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鞋匠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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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重量

  
  以前读周闻道、夏榆、郑小琼、傅菲等人的散文时,对“在场”这个语词极有好感。这种写作状态,似乎响应了海德格尔当年提出的“去蔽”、“澄明”等思想,还原了生活的本真。其实我对“书斋派”一向都不太感冒,虽然朱学勤早就喊出了“书斋里也能搞革命”的话。但一味地沉溺于书斋,能否保持对现实的某种敏感度?而这种“敏感”,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思想的精髓”。
  阿伦特认为思想的内容不是“各种各样的书斋理论”,而是“经验”。这里的“经验”,指代的是个体思考的价值,是自由判断的结晶。用通俗的话概括,叫“面对现实”。美国学者汉森在评价阿伦特时说道:“作为一个思想者,阿伦特必须面试现实,面对人们接受的一切哲学范畴都束手无策的现实。”而所谓的“思想”,也并非那种凝固了的抽象知识或历史真理,而是具有流动性的意识活动,称其为“思考”似乎更为贴切。
  我对各种理论派的不信任便来自于阿伦特,在她的理解中,“思想”是对“理论”的反抗。人自出生以来,并时刻面临着荒诞的境地与空虚的荒野,在阿伦特那个时代是纳粹极权主义和疯狂的集体屠杀,在如今这个时代,则演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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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则短文:怀念齐祖

  
  不用再留恋他那炉火纯青的梦幻球技,他不是香榭丽大道边上意兴阑珊的巴黎模特,告别虚浮的时尚和苍白的历史,他唯有的,只是一段让人无比痴迷的光辉岁月。也不用再重提他那天外飞仙似的凌空一射,他不是塞纳河上仰望星空的左岸诗人,遗忘冗长的文本和煽情的韵律,他唯有的,只是一次让人无法拒绝的空灵瞬间。当然,也不用再计较他那亦正亦邪的头顶事件,他不是阿尔镇里神情忧郁的法国画家,除了右耳的孤独和左手的绚烂,他唯有的,只是像向日葵那样华丽的怒放。
  他在我的心里是一个高贵的神。他的双脚就像德彪西和威尔第的手指那样,能用诸如“马赛回旋”这样的音符,演奏出美妙绝伦的足球音乐。一剑封喉的任意球,精妙绝伦的中场直塞,轻盈异常的外脚背停球,这些动作早已成为一个个诡异的符号。或许,唯有罗兰巴特的手笔,才能解构出那般令人匪夷所思的技术。
  从比利牛斯山脉下的一鸣惊人,到亚平宁半岛的横空出世,再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无所不能。他将足球演绎成传说,在一个又一个球迷的心里,留下一段段刻骨铭心的足迹。他已然人球合一,像个孤傲的高手。无论是98年的罗纳尔多,还是06年的马特拉齐,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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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建构

  
  我向来对“诗”一类的东西很有好感,早至行吟诗人的哦咏,晚至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抑或桑塔格的“新感受力”等。最近读了些诺瓦利斯,对“诗”的认识似乎更甚一步了。
  这里的“诗”,当然不是指代具体的诗歌文本,而是一种气息,一种意蕴。用诺瓦利斯的话来说:“诗,是生活的外形。”从笛卡尔之始逐渐建立起来的“工具理性”,使我们的生活在现代语境的反复转换中,被披上了形色不一的“外套”,比如新科技、工业化,比如娱乐业、大众化。这些“外套”无处不在,遍地风流。于是,一种被颠覆了的“诗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习以为常的“外套”被误视为“诗意”之源。而且,这类“诗意”尚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穿“范思哲”的就比穿“雅戈尔”的要更“诗意”些,喜欢“郭敬明”的就比喜欢“叶圣陶”的要“诗意”些等等。如此而来,“诗意”似乎成了量贩式的大杂碎,任人唯亲,一塌糊涂。
  当然,我们也不必大动干戈地将“诗意”尊抬为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绝对精神”,那样只会令“诗意”遁逃,或者沦为一元论的奴仆。诗应该是一种“在路上”式的理想状态,是对生活庸俗散文化的一种背叛,是超越经验主义的一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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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条推上说起


今天在连岳先生的“推”上读到这样一段话:“据悉《孔子》上影后票房惨淡,各大名家都纷纷表示不会观看,老子更号召大家抵制该片,只有孙子表示支持。”
这段话很有蕴味,读起来也比较哈皮,大家心照不宣地偷着乐。“解构”能解到这个程度,也算的上是一种境界了。世俗俚语和知识话语在这里形成了异常诡异的交汇,令人感叹汉语原来也如此地“圆滑”。估计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人看到这条“推”,会很别扭。因为他们想不到,原来研究了那么多年的“老子”、“孙子”,竟然还能整出这样的效果。这就像一位满腹经纶的教授,当他欲火焚身如一头“叫兽”般,扑向自己的女学生时,女学生却突然说了一句:“调情也需要意境哪”。那时,教授是该回敬一句:“也好,调情东篱下,悠然脱褴衫嘛”?还是继续扑向女学生,狂喊:“意境全是我骗人的东西呀”?
有一种新型的话语方式正在崛起,这种话语方式力图在形式的伪装下,解构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宏大叙事。例如“河蟹”,例如“草泥马”,再例如“玛勒格碧”。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正如这些新型的话语方式,其背后所映射的便是某类群体对于“存在之家”的努力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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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散文:《油画时代与乡村流年》

  

《油画时代与乡村流年》(发表于《广西文学》2009年第7期)
  
文/吴红涛
  
  1、
  
  一阵阵沉闷的声响,像油画里的幕布从田埂边逐渐蔓延开来。野火怒放,时间连同那些下落不明的罡风一起在这里沦陷。天空继续着它的失语,釉色土坯上堆砌着无数失散的麦粒,它们静穆在那里,悄然浸润着田野里的色彩。
  我的赣东北秋天,就是在这样一幅图景中无声地进行着。那里的男人经常会被骚灵的气温感染到毫无斗志,他们终日抽着劣质的香烟,在稻田边不安地来回走动。满地的烟头,以及不断发酵的馊水,使我时常感到头晕。因为贫困,我无处可去,出逃在我的思想里于是成为了一个难解的哲学命题。
  1998年夏天那个绵长的雨季在鄱阳湖沿岸的村落里,演变成了一个个受难的事件。过水埂的陈模长不得不将他家的东西全部挪移到我们家,那些东西堆满了整个楼道,在雨天里散发着莫名的味道。在长满锈纹的铁箱子里,我翻到了一本梵高的集子,上面布满了斑驳的黑点,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斑斓的油画给我造成的颤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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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散文


前年曾给《文学界》的陈启文编辑投过一篇散文,未发表。陈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新乡土小说家,也是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今日偶然在陈先生的博客里看到他写的“阅稿笔记”,才知道他对我的散文还是给予了不小肯定。以下是陈启文先生的“阅稿笔记”原文节录:
“这是我一年多来在数千篇散文投稿中精选出来的稿件,其中有的已经发表,并引起了较大反响,还有很多未能发表。未能发表的主要原因,还是现在刊物发表的篇幅实在有限,刊物毕竟不同于网络,用稿量是极小的。这实在是让人遗憾的一件事。近来有不少作者来函询问用稿情况,因难以一一回复,现将我的阅稿笔记发布在此。对注明未刊的稿件,有的我已通告各位,没有收到通告的也请各位另投别家。实在惭愧,也非常遗憾。这是大实话,相信广大作者能够理解。
……
“吴红涛的《虚构的语言》(未刊):
吴红涛的《虚构的语言》试图揭示生命的真实与虚幻这两个其实互为本质的命题,他的文字也是凌乱的,漫不经心的,能最大限度的凸显写作自由度的。然而这样的自由度非但没有减弱其文本的结构能力,反而获得了一种敞开的结构空间。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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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情的与被侮辱的


据说《蜗居》这部电视剧现在很火。一方面,里面的内容很火爆,比如偷情;另一方面,故事涉及到的伦理观,看了也容易让人上火。其实,从前几年的电影《色戒》、《苹果》,到电视剧《奋斗》、《蜗居》,玩得都不外乎两字:调情。只不过调情的内容有所不一,比如“色戒”调的是乳房和革命的情,“奋斗”调的是青春和“富二代”的情,“蜗居”调的是房子和二奶的情。总之,调的都是情,玩的都是心跳。
在《蜗居》这部电视剧里,“调情”几乎被脸谱化。所谓“脸谱化”,就是和这个时代很契合,也就是传说中的典型了。比如郭海藻和宋秘书的偷情,“秘书”这个词汇本身在当下便是个脸谱化的词汇:女秘书被调情,男秘书调别人的情。再比如郭海萍买房子一事,更是时代的典型了。有人说房奴是个“杯具”,其实他们买的不是房子,是调情。和房子调情有些生硬,也很别扭,你一厢情愿地调来调去,可对方就是岿然不动,于是你下定决心一定要调好这个情,于是你就杯具了。
这个时代到处都是“调情”的人才,不会调,就只能“被侮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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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景象与悖论

最近在听麻省理工的教授Erica James先生的一个课程,叫"violence,human rights,and justice"。他在讨论“酷刑”问题的时候,提出酷刑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造成疼痛;2、疼痛扩散至整个身体并具体化体现;3、具体化的疼痛否定与权力显示。
其实,Erica教授在谈到科林斯坦的《这是虐待者的世界》一文时,便隐约透露了“酷刑实为权力游戏”的想法。并且,让我颇为惊讶的是,Erica教授几乎从几何学的角度来对施刑者和囚犯的关系进行解读。他说,施刑者和囚犯的经历是呈对称关系的。如我们可以将施刑者的经历看成是一个气旋,而囚犯的经历则是反气旋,其中,“反气旋”这个“称谓”是施刑者以权力之名而强加上的一个符号。用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利用可视文明的各个方面拖垮囚犯”。
经常看历史剧的便有这样一个印象,囚犯在被关押拷打时,经常大声喊冤。“大声喊冤”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行为。Erica教授提到,当一个囚犯被囚禁时,从某种程度上说来,他的身体已被剥夺。这时候,“语音”便成为囚犯最大的权利,因为它反映了他在世界中的“自我延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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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的文化表征

  面对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在二战之后一波甚过一波的社会文化新浪潮,德国著名后现代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曾在《重构美学》中预言:“我们起至今日的主要被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为听觉文化;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势所必然的。”毋庸置疑,流行音乐作为听觉文化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症候,在当代西方社会语境中已成为了某种不可动摇的话语主流。随着传媒技术、消费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要素日益复杂的相互纠葛和交融,流行音乐势必将在人类生活世界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实际上,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属于其自身的“流行音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流行音乐”所显现的也便是各个时期的“人之声”。换言之,即流行音乐是时代精神和时代情绪的特定流露与表现。众所周知,现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在西方也是历经多个时期才最终臻于成熟和定型,一如戴明瑜所说的那样,它(流行音乐)是“经过几代青年人的努力实践后”,才成为“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爵士乐和美国黑人区所谓“节奏和勃柳兹”的出现,便正式拉开了现代流行音乐的世纪之旅。进入50年代,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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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访谈录》节选: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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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双簧戏

  
  毫无夸张地说,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正逐渐成为一个利益置换的“大市场”。众多批评家,与当代文坛的某些“二流气质”颇浓的二流作家们一起,默契演出着“你写我捧”的双簧戏。一时间,诸多学术期刊与高校学报里的文学批评,在“哥俩好”这种典型的东方式交往语境中,抒写着华丽而又隐晦的文学样板戏。
  当这种颇有“官场政治学”意味的理念能够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大行其道的时候,这无疑是一场文学的悲剧,更是一出人文精神的讽刺剧。古往今来,中国的百姓太崇尚“中庸”了,于是这种“中庸”也冠冕堂皇地进入了中国式的文学界。而文学批评,虽然其无法在“客观”与“公平”的基点上建构起一套标准的诗学模式,但“客观性”与“公共性”至少也应成为两个不可忽略的基本维度。
  从名目繁多的大小书店,到形色不一的学院图书馆,那种潜沉了生命体验和交集了文学滋味的批评文集,如今已越来越少了。相反,暗含利益置换与金钱博弈的学术文章却到处招摇过市。没有多少人去质疑它们的合理性,也没有多少人会以真正热爱文学的名义去思考其中的得失。“圣人情结”与“赞歌情结”是中国人一直割舍不下的偏好,文学批评界当然不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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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永不陨落的良知

纪念:献给2008年离开人间的良知学者

被称为“俄罗斯民族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于2008年8月3日辞世,享年89岁。从《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第一圈》、《癌症病房》到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这位始终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揭露和抨击了斯大林主义。这使他大半生都流亡异乡。在美国的二十年间,索尔仁尼琴继续记录俄国革命历程,著书《红轮》。然而在他心中,美国并非自由的化身。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发言中,他对美国精神之脆弱性予以批判,指出美国人正在丧失勇气和刚毅,而陷于鄙俗的物质主义泥沼。苏联解体后,他于75岁的高龄回到祖国俄罗斯;2007年与普京会面,并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
2008年2月27日,美国保守主义奠基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病逝,终年82岁。1951年,年仅25岁时的巴克利就进入公众视野,在耶鲁大学建校250周年之际发表著作《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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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文学的知识考古与词源求证


作为20世纪一位声名显赫的批评大家,诺思洛普•弗莱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经毋庸置疑。当诸如马克思主义批评、意识流批评、新批评等一大批名目繁多的学术流派在“批评江湖”横行天下时,弗莱却单枪匹马地和这些流派进行了一次“单挑”。事实上,弗莱的批评视野也便是从这种点名道姓式的批评中开始的。以历史主义批评和新批评为例,弗莱认为,所谓的历史主义批评家们,“从诗的历史语境转向他在某种总体历史观里的语境”,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是文学本身“诗性”意义的缺席,因为它是“从那种根本不是文学的东西中去寻找文学基本意义的冲动”;而新批评家们虽然肯定了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是文学价值的落脚点,但是他们却一味地沉湎于在对作品的不断阐释,文学的文化语境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忽略。由此,弗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一种理想性的建构:首先将历史主义批评和新批评的成果进行行之有效的整合,然后再回到文学本身,从文学内部去寻找属于它自己的语境,这便是被无数后人津津乐道之的“原型批评”。
对于原型批评对做出的历史功绩,已经无需赘言。而我想提出的是,虽然弗莱不认可文学批评有诸多流派之分,因为划分流派归属乃是“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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