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瓶子★天涯名博

我,一个生于80年代的毛头小子,一张活在责任、冲动、却不免世俗、虚伪世界中的面孔。从儿时玩糖稀,爬墙头的幼稚纯真,到金榜题名,身穿学士服时的青春激情。如今,却要无奈地在黑暗、虚伪的社会斗争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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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很low,确是当下中国的一种生活方式

  朱文强/文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词,几乎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这是再常规不过的一种“真情流露”。

  说假话,造假货,口是心非,掩耳盗铃……不一而足。

  国家审计署2016年的一份文件披露:“辽宁省所辖市、县财政普遍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最高的一年续增23%。

  据说这次中国官方首次承认经济数据造假,而事实上,在民众心里,这似乎早就习以为常,没什么大惊小怪。

  记得早年做记者时,恰逢某年中国经济普查,从上倒下,一级汇报一级,各种经济数据汇总如火如荼,基层工作人员绞尽脑汁的向上级汇报本区靓丽的经济发展成果。河北唐山某区还发生了一件哭笑不得的小插曲。

  某街道办第一次向区里汇报的经济数据被打了回来,理由是,数据太难看,不符合要求,要求重新计算。

  基层工作难啊。

  一个街道办,辖区内哪里有什么企业?要知道,北方经济的核心仍然以大型国企为主,第三产业的民营经济在那个年代几乎创造不出什么特别大的经济价值。

  但上级交与的任务必须完成,最终什么小卖部,洗车厂,各种数据汇总后被粉饰到1个亿,顺利通过。还记得那个辖区的一位干部感慨说,这数据报上去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但领导喜欢,没辙。

  像不像当年大跃进时代的亩产一万三千斤呢?

  其实辽宁省这次公开承认数据造假也属无奈吧,GDP被粉饰的那么高,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却一降再降,年年排名全国倒数,这也还是不好看。

  还清晰的记得,当年报纸黄金时期的发行量,动辄百万的数据大家都引以为豪,可印刷厂的工人们都清楚的知道,这些公开的数据都是被2–3倍的放大了。去年微信公众号也曾经严厉打击过一次文章阅读数据造假的行为,一夜之间,各类自媒体营销号被打回原形。这更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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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金波

2016年6月29日19点40分,金波走了,在北京市六号线呼家楼人流穿梭的地铁站,他的心脏瞬间停止。

他倒在站台的那一刻,一个幸福的家庭被撕裂。妻子失去了丈夫,刚满3岁的双胞胎女儿再也见不到爸爸。

今天,我们在这里送别金波。

 

在网友心里,金波是一名好记者。

 

他来自苏北一个乡村,对底层人民的感同身受,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帮助他成为社区时代一名优秀记者。他开辟当年网络上最热的栏目《天涯观察》,邓玉娇案、汶川地震,小月月等事件,他从来没有缺席,也正是他,和天涯社区、腾讯的伙伴们把中国最早的草根网民聚在一起,铸造中国网络一股重要而基本的力量。

 

在同行心里,金波是我们的好兄弟。

 

他结交甚广,他和我们一起创立第一个调查记者组织,和全国记者同行交流新闻线索,同声共气,相互帮助。他与人为善,兄弟们的事,他都尽心尽力去办,也从未学会索取,傻吧?但在我们心里,他却慢慢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亲人。

 

在亲人眼里,金波是个好儿子、好哥哥、好丈夫,好爸爸。

 

在苏北,他有父亲和妹妹,还有一个家族。在杭州,他有爱人和两个孩子。他不善言辞,但诚挚耐心,他深爱着家人和这个家庭,在他看来,幸福就是责任。为了这个家庭,他拼命工作,他希望能给家人带来持续的幸福。

 

如今,金波走了,作为兄弟,作为亲人,我们只能遥寄哀思。但他仍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今天,我代表金波的亲人,对前来吊唁的各位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金波生前天涯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感谢你们这几天的辛苦忙碌,感谢你们对金波后事的妥善处置,谢谢你们组织建立小一和小四的成长基金。

感谢金波在吉林大学,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和燕山会的各位兄弟,感谢你们事无巨细的安排,感谢你们日以继夜的付出。

感谢金波生前的各位媒体好友。这两天,你们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陪他最后一晚。有你们的陪伴和情谊,金波此生足焉。

最后,我们特别要致谢当天在地铁救助金波的三个好心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我们亲人谢谢你们让金波在他生命最后时刻感受人世的温暖。

但,我们稍感遗憾的是,医学人士指出金波躺在地铁站长达五十分钟期间,没有获得专业心肺复苏设备的有力支持。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决定,我们这些金波生前的好友,联合天涯社区,新浪微博微公益,腾讯志愿者协会等机构,和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和成立一支叫“心唤醒”的基金。我们将以金波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铁、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添置包括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在内的心脏骤停紧急救援设备,建立一个专门服务心脏骤停病人的快速应急体系。同时,我们倡导和推动对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最终让公共场所配置心脏骤停救援设备和紧急救助体系成为强制性的标准配置。

我们希望,当下一个心脏病人晕倒在站台时,能够让他在第一时间享受最专业的救援,最大限度的为他争取生命。

我们希望,在小一和小四长大后,她们在全国都看到爸爸的存在,她们会想爸爸似乎从未离开。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亲友,爱惜和保护自己的健康,好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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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运动或将成为洗劫中国中产阶层的不归路

 孙立平/文

 

  10月29日,在CMRA第九届中国市场研究行业双年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发表演讲“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转型”。孙立平表示,当前的经济困境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创业运动弄不好对中产阶层又是一次洗劫。

  一、社会存在双重“困惑”

  最近这两年给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困惑”。这个“困惑”是双重的,一个是对改革,一个是对发展。而且这个困惑跟原来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对改革,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有时候我们也有困惑。但是那时候的困惑,一般困惑在什么地方呢?它改,还是不改。每一届新的班子上来以后,我们就猜他改还是不改。

  假如说看这一届,有明确的改革意识,我们就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假如说这一届对改革不怎么感兴趣,我们也能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脑子里面,改革这个词的含义是确定的,无论是改或者是不改,我们大体都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次跟原来好象有点不一样,这次明确说要改,不但说要改,而且召开中央全会,出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但我想通过这两年的时间,对于这场改革,在很多人脑子里面的困惑和问号,可能不是比原来更少了,说不定比原来更多了。这就是改革吗?怎么跟我们原来脑子里面想的改革不是一回事?

  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原来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有的在社会的心态当中,在老百姓的心态当中都在成为问题。比如说对于反腐败,今年春节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吃饭,这个朋友也是上边的一个智囊,我们聊起改革的问题。他当中说起一句话,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老百姓对反腐败是衷心拥护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如果在一年前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时候对反腐败,除了少数腐败分子真的是衷心拥护。但是这话要是现在说可能得打很大的折扣,因为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可以感觉到在人们私下的议论当中,在微博、微信上对反腐败的各种说法都有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现在对改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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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聪明

  庄佩璋/文

  在美国,你去商场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因此,有一些中国人假如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商场退货。

  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中国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别人都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

  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公司CEO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

  今天你会钻法律的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

  10年前,我带3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亲戚拿出一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给人家。”

  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理退货。店员一声不吭,将钱全数奉还。

  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中国人甚至连电视机都‘借’呢!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机制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来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多。”他说。

  “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

  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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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瓶子的故事

 空瓶子的故事

  一个空瓶子,

  你向里面倒水,

  里面就装着水;

  你向里面倒垃圾,

  里面就装着垃圾。

  人是什么?

  人什么都不是,

  人就是一只空瓶子,

  你向瓶子里面倒什么,

  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心里装着善良,装着宽容,

  装着真诚,装着感恩,

  你的生命就充满了阳光。

  无论遇到任何矛盾,

  都会首先查找自身的不足加以修正,

  他人的一切不好,

  都会在你博大的胸怀中消释。

  心里装着他人,

  你就会凡事先想想别人的感受,

  就不会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

  而是让别人也感到温暖。

  你关心别人,

  别人也就想着你,

  最终,你得到的

  甚至比你关心别人的付出还要多。

  心里装着天地,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

  争争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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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黑市

 记者  朱文强 北京、江西、湖南 报道

 

     一起发生于东莞的“割肾事件”再次引爆了中国人体器官买卖黑市的话题。

  2012年2月24日,重庆籍28岁男子舒磊在昏迷5天后,发现自己的左肾不翼而飞,留给他的只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和2万元钱。

  与此类似的案件在近年内屡屡见诸报端,中国器官移植的困境渐次暴露。

  在近代医学史上,器官移植无疑是人类攻克疾病征程中的一座里程碑。自1977年10月,我国开展了第一例人体原位肝移植至今的30多年间,医学不断的进步,却伴随而产生了器官移植供需的巨大矛盾。

  目前,中国每年有150万患者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但每年可供移植的器官数量却不足百分之一。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到2011年底试点工作已覆盖16个省区。

  但试点工作终究还无法满足中国器官移植的巨大市场需求,在相关法律还不甚完善的中国,这种巨大的供需缺口催生了人体器官买卖的地下黑市,一个由供体、中介、医生等交织在一起的器官黑市在各地慢慢繁衍着。

  生意

  2008年8月,蔡华在同乡陈浩的招呼下从老家河南郸城来到北京。

  陈浩在电话中称要帮蔡华介绍工作,不久,他便与一名叫高真的人结识,两人都是河南同乡。

  那时,蔡华第一次接触了人体器官买卖这个行业。

  “我那个时候负责带供体检查身体。”蔡华说,初入此行,蔡华仅仅是高真的一个打工仔。刚开始做的时候,他每月可以从高真那里拿到1000元的固定工资,但管吃管住。如果患者和供体配型成功并实施手术,他还可以额外从中拿到15%的提成。

  那个时候他们一般向患者开出的价格每个肾脏至少要11万到12万,除去给专业养供体的中介8万元,每做成一次,他们可拿到至少三四万元。

  “我的提成就是剩下的三四万中的15%。”蔡华说。

  2008年11月,在同乡陈浩的带领下,蔡华第一次成功参与了一次人体器官买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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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法院枪击案谜团

   一场蓄谋已久的屠杀,死者的法官身份让一个“杀人者”在舆论的追真中蜕变为“英雄”,在司法公正无法有效实现的背景下,永州法院枪击案折射出的中国基层司法黑生态很可能引发诸多暴力攻击。

 

 

    记者 朱文强 湖南永州报道

 

    2010年6月1日早晨,46岁的朱军将随身常带的太空杯换成一个黑色的纤维袋,当他走出办公室的一刹那,同事们并未在意他这一反常举动,直到零陵区法院传来枪声。

 

    朱军杀人了。

 

    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邮政分局押钞护卫队队员杨宏强猛然想起了5月中旬的那个上午。当天,14名护卫队员聚在一起讨论枪支养护知识,身为押钞护卫队队长的朱军心不在焉的坐着,眼睛却不时地注视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一把微型冲锋枪和四把手枪。

 

    忽然,朱军问杨宏强:“一梭子弹打完后,换弹夹时,是不是要再拉一下枪栓。”

 

    显然,朱军为这次枪击案做着最后的准备。

 

    血案于半个月后发生,零陵区法院的3名法官死在朱军的枪口下,另有3名法院工作人员受伤,朱军当场饮弹自尽。

 

    朱军的行为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在前妻王思燕看来,她“越来越不了解他了”。

 

    杀人动机还显模糊,而面对零陵坊间多种传闻,当地警方封印了唯一能够解开这场凶杀案迷局的朱军的遗书。接近当地公安的知情者说,遗书内容直指当地司法不公。

 

    永州法院枪击案还有诸多待解谜团,可以预见的是,司法公正如无法有效实现,永州法院枪击案折射出的中国基层司法黑生态很可能引发诸多暴力攻击。

 

    预谋的零陵枪声

 

    6月1日,中国第59个儿童节,上午9点多,一辆绿色运钞车驶进位于芝山路26号的零陵区邮政分局大院。

 

身为押钞队长的朱军从司机手中取走了运钞车的钥匙后,转身来到枪库。“今天要去市局验枪。”朱军说。

 

按照规定,取枪必须有分管副局长签字,值班人员聂焱询问朱军后,得到的回答是,“领导在那边等我。”朱军说。

 

    并未多想的聂焱将库房里的“七九”式微型冲锋枪、“五四”式手枪、“六四”式手枪,以及6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悉数交与朱军。

 

    聂焱注意到,与往常不同,朱军在签字时手有些发抖。

 

    朱军的同事张才林说,员工取枪一般为早上7点至8点之间,执行完任务后,必须第一时间归还枪支,取枪与交枪时都要详细记录。而这些制度却在一刹那间消失。

 

    一切都在朱军的计划当中。

 

    出发前,朱军拨通了一个在零陵区法院工作的同学的电话。“你在哪里?”朱军问,“我在3楼开会。”对方回答着。

 

    大约半个小时后,朱军驾驶这辆运钞车进入零陵区南津中路46号,这是零陵区法院所在地。

 

    朱军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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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乌坎

经济观察报记者  朱文强  发自乌坎   

 

42岁的薛锦波在被抓2天后死在看守所。

12月11日下午2点,21岁薛键婉接到校长一个电话,电话中,校长语气平静,他说东海镇公安局长叫她将父亲薛锦波的病历送过去。

这时距离薛锦波被抓刚刚过了2天。

当天下午3点多,薛键婉和妈妈刘玉露带上病例,双方约定在乌坎村附近的一个铁路桥旁见面。

在约定地点,薛键婉意外的见到了东海镇委书记黄雄。“他们说我爸病危在医院,如果没有病历的话,医生不给开药。”

薛键婉觉得很奇怪,父亲的身体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住进了医院?

她当即提出去看护父亲,但被拒绝了,东海镇的领导让他们回去等通知。直到现在,薛键婉仍然很后悔没有与父亲通个电话。

回到村里之后,薛键婉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大约一个小时候,薛键婉再次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会派车来接她去见父亲。

双方约定在铁路桥附近的一个打黑点,这是自12月3日开始,当地政府临时设置的。薛键婉说这是她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打黑点,她并不明白其中的用意。

十几分钟后,薛键婉和母亲被带到位于汕尾的美丽华大酒店,“我们要求要第一时间看到我爸,他们说肚子饿了,要上去吃点儿东西,完了再去看我爸。”

当天晚上7点。薛键婉和母亲被带到228号房间,进门后的场景让薛键婉有些惊愕,在那个狭小的房间内,坐满了汕尾、陆丰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人在摄像,气氛显得不寻常。

“我们进去之后,他们把中间的沙发空出来给我们坐,随后又进来一个医生和护士。”官员们详细询问了薛锦波的身体状况,薛键婉感觉很奇怪,她心里惦记着父亲的安全,可官员们并未做任何回答。

结束询问后,汕尾市的一个官员递给薛键婉一份报告,内容写明薛锦波是在12月10日晚上7点16分进入看守所。不久便身体不适,送进汕尾第二医院抢救。

薛键婉这时才明白,父亲薛锦波已经死亡,官方给出的死亡时间是12月11日中午11点40分。

薛键婉并未获得父亲死亡的原因,此时母亲刘玉露已经泣不成声。

薛锦波死亡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村民耳中,乌坎彻底愤怒了。

 

9•21事件始末

 

这个被称为“汕尾第一村”的渔村,坐落在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边陲,这里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单位”。而今,村民们却要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

薛锦波的意外死亡给乌坎蒙上一层巨大的阴影,与薛锦波同时被抓的庄烈宏、曾昭亮、张建城、洪锐潮的安全成为村民最为牵挂的事。

他们都是9•21集体上访事件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2011年9月21日,大约三四千名乌坎村民因选举和土地问题到陆丰市政府上访。陆丰市长邱晋雄当天亲自接受了乌坎村民的请愿书,并承诺一定解决好村民的合法诉求。

市长的承诺并未消除乌坎村民的愤怒,随后,村民手举标语汇集在村委会门口,大家要求村支书薛昌给一个说法。

村民们认为,乌坎村村委会私自将村集体土地卖给开发商,卖地款项达七亿元人民币。港商陈文清成为最大获利者,但十几年来,村民们并未获得任何土地收益。就在今年上半年,村委会欲再次将村里最后一块400多亩的土地出售给碧桂园进行商业开发。

9月21日当天,村支书薛昌并未露面,村主任陈舜意的答复也并未获得村民的认可,愤怒的村民随即来到丰田畜牧公司,将部分设备砸毁。

让村民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在第二天。

9月22日早上9点左右,全副武装的特警、武警进驻乌坎村,随即便爆发了村民和警察的大规模冲突。

23岁的陈锡栋说,当天警察进村后,便开始和村民发生冲突。“他们二十多人打我一个。”

在村民提供的当天视频录像中显示,警察手持盾牌和警棍,不时冲向村民,实施殴打。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向警察举起双手,但仍被四名警察围在中间,警棍在男孩腿上重重的击打着。同时,高压水枪向聚集的村民喷射着。

村民被激怒了,老人,孩子捡起路旁的石头,朝警察投掷,年轻人用竹棍开始还击,人群越聚越多。

警察被一步步逼到村头的派出所内,石头仍然不时飞向警察人群。

有年轻人开始对门口的警车实施攻击,两辆警车被推翻,玻璃窗被砸碎。

冲突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左右,双方互有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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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PE阴影

记者 朱文强 天津、北京、石家庄报道

  

  5月9日那一夜让汪威终生难忘。

  走投无路的她与8名南京同乡爬上北京一家宾馆的楼顶,在楼顶度过了艰难的一晚,他们用这种过激的方式诉说着自己2年来的委屈。他们是全国十几万天津私募投资者中的一员。

  天津,曾经是汪威梦开始的地方,那里被誉为私募的“天堂”,2年前,她将500多万现金扔进了这座城市,如今,她血本无归。

  目前,天津市累计登记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近2400户,注册(认缴)资本4000多亿元,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户数占了全国2/3。如今,有30多家私募或因政府的查封,或因资金链断裂相继关闭,这是天津PE繁荣背后的另一个隐忧。

  银行职员、医生、军人、公务员……当他们把毕生积蓄一股脑都赌向天津后,在那一刻,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剧变。

  

  疯狂的投资

   

  2011年4月,经朋友介绍,南京的汪威第一次知道了一家叫做盛世富邦的股权投资公司。

  “当时看到这么高的利息也不敢投,后来南京这里的代理带领我们去天津考察,盛世的负责人带我们看他们的实体,出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及相关的各种批文,还拿出天津当时为私募做宣传的报纸。这使我深信不疑了。”汪威说。

  返回南京之后,汪威拿出了所有积蓄,并抵押了住房,还把父母的卖房款以及兄弟姐妹的一共500多万相继投了进去。

  于此同时,安徽邱文珍也通过一个朋友,知道了天津的另一家叫做亿泓的股权投资公司。

  这是一家成立于2010年11月的公司,2011年的3月份,邱文珍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天津,看到了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各类证件。

  “我们看证件,这就是合格的,所以我们就投了。”邱文珍说。

  第一次,邱文珍只投了2万块钱,试试看,公司确实按照合同在一个月后便返了红利。接下来,第二个月她便追加了投资,一直到最后,邱文珍实际投入的本金超过300万。

  浙江的杨军是中国银行的退休职工,丈夫在九年得了肺癌去世了,家里因各种原因欠了30几万的债,儿子至今仍在外面躲债不敢回家。她本想到天津赌一次,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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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囚徒

  

    京华时报记者 朱文强 发自 浙江 安徽

  

  背负了10年杀人罪名的安徽汉子张辉、张高平侄叔俩终于解脱了。

  “我是个无罪的罪犯,我穿这身囚服是强压给我的。”10年来,张高平一直这样坚持着。

  3月20日的再审法庭上,张高平一脸坚定地说:“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致死案再审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张辉、张高平无罪。

  当他们一身新衣手持无罪判决书和释放证明走出浙江省乔司监狱的一刹那,他们知道他们坚持终于有了结果。

  “我们清白了。”张高平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作为本案的申诉代理人和再审辩护人,看到冤狱十年的他们脱下囚服,取下镣铐,走出高墙,走进三月的春光里,我心依旧沉重。”刑辩律师朱明勇第一时间在自己的微博记录下这一刻。

  

  突降灾祸

  

  时间回溯到10年前。

  2003年5月23日晚,当张辉、张高平侄叔俩开车经过安徽歙县一个非典检查站时,被几名便衣警察拦截。

  当时,作为司机的张高平被便衣带下车,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张辉一脸茫然地坐在车里等待叔叔的回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张高平仍不见回来。

  “他去了有半个小时,我就自己下车跑过去看,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那个车的驾驶员。”张辉说。

  让张辉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男人凶狠地让他抱头蹲下。

  然后他们用张辉听不懂的杭州话打了一个电话,当天晚上他和叔叔张高平就被分开了。

  两辆警车分别押着两个人驶向歙县杞梓里镇派出所。一路上,车厢内恐惧搬的沉寂。

  在杞梓里镇派出所,张辉才知道,抓他们的人是来自杭州的刑警。

  当晚,几名便衣刑警便审讯了张辉、张高平侄叔俩。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警察问张辉。

  此时的张辉仍然一头雾水,“我不知道。”张辉回应着。

  接下来便是两三个人对张辉的一顿殴打。

  第二天,张辉和张高平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押往杭州西湖区刑警大队。

  而此时,叔侄二人得知,5月18日,搭他们货车到杭州的17岁同乡王冬已经遇害。

  2003年5月18日,张辉、张高平驾驶一辆解放牌货车运送电缆到上海,在经过安徽歙县竹铺镇非典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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