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鞋匠

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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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前言

  好几年前,我曾在江西老家听长辈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某村有一中年男人,无妻无子且身患绝症;得病死后,有人在他的屋子里发现了许多偷来的女人内裤与文胸。尽管我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偷女人的内裤和文胸,但是我依然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在这个与你同生共长的世界,总在不断发生着一些让你难以释怀的事件。这些事件有时被生活的外壳所包裹,有时被无情的岁月所遗忘。
  后来当我读到桑塔格的那本《疾病的隐喻》,再回想起这个故事,某种感同身受的疼痛便突然涌进我的心间。这疼痛并非源于理论话语的精妙演绎,更不是矫揉造作的情绪作祟,而是源于对现世的隐忧与无奈。因为我悲观地发现,这个时代的人们,都已不同程度地患上了某种“疾病”,包括我自己。
  这也是这篇小说最初构思的由来。由于学业繁忙,这篇小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年多。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思维和语言习惯,与小说写作有着或明或暗的冲突。期间,我曾多次想放弃这篇小说的写作。但因为内心的强烈召唤,最后还是把它写完了。自然,由于自己不是专业的写作者,所以小说写出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亦深知,写作是抵挡内心苍凉的一种方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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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立法

  
  近来事多,除了学业忙乱得一塌糊涂之外,家里还出了不少揪心事。痛苦大致还是谈不上的,顶多也就落了一些烦恼罢。读了这么多年书,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便是学会了自娱自乐。尤其是在遭遇挫折困败时,这种自娱自乐的境界甚至有点如火纯情的味道。我有一猛男型的朋友,有次聊到兴起时,他对我说,小吴啊,如果烦恼,请自慰,人在极度痛苦时,需要神经的极度刺激。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我还是很羡慕他。在我看来,能用肉体之欢来告别伤感情绪,实在是一件很酷的事。
  在外求学,几个月回不了一次家,有时我也难免自慰,但我还远达不到用自慰来安抚精神的境界。我说的自娱自乐,无非也就是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电影。比如,诺齐克有一本书叫《苏格拉底的困惑》,我最近在读。虽然这本书过于形而上,但是光读它的前言,就足够让人感动。诺齐克认为,哲学的乐趣是没有边界的,世界上的一切,都能被哲学地思考。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知识论,它是一种被思想所填满和改变的生活方式。1994年,五十岁出头的诺齐克因胃癌动了一次大手术,之后几个月都是化疗和放射性治疗,“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可怕的数据统计”。但是,对此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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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爱,方能生


  台湾台中市长胡志强的妻子邵晓玲车祸之后,失去了左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假肢。龙应台在《目送》中曾写到,胡志强夫妇相约一同观看蔡琴的演唱会,当蔡琴唱起那句“是谁在敲打我窗”时:“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记得读到这里,暗夜中,我感动良久。我惯以为,爱情中最温柔的部分,恰恰来自这不经意的举止。当蔡琴那如大河般深沉的嗓音,从耳边响起,你所能回忆的,不仅仅只是爱情,还有和它有关的流金岁月。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写到过这么一件事。当史良在火车上想睡觉时,她的丈夫小陆当即做了一个临时的床帏,这样便可以让史良在里面换上睡衣,同时也能遮挡住她的睡容。虽然读这本时书的整体心境是沉重的,但这则小故事还是深深打动了我。和胡志强一样,他们对人生伴侣的爱护与尊重,绝对源自深心,而非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恩爱秀”。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每完成一部作品时,都会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发病。而每当她痛苦之时,她的第二个丈夫伦纳德都对她百般照顾。他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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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坟

  
  祖父去世后,家族筹备葬礼。穷乡僻里的,人死了,大多还是要挖坟入土的。祖父的坟址选在了村后面的山上,祖母也葬在那里。记得祖母刚去世的头几年,祖父每天都要去她的坟前待上一些时间。有一次,祖父对我说,别人都说你祖母死了,可是我觉得她从来都没离开过我。
  既然要入土,那挖坟也是件大事。父亲和伯父们思前想后,最后选定了八个人,由他们来挖坟抬棺,老家管这八个人叫“八仙”。
  一个午后,我独自跑上山,去看“八仙”挖坟。虽然我已好些年没回老家,但他们还是知道我正在浙江读大学,在村里也算是个“文化人”。看到我后,他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家乡的农民,总是把读书人看的很重,这种长期以来的心理预设,导致他们和外出读书的人之间总有某种无形的隔阂。
  我给他们每人点了根香烟,说辛苦了。他们笑了笑,说只要你祖父在这里躺得舒服,我们不辛苦。我问,这挖坟也要讲究点什么吗?其中一个长者回答说,讲究的可多了,首先形状要正,不能比棺材小,不然人住起来挤,但又不能太大,那样埋起来的坟不够端庄;另外,不能太浅,否则棺木烂得快,不能太深,以免地气太潮湿。此外,还要考虑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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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风骨

  
  某下午,接导师电话,建议我去中国美院和浙江美术馆看林风眠、吴冠中等人的画展。听得出来,电话中导师的语调还是有些许激动的,我深知,这种激动来自于艺术的感动。本来,上周五我便和晓剑、晓蓉姐约好,一道去美院观展,后因临时有事,便暂时搁置了下来。
  导师电话后,我联系了纾寒,她和范昀师兄也立马赶往美院。大概两点左右,我到达中国美院的美术馆,出来时却已过四点。天色虽已渐暗,但仍意犹未尽。林风眠等人的作品本身所带给我的震撼,已无需赘言,在这里,我想提的倒是另外两件事。
  观展时,我刻意留心了吴冠中对林风眠作品所做的赏析。其中有一段,摘抄如下:“在杭州作水墨,似乎只是油画之余的遣兴,如今在物质条件困难的重庆,无法再作油画,便大量作水墨、墨彩,墨彩成了主要的、唯一的创作手段”。读到这,忽而看看林先生的水墨作品,我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感动。除却艺术本身,让我感动的,更源于先生那对于艺术的执着和热爱。在作画条件如此艰苦的重庆,林先生改用“水墨、墨彩”等方式来创作,这首先当然是对物质生活的一种无可奈何,但无可否认,它最终指向的还是对艺术的不离不弃。由此,再想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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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预设的思维

  
  我们是否已陷入到一种被预设好的逻辑之中?也即是说,让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逻辑也遭到了“劫持”?现在看来,这个忧虑并非多此一举。我们知道,计算机电子学中存在着一个叫"Boolean Logic“的术语。文氏图和集合概念其实无益于理解“布尔逻辑”的文化符号学意义,或者说,它们只适合计算机领域。简单来说,“布尔逻辑”就是采用极为迅速有效的方法,来确认某物属于哪个范畴。其方法论可以用下面这个例子来阐释:取一个概念,如“淫荡的流氓”,A=所有淫荡的东西,B=所有的流氓,C=喜欢放屁,先加入一个逻辑的“非”和“与”,因为AB=所有淫荡的流氓,所以假如一旦得出AB=C,那么大家就会认为“所有的流氓”都喜欢放屁,而不只是“淫荡的流氓”。其实这种逻辑对于某些流氓是很不公平的,比如学术流氓,他不“淫荡”,但是因为逻辑,那就也被冤枉成“热爱放屁”了。
  上述略显荒唐的实例告诉我们,如果将“布尔逻辑”嫁接到我们的思维生活中,那将会是何等地无聊。但是,这种荒唐正在变成现实,其“乐土”便是我们称之为“赛博空间”的虚拟世界。美国学者迈克尔·海姆提出,“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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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场及其复象

  
  很难想象,法国学者阿铎竟能为“剧场”带来如此生动的见解。在传统的理解视野里,“剧场”也无非是一个客观的、静止的、不变的具象罢了,也就是日常口语中的“场所”。阿铎则将“剧场”演绎为某种氛围,其意义已超越了戏剧或演出之维。
  阿铎的阐释直接指向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剧场”所持有的某些偏见,这些偏见源于意识与常识的背叛,源于我们对生活想象的无能为力。显然,阿铎对这个时代充满了悲观,正如他说的那样:“我们处身的时代之所以令人窒息,既无法逃避,也没有出路,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供奉一切写好的、表达好的、画好的、成形的东西”。这种膜拜“僵化杰作”的情结,使我们深陷重围,并在一种附庸风雅、自命不凡、唯美主义的心态中,沦为历史的笑柄。
  于是,在这种语境下,阿铎及其思想的深刻性便得到了凸显。事实上,阿铎的呼吁甚至充溢着难以言状的痛苦:“处于大难当前、苦闷异常的时刻,我们感到迫切需要一种剧场,不随时局浮沉,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心灵回响,使我们在时代的动荡不安中屹立不摇。”这种略显悲壮的“呼求”恰好指证了时代的病体,我们早已喜欢了那些消遣性的表演,这使那些深沉严肃的“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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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迷狂

  詹姆逊在《文化转向》里提醒我们:“由于伪理想主义的歪曲,人们已经对理想主义本身丧失了忠信。”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充满了悖论,可笑又悲壮。就像有人瞻仰着达芬奇的画像,却在蒙娜丽莎的面前手淫。对立性是人穷尽一生也无法规避的人生课题,和谐从另一面来说,兴许便是某种平庸。所以我对先锋派总还是抱一些认同,除却理论本身,至少在感情上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因一兄弟最近为情事而陷入迷狂之境。众好友皆奔走相劝,希望他不要太投入,以免伤神。唯独我挺身而出,力顶他锲而不舍。我惯以为之,“迷狂”是一种很好的状态,不管谈情,还是泡妞。而且柏拉图早就在《斐德罗篇》里为“迷狂”做了很好的辩护,此哥们沦陷其中的,正是“爱美”的迷狂。所以,只要不影响他人的生活,只要爱之恋之,大可迷之醉之,而后狂追之。
但犬儒之风兴风作浪,在这个时代语境里,对于“爱”,又有多少人真正为之迷狂?伽达默尔言之有理:“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生活形式的水准正被日益拉平”。这不就是海德格尔传说中的“常人”嘛,恶俗至极,平庸到底。爱情可以平凡,但不能俗气。有人说,平淡是美啊,可对于“爱”来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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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或承受

  
终于重回有图书馆的日子了,得好好读书。前天在北苑食堂的楼梯口,看到了一则博士论文答辩的通告,导师是查良镛。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庸先生嘛。金大侠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一职已有几年,他那时带的历史学博士现在才得以答辩。想起来,还真有点酸楚味。据说,当年浙大的一级期刊让大侠很无语。
西溪虽然没有玉泉的清新与婉约,但也很有别样的姿色。室友是一化学博士,二年级,人不错,易相处。白天他基本都待在实验室,很晚才回,所以落了我很多的宁静。他说,你们文科主要是读书与思想,我们理科主要靠数据,相比来说,思想更难。想起一师兄的座右铭:怕读书,窝囊六年;不怕读书,仅狼狈三年尔。
3号晚上和导师会面,先生的真性情让我很感动。“鼓励大于压力”,这是先生言谈的基调。他说,应该把读书看成是一种生活的快乐。先生所指称的“快乐”,很好地印证了阿伦特的那句:“快乐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强化了的对真实的意识,它来自一种对世界的热情开放和对世界的爱。”
我想,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牢记先生所说的“快乐”,准确地领悟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领悟”,并因而期待和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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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你的球

  
前些日子,看到詹俊、苏东、段暄、李承鹏四人上湖南卫视的节目。一开始我很激动,因为詹俊是我最喜欢的足球解说员。原以为他会在节目现场发飙,秀上几段“英超腔”。没想到,节目最后变成了段暄和李承鹏的“二人转”。央视主持人到哪都很高调,嘴巴一说起来,往往就收不住了。所以,稍显内敛的苏东和詹俊大部分时间只能扮演听众的角色,和下面的观众基本没什么区别。
其实我对段暄并不反感,小伙子当年意气风发,在伯纳乌现场解说的国家德比让我很感动。后来跑到德甲去了,和陶伟搭档,那解说,有点催眠曲的味道。我有一哥们,因为不喜欢熬夜看球,所以只能看上半夜的德甲,但凡遇到陶伟和段暄的解说,他就把电脑静音,说那样看得会比较清醒。直到看了湖南卫视的这期节目,我才恍然感觉到,原来段暄也是一个很张扬的小伙,尤其是节目结束时,他还当着全国观众独唱了王杰的一首歌,听的我浑身扭捏。
基本上,现在央视的足球解说员,我只对贺炜还抱有一些信心。詹俊就不一样了,那解说,懂足球的人听了都会很亢奋。尤其是当他解说利物浦的比赛时,那激情劲,无比强悍。苏东也不错。相比于桂斌,我更喜欢苏东多一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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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异域:阿伦特对法国队的启示

  
  所有法国队队员都处于某种极端不自由的状态之中。比赛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惩罚。我无意评论吉尼亚克或阿内尔卡的表现,也不想再去揣测亨利到底有没有“偷着乐”。只是想到看台上齐达内那略显无助的眼神,心里会有一点点刺痛。这“刺痛”是对法兰西足球的一种情绪表征,是对四年前齐祖被红牌罚下的一次谶语式独白。
  埃夫拉的眼泪更像是诉说,它小心翼翼展现着法国队的悲伤。他说,会将那些愧对法国人民的内幕一一揭露出来。在这里,足球似乎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法国队面对的,是阿伦特笔下反复论证的那个“家庭”。与此不同,诸如阿根廷、葡萄牙、美国队等,则像是一个理想的“城邦”。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里提出,“城邦”与“家”的不同在于它只认“平等”,所以谁也没有权力遏制他人的“自由”,没有媒体所说的“内鬼”,更没有阿内尔卡埋怨的“叛徒”。而“家庭”却不一样。阿伦特一直认为,在“家庭领域”里,是永远也没有自由的。这个观点很新颖,但是很深刻。“家长”掌握着大权,所有的主旋律都由他来演奏,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只能充当“旁听者”的角色罢了。
  我不知道法国队这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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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与形而上学

  
  晚上看阿根廷的比赛,当伊瓜因和梅西一次次地被进球所遗弃,当海因策和萨穆埃尔一次次地扮演中锋角色时,我突然想起了凌晨的法国。那是一支似乎要被欧罗巴足球所遗忘的球队,场上11人的角色无比混乱,我几乎无法分辨阿内尔卡到底是法国队的前锋,还是乌拉圭队的最佳第12人。阿根廷队亦是如此。所幸的是,深蓝的潘帕斯草原陶冶了太多的天才球员,而那种勇敢与飘逸,如今的高卢雄鸡已经无法企及。
  就像四年之前,齐祖统帅之下的法国队,一路高歌猛进;而由坎比亚索、索林和克雷斯波撑起的阿根廷,却被莱曼一个人所摧毁。时间流淌,而足球也在不断改变。雷东多在接受《每日体育报》时曾经说过,巴西队的足球风格很像一个动作巨星,而阿根廷则像一个诗人。或许,只有诗人,才能上演那一出出令无数球迷心疼而痴迷的悲情岁月。
  世界杯的四年更替,阿根廷强势归来,法国队日薄西山。而在看球的我,这四年里,也经历了一次次波折与起伏。想到了海德格尔。他的哲学思想,让我意识到足球与人生一样,充满了时间的弹性。所谓的“弹性”,在海德格尔那里叫做“时间性”。“时间性”不同于“时间”,后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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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晚才能看见的事

  
  有些事情兴许只能出现在夜色中,行踪诡异,难以揣测。白昼是一个脸谱化的语汇,世俗的淘洗,语言的欺骗,像一个精心构建的局,无懈可击。夜晚则是个表征,抽象,神秘,异常感性。
  东湖大道入口处的那座桥上已经人迹稀少,留给我的,只有堆满泥沙的码头,落满灰尘的树叶,以及时断时续的机动车鸣声。民房里传来依依呀呀的喧吵,那是一个故事的母体,充满人世的冷暖。
  八年前的一个夜晚,下着细雨,我孤身从县城骑着自行车回饶丰镇。路程遥远,沿途黑暗。在樟潭和三庙前接壤的马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将我和自行车同时掀翻在地。我的身上满是烂泥,狼狈不堪。此时从不愿处的稻田里,朝我送来一束灯光,大概是在田里放水的村民罢。他老远地喊着:“没事吧?看得见吗?”我说:“没事,看得见。”那个人“哦”了一声就不说话了。那时我突然感觉温暖,一种源于夜色中独有的温度。那束手电筒灯光,连接了两个人的夜。和白昼有关的嬉笑、照面和抚慰,因为夜,而被无声消解。被剩下的,唯有纯粹的口语对白,和彼此陌生的神秘感。
  只是现在很难再遇见那样的夜晚和故事。以前的樟潭和三庙前,如今已装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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