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荼居士

历史考古、中国书画史、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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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王敬祖墓志》

      

《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琊王公墓志铭》,志石一合,唐建中元年(780)葬,近年在洛阳出土。 河阳主簿刘复撰、 恒王府参军张文哲书,1050字。 志主王伷,唐“天宝初,进士登科,署宋州襄邑县尉”,后“以优选授左领军卫胄曹参军”。 天宝十四年(755),“禄山叛于幽都,兵及二京”,在安史之乱中王伷被俘,安禄山、史思明、安庆緖、史朝义先后胁迫他在伪朝为官;乱后,被肃宗“召至阙下,拜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汾阳王表授尚书司门郎、兼河东县令。迁金部郎中,领河东少尹。莅官多能,诏居中朝。累升驾部、考功、吏部三郎中”,大历十四年(779)卒。由于志主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大部分过程,所以此志颇具史料价值。

 

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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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 州 书 画 志》编撰说明

      

一、本志编撰的内容,时限上起东汉,下迄民国。辑纂的书画家小传,及所附书画作品,均为历代已故书家画伯的作品,所谓盖棺论定,尚健在者不收。

二、历史上的涿州,或称县、或称郡、或称国、或称州,名称、隶属多次更易,而其辖域屡变,或属县二十九,或仅领一县,广狭不一。因此本志采辑、编撰的空间,以各代涿州辖域范围为限。

三、本志编撰以历史时段为章,以朝代为节,段首加小序,概说本章内容;记述顺序大致分两个部分,一为“涿州籍书画家及其作品”,一为“涿州古代刻石中的名家书迹”。

四、入志书画家小传,以朝代、生年先后编次;难确定生卒年份者,置其所处朝代之后。有的书画家无作品可附,只好暂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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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 州 书 画 志》绪 言

     

古之涿郡,在九州为冀,十二州为幽,诸侯国为燕;至汉,属幽州部刺史,领县二十九。其县于范水之阳者曰范阳,元魏以为范阳郡;唐大历间置涿州,辽金元至明清,五代相蹱,隶京师右翊,列近辅之严。涿地东引青州、齐州,西带并州、晋州,南控恒岳,北倚燕山,山川形势,称雄于河朔。人生其间,钟其浑厚闳深之气,故历代以来,譞异之资,卓犖之器,茂邃之士,代不乏人。涿郡英才俊彦,甲于天下州邑,域內所出帝王名臣、高贤大儒、名将能吏、大德高僧,屡见载籍。然则曩昔史志,于“六艺”之书法,“通大道”之绘事,书家画伯之行迹,记述独稀,或文字疏略,一鳞半爪,或语焉不详,颇多歧义,故令后人每生文献无征之憾。

礼、乐、射、御、书、数,周朝之“六艺”也。古人谓文字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莫近乎书,故以书法“载道、传道、弘道”。昔人有云,绘画虽修齐治平之“余事”,然“可通大道”: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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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的一件遗物

上午,翻检旧籍,发现先父的一件遗物:距今七十年(1948)前时任松江省阿城县县长延景玉亲笔开据的一封“介绍信”,内容是介绍本县居民伊翰文(即余之先父),因本县“去年产量歉收缺乏吃粮”,去林口县(今黑龙江省林口县)亚河区购买粮食:

 

 “林口县长:亚河区长:兹介绍我县朝阳街公所,住户伊汉文,因缺乏吃粮:我县去年产量歉收,故实感缺乏吃粮。素知贵县去岁产量丰收,故介绍前去购买,望贵县给予援助,卖给一些,今介绍该人前去,恳请帮助啦! 此致,敬礼!阿城县长延景玉。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廿八日。”

 

这封“介绍信”写在一张印有“阿城县政府”字头的笺纸上,笺纸纵24.2、宽17.2厘米,红丝栏格15道。用蓝色自来水笔竖写,文后不仅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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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葆力:北京辽金时期刻石述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也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的凝结,她拥有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而且一直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瞩目。

在北京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中,辽南京和金中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前者是十世纪初我国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的陪都,后者是十二世纪初由我国东北女真民族建立的金王朝的首都;前后经历二百多年的建设、经营,两代相继,踵事增华,以其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北京辽、金以后的中国帝都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的累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数量众多的北京辽金刻石刻

世事沧桑,千年转瞬,辽南京和金中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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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葆力《明 清 以 来 文 人 印》

 

 

一、弁 言——

文人篆刻,曼衍于宋,以远元明;晚明至清,渐趋兴盛,印人辈出,流派纷呈;民国迄今,文心浩博,中华印苑,踵事增华,方寸之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

 

明季后期,文彭何震,追秦仿汉,朴拙沉厚,一代大家:文氏篆刻,力矫时弊,既承古法,又出己意,圆劲俊丽,古朴典雅,效法者众;何震师文,法古融今,“六书”为则,驱刀如笔,章法简洁,韵味淳厚,风格多变,世称“文何”,派曰“吴门”。泗水苏宣, 长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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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集》跋语

      

伊葆力《燕南集》跋语

 

二零零三年十月初,余举家徙京。承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齐心先生热心推介,先后在北京文物局辽金城垣博物馆、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作文史类专项研究,藉此对辽金历史、古代石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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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物》卷 首 寄 语

《东方文物》卷 首 寄 语《东方文物》卷 首 寄 语《东方文物》卷 首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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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葆力:齐白石致张次溪手札四通

近日在一老友处,见到他从海外淘回来的一件“宝贝”:齐白石致张次溪手札四通。四通手札裱为一纸,长300、宽30厘米。裱件天头上有蓝色方形图书馆登记印章四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 类别 编号 年 月 日”分别钤于每通书札之顶部。手札朱丝栏八行笺纸、墨笔、行书竖写,内容如下:

第一通——释文:“次溪世兄先生鉴,前来函未复者,因候李遽卢僔兄之函,后方奉答也。先本请孙诵昭女士介绍孙见李,后来借山谓李君雅意承写,且云写价从廉,每字写银三角。是时拙集尚未请人较(校)字,请孙将诗稿暂行取回,较后再请抄写,无它意。其诗稿请黎绍照较尚未取归。李君答兄谓“此中情节,非面谈不可”,九字中似有所说耳。请兄面晤李君,说明拙写为好,其价请兄代妥定便是。璜最爱南湖老人诗稿之书法,佳想照印,觉与诗句增色也。齐璜顿首 八月十八日” 钤印:朱文 “老木”。

第二通——释文:“次溪学长鉴示,文稿已灯前三复,前其佩之学长贵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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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瀛所见《宋太祖蹴鞠图》

东瀛所见《宋太祖蹴鞠图》

 

 

今年六月上旬,在日本佐贺县的一家古美术店,见到一幅描绘我国古代蹴鞠场面的绘画:画家以白描的手法绘写了六个人物,用笔细劲有力,线条顿挫有致,雄健飘逸,有草书行笔之意;人物神态刻画生动,蹴鞠者竞技之动势,与围观者凝神之静态,各呈一趣。人物活动背景是一处宫苑:古松、芭蕉、细草及假山石,手法上写中带工,淡彩点染,与主题人物形象相映成晖。(附图一:海外新见《宋太祖蹴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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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友竹与石卿的田黄薄意作品

去年十月下旬,在日本大阪市福岛区,参加了一场艺术品拍卖会,拍品多为中国书画、古董和玉石制品。其中,一组(十余件)标名为“黄蜡石”或“冻石”的寿山石雕件,包含有林友竹、石卿(郭懋介)等现当代雕刻界大师的田黄薄意作品。这些流散海外的美石佳作中,以林友竹的早期田黄随形薄意作品《春山五老》、《春江泛舟》(注:题目为笔者所加),及石卿的田黄随形薄意作品《秋航》、《高山流水》最为隽美。

林友竹(1904——1952) 闽县后屿乡人。乳名竹竹,寿山石雕“东门派”的杰出传人。友竹幼得家传,其父林元水(1876——1937)是寿山石雕高手,擅长人物、古兽,尤擅雕刻飞鳌印钮,他刻人物须发、海浪波涛,喜用尖刀开丝,接连不断,精巧绝妙,颇称“绝技”。林元水的高超技艺,后来传授于长子林友枝、三子林友竹、孙子林炳生、曾孙林荣发。

林友竹既承家学,又博采众家之长,不拘泥于流派。他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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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吴 曙 画 马

看 吴 曙 画 马

伊葆力

 

“健马奔泉如渴虹,活马浴水如游龙。竦身作势蹴厚地,仰首喷沫生长风。

倦思滚尘痒磨树,似是马身通马语。莫将意态问丹青,天机正在忘言处。”

上引咏画马诗》,乃是明代中期曾任内阁辅臣的李东阳所作,其中描述画面上各种马的“意态”及赞叹丹青妙笔、“天机忘言”的诗句,与当代一位画马的画家——吴曙作品的形象、意境,多有相契。

吴曙,上海人,原任职于上海市工商局。绘画是其所爱,但本非专业,10余年前,由于健康原因,他提前退休。养病时期,他丹青自娱,水墨抒怀,专攻绘马。创作中,他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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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使者的丹青妙笔

 艺术使者的丹青妙笔

——旅日华人画家曹亚钢 

  

 

2007年12月7日,以党首小泽一郎为团长的日本民主党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当天下午,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代表团。会见结束时,小泽一郎将一幅题为《京都春色》的绘画作品,赠送给胡总书记。这件 “国礼”级的画作,作者是一位旅日华人画家:他就是 海外求学传艺近三十年、今天已誉满扶桑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曹亚钢先生。

  曹亚钢,,19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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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铜镜纹饰中的人物故事

金代铜镜艺术,远承汉、唐之流风,近接契丹、北宋之余韵,骋意创新,不拘一格,在短短数十年间,便形成了我国铜镜发展史上最后一个繁盛阶段,为古老、辉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青铜镜,作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和工艺品,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存在了近数千年。它的形制和纹饰,不仅表达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风情时尚,还形象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工艺水平和艺术特色。关于铜镜艺术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往的研究者曾有共识性的定论:即夏、商、周为形成时期,春秋战国为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为中衰时期,隋唐为鼎盛时期,五代、宋、元,日趋衰落,明、清以降,一蹶不振,直至消亡。在这种轮廓式的概括中,金代铜镜或不被提及,或被归入“宋元之际”即衰落时期中的一个分枝。也许因为所见实物甚少的缘故,以前有些关于古代铜镜的著述,对于金镜,大都很少提及。或偶有评介,则常与辽镜并论,斥为因循模仿,制作粗陋,无独立创造性可言。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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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铜镜上的佛教文化艺术

辽国(916——1125年)是契丹族在中国北部建立的-个王朝,它和五代几乎同时开始,又和北宋几乎同时灭亡。辽朝地域广阔,前后立国逾二百年,境内除契丹外,还有奚、渤海、女真、汉等民族,虽然其统治者的族属非汉,但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基本上承续了中原王朝的国家体制,并在尊崇佛教、儒学与道教的文化前提下,倡导发展各类艺朮,实践中既有所传承,又有所创新,不仅在华夏神州“变夷从夏”、变边陲为内地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做出了贡献,而且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的史册中,也书写了绚丽的篇章。

元初大文人刘因有言:“万里河山有燕赵,一代风俗自辽金”(《静修先生文集》)。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的“正闰”历史观影响,以及文献资料缺乏等原因,对于辽代历史、辽代文化深入研究不夠。可喜的是,近几十年来,随着观念的逐渐改变和大量考古资料的出土发现,这种状况已经有了改变。这里,本文仅以辽代铜镜造型、纹饰中所表现的佛教内容为例,走近我们以前较为生疏的“契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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