谈论的,也就止步于事件本身,尤其是信息披露本身,他不可能僭越职务来当政论家,回答公众为何不信任政府的问题。
  
  但这是更高层级的政务官应当回答和深入研讨的。从事件当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考量政府在公共政策、舆情应对方面还有哪些问题,不是深圳交警或深圳一市的问题,它甚至是维稳体制的一个小小缩影。
  
  公民并不总是理性的,很多时候,公共事件当中能够大肆传播的要素恰恰是非理性的,是刺激和挑逗公众神经的,那么,究竟是怕人民质疑,进而垄断信息,以不屑和傲慢应对非理性,还是充分了解非理性是公共舆论的可能属性,从而放下官架子,耐心回应质疑,甚至不怕为此多花一点行政成本为好呢?
  
  这确实牵涉到社会治理的平衡度的问题,它既需要理性,更需要制度化来保障。理性的决策者能够判断怎样的舆情需要应对,怎样的舆情恐怕只能等待时间淡化,而不可能无穷尽回应下去。在央视报道中,深圳警方为了回应“光圈”的问题,特地还原了场景,公布了情境模拟的录像,解释了为什么会产生那样一个“光圈”。如果傲慢一点,有了DNA比对这样的强证据,这些弱质疑是否回应都是可以商榷的了,但深圳警方仍然决定尽可能搜集更多的证据来回应质疑。那么,如果有公众进一步质疑,咬定肇事者就是假冒的,甚至对DNA结果也不信任,这一轮又一轮的质疑是不是就要持续回应下去呢?行政成本的限度在哪里?这便是本文提出制度化比理性的决策人更为重要的原因。
  
  对于官方来说,短短一周的舆情应对,一个不算特大的一般性交通事故,可能很快就在执政体系里翻页,但在民众这里,不信任的社会心理却是累积的。官民信任体系在当下的崩溃状,不可能轻描淡写地由一次出色的舆情应对案例全然化解,而是有赖于执政者从个案中升华出制度化的解决之道,建立健全的信息公开体系,更新社会治理的观念,真切体会“堵不如疏”的执政理念。
  
  此外,媒体从业者也可以从此类案例总结业务经验,究竟怎样的疑点才是需要媒体以报道提出来的?怎样的疑点不构成报道的价值?在技术层面是否应当比一般网民更为谨慎,珍惜自己的公信力?媒体是否应当警惕自己民粹化的立场倾向?这些疑问,应当由专业主义的新闻业务交流来回答,不宜粗放地略过。
  
  而围观者习得的,则是一种科学精神和公共理性。合理而有效的质疑,来源于良好的思维范式和审慎又果敢的判断力,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教育的任务了。
  
   《东莞日报》201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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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可能生活

  另一种可能生活
  
  彭晓芸
  
  在忙着赶趟考公务员的大学生里,复旦大学的吴恒展现着另一种可能性。
  
  吴恒创办的“掷出窗外”有毒食品警告网引起了舆论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单日点击量最高纪录达65万次。5月15日,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于上门与其会谈,当然,这不是“喝茶”,上门的官员们表达了“交流学习”的诚意,并在官方微博主动公布了会谈情况。当官方表示资金支持的意愿时,吴恒拒绝了,称这是为了保证网站的公益性和独创性。
  
  像吴恒这样的大学生虽不是主流,却也并不少,尤其是在公民社会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广东的中山大学同样有热衷参与社会事务的大学生,诸如参与保护恩宁路,诸如关切城市垃圾处理办法的,在中大青年的报刊上,我看见的是关于乌坎的大学生调研,关于女权运动的报道……
  
  为何要主动关切社会,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并不仅仅事关社会责任感之类的公共道德,更为重要的是,公共生活为个体价值的实现提供着另一种可能性,而这是更为接近人的本质的,如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
  
  作为前文艺女青年,在迷恋纳博科夫和他的夫人薇拉那无与伦比的丰富与彪悍的同时,我曾经频频遭遇“迎客松”之惑,从此变得对新闻背后的新闻好奇起来。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由于偶然的因素,我又开始关注社区自治,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小共同体单位,它究竟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是物质和居住的保障,还是精神家园的纽带?我甚至参与了社区业主志愿者团队的建设,遭遇这一过程中的诸多纷争和程序上的不确定所带来的困惑。
  
  现实生活所衍生的问题意识,比纳博科夫的“蝴蝶们”来得凶猛。文学的学科知识不能满足这种求知的贪婪,在哲学与文学之外,我开始不系统地修读政治学、社会学,“左脑社会运动,右脑陶渊明”的互搏令我一度很纠结彷徨。看见大学生吴恒们今天的所为,我总免不了倚老卖老地有所感怀。当人们问起吴恒的职业规划,他回答,不管从事什么,“我始终是个消费者”,这是一个结实的答案。
  
  是的,我们始终是个消费者,我们始终是个社会人。人们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不能孤零零独自存在。一个当过志工或参与过社会事务的人,其人生的宽度无疑拓宽了,生命更为厚重了。美国社会学者Doug McAdam 在其著作《自由之夏》中追溯了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们此后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发展轨迹,得出一个结论,年轻时参与社会运动并非只是“年少轻狂”,这些经历也不是了无痕迹,而是构成了他们生命发展路径的特质,贯穿一生。
  
  这套逻辑对公民社会尚在发育中的中国显得有点陌生。对于人生目标多半还在围绕“房子车子孩子”的一部分年轻人来说,公共生活是一种奢侈品,是解决了个人生活之后才能考虑的额外负担。
  
  研究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华裔学者阎云翔甚至不无担心地认为,个体化一方面让年轻人从家族、家庭的旧框架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也在生成一种无公共道德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因此,他提出“一定要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两个层次打通……现在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脱节,最终就会变形。”这听起来依然有点抽象,实际上,他所指的是,只有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情感诉求、身份认同、精神归属乃至利益共同体方面有所交叠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时候,个体才会有更有动力和空间参与公共生活。
  
  这样的小步改变在悄然发生着。5月22日上午,一场“问计垃圾处理座谈会”在广州市政府举行,广州市市长陈建华第二次召开市民网友的问计会了,而参与者就有昔日的维权公民巴索风云、樱桃白等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广州已在尝试“官民协同”的治理模式。对公民来说,这预示着维权诉求成功转化为公共决策的参与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即政治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
  
  只有当一位年轻人谈论起他的公共生活时是骄傲的、从容的,而不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躲躲闪闪甚至担心危害自己的个人前程时,这样的语境和空间之下,个体的社会关怀、社会责任感的差异才是公允呈现的。因此,这也关涉着价值观的变革,只有当人们赞赏吴恒们的公益精神而不是怪责其“多管闲事”时,另一种可能生活才是真切存在的。
  
   《赢未来》专栏 2012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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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需要提线木偶:「后韩寒」时代的话语竞争

 民主不需要「提线木偶」
​ -----「后韩寒」时代的话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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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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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问今年以来,大陆最为热门的公共话题是什么,有人可能会想到高层震荡,但论议题持续时长和网民参与度,恐怕没有什么比得上「韩寒代笔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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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版「倒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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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年末的中国舆情,时值广东乌坎事件引起舆论沸腾,海外热议「革命」。韩寒接连「发表」了三篇博文,与以往「一事一议」的「小文章」不同,这一次署名韩寒的「大文章」试图参与政治表态。分别为《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三篇博文,文章题目起得气势磅礴,内容却饱受批评,网友将其主旨归纳为:「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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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于推特上的莫之许、艾未未等知名民主人士对「韩三篇」内容多有讥讽和批评,而党报则欢呼韩寒「成熟」了,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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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讨论热火朝天之际,一位叫做「麦田」的IT界人士闯了进来,他指出韩寒博客文章有代笔,其背后有一个写作团队。韩寒的回应颇为失态,大肆直奔下三路的人身攻击引起了科普作家方舟子的注意,他觉得这个反应失常,有可探究之处。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的加入使得这场论战被媒体命名为「方韩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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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子过去的打假,要么事实清楚,伪科学的骗子一下子败露,要么类似李开复夸大履历这样的小问题,以被质疑者公开致歉的谦谦君子之风收场。而韩寒的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这一被称之为可能是「中国文坛最大骗局」的重大悬案,在提出来之初,无论对公众还是对媒体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冒犯,人们在震惊之余,最早的态度是不敢相信并迁怒于质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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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和悬念,海内外大量的网民和知名学者、媒体人、出版人加入论战。他们纷纷埋头研究韩寒的作品、过往视频,从写作时间、出版时间到写作内容,提出了一系列疑点,他们的结论是:韩寒以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身份出道,跻身文坛,但新概念大赛授予韩寒的一等奖却是严重的程序违规,且这篇参赛作品也非韩寒所作;此后大肆炒作的成名作——长篇小说《三重门》也并非韩寒手笔(高度疑似为韩寒父亲作品假托韩寒之名发表);韩寒的真实写作水平,只是一位七门功课不及格、遭遇退学的高中肄业生的水平,并无过人之处。

 这确实是一项相当惊人的指控。韩寒本人的回应从出言不逊、谩骂攻击质疑者到悬赏闹剧(后来对媒体称是玩笑话),而宣称诉诸法律捍卫名誉权又以撤诉不了了之。

 近日,韩寒接受采访无意中自曝起诉过程中曾使用手段以「自己人」充被告。这招致了舆论更为猛烈的批评,网民认为,「作为‘民主派’代言人,‘韩寒’表面对体制口诛笔伐,背地里却为获得体制的特殊庇护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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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让期待由法律给出一个第三方公正评判的公众愕然了。

 于是,民间自发地、无序地兴起了一场网络版「倒韩运动」。政治立场难以归类的各行各业人士,提出了他们发现的疑点和代笔证据链,网民志愿者建设了专门网站,收集数以千计的长篇论证文章和视频。当然,由于自发和无组织,部分网民制作的调侃讥讽韩寒的图片和视频有羞辱人格之嫌。但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的争论,则更多的是理据与情绪之争,质疑者诉诸冷冰论据的说理,挺韩者诉诸煽动性的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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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假之争还是价值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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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撑民主」还是「撑专制」的二元对立角度评判韩寒事件,是完全解释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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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纷争,空前的「四分五裂」:挺韩或倒韩的人士,左右均有,除新浪微博以外,两大倒韩舆论阵地----天涯和凯迪论坛却是知名的民主言论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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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派内部,也由于韩寒事件而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有人坚称韩寒作品有无代笔是私权,侵犯不得,有人称即便有代笔,但韩寒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真话,坚信「他有朝一日能当大任」;另一方则认为韩寒是媒体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推出来的「草包偶像」,意在消费民主,却败坏了社会的诚信底线,遮蔽了这个时代真正的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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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崔卫平含蓄地说:「廉价的东西越是流行,有价值的东西越是遭到遮蔽。有人因为不付代价而更受欢迎,有人因为付出昂贵代价而备受谴责。没有人有权利要求别人付代价,但是孰重孰轻应该是分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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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在写了一篇关于方韩之争的文章后,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现象:「我本以为这一场争论的核心是真假问题,而不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是比较容易说清楚的。但是就这么一个似乎是证据越来越清楚的问题,网上到了现在仍然是鸡对鸭讲、众说纷纭。为什么会是这一结果呢?很简单:许多人在参与这一争论时加入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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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鼎新认为,「一旦加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要取得共识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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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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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韩寒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符号价值,导致一场真假之争变得如此诡异迷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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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览韩寒成名的轨迹,早期的韩寒是以成为反抗教育体制的符号备受媒体推崇的,由此成为了厌恶应试教育的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此后,署名韩寒的博客文章以抨击文坛吸引了媒体眼球,一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X」使他成为了反抗官方作家体系的急先锋;直到与书商路金波的合作,「韩寒」正式成为了批判体制的「意见领袖」,其言论阵地是新浪博客,他与徐静蕾成为了网站着力打造的「招牌菜」,文章被高高置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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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别于体制内知识分子备受束缚的生存处境,韩寒显得自由不羁的姿态吸引了关注的眼光,媒体一度将他树为民主代言人,知识分子对他寄予厚望。他成为了时尚封面上的「公知」,「公知」里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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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家许知远把媒体和粉丝对韩寒的这种追捧命名为「庸众的胜利」,他写道:「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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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知远说对了,作为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韩寒更像一位消费政治的太极高手,在距离红线高压很远的地方,他早已泥鳅一样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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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水战还是提前到来的「民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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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谋论者认为,麦田的闯入中断了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民主大计」,质疑韩寒者是别有用心。

 实际上,关于韩寒代笔的怀疑,多年前发生过,只是普通网友的质疑很快被韩寒粉丝团的攻击谩骂式语言暴力吓跑。这一次所以持续数月,迄今未有终结的迹象,一是由于方舟子的领衔,他以「打假」著称,不会轻易罢手;二是由于微博这一舆论空间的传播力惊人,诸多实名的教授、媒体人、作家、出版人等参与了质疑行动,令舆论成倍发酵,而草根和非实名网友也爆发了惊人的能量,提供了打假的大量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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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刺激网民热情不减的,是韩寒在遭受质疑、沉寂数月之后的高调亮相以及部分媒体和知识分子依然「指鹿为马」,这让他们感到愤怒:捍卫社会的诚信底线竟是如此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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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威权体制下的公民社会空间有限,在这逼仄的夹缝当中,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也隐匿着价值上的分歧。即便诉求民主的人士当中,对于究竟如何追求民主,他们的方法论和思维范式恐怕是有微妙的差异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对韩三篇的认知分歧当中,也表现在对「真伪韩寒」议题的关切程度的截然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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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不少挺韩人士认为,韩寒遭受批判就是民主事业的挫败,他们因此痛恨质疑者,甚至不乏激烈的攻击;而参与质疑的一批自由派人士则乐观地认为,正是这样一场相对自由、公平的话语竞争,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场民主的模拟训练,双方的论述最终取得多少受众的支持,体现的正是民主的精神。「真伪韩寒」命题的仲裁者,恰恰就是每一个理性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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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韩寒的诸多好友的力挺不同,李承鹏一直没有就韩寒代笔争议公开发表看法。直到4月14日,李承鹏发了一则意味深长的微博:「中国民主之障碍:追求民主的一些人们,因为人微言轻、屡受打击,为壮大自己开始寻求志同道合者,遥通声息,拔刀相助…慢慢地,形成一个又一个圈子,一个又一个饭局…后来,这个景象变成了拉帮结派,互戴道义安全套,宏观民主概念正确,具体事情却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最后远离民主本质,走向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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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作为民主议题写手的李承鹏击中了当前的要害,诉求民主的人们容易由于恐惧势单力薄而拉帮结派,最终只能在宏观层面保持政治正确,一旦遇到民主阵营内部的缺陷,则陷入失语,蒙蔽是非。

 韩寒本身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卷起这些舆论风暴,但竞相在探求民主路径的知识分子和公众却就着韩寒及韩寒现象的标本意义,开启了激烈的公开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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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需要寻找代言人还是依靠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主能不能不择手段?民主是否可以搁置真假判断?民主需要警惕资本的吞噬吗?对个体的自由质疑权如何不僭越公共理性?自由主义是否等同于走向道德虚无?诸如此类问题,未来将在中国的知识群体和公众当中,产生持续而深远的话语竞争,而韩寒以及塑造韩寒的时代,恐将成为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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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闻》2012年第131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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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关于新新闻杂志的简介:
《新新闻周刊》(THE JOURNALIST),台湾著名新闻刊物,硕果仅存的唯一政治类周刊,每周四出版,备受台湾政府领导人物马英九、吴敦义与政坛的重视,口号是“不鸟官僚政客,只管百姓苍生”,内容为当周最热门的政治新闻焦点与深度报道。
在1980年代后期、1990年代初期,《新新闻》被视为自由主义刊物,舆论导向一般认为有利于民进党。1990年代后期,其言论逐渐与绿营不同。2000年陈水扁执政后,对于民进党的批判增加,杂志内容明显对马英九期待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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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片说明:这是《新新闻》杂志的配图和图说,我的原文只字未提及马英九,但敏锐的新闻人、职业的新闻人,很快捕捉了这个信息,在新闻自由的地方,“总统”久仰五秒钟算什么?同样要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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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图片说明:新新闻杂志版面截图,题目为编辑所改。我原题是“民主不需要提线木偶”,副标题才提韩寒。编辑狠啊,直接给韩寒定语了。。总共三个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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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争当“公知”是一种社会紊乱

   人人争当“公知”是一种社会紊乱
  
  彭晓芸
   
   “公知”日益成为一个贬义词,一些人对真正的原因浑然不觉,以为是这个词本身的罪过。其实,“公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本无贬义,是与“行知”、“学知”对应的一个概念,泛指活跃于公共领域、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意见、思想、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行知”、“学知”则分别对应行动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学院派知识分子。
   
   与生造词汇“母知”涉嫌排斥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论述的“性别歧视”不同,“公知”声誉降低并非来自社会歧视,而是公知群体的脆弱性在媒介的技术革命之下充分暴露了。其污名化趋势显示这一社会群体与公众期待之间存在着落差。
   
   这里所指的媒介技术革命,就是微博在中国的兴起。尽管存在买卖粉丝、虚假转发、营销账号泛滥等操纵舆论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微博提供了一个“是驴是马拉出来溜溜”的即时性公共舆论平台,考验着知识分子的即时交流、论辩能力以及这背后所需要的判断力和洞察力,这在今年以来持续数月的“方韩大战”中尤为凸显。
  
   当公众熟知和认同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在这一真假命题的论辩中没有展示出思辨力和明辨是非的良知时,公众对这一群体表现出失望便是情理之中了。急于为此辩护的一些知识分子除了对号入座的心虚,更是将公众反应与体制钳制等政治阴谋论联系起来,似乎一旦与体制挂上钩,一切的“惊惶失措”都烟消云散、一笔勾销了。这恐怕是一种泛政治的虚弱,也是知识上的不诚实。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论战当事人的韩寒喊出“就要做个臭公知”,非但没有为公知正名,反倒把污名化进行到底了。当韩寒发出“鼓励大家都成为公知”的号召时,实际上是在为自己遭受的“代笔”质疑和“不学无术”指责开脱,仿佛只要把所有人都拉到同一境地、同一水平线,韩寒的尴尬就可以化解了。
  
   然而,在一个分工越来越精细、社会治理越来越专业的社会,人人都来当公知的蛊惑之辞并不能消解事实上的门槛,只能显示出逆行者的无知无畏。恰如李敖对韩寒的评价,写写小说、抒发个人感性体验可以(韩寒能否写小说也遭受质疑),但论政需要专业知识,需要积累。李敖这个说法,是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
  
   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客、娱乐、体育明星等知名度最大,因为他们曝光率最高。学者、“公知”知名度不会很高。人人当公知,人人当心灵鸡汤大师的社会,是角色紊乱的。说明这个社会存在两大黑洞亟需填补:一是政治的良知,二是社会的焦虑。于是消费这两大黑洞的资本纷纷出马了,炮制劣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微博上的网友们写出了“公知速成手册”,意在嘲讽叫喊式的公知门槛实在太低了,人人皆可为。有网友不无讥讽地说,当营销账号摇身一变成为意见领袖的时候,还有什么人不能“被公知”?的确,当“姿势分子”取代“知识分子”的时候,那绝不是一个社会的幸运,而是深深的堕落和不幸。
  
   这是一批裹挟着资本意欲消费政治的投机者在竭力地将知识分子或公知往下拽。这样的高声喧哗和向下流并不能将一个社会带往审慎理性的发展轨道,而只能激发民粹与虚荣。  
  
   与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喟叹的状况既相似又相反,中国同样存在一批闭门造车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们可能缺乏真切的问题意识,不问社稷,但不同的是,在中国,当学院知识分子缺席公共事务时,这样一个空白被消费主义的市场投机快速填补上了。一些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微博舆情报告和学术分析当中罗列的所谓公知,很多是营销账号甚至弄虚作假的投机分子,他们被各种分析报告关注,仅仅因为其巨额的转发量、评论数,而这又恰恰是营销账号的显著特质。
  
   雅各比哀叹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的、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这样的指责对应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犬儒,雅各比呼唤回归传统“公知”,遗憾的是,他可没能预判中国式公知如是怪现状,他们声嘶力竭,比赛着谁的声音更另类、更玲珑,唯一拒绝比赛的,恰恰是学术和学养。
  
   当痞子成为公知,人人皆可公知,公知这一群体正在自行溃败。所幸的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的社会,是一个能够自净的社会。专业知识分子在此轮方韩大战中站出来了,他们发挥着厘清谬见、提供专业分析的观察者作用,尽管他们的媒体知名度逊于往常意义上的公知,但他们的声音依然掷地有声。  
  
   公知遭遇着一场公信力危机。那么,未来还需要公知吗?当然需要。但不能不承认,公众的识别能力增强了,水涨船高,公知的门槛也提高了。因此,未来的公知不好当了,他们应当在影响公共决策、研判社会形势等方面发挥稳健而专业的作用。
  
   这样的职业不需要高音喇叭叫卖,不能像传销师那样神神叨叨,也不能像大排档那样沿街吆喝,他们应当像工程师一样精细而内敛,像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锐利,解剖着这个时代,同时拥有“不对任何人谄媚的坚定独立的灵魂”。
  
   人人皆可公知,则世无公知。一个“公知”的传销时代即将成为过去。
  
  
《环球时报》2012年5月25日 见报有删改
  注:因篇幅限制,本文见报有删节,删去作为案例的韩寒部分。既是篇幅限制,也是目前一些媒体的态度,在严肃的评论版面,不再乐意为韩寒炒作,这事儿对媒体来说,已经过气了。所以,媒体不报道韩寒,大家也别奇怪。看上去,似乎只有娱乐版关心韩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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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影响力来历不明】的韩寒

  此前,我比较了韩寒与方舟子、李承鹏包括我自己的数据。这次用胡锡进的,因为胡总编在微博这样说:
  
  “韩寒每发一条微博,都有至少数万转发和评论,堪称中国真正的“超级博主”。一个年轻人拥有这么大的话语权力,这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我想对韩寒同学说,他有义务对使用好自己的话语权力表现出相应的责任感。为公众服务,为祖国服务,别的人可以对这些道德信条嗤之以鼻,但他应当予以牢记。”
  
  我的这番数据质疑,旨在提醒 @胡锡进 先生,也请您谨慎运用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勿被虚拟数据慑住,拜倒在一堆数字泡沫面前,从而依靠您的实际影响力为泡沫叠加筹码。我一向尊重环球时报偏左的立场,因为左右是价值观问题,未来,中国社会必然要面临价值观的大论辩,但这必须建立在真实上面。
  
  在民主进程中,早期有混战,有做票,但经过民主实践,都慢慢地改变了这种弄虚作假的状况,操纵民意则是多种方式的,民主社会也依然有操纵民意的现象,但手段会更高明,不会蠢到直接用数据崇拜、数据造假来营造影响力和打造话语权,为了使得中国社会转型更为稳健,从现在就有必要剔除伪命题,稻草人。
  
  不废话,直接进入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欢迎批判修正,欢迎出现更科学更好用的应用工具。
  让我们共同辨识互联网的数据崇拜背后究竟是什么。
  
  活跃度排名:【韩寒】:1867915,;【胡锡进】:491494,明显的,这个数据证明胡锡进发帖子频率高于韩寒,正常,合理。互动率与发帖数量,开博时间没有关系,甚至相反,因为刚刚开博,加上强大的舆论造势、网站推荐,互动率只会更高,而不是更低。
  
  再说明:【互动率】是指给韩寒的微博发评论和转发的人数,占他的15万活跃粉丝的比率。跟韩寒本人与网友是否互动毫无关系。在网站里,鼠标移至数据旁会有每个的释义。
  
  【韩寒】
  关键数据:352万粉丝,15万活跃粉丝,5647认证粉丝,极度活跃粉丝才85.5个。
  
  【胡锡进】
  关键数据:207万粉丝,13万活跃粉丝,8869认证粉丝,极度活跃粉丝507人。
  
  韩寒粉丝总数352万,活粉率4.2%,因此他的活跃粉丝是15万。
  
  互动率是指给韩寒的微博发评论和转发的人数,占15万活跃粉丝的比率。他的互动率是
  
  0.057%,因此,15万中的极高度活跃用户是85.5人!
  
  85.5人,就算每个扩散很多倍,与转发数和评论数,也是不成比例的。韩寒微博平均评论数62674.4条,转发数115894.6次,这就说明了什么问题?他的【巨额评论数和转发数来历不明】。期望有人调查出来,究竟是怎样来的。
  
  胡锡进粉丝总数207万,活粉率6.5%,因此他的活跃粉丝是13万,按照互动率0.39计算,13万中的极高度活跃用户是507 人,胡锡进的平均评论数为841.1条,转发数为1326.2次,这和507个高度活跃用户及其扩散效应是成正相关的。
  
  另外,韩寒的认证粉丝数为5647人,胡锡进是8869人。
  
  PR-值,胡锡进是2,韩寒是1,这个数值是粉丝质量的评估值,总共才10个级,1和2之间,差
  
  距是很大的。此前我转发过的一篇帖子有详细说明,这里略去。
  
  【结论】
  一句话:韩寒的微博转发数、评论数与他的微博系数等完全不成比例,存在不明来历的巨额转发和评论数,有待调查。
  
  补充说明:虽然这些应用软件会有bug,会有不周全的地方,但是,按照统计学的概率来看,为何单单对韩寒一人产生了bug呢?为何测试了方舟子、李承鹏、胡锡进等人,均表现较为合理呢?至少,他们之间的数据,是成比例的,是正相关的。
  
  以上数据新鲜出炉,即时产生于2012年5月7日,有图片为证。
  
  【韩寒的数据】
  


  
  


  
  【胡锡进的数据】
  


  
  


  
  
  另外,附上昨天比较的一组数据:
  
  不是歧视非认证,不是搞特权,而是一个简便测试方法,认证用户具有真实身份,一人一票,结果我惊呆了,韩寒:5627,那么多人讨厌的方舟子:18351,讨喜的李承鹏:33046,本人:3470。另外活粉率、互动率,韩寒均低得不可思议。
  方舟子、李承鹏粉丝基数大,所以,活粉率在百分之十以上二十以下,正常,而韩寒竟然是4.2%,互动率表示粉丝中多少人真关注过你,评论或转发过你,韩寒0.056, 方舟子0.42,李承鹏0.32,那么,韩寒那些动辄数十万的转发哪里来的?
  
  【韩寒】
  


  
  【方舟子】
  


  
  【李承鹏】
  


  
  【彭晓芸】
  


  
  
  以上数据来源:http://www.tfengyun.com/
  网友们可自行验证,当然,数据是实时的,因此我截取的图片当中,也有时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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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年”之死与父亲的尊严

 “天才少年”之死与父亲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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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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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梦想着成为名利双收畅销书作家的高中教师,却频频遭遇退稿,任教的诗歌鉴赏课也听者寥寥;生活中,他是一位单身父亲,儿子Kyle学习有障碍,多次被校方劝退学,建议转特殊学校,父亲勉力争辩着:“他其实反应不迟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失意男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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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对学习毫无兴趣,性格内向又处于性懵懂的青春期,热衷的是色情网站。有一天,父亲回家发现,Kyle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意外死去了——“重口味”手淫,操作不当勒死了自己。故事突兀地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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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文青父亲为了掩盖儿子Kyle尴尬死去的真相,开始极为冷静地制造假象和谎言,他捉刀代笔了儿子的遗书,将Kyle塑造成为一位极富才华的少年——是的,当这位怀才不遇的父亲的文字以少年遗书的方式出现时,人们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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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讲述的一个看似离奇荒诞又悲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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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的父亲本意仅在于为儿子之死隐去私密而尴尬的情节,他不堪忍受生前便因学习障碍遭受歧视的孩子,死后还要成为笑料。然而,他这一“隐”却亲自消费了儿子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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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Kyle突然成为了校园偶像,而父亲成为了受人欢迎的教师,课堂爆满,若即若离的情人也开始与他确定了关系,他受邀四处演讲、出书,得到掌声和财富。就在赚得满盆钵、高潮迭起之际,他开始感受到了恐惧和煎熬,终于,在一个看上去如常的时刻,他平静而面带微笑地对众人公开真相:“我的儿子死于手淫意外,他的日记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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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者莫不愕然,而这位中年男子却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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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体面、尊严”与“诚实、真相”的左右手互搏之间,Kyle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向自己的灵魂妥协,结束惶恐的日子。当然,他也瞬间失去已高高垒起的光环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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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总是相通的。中国也有“亲亲相隐”之说,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可谓正是来源于这句话,《大明律》即有“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规定,所谓“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可惜文革中的父子相斗、夫妻反目完全颠覆了这一文化传统,时至今日,法律上亲属是否可以有免于被强制要求作证的权利,成为了一个仍在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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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亲相隐”在伦理上有其正当性,立法方面值得重新讨论。实际上,港澳台地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仍保留了这一立法原则。不过,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呈现的故事,与法律强制与否无关,仅仅是父亲隐去了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然而,在隐恶或蔽丑的人性底下,难以控制的是,如何避免从“隐恶”走向“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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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Kyle的父亲从伪造儿子日记中获利,他开始无法面对灵魂上的拷问:“老爸,你这个骗子!你伪造我自杀的现场,你写下装深沉的遗书,你太贪婪,你写下一堆文字,谎称那是我生前所写的日记。日记出版了,你红了,我成了你们的精神偶像,你们的玩偶!我挂了,成名的好处全归您了,我怎么死的就真的让你那么丢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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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骗子”!从“善意的谎言”到“丑陋的骗子”,父亲的形象日渐面目可憎,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从“儿子—父亲”的角色沉溺中抽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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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说的:“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能说假话”。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到“故意说假话”,仅仅一步之遥。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瞬间转化,而这里的前提就在于是否违背“真”。当“隐”在某些情境下是一种人性的良善的时候,它的潜台词在于人有不主动暴露“真”的权利,却并不包括滑向主动以另一种“假”来取代“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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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离了真假谈“善恶”、“美丑”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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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le的父亲究竟是“伟大的父亲”还是“丑陋的父亲”?给出道德评价并不能解决这里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一个懦弱温和失落的中年男人,他向往功成名就、爱情的春风得意,却眼睁睁看着同事在主流杂志发表文章,情人对他的不置可否。即便如此“失败”,他隐匿着自己内心的自卑与阴暗,仍然是一个和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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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换一种观念来考察这位父亲,恐怕不难理解他从“隐恶”走向“伪善”直至复归“素人”的心理历程。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安”与“不安”的道德直觉概念来解读这位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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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有载一则对话,孔子的学生宰我试探性地询问孔子,可否缩短居丧三年的时间,孔子没有给出明确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答复,而是问他:“于汝安乎”?不料学生并不领情,直接答“安”,孔子恼怒,大斥“不仁”。可见,“于汝安乎”是一个诉诸情感体验的道德直觉概念,而不是客观的道德评价或道德义务,“安”与“不安”取决于行为人的即时心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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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当《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中的父亲决定隐去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时,他是为了求得“心安”,他不希望儿子离世之后仍然成为人们言谈中的可怜虫、笑柄,当然,他也不愿意自己在世的日子遭受鄙夷的目光,所以,他有了“隐”的内在动力。但是,当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时,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不安”。“消遣”乃至“享受”儿子死亡的“成果”成为了他不能面对的道德困境。这都是诉诸道德直觉,没有外在的强制力要求他这样做或那样做,因为这一切“伪善”均在无人监视的情境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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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Kyle的父亲良心发现、道德顿悟的,是这样的心理体验:“我曾经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孤独的人一起终老。”他终于体悟到:“伟大的父亲”是无论旁人如何看待,他依然爱自己的孩子而不需要那些虚无的光环。于是,他决定放弃那些不理解他的爱的“旁人的眼光”,回到自己与孩子内在的情感纽带去审视发生的一切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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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父亲”就是——无论孩子聪明还是笨拙、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勇气公开地、不吝啬地表示作为父亲的爱,即便孩子别扭不堪,令人羞于启齿,“伟大的父亲”绝不允许自己在旁人的眼光中藏匿关于孩子的真相。就像,先天唇腭裂的孩子们,总有并不沮丧的父亲们宣告:“那是上帝之吻,我爱我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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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Kyle与父亲的故事里,“尊严”与“道德直觉”似乎是相斥的,并不总是统一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尊严”加以限定,追问一句:“你所谋求的,究竟是外在的尊严还是内在的尊严?”只有当“尊严”指的是内在的、植根于人格独立的个体自身的时候,“尊严”与“道德直觉”才是最大限度相契合的;而当“尊严”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化生存所应对的俗世评判时,“尊严”与“道德直觉”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尤其当“尊严”被硬生生置换为“成功学”的时候,那么,秉持对个人的、自我的诚实,几乎就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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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他人而活?抑或为自己而活?Kyle的父亲在第一时间替儿子向世人给出了前者作为回应,但这不代表终极答案,在历经情感体验与理性慎思的纠缠、折磨之后,他具有强悍的自我修正能力。这种可称之为“道德直觉”的修正能力,不同于“道德判断”,在哲学家的词汇中,他们更愿意用“道德感知”来描述它。而恰恰是这些带有情感体验的“道德感知”的千差万别,造就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于是,对于摆在人们面前的道德情境,有的人极富道德洞见,有的人于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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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道德敏感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议题,他们试图寻找关于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微妙的复杂可能,从而解释道德能动性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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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哲学家们顾不上Kyle和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只好越俎代庖地替Kyle的父亲给出一种中国式的答案,那就是,常常问自己:“于汝安乎”?我以为,正是这样的拷问,Kyle的父亲赋予了自己伟大的道德洞见和道德抉择能力,化解了他人生里最艰巨的一次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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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诉诸“道德感知”意味着赋予个人道德自觉的权利,也意味着康德式道德律令将要遭遇的风险,总有人会作出宰我式的回答,而“伟大的父亲”也许常常存在于虚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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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未来》专栏之2012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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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中山大学“新青年”论坛发言
  
  各位同学晚上好!感谢大家冒雨来到这里,给我一个与大学生交流的机会。没有准备讲稿,因为我更想即兴地与大家聊天式地谈谈心。所以很抱歉,可能会讲得比较散。
  
  为了今天能够顺利“请到假”,昨天晚上,我故意给孩子打预防针,“妈妈把明天晚上要给大哥哥大姐姐们讲的话,说一遍给你听好不好?”我的孩子说:“不要,我要听那本《我不是完美小孩》。”唯一的演练机会就这样泡汤了,孩子不上当,大人话有什么好听的。但是大人们却可以听懂孩子们的话,甚至喜欢孩子们喜欢的东西,譬如几米漫画,譬如像《失落的一角遇到大圆满》那样的,那本绘本简直就是给同学们的恋爱指南嘛!
  
  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们成年人都是从童年经历过来的,你懂孩子的心,因为,你走过,而孩子们无法体会大人们的世界,因为,他们未曾经历。所以,这便是我今晚所想要讲的主题:《新青年独立之路:亲自经历你自己的人生》。
  
  “亲自经历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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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减法:回到博客时代

  做减法:回到博客时代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454692/ 在这个链接之下,2011年9月21日,我便曾经说过想戒微博。但我并不否定微博在当下的中国的价值,一如此前的文章写过的,它是一种适合发起网络社会运动的动员工具,这一点,是目前其他网络工具所不及的,尤其是在当前新闻管制体制下,微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靠近新闻自由。
  
  微博对于不同的人,功用可能完全不一样。有人视为个人营销工具,有人视为记录日常生活点滴的日志,有人视为社交网络,有人视为个人自媒体平台,有人只为围观潜水,有人纯属商业目的,养粉丝卖粉丝。。。最后一种人当然最为破坏生态,把一种媒体或社交工具变成了商业网络,制造虚假粉丝,为植入式广告铺垫虚假繁荣。
  
  微博在我,首先是个人自媒体平台,所以我一般总是发时政评论,把一些不不值得写长文章或正在思考中的点滴观点记录下来。其次才是社交网络,与新闻圈知识界的师友互动、分享为主,兼识其他领域的朋友。互相关注,其实只是换个名片,2000个也不够,但我总是没有时间看那么多,只能根据热点选择性关注。
  
  由于与facebook这种真正的社交网络尚有区别,因此微博的社交功能其实是很弱的,信息并不能封闭,一旦发布,关注与不关注毫不影响信息的传播,所以,微博还是媒体功能大于社交。假设把微博视为社交网络,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换过名片之后,是否互相转发、互相评论,这是个问题,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精力。它并不强化人际往来,而是将人际关系平均化,由强联系全部变成弱联系。
  
  作为个人自媒体平台呢?140字的短评确实存在缺陷,你发表了A,立即有人跑过来说你反对C,而实际上,你并不否认你还赞同C,只是你的140个字此刻需要表达A而已。这样的交流显然是无效的,无效意味着浪费时间。
  
  我曾经写过一条关于九不辩的微博:
  谨慎选择论辩对手:1、不与人身攻击者辩;2、不与威胁恐吓者辩;3、不与诡辩者辩;4、不与情绪发泄者辩;5、不与哗众取宠、炒作者辩;6、不与性别歧视者辩;7、不与嫉妒者辩;8、不与利益攸关者辩;9、不与心理疑似异常者辩;。。。以上含有动机论,但只在个人判断,既然不辨便是不以动机论去反击了。
  
  其实就是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的,试图去减少无效讨论,以此节约时间,因为微博本身已经意味着陷身于海量信息了。但这并不够,你不辩,不意味着别人不论。
  
  微博提供了一个肉身互搏的贴身机会,所以,即便你拉黑了,你不辩,他们依然可以执迷不悟地 @ 你,用各种非论辩的下流语言攻击辱骂。更有甚者,一批匿名或非匿名的男性,把微博当成“逛窑子”了,以龌龊下流的心态窥视微博上的女性群体,套近乎时肉麻恶心,你不搭理,他们旋即变成一个公共评论的“伪公知”,从观点上攻击你,但用语依然是下流粗鄙的,而非为观点交流。此类我视为网络上的骚扰者,不止一两例,而是有那么一批格调不高的男性群体,也不止针对某一位女性,而是广泛存在着,在一个性别观念并未被高度要求政治正确的文化土壤里,人们一点也不认为这些人可耻,并不给予这些人施加舆论压力,而他们自身也完全丧失了耻感,洋洋自得于自己的龌龊表演。
  
  我曾经批评过那些肆意谈论或披露他人隐私(造谣捏造的更是可耻)的人,意在使公共平台真正具有公共理性,乃至于去性别化-----至少在谈论观点的时候应当做到这一点。但实际上这样的文化土壤,所谓公共理性的要求是奢求了。我曾经发过一条带着引号的哲学话语,故意不注明作者,一位认证的实名的男性突然冒失地撞进来,然后攻击:“最怕女人谈哲学,尤其是脑袋里一团浆糊,自我感觉却相当良好的女人谈哲学。”
  
  我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拉黑他并公告,同时通知,这段话其实是梯利写的。
  
  你不难看出,微博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同构,它依然是男权的、父权制的。观点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上,并不平等,它带着将女性物化的视角审视参与公共评论的女性,而且,还时刻排斥女性的参与。譬如,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警告过:你为什么不发点香艳的照片啊,你为什么不像谁谁那样,发点感情絮语,美容生活气息的啊,这样才有女人味啊。。。
  
  对此,我把它归结为有些人缺乏人际交往中的边界感,属于一种社交障碍,他们会突兀而冒失地闯入他人的生活,规定他人的生活,分不清公域和私域。而当你就公共利益发言的时候,他们会用另外一种逻辑:你有什么资格干预他人啊,他假不假关你什么事?你嫉妒吧?你变态吧?你更年期妇女吧?
  
  我愿意体验微博,但说实话,我舍不得浪费我的宝贵时间,尤其是,当我发现,有些交流纯属做无用功的时候。
  我也更加不愿意陷入一个人际关系边界模糊的既虚拟又实在的空间里,“舍身取义”地去提供靶子,提供任由陌生人“物化”的窥视机会。我贩卖的,仅仅是我的观点和文字,其他一切东西,我没有义务也不愿意在开放平台分享。
  
  当然,这并不排斥乐意分享的群体,也不否定任何其他的微博使用者,我仅仅针对需要深思慎思写作的人来说,碎片化工具既有便捷之处,也有极大的干扰。边界感、距离感乃至于适度的离群索居,其实都是进行思想工作所必要的条件,但目前我们已经太快捷太混沌了。
  
  当Mark BauerleinThe 说‘ Dumbest Generation’,他其实说的正是我们这一代。
  
  他回答采访时说: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 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
    
  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我已经到了“追悔莫及”的年龄,现在开始学会隔离甚至都来不及了。不过,我们还有60岁、80岁、90岁……
  不是吗?
  
  家人的唠叨和忧心,只是基于日常安全的关心,我是极叛逆的孩子,如果没有自己内在的、强烈的动力,他们是无法撼动我的兴趣和方向的。正如,多年前,我曾经因为热心社区公益事业被指责为多管闲事而和一位男朋友分手,正如,多年后,我因为执着于真相而和身边的故友旧交、和熟络的媒体圈、公知圈产生了剧烈的分歧和观点的交锋。
  
  我不会放弃关注关于韩寒的真相,只是会改变关注的频率和模式,这种改变伴随着我对微博工具的使用体验和观察分析。
  
你可以发现,在这场关于真相的论辩中,真正得力的交锋,几乎都是长微博-----也就是完整的、系统的文章,但也不能否定微博单独一条条提供原始素材的贡献,这种互动、分工协作体现了分享的互联网精神,每一位网友提供的每一个信息点,都成为了无私的公共资源。问题在于,人们囿于成见和感情的非理性因素趋势,抑或是单纯的自负和傲慢,很多人并不去看海量的完整文章,而是打酱油路过几条关于质疑韩寒的微博之后,就开始大肆攻击质疑一方“文革”、“文字狱”,文明一点的则是说,质疑要有边界,你们这是滥用判断力,这事没有证据,目前不能给出判断,否则便是诽谤。

可见,微博传播,在便捷之余,也给予了快捷表态以空间,民国时期的笔仗,双方好歹必须对等地阅读对方刊载于报刊的文章,他们不能“一键转发”,更加无法“转发加评论”式地轻佻表态。

的确,这算是微博衍生出来的弊端之一吧,尤其是当轻飘的微博遇上深邃冗长的悬疑剧时,搞不清第几季也可以闯入剧场的观众,可以随意地喝彩或发出嘘声。当然,微博不能限制这种或武断或轻佻或敷衍的表态,它毕竟不是付费歌剧,不是电影放映厅。于是,表态文化在微博得到了发扬光大。

即便如此,由于线下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并未真正蓬勃发展起来,而互联网的主题运动、人际互动、情感动员、分工协作大大补偿了这一公共生活的空缺,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我仍然给予微博在发起和引擎网络社会运动方面的贡献极高评价。
  
  2010年5月1日,这是我的第一条新浪微博:“为那些可怜的孩子,夜不能寐。本来发誓只玩推特,不浪费时间玩新浪微博的。但这次实在忍无可忍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只能依靠墙内。在极大的悲剧面前,每个人都没有理由害怕浪费时间了。尽管知道这里也许会删东西,也许会做无用功,但墙内的言说,的确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言论空间。”
  
  这似乎也道明了我上微博的初衷和定位,这一两年时间,微博深水体验已经给予了我丰富的感性认知和第一手材料,但这恐怕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于一个以评论为志业的人来说,不能止步于打酱油。
  
  经历了韩寒事件,无论是在职的媒体人还是不在职的“自由不撰稿人”,心中当有深切的危机感,民间(这里的“民间”的意思非指学历高下、水平高下,而是指没有在媒体露脸的、不掌握传统话语权的一切人士,其中也含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智慧已经深深地撼动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和专业优势,如果你不打算深刻反思,重新认识媒体人(无论从事报道还是评论)的局限和滞后,那么,距离被读者、受众完全抛弃的日子就不远了。
  
  是为自勉。


2012年3月16日补记:

上次人在台湾,说休微博一周,南周某记者就肆无忌惮捏造、造谣中伤我,这次说回到博客,某自称记者、网络写手的女士,就开始捏造什么见过我前同事的诽谤,本人宣布,我保留捍卫自己的权利,哪个造谣,我让他们自惭形秽到删微博,如果过分则必须道歉。所以,从此以后,本人来去自由,不再报告。

有些人看准我的弱点----有点道德洁癖,想陷我于为难境地,我微博不微博,是对自己的承诺或约束,我又没与新浪签约,也没和受众签合同收听收看,他们以为我软弱,一不回脏话,二脸皮薄,想践诺守信,但这不成为有些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理由,必要时,我会反击到让他们知道本姑娘不好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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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水军捏造本人言论的郑重声明

郑重声明

据悉,在方韩论辩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策划、捏造言论的水军,他们先在微博利用网站技术上的缺陷捏造本人言论,然后再去天涯凯迪等社区传播,我在此郑重声明:

第一,本人言论以新浪微博主页可见、本博客及见报文章为准;

第二,对于捏造本人发言以及传播这种捏造言论的人,本人保留法律追究责任的权利,请立即停止!


特别说明:捏造属于主观恶意,属于造谣诽谤了,性质非常严重,望网友好自为之。


彭晓芸
2012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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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

   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
  
  彭晓芸
  
  
  2012的春节由于韩寒“代笔门”而变得漫长了。元宵已过,微博硝烟依旧,这场持续月余的网络公民运动丝毫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不是“方韩大战”,因为参与者有作家、文学教授、法学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等诸多领域,更有大量不知名的网民。这也不仅仅是微博论辩,沉寂多时的凯迪、天涯等网络社区,在这场质疑韩寒的网络运动中,被动员起来了,爆发出激烈的民间思想火花,共同拷问着社会的诚信底线------韩寒不幸成为了被解剖的“麻雀”。
  
  知识分子、传统媒体在这场网络自发运动中,几近被抛弃,大大滞后于这种即时性的交互式自媒体,加上他们占有信息的不对称和固有的成见,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后知后觉,成为了网民们抨击和摒弃的对象。在启蒙与反启蒙的悖论之中,这一次,是公民对知识界和传统媒体话语权的挑战,乃至对知识分子的反启蒙,诸多精彩的篇章出自非实名的网民之手,他们诉求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真相的渴望,他们自发启动了一场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公民网络行动。
  
  无独有偶,香港特区传来关于唐英年被媒体及公众质疑住宅违建的新闻,微博上同一批人,一片欢呼,认为对官员这样的监督大快人心。那么,对于公民偶像、知识分子“传声筒”韩寒的质疑,应当得到怎样的反馈呢?知识分子以及传统媒体人,能否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之心,做个同情同理的观察者呢?从目前的舆论风暴来看,学会“骂政府”并不代表学会了应对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的反制,监督者也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被监督对象,一部分知识分子及传统媒体人恐怕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撇开体制的天花板,当我们在广阔的公民社会自行博弈之时,被政府和自己以外的第三方窥视,那是必要的历练。公民作为社群而存在,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是多元共同体得以自洽相容的价值基础,否认这一价值基础,指望超越道德约束的绑架站队来凝聚起反抗的力量,终将缘木求鱼,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互相羁绊、跌倒不起。
  
  一个月前,微博上质疑韩寒,是一件极为“冒犯”的事情,任意一个发难者均可招致疯狂的抵制和谩骂。而今,随着事情的推进,说理的深入,大量普及逻辑和论辩常识的文章、帖子涌现,谩骂的声音渐渐少了,理性讨论的声音多了。即便如此,这小小的纷扰还是令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大呼受不了,认为如此讨论呈现的是“暴戾”之气,有的干脆拎起“文革”的棍子乱打一通,意欲喝止在他们眼里近乎“异端”的声音。在一部分脆弱的知识分子看来,谩骂倒是可以无视,而对一位公众人物、民意代表的合理怀疑却被扣上了“文革”、“文字狱”的帽子-------即便这种质疑来自民间社会自己而非公权力。
  
  与其说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之声冒犯了一个“韩寒”和他的“粉丝”,不如说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冒犯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优越感。在这一轮公共论辩的浪潮中,弄潮儿除了多年从事打假工作的方舟子,更是公民的舞台,自媒体的发达,微博工具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权力格局,这一回,与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不再是公权力和黑压压的天花板,而是笼罩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的“脆弱之幕”。
  
  有的知识分子怕阵营“分裂”,有的怕微博广场上乱糟糟的“喧哗”,说到底还是书斋式的浪漫主义和对威权的渴望,他们看不到公民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已经展示了民间社会坚韧的一面,他们恐怕更加不愿意承认,在公民社会这个舞台,专业权威不再是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民间社会自有高人化解专业壁垒,而去中心化的网络互动与分工协作则宣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终结。可以说,这场网络社会运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示范了扳倒偶像神话的可能性,其目标及实现方式恰恰达到了目的和手段的内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质疑韩寒”恐怕是一道独特的大众文化景观,传统媒体应当感到自惭形秽及危机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学者张德胜多年前著有《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对儒家伦理进行了社会学的透视,指出中国人有害怕动乱、向往秩序的倾向,他通过历史分析,指出此一文化现象早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动乱,予社会以创伤性的冲击,一种“谈乱而色变”的社会心理情结,于焉产生。这样的论断自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我观照和文化反省,倒是颇有值得深思之处,尤其是对于素来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慎思之余,当有打破束缚自我的藩篱、拓进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更新之志。
  
  中国有“瓷器国”之戏言,是否当真如瓷器般脆弱不堪一击?从韩寒事件的公共舆论风潮来看,知识分子远不及民间社会坚韧,民间社会早已做好准备面对偶像的坍塌,而部分知识分子却紧紧拽着偶像的衣角不放,仿佛中国社会就脆弱得承受不了一位青年领袖的幻灭似的,这恐怕是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代言人的怯懦与自私,无论韩寒最终是谁,他过去是什么,未来成为什么,都不应当成为羁绊知识分子前进的绕不过去的坎,而由韩寒代笔门引发的观念分歧,更加不应当成为社会撕裂的鸿沟,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大可从中重新发现社会,拥抱民间社会的可爱,放下身段,接受来自民间的启蒙与反启蒙。
  
  当双方因价值或利益结成暂时的联盟,试图演绎一种类似协商式民主的公开论辩之时,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你恐怕难以去责备受众的注意力被吸纳过来,因为这场论辩极具挑战性,说服与被说服,批评与反批评,都需要极为考究细致的论辩技巧,加上大量民间高手的参与,事件演进过程的戏剧性和充满悬念,也就形成了空前的观赏性,不少网民大呼从中学到了逻辑、文学、法律、推理、考据等等多方面知识。中间立场的人在双方展示论据的过程中,纷纷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方、被某一方说服,抑或提出新的反质疑,这个过程具有足够的自发色彩,难以被协调、被操纵,公民的自主意见表达,也不再因媒体话语权的问题而被限制,他们在微博或网络社区平台上,得到了扁平化的表达,人人拥有一个麦克风。
  
  如是一种景象,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无动于衷呢?缘何还要以为这样的细化了的议题不如民主革命等宏大议题有价值呢?恰恰由于议题足够的具体、低门槛,网民们才有了持续参与的条件,没有什么比直接的参与更加能够锤炼公民的公共理性了。
  
  公民社会的活力就在于,它不能被规定,它也从来不齐步走,而是紧随着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兴趣、利益等动力而转移,企图对公共事务进行议程设置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轮论辩浪潮中,或许感到了小小的失落,但我以为,这种失落恰恰呈现了民间社会的进步,意味着公民社会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实力和活力,只待激活。
  
   这是一堂民主公开课和一趟思辨之旅,它活泼地证明:中国不再愿意供奉“瓷娃娃”,非理性的威慑与谩骂无济于事,理性的社会力正在崛起中。
   《环球时报》2012年2月24日,见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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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溺“神话崇拜”的社会难以有公共理性

  沉溺“神话崇拜”的社会难以有公共理性
  
  彭晓芸
  
  连日来,关于青年畅销书作家、被誉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当代鲁迅”等头衔的韩寒早年成名作及其博客有无代笔的争论,成为了一台喧闹的网络春晚。始于一位互联网界人士麦田的这场质疑,在方舟子正式加入之后,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整个春节假期,方舟子几乎每天一篇基于韩寒公开资料的分析文章,抛出了诸多疑点要求韩寒回应。
  
  但令人遗憾的是,韩寒的回应未能释疑,反而在姿态上欠缺公众人物应有的担当和涵养,出现了对麦田、方舟子的人身攻击等不当言论。紧接着,其他诸多参与者从多个方面论证分析韩寒作品代笔的可能性。由于代笔命题证实证伪的高度技术含量,吸引了大量网民围观,随着资料的共享、观点的互动,这场质疑,已经不再是名人韩寒与名人方舟子之间的“战争”了,出现了大量的民间高手参与,“考据癖”一时盛极。
  
  不必忙着就有无代笔下结论,倒是这一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的百态值得深思。为何将其命名为“网络社会运动”?是由于事件发端于网络,发酵于网络,且参与途径在网络平台即可得以实现,它不需要别的辅助工具,譬如它不是唱歌跳舞活动,不是全民健身运动,它不需要地缘上的空间配合,于是,参与者遍布五湖四海,早年的天涯凯迪网络社区被激活,草根思想家频出,许多海外人士也发回了他们的分析报告。
  
  就主战场新浪微博来说,质疑和力挺韩寒的两方,呈现了不对称的风格,质疑方追求以理据说服人,以技术指标提出可能性,而力挺韩寒的一方,则出现了较为情绪化的语言风格,不管是韩寒本人还是他身边的出版商、好友,以及一部分力挺的知识分子、媒体人,他们未能与质疑一方的疑点一一对应进行论辩,很多外围支持者甚至连质疑一方海量的论证报告也没有看,仅凭微博上的只言片语,就断言这场质疑简直就是“文革式”的暴力甚至“文字狱”,而有的干脆拎起阴谋论的棒子,认为这是一场与体制配合的策划,以转移公众对吴英案的关注,这导致理性论辩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质疑者并非一群盲目而不爱惜自己的公信力的搅局者,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相关人员,除了麦田和众所周知的方舟子,还有文学翻译家、资深出版人、文学教授、历史学者、政治学者、具有丰富访谈经验的媒体人及一批非实名的民间高手,他们均以自己的公信力为要约,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他们研究之后的判断,这实际上是一场符合博弈理性的公共论辩,他们若判断失误,则公信力受损,若判断正确,则为社会的诚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有说出自己的判断并承担责任的言论自由,他们基于自己的逻辑出发选择履行某项公民权利,是理性人。
  
  至于有人说这样的质疑一旦被认同,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作家人人自危,这是一种不讲逻辑的谬误,所谓“滑坡谬误”是也,无限虚化一个命题成立的条件,属于无效推理,一个不合理的质疑,在排除刻意操纵的前提下,是无法产生目前的舆论滚雪球效应的,试问一下,几十年来,文坛到底发生过几件类似事件便可得出准确判断了。
  
  除非质疑者溢出法律边界进行捏造材料、恶意诽谤,否则,作为旁观者,不应当在未了解质疑者理据的情况下就加以“妖魔化”,期待以“污名化”而让质疑者望而生畏,继而退却,这何尝不是一种仅仅基于感情和立场的非理性呢?
  如若认为质疑者的依据不成立,则应当在做足功课的时候再下场,与质疑者进行公平公开的论辩,这也有助于舆论的平衡,但这样的理性辩护者不多。
  
  质疑总是基于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尽善尽美,更加不可能一步到位证据确凿,但是否因此否认质疑公众人物的合法性,引起了理性的知识分子和网民的自发讨论。质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然不是无底线,起码的原则应当建立在不捏造事实的基础上,其次,应当是和公共利益相关的,譬如,不能侵犯质疑对象的隐私。方舟子所做的,恰恰是符合这个原则的,他基于公开文本视频资料作出分析,甚至就是下了结论,也只能作为对公众人物的一种批评来看待,如果批评无理,自然无人相信,如果有主观恶意,侵犯名誉权,的确应当诉诸法律来维权。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就是对公众人物在遭受批评时的“弱化保护”原则。韩寒自愿成为公众人物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会声望,相应的,其人格权(名誉权)不可能像普通自然人那样得到完全同等的保护。因为公众人物对社会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他不可能只享受媒体的正面塑造和舆论的赞美,而丝毫不能忍受暂时性乃至有偏差的指责,公众人物占用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则应当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就是对公众的不公平。尤其是这场质疑的逻辑起点在于追溯韩寒一举成名的新概念作文比赛,有无程序上的违规,更加牵涉到公众的知情权和公平原则。
  
  质疑不是为了打倒谁——很多人的记忆仍停留在历史记忆当中。更为重要的是,在真相面前,无论左右,应当超越所谓的政治派别划分,以追求真相为最底线共识。否则,一些知识分子、媒体人今天的表现,与过去他们对被贴上“新左派”标签的汪晖在长江读书奖、论文抄袭等问题上的穷追不舍,在逻辑上是无法自洽的。公共言论,应当以符合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公平公正为原则,如果丧失了这样的公共理性,那么,“民主自由”等等字眼很容易成为某一个派别的标签和专利,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作为挡箭牌和遮羞布,而看不到韩寒现象即便不存在代笔问题,也有过度消费政治成为商业明星的巨大利益链所在。究竟是在维护“民主自由”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还是在维护彼此的利益共同体,只有建立在对真相的底线共识上才可能辨识,一旦真相被抽空或搁置,那么,价值立场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有人说,韩寒不是公权力象征,不值得对其真伪问题如此认真执着。其实,中国社会一直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符号化的反抗力量一旦与资本及媒体结合,可以产生爆炸式的能量聚合,在只有管制而无公民团体监督的第四权----媒体力量的操纵下,极有条件生长为某种话语霸权和灰色经济地带。恰如著名企业家王石在微博上所表态的,“中国传统文化容不得反对派,统治阶级不容,在野民间也不容”,警惕政府,同时也要警惕资本、媒体和大众偶像,后者可以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媾和成为一股强大的利益团体,披上反对力量的外衣吞噬民众的知情权。
  
  更有人说,韩寒有无代笔无关紧要,他起过宣扬自由价值观的正面效应即善莫大焉,这恐怕是将目的论发挥到极致,无视手段、不论程序正义的谬论了,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成功学的功利和泡沫,恐将践踏当下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底线。还有人认为,韩寒代笔门不重要,应当为了长远的民主事业而放下争论,搁置真相的追究,这恐怕又是一种雷同于目的论的功利心态。试想,如果我们对一个引起舆论如此热切关注的公共事件的真相的追求,由于存在技术上、时间上的难度,就失去了耐性和信心,那么,宣扬民主事业还是可信赖的吗?谁都知道,社会转型的阵痛和阶层分裂,其艰辛和漫长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区区一个韩寒事件的争执,那么,不经历今天的网络社区民主公共论辩,我们可能面对那样的撕裂和痛楚吗?
  
  
  无论韩寒“代笔门”的真相如何,对个体的宽容原则应当践行,即便有代笔,韩寒走下“神坛”不应当是一件中国公众无法承受的事情,也不应当变成对个体的口诛笔伐,值得深切反思的是,“韩寒现象”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有无你我的一分自私与怯懦在其中?实际上,当一个偶像被推到不可预期的位置,背后的推手是值得反思的,这是一种社会整体颓废的惰性,希望有一个神话可以拯救我们,希望他为公众代言,践行,这个过程消弭了个体的力量,抹杀了个体的自由意志。
  
  在一个相对具备公共理性的社会,无论是质疑政客还是一般公众人物,旁观者都不会觉得冒犯,而是习以为常,在法律范围内,每个发出质疑或批判声音的个体都被社会所接纳,至于得失,自是由当事者承担,旁人不会大惊小怪或僭越个体自由去钳制他们的声音。如果,质疑某个公众人物,让旁观者觉得冒犯甚至暴怒,那么,这个社会生态是不健康的,已经潜藏着某种“神话崇拜”,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偶像或托志之人遭受一丝一毫的非议。这样的社会,只能说,民智仍未开,个人崇拜阴霾未散去。
  
  打破神话祭拜,真正的启蒙,应当从我们自身开启,以敢于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伦理起点。
  
  (环球时报 2012年2月2日,见报有删节 )
  
  【注释:众多专家和网民的讨论对本文亦有贡献,我的团队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指敲打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替我完成了本篇作文,特此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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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广东探路:释放社会力,发展第三部门
  
   彭晓芸
  
   在11月22日—23日的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汪洋专门谈到了向社会组织“放权”的问题。他表示,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刘洪在会议上就《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说明时也表示,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这可视为与汪洋在会上提出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理念相配套的切实举措。回望广东改革开放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从释放政治力、经济力到如今的社会力,可谓是历史的必然逻辑。如果说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一锤定音得以厘清,是坚定地走发展的道路,释放了广东巨大的经济潜力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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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让“公共论辩”成为一种民主训练
  
  
  
  
  
  彭晓芸
  
  
  
  2011年的世界依旧不太平,债务危机、街头运动、环境问题、能源危机、中东变局……
  
  中国也不平静:公共安全危机、道德危机、劳工维权、房价震荡、空气恶质、官员腐败在继续……对中国来说,这一年还可以称之为“微博元年”。微博虽然不是生于2011,但微博的火热以及引发如此多的讨论,则是2011年的事情。人们关于微博的评价,观点各异,有认为微博能够倒逼改革,有认为围观改变中国,有认为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微博是情绪的放大器……大约博客时代也没有这么荣幸地被赋予如此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意味。
  
  这与微博在技术层面上就形成了交互式、即时性公共论辩的格局相关。说微博倒逼改革的,基于认可微博公众参与政治事务论辩所爆发的能量,认为这样的民意,当局不会没有注意到;说微博不是说理的地方的,则隐含着学术思辨的要求来看待微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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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进行时:饥肠辘辘的新闻理想主义哪里去?

  转型进行时:饥肠辘辘的新闻理想主义哪里去?
  
  
  彭晓芸
  
  
  许久没登陆的MSN上跳出来一位前同事,跟我说她去公关公司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她赶紧添了句,“不是做删帖买新闻之类的,不过还是被我们那些同事鄙视死了”。
  我正在做版做得焦虑,心不在焉,随口宽慰她,你自己觉得工作合适就好呀,何况试了不合适还可以回新闻业嘛!
  新闻行业究竟适合怎样的人?谁会热爱上这个职业?这的确是个问题。
  布尔迪厄说:“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这听上去让人诚惶诚恐,惴惴不安。依我想,新闻业最适合好奇心强烈的人,无论是求知欲还是“好奇害死猫”的狗仔队精神,总归它们都属于好奇心科目。如果失去了探究这个世界的秘密的强烈愿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处处平淡无奇,那么,也就无新闻可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见到域外同行我常常调侃,到中国大陆来吧,这里是个新闻富矿!
  
  
  变身陶艺师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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