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天涯名博

迎客松喂大的資淺媒體人,社會力鼓吹者。嗜書貪食好色/明規則愛好者/性別公正主義者/特立獨行愛未來。總結:價值觀動物一枚,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广告泛滥,已经关闭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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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们一起路过的“学霸”

  

 

那些年,我们一起路过的“学霸”
 
彭晓芸
 
一段早前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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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背后:年轻人缘何“居危思安”?

  高房价背后:年轻人缘何“居危思安”?
  
  彭晓芸
  
  几名广州大学生在这个开学季上演了一出行为艺术的抗议行动。他们顶着“狗窝”来到越秀区英雄广场,对高房价表示抗议。一位药剂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说,毕业后月薪好则七八千,平均则四五千,即使找到相对的高薪工作,他仍然买不起房子。他陈述自己喜欢广州这座城市,若因高房价而离去,“会很悲伤”。
  
  仔细看了该新闻的微博评论,多数是批评和嘲讽这些学子好高骛远,消费观念有偏差,“一毕业就想买房,全是丈母娘逼出来的”。这样的说法在微观个体身上或有体现,但于社会的大环境来说,远未击中高房价问题背后的隐忧。
  
  大学生该不该过早考虑买房的问题?毕业之后租房还是买房?对个体来说,“该不该”当有各异的答案,结合每一个个体的职业、人生规划而论。因此,问题不在于究竟“该不该”,而是就目前存在的社会现象来说,想买房的年轻人占了多数,他们为什么那么想买房——明知房价收入比失衡,为何还要出手?仅仅是由于年轻人“居危思安”,急于搭建安乐窝,不能吃苦吗?即是说,买房缘何成了刚需?这才是有普遍意义的拷问。
  
  社会名流们总是苦口婆心劝告大学生,不要过早陷入现实盘算,应当更有闯劲,更有远大理想。从文化名人梁文道举自己迄今租房的例子到任志强直言不讳地泼冷水:“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他们说的既是励志的好话,又是正确的废话,几乎回避了问题的另一面:年轻人为什么热衷买房?
  不能回答“为什么”,就先断言他们不该这样那样,那是对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的生存智慧的低估。
  
  大学生为什么急于在工作之后买房?仅仅是由于传统的消费观念作祟吗?仅仅是丈母娘“逼迫”吗?如果考察这些年来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畸形的市场氛围,就可以了解到,大学生一毕业就进入购房生力军,其实是以家庭为单位,对当前经济环境的一种现实应对、利益选择。房价一路暴涨,暴利造就了一夜之间的贫富差距,其他诸行业的实业家都纷纷投资房地产业,更何况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小经济共同体?他们预支上一辈的养老钱投资房产,盼的是资产增值,也就说,在简单的利益盘算上,他们认准了“早买早获益,早买少吃亏”的房价上行通道,既是对房价高涨的恐慌性消费,也有投资、抗通胀的经济理性。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户籍、生育、子女教育等问题被密切地和房产挂钩,都市新移民面临着极为现实的购房压力。集体户待遇在城市里就像二等公民,处处面临关卡和不便,如果结婚之后的小夫妻只做丁克一族还好说,一旦想要孩子,那么,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几乎和户籍、房产绑定,这些现实屏障,不能全然归咎于丈母娘的“虚荣心”。又有人会说,没有户籍、房产也能上学,是的,能上,但那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白领夫妻恐怕不吃不喝把工资全交了,也未必够得上学费。这些现实问题的困扰是不了解或不愿意了解中国权力资源配置格局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人们似乎不难同意,早早购房等于人生的枷锁,那么,为何明知枷锁还要套上去?这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体。一方面是路径依赖和群体效应,当个体的选择极为有限时,人们更加倾向于“居危思安”,人生规划方面按部就班,遵循主流,尤其是当身边的人都这么做时,他们更加确信,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另一方面,中国家庭的模式仍然是祖荫庇护式的,即几代人在经济、情感上的合作和传递,这就直接导致现在的年轻一代在人生规划方面并不全然个体化的,而是代际捆绑式的,父母在购房的经济上支援下一代,下一代在赡养老人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从社会到家庭,通过户籍屏障、生育指标、教育权利、经济支援等资源配置方式,将年轻人的未来牢牢规制在既定轨道上,除了少量官二代、富二代,大量的城市新移民、城市新晋中产是支撑现有体制和房地产市场刚需的最稳定力量。
  
  在一些人看来,举牌抗议的大学生幼稚可笑,既然买不起房,何不回家乡去,这样不就恰好调节了房地产市场吗?一线城市不就降温了吗?归咎个体的逻辑总是相信自发秩序万能论,认为年轻人的自我预期应当调整,执意挤到一线城市才导致如今的局面。这与归咎年轻人的购房冲动一样不得要领,年轻人喜欢一线城市,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权力资源密切相关,一线城市形成了优于二三线城市的人才激励机制。想让大学生不排斥小地方,应当靠权力资源配置的均衡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化,建立富有吸引力的创新体制。只有当大学生认为去二三线城市工作或回家乡进行社区建设、社区营造是更有价值的选择时,他们才会调整规划和期待。
  
  当政府为了财政收入而放任房地产高烧时,当全民炒房打击实体经济时,当一个年轻人绝望于一辈子踏实奋斗不如不读书的同学一次房地产投机时,政府采取的限购措施将买房的权利再次推向奇货可居的稀缺资源方向,而不是从户籍屏障、社会福利等方面缓解购房的刚需。
  
  这样的政策导向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搅动着年轻人焦灼的情绪,挑逗着社会的神经。只要这只手不收敛,对未来的不可预期性将加剧着国人的不安全感,高房价的过山车就不会停下来,选择上车、下车还是围观,已不仅仅是经济理性,更是这一代年轻人无处可逃的生活政治。
  
  《赢未来》201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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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提前开端还是提前失败?

  幼儿教育:提前开端还是提前失败?
  
  彭晓芸
  
  幼儿教育被称为学龄前教育,不在义务教育之列。正是这样的命名和政策导向,让许多人以为,学龄前就是一个长身体、随便玩玩的时期,不需要费劲思考教育的问题,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上,这也是被严重忽视的部分。
  
  这既有国家对教育的投入问题,也有普通人价值观的误区。人们容易以为,幼儿教育是一个浅显的教育阶段,几个学生模样的小姑娘,只要脾气好,有耐心,就可以胜任幼教工作。当你仔细走进幼儿教育的世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集中了人类对自身发展规律研究之大成的领域,深不可测,而我们却一直低估它的重要性。
  
  公办园:机关“办社会”后遗症
  
  据广东省教育厅及当地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在广东,能进入公办幼儿园的适龄儿童只占总人数的不足3%,很多孩子的机会还是家长高价购得的。至2010年底,广东省内共有幼儿园11161所,其中享受财政预算全额和差额拨款的幼儿园约410所,约为总数的3.6%。去年,广州市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公布后,广州市9间机关幼儿园每年的财政补贴高达6000万元,一度引起舆论哗然。全国的数据与广东的情况也大致相当,公办幼儿园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过去机关单位“办社会”的遗留产物,却成为一项权力资源配置和公务员福利,由体制内成员独享至今。
  
  广州番禺去年先行试点,以摇珠派位(即用电脑摇号)的形式,拿出学位对社会公开招生。此举却遭到部分公务员的抵触,一些抽不到学位的公务员颇有微词。可以想见,权力一旦成为福利,人们难以接受自己成为首批吃亏者,让出资源与社会各阶层公平享有。
  
  即便是针对公办园的改革,也未必能惠及城市里的底层群体。所谓摇珠派位,与户籍、房产等都深入挂钩,无产无户的外来工恐怕是无缘享受改革成果的。
  
  每每上菜市场,总能看到三五岁的孩子,被卖菜的母亲塞在旁边的小椅子上,孤独地摆弄手里仅有的一件玩具。卖菜的母亲只希望孩子别跑动、别丢了,至于孩子每天如此这般重复的生活,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阶层的母亲,无暇也无力顾及。
  
  相比而言,美国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恐怕值得中国参照。据美国官方资料介绍,1965年,作为联邦政府“向贫困宣战”的组成部分,美国开启了建国以来由联邦政府参与的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一个教育方案——提前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个计划的目标在于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儿童提供适宜的早期教育,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入学准备,为他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基础。与其他教育方案不同的是,“提前开端计划”不但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服务,还提供医疗、营养服务以及家长教育,以便通过这些服务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个计划由联邦政府进行投资和管理。这个计划的宗旨在于,使得权力所能分配的资源尽量向底层倾斜,美国人相信,教育应当成为纠正出身不平等的一个有力手段,改变阶层流动的固化。
  
  遗憾的是,中国还在纠结于近20年前的教育投入比例目标,迄今仍未达到。也就是说,在教育问题上,我们连自己提出的底线目标也延迟了十数年没有做到,遑论什么“提前开端”了。既得利益阶层、新富阶层和知识阶层们似乎已经对政府能够为他们的下一代教育做什么不再抱有希望,他们忙着制定自己的子女成长方案,竭尽所能,用自己全部的资源来弥补国家投入不足的缺陷。
  
  匮乏与过剩:起点的不公平
  
  匮乏与过剩正在界限分明地规划着孩子们的人生,“输在起跑线上”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年来,大学生中的新富阶层占比越来越高了,而越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越是陷入上升螺旋的底部,挣扎不已而难以跃升精英阶层。当新富阶层的孩子有条件最大限度开发自己的潜能甚至有资本表现得更有理想、更有道德时,底层大学生往往由于视野的局限、性格的内向被挡在表面上“公平”的竞争门槛之外。
  
  在我的老师辈身上,我看到了无论家境如何,他们都有蓬勃的精神面貌。今天很多已功成名就的精英知识分子,来自贫寒家庭,他们没有局促不安,没有狭隘偏激,深究原因,恐怕与他们的童年时代,贫富悬殊并未走到今天这样“极致”有关。
  
  过去,所谓的贫富差异,不过是家里多几斛粮食、几斤肉的问题,工农、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子弟所接受的教育,差别不会大到让弱势阶层的孩子完全掉队:你在石灰路上玩沙子,我在田地里玩泥巴,你看书,我也看书……他们之间,资源占有依靠计划经济分配,物质远未有今天的丰盛,自然差距也没有今天这样显著。
  
  而今天,鸿沟在扩大。底层群体的孩子也许整个童年只有一件甚至没有一件玩具,而新富阶层、官僚阶层的孩子是拥有几个iPad的问题。他们之间不仅有物质鸿沟,还有信息鸿沟。
  
  阶层的鸿沟表现在孩子们身上,却源自这一代父母,他们共同站立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轨道上,面对着不可知的变革。
  
  信息灵通的父母们,早已规划好孩子的出国之路、高考之路。无论走哪条道,他们胸有成竹,志在必得。深信主流教育体系的父母们,会在孩子起跑前就通过权力、房产资源谋划好对付应试教育的“独门绝技”,上哪个幼儿园能与官员的孩子们在一起,上哪个小学能升上重点中学,上哪个高中考上名牌大学概率最大,他们在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几乎已经规划好了。而打算与国际接轨的,则早早谋划好双语教育,摒弃应试教育路径,不惜花费重金上民办双语学校,为的是将来直接申请国外的大学。在广州,所谓美式高中,每年学费高达12万元人民币,不出国门就可接受国际化教育,修满学分的毕业生可获得通过认证的美国高中文凭,毕业即具备美国高中学籍,申请美国大学时,将更加便利。
  
  价值观的竞争提前展开
  
  幼儿教育在中国的滞后远不是对公办幼儿园启动改革所能改变的了,还有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阶层的鸿沟,不仅是规划意识和财力物力的落差,还体现为教育理念的差异化。
  
  我就亲眼见到有机会上公办幼儿园的家长不惜路途奔波,到郊区找有特色的民办幼儿园,也亲眼见到住郊区大盘的家长不惜改变生活习惯,到市区租住狭窄逼仄的房子,为了让孩子上公办幼儿园。他们所代表的是有条件选择资源的阶层各自追求有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在他们身上,资源是过剩的。
  
  如上所述,有的家庭注重孩子跟上主流社会的步伐,宁可牺牲环境也要跻身主流阶层,这与体制和权力资源的配置密切相关,有的家庭则接受相对西化的教育理念,他们渴望让孩子接受保护和激发创造力的教育模式,诸如那些主张让孩子们自在“工作”的民办幼儿园,他们反对提前进行知识灌输,反对应试教育幼儿化。把“小升初”当作高考提前战,鼓励孩子自私地对复习资源保密的家庭,主张小学初中快乐学习、培养孩子互助协作精神的家庭,走不走高考之路的价值观差异、社会分化,提前到幼儿园、小学阶段展开了。
  
  在养育模式上,是否将幼儿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一项必修课,以何种时间精力投入孩子0-6岁的教育,也将深切地影响着未来一代人的品格、能力、情感。在有实力投入财力物力及早规划孩子教育之路的家庭中,仍有一条隐形的鸿沟,即是教育理念的冲突和差异。
  
  一个主张亲力亲为陪伴孩子玩耍、讲故事的母亲或父亲,与一个忙于赚钱把孩子塞给高价幼儿园了事的母亲或父亲;一个一家老少看电视的家庭,与一个不看电视有阅读习惯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将会出现怎样的不一样?
  
  不同模式之下,孩子们将会呈现何种精神面貌?建立起何种价值体系?谁将更有创造力?谁更具备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竞争力是否包括价值观塑造?值得长久考察。
  
  我们现在难以预测这些起跑线不同的孩子们,未来的差异会有多大,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比今天的这一代人、两代人呈现更为丰富多元的面貌。
  
  今天,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选择,恐将影响深远,正如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奥巴马的单身母亲带着他去上课时,对小奥巴马会有怎样微妙的影响,今天,也没有人能够预料,宣称不落下孩子的每次家长会的奥巴马怎样地影响着他的女儿们。
  
  能够确认的是,无论是牢牢掌握体制资源,走应试教育路径,上国内名牌大学的,还是放弃与中国教育体制较劲,计划送孩子出国的,这些官僚或新富阶层的孩子,未来不管以何种价值观和面貌出现,他们都将成为人才储备的重要来源。
  
  然而,我们恐怕不能忘记那些在婴幼儿时期就掉队的社会群体,他们难道早早地就要被挤出参与主流社会竞争的行列吗?对中国来说,教育作为改变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正的手段,正在弱化吗?如果不能有效改变目前教育资源被权力和资本垄断的局面,幼儿教育,提前开端还是提前失败?答案恐怕是令人忧虑的。
  
  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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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应对当对结论保持开放性

   舆情应对当对结论保持开放性
  
  彭晓芸
  
  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通过媒体通报:“5•10”巧家爆炸案已成功告破,此前被宣告为犯罪嫌疑人的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而案件主谋另有其人。案发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实策划爆炸案,他们花100元雇用赵登用,让赵登用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
  
  至此,巧家爆炸案真相大白:在爆炸中当场身亡的赵登用仅仅是个“肉弹”。警方通报称,针对巧家县公安局此前通报中表述不严谨、不确切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在5月的新闻通报会上的发言,被媒体归纳为“拿仕途担保赵登用就是嫌犯”。此论一出,公众一片质疑,一些网民和媒体喊杨朝邦“下课”。
  
  不过,也有人为杨朝邦喊冤。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巧家县委副书记王刚看来,当时情况下,确认赵登用是嫌疑人并没有错,“嫌疑人和罪犯是两个概念,那个炸药就是在赵登用身上,也是在赵登用身上爆的,那是毫无疑问的。” 王刚认为,之所以会在表达上引起争议,关键因为杨朝邦并不是一个专业新闻发言人,强项不在于准确的语言表达。
  
  而8月8日,巧家县委宣传部负责爆炸案对外联络的部长陈杰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杨朝邦“拿仕途担保赵登用就是嫌犯”一说,是媒体误读。陈杰对记者表示:“杨朝邦的原话我已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媒体上说的那个意思。”而巧家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称,“发布会现场不允许录音”,无法提供证据。
  
  这听起来有点吊诡,既然媒体可以发布谈话内容,为何现场就不能录音呢?当地政府宁可“被冤枉”,也不愿意将舆情应对工作做得更规范、更透明的行政逻辑,令人大为不解。
  
  客观地说,此案有一定特殊性,谁能想到爆炸案的“实施者”并不是犯罪事实的共谋呢?是否对杨朝邦动辄“喊下课”倒也可商榷,但辩护的理由不应当以“不允许录音”搪塞,更加不是王刚所言的,以杨“不是一个专业新闻发言人”为由开脱。这些说法,暴露了基层政府在政务公开、社会治理方面的落后观念。难道一名公安局长在公开场合的舆情应对能力欠佳就可以理直气壮吗?所谓新闻发言人只是一种职务分工,这并不意味着,更高级别的官员的执政能力可以欠缺公开发言的规范、客观与审慎。
  
  长期以来,官场文化中的八股文风、文山会海,养成了一些领导脱稿就不大会说话的恶习,而封闭式的官僚晋升机制,也使得官员的升迁主要由政绩、对上级的忠诚等因素决定,而少了面对公众的公开演说、游说能力的考察。某些官员应对媒体滔滔不绝、游刃有余,相反却可能被指“作秀”。
  
  只要不是面对公众撒谎、言行不一致,能说会道的官员如果就是所谓“作秀”,那么,我们的公共舆论环境需要这样的“作秀文化”,恰恰应当鼓励更多的官员习惯在公众场合被现场录音、录像。可以说,除了私密空间,合格的官员就应当适应裸露在录音笔、聚光灯下的生活。要当官,首先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技术官僚,然后再谈执政的远大抱负,而合格的技术官僚,言语得体得当就是一项基本功,找借口只能显得不专业。
  
  除了言语的得当,媒体应对能力也是技术官僚基本功之一。媒体往往一哄而上,甚至不乏刻意哗众取宠、断章取义以博眼球,官员若想不惧怕“标题党”,就得学会“自我保护”——没有什么比公开透明的危机公关机制更能保护官员。
  
  从发布会现场“不允许录音”这一条陈规陋习来看,很多基层政府依然把自己视为可以封闭式存在的独立王国,一旦真有什么被误读被歪曲的,也只能“哑巴吃黄连”了。一些官员甚至把媒体当“自己人”,以为请了记者参加不等于请公众参与,企图将信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这是把自己当“官大爷”的傲慢与偏见:没有把媒体视为公众的眼睛、公共生活当中的第四权力。
  
  对于公众来说,人民不相信眼泪,不相信拍胸脯,甚至未必相信媒体,日渐理性的公民更加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可以说,现阶段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是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媒介素养与政府落后的社会治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官员应当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在斩钉截铁的结论面前,保持敬畏和开放性。
  
  《东莞日报》2012年8月13日 见报标题:破除“发布会不准录音”的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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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迎向网络新浪潮:话语竞争与中共的治理调适

  党媒迎向网络新浪潮
  
  -----话语竞争与中共的治理调适
  
  彭晓芸
  
  7月30日,上海媒体《东方早报》刊发了这样一篇报道,标题是“人民日报新来的‘年轻人’”,讲述中共级别最高的党媒人民日报开通新浪微博的台前幕后故事。这个似曾相识的标题,令人想起作家王蒙发表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小说揭露了组织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赞赏了青年人追求真理的精神。人民日报上微博,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打破官僚体制僵化束缚的新举措。
  
  党媒上微博,话语走双轨
  
  在大陆的传媒生态当中,人民日报是头号党报。其头版数十年如一日的意识形态化风格,也成为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同一序列的官话阵地。在过去,人们看人民日报是为了了解高层动态、解读官方信号,少有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在去年此时发表于台媒的文章中将这种变化称之为“党媒政治话语的双轨制”。去年,人民日报旗下颇具国家主义立场的市场化报纸《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上微博,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舆论风暴,连素来被标签为自由派的南方媒体也对胡作了封面人物报道。
  
  在微博大热近三年后,人民日报也姗姗来迟。那是在北京暴雨灾害引发舆论热议的当夜,人民日报可谓连夜开微博。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
  
  这个开博时间比人民日报微博运营小组原计划提前四天,是否为了及时应对北京暴雨舆情已不得而知。根据《东方早报》披露的信息,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动议来自于其国际部一个年轻编辑的报告。这位年轻编辑提出,“不能把微博这个阵地拱手他让,要主动出击”。这个建议最终获得报社高层的首肯,社长张研农在公开场合也曾经这样说,“听过年轻人的调侃,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这个调侃说明,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两个舆论场,如果我们只关注一个而忽略另一个,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会失之偏颇。”
  
  于是,有了人民日报一周来的微博之旅。碰巧的是,这一周来,“微博故事多”。
  
  先是北京暴雨引发了继去年温州动车事故以来,舆论对公共安全的又一次强烈质询。人民日报以纸媒刊发对死亡数字脱敏的评论和微博传播的双向互动,在这场舆论风波中占尽主动、拔得头筹,在同一报道上连连被撤稿的南方周末只有「望洋兴叹」了。
  
  接着是江苏省启东市民众抵制日资造纸企业排污工程的游行抗议事件,人民日报也是频频发力,微博评论加纸质版刊文,对事件保持了全程的密切关注。南方媒体在这两场舆论战里几乎陷于颓势,无招架之力。
  
  管制与市场:变化中的传媒格局
  
  这只是开始。未来,中央级党媒的主动出击将形成与地方性市场化媒体的竞争格局。而过去由自由化标签带来道义资源的南方媒体也将在这场话语竞争当中面临强有力挑战。学者许纪霖对这种舆论上的不平衡评论说:“人民日报敢讲的话,地方检查官就是卡住媒体不让讲,官僚制的特点就是层层加码,将自己的风险降至为零。”
  
  这背后,不仅仅是权力和话语权的竞争,还有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严格来说,不管是机关报还是机关报旗下子刊,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党媒,都要听命于新闻管制。然而,所谓市场化媒体的内涵,在未来却面临演化变迁。
  
  究竟谁更市场化?已经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征订还是报摊销售为划分标准了。2012年4月27日,人民网的上市正在改变着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党媒的属性,人民日报社正是人民网的股东之一。而南方报业集团的上市计划一直未能实现,这个过去满载盛誉的媒体集团,如今还同时面临着报道民粹化的业务质疑。
  
  传媒集团上市背后的权力与资本运作,恐非局外人能揣测,但可以研判的是,媒体间的这种角力,将深刻地改变整个传媒的生态和话语格局。相较于台湾正在警惕的旺旺集团收购媒体导致的资本霸权,大陆的难题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官方鼓励原来属于事业单位编制的传媒产业化,走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新闻管制的手仍然伸得很长,新闻立法之路道阻且长。
  
  “新闻管制”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与官方当前所鼓励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化大方针是不相适应的。201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在创业板市场上市”。接着,2011年10月,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强调了“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支持国有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
  
  如果乐观地估计,当管制之手与各个传媒集团的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将出现传媒行业的集体抗争行动,抵制来自官方的新闻禁令,要求获得进一步的报道自主权。实际上,这样的抗争一直在局部发生,逢天灾人祸触及传媒人“命运共同体“共鸣时,不服从禁令就成为媒体人的一种抗议方式。对新闻禁令的突围,成为了媒体品牌积累道义资源的话语竞争,当然,他们也在承担高风险,这其中,个体往往首先成为体制的替罪羊。一旦集体也在为管制造成的灰色地带付出代价时,那么,传媒生态则可能产生质的变革,尤其是在网络媒体的冲击之下。
  
  温和与激进的话语竞争
  
  传媒业的话语竞争和资本角力,与中共威权体制的韧性调适密切相关。新闻传播学者展江曾经这样形容新闻管制——“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也即是说,执政党的管制方式有一定的弹性空间,所谓“韧性”,指的就是这种收缩与调适的体制自我更新能力。
  
  然而,无论多大的弹性空间,作为一种不稳固的政体类型,它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普遍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困顿。
  
  今年以来,境外媒体普遍关注中共的十八大权力交接,对于大陆有限的互联网舆论广场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政治禁忌。网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们还在为诸如北京暴雨、江苏启东这样的地方个案的信息透明而挣扎着。新浪微博上,隐在后台的“小秘书们”总是在删帖和去删帖的路上,网民和知识分子们则为“壮烈牺牲”的帖子和账号们奔走相告,所谓“转世党”也就成为了新闻管制下专有名词。
  
  天花板之下,关于社会转型可行路径的话语竞争也显得格外突出,丝毫不亚于传媒之间的角力。所谓改良与革命、左中右的分歧既在抽象的观念之争中呈现,也时时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当中激化。
  
  在这一背景之下,每每发生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激进的革命论者总是将此类抗争想象成为“革命”,进而为民众的暴力行为欢呼雀跃,为市长被扒下衣服而宣泄“报复体制”的快意。而主张渐进变革的温和派此时倘若对民众暴力提出异议,则很快被斥为为党说话的“大五毛”。
  
  中国能否避免走回一条民粹化的激进之路,可以说是改革与反抗的时间赛跑。利益驱动型的社会抗议如果处理不当,将鼓励激进反抗力量与民间维权的结盟,取消主张专业化处理社会抗议的中间力量的空间。
  
   社会冲突频发,抑制还是调适?
  
  遗憾的是,政府常常在局部骚乱面前显得进退失据,往往凭长官意志作出缺乏程序正义的妥协。由于对民间聚众抗议方式的不适应,在最近几个案例中,政府往往很快满足抗争者的诉求,单方面承诺项目“永久停建”,然而,这种非例行化、非制度化的处置方式,掩饰的是体制的虚弱,满足的是维稳的需要,却不可持续。四川什邡事件涉及的是投资上百亿的项目,说停就停,而江苏则是日资企业的一项污水排海工程,即便放弃该项目,企业仍在生产和排污入江。
  
  由于项目上马在程序上按理应有环评等可行性报告,当政府由于民众的集体抗议而未走程序便告退时,也在将此前的论证环节和政府决策视若儿戏。事件的处置模式虽然以民众的胜利阶段性平息,却是以损耗政府公信力和投资者信心、利益为代价的。
  
  长远来说,这一类型的冲突涉及的是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困境。以绩效合法性为核心价值的执政党,对此作出合理调适恐怕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今年以来经济增长放缓,这对威权体制是一种致命的挑战。
  
  台湾学者李丁赞等人在总结台湾社会的环境抗争时,将80年代迄今的环境运动分为“肢体冲突”、“游行示威”、“专业游说”三个阶段,在此过程中,暴力冲突日渐消退,伴随着的是威权体制的逐渐崩解以及社会力的驯化。如果以此对照大陆当前的情状,可以说大陆的内陆省份多还处于“肢体冲突”和“游行示威”两个阶段的交错地带,即既有游行抗议,也伴有局部骚乱。而在广州等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情况稍好,介于“游行示威”到“专业游说”区间过渡。
  
  与台湾社会极大不同的是,大陆社会力在过去数十年持续受到钳制,因此,社会转型进程中,将会有相当成分的极化现象伴生。即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和维权群众相信暴力的力量,因而,在如何解读民间维权的策略这个问题上恐难达成共识,在有无改革空间问题上也渐行渐远。
  
  那么,未来究竟是社会溃败、经济滑坡还是能够逐渐向“软威权”乃至民主政体过渡,则要看中共是以收缩还是调适应对社会反抗。简言之,如果执政党延续零和地看待向民间组织赋权的观念和做法,则未来的社会冲突将会以利益驱动型继续激化,反之,经济增长的危机或可视为社会成长的契机。
  
  
  
  《新新闻》1326期 2012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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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野心勃勃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彭晓芸
  
  当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时,舆论一片赞美,她是任这一要职的第一位女性。两年后,她辞掉这一职务,回到了大学。这一次,她听到了不少刺耳的质疑,不少女性抱怨她失去了很好的机会,有的对她表示失望,她们认为,即便保持华盛顿的工作,也可以兼顾家庭,斯劳特的放弃让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这是女权主义的挫败。
  
  “野心勃勃”不是一个坏词,至少在讲究性别公正“政治正确”的美国媒体语境里,这词是女权主义的宠儿,它彰显女权主义的价值诉求,那就是:大声宣告你的企图心吧,女人,需要获得社会地位和拥有公正的上升空间。
  
  正是这样的语境,斯劳特的隐退——尽管她还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教授,但相比之前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她还是遭受了不少关于她已经没有“野心”的责难。
  
  终于,斯劳特决定主动迎接这场争议。今年七月刊的《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她的长篇文章“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讲述了一位身居要职的女性如何难以兼顾家庭的现实困顿。她所要抨击的是,长久以来,女权主义的乐观似乎倾向于鼓励女人去战斗,却忽视了这些难以平衡的问题,这种盲目乐观有可能掩盖了仍然严峻的女性职业环境。
  
  敏锐的美国媒体善于制造话题,他们注意到,来自另一位杰出女性的声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她就是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在过去几年中,桑德伯格一直鼓吹女性为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她通过撰写文章和演讲,呼唤女性勇敢地接受工作机会。
  
  争论蔓延到了中国,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门户网站在节选编译该文时,把标题拟为“女人无法拥有一切”,一个强烈的诘问句式变成了苍白的事实判断,可以想象,多数讨论偏离了斯劳特的本意。斯劳特并不认为女人想要内外兼顾是痴心妄想,不值得追求,而是非常切实地分析了工作性质对一位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诸如,她提到回归大学教授的生活,虽然依然忙碌,但能够自主掌控的时间多了,而政府官员的工作性质则不允许她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她需要每周奔波于工作地和家庭之间,这让她的家庭时间一再被挤压。
  
  在精神内核上,斯劳特与桑德伯格的观点并没有强烈的冲突,相当一致的表现是:她们从来不掩饰自己在事业上的野心勃勃,当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女性精英人物时,她们非常擅于运用这种影响力来为女性的处境说话,尽管角度可能不同。这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中国的精英女性到哪里去了?“野心勃勃”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否被视为一种负面价值而抑制着?
  
  翻开中国的媒体,时常可以看到的是“嫁人成功学”的张扬。从名人邓文迪、伏明霞等被严肃媒体誉为“最成功的女人”、“最幸福的女人”,仅仅由于她们嫁了一位“著名的先生”,到一名普通在校大学生的婚恋故事,也被媒体以“真爱”颂扬。同样是大众文化场域,中国语境里的女性,依然作为对象化的他者存在,她们的核心价值,总是不离开“嫁人”路径的经营。
  
  在话语和价值上,值得仔细辨析的是,虽然斯劳特和桑德伯格也很重视婚姻和家庭,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她们,对母职并未否认和排斥,不同的是,当她们讲述家庭时,她们是作为主体出现的,而不是任何依附关系的附属品。她们之所以被媒体关注,是由于她们本身如此出色------与她们嫁给怎样的人毫无关系。这就是大众媒体语境下,中西方女性出场机制的最大差异。
  
  也许有人要否定这种微妙的差异,并说,中国的男女平等早就走得很远了。这恐怕是所谓“铁娘子”、“妇女能顶半边天”等革命话语造成的“美丽的误会”。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性别平权运动,并未消弭文化观念上持续而深邃的性别歧见,前者显得轰轰烈烈且可见,后者则幽暗漫长地潜流着。
  
  如果不是生于30年代的资中筠也富有洞察力地看到这一点,成长于消费主义时代的我,怕是没有勇气作出这一判断,“潜流”会窒息我的声音。
  
  资中筠在访谈中这样讲:“(现在)不光是要回归家庭,女性要变成一个以色取人的对象,全是这种,所有的广告,包括连药物的广告……现在这种宣扬是大踏步的倒退。女的学历越高越找不着对象,这个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倒退。”
  
  资中筠讲到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困境,它与政治运动过盛而社会运动跛足的历史欠账相关。即便是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社会,在女权运动勃兴的台湾,性别歧见和价值扭曲的程度则要轻得多。台湾涌现了大批参与政治的女性政治家,野心勃勃的女性政治家并未被这个华人文化所排斥。这是因为,充分发育的女权运动,总是会在儒家妇德观念作祟的时候,站出来据理力争,施加社会抗议。这慢慢培育了一种小心翼翼的社会舆论,当公共舆论将女性物化的时候,遭致的抗议足以使得这些声音自惭形秽。
  
  斯劳特和桑德伯格提出的议题走得更远,她们试图追问的是,迄今为止,还有什么因素阻挡女性“拥有一切”?企图“拥有一切”被作为一项正面价值大张旗鼓地宣扬出来,她们并未招致社会舆论的反弹,与此相反,当斯劳特谨小慎微地提出女性面临难以兼顾的困境时,人们抱怨的是,你的野心勃勃到哪里去了?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却处于一个尴尬的“宠物”时代。当下的中国大众文化,正在被“剩女”等议题占满了性别议程的空间,“嫁人哲学”取代了“性别公正”议题的真正拓进。当女大学生们追捧着媒体塑造的“大学生妈妈”,诉说她们的大学生活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成为那个“她”——嫁了年长18岁的先生并生育了孩子的她,当女大学生们津津乐道于“嫁人要趁早”的嫁人经济学盘算时,当代中国性别问题的议程设置正在被消费主义和复苏的男权文化合谋着重构。
  
  也许,讨论只有当某一天,中国的公共舆论开始热望野心勃勃的女性占据领导地位时,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的性别公正又迈进了一步。
  
  
  
  《赢未来》2012年8月刊 卷首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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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东事件:公共决策危机的制度化求解

  公共决策危机的制度化求解
  
  彭晓芸
  
  上个月的四川省什邡市民众抵制钼铜项目群体事件刚刚平息,本月,江苏省启东市又发生了抵制一家日资造纸企业排海工程项目的群众运动。
  
  这两桩事件颇有共性,都属于邻避型环境抗争运动,民众诉求明确,旨在抵制对居住地生态环境有潜在风险的工业项目;两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肢体冲突,什邡警方使用了非致命武器驱散人群,启东警方发生殴打日本记者等暴力执法行为;民众方面,什邡民众冲击市政府,伴有打砸等暴力行为,启东民众则攻进了市政府,日本记者拍下了抗议群众砸市政府领导人办公室的情景,还有民众扒下市长衬衫。可以说,两地的环境抗争运动,都存在局部失控的情况,示威抗议与骚乱并存。
  
  在发生了群体冲突之后,两地政府的处理手段极为相似,都在最短时间内作出了收回项目上马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两地政府的公告中都作出“永久停建”的承诺,可谓是为了给民众吃上定心丸而用语决绝,唯恐民众再有集体行动,“一切为了维稳”。
  
  从去年8月大连民众抵制PX项目而上街抗议,市长在民众示威现场当即宣布项目停建,到今年的这一系列环境抗争运动,越来越显示出“猫和老鼠”游戏式的随意性,除了达到“不要在我家后院”的邻避(Not In My Back Yard,简称NIMBY)目标,在大型项目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方面,少有进步。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邻避症候群将会越来越显著。
  
  涉及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矛盾的此类大型项目的公共决策,将持续面临来自民意的质询,多方信息显示,一事一闹、一事一议的处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化解冲突。所谓“永久”Say No 的妥协除了表示官方“维稳”的决心,与程序正义的制度建设几乎背道而驰,反将项目上马前的环评、引资承诺等置若儿戏,对政府公信力的损耗是难以修补的,还将影响投资方的利益和信心,长远来说,不利于社会诚信的建设。
  
  那么,如何应对高发的邻避运动?恐怕既不是民间鼓噪的泛政治化能够推进,也不是官方零和地看待权力博弈的治理观念所能化解的。
  
  民间社会需要将此类集体行动还原为环境抗争运动,祛除寄托其间不切实际的泛政治化想象,让抗争者自己表达诉求;而对官方来说,则需要改变过于敏感地消极反对向民间组织赋权的陈旧观念,应在决策前就开放民意沟通渠道,以制度化的方式获得公民授权,建立代议机制。
  
  就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环境抗争运动而言,不同地区公民社会发育程度不同,因而在抗争形式上呈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什邡与启东模式介于“肢体冲突”和“游行示威”阶段,而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则从“游行示威”向“专业游说”阶段过渡中。正是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运动并没有止步于邻避效应,而是发展出一套民意沟通机制,诸如建立维权领袖、专家参与市长主持的相关工作会议的协调制度,共同向公众展示决策过程等等。
  
  代议民主式的公共决策,就不再可能出现地方政府一把手拍脑袋的决策模式,从效率上来说,甚至可能是降低了。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就历时经年,备选地址增至五个,而并非“永久Say No”。在漫长的论证过程中,公民逐渐意识到,“我制造了垃圾,不可能拒绝垃圾的处理”,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它们而不是逃避它们。如果一定要有一部分公民替他人承担风险,那么,一种可靠的办法是引入生态补偿机制,即对可能产生的威胁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
  
  让政府的一把手或是抗议者来决定一个项目都可能是不科学的。一般性的公民环境抗争,其动力源头往往是“身体的感受性”,这基于强烈的身体或心理焦虑,带有主观性,随着社会运动的深入发展,这种主观性亦逐渐让位于专家型的专业参与。也就是说,重大项目的公共决策日益制度化以后,全能政府将退出,进而建立官民协同治理的新模式,实际上,也是社会风险的均摊,政府不再为公共决策承担全部责任。
  
  未来的趋势是,全球化也在为风险社会的协同治理提供新的可能性,诸如论证某个项目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类长远的福祉,全球的科学家们正在合作发展新的评估标准。联合国启动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便是这样的国际合作项目,它在努力为各种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注重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更长远的规划和制约,显得像是一种愿景。
  
  《环球时报》英文版2012年7月30日,此为中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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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公民自救与社会治理的调适
  ----以北京暴雨舆情为例
  
  彭晓芸
  
  直到7月26日晚间,新浪微博以“头条新闻”的官方账号放出了央视逐一念出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的视频,这场持续一周的舆情才算有所降温。而在前一天晚上,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纷纷抱怨微博“发不动”了,看起来,似乎是网站方面为了应对持续高烧不退的舆情而采取的临时限制措施,但“人工降温”的限制手段,显然不如第二天的信息公开这一应对方式来得有效。
  
  人民日报“漂亮的舆论战”
  
  7月27日上午,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早早地发布了北京暴雨遇难者名单,配图是人民日报的见报版面。人民网舆情频道主编祝华新(ID为“@摘星手010”)发表微博评论说:“ 66位京城暴雨死难者,姓名和身份,登上人民日报,中央机关报创刊64年来头一遭。”
  
  的确,从公众对汶川地震死亡名单的拷问,到去年动车事故舆情的持续发酵,天灾人祸的死亡名单应当列入信息公开范畴予以公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舆论对“7•21”特大自然灾害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承诺的“适时公布”字眼表达了极大的不满,新闻发布会上,死亡人数未被提问也成为微博上的焦点议题,持续数日。
  
  打破僵局的是人民日报。7月22日凌晨4时58分, 人民日报开通了微博,发布了它的第一则微博:“北京暴雨,整夜无眠。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与大家共同守望。为每一位尚未平安到家的人祈福,向每一位仍然奋战在救援一线的人致敬!北京,加油!”这算是中央媒体正式关切北京暴雨的转折点。短短一周时间,人民日报这个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百多则微博,话语风格亲近网民,少官话套话,在第一时间获得关注和赞誉。
  
  而在死亡名单问题上有所推动的,或许是人民日报 7月26日 刊发的评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该文提出:“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这篇文章可以说为公布遇难者名单进行了舆论上的脱敏,这算是一种内部博弈,官方媒体与代表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官僚惯习之间的一场较量与妥协。
  
  
  地方机关滞后的舆情应对
  
  然而,人民日报打的一场漂亮的舆论战并不能掩盖事件暴露的社会治理滞后的问题。
  
  北京市民政局的微博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7月24日,北京市民政局的官方微博公布了“7•21”北京暴雨捐赠方式和联系电话,这遭到了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抵制,网民们纷纷对这条微博进行嘲讽,发表他们的抵制宣言,个别情绪激愤的还伪造了北京市民政局这一官方账号的言论,将这场网络抵制运动推向了难以调和的对峙局面。
  
  当另一批网民自发对伪造北京市民政局“过激言论”进行揭发之后,包括笑蜀在内的一批意见领袖纷纷对转发过那则伪造言论进行道歉。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平息舆论的纷争,大概是照顾民政局这样的官方机构的“网络适应不良”症状,新浪对北京市民政局引发舆论攻击的那则微博进行了特别保护措施,诸如所有的评论不可见,达八万多的转发也不像普通微博那样可查看,可以说,在新浪站方的配合下,北京市民政局以“鸵鸟政策”应对民众关于捐款的质疑。
  
  事实上,北京市民政局可以不必如此畏惧舆论,它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网民们抵制的,却是长期以来政府公信力的缺失,这并非专门针对民政局的政务。但民政局在微博上的表现生硬而缺乏现代行政意识,逃避网民质疑更是丧失了危机公关的机会,将政府机构滞后的社会治理观念暴露无遗。
  
  
  公民自救与政府决策的赛跑
  
  在社会治理方面滞后的,显然不止北京市民政局。回顾21日当天晚上的微博舆情,可以看到,公民自发的自救行动释放了不可低估的社会能量,个体行动快捷、高效的特点在这场救济当中表现明显。一批私家车纷纷出动,前往机场充当接人的志愿者,而很多私人老板也开放场地,提供休憩场所。公民个体之间的互助看起来显得简便易行,只要个人发挥自由意志便可行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决策的严重滞后,层层报告、再三请示的官僚制度,在应对这样的突发危机时,显得迂腐陈旧,这也是遭致舆论批评的主要原因。“粉丝大户”薛蛮子就发出关于开放公共场所供受困民众休憩是国际惯例的微博,赢得广泛共鸣。
  
  民间舆论普遍赞美公民的自组织和自救能力,将这种互助精神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正能量”。不过,一旦媒体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这一点上而忽视了对政府的问责时,公众很快醒悟过来,一位旅美专栏作者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转发九千多次:
  
  @顾猷:纽约市前年暴风雪,整个城市瘫痪。纽约市府立马遭到暴风雪一样的批评,批评来自社会各界,救灾不妨碍批评,边救灾,边批评。雪灾过后,一个接一个的调查组,一个接一个听证会,都旨在弄清政府有没有失职,哪里失职。没有宣扬所谓“正能量”。在眼里不揉沙子的纽约人看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
  这条微博中的那句“盯住政府,就是最大的正能量”广为流传,知名传媒人士如曹景行、钱钢等纷纷转发以示赞同。舆论再一次聚焦对政府的拷问,关于城市规划、关于预警制度、应急预案等被广泛讨论。
  
  这一类讨论,在官方宣传口径当中,叫做“反思”。然而,新闻媒体却接到了不得反思要正面报道的指令。不过,并非所有的媒体都遵循指令,《新京报》和《三联生活周刊》等纷纷突围,推出了厚重的特刊,其中有追忆逝者,也有拷问城市治理的制度之困。抱怨的媒体是“两南”,7月25日的夜里,《南方都市报》和《南方周末》的采编人员在微博上透露,两张报纸有多个版面被撤下,这让一线的采编感到沮丧。
  
   7月27日的中午,千龙网发布了北京市市委书记郭金龙等官员哀悼遇难者的新闻,这一天,是“7·21”北京暴雨的第7天,也就是民俗当中的“头七”。而人民日报也在持续发力,刊登快评《当那些沉重的名字一一念出》,文章写道:“我们还不习惯把那些遇难者的名单公布出来,那些在矿难中、火灾中、地震中、车祸中逝去的生命,还只能是数字。但汶川地震后,我们的国旗已经为遇难者而降;那么,北京‘7·21’灾害的这份遇难者详细名单,能否也开启一个示范,让‘公布遇难者名单’从此成为‘以人为本’的实践典范,更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与义务。”
  
  看起来,官方似乎已下定决心,今后要使公布遇难者名单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规定。这显然是政府在舆情应对方面的重大进步。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持续很长的时段以来,政府公信力被消耗得岌岌可危,信任的重建并不容易,这需要在信息公开和应对风险社会的公共治理方面进一步制度化,克服决策层面的摇摆犹疑和滞后被动。
  
  27日午后的微博舆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人们开始在讨论娱乐节目该不该请遇难者家属的问题了,这显然不是一个“攻击”体制的话题。
  
  不过,还是可以看到灾难之后的些许苍凉感慨,一位北方媒体的副总编辑在微博上这样诉说职业的困境:“北京暴雨,据说按照最新的宣传精神,可以‘反思’了。职业生涯多年,见到多个宣传禁令,常有这样的表述‘不准反思’。反思不反思,这个自主权,从来不在媒体自己手中。恩赐的反思,必然有界限。上级媒体对下级地方的舆论监督,必然不长久。扭曲的媒体环境,往小说,毁掉了媒体人的职业之路;往大说…… ”
  
  如是喟叹,透露的是对公共舆论环境人治色彩的不安。或许,从去年的“7·23”到今年的“7·21”,官方应当看到一条清晰的舆情变迁之路,那就是:“越透明越主动,越压制则越被动。”可以研判的一点是,当信息越公开透明时,舆论的偏向反而能够自发生出理性的声音,充分的讨论往往唤起个体的责任意识,在微博受到较少限制的那些时段里,倒是出现不少反思公民安全意识的讨论,也即是,开放的舆论和决策机制,有利于公民成长出分担社会风险的个体责任,反之则导致公民拒绝承担个体责任,而将社会风险全盘推给政府。
  
  然而,应当透明到什么程度?决策的公共参与该如何开放?在当前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官方能否善于化解治理危机,应作出何种调适,需要政府部门以专业姿态,从历次危机当中汲取经验教训。
  
  《舆情参考》201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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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公开须让“自清”者不吃亏

  财产公开须让“自清”者不吃亏
  
  彭晓芸
  
  
  有迹象显示,由于官员腐败的暴露越来越损耗政府的公信力,一场低调的“自清运动”正在执政党内部进行。据7月2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已有16个市、县进行了官员财产公开的探索和试验。不过,相比2009年第一个“吃螃蟹”的新疆阿勒泰市财产公示创举的沸沸扬扬,这一轮试验在悄然进行:在公示范围和公示对象方面有所收窄,多数试点地方只对拟提拔干部的家庭财产在内部进行公示。
  
  据报道,在16个试点地中,新疆阿勒泰、湖南浏阳市、湘乡市、湖北荆门市掇刀区、宁夏青铜峡市5地选择了在大众媒体进行公示。江西黎川县则在政府大楼的公告栏公示,公众可以观看。其他10个地区都选择了只在单位内部或者局域网公示,公众无法看到,而且这成为了一个趋势——据记者统计,从2010年起,几乎所有试点官员财产申报的市县都选择了只在内部公示,浙江象山县的试点公开范围更小,只在本单位干部大会上公示。
  
  实际上,其中最早试点的新疆阿勒泰市,早在时任该市纪委书记的吴伟平去世后,这项“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的试验就已“人亡政息”了。新近破冰的江苏淮安则显得小心翼翼,舆论也日渐持观望态度。2012年7月10日,中共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发布《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 淮安市纪委在接受的少量媒体采访中表示,希望以地方增量改革的方式稳妥探索官员财产公示难题。
  
  由试点地方的特征可以看到,目前进行探索的,多是一些边缘的基层乡镇市。看起来,财产公示试点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由边缘至中心”的路径。这样的“小步走”,或可视为避免引起大的政治震荡的一种“保守疗法”:拿小地方开刀,激励小地方官员主动探索,可避免中心城市或更高级别官员涉入引发的舆论关注一发不可收拾。
  
  在评价国务院发布的官员财产报告相关规定内容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直言不讳地承认,相对于更早前版本,最新的2010年版本在某些条款的规定上“是退步了,这是高层没有形成共识的信号。”一直致力于推动财产公示立法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则表示:“没有中央层面统一立法出台的话,任何地方来做这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都很低。”
  
  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看起来是有分歧的。但对于体制的局部来说,收缩与调适的自发变革不因分歧而停滞,这就是当前财产公示制度缓慢前行的重要动力。
  
   在一个庞大的体制当中,总有人看到“吃螃蟹”的诱惑并愿意践行之,舆论所要观察和分析的,是如何让这些吃螃蟹的先行者不成为“吃亏的老实人”?正如解析“官员财产公开缘何转低调”时,中国人民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毛昭辉所说的,由于部分地方试点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很容易引发上一级政府的顾虑和不满。这话值得玩味,也是舆论应关注和警惕的地方。不怕下属不满,反而怕上级不满----用官场逻辑来说,就是“枪打出头鸟,不能抢了上级的风头”。因此,呵护这些改革者,进而看到局部发生的探索,实际上恰恰是一场符合执政党整体利益的“自清运动”,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何保护改革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缺乏官员选拔机制的配套制度,改革的实践者往往由于“做得越多、目标越大”而在官场的升迁竞争当中处于不利地位,逆淘汰时有发生。化解改革者的制度创新风险,的确需要更高层级官员达成共识,力促遴选机制方面为先行者解决后顾之忧,允许试验乃至试错,改变视官员低调为政务美德的滞后观念。
  
   在一个新媒介已成为民意表达主流传播方式的时代,善于推销自己的执政理念并不是“作秀”或“出风头”,反而是官员亟需习得的执政能力。
  
   当一位官员桌上的一包天价烟、一盒方便面都可能引发舆论发酵时,官员群体应当意识到,加强自己的媒介素养,秀出个人风采而不是暴露缺陷就并非可有可无的小事了。以此类推,官员财产也迟早成为公众关注和搜集的信息,被动暴露不如主动披露,任何不正当财产收入,都会成为官场上的定时炸弹,所谓财产公示,某种程度上也是官员升迁道路上的“排雷”自清行动,更是增进道义资源之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
  
  《东莞日报》2012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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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中坚力量才是社会“镇定剂”

   夯实中坚力量才是社会“镇定剂”
  
  彭晓芸
  
  这是一位粉丝数量达8万5千多,认证资料为“南方都市报记者”的实名用户发的一条微博:
  @李XX: 今天本来很累,连眨眼都觉得费劲,打开微博一看,吴法天挨揍了,我立马来劲了,跟吃了大力丸一样,一跃而起,得找个地方庆祝庆祝! (7月6日 20:44)
  
  这指的是7月6日中午,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口发生的一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真名吴丹红)遭到四川电视台驻京记者周燕一行人的殴打,吴被打倒几次,没有还手。
  
  事情缘起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争论,吴法天对项目是否有严重污染表示存疑,发起讨论,希望方舟子回应。而记者周燕则对他这番言论表示反感,多次挑衅要打吴法天,两人争执不下,约定到朝阳公园“较量”、“普法”。此后,这场见面被微博舆论广泛称为“约架”,对动手打人者的辩护也源自于此,包括一些法学教授、吴法天的同事萧瀚也言之凿凿,将打人视为合法的契约,认为周燕可以打吴法天。
  
  其实,吴法天在出发前就发出过这样的微博:“是文斗不是武斗”、“保证理性辩论,保证不与女人动手。几个争议话题都可以谈,网友可围观摄像”。依这番言论及视频所见,吴法天的确是想去“论战”而不是“打架”,无论这一场论战有无“表演性”和“炒作”成分在内。
  
  但当天的现场围观者,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是冲着“普法”而来的,而是冲着揍他一顿的发泄目的而来。所谓“约架”主体也不再仅仅是网上争执的吴法天与周燕,而是来了诸多旁观者,他们趁其不备推搡、殴打了吴法天多次。
  
  周燕本人也在事后发微博称:“鸡蛋两枚上脸,后背三腿,裆下三脚。” 对打人行为直言不讳,还有几分邀功的得意。随后,周燕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这时微博上开始沸腾了,一批媒体人和律师、学者开始高调为女士鸣不平,把议题转为了性别压迫。其中不乏闾丘露薇、叶匡政等知名媒体人、作家。
  
  而用户名为“韩寒”的账号更是发出这样一条鼓动打人的微博:
  “一个男的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侮辱一个女人,同意约架并欣然前往,这男的就欠抽,尤其今天还是世界接吻日,所以更欠抽。别扯什么公知,民主,法制,文革,也别反咬他人,谎说自己被围殴。满地打滚是碰瓷犯的特征。就两个字,欠抽。这事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是蒋经国,也得抽。”
  
  由于深陷代笔门,“作家”韩寒的博客文章或长微博多被怀疑有代笔,而这条罕见的短微博,网民们则倾向于是韩寒本人所发。其内容所鼓噪的暴力和逻辑上的无厘头,引发了争议。一些网友质问韩寒,以韩寒的公开言论,他也多有侮辱女人,该如何处置?在质问浪潮中,用户“韩寒”的这条微博“消失”了。
  
  这是继“方韩大战”以来,微博上再一次意见分裂。支持打人者认为,吴法天一贯的言论有为政府辩护的嫌疑,俗称“五毛”,认为“五毛”就该打;反对者认为,无论吴法天的言论代表何种政治倾向,都不构成打人的理由。
  
  本来是一个不可辩的价值底线,但在此刻的微博上甚至在现实中,公众已经丧失了对“非暴力、不可行私刑”的文明共识。当“该不该打”被博联社官方微博以及一些网民作为议题选项发起投票时,这一针对个体权益的简单共识也宣告破裂了。
  
  南京大学德语系教师常晅在微博上这样说:“吴法天事件让我这个中间派彻底认清了那些所谓民主公知的人士不过是另一种形式,某种意义上讲更高级的五毛党。他们用自己现实的言行诠释着他们所追求和倡导的那种在他们口里叫民主和人权的东西究竟是个神马东西!”
  
  在官方看起来,这似乎是反抗力量的一次挫败,但这并不能消解社会正在聚集的普遍焦虑和政治紧张。一旦对个体施暴的行为获得鼓励,在体制框架内难以谋求的目标,将会被公民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原始正义快感予以宣泄,而施暴目标是不既定的,今天可能是吴法天,明天可能是李法天,今天可能是高校学者,明天可能是官员,今天可能是由于意见不合,明天可能是由于一次更小的分歧。
  
  所谓“反抗力量”的挫败,并不能减缓维稳体制内在的动力枯竭的危机,而恰恰正在加剧着社会情绪的极化。正如文章开头那位南都记者的微博所表现的,暴力犹如大力丸,使得潜在的社会不满得以发泄。然而,这些粉丝数万的“社会精英”却在传染一种戾气,在群体性事件和局部骚乱日益频发的今天,这股戾气恐怕还在持续蔓延。
  
  极化现象源自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也源自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之盛行。“敌我矛盾”“阶级斗争”这些古老词汇也许退场了,但是这种思维在维稳体制当中,却一直得以强化,并未被先进的制度所消弭。因此,体制被切割为“忠诚的”和“非忠诚的”,体制外被切割为“主流的”和“边缘的”,这种切割方式往往以社会身份、地位、官僚等级等等为评判指标,却忽视了一个社会有序发展所需要的的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某种程度上,抑制“非忠诚的”或“边缘的”的社会群体,只会使得这些力量在非主流价值观上走得更远-----诸如主张暴力反抗,并且从这种主张当中获得他们边缘式生存的道义资源,这就形成了越“抑制”却越是“放任”的恶性循环:官方抑制了他们的自由空间的同时,等于放任了社会戾气的放大、蔓延。如果使得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在相当的自由度之下公平竞争,那么,极端的反抗力量是无法获得现在所保有的道义资源和社会支持度的,通俗地说,就是越打压越反弹,越打压越暴戾。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应当让这种暴戾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的。在这个维度上,培育社会中坚力量,鼓励理性声音,对于社会稳定、塑造主流价值观大有裨益。而这需要执政党调整遏制社会抗议的部署,将强制手段改变为柔性手段,给予民间社会更大的空间。
  
  可以预见,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未来将出现话语和路径的竞争,官方不应当在这种竞争中扮演助长极端情绪的角色,而任一种打压式的社会管理行为,均有可能被各自的阵营转化为道义上的优势,这时候,刚性管理将不如柔性管理,直接管理不如间接管理,借助社会中坚力量来调节和平衡社会矛盾,比粗暴地压制某一方要来得有效得多。当然,前提是,社会中坚力量的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积累。
  
  《舆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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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化媒体和党媒的评议

  关于市场化媒体和党媒的评议
  
  关于概念,这里解释一下,所谓党媒,狭义指机关报,人民日报到南方日报、广州日报,都是党媒,这里的狭义党媒相对于市场化媒体,各类子刊,属于非机关报,走都市报、市场化路径的,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属于市场报。但是,如果讲广义党媒,则是说党管媒体,那么,所有公开发行的本土媒体,都是党媒。这个则相对于外媒,外媒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实际上也有受到管理。
  
  而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则是诸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与南方周末,南方日报的区别。这些概念还是厘清一下为好。下列表述可能有混用,就不一一改了。我所指的,有竞争力的媒体,指中央媒体的能量不可小觑,央视、新华社,都拥有地方媒体难以比拟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
  
  以下为微博合辑:
  
  据说南周八个版的北京暴雨 报道被撤。看起来,这是逼纸媒要么破产要么造反了。纸媒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了,如此折腾一番,肯定玩不起。但是,现在纸媒的管理者,不是媒体人,他们是官僚,官僚的眼里,没有新闻也没有读者。只有,上面。
  
  如果限制媒体的报道,则让受众更加倾向于相信互联网碎片化的信息乃至谣言。假如连同互联网也予以管制,控制微博平台的“自媒体”发言,崛起中的社会力依然会谋求新的出口。而这,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治理智慧,也考验着民众追求新闻自由、渴望真相的决心和抗争韧性。
  
  今天我会实地考察一下,去报摊同时买南周和三联,看看哪个能出报道。南周被撤稿的消息来源是该报员工。总有一天,最直接最核心的利益竞争,会导致纸媒纷纷抗命,这就是新闻管制与现时传媒生态格格不入的地方,计划经济管制方式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协调导致的冲突。至于追求新闻自由,另当别论。
  
  一线采编是写字的人,他们的价值是自己的作品,而管理者却是官僚------官僚的利益是升迁和保住现有位置,这种组织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员工和领导的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往往是不一致的。一致的极为罕见。
  
  回复@守拙道人:无论什么媒体,无论立场是什么,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业务要批评(来自民间),但是,新闻自由,是任何一个媒体都有权利追求的。无论它是环球时报还是南方周末。//@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守拙道人:挺有意思,左中右都在转评,共识大于分歧。(指我关于南方周末被撤版的那条微博,该微博被转发9334次之后,被隐藏了。)
  
  对媒体的制约应当由公民团体来监督评估,由学界、读者的媒介批判运动来平衡,而不是公权力扼杀,一码归一码。南周的确被撤版,连社评印好也撤下重印,这当然要抗议。官僚的手,伸得太长了。
  
  我早说过,党媒出现了双轨话语,这是一种不得以的调适,就跟韧性威权具备的调适能力那样。但是,还不够,远远不够,新闻当立法。//@张志安: @人民日报开设官方微博,从此以后将逐渐出现两个版本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纸质版+人民日报微博版。后者因跟人民更靠近,所以必须更多说人话,而非官话或套话
  
  人民日报开微博,亲自(这个词用得怪异,见谅)对北京暴雨进行舆情通告,这是官媒抢占话语权,重新树立党媒威信的举措,当然值得欢迎,但也要看到,新闻管制依然存在,这就令人忧虑恐将出现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为何人民日报可发的内容,其他媒体未必能发(即便微博发)?权威性不是通过压制树立的。
  
  实际上,一个相对健康的舆论环境,的确需要主流媒体以及它们拥有的权威性,这样社会舆论才不会极化分布,民粹的舆论才不至于成为主流,因此,我是乐于见到党媒出来和市场化(只是相对而言,其实都是党媒)媒体竞争的,但前提就是,大家应当获得公平的入场券,拥有报道权,包括异地监督。
  
  如果真的放开自由竞争,地方媒体在重大事务上的报道,是可能竞争不过党媒的,诸如人民日报和央视,如果它们发力,其所拥有的资源和各种便利条件,地方媒体不是他们的对手,可以设想,经过一轮轮自由竞争,市场洗礼,地方媒体最终反而会自主选择【社区报】化,但你不给竞争,它们就被扼住喉咙,不服气。
  
   在民主化进程中,党媒是最有可能蜕变成为公共媒体的,不要小看了党媒的能量和积累,一旦它们剥除党式话语,迎合民意,那么,党媒有它的权威性,这点地方媒体难以抗衡,当然,民主转型以后,它肯定不叫党媒了。目前地方媒体已趋于民粹化,这就是压制的后果。
  
  这是一个先动政体还是先开放舆论的问题。这种后极权或曰新威权,不容许党外媒体的存在,但这种不容许,慢慢变成形存实亡,有了互联网,党外自媒体、党外舆论早就存在了,这种传播机制之下,还要苦苦守着几个纸媒宣称自己拥有宣传机器,最大损害不是受众,而是那些需要装模作样的传统媒体自身利益受损。
  
  是的,我认为目前已有条件逐步放开舆论管制,推动信息公开制度化。实际上,新闻管制目前已被私意挟持了,譬如官员和企业主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张鹤慈:个人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关注点就是舆论自由和司法公正透明;这并不是一些人主张的需要推翻和打倒后才能够提的。他们的基础是私有化后的社会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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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抗议新浪微博:谋求明规则从小事做起

  我是个对潜规则零容忍的人。底线以上的,随便你欺负我,底线以下的,门都没有。
  
  新浪近期对本人采取了半屏蔽措施,致使一些认证用户及互动较多的粉丝无法实时看到我更新。本人暂停更新新浪微博,除非这些小动作消失。2012.07.17
  
  本人不是第一次抗议新浪了,龌龊小动作,我最为厌恶,比真枪实弹、明目张胆但至少在台面上的删帖禁言可耻。
  
  我曾写过抗议新浪搞暗箱操作的文章,题目就叫《做个规则爱好者,民主才有希望》。当时,我曾经离开新浪数月,后来因朋友拉我回去,我戏称,搜得到我名字,我才回去,“我不做小三”,发个微博还偷偷摸摸的。我以为新浪一如此前地屏蔽我,所以应该是搜不到我名字的(此前多次试验,名字被屏蔽,微博被选择性屏蔽),此说只为敷衍朋友。结果,当时一搜,居然还真解禁了,所以,我才回去新浪,同时,不放弃经营其他微博,我知道,这种资本的垄断,随时会再发生,无规则可循的,所以,“狡兔三窟”,是必须的。
  
  回去新浪的这一年,我积极呼吁和推动建立社区规则,希望新浪做到“删帖有通知,销户应公示,删帖销户均可申诉”,因此,我参与社区委员建设工作,在新浪公告的社区专家委员中,我是成员。我希望在推动信息自由的道路上,通过规则化一步步推动透明化和制度化。以此制约人为因素的暗箱操作,也为真正的信息自由时代的到来做好准备工作。
  
  然而,方韩大战发生之后,新浪和质疑韩寒的这一批微博用户之间,的确存在紧张关系,他们时有屏蔽包括方舟子在内的质疑一方的微博。
  
  此前,是每次韩寒出来走两步的那一天,几乎多半质疑过韩寒的用户,在当天,微博都受到各种限制和障碍,现在,居然把这种小动作持续、常态了(至少对我是如此)。新浪究竟是谁的公司呢?“韩的国”?一个企业如果不能致力于规则化、透明化、制度化管理,而任意宰制用户的权益,这种企业是不会受人尊敬和持久发展的。
  
  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不会没事找事,就像工作被莫名革职,发生了,我就是个死磕的人,就是要规则,宁愿要规则也不会考虑个人利益了,宁愿要规则也不会要什么封口费,宁愿要规则也不会在乎什么影响力传播力。
  
  我不在乎影响力传播力,但我在乎影响影响力传播力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如果是肮脏的、不透明的,那么,这样得来或被绑架的影响力传播力就是虚无的,一如我此前所质疑的,韩寒的“巨额影响力来历不明”,同样的,我也不容忍小额影响力被不明物限制,如是,我宁愿放弃那里的影响力。
  
  我认为,只有有限度的抗议,才能压制权力和资本的狂妄自大。让资本在节制中竞争才是良序。
  
  这些小事情的抗议,其实很有必要,但是国人太懒于做这种抗议了,于是日益形成任人宰割的局面。我读书时也懒于抗议,但读研时开始,“迎客松”教育了我,让我知道在通往信息自由的路上,原来有这么多的阻滞。
  
  因此,在职场上,我是个受不了潜规则的人。以前领导从来不敢找我发人情稿,知道找我发就是要么他炒我鱿鱼,要么我炒他鱿鱼的事情了。
  
  我们总是幻想着人家的民主,看见政党轮替很羡慕。但是,我们有无身体力行地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民主的原则呢?诸如微博,既然已经有这么多家竞争对手,如果有人冒犯你的底线,你是抗议还是不抗议?很多人为了面子、人情、习惯、虚荣,这也不抗议,那也不争,如此,我们自身就缺乏维系民主生活的品格。
  
  一家上市公司,对我的言论无可奈何,起码找不到删帖的理由,半年来,我几乎没有怎么被删帖。但是他们如今所为,和南方系又差多少呢?人家是记者撒泼打滚骂脏话,他们是背地里搞龌龊小动作。无非就是我捅了韩寒这个篓子,网站费尽心机捧出来的偶像崩塌了,搞搞小动作泄愤。这些人,都在为骗子殉葬,一家企业的公信力就这样消耗了。
  
  有人说,如“@心无界”说: “上午看到你说离开新浪微博,但是XX和新浪的用户群还是有差距的”。-----我不太在乎这个既定格局,如果由于依赖其既定格局而纵容企业肆意妄为,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资本的奴隶。像警惕公权力那样警惕资本,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能忽视后者的破坏力。
  
  一个人没有掌权的时候,想象不到他掌权的时候会不会独裁。因此,国家才需要民主监督,社会才需要形成监督和制约的生物链。媒体监督政客,读者监督媒体(网站),知识分子要有超脱之品格,既批判政客也批判媒体,有时候还会戳痛大众,而知识分子也会被制约,公知包庇骗子,公知也被批判,公信力受损。
  
  南方报系包装韩寒,在网络风起云涌质疑风潮中坚持错误不改,在包庇的路上越走越远,被读者批判,同样的道理,新浪和南方报业异曲同工,它更是一手打造韩寒的网络媒体,如果它有偏袒,一样要接受南方报业遭受的批判,尤其是现在新浪微博“一博独大”,践踏规则,搞黑箱操作,那么,自然要监督和制约。
  
  
  只有形成广泛的监督链,每个人都认识到,无论你占据的道德高地有多高,没有哪个有免于被监督的“法外之权”。只有当“没有一个人例外”----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我们才会慎言慎行,为自己留下的历史痕迹负责。正如质疑韩寒的方舟子也遭受猛烈攻击和质疑,制约的力量环环相扣,当然,监督水准有高低。
  
  
  原子化的个体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无法进步的根源。人们总是在想,我抗议了又如何呢,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错了,你抗议了就会有所不同。你的每一寸抗议,都在制约试图垄断的资本,至少,人们会逐渐意识到,我们不应当被网络工具所绑架,我们应当为自己的声音多准备一些声道。
  
  #做个明规则爱好者,对潜规则、黑箱操作零容忍#


又及:

  我们没有多党,但我们有多微博,就把他们看作党争,鼓励秉持商业道德的利益之争。那么,如何制约他们,我们是否民主精神,有辨识力呢?就把新浪腾讯搜狐等视为多党,哪个表现好一点,就支持谁,我是中间选民。之前腾讯请韩寒去,小编还发了不当微博挑衅,我也停止更新,后来腾讯致歉了,此役,腾讯胜。 

被新浪偷偷摸摸限制的,肯定不只我一个。我也经常发现其他人的微博看不见。所以,总得有人抗议,如果是技术问题,新浪早就在我发微博质询的时候解释了,他们一直在我的询问中不做声,因此,我视为他们默认了的确存在小动作。微博技术的核心价值是实时抓取,限制了这个功能,大家不如看博客了。

【备注】微博关注相当于订阅他人言论,网站单方屏蔽属欺诈,本人对欺骗行为零容忍。你可使用google阅读器订阅我的完整版博客内容:http://url.cn/35mkMQ

#微博反垄断个人宣言#
1.拒绝被任一家互联网企业绑架,拥有至少两个账号;
2.学会使用便利工具同步发布微博;
3.拥有至少一个境外账号,维护它们;
4.辨析数据泡沫,拒绝僵尸粉丝;
5.监测你的微博账号,拒绝网络黑手,力倡网络社区明规则;
6.及时与网络同道发展多种联络方式;
7.热爱技术革命但拒绝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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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殴吴法天事件:道德慎议的美德---互相尊重

  道德慎议的美德:相互尊重
  
  彭晓芸
  
  随着互联网的成长,尤其是微博的持续活跃,人们得以在一个公共空间进行公共事务的论辩,这激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网民们的政治热情。由于中国式微博显著的名人特征和开放性的论坛模式,公共事务乃至政治观点的论辩也就具备了一定观赏性和实践性,围观者的热忱期待着他们的“出场”。
  
  在这个粉丝文化盛行的微博时代,讨好粉丝犹如讨好选民,也正是因此,微博具有了一定的表演性,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以各种议题、姿态和话语引发关注。但这不足以否认表演性的正当,不参杂动机论地说,表演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示范效应,成为互联网空间敞开式的“民主公开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论辩文化是否健康,是评估微博式公共论辩有多少积极效应的关键。
  
  然而,我们实在缺乏论辩文化的教育。在思维方式上,从儿童时代就被普遍灌输“好人”“坏人”模式,黑白分明,势不两立。在政治立场上,互联网一代的成年人也有着自己的政治正确:批判政府是道德高尚的,谄媚权力是道德败坏的,这在原则上似乎具有道德优越感,但一旦置入具体问题,则容易陷入封闭式的自我循环当中,而无法开启对话。譬如给某一方扣上“五毛”的帽子和标签,这一方论辩的正当性就被自然取消,代之以无边界的道德批判乃至暴力宣泄。最典型的案例,莫不于近日发生的群殴法学学者吴法天的事件了。
  
  这场被称为“约架”的殴打事件,引发了微博上继方韩大战之后的又一次站队表态“表演”,大体上,人们依循的仍然是阵营和立场先入为主的道德表态。认定吴法天是“五毛”的,几乎不需要看任何现场记录资料,就开始欢呼“打得好”、“打得还不够狠”,完全像是一种教训了“阶级敌人”的胜利宣誓。
  
  事件缘起和近日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争议有关。证据学学者吴法天似乎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并不愿意未经论证相信钼铜项目一定会造成严重污染,因此发起了讨论。实际上,他才仅仅是邀请方舟子就此发言,尚未定论,但这引起了供职于四川电视媒体一位女记者的强烈不满,口角由此发生,继而引发线下群殴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假定倾向于批判政府是道德上值得尊重的立场,发展到群殴吴法天的闹剧,也是以一种道德上不尊重的方式加以捍卫的。也就是说,以“不道德”的方式主张“道德”,这在论辩文化当中,违背了作为道德慎议之核心的美德:相互尊重的原则。为什么要将相互尊重作为一项道德慎议的美德?这是因为,在政治生活当中,道德分歧是如此根本而深刻地存在,在取得共识或妥协之前,为保障公共讨论乃至公共决策得以进行,有必要对论辩方式进行规制,作为彼此容纳的原则。
  
  何况,道德评判还可能随着信息的披露和论证的深入而有所转化,另外,事实判断不应被混淆在道德判断当中。
  
  譬如该项目污染是否那么严重,本来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含道德评价。只有当“项目有严重污染而政府故意隐瞒”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时,如果有人既认可项目的确有严重污染又同时为政府的隐瞒行为辩护,认为“隐瞒”是“正当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辩护者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有人对是否有污染这一事实认定仍有疑问,你也仍然不能说一个人对事实有所怀疑是不道德的。道德评价,只针对价值观对价值观,而非价值观对峙事实。
  
  吴法天的微博针对的是“有无污染”这一事实判断提出疑问,期待方舟子回答,而与他论辩的人,则在议题中加入了道德判断,将他们自己认定的事实判断作为前提,强制要求他人接受。这便是在公共论辩当中的“不尊重”。
  
  当然,“事实认定”在不同人那里,辨析的难易程度,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认为“显而易见”,有的人则认为未有“充分论据”支持。此类纷争,在此前的韩寒代笔事件中,也有类似体现,有的人认为代笔已是铁板钉钉,有的人认为证据不充分,这个时候,论辩是关于事实判断的冲突,如果非要加入道德评价,当且仅当人们能够充分证明某人是明知有代笔还要替韩寒辩护时,才能说,为一个有欺诈行为辩护是不道德的。这便是我在《“真伪韩寒”命题中的理性与善》一文中提出的,道德批判应当缓行。
  
  “韩寒代笔门”已经持续半年多,依然有人在给出事实论据,在分析笔迹和文本,可见,一个事实判断,在人们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条件之下,是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那么,一个投资上亿的大型项目,污染状况究竟如何,的确是不容易论证出结论的,否则,有些项目的环评过程就不需要历时经年了。
  
  那么,既然我们容忍韩寒代笔事件持续半年多,为何三五天就要求人们对什邡项目有无严重污染这一事实判断达成共识呢?这体现了公共论辩当中,公共理性是普遍缺失的,人们急于要求对方接受自己认定的结论,都有不容置疑的不耐心,这是缺乏公共论辩练习的表现,急躁和暴戾取代了论辩。
  
  人们又会说,两件事情没有可比性,因为我们反对的是政府,所以,我们有天然的道义优势。然而,再优越的道义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打人的行为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时,这种道义资源已经被消耗殆尽。
  
  又有人会说,我们反对的是政府的粗暴行为,诸如对维权百姓使用了武力驱散。然而,吴法天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并无异议,他也发过微博表示反对政府滥用暴力。
  
  推导至此,有人会说,我们痛恨的是吴法天一贯的“五毛立场”和回骂了女人。那么,这又要追问了,目力所及,举国上下,观点比吴法天看上去更像“五毛”的,恐怕不计其数,至于微博上骂过女人的,则吴法天更不算“案情”最严重者,如果这样就有理由群殴一个人,那么,全国高校里政治观点偏保守的学者、微博上对女人有过不敬的,都得挨打,这显然是此番赞颂打人者为英雄的人不敢接茬的,因为,按照这些标准,一不小心就要伤及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所谓“互相尊重”的论辩原则,在于,这套规则是双向的,论辩双方应当考虑这些标准能够同时运用于自己和对方身上,如是,才是可以推己及人的普遍原则。
  
  相互尊重要求得比宽容多一些,它要求对不同意见秉持一种同情赞许的态度,从而使得那些不可妥协或暂时不能达成一致的道德冲突在相互尊重的框架下得以继续论证、共存。这不仅仅关系民主的品质,也关系个体的公共品质,它规制了处于不同道德情境之下的公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平等地面对异见和分歧。
  
  然而,对哪些是值得尊重的道德分歧缺乏辨析能力的公民来说,这显得过于教条和苛刻,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立场是如此地自信和不容置疑,以不道德的方式捍卫,仍然是天然正义的,正如现场打人者高呼的“道德高于法律”——这看起来有点棘手,意味着我们仍然缺乏尊重意见差异的文化土壤。走出这个自我封闭系统,恐怕既需要政治伦理得以矫正之后的制度环境,也需要微观层面的观念变革。
  
  人们还应当设想到自己也会遭遇不容置疑的对手,或者也可能由于认知的深入而改变立场,那么,届时是否仍然以暴力循环处置?在此意义上,今天对他人观点、立场的尊重,就是捍卫自己明天改变想法的权利,就是保持对自己的立场、观点进行修正的开放性。
  
  删节版发于 《环球时报》英文版 2012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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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公民社会,将有力促进协同治理

  培育公民社会,将有力促进协同治理
  
  彭晓芸
  
  近日,四川什邡地区民众持续表达抗议,反对当地投资百亿的钼铜项目。市民是于6月30日开始陆续到市委门口表达反对意见的,7月2日,什邡市政府针对民众抗议表示立即停建该项目,何其迅速的反馈和决策!这听上去似曾相识,2011年8月,大连发生3万市民抗议PX化工项目的建设,就在市民上街的当天,市长在现场向示威人群喊话,并承诺搬迁工厂。
  
  民众的抗议如果只是简单的邻避运动,那么,他们的目的似乎达成了。
  
  但是,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来看,这些快速的决策实际上并不让人感到心安。2007年备受关注的厦门PX事件,也是一场邻避运动,直到2009年广州番禺的反垃圾焚烧厂公民行动,可谓是此一类环境抗争行动的高潮。厦门PX项目最终迁至漳州建设,而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经过反复论证,直到今年4月才公布,选址拟落5个备选点之一——番禺区大岗设备基地。
  
  这三年,番禺市民、曾经的维权领袖、投入关注此事的广州媒体人、学者,并没有满足于原址被否决的自利目标,而是长期保持与官方的互动,参与了整个决策过程的论证、评议,乃至行动:有青年学者甚至到台湾考察垃圾焚烧厂的建设状况。可以说,经过长时间公民社会的培育发展,广州公民已不再满足于“别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诉求。学者郭巍青曾发表题为“我们的垃圾在他们那里烧”的文章,提示关切被舆论忽视的李坑垃圾焚烧厂状况。部分居住在番禺的媒体人也开始反思自利与利他之间的内在矛盾,将思路调整到分析技术层面屏障的分工上,与维权居民共同推动政府采纳关于提倡垃圾分类的建设性意见,不再仅仅为了反对而反对。
  
  这三年,当初参与组织策划抗议行动的维权领袖不再是“敏感人物”,而是广州市政府的座上宾。原来淹没在众多ID当中的普通网民成为了民意代表、社会活动家,他们多次受邀参与市长、副市长的座谈会,就垃圾焚烧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论证、协商。
  
  这批成熟起来的公民,从环境抗争运动中体验到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就感和身份认同。对官方来说,则在这个开放议事渠道、增加民意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减轻了决策压力,将民众的抗议处理从“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处理,进而纳入制度化轨道。
  
  在官民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性的行政改革与社会建设,几乎是同步的,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维权公民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抗争技巧,政府可能仍然停留在封闭式决策的路径依赖上;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广州市政府相对开放的社会治理姿态,再高明的行家里手,恐怕也难以参与到决策环节当中去。
  
  如是一种官民协同治理模式,自然是双赢的,将为中国社会处理民众抗议找到一条协商式民主的路径。但是,长远来说,也只有启动广泛的政治改革之门,将这一系列地区经验纳入体制的机理当中,成为行政行为程序正义的法治基础。这样,市长拍脑袋决策建与不建一个经过论证的项目,将会受到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制约,同时,民众原本激进的诉求也会日趋理性。
  
  《环球时报》2012/7/4 见报标题《多请维权领袖参与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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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窄门

  命运的窄门
  
  彭晓芸
  
  遭遇薛忆沩的文字,是一种触电的感觉。重新检索人生的雷区,那不能触碰的柔软独自回到了记忆里,但,绝不是煽情。
  
  一直在努力拒绝煽情。廉价的抒情与抑郁症这种知识分子病长得太像,有必要预防还没成为知识分子却先抑郁了。可以放心的是,薛忆沩不是抑郁型知识分子的人选。他大学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用小资们的“阶级划分”法来说,是典型的“理工男”,他还热爱长跑,崇尚健康生活方式,几无文人矫情的恶习。就是他,被称为文坛“迷人的异类”。他也自称“四分之一世纪在野”,他不属于任何作协,甚至从未畅销,迄今自豪于第一部长篇小说《遗弃》出版10年内,曾经只有17个读者。
  
  这位离群索居的旅加作家,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既定的生活逻辑,独自设计了别处的生活。从理工男变文艺男,从内地到沿海,从公职到独立写作,而今,异域的疏离并没有导致母语的隔膜,他把汉语用得更精准了。把数学题当作思维体操的他,还一贯地热爱哲学,这是他有别于一般文艺型知识分子的非典型特质,他的“文学”缜密得像方程式,可通约而不是喃喃自语,自说自话。
  
  文字的好还不是最吸引我的,重要的是薛忆沩的生活方式。
  
  “我总是在寻找生活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我拥有的物质可以少到什么程度,我的职称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我的生活似乎是经过复杂的数学论证得来的。这种论证伸延了我关于生命的卑微本质的认识。”他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
  
  薛忆沩终于把生活精简到了让他欢愉自在的程度。他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处,便是在他的文字里。他的生活质量约等于写作与阅读质量之和。这让我直接跳到一部叫做“优雅的刺猬”的法国电影的场景里,地位卑微的女门房被出身富裕却古灵精怪的天才少女发现博学多思的一面,这个总在想办法躲起来的少女一脸艳羡地对女门房说:“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藏身之处”。这是一句真心话,女孩没有撒谎也没有恭维。
  
  一个貌不惊人、矮胖的中年妇女,做着门房的卑微活计,关起门来,竟然拥有满屋的书籍,是个能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女思想家。何等强大的心理能量,才能做到如此自洽而又不为人知。
  
  薛忆沩同样是灵魂上的游荡者,他们都擅于给自己的精神觅一个妥帖的藏身之处。
  
  容忍身份地位的“卑微”,放弃世俗化的路径安排,把自己放逐、隔离,远离喧闹和圈子,这不仅仅需要定力,更需要想象力。世俗的卑微与精神的高贵,成为了薛忆沩的伦理宗教。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哲学:“一个能够领悟命运的神秘,领悟所谓的‘不可抗拒力’,领悟‘活着’的虚无本质的人应该会活得慈祥一点,有趣一点,利他一点。利他,是我极力推崇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卑微其实就是一种宗教。”
  
  薛忆沩既是《优雅的刺猬》中卑微的门房,又是与门房在精神上相契相知的上流人士小津先生。女门房卑微却深刻,骨子里有优雅和孤傲,小津高贵却不傲慢,眼神里的仁慈、笃定昭示着生命的温暖。小津带来了精致的日本文化,与门房细致敏感的精神世界找到了融洽的沟通与慰藉,对外界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一扇只在丰富的心灵之间开放的窄门。
  
  宽门还是窄门?源自一个宗教的训导。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门房太太荷妮在与小津先生愉快地共进晚餐之后,生命戛然而止。因耽于思考而有过自杀计划的小女孩芭洛玛突然间对死亡似乎有所悟:“重要的不是死,而是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荷妮,死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准备好要去爱了。”
  
  门房太太的“窄门”也许充满了法国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情调。而真实的中国作家薛忆沩“迷人的写作姿态”的确勾起了丰腴真切的另一种想象:生命情态的丰富,请用力想象,否则你不仅会错过薛忆沩,也会错过他笔下吟诵着《长恨歌》的90多岁高龄的外婆——关于中国式传统女性的印象。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在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垃圾”时,也许和我一样,曾经与这位非典型中国作家薛忆沩擦肩而过了。
  
  薛忆沩倒是提到过顾彬,他在一次访谈中谈道:“圈子文化就是顾彬所批评的,从古至今一直有。因为很反感那个东西,就特别烦。就算在上世纪80年代,我也是游离于任何文学圈。从年轻时到现在,我和我的文学跟集体都没有太大关系,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的文学,一个人的美德,一个人的路。长期在祖荫庇护下、集体主义笼罩下的我们,或许有点陌生,那是一条需要抵抗寂寞与充当异类的路。
  
  这个夏天,一位母亲为儿子未能闯进高考的“宽门”而沮丧下跪了;上一年度,公务员考试人数规模达百万。俗世意义上的“宽门”与“窄门”同样存在,它们纠结缠绕,令人同情而无奈。
  
  而我所知道的是,薛忆沩曾经爽快地答应了儿子退出学校教育独自学习的要求。这算不算是一种能量的代际传递?当我如饥似渴地搜寻与薛忆沩有关的资讯,我看到了他笔下的外婆的影像: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太太,90多岁高龄,如饥似渴地陶醉在她的“一个人的书海”里,我有了答案。
  
  
  《赢未来》2012年7月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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