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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教训》(6-8章)读书笔记

  《现代性的教训》读书笔记
  
   张洪彬
  
  
  第六章 《政治自由主义》论述思路
  
  1.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在良善生活的性质问题上,通情达理的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分歧。(作者避免谈祛魅、上帝死了、超越世界的崩溃等词汇,以容纳反对这种观点的人)
  2.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确定人们仍然能够在政治联合中生活在一起的条件。
  3.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借助于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观念确定政治联合的共同利益,而在此之外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价值上的分歧,不做判定,保持中立,此即“中立性”概念。“中立性”不是对道德保持中立,而是对有争议的良善生活观点保持中立。中立性概念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
  5.为政治中立性原则所做的比较典型的辩护(康德、密尔)奠基于个人主义(自主性和个体性)的基石之上。但是这种论证遭遇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强调传统、归属)的持续批判,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论证,因此难以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辩护。(个人-传统之争)
  6.拉莫尔主张,尽量避免个人与传统之争,重新为政治中立性原则寻求道德辩护。这种道德辩护是基于“理性对话”与“平等尊重”的,这两点道德规范是反对个人主义辩护的浪漫主义也接受的,是广为接受的,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辩护”。拉莫尔认为,这两种规范合在一起,产生了政治中立性的自由主义理想(P151)。
  7.理性对话:人们在讨论时应该退回到仍然共同具有的信念开始讨论,要么解决分歧,证明自己所持观点正确;如果不能达成进一步的共识,则在合理分歧仍然存在的地方,决策仅从已有的共同信念着手,必须保持中立。
  8.仅有理性对话的规范还不够,因为这仅是一套外在的程序和规则,无法据此推断出一个道德原则(自由主义的中立性原则)。这也是前边几章所论述的(理性本身不足以成为道德的根源)。道德论证必须从已有的、尚未遭到普遍质疑的道德规范开始,不可能像自然主义那样从零开始,这个起点,拉莫尔选择的是“平等尊重”,因为平等尊重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才认同的规范,而是获得广泛认同的道德规范。
  9.平等尊重这个规范接近于康德式的规则:我们决不应把他人仅仅当作手段,当作我们的意志的纯粹的工具;人们总是应该同时也被当作目的,当作具有自身权利的人。平等尊重这个规范所禁止的是只依赖于武力的服从,即不提供能为他人可以接受的理由(强制或政治的原则对那个人来说是可证成的,就像对我们来说是可证成的一样),即以威胁、武力为手段,强迫他人服从。平等尊重与康德的个人主义(个人自主性)是有区别的【论证没有较好理解】,平等尊重的规范对个人主义与传统的争论保持中立。
  10.两点补充预设:(1)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已经接受了理性对话和平等尊重的规范,并赋予它们最高的重要性。(2)人们已经有一种共同生活,有共同的历史经验,把他们自己当作“人民”或“民族”【不太理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11.总结陈词:政治自由主义确实想要个人主义的鼓吹者与传统的辩护者之间担当一种共同的根据,这种共同根据包含了理性对话和平等尊重的道德规范,这两个道德规范是个人主义和传统的争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这种论证既可以容纳个人主义,也可以容纳浪漫主义,既可以容纳个人自主性和个体性,也可以容纳对传统和归属的肯定。
  
  
  
  
  第七章 《多元主义与合理分歧》论述思路
  
  1.问题:是什么样的新道德观念导致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出现?(P166)
  2.一般的回答是:价值多元主义。拉莫尔认为之所以很多人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背景是价值多元主义,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价值多元主义与合理分歧。政治自由主义出现的道德背景是合理分歧而非价值多元主义。这是拉莫尔在本章的主要论点。(P167-168)
  3.多元主义与合理分歧的区别。
  (1)合理分歧是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合理的人们自然地会倾向于就良善生活的整全性本质发生意见分歧,即承认对于善发生合理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或谓合理的人们不可能就善的整全性观念达成一致,讨论得越多,分歧越大。合理分歧是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前提。(P168)
  (2)多元主义及其对立面一元论。多元主义是一种关于价值之来源的学说,其内容是:我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所发现的各种价值,不可能被解释为它们都是在表达或促进某种单一的善,相互冲突的价值可能滋生于不同的终极来源(P171),“各种价值承诺是不可公度,不可通约的”(P174)。它与一元论相对立,是对柏拉图式理想的拒绝。(P170)所谓一元论,所谓柏拉图式的理想,指的是:每一个真问题必定只有一个真实正确的答案,而且存在着一种发现这一答案的途径,而所有真实正确的答案都是彼此兼容的(P170),它们能够依照他们促进或体现某种共同价值的程度来做比较,一言以蔽之,所有“价值都是可公度的,可通约的”(P174)。
  (3)多元主义与合理分歧的区别:以伯林为代表的多元主义坚持各种冲突的价值不可公度,因而也不可比较(P174,176),因此“所有衍生于不同终极来源的价值冲突在理性上是不可解决的”(P171)。合理分歧拒绝追问各种冲突的价值是否不可公度(不必是可公度的),(P171)只是坚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合理的人们自然地会倾向于就良善生活的整全性本质发生意见分歧,各种价值之间无论是否可公度,仍然是可以比较的(P171,174),在给定的情景中,在一个“共同视野”(共同视野并不包含一种价值的公分母)中,不同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排序的,而无需诉诸一个共同的标准来为这种排序提供理由。(P174-175)拉莫尔以赫尔德的观点为佐证。(P177)【异质价值之间不可比较,是一个深入人心的理解。可拉莫尔认为异质的价值之间仍可比较,是否太过乐观?他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个“断言”,缺乏满意的解释和论证,这里是拉莫尔的论证的最为薄弱的一环。尤其是“共同视野”,到底如何理解?多元主义是否可能指责拉莫尔的共同视野其实不过就是一元论者的价值公分母?】p177.
  (4)由于多元主义坚持有些冲突的价值不可公度,而且不可比较,换言之,在来源不同的价值之间有许多冲突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得到合理的解决。(P171)拉莫尔认为,如果按照这样的预设,政治自由主义(要在各自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求共同可接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寻找人们即是在价值分歧仍然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条件)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政治自由主义不可能是以多元主义为前提。更何况,多元主义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备受争议的学说,许多合理的人们,无论是出于宗教还是形而上学的缘故,都无法接受这一学说,因此它难以用以建立最大可能的共同道德基础,因此难以成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P189)
  (5)拉莫尔认为,多元主义之所以被广泛认为是自由主义的道德前提,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与世界的祛魅有关,都是抽离上帝旨意和宇宙和谐秩序的努力。事实上,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必然的关联。(P182)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个多元论者,对柏拉图理想的否定早已发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因此,多元主义与发生于现代的自由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P178)拉莫尔虽然赞同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不赞同把多元主义上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首先亚里士多德并非一个多元论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多元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代学说,只有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挫败,人们不再到宇宙和谐或上帝天意的世界秩序中去寻求终极价值根源的背景下,才可能发生和获得广泛认同的一种观念。(P181-182)正是因为与自由主义的背景是共同的,人们才会将多元主义错误地指认为自由主义的道德背景。(P182)
  4.合理分歧说的优势:
  相较于多元主义,合理分歧处在一种更为“无偏袒”的层面上。因为仍有相当多的人拒绝世界的祛魅这一说法,因此合理分歧并不像多元主义一样去肯认世界的祛魅这个理念,而是把这个理念当作合理的人们之间自然产生的分歧的理念之一种,同样的,多元主义也是合理分歧的理念之一,我们并不信奉它为真理。(P182-183)
  合理分歧说相信,通情达理的人们,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主要采信了罗尔斯的第4条解释,P185),在有关生活意义、道德的某些深层次问题上,讨论得越多,分歧也越多,合理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P186)
  5.补充说明:合理分歧既不同于多元主义,也不同于怀疑论。我们承认合理的人们之间可能发生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怀疑主义,以致于认为分歧各方观点无正误、优劣之分。我们仍然相信,某些观点虽然有争议性,但仍比对手的观点更好地获得了经验与反思的支持。我们可以向对手呈现那些支持我们观点的理由,详细地解释是什么样的错误妨碍了他们与我们达成一致(对手也可这样做),当然,诉诸的必须是我们共同信奉的、迄今为止没有遭到严重质疑的信念。(P187-188)总而言之,一方面我们不可认为,只要我们是合理的,就能够在冲突的信念中做出裁决;也不应该认定,当我们不能裁决的时候,就必须像怀疑论者一样,将冲突的信念仅仅视为不可沟通的信仰。(P188)我们仍然可以根据尚未遭到质疑的普遍性的信念,来判断冲突的信念之间的正误与优劣,尽管在将来,我们所依据的信念,遭到了有力的质疑,成为合理分歧的一种。(P188)
  6.总结陈词:
  多元主义“不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抱负:建立最大可能的共同道德基础。(P189)
  怀疑论过于平和:如果人们之间的分歧只是信仰的对立,而非理性的、合理的意见分歧,那么人们关于善的系统性见解就并没有发生什么对立和分裂,也就“没有必要”去寻求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基础。(P189)【不太能理解对怀疑论的这个解释,我以为怀疑论会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
  
  【在哲学里,怀疑主义skepticism指以下的一些见解,它提出: 1. 知识的有限程度。2. 一种以系统化怀疑和不断考验,以达到求知的方法。3. 武断、相对或主观的道德价值观。4. 知识反冒进及暂缓的判断。5. 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或对人类经营过后而得出正面结果欠缺信心。亦即犬儒主义或悲观主义(Keeton, 1962)】
    
  
  
  
  第八章 卡尔.施密特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1.文章主旨:卡尔.施密特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被认为是一种严肃的思想挑战,因而值得重视。拉莫尔不这样认为,他试图证明,施密特的自由主义民主批判没有多少力量,他的声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对他的误判。(P194)施密特的论述是源自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的根本性的误解,这种误解流布广泛,因而值得澄清。(P194)拉莫尔认为,施密特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以《一会民主论的思想史困境》一文为代表,因此全文的批驳都针对该文。(P193)
  2.论证思路概要:施密特的论证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一个政治系统的终极稳定性,取决于它的正当性原则是否被普遍地认作是证成的。换言之,一个政治系统只有其正当性原则普遍被认为是证成的,它才能确保其稳定性。因此,他对议会民主的批判就在于论证它的正当性原则不可能被合理地确认。拉莫尔的批驳针锋相对,施密特没有认识到,正是“政治原则需要被视作证成的”本身成为支持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证基础。(P195)
  3.具体论证思路:施密特相信,民主的正当性理念依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人民)的一种应有的同一化(i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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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社会死结

教育改革的社会死结
文/张洪彬

首刊于《校长》杂志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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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应试教育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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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近期开始大力整顿奥数补习市场,赢得满堂彩。不过笔者更愿意相信成都一名从事奥数补习的老师的话:“这肯定是停不下来的”。我相信,在教育机制没有得以根本改变之前,包括奥数在内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克服的痼疾。
尚在10年前,笔者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就在重庆亲眼目睹了一次类似的行动。教委响应家长意愿,一纸命令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具体措施大概就是规定学校几点放学,不准学校补课,教师给自己的学生补课要被处分,等等。果然,还在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看到各中小学学生欢天喜地走出校门。然而,再过几天,我们就看到各高校的家教培训中心顺应家长意愿,在街头摆摊设点,生意兴隆。
无独有偶。2004年前后北京市教委下文禁止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给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一纸令下,学生和家长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辅导班找家教。由于民怨沸腾,2005年3月,北京市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又发表联合声明,“考虑当前形势下群众的升学需求,允许学校在第二学期对高三学生适当组织补课”。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2009年9月,四川省教育厅发文规定不得组织走读生上晚自习,周六不准补课,并且配以严格的督察。可是禁令一下,我们就看到有家长声称“绝对不能取消晚自习,这是对孩子不负责的表现”,并犀利地指出取消晚自习的后果“一是学习成绩下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将有一批能成才的学生走向不良道路;二是水平不高的家教业应运而生,害得家长负担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并没有减少,成绩反而大大下降”。事实告诉我们,这并非杞人忧天。
最具戏剧性的是2004年前后南京教育界的一场风波。南京市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坚持周末不补课,取消晚自习,其结果是高考升学率在全省排名靠后,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南京转到其他城市,或者把孩子送到校外周末辅导班。2004年7月8日一篇题为《追问南京高考之痛》的报刊文章激发了汹涌民怨,家长的一致心声是“孩子考不上大学,搞什么教育都没有意义”。南京市教育局被迫颁布新规,允许学校周末补课,恢复晚自习,不久,南京市教育局又再次下文,重新把高考成绩纳入中学考评体系。这场风波足以载入中国教育史,因为它集中地展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困境,清楚地呈现了当前中国应试教育的纹理,准确地解释了素质教育为什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仍然流于具文。
家长一面祈求政府给孩子减轻负担,一面自掏腰包把高校学生请回家给孩子做家庭辅导,不可谓不矛盾。你要故作不懂地问他们:您这是为什么啊?他们总会苦笑一声说:“有什么办法啊,小孩要是考不上重点,以后怎么办?”重点学校教学质量好,学校硬件好,升学前景好,就业前景好,学习环境好,学友资源更优质,有利于孩子的人脉拓展。这些指标之间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了解了重点与非重点的差距,我们当然就容易明白家长一方面逼着孩子学习,一方面又心疼孩子负担重了。
不仅家长如此。学生、家长、教师、校长、教育主管部门,现在全都陷入应试教育的困境中。大家都被勒在同一条打着死结的绳子上,人人都紧紧拽着绳子,没有人敢首先松手去解开这个死结。所有的人都知道,谁首先伸手去解这个死结,谁就得先付出沉重的代价。此话绝非危言耸听,学生若分数不够高,你就会被重点拒之门外;教师无论多么诚心诚意地搞素质教育,如果你所教班级的成绩不够好看,就有你好看;一个校长或教育官员的政绩,首先就是升学率、重点率,否则你也别指望上级和家长给你好脸色看。
一个误区是,教育主管部门似乎认为症结所在是教师受利益驱动,只要斩断这条黑手,就能有效地为学生减负。于是我们看到近期禁止有偿家教成为各地纷纷采用的手段,教委权力不够大,就联合上省委、省人大、教育部等等权力更大的部门;政府禁令不顶用,就立法;通报批评威慑力不够大,就撤职,是否违背更高的法律也管不着了,颇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要知道,教师受利益驱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家长和学生受高考压力迫使。
回到本文开头,读者定然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更愿意相信奥数是停不下来的了。不仅仅是因为那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还因为它没有顺应市场的需求。只要奥数成绩或明或暗、多多少少影响升学,奥数就有市场。虽然成都教育局一纸令下,禁止把奥数成绩纳入升学考核标准,但那只是一种显性的态度而已,隐性的呢,如何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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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化的学校等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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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南京高考风波展现出来的,要打开应试教育的死结,突破点在家长。而要从他们入手,肯定不是下一个公文明令“家长必须无条件支持素质教育”就可以解决的。不要忘记,公文即使盖了公章,也只是一张纸。正确的办法只能是,认真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孩子考不上怎么办?”“孩子考不上重点怎么办?”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现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吧。孩子考不上大学,可以出国读书,可以自主创业,可以上职业学校,可以外出打工,可以回家务农。
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家庭来说,出国念书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许多在国内无法应对高考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如鱼得水,数年下来,素质、能力、成就远超国内名校毕业生,这是屡见不鲜的。不过,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出国读书的经济支出不是多数家庭提供得起的,这条道路只属于极少数人。
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自主创业在目前基本是个不靠谱的说法,尽管你可以找一大堆反例给我。一方面,创业环境并不乐观,小型企业缺乏银行关爱,资金链极易断裂,另一方面,初出茅庐的学生,在社会风险、人脉资源、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可能一点优势都没有。
职业学校,不管是新高职还是中等职业学校,多数硬件设施陈旧、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生源差,校风学风差,学费还比本科高两三倍,再说,将来就业做一线工人,做的全是累人的体力活,收入很可能比本科毕业生搞行政、搞技术的差很多。这条路当然不是什么好路子,它只能成为家长和学生不得已的选择。在一个津津乐道于“made in China”、拥有13亿人口的制造型大国,职业教育水平如此低下是件匪夷所思的事。如果希望这条出路减轻高考压力,缓解应试教育的灾难,无疑首先需要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使它对家长和学生有足够的吸引力。当然,要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也不是通过一部职业教育法、颁布一道促进职业教育的命令可以解决的。政府和社会必须提供职业教育赖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大量的制造型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学校可以设置更为合理的培养机制,较大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学校可以免除经济困境,丰厚的薪资使学校可以招揽到优秀的教师,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使一线工人的劳动更为值钱。
外出打工是未能升学的农村学生的最为集中的去路。我有许多儿时伙伴中学毕业就外出打工,因而对其中酸甜苦辣甚有耳闻目睹。没有医保,没有劳保,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双休日,缺乏安全感,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下,饮食和居住只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电视剧《生存之民工》对这个群体的描述,只能叫轻描淡写。这个出路自然不是什么好路子。
回家务农就更不是什么好办法。对三农问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前农村经济凋敝到何等程度,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节节败退,而大面积机耕作业又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青年人可以选择的。
显然,现实没有给家长的第一个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独木桥”,上边何以那么拥挤就不言而喻了。
近十年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大学扩招,拓宽了这座独木桥的宽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考的残酷度。然而,随着扩招年复一年的推进,我们发现,扩招的缓解作用似乎不再明显,虽然现在高考升学率普遍在80%左右,但是奋战在高考入口处的学生、家长和老师负担似乎并未减轻,高考压力仍然非常的大,极少有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学生素质的培养。因为人们在乎的不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名牌大学,更准确的是211、985大学,从今年开始再多一个C9(号称中国的常青藤),甚至只是北大清华。
重点大学硬件设施好,师资队伍好,生源好,就业前景好,优势和重点中学差不多。显然,他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阶段。究其根源,他们因为名列各种重点大学名单,获得的国家财政支持就大。以985大学为例,北大、清华每年财政拨款各18亿,浙江大学 14亿,南京大学 12亿,复旦大学 12亿,上海交通大学 12亿,中国科技大学 9亿……还有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研究院所)、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学科,不同等级在资源配置上都是严格区分的。大学排行榜不是武书连制造出来的,而是政府用它的财政拨款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与此相反,随着近年高等教育的迅猛扩招,师资建设和教学管理都跟不上节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普遍下滑,首当其冲的又是无法列入各种重点名单的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对考生来说,读非重点大学,就意味着前途暗淡,这不是他们的误解或主观臆断,而是事实。
政府官员从政绩出发,总是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于是我们只能看到好的更好,差的更差。相应地,在就业市场上,大学之间也差异明显,不仅在薪酬上差异明显,甚至在申请当地户籍上也分三六九等。如若不信可以去看看应届毕业生申请上海户口的评分细则,211大学毕业生多少分,硕士研究生多少分,博士研究生多少分都有细致的规定。既然如此,学生当然要拼死拼活上重点大学了,而且管他有没有学术兴趣,尽量还得弄个研究生文凭。
大学的单一化等级体系必然会影响中学的等级体系,高中分重点和非重点,初中也分重点与非重点,小学甚至学前班都会分重点和非重点,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中,还可以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年复一年地发文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分重点非重点,禁止区分重点班非重点班,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禁令通常都流为具文,原因正在于这样一个单一化的等级体系既成事实,而财政拨款、各种评比又总是在强化这种等级排名。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禁止学校做广告,禁止学校搞生源大战,禁止学校宣传高考升学率等,另一方面又在资源分配中强化学校之间的等级,其结果当然是禁令被人当作废纸,谁都懂得上级发的哪些公文是“做样子的”,只是需要跟着吆喝两声,做个政治表态而已。谁真的把这些禁令当回事,一定有苦果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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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制需要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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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是中小学教育的潜规则。“素质教育”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迄今不仅没有能够取代应试教育,连撼动它的迹象都没有。相反,应试教育正在凯歌高奏,攻城掠地。
应试教育正在往两头延伸,一头指向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另一头则指向大学教育。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应试教育正在入侵幼儿园,三岁孩童也得为升学择校做出艰苦努力。另一方面,近年媒体屡屡报道一些高校正在沦为考研基地,考研上线率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考评指标,一些高校专门设立考研班,对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实行经济奖励。除此之外,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口译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等考试已经风靡国内高校,许多学生大学四年都在对付这些考试,一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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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蚁族传递出来的危险信号

从蚁族传递出来的危险信号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30日第10版

■张洪彬
  
  高智、弱小、群居,这是《蚁族》一书描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特征。所谓高智,即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所谓弱小,主要指低收入;群居,则指聚居的生活状态。这几点都很类似于蚂蚁,遂称之“蚁族”。大学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时闻近年大学文凭严重贬值,但昔日龙凤,今朝蝼蚁,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唐家岭、小月河,这些对北京人来说也显得陌生的地名,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那里住着数万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来自外地农村或小城镇,多数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大学毕业两三年,月收入一两千元,在北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这群人既雄心勃勃,又怀着强烈的挫折感和被排斥感。
  
  作者廉思觉察到这群人的焦虑、抑郁、挫折感、敌对情绪,他对这个蕴涵着巨大力量的群体的聚居状态表示担心,压抑的力量一旦被点燃,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项研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蚁族现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住房问题。透过蚁族现象,可以看到“转型时代”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政治权力公信力的严重流失,仇富心态背后的阶级仇恨,对弱肉强食法则的认同,道德水平急剧下滑,社会认同感日趋稀薄,暴力心态急流暗涌。
  
  蚁族成员主要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家庭背景主要是中下等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现状正在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大中型城市中的同龄人,“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满盘皆输: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机率更低,总体上他们享受相对较差的教育,相应地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技不如人。一个家在北京郊区的女孩子,现在住在小月河的蚁族聚居村里求职,她虽然是北京人,对北京也很认同,但是她家在农村,从小便在很普通的学校读书,“既接触不到奥赛也进不了市重点”,于是她读了不那么好的大学,于是她求职路上困难重重。她知道自己今天的困境如何得来。正如书中所分析的,当今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在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份儿,“家庭背景成了他们起点上的软肋”。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出身的不同,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贫寒子弟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但是从概率意义上说,这些案例不足以挑战这种结构性的轨迹,在他们心目中,“出身”与“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在这种现象背后,有体制性的根源,即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分化加剧,阶层流动减缓,阶层对立情绪加剧,借助公权私用、血汗工厂甚至黑社会等不法手段迅速致富的暴发户在社会公德方面频频曝出丑闻,确有为富不仁的嫌疑,仇富心态必然加剧。近年关于富二代贫二代、关于国企高管天价年薪的新闻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关注,原因正在于此。
  
  这种状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根据该项研究,蚁族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全国水平,大多数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他们越来越相信,道义不如力量有用。在该书中我们看到,蚁族聚居村唐家岭的收取保护费行为,深刻地影响了蚁族对社会的看法。因为拒绝交保护费,学生与收保护费的人发生暴力冲突,后来警察来了,却把拒绝交保护费的人拘留了,这样的现实在这些刚刚步出象牙塔的年轻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书中有个叫李鑫平的蚁族成员,每天到公司上班,刚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到一张巨幅海报,内容是狮与羚的故事:“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每天早上他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这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力量是最为重要的,道义是隐退的。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教条,而且通过日常生活一再给予他们教训,进而为他们所遵奉。一个蚁族成员在回忆自己小时候打架的往事,他这样说:“我突然意识到这事儿挺好(指殴打同学),只要我敢打,别人就不敢欺负我,我就可以站直腰板说话。于是那年暑假,我让老爸送我去学武术,学了两年。两年里,我学了就用,用了再学,一天比一天能打。直到小学毕业,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对道义的信任日益稀薄,对力量(包含政治权力、经济能力以及非法暴力)的强烈信任,其前提是对合法渠道越来越不信任。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在衰弱,秩序正当性在流失。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这都是致命的。
  
  总之,蚁族有强烈的挫折感和被排斥感,他们对社会不公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被现实生活教训得越来越信任力量(包括暴力)。正如作者所分析的,这个“精英候选人”群体有朝一日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必将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威胁。问题还不仅仅是蚁族。为暴力喝彩,是这两年网络言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上海闸北杨佳袭警案后,许多人把这个杀人犯当作英雄崇拜;北京城管被小商贩围殴的新闻后边常常获得热烈的掌声。种种迹象表明,暴力心态正在这个社会急剧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蚁族》,廉思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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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西学东渐与佛教传入之差异

  【按】读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中论及近现代思想一节,寥寥两千字,甚有启发,不辞辛劳,字字录入,以飨诸君。
  
  钱穆论西学东渐与佛教传入之差异
  
  
   清代从道咸以后,满洲政权开始崩溃,思想界又渐萌生机。但那时已是西力东渐,鸦片战争之后,继以太平天国,中国陷入一长时期的外来压迫与内在骚动。知道今天,已逾一百年,思想上却依然没有一新生。在这长时期中,思想新生之迟未到来,也有几个理由。
  在思想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到达了高潮,其后必然要继续一段时期的停滞与酝酿,而转变,然而接着是第二个思想新时代之来临。中国思想史上,轮得上最高潮的共有三期。最先是先秦诸子,两汉则在停滞酝酿转变中。第二是佛学传入,直到隋唐始达最高潮。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又在停滞酝酿转变中。宋明理学可算第三高潮,晚明诸遗老,正如先秦末期之荀卿老子韩非,以及易系中庸大学礼运一辈作者,又如佛学之有禅宗华严,指示出这一高潮之盛极而衰。清代又是一停滞酝酿转变期。就以往过程论,此一时期亦不得谓甚长。
  西方思想之传入,应该与近代中国思想之新生一大刺激,但与佛学传入有甚大之不同。佛学是纯宗教的,专偏出世,不牵涉政治社会一切现实问题。因此南北朝隋唐,一面是佛学思想广泛流播,一面在政治社会一切现实措施上,却大体因袭两汉旧规模,不致有根本上的翻动。近代西方思想,其关于宗教教理者,在中国始终未发生深沉之影响。而其关涉政治社会现实人生之种种理论与措施,则更为近代中国人所注意。惟此种种理论与措施之底气里,或说源头处,则另有一更深远的更内在的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作背景。在我们没有把握到西方此一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而真切了解之以前,专从其浮显在外层,或流漫到末梢处的种种现实问题上来做枝节之认识与模仿,则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貌未见其心,而匆遽硬插进中国思想之原有体系中来,更易引生波折,增添混乱。此其一。
  佛教传入,因当时交通艰难,经典传播与翻译不易,其流入之速度极迟缓。因此转使此方得以慢慢咀嚼,逐步消化。近代西学东来,如洪流汹涌而至。性质既复杂,容量又广大,而流速又猛,遂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一种生吞活剥,贪食不化之病象。此其二。
  佛教之来,大体是彼来而此受。当时中国高僧们在国内,多已先有一番教育根柢,文化修养。自己先有一作底的准备,再求兼通,故双方异同有比较,有会通。近代吸收西化,大体是我往而彼教。出国留学的,多属青年,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未有真实基础。学成归国,转成知彼不知己,易于引起新旧冲突。把西方立场来回看中国,固不易得中国自己之真相。而把对东方一无了解的人骤进西方,等于赤手入闹市,没有资货,无从审细挑选鉴别,亦只有随手捡拾一些零碎不相干的新奇东西而止。此其三。
  以前中印交通,是纯思想的,纯理论的,又带一种宗教情绪。因此当时中国高僧们,都带一种个人牺牲的求真精神。近代中西交通,夹杂进商业与军事。彼方是一种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此方是力求富强,救危图存。最先动机,本不在文化与真理上,种种流弊,由此漫衍。此其四。
  晚汉之季,中国思想史,由儒转道,走向消极。佛学在此时传入,更易投契。而且正为其态度是消极的,大家都想从实际人生圈子里抽身退出,来寻求另一种的真理。这一态度,在消极方面,可以解消当时实际人生中的许多纠结与矛盾。在积极方面,却给与当时人精神上另一种的兴奋与寄托。如是则消极又转成积极,重新注意到实际人生政治社会的各方面。而此时西方思想亦开始传入,似乎亦易相投契。但消极出世,只具一态度即够,积极入世,应该在智识上理想上有更多准备。而道咸以下的思想界,在此准备上实嫌不充分。根本自己没有一坚明确定的立脚点,急剧感受到西方那番精力弥满,横厉无前的积极领导,遂如盲人瞎马,干柴烈火。实干的意向超过了研寻,破坏的情绪超过了建设。事实上发生了种种阻碍与冲突,反而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于是正面向外的接受反少,反面向内的攻击转多。这一百年来的思想界,并不曾在外面引进了许多新的,却永远在内部不断破坏了一切旧的。此其五。
  佛教教理,亦有种种派别,种种转变,但其派别中之共同点,较易认取。其转变过程,亦不甚急剧。近代西方文化,本身在五花八门,派别纷歧中,突飞猛进,急剧变动。尤其最近五十年,形成一大分裂,大震荡。急切不易把捉其中心精神与鲜明蕲向。中国人在绝无主观态度下一意追随,更易出主入奴,望尘莫及。此其六。
  吸收外面另一传统的新文化来改造自己,本不是容易事。犹豫上述种种因素,更使近百年来中国此一工作,更见艰难。而其中国已往思想界,对人文真理之探索,实有其甚深圆之见解。无怪近代中国人初与西方接触,还只肯成人他们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当时的普通意见,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钱穆原注:此二语由梁启超张之洞提出。)可惜当时,实在也并不知中学之体是什么的一个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到底逐步陷入,由造船造炮转到变法维新,又转到一连串的破坏与革命。最先是政治革命,继之是文化革命,又继之是社会革命。模仿别人不见效,总认是自己本身作梗,不断把自己斫丧。斫丧愈深,模仿更低能。最近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泛滥横决,不能不说是由中国近五十年思想界之共业所促成。
  ……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8月第9次印刷,第279-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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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在择优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教育应在择优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文/张洪彬
  首刊于《校长》杂志2009年10月号, http://www.xiaozhangchina.com/




  
  早在十多年前,应试教育就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应试教育积弊之深,已经严重影响了选拔考试的择优功能,同时也严重地妨碍了教育过程的有效性。教育主管部门也在不断地调整,希望削弱应试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比重。这个方向,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从选拔性考试的择优功能上来说,突破高考一考定终生的模式,不拘一格降人才确为正道。无论是自主招生试点,还是夏令营选拔,无论是才艺加分,还是奥赛加分,其意义都在于此,我们相信,北大将在明年的自主招生中采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疑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然而,我们看到人们对此举措并非齐声叫好,人民网调查结果显示,95%的网友对此举措的结果很不乐观,认为很容易催生腐败。我认为,北大的新政策应该积极回应这些网友的疑虑,因为这事关重大。
  这样一种忧虑在当今中国恐怕并非杞人忧天。人们的疑虑反映出人们公平感之缺失,对公权力的信任日益稀薄,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教育公平感的缺失尤其事关重大,因为教育公平是最为根本的公平。古今中外,教育都是实现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如果这条路不畅通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必然加剧,其后果是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流失,社会的稳定性受损。近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这意味着底层要翻身的难度更大,也即是说,社会流动的阻力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教育这条通道寄予的期望就更大。高考移民、考生民族身份造假、大学学费攀升、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招生分数偏低等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其中包含的焦灼和愤懑,是理解大众对北大招生新举措的态度时要特别注意体察的。
  近些年教育改革面临着重重困境,考试的择优功能与教育公平的胶着状态就是其中之一。从目前态势看来,考试要能更有效地选拔优秀人才,就要以多少损害教育公平为代价;要保住教育公平,考试的择优功能就要打一些折扣。有没有可能两全其美呢?寓意以为,我们应从“优”字和“公平”二字上下功夫,求得两者的平衡。在何为优秀人才上,近些年讨论比较多,也达成了一些广泛的共识,比如高分低能肯定不算优秀人才,再比如创造性是优秀人才的核心品质;然而在何为教育公平的话题上,近年讨论甚少。按照罗尔斯的经典的正义理论,公平(正义)应该分为两级原则,简单地说,第一原则是主张机会平等的自由平等原则,第二原则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差异原则。只有第一原则,弱者更弱,强者更强, 人间不过是个丛林世界;只有第二原则,则会严重损害一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正确的方案是在基本保证第一原则的基础上搭配第二原则,或者说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则应一方面保障教育的择优功能,通过人才的优胜劣汰来提供人才的成长动力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则必须向弱势的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保障社会的阶层流动的畅通。不过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教育公平的第二原则没有得以实现,受教育机会、优势教育资源是向强者和发达地区倾斜的;更为严重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败坏了教育公平的第一原则,通过领导开条子、送钱等方式把不满足招生条件的学术送进重点中学(所谓“条子生”“钱学生”),从而排挤掉优秀学生的情况在全国绝大部分重点中学都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每到招生时节,不少重点中学的校领导不得不玩失踪,拒不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一个中学校长拿什么来抵抗权力的压力,有何“名誉”来为优秀学生担保?人们又如何不对校长推荐制心存疑虑?北大如果要把这项改革有效地推行下去,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来保障教育公平,否则,不仅择优的目的达不到,反而会把一大批中学校长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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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利益追求与价值追求

    【案】教师节之际,贴出拙文,以为纪念。该文首刊于《校长》杂志2009年9月号。顺便在此推荐这份创刊不久的杂志,通过这份杂志,一群忧心于教育现状的人,在观察,在思考,在呼吁。 《校长》http://www.xiaozhangchina.com/

教育:利益追求与价值追求
   文/张洪彬
  
  这些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批评教育,政府官员批评教育,教育学教授批评教育,大中学校长批评教育,教师对教育怨声载道,学生及其家长对教育更有深恶痛绝之的。可是,我们看到,除了教育部之外,很少有人认为教育这些年有很大改观。这种局面使我们大惑不解,何以我们人人都觉得不对,可是人人都在服从这个机制,顺应这个机制?何以一个不得人心的机制虽经人人喊打却不会崩溃,也没有多大改观?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我大惑不解,也十分痛心。在本文中我提出这个并不新鲜,也不独特的问题,来供大家思考。我可能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答,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做更多更深的反省而非简单的立场批判。
    
  (一)教育难道不应该追求利益?
  2001年有这样一则新闻。湖南株洲二中的语文老师尹健庭在其获奖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总之你为了什么?也许你会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读书考大学,是为了自己,不是别人。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生活,比如生活愉快,人生充实,前途美好,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一个聪明的儿子。所以,我强调读书应该是为了自己!”这位老师的言论被媒体放大之后,引起的反响真是值得一再回味。许多人批评这是一种庸俗的教育观念,这样的老师在中小学教书育人,简直是误人子弟,还进一步发挥说,难怪现在教育江河日下,都是因为这样低素质的教师充斥教育界。这些批评家们声若洪钟,义正辞严,这名教师的“庸俗”言论立马相形见绌,很快就败下阵来。2001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作出了“株洲市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健庭当教师”的决定,他失业了。
  这件事引起的反响实在很有意思,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大中小学,都在事实上实践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真相,人们就容不得他了,他真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过于坦诚的孩童。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被义正辞严的高调压抑,只能成为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与其说这个教师庸俗,不如说批评家们虚伪。因为义正辞严的批评家们在批评这种潜规则的同时,也在实践这种潜规则:教育、知识与利益、权力之间的兑换关系。
  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教育理念。有人把这种教育理念当作现代性的痼疾——工具理性来批判,我以为这仍是狭隘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上溯到所谓的前现代时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提升社会地位,追求外在利益的途径。古代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绝大部分并不能成为进士或举人,因此也无法获得任职资格,大多数人只能成为秀才,甚至一辈子是没有功名的童生。如果认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入仕的话,那么这些人受教育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他们的教育是白费心机,是不必要的。可是,根据张仲礼、瞿同祖等先生的研究,这些低级士绅,在古代中国的地方社群中,拥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拥有高于一般未受过教育的村民的社会地位,甚至拥有一定的地方治理的权力。这些因素使读书人成为一个受人羡慕的身份,即使明知入仕的希望非常之小,这也不影响人们把孩子送进私塾的强烈愿望。事实上,这样的教育目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十分普遍的,是一个主流的教育观念。总而言之,不管是入仕,还是做一个地方士绅,教育都是必经之路。这是一种剥离了“吾曹不出苍生何”的宏伟理想,去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固然是不够高尚的,但是是正当的。
  同样的,在现代世界,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同样是主流的。学生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有较强的谋生能力;中小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更多则在于把更多的孩子送进好大学;高等学校的教育目标则瞄准学生的就业前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本身并不值得特别的批判或者鄙夷,学生家长难道不应该希望孩子有更强的谋生能力?中小学校难道不该考虑学生的升学前途?高校难道可以闭目不管学生的就业前景?
  
  (二)教育批评为什么缺乏力度?
  但是,很遗憾,不少人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我听说的一个很具讽刺性的故事是,一个教育学教授四处奔走,忙于宣传素质教育,批评应试教育。可是某天他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脱鞋,就问孩子考了多少分。这个教授突然就醒悟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天天都在批评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可是结果却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教育,踏踏实实搞应试教育。这个教授是有反省能力的,唯有如此,他才能抓住教育更深的症结所在。很遗憾,有这种反省能力的人是不多的。更多的人对教育的批评,就像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在我看来是缺乏力度的。
  再讲一个故事。一位记者到陕北采访,碰到一个放羊娃,问他为何放羊?回答说:挣钱!又问:挣钱做啥?回答说:娶媳妇。再问:娶媳妇做啥?放羊娃再答:生娃。记者好奇接着问:生娃做啥?放羊娃答:放羊。这个放羊娃成为人们嘲笑和可怜的对象,人们嘲笑他缺乏人生理想,没有高远的抱负,可怜他的人生境界极其狭窄。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读书—工作挣钱—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孩子读书……我们在嘲笑这个放羊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们在嘲笑自己吗?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也可怜我们自己。是的,从理想的境界来说,这是一种可怜的人生境遇,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的人生理想。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生轨迹仍然是最为普遍、最为真实,最为实际,最为无奈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我们虽然不需要把它描述得多么至高无上,至少也不用把它当作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吧?
  当下中国一些批评教育的人经常引用孔子或者柏拉图,认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只在于培养高尚的人,培养健全的人格,并以此批评当下中国的教育都不过是职业培训而已,完全瞄准人才市场的价格波动;中学不过是制造考试机器的产房,全然不是在搞教育;教师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把一批批的成品送进高一级学校。我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它把教育的目标单一化了,抽象化了。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单一的,也不应该只是抽象的。对于深陷市场结构的人来说,很多人确实是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的,因此收益是他们必须考虑的。近日甚受人关注的重庆万名高三学生放弃高考事件,原因就在于家庭经济困难,读书花费太大,就业前景也非常黯淡,这样计算下来,读书只是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放弃高考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去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选择,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大概就只剩下鄙夷他们目光短浅,不懂教育的真意。可是,这样的批评有多少力度,对于我们对症下药疗治教育有多少现实意义呢?这样的指责可能反而会妨碍我们找到问题之所在,从而无法开出对症的方子。
  教育的痼疾让无数的人深恶痛绝,激烈批评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对教育现状的愤恨,不少人连着教育工作者也一概痛恨,因此,我们看到教育行业的丑闻每每激起人们对教师的一片喊打之声。教师被学生打,网友一片叫好声;发生教师凌辱学生的案件,所有的教师跟着矮人半截。但是,这些批评既缺乏对教育现状的了解,也缺乏对教育生态的了解,他们想当然地把教育的惨状归罪于教育工作者,而且拾人牙慧,拿几句名人名言就可以作为大棒打在教育工作者的屁股上边。他们既不去关心教育工作者的自主权的微乎其微,也不去关心教师的职业倦怠如何得来,他们既不去思考教师是如何变成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工人的,也不去思考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对教育现状深恶痛绝,却仍然热心于各种各样的考试和补习,甚至强烈要求教师给学生制造更重的学习负担。这样一种批评,一方面继续把教师刻画成“人类灵魂工程师”,却从不去像关心建筑工程师那样去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又把教育的所有罪过都一股脑地送给教师。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教师如何建立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如何才能战胜职业倦怠?这样的批评对于教育一线的人来说,从某种程度上都是隔靴搔痒,或者只是徒增反感。要让我们的教育批评有力度,有深度,有真正的参考价值,我们必须对于教育的现状及其成因有真正的考察。
    
    
  (三)追寻有意义的教育,你做过什么?
  然而,我绝对不会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否则,人类就没有必要保持思考和批判能力了。教育现状及其成因一定要真正地考察和研究,可是不能以此拒绝批评。当下教育的困局确实让无数的学生、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官员深为困扰,当代中国的教育肯定是有病的,而且在很多人包括我看来,病得还不轻。
  人既不是神圣,也不是低等动物。人是肉身与灵魂的结合体。作为肉身的人,当然不可能脱离物质欲求而存在;但是,如果以物欲为人的全部追求,那不过是剥除了灵魂的行尸走肉。人有没有可能只要肉身而不要灵魂,人有没有可能只追求物质利益而不发生意义的追寻?我们读书,我们挣钱,我们买房买车,我们结婚生子,周而复始,我们虽然不否定这种轨迹的正当性,可是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此?我们真的甘于沦为行尸走肉,甘于沦为巨型机械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我们是否真的甘愿为物所役?我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们是否还需要问问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低头走路,是否需要偶尔抬头仰望星辰?我们是否需要做出自己评价,我们是否需要一个道德上的自我肯认?我们是否仍然有成仁成圣的道德追求?我们是否期待成为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否真的对死后世界完全不用设想?我们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我们会觉得我们“不白活一回”吗?
  相应地,如果教育本身只是成为我们追求自己物质利益的一个工具,而不再对人的灵魂发生作用,那么教育本身就不再是有灵魂的教育,也不是有意义的教育。教育当然可以把利益追求当作目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唯一目的,教育就不配获得人们的尊重;中小学教育当然要追求升学业绩,但是把升学的数据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教育永远跳不出应试教育的深渊;大学教育当然要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把所有大学都办成了职业培训班,那么,大学就没有理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净土,更没有理由得到纳税人的赞助。
  许许多多的人在对教育现状做出激烈批判的同时,却在踏踏实实地实践他所批判的规则。这种分裂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因为外界的制约,但是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外界因素,那么你事实上否定了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人固然为外物所制约,但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人不是完全被外物所主宰的,无论多么困难,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即使微乎其微),因此也有做出正确选择的道德责任。
  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你有没有想过:我不能把教师这个职业纯粹当作一个谋生手段。你有没有告诉自己:我不能沦为一个十足的应试教育生产线上的工人!你有没有为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只是抽那么一点点时间,用那么一点点的精力,为学生传授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价值,给他们一些人生启发?你是否曾为学生推荐过一些有价值的书,是否曾指导过学生如何去阅读与考试无关的书?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学教师,虽然无一例外地要为应试殚精竭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顺应应试教育;他们无一例外地需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教育工作绝对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开选修课,他们与学生谈话,他们与学生家长交流,他们培养学生的品格,他们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最大可能的指引。他们从不把学生当作他们的顾客,也从不把自己看作店里的服务员,你想要什么菜我就端什么菜给你,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师长,是可以给学生很大影响的人,是很可能影响别人一生的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不能成为一颗螺丝钉,不能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一些代价的,可能是更为辛苦,可能是应试方面遭遇强大压力,也可能是不被人理解,甚至是丢掉饭碗。他们或许策略性地妥协过,但是从没有放弃过。范美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考进北京大学之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发现自己中小学十二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了什么状元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他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他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范美忠在教育一线奋斗,经历过种种艰辛、误解和打击,他从未曾放弃过。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你是否深陷于权力、利益的结构之中,以至于你竟然忘了自己是大学校长。你有没有忘记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由?你有没有希望做一个被人尊敬的大学校长,而不是一个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遭人憎恨的人?你有没有意识到,校长不仅仅是一个行政职务?校长不仅仅是你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校长的工作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你不仅仅是上传下达的一个传声筒。你是一个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你可以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努力,使你所在的大学不只是一个职业培训机构,甚至连合格的职业培训机构都不是。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一个校长怎么会是一个厅级干部呢?大学校长就是学者,责任是办好大学。厅长是行政头衔。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个人不认为我是一个厅级干部。如果要我‘下课’,这完全由政府决定,可以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学者,我不做校长不见得对我是一件坏事,我可以好好搞我的教育,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教师、学者。现在虽然做了校长,我还是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因为我不能离我的专业太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虽身为教育部的下属,仍然敢于公开批评教育部搞的本科教学评估,仍然敢于批评应试教育,批评中小学区分重点非重点导致教育部公平。不知道同是大学校长的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同行?
  作为一个学生家长,你有没有勇气说:咱家孩子不一定非要考北大清华,更为重要的是要懂得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有没有勇气对孩子说:我们不一定非要找最好的工作,关键是我们的心灵能获得安宁?你有没有对自己说:我的工作再怎么繁忙,都不应该耽误对孩子的教育?你有没有经常关注孩子的成长,而不是花点钱把孩子托付给学校,自己只张手要成绩?你有没有以身作则,为孩子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理想的父亲(母亲),而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前倨后恭的父亲(母亲)?童话作家郑渊洁不仅自己拒绝高考,也支持他的儿子拒绝高考,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说“学校教育不太重视心灵教育这一块,而这是我最看重的”,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你虽然没有那么大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底气,但是你至少应该努力尝试去理解你的孩子,关注你的孩子。
  作为一个学生,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实践你所知道的那些正确的道德准则?你有没有因为升学或就业压力,而完全放弃你觉得有价值的追求?你有没有为了入团入党而与老师套近乎拉关系,在同学中拉选票?你有没有为了评上各种各样的荣誉而不择手段?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恶意诋毁你的同学?你有没有为了升学,为了评优而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你有没有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放弃某些唾手可得的不正当利益?你有责任尽可能去实践你所知道的那些正确的道德准则。
  如果教育彻底放弃了价值追求而只剩下利益追求,我认为这很难说是教育,至少不是健康的教育。如果伦理价值在教育中仅仅成为一种书本知识,而非一种实践,那么教育仍然是病态的。每一个参与教育的人,把教育作为利益追求的手段之外,没有一点教育理想,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没有一点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教育对你而言就不是有意义的。教育的现状到了人人都觉得应该改善的地步,却事实上难有改善,原因就不会全部出现在教育之外;教育的改善,我们每个参与教育的人,可能都要背负一份责任。当然,这或多或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唯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教育实践具有意义。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有选择的空间和能力,我们不会完全是外在因素的宰制对象,拒绝承认这一点,只能表明你在逃避责任,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批评和抱怨教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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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政治思想的分疏与汇通

  中西政治思想的分疏与汇通
  ——读张翰书《比较中西政治思想》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7月17日第9版


  ■张洪彬
  
  近代中国遭遇外界强大压力,被迫把自己从一个老师变成一个学生,努力去理解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富强的秘密。从一开始,这种理解当然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也即是用自己文化中已有的语词和概念去解释和理解西方文化中的概念,这并非一种纯粹中立、对等的、技术性的翻译工作,而是一个包含着无意误解、有意曲解、主动取舍、重新创造的过程,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格义”。从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两百年以来的思想文化历史,至少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做这个工作。有人刻意强化中西文化的不同,拒绝一个,拥抱另一个,因此造就了夸大其词的中西对立;有人为了捏合中西文化的裂缝,不惜牵强附会,于是造成不少张冠李戴,含糊一团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心平气和把中西文化摆在同一个平台来加以辨证分析,澄清误会,取长补短,就显得非常可贵。台湾著名政治思想家张翰书先生晚年呕心沥血写作《比较中西政治思想》一书,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努力。
  全书分十三章,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项目包含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法制思想、国家观念、正义说、人性论、自然状态、政治循环论、政府分权论、功利主义、自由观念等多个方面,广泛涉及了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论题。
  即以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民主思想为例。西方政治学说中的民主观念在现代世界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即使是最不民主的国家也会标榜民主,因此,不少文化保守主义为了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用,仍然有其价值,就费尽心思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古代中国的“民主”因子,希望内圣外王之学能开出自由民主之花。他们常常追溯到儒家思想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张翰书先生穷搜博采,从《诗经》《尚书》《吕氏春秋》等典籍中采摘,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贾谊、董仲舒、谷永、王符、陆贽、陆象山、叶适、刘基、方孝孺、张居正、黄宗羲的著述中仔细爬梳,挖掘出异常丰富的材料,范围远超前人。著者对这些古代思想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赞赏,但是,他决不愿意就此简单地把“以民为本”等同于民主思想。他又花费大量篇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波里比乌斯、西塞罗、乌尔比安、马西里乌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密尔的论述中仔细梳理“民主”的基本内涵,来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不仅在历史上难以落实到位,而且仅就思想而言,基本也都是在君主政体的前提之下讨论的,也就是希望君主对人民重视,施政以人民之忧乐为优先之考虑,以人民之福祉为达成之目标,其基本内涵是“保民”“养民”,主旨在于“民享”(for the people);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强调的则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其主旨是“民治”(by the people)。二者虽然相似,却不可混同,他的结论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直有很显著的‘民本思想’,但是绝无民主、民权的思想”。这并不表明著者以民本来拒绝民主,或者以民主来拒绝民本,概念的“分疏”这个工作本身,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西政治思想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兼收并蓄;和稀泥本身并不等于兼收并蓄。
  把儒家思想中的“恕道”与康德等人的思想做比较,更多的则是在做“汇通”的工作。著者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的现代价值,他认为这个价值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也适用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这句话和孔子的另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起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里。张翰书先生与他们可谓不约而同。他并认为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所说的“你的意志之自由运用,可依一种普遍法则,而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并行不悖”,以及斯宾塞所说的“平等的自由”庶几相近。他说,将中西思想传统中这两种类似的思想传统结合起来,发扬光大,消灭西方重视强权的危险传统,“或许是趋于世界和平的正当途径”。在比较密尔与李卓吾的个人自由思想时,著者也更多地关注于二者的相似性和可汇通性,李卓吾和密尔一样注重个性之“歧异”,因而应使之能自由发展;他们都一样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放任政策,而不予武断干涉。他认为李卓吾的自由理论,“其思路与具体主张,几乎与密尔同是一致的”。
  全书还有更多的细致比较,此不一一列举。张翰书先生治学严谨,异常勤奋。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后来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退休后居住在加拿大,2002年又回到台湾查阅资料。该书资料广泛、详实,每做一项比较,他都力求搜索到中西政治思想史上所有的相关资料,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最能体现先生为学的勤奋和严谨,因此,该书也许在某些论题方面可能并非创见特出,但是在持之有据方面则远迈前人。如此广泛丰富的资料,全凭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汗牛充栋的书籍中爬梳挑拣,以致于2003年,该书甫一脱稿,先生就撒手人寰。
  毋庸讳言的是,一个耄耋老者,体力究竟难免虚弱,该书开创了很多重要的议题,却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因此在某些方面粗线条勾勒比较多,深入分析则显不足。更何况,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都是异常宽广的领域,极少有人能够同时在两个领域驰骋纵横,很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著者在这一点上恐怕也不例外。不过,瑕不掩瑜,对于深陷“古今中西之争”的我们,对于希望更客观看待中西政治思想的人,对于关心中西政治思想之分疏与汇通的人,该书都是极为有益的一个选择。
  
  
  《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张翰书著,张玉生、张近中校订,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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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張佛泉先生的親人、門生故舊

  
  

尋人啟事




 


  

 


  

筆者在閱讀和思考 張佛泉 先生思想的過程中,發現有 張佛泉 先生有許多資料不為我所知,如 張佛泉 先生在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研究員(19611963)期間的研究成果“Freedom and Human Right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迄今為止沒有能夠看到;再比如 先生晚年希望撰寫的《現代民主國》一書,也未見面世;至於 先生生前日記、書信等資料,更無緣得見。


  筆者一直希望與 張佛泉 先生的後人取得聯繫,獲得更為豐富的資料,以使這項研究更為完整,更為深入。筆者獲知 張佛泉 先生的女兒是一名活躍於美國和加拿大的畫家,名叫張和 張佛泉 先生的兒子名叫張存,曾任教于臺灣東海大學化學系。如果有人恰巧看到這則啟事,又恰巧能聯繫上 先生的後人,麻煩您聯繫我:zhb80@126.com.非常感謝!


                                                                                                               張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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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功用


  读人文学科,尤其是读历史、哲学这样的学科,越来越成为难为人所理解的选择。因为在人们看来,这样的学科既不能提供实用的技能技术,也不能提出什么有现实操作性的方案,甚至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无法赢得市场。
  在《伯林谈话录》中读到一则小故事,颇可以作为一个回答,摘录如下:
 
  不久前,哈罗德•麦克米兰告诉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去听一位名叫J.A.史密斯的哲学家的课,那是一位信奉黑格尔的玄学家。那位哲学家上第一次课时跟他的学生这样说:“先生们,你们大家将来会从事不同的职业——有些人要当律师,有些人要从军,有些人要当医生或工程师,有些人要当政府职员,有些人要做土地商或政治家。我要告诉你们,在我这门课中,我说的东西,对于你们要训练的技能,不管在哪方面都没有丝毫用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从头到尾听完我这个课,你们将总能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那位哲学家说的话确有合理之处。哲学,如果教得好的话,其用处之一就是让人透过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词藻,识别各种谬论、欺骗、恶作剧、赘疣、感情上的讹诈,以及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装,它能大大增强人们的批判能力。
  ——《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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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道德失落及其后果

晚清的道德失落及其后果

■张洪彬
载《中华读书报》 2009年3月25日第10版  

  在传统中国,主要是儒学规定了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它规定了人生的心灵秩序,也规定了政治的外在秩序。可是,在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学的规范作用渐渐失效,儒学的德性义理与政治渐相背离。从杨国强先生所描绘的曾国藩、李鸿章所处的时代画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重大的历史变迁过程。

  这本200余页的小书共包含5篇论文,其中前3篇文章专论曾国藩和李鸿章,后两篇文章则主要论述曾国藩和李鸿章时代整个中国社会格局的变迁,两个部分互为联系,不可割裂,因为时代造就了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藩李鸿章也铺设了时代变迁的轨迹。

  曾国藩糅合汉学和宋学,并溢出儒学界限,从诸子之学中获取了许多资源。其中,与他扑灭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端绪的不世功业最为密切相关的是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的弹性使曾国藩能够在时局动荡之中灵活变革成规,也使他更容易接受西方事物,可这也会使他力图保住的传统发生变形甚至衰落,“西学为用”在后人手里一步步滑到“中学不能为体”。所以杨国强先生说,曾国藩这样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确实,曾国藩的功业造成了许多始料未及的后果,比如兵制的变化,财权和人事权落入疆吏大员之手,官场关系私人化,并进而造成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和中央权力的驾驭无力。这可视为近代中国军阀割据局面的萌蘖。

  这些影响,并非曾国藩的本意,相反正是曾国藩所深自戒慎的。曾国藩包揽来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的权力,比如兵权、财权、人事权,由此建立了巨大的事功,他也由勋臣变为重臣,但是曾国藩本人深受儒学义理的熏陶,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在约束自己和约束部下之时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他本人确实能始终保持对王权的忠诚,对权力和财富的淡泊。事权的扩大在他身上并未发生什么重大的负面作用。然而,曾国藩开启了这种局面,却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原因正在于在继起者身上,儒学义理的道德约束力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落了。李鸿章是一个典型例子。李鸿章师事曾国藩,学到的主要是事功而非义理,他的事业终其一生都只讲利害而无论是非,价值思考基本缺位。因而,李鸿章虽然一直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却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他不具有曾国藩那样的道德感召力,无法像曾国藩那样使天下有识之士云集景从,在他身边聚集起来的更多只是缺乏原则的宵小之徒。由于德性力量的薄弱,李鸿章在约束自我和约束部下方面比起曾国藩相去甚远,所以他自己以及其门下的人徇私枉法的丑闻不少。杨国强先生说,曾国藩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李鸿章则因事功淹没了人格。

  曾、李还能以勋臣成为重臣,可他们的继起者们却往往并无卓越功勋,只因继承了曾李所开启的政治格局而成为重臣。这些人与传统道德更为无缘,在他们这里,儒学义理往往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可言,即使儒学与他们发生关系,往往只是为他们的目的所利用而已。这样一些人掌握着大权,由重臣走向权臣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袁世凯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

  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权力的扩大是共同的,而德性的强弱有无却大不一样,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近代中国政治场中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杨国强先生的总结是:“在新旧嬗递的时代里,不仅需要能识时务的通达,而且需要‘方寸之地’的莹彻。没有人格力量做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杨先生对当时的清流给予了相当的肯定,他认为清流人士坚持以儒家义理为评判洋务运动,虽然常常失之于迂阔固执甚至懵懂不通,但是他们为中国社会守护是非价值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这种历史教训对于今日不是没有启示意义的。德性伦理的解纽是现代性的内涵之一,政教分离是现代性的普遍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德性的失落是一个不可阻遏的历史洪流。然而,这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拒绝反思,拒绝检讨德性失落的得失。我和许多人一样,相信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也不敢轻易作奸犯科,我也相信道德的约束力远远不如制度;但是太多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能完全杜绝坏人作奸犯科,愿意铤而走险的坏人历来就有,更何况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漏洞的制度。制度约束力所留下的空隙,必须要有道德约束力来填充。不管是片面强调制度,还是片面强调道德,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杨国强著,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一版,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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