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无大道***一苇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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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竟写了介么多

 

无道诗10首

 

 

 

 

《无道诗》

 

 

流水席的新年

是木枢在迎宾曲中的不腐。

坛前裸露栽花炮,星辰寂寥数塔尖。

神的耐心,全在微观世界的生机。

 

 

何须问亿万光年外的恒星胚胎。

请让中洋脊在五千米下的深海继续标记老地球年纪。

荣华非梦,从酒神望去是腹胀。

谈谈时间,吖咿唷,流年仅复活一座慈善馆。

 

2013.2.

 

 



《提桶篇》

———父亲逝世周年祭



梦也干燥?简约一把石灰粉

撂出你。

你起身了,开口了。你说像风沙过 全身灰

让我赶紧提一桶水。



蛇年二月是爱干净的月份么 像

我们通常在清明的坟头见过的新蛇?

偶尔鲜竹笋点醒我们

泥土,唯一配做“洁来又洁去”的妈妈。



清晰的漱洗,那说不清年龄段的脸。

我的疑心呢?我本该有的近距离的胆怯呢?

你活着——这比水也明净,比提水也轻松。

室内不可思议的豁亮,让你的神情如此寡淡。



在你眉毛还挂着一点粉尘时,你嘱托我

送点什么又避讳什么。仿佛亡灵为你随意假借

空桶为水晃荡不知何来。你语气和悦

你的话像水洗一把模糊生死的石灰粉。



2013.3.11.21:45

 

 

《罪犯的新面孔》

 

 

 

不,我所说的罪犯不是你们的罪犯。

他不在死猪的上游。那儿,像一颗流星

滑落,焚尸场的场长永没。下游乐见

蛆虫泛滥成公信批判导言。什么?

升降机有可能升上矿长?他刚从深深的

小老婆那儿挺过来?这年头的情欲噢

连屋基也恐惧的煤寡妇亿年不沉睡。

她一个劲地憋着:探照灯,探照灯。

是的,我所说的罪犯不在失控的钻头上。

龌龊 不过是对情欲的补充,或者

诱发滋长一个七十岁的少年。假如

情欲矿灯更撩人地一瞥,他的青春

就不会被课本、运动服、迷人的乐队打发。

他草莓的发际突兀地长出寒山的矮松。

那般纠结于另一个寂寞之家,寂寞的主妇。

他像带着狼的血统,孤僻入群;嗜血

一样嗅探着乏味又大度的婚姻的龃龉。

这执拗的探险者除了把熟透的胴体气息

带进课堂,他全部的承诺就是“我乐于

介入一切生疏之家,百无聊赖的主妇。”

以至于深夜,他逡巡的魅影游移了我,

在陌生的房门内诱发出一个老妇的妙龄。

窈窕的二八妙龄,是谷雨茶芽合新墨开的

微漾,活色生香尚不足解风情。

我为何执子之手,撩子耳廓?日昏昏

庸碌碌在她的碧波眼荡漾老松树皮?

 

2013.4.

 

 


《大雾之书:暮色四合望城外焚烧秸秆》

 

 

 

有人在油菜田里唱焚烧歌。

焚烧歌怎么唱,秸秆就怎么烧。

满天里全是烟尘,没弥漫仇恨。

烟尘飘过一条河,灰暗了市郊。





灰暗了,街市。街灯亮出白内障。

汽车尾排得了弱排症,转鼻涕小儿科。

烟囱王子一样端庄,依稀站在起源里。

园林的筛眼肺呀,不输一口烟民的筛眼肺。





晚灯在池塘里晃荡:焚烧是一种洁癖。

秸秆在园子里噼啪:死灰为新种铺路。

请默许碳颗粒:空游无依的鱼卵。

烟囱往上一指:肥缺的臭氧洞是水帘洞。

 

2013.5.

 

 


《反接力诗》

 

 

 

对肉的担心

大大超出了猪的轻巧劲。

你看,林间猫鼬迅疾。年幼的獾

没有像上山的小儿郎骑在父亲肩上。





皮下,它们的骨骼、筋络同样构造宽松的奔跑路径。

错在我们的口感,替它们在速度、耐力

以及协调性上分岔。

像线条总是替女士们把关。





自古以来,每条林荫小道都是

一剂泻药吧。山林无肥肠。

你口含仙丹 钻出真人洞,

呀,我的父,云海厚成了猪油 !





你仅仅知道重力让果树的枝条

弯曲,而不去掂量

重力如何高估我们。

随着枝条一阵反弹,你能承受的风景是





各拉丹东的雪水流到吴淞口

早就黄了。

你喊了喊:回去,回去。

像让清朝的人头滚回周天子雪山。

 

2013、7、12——16.

 

 

《南瓜墙》

 

 

 

是浓荫下的青檐。

土砖墙任意潮,青苔任意厚,南风过处

任意缺。

南瓜藤又布起了墙头小阵,嗅觉的细丝漫过来。

玉米禾已踮起脚跟,与野葵隔墙亲。

 

 

依然是三十年前的南风,习习一抹黛青。

南瓜的花与瓜,本分 到了无敌。

谁肯相信土墙蓄水的本领,浓荫 浓到了几辈子。

石桌石凳泛几遭过客凉。南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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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缥缈何所想

 

 

神话叙事依然是人的叙事。神话是人的神话,所以神化也就是人化的异名?幻梦般的仙云中掉出一只人的脚——想象的神话一下子就成了触摸的神话,这种阅读的味道有如仙云染上脚气病。我再也离不开人间了,因为神话只能在人与神的有效距离内。人脑所能张开的网,捕捉不到更远更离谱更莫须有的神。有一个神仙令我很不屑,名曰赤脚大仙。有吗?你说仙人都赤脚也就罢了,或者仙人都穿看不见的鞋子,或者肢体无形。一个赤脚,这不就等于给神话穿鞋子吗?所以后来当我看到仙人一缕烟般走了,我还在惦记他的赤脚有什么用。神被创造的某些别致,比神话得了脚气病还叫人懊恼呢。(——2013、9、22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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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书评

 

 

《王敖的诗与现代汉诗》

 

 

一苇渡海

 

一)

 

 

在我阅读王敖诗的这些年里,王敖一直生活在美国。他的写作在持续,诗或有关诗的随笔、评论,用母语,也用英语。每隔一段时间,有他新书在国内出版的消息。我说这些意在表明王敖的一种“在场”: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与国内当下汉诗互动;而地理上的距离又方便了他回避写作之外的损耗,在一种有异域文化参与拓展的写作空间中独善其身。王敖的诗在国内不乏慧识者——也许这就够了;但王敖的诗在考验“听风者”所追逐的想象力的同时,极易遭遇这样的尴尬:即被某种类型的“闻道者”拽入固化的现实感/历史感语境予以诘难。几乎每个时代,阅读积习看似顽皮,都不怎么让人轻松。不止一次,我感受到王敖的孤独,这种孤独不在去国怀乡,不在英语语境下的母语写作,不在诗歌写作的外部认同。像希尼那样,王敖的孤独,我以为源自艺术强力,诗歌艺术强力——哪怕是看起来冲和的诗歌艺术。愈是频于打开大师的秘库、不断延拓写作边际的诗人,愈受艺术强力的威胁(来自希尼的观点)。另一方面,王敖的孤独又是一种不会耽于其间的“孤独感”,他似乎有一套天然即时解乏、排遣孤独的机制。对于诗人,生活艺术和语言艺术都意味着对神经元的锤炼;作为一种愉悦的报偿,在猝不及防的时刻,神经元掏空了意念,肉体自然准入“空放”状态。不管怎样,王敖的确是在极其松弛的状态完成诗歌写作的。我每次读王敖的诗,感受每一首诗就是一次单纯的发声,声音来自渺远的空洞。我感受到王敖的诗歌形式也像声音隧道不可形肖。

 

事实上,王敖只愉悦于自己的声源,声线的波动,并不在意他人对其声音的感知和辨识,以及他的发声能在读者阅读面上激发多大的振幅。他成不了迎合读者趣味的作者。他写出了诗,谁适合阅读——这不再是他的问题。对于这样的诗人,声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个意外。说到底,迎合,以及声誉,是一个现实问题。王敖极少对现实发言,也不在作品中处理现实问题。他从不为公共新闻写诗,他仅仅是诗人,不去公知那边站队。当国内许多诗人乐于为日常朝晖夕阴的情绪波动和公共事件写诗,乐于为丧失的或正在挑战的社会伦理写诗,王敖不为所动,仍写他的绝句或传奇诗。王敖与现实的关系,似乎可以用诗人与语言的关系来代替。语言景观——这就是王敖乐此不疲的现实。(见诗人2013、7、12新浪微博)这让我自问:在诗人语言独创行动中,“现实”是一种羁绊吗?让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少数的诗人去回答,诸如博尔赫斯、史蒂文斯、哈特-克兰或赫伯特。事实上,对于当代汉语新诗,王敖的写作的确带来了全新的语言景观,这在臧棣、西渡、清平等诗人有关王敖诗的专论中均有建设性的讨论(在此不一一赘述)。王敖的诗,不在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意义指向,更不在某种现实境遇揣度,如果我们的阅读能行进在语词或诗句的震撼强度上(并伴生愉悦感),或许正意味着王敖的诗给出了部分但却必不可少的“意愿”。如果把前面的“空洞”一词换用一下,王敖的每一首诗,均在整体上结构一种“空际”,作“空际看”——这或许是他另一个隐秘的意愿。王敖诗的发声,有一种空际发声的灵动虚幻;如果温度和重力让发声浓缩,那或许就是一场甘霖空降——这是我们可以体察的有清凉味的纯粹质地,且难能可贵地拆解、耗散了大气循环图。这么说,王敖的诗思有点像在大气中循环,这个“大气”从古老的物种及其附属的神话中蒸腾,带着时间的清凉感和渺无接点的神秘气息。正如很多诗人有一个让现实挤占的大脑,王敖有一个神话寄居的大脑。在王敖的诗中,一方面,神话直接构成诗的要件,以扩张想象力,实现时空在意念中的跳脱,或缔结新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我”构成无所不能的化身,物种在诗的布局和语态中获得新的起源性质和时态。前者运用神话,后者缔造神话,在王敖的诗写中均得心应手。神话让王敖的现实得以虚化,让事物的所指渗透虚拟语气,物质如灵穿梭于人之虚无,语词获得德里达在评述策兰时所发现的“流动性”特质。

 

“谁在生命的中途,赐予我们新生,让失望而落的

神话大全与绝句的花序,重回枝头

 

中年的摇篮,荡漾着睡前双蛇的玩具,致酒水含毒

遥呼空中无名的,无伤的夜,是空柯自折一曲,让翡翠煎黄了金翅”

 

——王敖《子夜歌》

 

王敖这首《子夜歌》写于2011年,时35岁,如诗中所言,可谓其“生命的中途”。但不知为什么,我每读《子夜歌》,都恍惚有加,视之为王敖的“写作序曲”。我不太清楚,王敖的绝句与传奇诗曾几何时如枝头落英,又在怎样一番周折后“重回枝头”。这些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示了王敖诗歌写作仍保持一份生命幼态的自在和探奇揽胜的天性,又在出世般的“空柯自折”修习中,成就“翡翠煎黄金翅”的独门绝技。翡翠,冷也;煎黄,热也;金翅,薄也。遥呼,寂而声也;无名无伤,对峙的时间也。

 

怀揣“饱经风霜的小孩心理”(《绝句》“那个俊俏的爬树的”,2009),乘“中年的摇篮”翩飞,跟随“全须全尾的王道士”(《地下》,2001)出游,王敖的每一首绝句与传奇诗都有胜境可揽。“我希望,我希望更少/则希望更多”(《竹枝词》,2011)——这也道出了我作为王敖诗读者的一个心思。让我们的好奇心停留在这样一些地方:“她的荧光之路,指向眩晕的飞行/我感到自己正在直立,走出门,进入昆虫的观众席。”(《隔夜梦》,2001)“当我们如临终戴花的古瓮,鼓腹而歌/在防风氏的肩胛下,在骨骼与神经的枝叶间跳跃如狼。”(《绝句》“人创造梨的华尔兹”,2012)“为你选出春梦中/根系缠在云端,向尘世飘来禽兽之绘的嗡鸣。”(《菩萨之歌》,2009)在这些诗句中,我们的确可以读到某种孩童心理。这一孩童心理的特质在哪?那就是“饱经风霜”。这一磨难特质来自于什么?是否对等于人类文明的饱经风霜?结合王敖的整个写作,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语言进行的时间回溯里,抒情主体既是幼态的又是古老的——语态是“摇篮的”/幼态的,而诗思却是“全须全尾”的/古老的、熟稔的。这里,原始神话图景聚集了现代诗思力量,感伤又不失清朗,穿越古今又不失现时觉悟。我们细看一下《隔夜梦》的那几句,“直立”——进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在直立”——处于由爬行到直立的进化门槛。“走出门”——这让人想到“文明之旅始于足下”,诗人用这三个字抛出一个必然预设。绝妙的是后一句“进入昆虫的观众席”——这是一个转身腾挪制造的惊奇,反进化逻辑的转身腾挪。这正是作者苦心孤诣的诗意“小概率”。在《绝句》(“梨的华尔兹”)中,“临终戴花的古瓮”,让我想到两句古诗:“郭外骷髅眠野草,翁仲坟前戴山花。”(茅商隐《山行》)“戴花”、“鼓腹而歌”,皆为物不应人人自寓物,忘忧之词,让我想到西方哲人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存在源(也是人性源)大词:时间“烦”。或如西晋人郭象注解的“浑全”:“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防风氏,原始先民之巨人。“防风氏的肩胛”,广义的原始先民荫庇。“骨骼与神经的枝叶”,让人联想到庄子的“自然之人”,或人的自然属性。王敖在为我们打开生命鲜活之境的同时,也打开了语言活力之源。“跳跃”,既是原生态景观及其包容的生灵的跳跃,也是诗人想象力的跳跃。而《菩萨之歌》,作者对神力极其庇佑有自己独到的体认,本来,“云端”无“根系”,既是假说,也不妨是美妙的无中生有。我们说菩萨灵验,这灵验有觉无词,抽象如“禽兽之绘”。禽兽之绘,就是先民之绘,愿景之绘,如摩崖石刻或洞壁勾画。注意,这里诗人并非写菩萨之“无”,而要渲染的是愿景之“美”。菩萨即是自然神力之和悦、之感召、之应验、之具象的抽象。这里,王敖作为诗人不在传达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而在赋予生命一种语言形式,见习并开创诗语言自由腾挪跳转的时空。为实现这一点,王敖诗也通过缔造现代神话,来展现其想象力翅膀并非完全依附于原始神话及其神力的托举,他的存在就是一部现时新神话,事象不分古今,博采皆为传奇。譬如《我曾经爱过的螃蟹》一诗,开篇就有现时情境预设(虽是虚构的);“在脆弱的时刻,用太阳能补充盔甲中的钙”句,“钙”一词附着了现代气息感。同样,在《睡魔》、《人马实验室》等诗中也不乏现时影像投射,所用语词频频提示诗人之现时存在,以及诗人想象的即时性。

 

王敖以诗写跳脱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必然链条,悠然驰骋想象力于诗传奇中,浑若物我无别,“天放”之心蔚为大观。其诗思隔空对接老庄“复归于婴”,不知“王道士”之名可源于此。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读王敖如是言。王敖写他的绝句与传奇诗,如果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的角度看,他有可能希望创造自己“不被影响”的诗歌题材和诗体形式/文本形式;就母语写作看,他有可能希望捕获一种现代汉诗不可复制且具有再生能力的语态/语感。但我以为,王敖诗歌写作还有更深层次的驱动力。作为现实人,王敖不可能没有现实感触,不可能完全疏离历史、人文、道德等公共话语/权力话语的教化乃至侵袭。那么王敖真的完全摒弃了“现实关照”、“历史关照”乃至零零总总关照的意愿吗?当然不会是这样,但这些显然是作为某种“镜象”构成王敖诗歌写作的或然选择,换言之,王敖以通过与语言建立某种独特联系来兑付不具有实指性的“关照”,这一“关照”隐秘、不倾向公共讨论,但更有远见和耐心。如果现实的确构成王敖诗写作的必然干预,我愿意把这现实理解为德里达所揭示的“无限延异的现实”。(延异:扩散,延宕,没有起源和中心。)德里达的现实延异性,和福柯的主体“彻底自我忘却”呼应,破除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如并蒂莲共同揭示了世界的流动性和存在的虚妄性,那么,揭示存在本质的语言也必然具有流动性。回顾前文提及的“饱经风霜”一词,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王敖的诗写作建立在庞大、深邃的洞察之上,建立在对物质世界、对整个物种进化及其衍生的人类文明演进史的认识之上,也建立在对语言与时间、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认识之上。因此王敖诗写中表现出的“小孩心理”是一种复杂工序后的想象力提纯、语言提纯。正如其新书书名所暗示的,王敖的“孤独之心”进入“俱乐部”,乃是以诗的“俱可乐”来消弭其洞察万端后的智识负累,来消弭其作为现代人回溯历史时间、独跋远古苍凉-浑厚-朴散图景的“孤独感”。王敖的“俱乐”,实乃一己乐,或与诗俱乐,所谓“一水涨喧人语外”是也。“经历沧桑多次,就像一连串化石,坐在一个影子里。”(《龙须虎》,2001)“正如未尽的爱,可以退回无序的微尘”(《去武道馆的路上》,2011)。“……因为昨夜趁黑/误以为参透了葱中的虚无,酸中的周易,想回去做进化史上/跑跳着退却的生物……”(《天梯之诗》,2012)王敖由“有心之人”向“自然之在”退却,表现出抒情主体与历史幻灯的“互文性”。《神话大全》可说是王敖绝句与传奇诗中的一个名篇了。在这首诗中,我读到王敖对自己诗写作的“不辩之辩”。“银杏树”——这位活化石,为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雄奇诗辩做了见证。“前有科幻,后有史诗”,这不算历史的概括,但绝对是关乎诗辨析的高度浓缩。这也是作为王敖写作的背景、抉择和障碍(或曰“影响的焦虑”)而出现的。王敖把所有的辨析归结为“关于有多少圈石子的争论”,显示了辨析的无效性、虚妄性,“神话跟喜剧的互相说服”即是王敖对自我的说服,也可以换一种语态去理解:即是神话对沧桑的说服,喜剧对生命之重、文明之痛、语言之囿的说服。这么看,“神话大全”可否理解为“神话是一种抵消” (姑且借用德里达语式),一种全能式抵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窥探前文提到的王敖诗歌写作的“松弛”态(诗学观下的意态和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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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首:《寒流的发源》、《羞耻节制》、《忙音》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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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不需要生命冬季的事物何其少》

  

 

 

 

《不需要生命冬季的事物何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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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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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个。能出则出




诗集名:《再见,诗歌史》(123首)
(《Goodbye, the history of poetry》)
——从凝神到离心


查耿 著



作者简介:查耿,网名(笔名)一苇渡海,1966年生,安徽望江人。



扉页:我正在跟诗歌史说再见;
但我不知道何时跟诗歌说再见,也许诗写作即遗忘之书。



第一辑:致敬(30


法布尔的学堂
清晨
记忆
秋风
雾凇
山岗
前门外
重叩母本
那些芍药
好看
上游:慧可
热衷
凉棚
麦田上的鸦群
见习诗
布须曼人
海德堡(一)
海德堡(二)
树枝诗
纪念布朗肖、巴塔耶、福柯以来的语言先驱
一千个姑娘
献给 W.史蒂文斯
印象的印象
女人的表述
日本桥
秋日晨雾中想起莫奈
舞台
陌生人
查湾,海子的村庄睡得更沉
手之电


第二辑:表象的教养(28


异端
母语
杀布人
行刑的刀斧手
两棵枫树
官能症
即景
园丁雅歌
今天
箭头
同声期
偶然性我把握不了
雪落在街巷是个麻烦
死亡冰柱
时运之车
巨星之魅
火烈鸟罪状
2011大事记:瓶颈
帝国新贵
白肉
从狗屎到缺牙
柏拉图
高原教育
表象的教养:斑纹
清晨诗
巴门尼德:轻为积极
青山事
乌云下


第三辑:性根与铁链(33


梯田
春乡夜
秋司空
信持
瓷国
即也离
挺尸间
张坝桥
支离的身体
黄昏极目未见
端详
青虫
暗害
停顿
西极昆仑
旋转
黑夜
纯白
穿越之诗:葵花
夏之芒
诘责
仲秋客辞
皮划艇
鱼罾
否定
嗟:11月2日寒流初至
伦理之光
对自我的蔑视
抗颓废诗
宽度:男子构造
蛙鸣
家长制的小孩哭
噩梦与温柔乡


第四辑:树枝的选美(32


致老子
所爱
树的星宿
词与物
逐客令
青未了
雕刻师
黑得像铁的树不是铁树
别动世界
秋虫一闪念
秋暮遮
偶感
自然在
摩挲事
无爱莫若石
蛮荒之年
梳理一棵被雷击过的老树
歌:汉白玉
跳动
牯牛降深处
Mu2545航班:武汉至昆明
舞的超验
短歌行
短歌:楼台
奥妙链
为得一枚果肉化石并观金星凌日,喜极而作
战神俳句
躬身
树枝的选美
和歌:舒缓
致当代作为陪衬的诗艺
再致当代作为陪衬的诗艺


附录:诗话两篇


先秦汉诗略问

疲倦,一个诗学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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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波主编《当代诗》第三辑出版

  
  
  目录 ······
  
  诗歌广场
  
  宋 琳(5首)
   口 信
   迷 楼
   栖隐篇
   天赐湖
   祝英台近
  查耿(5首)
   乌云下
   表象的教养•斑纹
   时运之车
   手之电
   死亡冰柱
  牧 斯(4首)
   夜钓
   久病的老人
   割槭歌
   再记德叔
  言 白(4首)
   春情的主题作业
   雾中曲
   让身体成为一条它们可以通行的路
   浮生本能
  廖 慧(5首)
   不是
   什么
   轻抑
   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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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2》近日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诗2》目录
  
  编者:聂广友
  
  一. 开卷诗人
  
  1.陈东东
  2.湖北青蛙
  3.徐苕菲
  4.王敖
  
  
  二.新诗30家
  
  1. 阿波
  2. 阿翔
  3. 陈律
  4. 窦凤晓
  5. 冯晏
  6. 杭江
  7. 举人家的书童
  8. 蓝野
  9. 李冰
  10. 李少君
  11. 李浔
  12. 罗逢春
  13. 罗霄山
  14. 洛盏
  15. 孟浪
  16. 翩然落梅
  17. 森子
  18. 苏楷
  19. 孙慧峰
  20. 王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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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主编《诗东西》第四期目录(2011.12)

  
  
  
  
  青年诗人
   王璞 马寇•波伽查 赵勇 王岸 李雅(丽雅•施奈德) 郑依菁 小雅 了小朱
  
  评论
   王敖:“彼此热爱”与日常的光谱——读了小朱诗集《云中行的诱惑术》
  
  诗东西论坛作品选(1)
   清平 张典 陈均 王东东 一苇渡海
   湖北青蛙 扎西 雨人 王西平 沙织
   丛文 汤凌 陈家坪 子禾 呼啸岛
  
  专辑:东西共鸣
   中国-日本-立陶宛-比利时
   诗与音乐
   诗歌翻译
   关于翻译的讨论
  
  当代中国诗人(中英对照)
   于坚(Diana Shi & George O’Connell 译)
  西川(Lucas Klein 译)
   伊沙(Denis Mair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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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第二稿)

  
  
  《疲倦,一个诗学的词》
  
  
  一
  
  在对诗学的好奇上,我一直感觉年过不惑的臧棣像个孩子;臧棣诗论,一种基于丰富阅读的语言直觉,又让我感觉其敏感如高原野马(这与其属相巧合?)。我读臧棣的诗论感觉不是读一个学者的诗论,而是读一个诗人的诗论;在母语的语境里,我又感觉臧棣的诗论无国界。如果说时间是一个点的延伸并且很难找到那个点,诗学在任何时间点的建立也意味着共时,我的意思是,臧棣诗学我很难说清在怎样一个时间长度上撷取,任何“现代诗学”的建立都有古老诗学智慧的助推吧,借用人类学的一个有趣说法也许是恰当的:“我们通过保持祖先年轻的特征而进化。”(专业上称之谓“幼态持续”。)英国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说艾略特长着“布满牙齿的头脑”,我看这个夸奖也适用于臧棣。在臧棣的诗歌文本中,庞杂的摄入,让你羡慕其良好的牙床和巨大的思想胃口。很多人读到的是臧棣诗歌语言的“机智”,而不知机智背后,撇开修辞,接近神秘的诗学智慧几乎能吞噬清晰的理性,这在臧棣的诗歌中屡以“混淆”的形式展现。有趣的是,臧棣的诗论很多是以十分直接的简净形式写就的——一种《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式的简洁——据我所知,这种片断式或词条式写作,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他似乎在做着剔除学究气的努力。说臧棣在构建某种现代诗学或还原某种古老的原型诗学都不过分——这在我看来是无需辨析的,因为我看到了臧棣诗歌文本及其诗论中的“行动”——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我把臧棣诗学视为当代真正的“行动诗学”。尽管我也偶尔看到臧棣提及汉语新诗的一些早期诗人,比如卞之琳、李金发、废名等,想必这些诗人臧棣一一考察过,甚至包括众多的现代政治诗人(我一个也不想提),但我认为臧棣更致力于不曾被传统汉诗学开拓的丰饶领域——也许这些领域还惊人地昭示着另一个话语世界。把一种未来的诗歌图景纳入当下是危险的,仅就受众而言很难在阅读的常态上达成谅解,而一种豁朗心态足以维护臧棣孤军深入的动力:被误读有时也是很美的差事,误读并非无意义。是的,就汉诗学的开拓而言,臧棣是有“革命”意识的,而替代变革暴力的是一种叫“可能性”的东西,是臧棣顽童似的对语言的着迷。臧棣有其“诗歌英雄”观,但他的这一英雄只与奥秘对应,并不与通俗意义的权力意志对应。臧棣说:“我们的诗歌英雄是用来输的。”输,就是他接纳异议和排斥的姿态(异议和排斥不一定来自当代个人和诗群体,也许来自诗歌史)。诗学,从来就不是一个与“胜利”关联的词,倒是与兴趣、愉悦、爱这些词关系持久暧昧。臧棣说自己是“诗歌动物”,委实标榜沉醉语言王国的一份自足(甚至是福气)。早在2001年,阐释王敖写作,是臧棣“重新发明新诗”的一个难得契机。臧棣说:“重新发明新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诗歌,或反新诗。它可能意味着在新语言层面上向诗歌回归。” “诗歌,如果不是必须,但也不妨最好是‘新于诗’的那种语言实践。”可以说,臧棣的诗歌和诗论写作一直在延伸和强化这一基本态度。对于整个汉语新诗传统而言,王敖的诗歌写作的确生发出一种“发明诗歌伦理”的惊骇,这里不再重复臧棣的阐释,只表达我的一点敬意:王敖重构了汉语新诗的语言轻度,并且以这一轻度抵消语言的权力素质和它的后果——政治积极。仅就这一点,就足以在汉语新诗传统面前谈“发明”。臧棣对王敖的阐释,“无焦虑写作”概念的提出,把汉诗学悬置或遮蔽的诸如诗歌形态构建、诗歌与现实、语言意志与自然力量等多重问题引发开来,在二十一世纪汉语涌现的形形色色对诗歌的爱与执著中,臧棣以一种“徒劳的无畏”心态,积极释放着“着眼于未来诗学”构建的热情,不负“诗歌动物”之名。在与钱文亮的一个访谈中,臧棣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不是特别愿意公开我的诗歌抱负。我宁愿我的诗歌抱负处于一种隐秘状态。” 09年,臧棣为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写了《海子: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他撇开了“天才”这个因用得太泛而很容易夭折的词,把海子与“中国诗歌的自新”结合在一起,重申了“诗歌是一次行动”。臧棣从与语言角力的角度,把海子当作汉语新诗遗产来审视和发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申述了海子诗歌是“极其高级的文学类型”,避免海子遗产滑入所谓青春写作的随机性话语;二是海子长诗的“碎片说”。无疑,他把对好友的纪念落实到对诗歌语言的透视上,这是出于一份尊敬的审慎和严苛。臧棣是我阅读的当代诗人中最为幽默的一个,你甚至很难发现,他的幽默出自傲慢,而傲慢又来自洞察语言秘密的自信。近几年,臧棣写了大量片断式的诗学随笔,一部分集结在《诗道鳟燕》名下,一部分散见其微博。我视这些片断为“从某个词开始的语言考察旅行”。臧棣像矿物学家敲击一块块矿石那样敲击一个个语词,以微观的方式实践诗歌语言的检点,每个语词扩散的诗学声音却巨大。由这些构成臧棣诗学基石性的语词,我还联想到臧棣笔下的“毛孔”——
  
   每个毛孔丛书
  
  宇宙被缩小了,但不是因为
  你喜欢提到每个毛孔。不夸张,
  就不会有全身都令人着迷,更不会有
  全身只反对全体。太夸张了,
  就不会有忘我的反面。喜鹊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然不同于野猪身上的每个毛孔。
  但是,天鹅身上的每个毛孔
  不一定就和你无关,也不会因你的否认
  而疏远它对迷宫的诺言。摸不透,
  算什么,顶多是不起眼。在秋天,你说
  你的每个毛孔都因落叶而变甜了。
  甜,就是向内部飞去,但并不对坠落说三道四。
  如此,每个毛孔正确于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每个毛孔都因为我们的健忘而非常反动:
  比如,它们竖起时,有人并不愤怒。
  它们清晰时,你喝的是权力递过来的假酒。
  它们柔美时,你已没有时间。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你已没有时间。
  每个毛孔都曾是插在你皮肤上的小旗帜,
  但现在,它们只剩下微小的旗杆
  和通向深奥的小洞。每个毛孔
  都反动于挑剔:你怎么不揪出
  最出色的你我。你怎么不拔出
  最犀利的生命之剑。你怎么还没洗出
  最有感觉的自我。你怎么还没使用过
  最完美的,遍及全身的,道德的呼吸。
  
  臧棣/ 2011.10.
  
  这毛孔令人着迷,也令自身着迷;毛孔小于诗,又大于诗;毛孔夸饰身体的舒适与难耐(反动、挑剔),又被注入不确定的万有期待。基于“ 诗是一种深奥的积极。诗是一种神秘的视野。诗的机遇就是诗的自我解放。”(臧棣) 在《诗道鳟燕》及其他散见于微博的片断式/词条式诗论中,臧棣将诸多汉语词奇妙地纳入其宏观诗学构想中,表述出梦呓般的奇妙色彩。我稍稍罗列一下就有“得体”、“运气”、“勇敢”、“机智”、“境界”、“真相”、“晦涩”、“难度”、“精致”、“疲倦”等等,你很难想象,这些词会在现代汉诗学中一一碰运气,在臧棣诗学话语中产生陌生化效果、诡秘的力量。臧棣似乎在实践着米沃什在谈论布罗茨基时提到的“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作为与“听命”交换,臧棣获得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系统,“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 (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程一身 译)关于“疲倦”,臧棣有这样一段话:
  
  “只可意会的是,大诗人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也不妨说,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天知道,这决不是一种极端的说法,而是一种极度的感恩。”
  
  你可以把这段诗话看作是臧棣“语言游戏”的一种,但是我初读还是为之一震。可以肯定,像臧棣诸多词条式诗论一样,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精确表述,不仅要深思熟虑,可能有时还要碰运气。对,即是深思的,又是离心的。对臧棣而言,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何尝不是运气?何尝不会对这种运气生发“一种极度的感恩”?你看,相映成趣的是,当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浪漫、现实、超现实,谈论诗歌的现代性、民族性,谈论诗歌的“介入”与否,臧棣在谈论“语言的疲倦”。一种情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人一直在探索新的语言机制,在“想象力的普遍关联上”(奥登)用功匪浅,词语的组合和诗歌形态结构的开放态都有令人惊讶的表现,但这种“部分的”才情归功于“异质化”,并不意味着拥有“诗的天赋”——倘若有部分写作天赋被诗的天赋眷顾,那也许意味着某种语言意志被类似老子出函谷关的悬念所包围;而对二十世纪诗歌大师们的积极仿效,是许多诗人不愿认帐的真实出路。臧棣为什么说“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当然,“诗的写作”也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他在揭示诗歌语言的危难之境吗?他在表达诗人的失语症吗?“语言的疲倦”从何而来?这“极度的感恩”又从何谈起?“艺术是一种强力,被它临幸就是受它威胁。” Seamus Heaney 如是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认识并谈论“语言的疲倦”,并不妨碍诗人写作的积极;对于大诗人,诗歌写作,构成“语言的疲倦”的一部分,甚至无限地推动“语言的疲倦”。哈,听起来,这像是一种“深奥的积极”。
  
  
  二
  
  鉴于二十世纪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诗人独特的人生际遇,我们看到,许多诗人是分享诗歌对政治或诗歌对现实的干预的。比如:1939年之前的奥登,他的《在战争时期》诗组,以及极受布罗茨基赞赏的99行诗《1939年9月1日》,不难看到诗歌中的政治魅影(在茨维塔耶娃那里叫“历史感”);俄语中对抗社会主义政治暴力的几位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流亡到美国并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前南斯拉夫裔诗人查尔斯-西密克,其诗给我的深刻印象像“围裙挂起的血地图”,一种刺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耳膜的现实尖厉声,在查尔斯-西密克那里转换成飞机引擎和弹片的尖叫、肉凳钝击声以及可能引起的一切心理颤栗,这种颤栗在诗歌的语言形态上有一种磨砺功效,磨砺出明亮的幻视和幻听;在以色列,有内森-奥特曼、海姆-古里、尼希姆-卡尔德龙等民族诗人。我们知道,埃兹拉-庞德替意大利法西斯做过广播宣传,而博尔赫斯在五十年代极力反对过庇隆政权,但在诗歌写作上,他们都比米沃什更能远离现实及历史重构的诱惑。这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博尔赫斯》一文中所料断的:“历史不会激动他,有关人类复杂社会的研究也不吸引他。”“无论是对是错,他始终忠于自己,始终是真诚的。”(指博尔赫斯) 我相信庞德也是这样,尽管他在《反叛》一诗中声称要“重新扰乱这个地球”,壮心还加了副标题——“反对现代诗的蒙昧精神”,我愿意理解为一种激越的诗歌精神,不可否认,庞德一直是狂热的(为此在精神病院约束了十几年);而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艺术家高迪埃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天真的、充满“艺术的肉欲”的庞德。米沃什的诗歌写作与他在《生物学课》中表明的诗歌态度是一致的(六七十年代诗作有极为谨慎的旁逸,如《诱惑》有布罗茨基的痕迹,《窗口》有博尔赫斯的痕迹)。米沃什在《生物学课》中引用希姆博尔斯卡《自切》一诗,意在表明人类的进化历程以及生物学知识背景,在诗人那里适用于揭示人的现实性——即便是“自切”的不能再坏的处境(“碎语”是它的产物、后果),自然主义认识论及其写作姿态更不例外。米沃什给出了诗人(及其写作)遭遇现实的这样一个必然:“当我们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 他继续说:“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而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 (均引自米沃什《生物学课》,黄灿然译)。米沃什认为诗人生命及其写作历程一直接受与现实关系(也许是勾兑关系)的训练,社会是学校课程的延续,而诗人最初的写作知识来自学校(某种既成的模式化)训练。他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米沃什的这一追溯,与布罗茨基评奥登《1939年9月1日》文中的一句有内在默契:“军队和警察均在重复学校的结构。”由此,米沃什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全面放纵的迷狂”持批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彼二者与米沃什“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太不对路了。在科学迅猛地抛离“有神论”的整个二十世纪,在人类践踏自然和施暴自身的空前灾难中,诗歌对现实(及其政治)干预一旦被理论强化,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诗歌美学法则。
  
  对现实的事件、价值和意义乃至零零种种概念 说话,无疑显示一个社会人的关注姿态、情感态度倾向。这种说话,我认为可以从人的最初本能找到注解——现实(在一种广义话语里包含着既成现实以及所要诉求的现实)构成每一个生命个体亲密关系的总和。除了一些极为罕见的历险,生命个体都会对现实做出本能反应。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有关文学的种种“主义”中,现实主义不单凸显自身的现实性,还可以正当地把其他主义囫囵纳入自己的话语框架内,历久而弥坚,成为最敦实可靠的文学“主义”。这样一来,写作对现实的“忠实”,不能说不出于一份对自我(写作主体)的“尊重”。在许多写作者那里,忠实于现实意味着给政治和历史投射出一份关照,这种关照大到“命运”所能涉及的种种议题,小到留下个体某个时段的生命印迹(成为自我印证的告慰形式)。对于写作个体,甚或对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造者,这没有对错,只有选择的或然。但是一种非常难堪的情形是,现实不够亲密,它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它成为了极为现实的“伪现实”,更为糟糕的是语言与它构成同谋关系;或者我们看到的作为有机整体的现实,其实是缺乏关联性的现实,在一种密切联系的表象之下只有孤立的碎片。一个真相的空间原来只是一个玩笑的空间,一个理性照耀的空间原来只是一个盲目的空间。基于此,一些写作者须在预设“更高现实”的前提下,写作才得以继续;在有些“逃离”或“弃置”现实的写作者那里,与其说语态显示漠然,不如说是真相不显在 而得以见的漠然。预设更高现实并非为“超验”眷顾,它只是文学语言为自身出路发明的新伦理。这里不能不稍稍提到,自人类文明初期,神秘主义一直矿藏并间或释放语言能量,它早期就以幼稚但十分充沛的想象力,来接济“现实之难”,缓冲理性的脆弱。今天,你可以说,神秘主义是人类度越难关的理性果实(像画饼充饥那样),是人类强力意志疲乏时的一个无厘头的梦,但在我看来,莫如说是自然及宇宙非理性的一点恩施、眷顾。是的,自然非理性对人类理性的恩施、眷顾。这就是为什么科学主义杀死上帝后,神秘主义并未绝迹,而是变幻其姿态,依然闪现于理性边界,如影随形于文明长河。当一部分写作者厌倦一个表象世界,神秘主义以其特有的方式构造自己的“现实”。很客观地说,诗歌从神秘主义出发,与作为劳动歌谣一样悠久。
  
  米沃什的思想不可谓不深邃,他有极其宽泛的视野和类似君特-格拉斯的对“未来”的信念(君特-格拉斯演讲词《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也有很难调和释怀的诸般隐忧,他的乐观隐含着强作欢颜的苦涩。他十分清楚科学主义范型下的人类处境、历史进化链对人类想象力的干预(甚至对想象力基础的摧毁)。作为诗人,他洞明诗歌“必须在(人类)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生物学课》)。但是,一种“历史力量也能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的眼界,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对“失去的乐园”的了然于胸(博尔赫斯诗作《失去的乐园》:“重复即取消”的诗意表述。),一种不够真诚的包容——“探索奥秘者所犯的错误和他们孩子气的概念/是可以原谅的”(米沃什长诗《关于神学的论文》),也会让米沃什做出不够明智的判断:“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生物学课》) 米沃什显然低估或曲解了其他同行。 我要说的是:1、“阴郁”并非现代诗歌的主打音调;在许多现代诗人那里,“阴郁”构成了对他们最致命的错误解读。2、基于第一点,“绝望”的诗人所占的比例很小,且这类诗人大多正是“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现实”的诗人。3、二十世纪语言哲学和诗学的开拓是空前的。
  
  
  三
  
  “歌德,把自己奉献给了石头,
  他猜想着——他从来也没有证明它——
  牛顿把科学领向了迷途。”
  
  这是奥登1973年写的《感恩节》一诗中的一节,他似乎道出了歌德诗艺与牛顿科学之间一种相龃龉的关联。扯远一点,好莱坞除了媚俗,还有与二十世纪诗歌相媲美的眼力,因此不乏“拯救”题材的大片。《源代码》有一个被人骂为“懦夫”的角色说:“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似乎在为片中恐怖者德里克-弗罗斯特做铺垫,导出的台词是:“这个世界需要毁灭,在废墟上重建!”十九世纪有一个“罪犯人类学”学派,首脑是隆布罗索。尽管后世科学批判甚至葬送了他的“罪犯行为遗传决定论”,否决了他通过解剖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尝试(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但他对罪犯解剖特征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对罪犯返祖性体质标志的发现,我认为蕴含着尚未被揭示的信息。阿德里《侵占的必要性》也谈到人类固有的暴力模式:“从狩猎生活的开始到人科的出现,产生出竭尽全力的侵占性”;其支持者《非洲的创生》作者雷蒙德-达特认为:“捕食的转变和武器的使用,解释了人类血腥的历史,解释了人的永久攻击性、非理性、自我毁灭以及无情地诚心寻死。”(转引自《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P263-264)
  
  从川端康成到伍尔芙,似乎都在印证着雷蒙德-达特的推论:“诚心寻死”。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英国画家理查德-帕克斯-伯宁顿1828年名作《在悬崖下》:“巨大的悬崖几乎将大海逼退,然而垂直的崖壁显出死亡的预兆。”“突兀的悬崖、孤寂的远空、壮阔的大海是自然的伟物,它们有着命中注定的天道安排,是痛苦、是孤独、是自然的精神,更是死亡。”(布莱恩-雷诺,美国学者) 鉴于此,一百年后西班牙画家达利用色彩呈现“人类的变貌”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仿佛与伯宁顿在时空上构成了呼应。(达利画作《人类的变貌》,1929) 在对人类的认识深度上并让认识在语言中得以拓宽,在西方知识话语中有一条上下串连的轨迹。这条轨迹清晰地写着: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布朗肖、巴塔耶、福柯、德里达、索绪尔、巴尔特、罗伯-格里耶等等。他们各有其话语支撑点(抱歉,在此不逐一展论),但有一个共同的症结:现代性束缚;因发现语言的权力素质又面临共通的挑战:受制于语言陌生化逻辑。在福柯看来,根本性思维必然会发现自己处于“界外”,与“人的现实从界内向界外位移”相对应。“从界外思考”,不仅作为福柯评论布朗肖的文章标题,也是此类知识分子无可选择的思考及话语策略,这自然也部分归功于索绪尔在语言学上的贡献(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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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第一稿)

  
  
  《疲倦,一个诗学的词》
  
  
  一
  
  在对诗学的好奇上,我一直感觉年过不惑的臧棣像个孩子;臧棣诗论,一种基于丰富阅读的语言直觉,又让我感觉其敏感如高原野马(这与其属相巧合?)。我读臧棣的诗论感觉不是读一个学者的诗论,而是读一个诗人的诗论;在母语的语境里,我又感觉臧棣的诗论无国界。如果说时间是一个点的延伸并且很难找到那个点,诗学在任何时间点的建立也意味着共时,我的意思是,臧棣诗学我很难说清在怎样一个时间长度上撷取,任何“现代诗学”的建立都有古老诗学智慧的助推吧,借用人类学的一个有趣说法也许是恰当的:“我们通过保持祖先年轻的特征而进化。”(专业上称之谓“幼态持续”。)英国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说艾略特长着“布满牙齿的头脑”,我看这个夸奖也适用于臧棣。在臧棣的诗歌文本中,庞杂的摄入,让你羡慕其良好的牙床和巨大的思想胃口。很多人读到的是臧棣诗歌语言的“机智”,而不知机智背后,撇开修辞,接近神秘的诗学智慧几乎能吞噬清晰的理性,这在臧棣的诗歌中屡以“混淆”的形式展现。有趣的是,臧棣的诗论很多是以十分直接的简净形式写就的——一种《雅典娜神殿断片集》式的简洁——据我所知,这种片断式或词条式写作,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他似乎在做着剔除学究气的努力。说臧棣在构建某种现代诗学或还原某种古老的原型诗学都不过分——这在我看来是无需辨析的,因为我看到了臧棣诗歌文本及其诗论中的“行动”——是行动而不是研究,我把臧棣诗学视为当代真正的“行动诗学”。尽管我也偶尔看到臧棣提及汉语新诗的一些早期诗人,比如卞之琳、李金发、废名等,想必这些诗人臧棣一一考察过,甚至包括众多的现代政治诗人(我一个也不想提),但我认为臧棣更致力于不曾被传统汉诗学开拓的丰饶领域——也许这些领域还惊人地昭示着另一个话语世界。把一种未来的诗歌图景纳入当下是危险的,仅就受众而言很难在阅读的常态上达成谅解,而一种豁朗心态足以维护臧棣孤军深入的动力:被误读有时也是很美的差事,误读并非无意义。是的,就汉诗学的开拓而言,臧棣是有“革命”意识的,而替代变革暴力的是一种叫“可能性”的东西,是臧棣顽童似的对语言的着迷。臧棣有其“诗歌英雄”观,但他的这一英雄只与奥秘对应,并不与通俗意义的权力意志对应。臧棣说:“我们的诗歌英雄是用来输的。”输,就是他接纳异议和排斥的姿态(异议和排斥不一定来自当代个人和诗群体,也许来自诗歌史)。诗学,从来就不是一个与“胜利”关联的词,倒是与兴趣、愉悦、爱这些词关系持久暧昧。臧棣说自己是“诗歌动物”,委实标榜沉醉语言王国的一份自足(甚至是福气)。早在2001年,阐释王敖写作,是臧棣“重新发明新诗”的一个难得契机。臧棣说:“重新发明新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诗歌,或反新诗。它可能意味着在新语言层面上向诗歌回归。” “诗歌,如果不是必须,但也不妨最好是‘新于诗’的那种语言实践。”可以说,臧棣的诗歌和诗论写作一直在延伸和强化这一基本态度。对于整个汉语新诗传统而言,王敖的诗歌写作的确生发出一种“发明诗歌伦理”的惊骇,这里不再重复臧棣的阐释,只表达我的一点敬意:王敖重构了汉语新诗的语言轻度,并且以这一轻度抵消语言的权力素质和它的后果——政治积极。仅就这一点,就足以在汉语新诗传统面前谈“发明”。臧棣对王敖的阐释,“无焦虑写作”概念的提出,把汉诗学悬置或遮蔽的诸如诗歌形态构建、诗歌与现实、语言意志与自然力量等多重问题引发开来,在二十一世纪汉语涌现的形形色色对诗歌的爱与执著中,臧棣以一种“徒劳的无畏”心态,积极释放着“着眼于未来诗学”构建的热情,不负“诗歌动物”之名。在与钱文亮的一个访谈中,臧棣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不是特别愿意公开我的诗歌抱负。我宁愿我的诗歌抱负处于一种隐秘状态。” 09年,臧棣为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写了《海子:寻找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他撇开了“天才”这个因用得太泛而很容易夭折的词,把海子与“中国诗歌的自新”结合在一起,重申了“诗歌是一次行动”。臧棣从与语言角力的角度,把海子当作汉语新诗遗产来审视和发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申述了海子诗歌是“极其高级的文学类型”,避免海子遗产滑入所谓青春写作的随机性话语;二是海子长诗的“碎片说”。无疑,他把对好友的纪念落实到对诗歌语言的透视上,这是出于一份尊敬的审慎和严苛。臧棣是我阅读的当代诗人中最为幽默的一个,你甚至很难发现,他的幽默出自傲慢,而傲慢又来自洞察语言秘密的自信。近几年,臧棣写了大量片断式的诗学随笔,一部分集结在《诗道鳟燕》名下,一部分散见其微博。我视这些片断为“从某个词开始的语言考察旅行”。臧棣像矿物学家敲击一块块矿石那样敲击一个个语词,以微观的方式实践诗歌语言的检点,每个语词扩散的诗学声音却巨大。由这些构成臧棣诗学基石性的语词,我还联想到臧棣笔下的“毛孔”——
  
   每个毛孔丛书
  
  宇宙被缩小了,但不是因为
  你喜欢提到每个毛孔。不夸张,
  就不会有全身都令人着迷,更不会有
  全身只反对全体。太夸张了,
  就不会有忘我的反面。喜鹊身上的每个毛孔
  自然不同于野猪身上的每个毛孔。
  但是,天鹅身上的每个毛孔
  不一定就和你无关,也不会因你的否认
  而疏远它对迷宫的诺言。摸不透,
  算什么,顶多是不起眼。在秋天,你说
  你的每个毛孔都因落叶而变甜了。
  甜,就是向内部飞去,但并不对坠落说三道四。
  如此,每个毛孔正确于你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每个毛孔都因为我们的健忘而非常反动:
  比如,它们竖起时,有人并不愤怒。
  它们清晰时,你喝的是权力递过来的假酒。
  它们柔美时,你已没有时间。
  不过,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你已没有时间。
  每个毛孔都曾是插在你皮肤上的小旗帜,
  但现在,它们只剩下微小的旗杆
  和通向深奥的小洞。每个毛孔
  都反动于挑剔:你怎么不揪出
  最出色的你我。你怎么不拔出
  最犀利的生命之剑。你怎么还没洗出
  最有感觉的自我。你怎么还没使用过
  最完美的,遍及全身的,道德的呼吸。
  
  臧棣/ 2011.10.
  
  这毛孔令人着迷,也令自身着迷;毛孔小于诗,又大于诗;毛孔夸饰身体的舒适与难耐(反动、挑剔),又被注入不确定的万有期待。基于“ 诗是一种深奥的积极。诗是一种神秘的视野。诗的机遇就是诗的自我解放。”(臧棣) 在《诗道鳟燕》及其他散见于微博的片断式/词条式诗论中,臧棣将诸多汉语词奇妙地纳入其宏观诗学构想中,表述出梦呓般的奇妙色彩。我稍稍罗列一下就有“得体”、“运气”、“勇敢”、“机智”、“境界”、“真相”、“晦涩”、“难度”、“精致”、“疲倦”等等,你很难想象,这些词会在现代汉诗学中一一碰运气,在臧棣诗学话语中产生陌生化效果、诡秘的力量。臧棣似乎在实践着米沃什在谈论布罗茨基时提到的“听命于语言这个要素”,作为与“听命”交换,臧棣获得一套适用于自己的诗歌语言系统,“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伟大,并能挑选自己的人为它服务。” (米沃什:《关于布罗茨基的笔记》,程一身 译)关于“疲倦”,臧棣有这样一段话:
  
  “只可意会的是,大诗人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也不妨说,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天知道,这决不是一种极端的说法,而是一种极度的感恩。”
  
  你可以把这段诗话看作是臧棣“语言游戏”的一种,但是我初读还是为之一震。可以肯定,像臧棣诸多词条式诗论一样,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精确表述,不仅要深思熟虑,可能有时还要碰运气。对,即是深思的,又是离心的。对臧棣而言,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何尝不是运气?何尝不会对这种运气生发“一种极度的感恩”?你看,相映成趣的是,当我们在谈论诗歌的浪漫、现实、超现实,谈论诗歌的现代性、民族性,谈论诗歌的“介入”与否,臧棣在谈论“语言的疲倦”。一种情形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当代诗人一直在探索新的语言机制,在“想象力的普遍关联上”(奥登)用功匪浅,词语的组合和诗歌形态结构的开放态都有令人惊讶的表现,但这种“部分的”才情归功于“异质化”,并不意味着拥有“诗的天赋”——倘若有部分写作天赋被诗的天赋眷顾,那也许意味着某种语言意志被类似老子出函谷关的悬念所包围;而对二十世纪诗歌大师们的积极仿效,是许多诗人不愿认帐的真实出路。臧棣为什么说“无限地感谢语言的疲倦”、“只有诗的写作才能触及到语言的伟大的疲倦”(当然,“诗的写作”也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他在揭示诗歌语言的危难之境吗?他在表达诗人的失语症吗?“语言的疲倦”从何而来?这“极度的感恩”又从何谈起?“艺术是一种强力,被它临幸就是受它威胁。” Seamus Heaney 如是说。有一点可以肯定:认识并谈论“语言的疲倦”,并不妨碍诗人写作的积极;对于大诗人,诗歌写作,构成“语言的疲倦”的一部分,甚至无限地推动“语言的疲倦”。哈,听起来,这像是一种“深奥的积极”。
  
  
  二
  
  鉴于二十世纪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诗人独特的人生际遇,我们看到,许多诗人是分享诗歌对政治或诗歌对现实的干预的。比如:1939年之前的奥登,他的《在战争时期》诗组,以及极受布罗茨基赞赏的99行诗《1939年9月1日》,不难看到诗歌中的政治魅影(在茨维塔耶娃那里叫“历史感”);俄语中对抗社会主义政治暴力的几位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流亡到美国并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前南斯拉夫裔诗人查尔斯-西密克,其诗给我的深刻印象像“围裙挂起的血地图”,一种刺穿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耳膜的现实尖厉声,在查尔斯-西密克那里转换成飞机引擎和弹片的尖叫、肉凳钝击声以及可能引起的一切心理颤栗,这种颤栗在诗歌的语言形态上有一种磨砺功效,磨砺出明亮的幻视和幻听;在以色列,有内森-奥特曼、海姆-古里、尼希姆-卡尔德龙等民族诗人。我们知道,埃兹拉-庞德替意大利法西斯做过广播宣传,而博尔赫斯在五十年代极力反对过庇隆政权,但在诗歌写作上,他们都比米沃什更能远离现实及历史重构的诱惑。这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帕斯《在时间的迷宫中:博尔赫斯》一文中所料断的:“历史不会激动他,有关人类复杂社会的研究也不吸引他。”“无论是对是错,他始终忠于自己,始终是真诚的。”(指博尔赫斯) 我相信庞德也是这样,尽管他在《反叛》一诗中声称要“重新扰乱这个地球”,壮心还加了副标题——“反对现代诗的蒙昧精神”,我愿意理解为一种激越的诗歌精神,不可否认,庞德一直是狂热的(为此在精神病院约束了十几年);而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艺术家高迪埃真实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天真的、充满“艺术的肉欲”的庞德。米沃什的诗歌写作与他在《生物学课》中表明的诗歌态度是一致的(六七十年代诗作有极为谨慎的旁逸,如《诱惑》有布罗茨基的痕迹,《窗口》有博尔赫斯的痕迹)。米沃什在《生物学课》中引用希姆博尔斯卡《自切》一诗,意在表明人类的进化历程以及生物学知识背景,在诗人那里适用于揭示人的现实性——即便是“自切”的不能再坏的处境(“碎语”是它的产物、后果),自然主义认识论及其写作姿态更不例外。米沃什给出了诗人(及其写作)遭遇现实的这样一个必然:“当我们听说某些地方一些人类遭另一些人类残暴对待时,我们内心的抗议之声回荡在空虚中,而且没有任何正当性,除了抗议之声本身。” 他继续说:“没有任何科学和哲学可以改变一个事实,也即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而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 (均引自米沃什《生物学课》,黄灿然译)。米沃什认为诗人生命及其写作历程一直接受与现实关系(也许是勾兑关系)的训练,社会是学校课程的延续,而诗人最初的写作知识来自学校(某种既成的模式化)训练。他说:“对大多数诗人而言,诗歌是他们的学校笔记本的一种继续”。米沃什的这一追溯,与布罗茨基评奥登《1939年9月1日》文中的一句有内在默契:“军队和警察均在重复学校的结构。”由此,米沃什对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全面放纵的迷狂”持批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彼二者与米沃什“把诗歌定义为‘对真实的热情追求’”太不对路了。在科学迅猛地抛离“有神论”的整个二十世纪,在人类践踏自然和施暴自身的空前灾难中,诗歌对现实(及其政治)干预一旦被理论强化,就有可能成为重要的诗歌美学法则。
  
  米沃什的思想不可谓不深邃,他有极其宽泛的视野和类似君特-格拉斯的对“未来”的信念(君特-格拉斯演讲词《人类的毁灭已经开始》:“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也有很难调和释怀的诸般隐忧,他的乐观隐含着强作欢颜的苦涩。他十分清楚科学主义范型下的人类处境、历史进化链对人类想象力的干预(甚至对想象力基础的摧毁)。作为诗人,他洞明诗歌“必须在(人类)想象力已失去其基础的新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变自己”(《生物学课》)。但是,一种“历史力量也能发明抵抗毁灭的手段”的眼界,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对“失去的乐园”的了然于胸(博尔赫斯诗作《失去的乐园》:“重复即取消”的诗意表述。),一种不够真诚的包容——“探索奥秘者所犯的错误和他们孩子气的概念/是可以原谅的”(米沃什长诗《关于神学的论文》),也会让米沃什做出不够明智的判断:“当诗人发现他们的词语只指涉词语,而不是指涉必须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的现实,他们便绝望了。这很可能是现代诗歌音调如此阴郁的原因之一。”(《生物学课》) 米沃什显然低估或曲解了其他同行。 我要说的是:1、“阴郁”并非现代诗歌的主打音调;在许多现代诗人那里,“阴郁”构成了对他们最致命的错误解读。2、基于第一点,“绝望”的诗人所占的比例很小,且这类诗人大多正是“尽可能忠实地加以描写现实”的诗人。3、二十世纪语言哲学和诗学的开拓是空前的。
  
  
  三
  
  “歌德,把自己奉献给了石头,
  他猜想着——他从来也没有证明它——
  牛顿把科学领向了迷途。”
  
  这是奥登1973年写的《感恩节》一诗中的一节,他似乎道出了歌德诗艺与牛顿科学之间一种相龃龉的关联。扯远一点,好莱坞除了媚俗,还有与二十世纪诗歌相媲美的眼力,因此不乏“拯救”题材的大片。《源代码》有一个被人骂为“懦夫”的角色说:“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痛苦的!”他似乎在为片中恐怖者德里克-弗罗斯特做铺垫,导出的台词是:“这个世界需要毁灭,在废墟上重建!”十九世纪有一个“罪犯人类学”学派,首脑是隆布罗索。尽管后世科学批判甚至葬送了他的“罪犯行为遗传决定论”,否决了他通过解剖来理解人类行为的尝试(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但他对罪犯解剖特征的分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对罪犯返祖性体质标志的发现,我认为蕴含着尚未被揭示的信息。阿德里《侵占的必要性》也谈到人类固有的暴力模式:“从狩猎生活的开始到人科的出现,产生出竭尽全力的侵占性”;其支持者《非洲的创生》作者雷蒙德-达特认为:“捕食的转变和武器的使用,解释了人类血腥的历史,解释了人的永久攻击性、非理性、自我毁灭以及无情地诚心寻死。”(转引自《自达尔文以来》,三联书店,P263-264)
  
  从川端康成到伍尔芙,似乎都在印证着雷蒙德-达特的推论:“诚心寻死”。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英国画家理查德-帕克斯-伯宁顿1828年名作《在悬崖下》:“巨大的悬崖几乎将大海逼退,然而垂直的崖壁显出死亡的预兆。”“突兀的悬崖、孤寂的远空、壮阔的大海是自然的伟物,它们有着命中注定的天道安排,是痛苦、是孤独、是自然的精神,更是死亡。”(布莱恩-雷诺,美国学者) 鉴于此,一百年后西班牙画家达利用色彩呈现“人类的变貌”就不那么触目惊心了,仿佛与伯宁顿在时空上构成了呼应。(达利画作《人类的变貌》,1929) 在对人类的认识深度上并让认识在语言中得以拓宽,在西方知识话语中有一条上下串连的轨迹。这条轨迹清晰地写着: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布朗肖、巴塔耶、福柯、德里达、索绪尔、巴尔特、罗伯-格里耶等等。他们各有其话语支撑点(抱歉,在此不逐一展论),但有一个共同的症结:现代性束缚;因发现语言的权力素质又面临共通的挑战:受制于语言陌生化逻辑。在福柯看来,根本性思维必然会发现自己处于“界外”,与“人的现实从界内向界外位移”相对应。“从界外思考”,不仅作为福柯评论布朗肖的文章标题,也是此类知识分子无可选择的思考及话语策略,这自然也部分归功于索绪尔在语言学上的贡献(索绪尔:语言的“差异与距离”说,《一般语言学教程》)。基于人类仍在继续的事实,福柯们的哲学话语及人类知识谱系的证伪(陌生化一种),难为了历史学家们,他们在福柯的语境下积极寻求调和的话语体系,美国的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丽特-雅各布等提出了“务实的实在论”(见三人合著《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试图填补历史哲学“主体抽离后的苍凉背景”,但不足以抵制语言“解散深度”的趋势,因为“解散深度”确乎来自不可遣散的自然能量。哈贝马斯另辟蹊径,从“公共领域”寻求调和对策,不失为“务实的实在论”之另一种版本。
  
  不:我的心将变成一座高塔,
  我自己将在它的边缘上:
  那里别无它物,只有痛苦
  与无言,只有大千世界。
  
  只有一件在巨大中显得孤单的东西,
  它时而变暗,时而又亮起来,
  只有一张最后的渴望的脸,
  被摈弃为永远无可安慰者,
  
  只有一张最远的石头脸,
  甘愿承受其内部的重量,
  而悄然使之毁灭的广漠空间
  却强迫它日益趋于神圣。
  
  ——里尔克《孤独者》
  
  当1926年奥地利德语诗人里尔克的内敛、斯文、安静结束于“玫瑰的冲突”(里尔克生前为自己作墓志铭,与其因玫瑰刺伤导致白血病惊人巧合),俄语诗人叶赛宁的遗言早已草拟好了并像是给后来俄语诗人留下不详之兆:
  
  “为了我所有深重的罪恶,
  为了我不相信神恩浩荡,
  把我停放在圣像下面,
  让我穿着俄罗斯式衬衫死亡。”
  
  是的,在二战时期,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在动荡不安的巴尔干地区和巴勒斯坦地区,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二十世纪诗歌确乎响动着死亡之声,只是发声部位各具差异。真的像阿赫玛托娃所说“消失——才是你的宿愿”吗?(诗作《召唤》,1963、7、1)能否用米沃什的“阴郁”一言以蔽之?写过“我拒绝——存在”的茨维塔耶娃还这样写过:“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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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

  
  
  壬辰年二月初八上午十点,父亲走了,享年七十七岁。
  初,我摸遍其全身,体温尚暖,不能信其仙去。数日阴雨不绝。
  
  
  挽:
  
  登仙者羽化,一生苦辛随风去
  追梦人泪倾,四季华韵有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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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一点点来


  
  
  先秦汉诗略问
  
  
  
  “对我而言,擅闯众多伟大人物毕生研究的领域是放肆的。”
   ——奥登《希腊人和我们》
  
  
  
  单从发声表意上,语言早于文字。公元前十六世纪前后的甲骨文、钟鼎文,形式上将语言形之于视觉文字,公元前八世纪以降的羊皮书、西周以后的竹简木牍文及至东汉的纸质文书,让语言有了进一步规范化的可能,初步出现了“书”这个更便于语言运用和传播的载体。人类最初的结绳记事、假鱼骨兽骨而饰、身体纹饰、磨崖石刻,也应是语言形诸文字的端倪,先民语言表达的困窘和好奇心催生这些原始的符号文字。而文字形成之后得以命名的“歌”,也应先于文字,当然更先于后来记载歌诗的文字。我的意思是,歌始于混蒙的原始语言,这几乎无须考证,就像原始人的无端情绪无须考证一样。按《诗经》的辑录标准,歌与诗在形成文字时是合而为一的。当然,相对于原始先民的歌,《诗经》上的歌即便是国风,也已演化出了较为复杂的声韵及表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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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孙文波先生主编的《当代诗》

  
  
  2011年诗选15首
  
  
  
  《乌云下》
  
   未须愁日暮
   天际是轻阴
   ——(宋)程明道
  
  雨下到傍晚,已经下得差不多。
  天依旧阴,但不暗。
  风吹着湿漉漉的树叶,更高处
  风还吹着不下雨只顾飞跑的乌云。
  我站在楼顶,扶着栏杆,那么多
  云絮清凉地飞过我的头顶。
  我跑不起来,但我的心比云絮还轻,还薄。
  我知道这是阴雨天的傍晚,我知道
  即便半空中也没透明感。
  或许有人抬眼,不只与乌云
  也与早年的房漏和忧郁会面。
  但是对于我,假如一个瞬间让我惊奇
  我就会逸出那个老而弥坚的经验世界。
  譬如不远处,湿漉漉树荫下飞过一辆单车,
  那一闪,怎么就看着像一枚下午胸针?
  你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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