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让宁专栏天涯名博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对错和是非,如果你仍旧坚持,那是你比别人站得更高!站着的并非都是英雄,倒下去的却不乏英雄气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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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严打,先要卸载重刑主义

  

   在共和国法治史上,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增加,1981年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就指出:“目前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我们打击不力”。来自百姓的压力,促使执政者不得不寻求扭转局面的办法——“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83年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出台,并配套修订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种,至此,共和国史上首次“严打”拉开序幕。

 

 

 

 严打难以对接法治

    30年后的今天,由于时间的距离,让我们可以更加从容地审视这场严打的利与弊、得与失。从法律层面而论,这场运动开了司法机关在运动式集中执法中重结果正义、轻程序正义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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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对“逼人违法”的总根源假装看不见

 

  为开借读证让非京籍儿子在京读上公立学校,曹女士好不容易办理了暂住证和山东老家出具的无监护人证明,证件却被指不合格。眼看办理截止日期将到,曹女士想到了办假证、买假章。8月9日交易当天,她被警方当场抓获。警方称,曹女士因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刑拘。

  

  无疑,这是一起令人无语言表的悲剧,孩子要上学,证件却被认定不合格,在截止日期临近的前提下,或许,只有父母才愿意铤而走险办假证为孩子的上学豁得出去,这是穷尽了合法流程之后的下下策。这其间,我们的确看到了父母的伟大如山,因而,正如曹女士的丈夫所言,妻子办假章只是想着让孩子上学的事情,并没有造成其他危害,他希望妻子能得到宽大处理,尽快取保。

 

的确,受教育是所有孩子的合法权利,在当下这个“流动时代”里,中国流动人口更多的是一种候鸟式的生存,可惜的是,这个庞大的人群,游离于正常社会的边缘,他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等切身利益都得不到政策的百分百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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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只是个城市治理政策和理念的执行者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城市街头卫生、公安、城建等多部门“九龙治水”,权力分散又混乱,有利人人抢,无利个个推,“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此种情形下,城管应运而生,公众对于城市街头治理期待有加,但回头看,从一开始,这种集权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为城管背负起恶名形象埋下了隐患,特别是2006年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北京城管一案中便激烈凸显出来。

   《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被认为是城管成立的法律依据,但学界对此并不完全认同,而崔英杰代理律师就认为,城管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能够综合行使权力的“一个行政机关”。根据有关法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显然,城管大多存在于市县一级,也没有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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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时代里岂能有“秘密处死”?

文/杨让宁

 

 

  7月12日,长沙中院对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执行死刑。曾成杰之女说,“她父亲昨天上午已被执行死刑,注射死亡。家属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一句遗言也没有!甚至连正式通知也没有!希望官方发布正式消息,尽人道主义给家属一个交代”。 

 

  这是一起和吴英案很相似的案件,都因涉嫌集资诈骗,不同的是,因为所获得的舆论关注度不同而结果迥异,吴英最终免死,而曾成杰却被执行死刑,家属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应该说,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多少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一来,在少杀、慎杀的大背景下,经济类案件不判处死刑不奇怪,二来,公众也从贪腐案多判处死缓当中得到某种“暗示”——集资诈骗罪不至死才算公平,但曾成杰却颠覆了这样的“常识”。现在死无对证,未见家人,外人的确难以判断这是否本就是曾成杰的真实意愿,但家属显然对此耿耿于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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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雇卡马乔是一面镜子

 中国足协摊上大事了,因为和卡马乔签订了一份“丧权辱国”的合同,眼看着人家现在要白白卷走据说7000多万人民币,我查了一下,这相当于中超公司2012年的净利润。呵呵,中超公司辛苦一年,卡马乔只需一个转身离场就挣到了。 

 

  但是,必须承认,按合同办事,天经地义,你不能指责卡马乔“高薪低能”,也不能责怪人家不是白求恩,因为,人是足协找来的,要怪只能怪签合同的人。当初嫌贵尽可以不签,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教练到处都是;或者要签也可以有明确的制约条款;再不济尽可以不解雇,就没有赔偿金烦恼了。 

  再说了,中国足协解雇教练又不是第一遭,却都吃过一些哑巴亏,比如,前国奥队主帅布拉泽维奇、前国青队主帅里克林克……连老农都知道,驴子都不会在相同地方摔跤两次,可是中国足协做到了。 

 

  当然,有人认为这都是有意而为之,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小九九。但反过来说,一个对合同都敢如此草率又不负责任的部门,如何管理好一个行业?合格否?恐怕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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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抱歉给了你一个“互害”的社会

自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以来,已有近10起小学教师涉嫌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这使得教育部、妇联乃至最高法等相关部门都轮番站出来表态,而民间则带着恶搞意味,以“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行为艺术开启了集体控诉。 

 

  诚然,古 

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丑闻,罪恶也从来都没有远离过孩童世界,但是,近期接踵而至的恶性事件还是一次又一次猛烈撞击公众的神经。难道是我们太过敏感、小题大做了吗?恐怕不是。某种意义上,在这个儿童节里,祝福的话语显得像是虚妄的应景之词,让人难以启齿;或许,给孩子们一个郑重的致歉和忏悔可能更加妥帖些——居然连最基本的安全都无法输送,我们这个成人世界,理应羞愧。 

 

  鲁迅曾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们则在呼唤“放过孩子”,怕孩子变坏,更担心孩子受欺负,“关心下一代”亘古不变,我们能够做什么?理论上说,我们不缺乏大道理,也不是不明白此间的道理,然而,在孩子权利一次次遭受伤害的现实里,我们却显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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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开房案:法律岂能被误读?

自海南万宁爆出“校长开房案”以来,当地警方刚开始因草率宣布“没有性侵”而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展开调查遭遇舆论风暴,但万宁方面似乎是铁了心“按照既定路线办事”,海南万宁市人民检察院15日召开案情通报会,通报最新进展:两名涉嫌猥亵儿童罪嫌疑人已被万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不是舆论很执拗,而是警方太偏执。刑法讲究“罪刑法定”,如果真的是猥亵,那就应该按猥亵罪论处。可恰恰是,法律是最讲求证据的,当学生家长在媒体面前以实际的病历予以反驳的语境下,万宁警方所呈现于公众的可谓“空口无凭”。警方的固执,反而在一再较劲中任由公信力一点点流失。

 

 

舆论追求的只是真相,是家长所声称的孩子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的背后究竟有无性侵的真相,更是对于一群孩子遭受侵害之后受到公正处置的正义的期待,但万宁警方的种种呈现,真给人颇有点和现行法律南辕北辙却浑然不知的意味。

“校长开房案”中,所涉及的“猥亵罪”与“强奸罪”,可以通俗地说,两者的区别就在于究竟有无性行为,固然,猥亵理论上也可以造成幼女下体伤害,因而,搞清楚是否乃性侵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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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洋案:与其舆论审判,莫如盯紧公权

    近日,复旦大学研究生投毒案受害人黄洋不幸去世,网络上下关注者众,人们很希望知道谜底:毒从何来?投毒者是谁?为何下此毒手?4月16日,上海警方对外披露,黄洋同寝室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已于13日被警方带走,现被刑事拘留,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

    当上海警方证实同寝室的林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采取相应措施之后,舆论随即开始铺天盖地谴责、追问林某,悬在公众心头的疑问似乎落地,并将此案贴上了“同室操戈”的标签,顺而沿着自我设定的逻辑,一路开始掘地三尺,推测出投毒动机乃是“误杀”“情杀”等几种不同版本,并做深度追问状:从清华大学铊中毒的朱令、到挥刀向室友的马加爵、再到黄洋,大学到底怎么了?有人还在追问和反思教育体制……

    显然,对于一个尚处于刑事侦查阶段的案件,对外界的传言“复旦校方和上海警方均未予证实”,在传闻并未得到法律确认的前提下,公众已经一厢情愿地跑在了真相前头,你不能说这种反思和追问的内容本身没有几分道理,但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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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H7N9,不恐慌的底气何来?

 中国内地近日先后发现多例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且集中于长江中下游毗邻的四省市。对此,多地已启动防控部署,并积极向社会通报相关措施。上海等地宣布启动流感流行三级应急预案,并且拉响了禽流感黄色预警。这意味着,H7N9禽流感正式被定级为较大级公共卫生事件。而官方多个机构和相关专家在提醒公众注意预防的同时,也强调目前并未发现该病毒可人传人,不必恐慌。

 

  显然,“备战”禽流感成为近期多地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也因为恰好赶上了非典10周年,10年前的那场灾难至今让国人心有余悸,每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典都毫无例外地会被一遍遍提及,生怕10年前的前车之鉴被后来者遗忘。现在面对H7N9禽流感,官方以及专家都在告诉公众“重演SARS可能性极小”,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H7N9禽流感的传染源和传播方式目前还不明确”,这也正说明公众的担忧其实并非杞人忧天,毕竟,对于现有的不足10个病例推导出来的结论是否有足够科学性,公众还有疑惑,况且,现在还没有发现,也不等于绝对就没有。毕竟,人命关天,安全第一,谁也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其实,如何消除公众恐慌,也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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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10年:危机催生变革

  

10年前的那个春天,中国高层权力按期换届,新一届政府踌躇满志,媒体也在盘算着中国人未来的新收获与新希望,但不曾想,在享受了20多年持续增长、刚开始过上比较富裕体面生活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传染疾病:非典型肺炎。 

 

  今天,重温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一则是为了拒绝遗忘、痛定思痛,二则是抚今追昔、记取承诺。我们不应人为夸大战胜非典的战绩,忘记了曾经的痛楚和依旧生活在非典阴影下的人们,社会不能只歌颂功绩而难以铭记苦难;我们也不能在时间的冲刷之下,在非典的记忆里只剩下恐惧感,而当初那些理性的、直至症结的深度反思却逐渐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之中。...

 

  被非典改变的个体命运和国家轨迹

 

  非典,这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祸,一时间让国人陷入莫可名状的集体焦虑;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曾几何时,中华民族仿佛又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逝者如斯夫,如今10年已过,对所有的亲历者来说,当初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依旧没有完全散尽。事实上,非典,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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