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华跃的文·纵华政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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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中体味细碎春光

在文字中体味细碎春光

纵华跃

 

夏日山间的这本散文集《十米之内》(中国电影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是王蒙先生拟的书名。作为一名编辑,起初对这个名字是没有感觉的。十米之内,无非柴米油盐,再升华也不过是形而下的,烟火味盛不入诗境;十米之内,无非琴棋书画,再摹写也难及古人十之一二,想附庸风雅而力有不逮。然而,读了以后便逐渐被其纯粹的文字所吸引,继而倾倒。不错,作者所写的确是身边之物,眼前之花。文字所描写的也不过是日常起居,鸡毛蒜皮,如清水素面、月下秋虫、紫花地丁。若再说境界高一点儿的,也不过是大雪夜归,春漫西湖。可是这些透明的题材配上纯粹的文字,居然处处闪耀着光芒,使人如坐卧在春日午后,仰面闭目,接受微风拂面和细碎阳光的抚慰,体味从十米之内的物件或风景透出的某种悠闲、恬淡。若说是小资情调,却又显得超凡脱俗。

 

总而言之,这样的文字让人读起来很舒服,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不光是舒服,还有某种既温馨又奇特的感觉。比如,“找一块清凉的地方坐下来,随手扽下身旁的一个草叶或细茎放嘴里咂摸一下,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盯着头上通透的蓝天和诱惑而甜蜜的白云。躺倒的时候很少,毕竟是女孩子。看眼前的花,草,蜂蝶,虫子,样样可爱,互不打扰。和谐。融入。”谁的童年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我们读之,重拾自己的独特体验,似熟悉却又感受不一。

 

“睡醒起来,奶奶早盛出小碗红茶菌。海胆般滑软的肉体,分泌发酵黏稠的汤汁,味极酸,添白砂糖。午后茶饮,贪馋满足。”“通常是晌午。和一群孩子在玉米地乱窜。蜜蜂苍蝇嗡嗡嗡。暴晒。主人回家午睡吃饭,我们在中午的强光中撒野。新鲜旺盛的夏天。”“河边湿地上有着不知名的野花,蓝色的一片。花朵极小,五个花瓣,圆圆的;中间有精巧的白色花心。你会发现每片花瓣虽然只有小米粒那么小,却开得一丝不苟,精致美丽。小小的野花,有着并不耀眼的光泽和自尊。”儿童世界新鲜而又美丽,到处都是奇迹与兴奋。不幸的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儿童那种敏锐的觉察、那种对美和令人敬畏之物真正的天生喜好,在长大成人后,就已经衰退或早早丧失了。可是,夏日山间仿佛早就服了一种解药,抵御过早的这种衰退,在成长过程中继续保持着独特的童真,这种本真的审美原力消除了成人世界的无聊和平淡。

 

我们四处张望,却对万物视而不见;我们向往远处的风景,却对周边之物厌倦;我们渴望拥有刻骨铭心的情感,却对眼前之人陌生。我们大多时候因为“忙”导致“盲”,真是太可惜了!夏日山间却在十米之内领略无限愉悦,感受春夏秋冬的日出日落,观赏着一花一草的生老荣枯,一虫一兽的欣喜悲欢。在江南烟雨中细嗅桂花,在夏日山间聆听风的多重唱。说到倾听,作者对夜晚秋虫的鸣叫更为用心,蝈蝈、蛐蛐、蟋蟀,那些平常而亲切的声音就会在她干净纯粹的文字里温暖起来。

 

《十米之内》中有几篇散文属于小品文的性质,极短,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让人难忘的场景,颇有几分汪曾祺的《草木春秋》的意蕴。简明细腻的文字能让人在这个喧嚣的消费时代里,找到一块宁静的地方,慢慢让脸庞有了细碎春光,暖和起来。

 

(作者:纵华跃,系中国电影出版社副编审)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20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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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里的蓬勃生机

 

梦溪小镇的《清明上河图》

       ——龚曙光《日子疯长》简评

               

 

相信任何事物疯长的背后,都深藏着一股旺盛的生命力。一旦日子疯长起来的话,那这日子里一定汹涌着勃勃生机。从八人抬进喧闹的洞房,到八人抬进的墓穴,三婶兜兜转转的一生,仿佛只是小镇的一个顿挫。然而一顿一挫之间,三婶的生命力呈现得圆润饱满。母亲在时代浪潮中的一再妥协与一味坚守,最后终于熨平了日子,那也是依赖着内心强大的生命力。大姑说,“知道命不好慢慢熬,也就熬过来了。”熬的是日子,可又是用什么来熬的这日子呢?是的,依然是顽强的生命力。同样,“九条命”的父亲、重情义的李伯与金伯、值更老人、云游而至的叫花子等人,无不一一显露出粗犷而不失温馨的生命线条。

《日子疯长》(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共有十余篇文章,述说梦溪风物,追忆小镇人事。每篇文章都是值得反复摩挲的一颗珍珠,如此串成一串,就成了小镇梦溪脖颈上最为珍贵的拥有。梦溪小镇,地处中南,只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个普通小镇。而在作者笔下,乡间人事几多沉浮,村野风景不时变幻,透过纸张都能闻到掺杂着牛粪味道的泥土气息。那些裹在时代光影下驳杂的人与事,也使一座梦溪像文中祖父的大梨树一般枝繁叶茂,旺盛之极。时空可以禁锢一个又一个生命体,但无法拘囿的是,在疯长日子里焕发出的一道道质朴的人性光环。

写乡土情怀的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能疏密有度情理并进的并不多见。往往多是情到深处,情难自已,稍不留意便有泛滥之嫌。日子疯长之下,书作者龚曙光先生笔触却极为精简,往往一点一画,情景立现。情如细水长流,书来便隽永有味。值得梦溪小镇庆幸的是,一个当初的少年,直到今天,目光还是那样清澈、坚定而深情。

龚曙光先生作为当今中国知名的儒商代表人物,用一系列跨界合作把古老的出版业带入了崭新的数字化时代。据悉他所率领的中南传媒上市公司在最新的“全球出版业TOP50”排名中,位列世界第六位,在国内出版集团更是名列前茅。在文化产业市场一时风骚,有当代陶朱公之美誉。今又情注笔墨,轻言慢语里深藏着“暗功夫”,文章风骨直追汪曾祺先生。这次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梦溪的《清明上河图》,在熟悉他的人眼里并不意外。多年前,著名作家张炜就曾说过,假如中国能够出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一定是龚曙光。那时的龚曙光先生还未从商,即便从商后精力有所不逮,让我们错过了一个车尔尼雪夫斯基,而他如今字里行间的美学精神依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因于此,我们才有幸走进这样活生生的梦溪,活生生的美。

既可商场范少伯,又可文坛汪曾祺。龚先生不仅在经济市场大量生产丰富的精神粮食,也在文学领域不时给我们端上来一盘盘美味佳肴。一条石板街,数排木板房。《日子疯长》里说的是梦溪,道的是梦溪的亲朋好友,其实这里面说道的又何止是梦溪,何止是那些生活在梦溪的人呢?在梦溪如此静美的图卷面前,我们不妨驻足沉思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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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

那年我口衔宝玉,如痴如呆

三个奶妈暗地里诅咒我早早夭折

横眉冷眼,我如痴如呆

只有咯血的妹妹

能让我惊慌

一声咳嗽,会扯出心底的痛来

她眉目清晰,声音婉转

她樱桃小嘴,红色皆碎

十八顷田地

收完租,不够我哭

她离开时,带走了二十四史

此后,我再不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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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花镜

老祖母又说起了从前的好时光

声音越来越颤了

有时还要费力地咳嗽

老花镜都差点掉下来

这副老花镜厚厚的,有点沉

我戴过,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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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生之死

  

那天尾生晚饭虽吃得比平日早

瞎子邻居却算出了夜有大雨

尾生想的是:幸好是桥下,淋不着

尾生踮起脚,水漫过脚

尾生踩着一块石头,水漫过石头

尾生爬上一个桥墩,水漫过桥墩

尾生多想站在姑娘的肩上啊

让水漫过姑娘

可人家怕淋雨,没来

尾生只能躺在水上

于是水漫过了水

 

 

姑娘一觉醒来,日上三竿

“该死的尾生!害俺白开了一晚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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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梦

  

三重梦

我和一个年长于我的女人正在恋爱,她像一位大姐那样掌控着我们俩的感情发展方向,当然也很会照顾我,那时我也许十八九岁,也许已然二十出头。我在湖边百无聊赖地看风景,一些民工和几位军人在劳动,似乎是修整堤岸,又仿佛是植树绿化,湖水和天色一样湛蓝,近处是三两休闲的游人,远处是隐约的楼宇,可以明确一点,那水还不到可以游泳的温度。可是,我目睹了一位少女为了吸引她的心上人,纵身跃入湖中,乌黑的长发的洁白的长裙似乎在空中定格了一下,像飞鱼一样向前游去,激起的许多浪花都抛在身后,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有很多少女在效仿,追随的浪花形成一排,又一排,渐渐远去,最后一排中,居然有一只美丽的鸭子逆向奋力地走出浪花,站在水面上,轻拍翅膀,迎着我的目光游来。

岸上,很多人都在谈论着什么,只有那位军人不为所动,依然挥舞铁锹,继续劳作。接着,湖边的民工说:得把魂叫上来,不然还会淹死人,淹死更多的女人。我仍不住驳斥道:迷信,只要有湖,有水,就得淹死人,几百万年来都是这样,哪有不淹死人的湖呢?叫魂也没有用。

我的女朋友大姐好像和那位少女有某种关系,不是亲戚,不是朋友,反正就是有某种关系,此刻她正在一个十字路口,那个路口很宽,街边有摆地摊的,有用架子车卖菜的,后来倒票的、看相算命的一一出现,他们互相拆台,没有人做成生意,我的女朋友起初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可后来城管来了,驱散了人群,并抓走了卖菜的,他们决定团结起来,女朋友加入了反对城管的人群,帮助卖菜的处理遗留的菜,买菜的女人闲谈,二楼的一位孕妇要买豇豆,穿白大褂的妇女要买萝卜,说医院里正在抢救一个个溺水的女孩,我走到跟前确定那个乌发白裙的少女已经不治。我的女朋友一脸镇定,要我骑车载她去医院,还说:有的女人生来注定要买菜卖菜洗衣做饭、生孩子去医院看病人,有的人生来注定不食人间烟火、追逐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所以我们得去看她。

我骑着自行车穿过街口,女朋友却突然跳下车躲了起来,大声向我喊道:快上公交车!我扛起自行车就上去了,她却迅速进了一个公交岗亭,似乎怕交警。我在公交车的人群中晃荡,回头发现她又在跟着公交车跑,公交车一连拐了几个弯,她依然跟得上,我想前面一站无论如何得下车,身旁的一位乘客却喊:师傅停一下!公交车戛然而住,我跟着那人下车,走到车尾,想起自行车还在车上,忙回头说:我的车。于是乘客们纷纷送下一个后轱辘、前轱辘、车架、车把和车座,还有人顺手递给我一把小铁锹。女朋友满头大汗追来,问:这车怎么开到这儿?

原来这已然是远郊区,四下无人居住,却孤零零地立着一家电影院,刚才下车的那人已不知何处去了。我想那就看一场电影吧,电影的名字和《最爱》差不多,也许就是《重爱》,这个字儿念“chong”?不,也许念“zhong”,管它呢。影片中的女人因为不愿在睡意正浓的时候被“爱人”强行做爱,忍无可忍起身一口咬掉他的命根,那男人一声惨叫,然后银幕被一只鲜血淋漓的大手覆盖。

随后我就醒了,我觉得这个梦有些好玩,就着急想告诉妻子,并和她一起分析为什么梦中的女人都是我不认识的女人,梦中的场景都不是我熟悉的城市街道和郊野。我知道我已经结过婚,而且有个女儿,此刻她们正睡在东屋的厨房里。为什么她们娘俩睡在厨房里?我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自己睡在堂屋的东间,门正对着东屋厨房的山墙,我起身披衣出门,似乎有秋凉之意,山墙顶端有几个老鼠洞,原来那房子还是土坯的,天色尚早,东方甚至还没有一抹白,几棵茅草在夜风中抖动,老鼠们肆无忌惮,明明看到我立在门口,却仍在叽叽调情。

看来妻女还在熟睡,我只得反身回屋,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顺手抠下蜡烛滴下的长条泪痕,放在嘴里咂摸着,仔细回忆着刚才的梦。迷迷糊糊中。妻子拉住我的手让我赶快赶快,我不情愿地起身,什么事啊,这么着急。妻子说,有个房产商要送我们一所大房子。快去看看。有这么好的事?我跟着她疾走慢走,一路并未见到什么人,心中隐隐感到不安,这年头骗子这么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好奇心驱使我跟着妻一路在半黎明的空气中穿行,一抬头看见一所宅院的门楼出现在眼前,“地府宝光”四个行楷大字十分有力,我想这房产商的文化,怎么取个不吉利的推广名,莫不是卖阴宅的吧?自觉犹在梦中,可是妻子确实是妻子,看她一脸的兴奋,不得不准备推门而入。可那扇大门等我俩靠近时便缓缓打开,并无保安等物业人员值守,进了大门感觉比先前更加晦暗,院内连一个路灯都没有,死寂无声,顿感毛骨有些清凉,妻子说:他们的设计理念就是越来越亮,我们还是往里走吧。我想平时胆小如鼠的妻子居然没有丝毫怕的意思,我自然不能表示胆怯,只是感觉怪异,这样的宅院怎么住人呢。

接着是第二道门,推开后依稀露出些白光,看得出是传统的中式宅院,左右对称,陈设老旧,感觉有了人的气息,可依旧没有发现任何人。我俩也没有话说,只是继续往前走,推开第三进院落正房的门,房门似乎朝北,因为光线从中式刻花的窗户上投下来,带顶的雕花大床、斗拱垂梁、长条几案,无一不是百年前的感觉,有的甚至还掉了点漆,环顾这鬼气沉沉地房子,顺手从几案上拿一个苹果,边啃边问妻:你觉得这样的房子能住吗?还没等妻子回话,就觉得那苹果又涩又木,弄得满嘴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吐掉满嘴的蜡烛末儿,发现自己仍躺在东头屋的床上,可那房门却是冲西方了,这东头一间屋是不带走廊的,门开在走廊里,与弟弟睡的那间西屋相对,中间隔了三间。院里没有人起床,我想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想找个人说说。可是没有人,妻女也许还在东屋熟睡,可那东屋已不是土坯造成的了,是红砖青瓦,墙头没有老鼠洞,也没有茅草。

我决定走出院门,我想碰到谁就给谁说说我的梦。刚走出院门,邻居婶子向我借筛子,我返身给她找了一面箩,我想给她说说我的梦,她却拿着箩飞快地离开了。于是我就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有山有水的森林公园。公园里,有许多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被人管理着,也有很多人不知被谁管理着,人们都很木然,没人愿意听我的梦,而我也已有点儿忘了我做过的梦,他们给我一间宿舍里的一张床,说,来了就不要走,事实上来的人还没有一个走得掉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和接待新来的入伙者。渐渐我觉得有些腻烦,这样的日子一天两天还可以,时间一长就让我觉得自己和那些被管理的野生动物一样,那些野生动物虽说跑不出高大的围墙,毕竟有所选择地饮食、玩耍和交配。我们这些人只能按既定程序做所谓的工作,每个人都要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甚至按时排泄,上班却不知在干什么,每个人之间不准交流——他们根本不愿交流,我的梦都让我快忘完了,可每个人都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不准做梦,不能做梦,不会做梦。旁边还有人提示新来者:不准交流。

这原来是一个反桃花源的地方,而且来的人都曾经寻找过桃花源,直到绝望才来到这个地方,自愿接受这里的规定,而且终生不再离开,不反悔。我想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桃花源、乌托邦什么的,自然也不会相信有反桃花源、负乌托邦什么的,我向他们解释道:我只想找个人说说我的梦,不想就误入这个地方,我要走了,我家里还有妻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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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第一句

  
  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要写下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我猜想他更在意的是第一句怎么落笔,如果第一句写好了,那么接下来事情就是沿着文字自己的方向前进就是了。当然,有的开篇第一句并不是最先写下的,我想那一定是作者认为文字出发时的地点或者时间有点儿不对,以致于要修改来时的路。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一曲引词,开篇即是“话说”,自然是面对读者——更确切地说是听者——娓娓开讲故事,不过十余字归纳数十万言,如电影画外音,过耳不忘。“ 盖闻天地之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岁为一元。”(《西游记》)一句话就把读者引入传奇之境,他说是“盖闻”,咱何不“且听之”? 开篇没有多少玄虚,你只要随着作者的抑扬顿挫渐入佳境便可,玄虚不置于开头,关子往往设在篇末,“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而曹雪芹则完全抛弃了《水浒》《金瓶梅》等用引诗的写法,“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却只用了平平常常的七个字:此开卷第一回也。“此开卷第一回也”、“此开卷第一回也”,这不是废话么?既有回目,何劳再说?直接说“作者自云:因曾……”不也可以么?何须交代这是“第一回”呢?鲁迅先生写到:“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啰嗦和废话,败笔与妙句,见仁见智。文学就是这样,平常的文字在不平常的书和文章中,就让读者的脑子变得复杂了,或者说,平常的文字营造了作者不平常的话语系统,第二个人再如此的话,便是东施效颦了。没有厚重的功力,你那看似轻飘飘的一掌,其实就是轻飘飘的一掌,吓不了人,更伤不着人。
  有的人喜欢开篇发感慨,对自己,如纪昀,“平生心力坐销磨,纸上烟云过眼多。”(《阅微草堂笔记》);对社会,如孔尚任,“天地一大戏场也。”(《桃花扇》)
  有的人喜欢开头写点观点,对爱情,如阿兰•德波顿,“尘世间,没有什么比对爱情的渴望更强烈的了。”(《爱情笔记》);对家庭,如老托尔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卡列尼娜》)
  有的小说一开始就有人,有的小说一开始没有人;有的小说一开始是时间,有的小说一开始是地点;有的开篇既有人又没有人,有的开篇既有时间又有地点;而有的,似乎什么都没有,似乎又什么都有。——可是它们都作为名著存在着。比如: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纳博科夫《洛丽塔》)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川端康成《雪国》)
  “四月的一天,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着一位贵族。”(塞万提斯《堂•吉诃德》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卡夫卡《变形记》)
   “暮春的一天,太阳正落山,在炎炎的夕照下,牧首塘公园里来了两位男公民。”(米•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加丽塔》)
  “尖啸声划破了夜空。”(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
  “拉蒂斯邦朱的(划掉的错别字,引者注)主的纪元一一五五年十二月欧拉里欧氏族波多里诺的记载”(无句号,引者注,翁贝托•埃科《波多里诺》)
  如此众多,如此不同的开篇第一句,正是文字的魅力,无论怎样组合,能吸引读者读第二句就算是完成任务,至于第三句,我想那应该是第二句的任务。如果第一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用恰当的词语恰当的标点建筑而成,我想就这么一句接一句地摞上去,整个作品只要不倒,不散,说是第一句的重要性也无不可,一块砖和一个建筑的关系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构造法,所以一块砖也是可以忽略的。
  那么,我要修改我开头的一句话: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要写下他自己的一篇文章或者一部书,我猜想他更在意的也许不是第一句怎么落笔,而是随便开个头,然后随意发展自己的文字,等主要部分写完再回头修改第一句合不合适,那么请问:修改后的第一句还是整篇文章的开头吗?
  所以,第一句还是重要的,当然,如果整篇文章没有价值,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没有基础了——一个建筑是失败的,最初的那块砖也还是要压在废墟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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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清凉汉——送别老尹

  
  
  老尹走了,七月二日星期一的中午十一点半,我还在他的办公室聊天,顺便把一部书稿交给他终审,星期二上午就收到他离世的消息。我想很多人都不会相信,怎么可能呢?老尹身体健康,经常健身,一身疙瘩肉;老尹一脸佛相,笑口常开,无不良嗜好,怎么看都应该是长寿之态;最最让人感到突然的是,老尹刚刚六十——确切地说差十五天就满六十,七月十八日就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星期二下午,我默默打开电脑,上网,看吴口君的博客,看博客上的照片,看他的文字。“无口君”即尹,老尹的网名,最后一篇博文还是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的那篇《强人身后》系列,自从担任副总编以后,他几乎就没有时间写博客了,而我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几篇。老尹的博客唯一的友情链接依然是“我的同事纵酒探花”。我俩互相链接的事情,已经过去四年多了,仿佛还是前一阵子的事儿。当时老尹是四编室主任,办公室在我们二编室隔壁,我们偶尔互相串门、聊聊天,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什么都聊,一次在我们办公室聊得时间长了些,不知怎么就聊到写博客的事情上去了,老尹说:小纵你过来教教我怎么搞链接,我上网不太熟。于是我就教他如何添加好友,怎么链接别人的博客。后来看他的博客,友情链接里依然只是“纵酒探花”,而我那次也顺手把我天涯的博客与他链接了。之后我们就分别在新浪和天涯写各自的博文,偶尔在现实和虚拟中串串门。
  后来老尹当社领导了,我们的关系还是一如从前,我从没叫过“尹总”,他依然叫我“小纵”,中午时候一起喝过几次酒,还是天马行空地闲聊,也说说社里的事情,但不多,我能感觉他对社里的一些事情有心无力。每次给他书稿终审,我都说这个稿子比较急或者不太急,急的时候就催他:老尹后天能审完吗?他总是笑着说:你的指示我敢不从吗?我就笑。就在上周三,我还说这样的话:老尹周五这部稿子一定要审完,我要发稿,人家作者等着这书保研呢。周五一早老尹就打电话让我拿稿子,还是老样子,我以为很干净的书稿上又被他找出不少错别字来,论说,总编可以不看全稿的,可老尹总是认认真真找出大错小错来。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审稿不认真,都是我看到被他改出这么多错才不好意思地说:下次我认真些。老尹也知道我做的书多,有些工作是在发稿之后再加工的,所以始终对我很宽容。
  星期三,是应该去上班的日子,没有去单位。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愿去,我只是在思考一些关于死亡的事情。
  人为什么会死呢?我当然知道有生就有死,但在死亡突然降临到身边人,还是想多问问为什么,为什么有的人历经磨难而不死,而有的人似无征兆就突然离去呢?老尹是推崇科学的,拒绝迷信。记得在审关于塔罗牌的书稿时,我说过有一些科学之外的学说比如神秘学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可老尹不信,老尹说那是科学没能发展到那一步才会有的事情。我说科学和迷信之外就没有第三种解释万事万物的理论吗?老尹说应该不会有,只是人类在科学方面认识不足。
  老尹也不信中医,从中医的角度分析疾病和死亡,我想老尹又不会认同我的一些观点。我们曾经就很多问题争论过,当然,我们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谈论的,比如在他的办公室,或者老广酒楼的酒桌上。老尹说中医和西医其实是线的区别不是面的差异,即中西医是纵向关系,不是横向关系。我曾经相信“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观点,老尹说那有点扯淡,中医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治疗方式,而西医则是医学发展到科学的阶段的产物,“你以为西方在现代医学发展之前靠什么看病?不还是草药吗?”我曾说,中医至少在养生保健方面有其科学的东西,可老尹说:西医更全面更细致地观察到身体的每一部分,西医更能为人的健康负责,即便还有些认识不清的地方,但它还是在发展的,中医怎么发展?再发展必然是向西医方向发展。我说不过他,最后他总结说:砍掉所有西医会怎么样?砍掉所有中医又会怎么样?这答案还用说吗?明摆着,没了西医,病人至少得死一半;没了中医,大概什么事也没有。
  所以老尹相信健身是健康的保证,而不是养生。以前老尹每天都在健身房健身几个小时,办公室还备有哑铃、拉力器等器材,审稿累了就举几下、拉几十个,有时候到他办公室见他在锻炼,我就看玩笑说他是“肌肉男”。可“肌肉男”在一个月前发现自己的腿有些肿,起初并没有在意,过了几天才去中日友好医院去检查,医院检查的结果诊断为“甲亢”——当然这些情况都是我这两天才得知的。甲亢这种病,我十分熟悉,再怎么样也不致死亡。所以老尹自己也没放在心上,可见中日友好医院的西医没有查出老尹身体的隐患,对西医的坚信是否是另外一种迷信?
  老尹走后,同事说民间有“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之说,我想即便他听到这样的话也会不以为意。老尹信的是科学检查,决不是民间偏方。不信,请看他博客文章《相信经验还是相信科学》
  老尹死于心力衰竭,心脏病。去世时,双手搭在胸前,很安详。
  老尹在博文《拔牙》里写道:
   “我还有二十几颗健康的牙齿,血压不高,没有糖尿病,心脏也没什么问题,能吃能睡,不缺胳膊少腿,眼能看书看电视看人间的五光十色,耳能听音乐听流水听风声,我突然感到很幸福,也就真觉得自己挺富有的了。我得好好对待那些还不疼的牙,否则,一旦它们疼起来,再想让它们不疼,就只好心疼了。”
  那心,似乎就那么地“疼”了一下,就过去了。
  星期四,不上班。在家闲翻书,乱上网,依旧又看了老尹的博客文字。
  老尹是中共党员,不信教,但对于禅,多少还是有感悟的,他说:“心往佛那边靠近一些,还是大有好处。起码,总会想到,一切贪欲,终为空。”
  我不是党员,也不信教,虽然和老尹就一些宗教问题谈得不是太多,但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世界乃至宇宙都是侃过的,当然,我从他的闲谈中受益良多,修正了一些问题的看法,甚至改变了先前的一些观点。
  老尹似乎早就看穿了世俗百态,从而淡泊名利。他聊北京一零一中学的权贵子弟的同学旧事绝无艳羡,他聊他的高官朋友因贪入狱深有惋惜。我知道他有些上层朋友,但仅限于私交,我知道他有去中华书局发展的机会而放弃,他说这些事情时候口气非常平淡,似乎跳出当局,更多时候是作为旁观者来点评这一切
  一晃在电影社十余年过去,即将退休又意外当了副总编,起初老尹也有雄心以不负众编辑推举之意,然而大势在彼,有心无力,只好在会上打坐,闭目养神,惟份内审稿工作不敢大意。
  若说看穿,其实老尹也有贪欲,他说:“我的贪欲就是希望活得长,希望活得更健康。”
  上帝让他活得健康,但没让他活得长。六十岁,还差十五天——这难道是上帝对他仅有的贪念的惩罚?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上帝真是太无情了。老尹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开始做。比如说退休之后好好写博客著文章,比如去新西兰抱孙子享受天伦之乐,我只记得他在电脑上经常看孙子的照片,还没有飞过去抱上一下下。
  星期五,去了单位,单位一片平静。见退休的老白为老尹追悼会在会议室忙碌,握手,寒暄毕,一时竟无话可说。呆坐一上午,吃罢午饭即回家,没有去会议室看看能为老尹的告别会做点儿什么,我知道这些形式对于老尹来说是不在意的。同事们都在感慨,惋惜,然而工作在继续,下周一选题会在六楼会议室照常进行,我在想,老尹背靠南墙闭目养神如一尊佛的样子,是否能印在那里?
  星期六,五点醒来,再也睡不着,洗漱毕准备去八宝山,见老尹最后一面。老尹的追悼会定在九点,我决定早早过去。天阴沉沉的,我怕下暴雨,临出门时拿了一把伞。五号线换一号线,出了地铁刚七点多,我就在殡仪馆附近闲逛,仍旧思考死亡这件事。
  印光法师寮房里不供佛像,只挂着一个大大的“死”字。
  西藏的一些修行人常在尸陀林,面对满地腐烂的尸体修行。
  我们世俗中人,不必面壁,不必守尸,面对火葬场的缕缕青烟,即可对生死作一场感悟。人生有多长呢?三十、四十是短,九十、一百就是长吗?生命是否能用时间衡量?人生可否用重量计算?抑或大小相较?但,长寿又如何?短命又怎样?重于泰山怎么了?轻于鸿毛又怎么了?大如何?小又如何?——“我看世上人,都是精扯淡”,拾得语寒山云。
  追悼会开始后,我向老尹三鞠躬,绕他一周,看着他仍带笑意的安详面容,心下忽然明朗,并没有多少难过,与他的家人握手的时候也没有道一声“节哀顺变”——何哀之有?我想我是懂得老尹的,我不怕他和我争论,聊大天儿,我还保留着他的手机号呢。
  老尹——尹宁安走了,这是事实。可要弄明白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不是一时片刻就能得到答案的。
老尹自二〇〇九年中开始留光头,斩去半头烦恼丝,并写《寸发不留》以纪念,自云血热致华发早生,干脆全部剃去,来个清清爽爽,如今彻底“跳出红火坑,做个清凉汉”了。
  看穿生死,便看穿了一切。
  
   华跃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八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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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及其他

  特级教师及其他
  
  偶然上网看到“魏书生”三个字,想起当年中学语文老师的崇拜,听说现在已居校长高位的大学同学还在邀请他讲学,原来“魏书生热”还没退去。
  搜之网络,发现当年的班主任、校长已然是卸任局长了,人家早在十几年前就官至局长、党组书记了。除了国内外遍地开讲座、门票高达数百元和住总统套房的新闻,网上再就是那些讲了几十年的陈词滥调。前年有一位中学教育人士写了一本教育管理方面的书,引用了魏书生的一些讲话,我们总编一看大笔一挥,全部删掉,说:这分明是个大忽悠嘛!并问我这位是个老几?我们总编没有教过书,更不熟悉中学语文教育,毕竟我是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也曾在大上海的中学里混迹年半,对于当年颇红火的几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便向总编说了一些以前所知的情况。最后总编似有所悟:这样的人都能被教育人士视为“当代圣人”,难怪中学语文教育如此糟糕。
  有一位所谓的著名教育专家任小艾曾这样说:一个学生或教师,如果没听过魏书生的课或报告,那真是一生的遗憾。我当过学生,也做过老师,我没有听过魏书生的课,我没有感到任何遗憾,倒是同情那些花钱买门票的学生和家长,当然花公款买政绩的校领导不在同情之列。中学语文教育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别说魏书生不是什么“当代的孔夫子”,就是孔夫子本人来了也不行。真正语文水平好的,有几个是因为语文老师教得好?注意,我说的是语文水平而不是语文考试成绩。说这话容易得罪人,如今我的大部分大学同学还从事着这样的劳动,不是初中语文教师就是高中语文老师,有的还因为教得好升了官,做到校长之位。并不是俺看不起中学语文教师,如果作为一个饭碗,中学语文教师无可厚非,如果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我劝老同学还是低调一些。
  在我谋生的出版圈,有很多优秀的编辑都曾经是中学教师,而且在教书的时候也很优秀——至少带的班级成绩还都不错,我们一聊到教育的话题就会出来很多段子,语文教学的荒谬,班级评比的无聊,同行之间的竞争,评职称的倾轧,好好的毕业生教几年语文,把自己的品行教坏了,把自己的文学欣赏水平拉低了,把学生的阅读兴趣扼杀了,然后,自己写不出什么好文章,还板着面孔指导学生写作。看看特级语文教师魏书生先生的众多大作,什么《初中生应试作文大全》《初中生分类作文大全》《初中生600字作文大全》,你能指望初中就熟练作文八股的学生以后还会有持久的想象力吗?还会对优美文字有更多的欣赏力吗?一个被垃圾食品喂坏的胃,美味就很难对其有吸引力,即便有,消化起来也不那么舒服了。
  有明白人说“魏书生是一个愚民工具”。何止是一个魏书生,很多中小学乃至的大学的教育者都是愚民工具,只是有人自知,有人糊涂罢了,当然,更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要说愚民工具,政治老师是最明显的,但是不好使,你想自己都不相信的观点要传输给学生,何其难哉!语文老师自然起到了主要工具的作用。记得在上海教书的时候,我看到语文教学参考书还是多年来的一套,“提炼中心思想”什么的,就觉得俺这个教育工具不会干多长时间。说实话,自己读高中时候,语文课就基本不听了,多看课外书、随心所欲的阅读就是语文成绩好的法宝,读书多了,应试的那一套,最终还是小菜一碟。
  在浦东教书的时候,我基本不怎么备课,一个人看电视看到深夜,第二天早起跟两个班的学生上完课,就到学校的阅览室随便看书翻杂志,另外两个班的语文老师是一位有着高级职称的老太太,是我们的年级组长,整天貌似认认真真改写教案,仔仔细细批改作业,而且考试出题的时候她要负责出除了作文之外的所有题目,自然作文出题目就是我来对付了。每次考完试,学校总要来个班级排名,她带的两个班平均成绩总要高过俺带的两个班,好在俺有一个班的成绩总排在第一名,否则她更要批评俺不认真备课、教学了。直到俺给四个班的写作爱好者开了个阅读欣赏课,才听她的学生说每次考前她都要漏题的。我知道后不但没生气,更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语文老师还是对得起学生的——至少,俺没教给学生造假和欺骗。那时候,我经常喝点儿小酒再给学生上作文课,因为酒能激发俺的思维,还能刺激俺的口才超常发挥。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至少让学生知道人得保持点儿个性,不能在学校的规矩中渐渐体制化。
  学校所在的教育集团的领导叫冯恩洪,也是个特级教师,上海的教育圈说是有“北魏南冯”的说法(北有魏书生,南有冯恩洪),但当时我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这位老兄一给我们开会就提“教育产业化”,就吹嘘建平中学如何在他的领导下考上了多少多少北大清华,知情的老师就会小声告诉我“又在吹”,实际远远没那么多。而且,一说起教育产业化,冯就会畅想将来的教育如何如何,并言之凿凿地说,那绝对是教育的发展方向。不错,现在整个教育都向钱看了,贵族学校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上不起学,这就是他鼓吹的教育产业化的后果。那时我对特级教师的印象就是“特别能忽悠,特别能吹嘘。脸皮特别厚”,把俺所供职的那所贵族学校描绘得比英国伊顿公学强多了。看看在座的老师,表面听得如沐春风,嘴角却不时泛起一丝嘲讽——引进来的天南海北的教师们谁还不明白教育是怎么回事?果然,在俺来京彻底告别教育圈之后的几年,浦发中学就关门了。
  说到特级教师,还得提提特级校长,在进入浦发中学之前,1998年秋,我在一所号称国家级重点的上海东辉职业学校代了半年的语文课,那所学校的校长万善正先生就是“特级校长”,我没有和万校长直接打过交道,只是和一位叫王康华的主任接触比较多,整个学校都沉浸在强烈的个人崇拜氛围中,类似“万校长指示”、“学习万校长讲话精神”的字样随处可见,本来进入职校的学生就没有多少独立的思想,多是因为成绩不好才无奈上的,极其严格的校规校纪更是把他们培养成机器,我带的营销班、物业管理班,在其他老师的课上都鸦雀无声,唯独我一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乱糟糟,大声讲话、笑闹,我倒也没觉得什么,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死气沉沉的,将来还能有什么作为。可王康华主任却认为我管学生不行,而我却分辩说学生只要对语文感兴趣、喜欢阅读就可以了,至于课堂乱一点儿不是主要的。此后,那位王主任就开始找我的碴儿,我想一个培养驯服的奴隶和生产洗脑的机器的学校绝对不是什么好学校,不管它是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没等他们解聘我,我就辞职不干了,虽然薪水很丰厚,记得走的那一天,办公室的同事用同情的眼光目送我,而在王康华的淫威下,居然没有人敢说出送行的言语,我不知道是他们该同情我,还是我该同情他们——一个饭碗有那么重要吗?
  特级教师魏书生很牛,特级教师冯恩洪也很牛,作为特级校长的万善正先生更牛,在他们手下有多少学生得到他们的教诲,可是搜遍网络有他们多少学生写文章称颂他们的教育方法?有多少回忆文章感恩他们的教育对其人生起到重要作用?无非是些政绩文章和自吹自擂罢了,自然也会有同圈子里的人的捧臭脚文字。只是那些学生们在各行各业里仍要仰视这样的特级“成功者”、优秀“教育人物”。
  在中国,每个圈子里都有大忽悠,擅此道者莫不名利双收,有的甚至忽悠上了官位,还美其名曰:教而优则仕、演而优则仕等等。其实,忽悠才是王道。政+府忽悠学校,学校忽悠老师,老师忽悠学生,学生忽悠家长,家长呢,那就互相忽悠吧,整个社会就是忽悠着运转的,忽悠转了叫和谐,忽悠不转了就要维稳,教育这根链条也得跟着下坡的轮子旋转着前行,看着转得挺好挺快,不知道碰到什么石子就会摔断。
  或许有人说:你们这些一些教育战线上的逃兵不应该对教育说三道四,别人有资格唯独你们没有!是啊,我们离开这样的战线太久了,不知道战争进行到什么阶段了,耳边甚至没有了隆隆的炮声,只有前线的歌功颂德的欢宴传来,这不高考即将到了,各地又该为状元庆功、为教师谢恩布置场景了。
  
   华跃于6月5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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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有一条悲伤的河流

  在我的故乡,有一条悲伤的河流
  昼夜横卧,奔流不息
  它时常打量岸上的我,和我水中的人民
  我的人民,在河水中沐浴,结婚生子
  一边谈论着天气,一边想象
  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日子
  我的人民不像我,也不像河流
  经常悲伤地凝望着他们
  
  这是一条没有源头的河流
  流经的土壤都已经腐烂
  一些季节也不再明显
  飞鸟不再单纯地飞
  野兽不再嚎叫
  只是我的人民一次次重新聚在一起
  密谋河流的名字
  
  我的人民,这是一条悲伤的河流
  它一直悲伤地以为
  自己不会干涸
  它一直悲伤地以为
  你们再也不会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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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韩寒!

  
  
  “韩寒”的《就要做个臭公知》选择在4月20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篇文章至少应该在4月17日出炉,4月17日不是世界末日,但“死一起(417)”却是他想当然的以最惨烈的姿势与方舟子同归于尽,至少还是可以赢得无数韩粉的幼稚眼泪的。其实方舟子已经不是这场战争的一方主力了,即便灭掉所有“方粉”也改变不了战争态势的发展方向。所以,4月17日已经过去三四天了,方舟子还是方舟子,“韩寒”却已不再是韩寒。在南方系看来,韩寒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招惹了方舟子,十多年来没能一如既往地装下去,没能延续无往而不胜的战绩,恰恰在杠上方舟子以后,南方系的形象和“挺韩公知”们声誉降到最低。虽然南方系及其与南方系有染的一些主流媒体和网站还在强弩之末地支持他,发些有利于挺韩的软文,但他也会发现赖以爆得大名的互联网几乎被“倒韩”大军占领,即便还有残存的“韩粉”在硝烟散尽的阵地上负隅顽抗,誓死保卫,然而打假大军已经大踏步前进过去了,不屑回应“韩粉”那几声凌乱的冷枪。
  利益集团出钱、韩家军出人、韩寒出头出脸的战斗向来是所向披靡的,什么韩白之争,什么现代诗论战,乃至作协存废、狠批政府都赚足了人气,收买了人心,要名的得名,获利的发财,输出观点的也有了通道,皆大欢喜,官方亦因有容人之量而显得大度,毕竟一个混混儿的调侃是不必较真的。所谓的“挺韩公知”自然希望有个楞头青口有遮拦地发出自己不敢大声说的声音,一来安全,二来在年轻人心中也赚个好面目。
  很多人知道的韩寒,仅仅是“韩寒”,也许就是个笔名,像我,曾经多次夸过“韩寒”——“吾素不喜沪人,惟韩公子寒例外”,待“方韩大战”开始,方才认真看了一些作品及访谈,以自己近四十年的人生阅历判断:此韩寒非彼“韩寒”也。诸多疑问,违反基本常识,用不着文本分析,用不着考据考查,若无代笔之事,何必紧张至此,何必出尔反尔,言行不一,何况无人逼得他无处说话和写作?有无数种可以自证清白的方式方法,可韩寒选择最让人匪夷所思的——若是不屑和方舟子当面辩论,那么公开写一篇千字文总是可以的吧?当然不是黑暗中贴在博客上。
  看来身经数战的韩家军及利益集团从来没有做好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准备。三四个月来,韩寒的表现一败再败,形象由高大威武的充气娃娃逐渐瘪掉成一堆塑料。先是谩骂,再就是恐吓,恐吓不成就要告官,掂量不能胜又忙着撤诉,终于竭斯底里地说:“俺就是要做臭公知,俺就是在消费政治,俺就是在消费时事,俺就是在消费热点,你们管得着吗?”鲁迅先生笔下的上海小流氓的形象跃然纸上。
  可是连一向支持他的还真正有些“公知”样的文人都不再站出来支持他了,除了几个同样具有流氓血统南方系的“伪公知”满口秽语辱骂方舟子及方舟子妻,我也看不到公然“挺韩”那几位说书人了。所以,既然公知不带着玩,韩家军不妨为韩寒设计加上一个“臭”字,彻底让气味出来,还可以迷惑一些观众,且继续面目不清。岂不知“公知”这样的标签也是不能随便添加的,也许早忘了“公知就是公共厕所”的话是自己说的;或许是故意,公共厕所如果人来人往,人气指数高,这个标签还是可以贴在脑门上的。
  天涯杂谈建起三千高楼倒韩,众多韩粉如鸟兽散。韩仁均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韩家军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越来越多围观的人看笑话,他们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痛恨假货的国人的一起捋起袖子,除了赔本卖吆喝,总之是没有多少理智的人丢过去一个大子儿,使得韩寒“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穿上帆布鞋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少年儿童和其他人对韩寒存有幻想,对各利益集团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和治病救人的工作,使他们站到头脑正常的人群来,不上利益集团的当。但是整个利益集团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韩寒的《光明与磊落》白纸书,就是一部造假的记录。围观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纸书对韩粉进行教育工作。韩寒走了,白纸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同时对于瘪掉的韩寒也报之以同情,被韩家军和利益集团毁掉的生活虽不能重来,但勇敢地做一个独立的人还是可能的。
  
  这个视频可以参考一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NDQxND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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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一种修行方式

  诗歌:一种修行方式
  潘逸尘 纵华政
  
  潘逸尘:咱们先溯源,从你最初的写作开始谈起。你是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写作的?后来它和你的人生经历又是怎样相处的?
  纵华政:最初?呵,小学三年级老师就教导我们写作文了,我想你关注的应该不是这些,但很无趣,我最初的写作的确和这有关系。自入学起我就对汉字感兴趣,每次作文都引来老师表扬。八十年代末的皖北乡村还比较落后,除了教科书就是武侠小说,要么就是连环画,阅读和粮食同样显得特别珍贵。记得一次去学校的路上,看见风吹起一片巴掌大的报纸碎片,赶忙追过去抓住,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张碎片看完,意犹未尽,那种无可吮吸却吮吸有声的记忆直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一直到高中,我的阅读才有改观。因为我读的是重点高中,学校有图书馆,还有一点,我高中时候被幸运地分到实验班。实验班的语文教材是成体系的,比如高一重点学习文言文,高二学习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四种体裁,高三学习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种文体。高中的语文教材有12本之多,营养价值很高。就在那时,我不再硬着头皮写作文,开始尝试去创作。但那只是低层次写作,没有离开教科书的范畴,形式大于内容,激情填满纸张,充其量算作情绪的白描,一个少年迫切需要释放的情怀而已。1997年到哈尔滨读大学,我的阅读面再次打开,转向外国文学和西方哲学阅读,才认识到自己的肤浅,开始审视自己,从此专注于创作诗歌文本。诗歌那时已经式微,可能只有校园里还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在谈论,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市场经济早已把诗歌挤到消费文本里,成为娱乐的一种民俗。现在想来,选择诗歌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诗歌是一种修行方式,我认同这个观点,并且也在努力体验着这种方式。我的人生经历相对简单,寒窗苦读,携笔从戎,诗歌总与我若即若离,它有时在我身边,有时也会走远,但我不一味执着,也不轻言放弃。因诗歌吃亏过,吃苦过,也幸福过,快乐过。
  潘逸尘:每个人都有可以回望的精神家园,一般来说,童年和故乡是回望的原点。在你的诗歌中,童年和故乡似乎更像是在蛰伏和隐忍,像一个狙击手一样瞄准着你。你对这一精神家园的距离和你与诗歌的距离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能谈谈这些吗?
  纵华政:很感谢你用了“狙击手”这个词,很形象。这个比喻让我再一次面对自己,面对故乡。童年和故乡是我的“狙击手”,我同样也是它们的“狙击手”。与同龄人来说,我的童年算不上美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贫穷只是一个标签,不涉及本质,何况我直到现在也没觉得贫穷算多大的事。说不美好的主要原因是充斥我身边的争吵甚至争斗,让我体会到人性中很多不美好的东西。我在那样的环境中过早地懂事,比别的孩子显得压抑而敏感。这使我被迫获得了自主意识,不得不学会去观察估量成年人。说实话,从那个村子走出来,我起初靠的是一种叛逃甚至仇恨的情绪,走到哈尔滨走到成都,多年之后才释怀。想想那个年代养家糊口都不容易,一些伤害不过是人性的恶在作祟罢了。我在《雪色未曾老去》的一首诗中说:事隔多年,我再也无力重新瞄准。此后,我的叛逃和仇恨显得很没有出处。再说诗歌,周围很多人认为诗歌没有给我带来幸福丰裕的世俗生活,更有一段时间,写诗让我的处境举步维艰,连我的家人都劝我别写诗歌了。在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的挤压下,我的确很狼狈。2003年我也一度认为诗歌伤害了我,一首诗歌都没写。但诗歌只是诗歌,它不伤害甚至不给予,你爱也好恨也好,它只是诗歌。你写也好不写也罢,它总是不言不语不悲不喜。从这意义来说,我是个失败的“狙击手”,狙击不了童年和故乡,更狙击不了诗歌。
  潘逸尘: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说过:“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一个人对故土的记忆无法抹去,家人说你经常不向家里打电话,除了过年很少回家。这种远离和漠然,能否理解为你对故乡的亲近和回归?
  纵华政:很少向家里打电话,主要是我对家人常有“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喜少忧多,我也没办法;很少回家,主要是工作原因,家人现在都很理解。除了年少时的一段时日负气远离外,我觉得从来没冷漠过故乡和家人。的确,我常常把诗歌看作是一场回乡之旅,文字中把心绪都表白了,就懒得再做一些形式之举。从心理分析上可以说,这算做一种情感的迂回;从诗意上理解,走到哪里没关系,心里有家就没有远离家,物质的距离不能等同于情感的距离。
  潘逸尘:你对诗人身份的一种自我认定是否由来已久?在当下的社会里,称自己是一名诗人可能会让人觉得只是路人甲,或者仅仅是个“诗人”而已,你怎样看待这种身份,它对于你的意义在哪里?
  纵华政:任何身份的自我认定都没多少意义,哪种身份都从不是依靠自我认定完成的,自我认定顶多算得上一个助推器,加速身份的形成而已。以前我写过关于诗人身份的文章,里面说“诗歌总是无比丰富的喻体,有人为此穷其一生,这才是真正的诗人。”在现在这个“全民皆诗”的年代,诗歌已经没有门槛,写诗的人未必就是诗人。我所理解的诗人,不仅仅要用诗歌的形式创作,更要用诗歌的方式生活。自从选择写诗,我就认为写诗不见得高尚,也不见得是对社会生活的偏执和妄想,只是去完成个体生命对生活思考的一种方式。尽管每个人的生活体验都是独特的,但人类的重复体验也到处存在,比如你我之间这样的对话,也许魏晋时候有,宋朝有,也许孔雀王朝有,也许现在南美大陆的某个书房也正在进行。诗歌在记录和总结人类对生活体验的同时,还要对未来的生活体验做出预判。这就要求诗人具有遗民心态和巫师精神,对过往和未来投入更多的精力思考。具体到我,是不是诗人成不成诗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该怎样体现我对生活、生命的思考。
  潘逸尘:2004年到2008年是你创作的井喷期,在这期间你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其中不乏一些有篇有句的,比如《最后的中尉》、《过完冬天》、《深夜》、《被放逐的江南》等,之后相对有所沉寂,这似乎是个规律。对你而言,这个规律背后支撑的是什么?
  纵华政:我2004年在格尔木,2005年在若尔盖,之后又到后勤仓库任职,那几年让我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和创作。如果真是你所说的这是个井喷期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在1997年选择诗歌写作后,近十年的积累需要倾吐。在2007年结集出版诗集《最后的探花》后,我在后记中说:“我习惯用生死来区分一些事物,包括时间和激情。”那段时间和激情过去了,就死了。这就像蚕吐出丝之后的感觉,吐完了,接下来你必须想办法新生,向死而生。有很多人说这是“瓶颈”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诗歌空间并没有变小,相反是变大了,变得我无所适从不知如何下手,这也要求我重新积累。要将积累的情绪转化成文字,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激情。我不会为写诗而写诗,一次和一个写诗的朋友开玩笑说:“就是我一首不写,也比你更像诗人。”虽说玩笑,写不写出来真的不重要,你用诗歌的方式思考了,生活了,诗歌会远离你吗?
  潘逸尘:呵呵,现在就让诗歌远离你一下。谈到你就不能不谈到你的译著《瓦尔登湖》,我对照过其它译本,你有自己的风格,虽说不够学院派,也是很有质感的。能说说你是怎样完成这种质感的吗?
  纵华政:谢谢你的欣赏。说质感的话,首先要归功于《瓦尔登湖》本身是一本好书,我能传达它的六成质感就很幸运了。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那种生活和思考方式,尽管我永远不可能完全拥有那种方式。翻译这本书的本意只是帮一个书商朋友的忙,救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应该是传递思想,而不只是为传递一种文本,传递什么和怎么传递便成了我思考的重点,所以你看我的译本较原著有些变化,首先在章节、段落上有较大变化。你知道,英文写作中有很多长句和长段落,一个段落要几页,一个长句可能是汉语的一个句群,如果遵循原著形式就会增加阅读障碍。考虑到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习惯,我提炼了许多小标题,划分了一些段落。再就是在语言上我尽量用些口语,因为梭罗本身并不是在书房埋头思考的学者,他提倡的简朴生活就是要求简单。后来有人说我的译本有粗野气,是“最男人”的译本,较为吻合梭罗本人的气质。当然,书中还有很多细节我现在并不满意,目前这本书的版权期限已到,正打算进一步修改后再版。
  潘逸尘:我女儿看到我们广州笔会的一张照片说:“那个叔叔笑起来都那么忧郁。”一个十岁的孩子在你的笑容里看到了忧郁,是你的生活本身如此,还是诗歌的侵染使然?
  纵华政:是有人经常说我忧郁,照片上也看得出来啊?这不能责怪生活,我们出生后,身上都有一只行囊,随着生活的继续行囊中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有的人也许天生好力气,背负很多也不觉得沉重,有的人背负一点点就会不堪忍受,这是人与人之间感受的差异。我的诗歌写的是我的感受,我的生活不见得就比别人的生活沉重,只是我感受到的沉重强烈罢了。也可以这么说,我放大了当时的情绪,形成了诗歌。这种强烈的情绪常常挥之不去,以致于我一直努力与自己保持距离,想站得远点来旁观自己、审视自己,但身体也有万有引力,我无法抗拒,很想挣脱些牵绊,却免不了还会常常怀念。这造成的影响是我不太喜欢自己,甚至有时想把过去全部抹去,归零后再重新开始。我知道这永远不可能,所以我每首诗歌都具有死亡般的总结和新生的预言。想挣脱,又怀念,在这种徘徊中成就了我的气质,我想这忧郁也许算是诗歌的影响吧。
  潘逸尘:好吧,不谈你的忧郁了,谈谈你平时的阅读。
  纵华政:平时我读的哲学类书比较多,早期喜欢传统的老庄哲学,后来读西方的,但大多数都是只鳞片爪,没有系统。唯物的唯心的都看,也不管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重复。我读书的原则是,把脑袋倒空,捡一点装进去就算了,不求多不求全。有时候一本书翻开,我只看到一句话或一段话会思考半天,想明白这句话这段话了,这本书读不读完我觉得没那么重要,因为我思考的内容可能比这本书记载得还要多。这可能就是延伸阅读吧。事实上,我说把脑袋倒空,是抛开固有的惯性思维,不盲目崇拜名家名著,也不鄙夷粗制滥造的作品,反正你只挑拣你想要的。阅读要有思想碰撞,如果没有碰撞,任凭别人的思想在自己的思维领域驰骋,自己的大脑成了别人的殖民地、跑马场,反而不好。按说我应该多读些诗集,但我读的诗歌比较少,相对于小说文本和理论文本,阅读的诗集实在太少。原因是很多中译本都失去了原诗的味道,诗歌是很讲究味道的。购买翻译的文学书籍,我一般只看上海译林出版社的,质量相对有保证。国内写现代诗的诗人我比较喜欢海子,他是诗歌烈士,思想也比较厚,对我影响很大。说起影响,我还喜欢读阿兰•德波顿,他是天才型写作,语言和思想都很精彩,还有罗兰•巴特,艾柯,他们写的书尽管读起来很吃力,我也喜欢。吃力未必不好,它是一种磨练。最近有个朋友推荐我读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刚开始读。
  潘逸尘: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近期有没有写作计划,是不是又该集中倾吐一次啦?
  纵华政:计划总有,但实现起来没有一次是容易的。一直以来,我的写作方向就是去内心探险,一个个作品就是这种探险的收获。就像梭罗说的,到自己的内心去探险吧!我们内心的世界也有高山、河流、洞穴和荒漠,比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更精彩和惊险。说集中倾吐还为时过早,现在积累得不够,要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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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陆(节选)

   “我暗自认为,猎杀自己才是最高尚的运动。”
  ——亨利•戴维•梭罗
  
  
  1.世居于此,仅仅居于一隅
  
  原先并没有风,只寂静
  万里的辽阔,石头紧挨着石头
  泥土或干燥或潮湿,其它是无
  天空找不到阶梯
  河流找不到回声
  我的大陆,没有皮肤
  裸露它滴血的鲜嫩,鲜嫩的明亮
  如口含母乳的婴儿
  兀自悲欣
  我的大陆原先只呈现,不修饰
  
  我起初沿着水边写诗
  摆弄水面天空的倒影
  自己的倒影
  把自己的一生摁进影子
  走到哪里都跟随
  枝叶枯死在树根身旁,咒语
  谷物躲避的咒语,毛发般葱郁
  我涂黑的云朵是第一种色彩
  我敲打的石头是第一种声音
  从辽阔的无中,生出语言
  开始行走,并让一切变得更难
  更难的行走坚定了行走
  于是,泥土行走石头行走
  全部的生命渴望行走并开始行走
  我的大陆从此繁殖
  
  太阳不再是唯一的标识
  幽深洞穴
  泥泞沼泽
  我们尊敬我们选定的图腾
  狼群、毒蛇、秃鹫
  都是亲人,都是我们最终的收骨人
  恐惧与勇敢
  歌声与嚎叫
  在夜里四散逃去
  四散逃去,白天又聚拢
  自从我写下第一首诗句
  太阳不再是唯一的标识
  
  会在说出幸福时缅怀风
  在悲伤时,缅怀风
  风从来都是灰色的,任我长鞭在手
  想要不想要的
  白发苍苍的父母娇羞的新娘
  狰狞的敌人流血的匕首
  在大陆上行走,在不停抽打
  响亮而残忍的长鞭扬起
  哪个角落都要遭遇
  美丽咒语的诗歌
  
  
  2.涂黑的云朵是情绪的聚集地
  
  仅仅因为一次族长的分食不公
  我们的祖先耿耿于怀
  他厌倦了在暗夜里摸索着结绳
  顺手在一片甲骨上
  刻下愤怒
  他用石头敲打石头
  他沿河岸奔走,他喊出风
  喊出火,喊出雷声和雨水
  他喊出的肺,涂满天空
  
  也许只是吃下一根鱼刺
  一条水中的鱼,一根脊背上的刺
  在史前就隐在喉咙
  数万年刀耕火种
  仍完好无损,坚硬如初
  
  我带刺的喉咙
  在说出花朵的名字之前
  在与我的乡亲一起谈论明天之前
  我喝井水,骑着耿耿于怀的高头大马
  吐出长叹和惋惜,吐出百足蜈蚣
  可我不能停留,和我的乡亲一起悲痛
  明天我还要告诉他们花的名字
  ——尽管这仍是一个
  值得悲痛的名字
  
  这仍值得耿耿于怀——
  我日夜携带的家园
  永久供奉巨大的棺木
  
  
  3.如果忏悔,先选择岩石
  
  不需要盔甲,也不做跳跃之势
  经历过爬行年代,我只要孕育谷物的大陆
  稻子和小麦
  牛羊和女人
  我只要永无休止默默繁衍的大陆
  镰刀伸向贪婪者的脖子,是收割
  伸向高悬的正义的铁色月亮
  伸向群舞的拜神者伸向我细长的脖子
  是收割,收割虔诚的黑色的执着
  劈开王屋太行,那堆砌起高高台阶的
  壮丽宫殿
  那王者精心打造的心脏
  需要奴隶们齐声唱颂歌
  需要弯曲的双膝弯曲到泥土里,需要仰视
  需要我与人民,重回爬行
  我的生死无穷尽
  弓弦一直饱满
  
  现在,只是现在
  我要谷物
  布谷鸟喊叫的谷物
  阳光照耀的谷物
  祖祖辈辈口口相传的谷物
  
  
  4.水是一种谎言
  
  大水般的谎言
  曾被我一味纵容
  到处都是——天空结痂
  枝头生硬
  空旷的墓地到处传播着
  我死去的乡亲
  
  谎言一:一个老头用锄头修改了魔咒
  被选为村长,开始分九州。
  1979年以来,在方格子里
  我一直写字
  用黑色的墨汁练习热爱
  黏稠的,蜿蜒的热爱
  在格子边缘小心翼翼,惊恐地睁大眼睛的
  热爱
  像森林中永远迷路的野兽
  忍着没有出口的嚎叫
  ——为什么不可以沿着水边写诗
  草丛中什么都有
  草丛在九宫格里
  大地上什么都有
  大地在九宫格里
  
  谎言二:姐姐出嫁,一直抹着眼睛
  王请她看烽上烟花,她一笑,千军万马。
  只要有人群,高尚的女子总会引来热议
  但在漆黑的夜晚还能猜得出
  狼群发绿的规模
  我们尽管繁殖,刀枪弹药和无限的猜忌
  我们尽管繁殖,无辜密集的茅草房无辜稀疏的树梢
  平原上嘹亮的唢呐只会一声高过一声
  绕着梧桐盘旋的乌鸦
  最后衔走枯瘦的村庄
  王,本来是没有王的
  
  谎言三:圈养的爱情吓坏了姑姑,它哭了
  城墙塌了,大家忙起来了。
  一纸契约的悲伤,张贴在嘉峪关还是山海关
  我查阅每块墙砖的青色
  亿万年积攒还不够艳丽
  执子之手,未亡人
  你最想埋葬自己
  终究无力掩埋
  因为此时正值孕期
  
  谎言四:我们是兄弟,摆好棋子,用条河分界
  然后一边瞅着棋盘,一边慢慢磨刀。
  这绝不是酒气熏天的年代
  酒总胜过刀子的锋利,而抵达血脉
  无论多么寂寥
  奢侈的东西还是数不过来
  用彼此的头颅喝酒
  烹煮彼此的父母下酒
  涂改掉以前写错的字,再写一个
  等待涂改
  
  谎言无数:老家的池塘死了,才叫游子。
  在漂泊的大地上漂泊,我怎能
  拒绝一只候鸟
  我们永远同类而仇视
  相依为命又互以为食
  我是河岸逡巡的诗人,砍伐谎言
  焚烧谎言取暖的诗人
  远离极地与赤道,在亚寒带奔波的诗人
  我笨拙的姿势,夹杂死亡气息
  但我从不畏惧谎言
  我畏惧谎言揭开
  真相仍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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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戏实在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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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县人民的电影:光与影纷乱着远去

  
  同学说人民电影院要拆了,县城又一个地标即将消失,城市越来越新,也越来越没文化了。言语中有惋惜,有喟叹。
  我倒是觉得无所谓,萧县县城委实算不得城市,地标之说也因模仿大都市而显得滑稽,旧的终究要拆掉,新的一定会建起来,与其让它作为所谓的“地标”苟延残喘地放一些色情碟片,不如让它寿终正寝。也许是它实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记忆吧,我们在电话里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思绪是在乱飘的,对于那座褐灰色的两三层建筑,一直不能确定是不是早点一部旁边的那个,也许那个是人民剧场,也许人民剧场就是人民电影院,谁知道呢,如今“人民”的东西有多少能保得住呢?人民不是你,人民也不是我,人民的电影印象我不清楚,我的电影印迹多在乡村露天的土台或打麦场上,或者高中阶段我们王寨镇的人民大礼堂中,县城的影院也许就在高中补习那一年给我留下三两个镜头,全是裸露的、意乱情迷的香港电影,叶子楣、叶玉卿等色情佳人启蒙过我们那一代,现在早已从良了。除此之外,尚还记得东风、香格里拉等镭射厅的名字,至于人民电影院,我不记得在里面度过一个黑漆漆的下午或晚上。但无疑人民电影院是放映过三级片的,我的很多高中同学都可以证实,一九九四年,萧县中学的理科补习班,据说考上重点大学的几个家伙都是周末看三级片最疯的。
  如今,人民电影院倒下了,萧县的电影其实早已告一段落,人民以为只是在放映中跑片人没有及时把拷贝送来而已,却不料从此永远黑幕,只得缩在家里看看五块钱一张的盗版影碟和日本A片。当然,这也是电影,没有电影院的电影不能说就不是电影,只是和人民无关,看电影的是一个个的活生生的人,却没有集体记忆,甚至没有记忆。
  萧县人民是拥有电影的集体记忆的,乃至可以追溯到民国时代、解放初属于江苏的岁月。无论是蔡松龄、张逸生,还是朱子铮、欧阳儒秋,他们都是从话剧舞台走向了银幕,那一代人是萧县人演艺界的骄傲,虽然不如刘开渠、朱德群、王子云、王肇民等人在美术界的名望及影响特大,但也足以让萧县增光。蔡松龄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和导演,在银幕上的经典形象是《在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红旗谱》中的严志和、《战洪图》中的李老根也是重要角色,然而他的舞台毕竟不靠光影呈现的,最大贡献还是在话剧艺术,两个儿子蔡安安、蔡元元则接下了他在电影艺术中的传承,蔡元元《鸡毛信》里扮演的海娃是我们上辈人的偶像,其兄蔡安安扮演海娃的伙伴狗娃。蔡安安后来在《烈火中永生》饰演华为,同父亲一起成功塑造了一对革命父子,也算是一段佳话。一九九五年,蔡安安编剧、蔡元元导演的《大辫子的诱惑》成为澳门第一部本土电影,荣获第十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合拍片奖和美国费城国际电影节获特别荣誉奖,这是萧县电影人最后的殊荣。张逸生参演电影《抓壮丁》、《青春之歌》,当然最有名的还是被郭沫若尊称“一字师”,在话剧《屈原》中饰演河伯,改婵娟斥宋玉“你是没骨气的文人”为“你这没骨气的文人”。朱子铮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参演电影有《五更寒》、《阳关大道》、《路漫漫》、《血战台儿庄》等。欧阳儒秋乃著名导演沙蒙的夫人,也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电影教育家,有名的银幕老大娘,年轻时曾和江青、于蓝等人并称“延安七仙女”,从四十年代末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时代起就开始出演传统老年妇女角色,最著名的莫过于八十年代《巴山夜雨》中的老大娘,还因此获过金鸡奖最佳女配角集体奖,塑造了许多典型的东方母亲形象。
  更大的集体的记忆则是《英雄儿女》的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至今仍响在上辈人的耳边,想想除了《英雄赞歌》,那部电影还能留下什么?也就这句标志性的口号了。作为演员的刘世龙也许不那么出色,但有一个王成形象活在人民心中,也足以完美谢幕,何况还有《刘三姐》的阿牛呢,歌美、景美、人美的电影上映半个多世纪仍有大量观众,质朴的美也许才是永恒的美。英雄是人民的英雄,美女是人民的美女,“刘三姐夫”在银幕上够幸福的了。刘世龙是萧县县城的老住户,同样也是很小年纪就参军,随着解放军的大部队逐渐成长为电影演员的,与以上几位年纪更大的艺术家不同,几乎就是同所谓的“新中国”电影事业一同长大,而以上几位则或多或少地经历着“国统区”的舞台,并且喜欢说自己出生于“江苏萧县”,很容易视徐州为故乡,想想看吧,徐州上中学,南京读艺专,对于一九五五年才开始的“安徽萧县”心底有多大的认同感?
  萧县人的电影很早,萧县民的电影却很晚。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的资料,我没看到萧县这块土地上关于电影的记载;五十年代初,曾放映过东北电影制片厂翻译的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可能是最早的电影观赏,也是最早的电影教育,可以想见《红莓花儿开》也曾在萧县的大地上唱响;直到一九五四年年头,江苏省向萧县派来一个三人组成的电影放映队,带来“5435”电影放映机一部,从此萧县人民开始了自己的光影记忆。一九七五年人民剧场(或电影院?)建成,萧县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影剧院,对于同年出生的我来说,那绝对不是我的电影院,我的足印甚至没有在它门口停留。我们村的放映队才是我的电影院,准确地说,徐油坊的徐瘸子才是我的唯一的电影院,他一个人完成了我少年时期关于电影的全部记忆。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我的观影范围方圆不过五六里,片子不过几十部,“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居然才看了一部《南征北战》,印象不怎么深刻,现在能想起名字的无非《少林寺》《武林志》《武当》等武打片、《大桥下面》《钢锉将军》《野妈妈》等故事片、《十天》《飞来的仙鹤》等儿童片,还有大人们爱看的戏曲片,因为反复放映,我还是记住了很多情节,也能哼几句唱词儿,比如豫剧《朝阳沟》、《卷席筒》,黄梅戏《牛郎织女》《天仙配》。“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记得初中时候每每发现班上有人早恋,我就在他面前荒腔走板地唱这几句,惹得情窦初开的男同学牙根痒痒作挥拳状,女同学则又气又恨骂一声:“小屁眼子!”
  说到戏曲片,一九七七年由俺们萧县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淮北梆子戏《两张发票》,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舞台戏曲片,那才是真正属于萧县人民的电影。故事大概讲的是在轰轰烈烈的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高潮中(学大寨赶郭庄,誓把萧县变昔阳),淮北农村某生产队为报不报销两张发票的问题而产生了矛盾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生产队会计春梅坚持原则,大公无私,舍己救人。她对沾染了资本主义思想的社员徐二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并通过两张发票,团结了同志,揭出了幕后的投机倒把分子。可惜萧县人民没有凤阳人民觉悟得早,人家私底下早就联产承包了,咱们还在这儿装模作样、大公无私呢,学大寨的典型郭庄随着郭宏杰的下台而悄然退出人民的政治话语圈,不久,新的典型小岗村就树立起来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人民永远慢一拍,那种千篇一律的时代产物只能自己把自己遗留在电影拷贝的库房里。多年以后,我才弄清淮北梆子其实是豫剧的一个分支,难怪我是听不出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
  此后,萧县人民就没了自己的电影,无论是萧县人的,还是萧县民的。老一批的电影演员逐渐逝去,新的还没崭露头角,似乎遥遥无期;县城的电影院、镇上的大礼堂早已不放电影了,录像、镭射、投影轮番上场,乡村的露天电影也渐渐被带脱衣舞表演的喇叭班子取代。
  记得从王寨高中文科班毕业那一年,我们三个在梅村萧县中学补习的只能周末去县城看镭射,而几位在城里萧城中学补习的家伙几乎天天去校门口的录像厅,某次他们在欣赏李丽珍的《蜜桃成熟时》,一回头看见调到县委组织部的老三班班主任也在同赏,出得大门,老班主任语重心长地说:还得以学业为重,看多了伤身体呐!那一刻他们受到了感动,能和老师在一起看三级片该是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至今不明白什么是镭射电影,也许就是录像投影吧,或者是那个年代玩的概念。九十年代初的萧县到处是镭射厅,而且几乎全是上映香港三级片,以至于我认为镭射电影就是黄色的,后来上大学的第一学期,和两位同学走入阜阳的颍西镇,在一家镭射厅连续看了十一部镭射,一个下午加一个长夜,老板不清场,他俩呼呼大睡,我却连听不懂闽南话的电影也坚持看完,此后我就彻底告别镭射,也彻底告别香港的四大艳星:叶子楣、叶玉卿、邱淑贞和李丽珍。感谢她们为我的青春期奉献出美妙的胴体,感谢她们教给我书本、老师和家长都不能给我的东西,感谢三级片,让老师和学生在录像厅实现平等。
  人民需不需要三级片(不是A片)?我不好替人民回答,可是我的青春期的确需要,我们那一代人似乎都需要,尤其那些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家伙——学习的压力无处释放,叶玉卿们功德无量。如今那些漂在五湖四海的、和我同龄的萧县人,还记得县城的人民电影院吗?还记得香格里拉镭射厅、东风录像厅吗?还记得步行数里深夜翻越萧县中学的高墙回到宿舍的情景吗?还记得班主任在影院大喝一声我们四散而逃的样子吗?萧县的电影艺术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印记,除了一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还在远处回响,恐怕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对港产的“糖衣炮弹”印象更深吧。
  表面的电影热让很多大城市纷纷开设影院,增加银幕的块数,小县城似乎无动于衷,依旧跟在大城市后面搞拆迁,土地来钱很容易,两层电影院哪有十层大厦卖得钱多?然而几十块钱的票价已让人民远离电影院,远离大银幕,守在家里看五块钱一张的碟片还是划算很多,虽然荧屏比不上银幕的宽度,可尺度却远远超过,就凭这一点,我想萧县的真正的电影应该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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