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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思想世界的根本转变

  

  
  清末民初思想世界的根本转变
  
  张洪彬
  261528
  (一)
  张灏教授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从1895年甲午战败到1925年五卅运动这三十年,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甲午战争败给蕞尔小国日本,给国人巨大刺激,因此而有思想史上的巨大变化。1925年五卅运动,党派在思想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王汎森先生的话来说,自此进入了一个“主义时代”,以葛兰西的术语来说,自由知识分子逐渐转变为“有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具体的阶级、政党发生了更密切的关联,甚至是依附于政党。
  这个转型时代,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思想由一个传统的思想、知识与信仰的世界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知识和思想世界。思想世界转变的发生,究其根源,是因为新的传播媒介的产生。新的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和学会大量涌现,使新的知识和思想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同时造就了大批知识、思想与传统士人不同的新式知识分子。科举废除、城市化进程等因素,使新式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与乡土中国都发生了很大的疏离,再加上国家危亡、社会运动的剧烈刺激,知识分子的思想世界发生了一个剧烈的断裂。
  这个转变之所以被视为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思想世界的基础,即宇宙观。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幅度特别大的外来文化冲击。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传入,它固然给中国文化造成很大冲击,但是并没有导致中国儒学传统的正当性和正统性被颠覆,也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宇宙观。第二次巨大冲击即晚清的西学东渐,相较于佛学东来,它更为剧烈,更为彻底,更为根本。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佛主东来是骑着白象来的,而西学东来是骑着大炮飞来的。但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是,大量自然科学的传入使传统的有机宇宙观解体,建基于其上的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心灵秩序也摇摇欲坠。
  我建议放宽眼界,把这个转变置放到现代性的兴起这个全球进程中来理解,而不是孤立地“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世界中,“宇宙是有神的智慧有目的地设计并控制的” ,因而它是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整体,人需受神的旨意的指引。因而,西方的传统世界观,与古代中国一样,是“天人合一”的,也正因为这样,占星术在西方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17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对宇宙、天地以及人类自身提出了更让人信服的系统性的因果解释,对于先前人们所信奉的整套宇宙秩序、自我理解、社会想象都构成极大的冲击。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的科学成果“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论以及大部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描画了一个新的宇宙体系,“机械的世界图像取代了有机的世界图像”,宇宙只是一架机器,人与物理世界不再是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是有机世界观时代的共有思维)。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就是建立在新的宇宙观基础上的。 在一个科学的宇宙观(世界观)之下,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科学理性来加以解释,神的旨意、神魅世界因其得不到科学理性的支持而成为迷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革命是现代性社会得以形成最为重要的动力。
  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宇宙观转变过程,而且时间短暂得多,因而剧烈得多。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念,与西方一样,是天人合一的。蔡英文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宇宙意识不论形之于‘天为有意志’、‘天为自然之规律运动’、‘天为人追求自由的精神境界’或‘天为人道德实践之最后根据’的概念,这宇宙意识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天或自然是与人绝对对立与隔绝的……在中国民族的思想观念里,从没有把天或自然看成为一部大机器,继而给予解剖与分析的思想取向”。 总体上而言,传统中国的“天”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之天,而且是神灵之天,是有神灵意志的;还是道德之天,是伦理的终极来源。 “不仅自然秩序是天道或天命的表现,而且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也是天道或天命的表现。” 因此,知天命、察天道的占星术就显得至关重要。正是因为如此,传统中国的天文学、占星术都是由朝廷主持并垄断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诠释天意,否则即是大逆不道。最能代表传统中国有机宇宙论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他综合阴阳五行说,把王权政治建立在这个有机宇宙论基础之上。“董仲舒把传统天命论与阴阳家的五行德运说进一步从理论上溶为一体,建立了一整套以天人感应和天命观念为中心的宗教神学,使天命论更加系统化。……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年,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宗教神学的主体,基本上就是董仲舒的这一套天命神学。”
  不过,到近代中国,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大量输入,不断重新解释宇宙、世界,祛除神魅,把宇宙变成一个不再有神灵旨意的客观物质。建立在这个有机宇宙论基础之上的王权政治、德性伦理都遭遇到一种触及根本的动摇。我建议高度重视张灏先生所引的宋育仁的那一段话:
  其(指西学)用心尤在破中国祖先之言,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为无物,地与诸星同为地球,俱由引力相引,则天尊地卑之说为诬,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两大阴阳,无分贵贱,日月星不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显于不伦,上祀诬为无理,六经皆虚言,圣人为妄作。据此为本,则人身无上下,推之则家无上下,国无上下,从发源处决去天尊地卑,则一切平等,男女决有自由之权,妇不统于夫,子不制于父,祖性无别,人伦无处立根,举宪天法地,顺阴阳,陈五行诸大义,一扫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与天息之相通。天垂象见吉凶,儆人改过迁善,故谈天之学,以推天象,知人事为考验,以畏天命修人事为根本,以阴阳消长,五行胜建皇极,敬五事为作用,如彼学所云,则一部周易全无用处,洪范五行,春秋灾异,皆成瞽说,中国所谓圣人者,亦无知妄人耳,学术日微,为异端所劫,学者以耳为心,视为无关要义,从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为操器,可不重视之乎?”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进化论被引进中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世界观。进化论虽然承认宇宙是一个机器,是没有神灵旨意的,但是它却认为宇宙本身有规律,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则。这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点。正是从自然法则这个“实然”推导出人类的“应然”。
  
  (二)
  汪晖指出,“晚清知识分子试图重构公理世界观,全面地解释宇宙运动的法则、世界变动的规律、政治/道德的基础、情感/审美的根据,以及能够发现真理的普遍方法。” “科学及其引发的自然观的变化不仅支配了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也规划了我们对于社会和我们自身的认识。” 汪晖的阐释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原子论为新的国家政治模式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具体地说,“原子论”启发人们把个人看做抽象、非身份性、形式平等的、独立自主个体(即所谓原子式个人),从而把个人从各种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的社群中抽离出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组成元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世界观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其次,新的知识体制,改变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不再是通过科举获得士大夫身份,报效朝廷,而是以专业化的形式介入社会活动,但通常并不直接介入官僚政治活动。第三,科学对传统的证伪作用,推动了国家主导的社会改造运动,国际竞争格局强化了国家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不过作为世界观的科学遭遇着自身的内在危机。其一,科学的实证主义原则认为,一切不能加以验证的知识都是迷信,然而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科学很显然无法解释一切,却要充当一种世界观,企图解释一切,判断一切;其二,科学世界观包含着道德目的,但是一个机械化的宇宙本身是中性的、无意义指向的,因而并不能提供道德基础。 严复认为可以通过格物穷理或实证的方法来理解宇宙、世界和人自身的内在规律性;梁启超则认为知行合一可以沟通自然世界和道德世界。
  一般的批评者会认为,这有悖于现代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原则和事实/价值二分的原则,科学世界观本身是科学越界的产物。随着科学研究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科学研究的边界意识增强,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科学就会自我瓦解。
  不过,汪晖对于这样一种批评是持批评态度的。按照他对哈耶克的分析,这样一种区分科学/科学主义(科学世界观)、自然/社会、事实/价值、实然/应然、科学/道德这样一种二元划分,背后是经济上的市场/计划二元论和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国家二元论。 换言之,正是用科学/科学主义、自然/社会的二分来论证市场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社会具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但是转换到近代中国语境,市场和社会都是国家创制的,并非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既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也不是自然的、自由的领域。 社会和市场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是国家的改革政策的产物,并不是自主性或自律性的范畴。 他指出,即使在西方,市场也不是自由发展起来的,而是国家政策主导之下产生的。 汪晖的论述目的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他根据布罗代尔、卡尔•波兰尼等人的看法,认为科学/科学主义、自然/社会、科学/道德、市场/计划的二分法是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论述话语,掩盖了资本主义与政治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科学/科学主义及其背后的社会/国家、市场/计划的二元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不过,我怀疑的是,科学/科学主义的划分与社会/国家、市场/计划的划分之间,真的具有那么密切的关系?这种二分真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按照汪晖自己对晚清科学世界观的分析(P25-34),我看不出来这与科学/科学主义的二分框架有何本质区别。我并没有被汪晖的观点说服,我仍然坚持这种一种二分框架。基于这样的框架,我们看到晚清的科学世界观跨越了事实/价值、自然/社会、科学/道德的边界,因而成为一种妄图判断一切、解释一切的世界观。在我们的事实/价值的二分框架之中,中性化的、无意义的、无目的的机械世界无法提供善恶价值导向。也正因为如此,“天赋人权说”、自然权利说在近代中国极少有支持者。
  我有所怀疑的另一点是,汪晖把科学世界观简化为实证主义和原子论两点。实证主义的确是科学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它通常体现为对理性、对人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寄于极高的期望。但是原子论在科学主义中占有多么核心的地位,甚可存疑。物理学上的原子论是否证成了原子式的个人主义?我还没有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做过相关研究,因而不敢断然否定,但是我表示怀疑。
  不过,这并不否定,清末的科学世界观,是一个用科学来指导政治秩序、道德秩序、心灵秩序的带有价值导向的世界观念。
  
  (三)
  在清末民初的科学世界观中,社会进化论是最为核心的一种。进化论起初只是一种关于物种起源、生物竞争的假说和推论,但是由于是建立在实证(生物化石)基础之上的,被视为一种科学研究的结论,可以视为一个“事实”。按照今天的认识论来说,祛魅后的宇宙不再内涵神的旨意,不再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它只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事实,它并不能提供一种价值导向。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就跨越了这个界线。
  概括而言,在近代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造成了两种大的思想变动。一是造就了对于竞争、斗争、力量的崇拜,一言以蔽之,就是力本论、浮士德精神。二是历史观和时间观的变化,由历史循环论转变为历史进步论、单线进化论、历史目的论。
  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造就了力的崇拜。力的崇拜又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二是个体之间,三是国家之间。
  在第一个层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逆转。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解释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得以加强,理性人的预设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神魅世界的解体使自然界变成一个无灵性、无意志的客观对象。人不再是被涵容在宇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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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佛泉先生笔名考

张佛泉先生笔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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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胡适研究通讯》2009年第2期(总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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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洪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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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胡适研究的逐步深入,与胡适交往较多的学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最具代表性成果的是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张佛泉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然而在当前学界,这个人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在大陆学界,张佛泉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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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第四卷第9期(2002年9月)刊载刘训练《张佛泉应该介绍一下》,刘训练先生读到张佛泉的代表作《自由与人权》,但是对张佛泉了解甚少,希望有人加以介绍。第四卷第12期(2002年12月)刊载了许纪霖《关于张佛泉》,鲲西《我听过张佛泉的课》二文,对张佛泉的生平有所介绍。许纪霖先生在这篇短文中较详细地介绍了张佛泉的生平,特别提到张佛泉在1930年代以“张佛泉”“佛泉”为名在《独立评论》《国闻周报》发表了约40篇文章。鲲西先生则回顾了在西南联大时期听张佛泉先生的课的经历。谢泳在《万象》第5卷第2期(2003年2月)发表短文一篇《补说张佛泉》,指出在《今日评论》上有一篇张佛泉的文章,《论政治之制度化》,发表于《今日评论》第1卷第19期,193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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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研究张佛泉思想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张佛泉有一个笔名,以及一大批资料为人所不知。张佛泉在《国难教育与教育目标》(载《国闻周报》第13卷第11期,1936年3月23日)一文中谈到,他从民国二十年(1931)起为大公报编《现代思潮》栏目。经查证,该栏目1931年9月4日创刊,每周五出刊一期,1931年12月19日开始移至周六出刊,每期占2/3个版面,收录2-5篇文章。1932年8月27日停刊,凡49期。未署编者名。在停刊前夕的1932年8月6日,《大公报》“现代思潮”第46期,载《本刊重要启事》一则:“编者远游,本刊停版。八月底即完全结束。特此先行奉告读者。”“编者远游”,可以“导致本刊停版”,大致可以推测编者只有一人。果然,从1932年9月3日起,《大公报》每周六(1932年12月15日起改为周四)出刊《世界思潮》栏目,重新计期数,编者署名张申府。内容仍为哲学思潮,可以看作是《现代思潮》栏目的继承者。只是由于编者的变化,撰稿人队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之前最活跃的张抱横、张佛泉、张东荪、李安宅、张又亨、郭本道等人,被张季同、冯友兰(芝生)、张岱年、张申府、钱钟书(中书君)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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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远游到哪里去了呢?署名张佛泉的《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读国联教育专家之“中国教育改造”书后》,文末署“1933年5月3日写成于John Hopkins”。《论国民政治负担》(《国闻周报》第10卷第33期,1933年8月21日),文末署“6月6日写成于Baltimore”,John Hopkins大学正是位于Maryland州的Baltimore市。张佛泉在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台湾《政治学报》第30期,1998年)一文中提到“我的老师亚瑟·O.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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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佛泉在纪念崔书琴的文章《纪念亡友崔书琴先生》(载张其昀等著《崔书琴纪念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中回忆,1933年5月,张佛泉从Baltimore到Cambridge度夏。经过老同学齐致中的介绍认识了崔书琴(其时,崔已经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读了三年,正在提交博士论文),自此结下友谊。后来在回国后,张佛泉与崔书琴同供职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抗战初期又随校辗转远赴长沙、昆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因为经济凋敝,《独立评论》复刊已无希望。但是为了发表言论,胡适、张佛泉、崔书琴等人成立了“独立时论社”,张佛泉、王聿修、崔书琴任干事,社址设在景山东街路南东老胡同内崔书琴家里。1947年夏天,张佛泉与崔书琴等人在北平成立“市民自治促进会”。1949年,与毛子水、崔书琴、王聿修、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人一起筹办《自由中国》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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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佛泉《国闻周报》上发表的《民元以来我国在政制上的传统错误》(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44期,1933年11月6日),文末署“9月写成于Cambridge”,其时张佛泉正在哈佛大学度夏。胡适读到此文,大为赞赏,看到文末署为麻州剑桥(Cambridge Mass.),以为他是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学生,于是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要求代访此人。自此张佛泉进入胡适的视野,1934年初秋,张佛泉应胡适邀请,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并自此进入《独立评论》撰稿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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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攻下“孔家店”之后》(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8期,1931年10月23日),文末署“十月四日编者”,而在另一篇署名“佛泉”的文章《关于新道德的商榷》(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14期,1931年12月19日)中,作者说,“在《攻下孔家店》一文上,我曾大胆地说……”。这里确定“编者”和“佛泉”是同一个人。笔者视野所及,在近代中国,以佛泉为名的知名学者仅张佛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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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确定,《现代思潮》的编者正是张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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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张抱横正是张佛泉,这是鲜为人所知的。在《现代思潮》栏目中,署名“张抱横”的文章占相当大部分,署名“佛泉”的文章也不少。在《现代思潮》栏目首期的一篇署名黄子鬯的文章《我对于现代思潮的期望》中,开篇就提到“近来张葆恒先生还有他的几位朋友常对我谈起……”,这有助于推测“张抱横”就是“张葆恒”的谐音笔名,即张抱横就是张葆恒。而在台湾东吴大学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的网站上,有介绍“张佛泉,学名葆桓”。我怀疑这是“葆恒”之误,或者张葆恒本身也只是一个谐音于其学名“葆桓”的笔名,即张抱横、张葆恒、张葆桓、张佛泉正是同一个人。这种推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树立一个新道德——以“活着意即在超生活”为基本口号》(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9期,1931年10月30日),署名“张抱横”,《何谓“生活意即在超生活”》(载《大公报》“现代思潮”第10期,1931年11月6日),则署名“佛泉”,后文对前文的中心概念做出解释,开篇就谈到:“在上一期新道德运动专号中,我们曾说以‘生活意即在超生活’为口号……”。由此可以确定,“张抱横”和“佛泉”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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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证据则来自于张耀南《西方文化之输入不能不以哲学为先导》(张东荪著, 张耀南编《西洋哲学:张东荪讲西洋哲学》,东方出版社,2007)。该文提到:“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日,《大公报》之‘现代思潮’专栏创刊,周刊,主编张抱横先生。东荪先生是这一专栏的积极支持者。为什么?除了他跟张抱横先生是朋友关系外,还因为这个专栏是专以输入‘西洋哲学’为职志的,完全合乎东荪先生一贯的‘哲学主义’立场、‘费先生’立场。”如果“编者”确实就是“张抱横”,那么“张佛泉”就是“张抱横”。事实上,《现代思潮》栏目确实发表了不少张东荪的文章,而且署名张抱横的《哲学与近代科学》(世界书局,1934年3月;台湾启明书局1961年、1999年再版?),署由“张东荪校阅”;张东蓀编《唯物辩证法论战:辩证法唯物论批判》(民友书局,1934)中收有《黑格尔与马克思之辩证法》一篇,署名张抱横。可见张抱横和张东荪关系比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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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现代思潮》栏目的署名“编者”或者“张抱横”的文章,很容易发现和后来以“佛泉”“张佛泉”为名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在论题和论旨上一脉相承。比如署名“编者”的《发刊词》中,作者谈到,几十年来中国对西洋文化的适应,分析起来有两个时期,一是模仿皮毛的自然科学时期,学的尽是西洋的枪炮火车,二是模仿皮毛的社会科学时期,抄袭外国的制度和各种主义。然而,作者认为,这样并不奏效,“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也许是最后最澈底的一条路——就是要抓住西洋人的思想,西洋人的灵魂:西洋人的哲学!”这与张佛泉后来提出的“从根上西化”的主张,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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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能从张佛泉的好友的文章或者日记、书信中找到更强的根据,但是,通过以上证据的论证,我认为已经基本可以确定:“张佛泉”“佛泉”“张抱横”“张葆恒”“张葆桓”,以及《现代思潮》栏目的“编者”就是同一个人。以此为线索,我们可以确定《大公报·现代思潮》栏目中一大批署名“张抱横”、“编者”的文章确实出自张佛泉之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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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张佛泉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由于《大公报》的“社评”栏实行不署名制,要确定哪些是张佛泉所做就比较难,目前能做到的就只能是根据张佛泉在其他文章中提及的,顺藤摸瓜找出一些。我们可以确定如下文章为张佛泉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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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前途》,《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署名张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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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将审查宪稿批评》(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1日,未署名,据《建国与政制问题》确定为张佛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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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兴与美政变革》(社评),《大公报》1934年6月23日,未署名,据《建国与政制问题》确定为张佛泉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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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考铨会议今日开会》(社论),《大公报》1934年11月1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亟应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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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勿高的行政改革论》(社评),《大公报》1935年2月15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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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整理与厉行考绩》(社评),《大公报》1935年5月7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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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减缩政费到行政改造》(社评),《大公报》1935年5月16日。信息来源于《考铨制度与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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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张佛泉似乎曾师事张君劢,在张佛泉写给《再生》杂志主编张君劢的一封信《邦国哲学的创造》中(《再生》第1卷第11期,1933年3月20日),称谓是“君劢吾师”。不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师生关系,我们尚待进一步的资料发掘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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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佛泉文集序言的几点史实订误

  关于张佛泉文集序言的几点史实订误
  
    刊《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10版  
  文/张洪彬
  
   2010年9月,张佛泉的文集《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终于在中国大陆面世。该书列入许章润先生主编“汉语法学文丛”,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00多页,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1930年代张佛泉先生发表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等杂志上的几乎所有文章,第二部分收录了张佛泉先生赴台后出版的两个集子《民主与选举》《无法出让的权利》中的大部分文章,第三部分则是张佛泉先生的代表作、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经典文献的《自由与人权》。在港台,都没有出版过张佛泉文集或者全集,因此该书完全可以看作是张佛泉文集,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读编者王进文先生为该文集所写序言,发现几处史实性错误,考虑到该书将是研究张佛泉最为重要的文献,恐以讹传讹,因此有澄清的必要。文中介绍张佛泉的生卒年是1907至1993年,此恐有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与人权》一书介绍张佛泉“民前四年生于河北省宝坻县”,“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前一年为1911年,民前四年应为1908年。此外,台湾中国政治学会编辑出版的《政治学报》第30期(1998年)刊载张佛泉先生英文论文一篇,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文后附有他曾经的学生、东海大学副教授张玉生先生撰写的小传一篇,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佛泉教授1994年1月16日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6岁”,是我见到的最为确切的卒年记载,倒推回去正好是1908年。遗憾的是,这些都只是推测,没有更确切信息。但是1994年去世的信息应该是确切可信的,序言介绍的1993年去世的信息恐也不确切。
  
   序言中还介绍张佛泉“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事实上,张佛泉于1932年8月底赴美,进的不是普林斯顿大学,而是位于Baltimore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师从著名的观念史大师诺夫乔伊(Arthur O.Lovejoy)。张佛泉遗作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General Will”一文中还提到:“这一领域(指观念史)是近几十年才新开辟出来的,其先驱者恰好是笔者的老师亚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霍普金斯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张佛泉《杜威教育思想与中国教育前途》(载《大公报》1933年1月31日)一文末尾署“1932年末,于Johns Hopkins”,张佛泉《中国教育基本问题——读国联教育专家之“中国教育改造”书后》(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文末署“1933年5月3日写成于Johns Hopkins”,张佛泉《论国民政治负担》文末署“6月6日于Baltimore”均是有力证据。事实上,文集收录后两文时保留了这些信息,但是似乎没有引起王进文先生的注意,殊为可惜。
  
   序中还提到“佛泉先生早期著作以政论时评为主,《民主与选举》、《无法出让的权利》及《主权之谜》等均为学理政论文章之结集。”该表述恐也有不确之处。《民主与选举》、《无法出让的权利》均为文章结集固然不错,但是《主权之谜》是一篇学术论文,据笔者所知,张佛泉似乎也没有以“主权之谜”命名的文章结集。因此,此处表述似为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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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

  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
  
  文|张洪彬
  
  刊《南风窗》2011年第18期(8月24日出刊)·南书房
  
  
  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对国家权力、国家能力、国家理性推崇备至,对国家权力危及个人权利的危险却视而不见,颇可担忧。国家主义反对自由主义把国家作为保障公民权益的工具,认为国家自成目的,国家有其自身的理由,特别强调国家的强盛和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主义由民族主义发展而来。因而,返观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颇有助于理解这种思潮的历史渊源。许纪霖、宋宏选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一书所收录余英时、张灏、沈松侨等学者的文章,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观察和阐释,对理解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颇具启发意义。
  尽管有学者把民族主义追溯到明清乃至宋代,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民族主义,还是源于对西人入侵的回应,“建国”是近代中国赓续不绝的时代基调。至于要建立怎样一个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个人被置放于何等地位,国民以何理由获得自己的角色等关键问题上,虽随时代和具体倡导者而有所不同,然就整体而言,还是偏向于集体,偏向于国家,个体自主、国民权利相对受到忽视,极少像在英美思想中那样,处于本体地位。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近代中国个体自主的要求事实上由集体的危机引起。沈松侨先生也指出,近代中国“国民”概念的引进,其历史背景和动机在于铸造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从而救亡图存,也就是说引进“国民”概念的根本目的在于群体目标。梁启超从德国学者伯伦知理那里借来的“国民”概念本身是一个集体名词,与“国家”实为一体之两面,因而其重心落在国家认同层面上的。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citizenship概念兼具“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双重意味,换言之,国民身份既意味着一个政治社群的成员身份,又意味着其所应享有的各项平等权利。然而,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并不是像穆勒、洛克那样,企图藉由缔造一套相对完善的政治机制,来保障个人的自我发展”。在近代中国的国民论述中,真正占据核心位置的绝非国民本身,而是他们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国家,他们真正关怀的不是任何实质的个人解放,而是超脱于个人之上的“国家”的解放。之所以要倡导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是因为其对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巩固国家权力、保障群体生存具有工具性效用。因而,“公民权”相较于“公民身份”,在价值序列上永远处在次级地位,一旦公民权利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绌己以伸群”“舍小我为大我”“人人牺牲一点自由,为国家多争一点自由”就是相当普遍的回答。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乃是掌握统治权的“主体”,而个别具体的“国民”成为被支配、被宰制的“客体”。
  张灏先生则认为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民式的民族主义,比较强调个人价值和个性;一种是族群式的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集体主义性格,民族国家近于有机体,个人则如细胞,没有独立价值。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后者,其危险性在于通过大我、小我之分,把民族国家放置到一个过高的位置,个人的自由人权则轻易被压倒。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国际地位上升,中国人追逐近两百年的强国梦的实现似乎指日可待,国人对此热烈欢呼,此种心情颇可理解。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一个强大的国家,固然可以更强势地面对外部,也可更强势地摧折内部,若无充分的宪政措置,国民权利就只能是统治者的恩赐。1949年后台湾以及1978年后大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国民权利的捍卫和张扬,都是在个人权利惨遭国家摧残之后,痛定思痛的声音。上百年的困厄顿挫,至少应该给后人一个清醒的教训:片面追求国家强盛,对国家权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公民权利缺乏可靠的保障,人间惨剧仍可重演!
  
  
  《现代中国的核心观念》,许纪霖、宋宏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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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佛泉的低调民主政治观

  张佛泉的低调民主政治观
  刊《南风窗》2011年第11期
  
  
  文/张洪彬
  
  提到张佛泉先生,很多人会很推崇他的代表作《自由与人权》。的确,该书在两种自由的概念区分上,足以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相提并论;该书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论述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迄今无人超越,被誉为“半世纪以来国内解析自由思想最深刻的经典”。但《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一书所收录的张佛泉著述中,对当下中国最有启发意义的却是写于193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关于在中国如何开启民主政治进程的论述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从民主政治介绍进中国的第一天起,就不乏反对的声音,诸如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国民素质不足以实行民主政治等等。清末新政、民初议会政治的失败,似乎使这种批评获得了历史经验的证明。于是,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孙中山则提出“训政”作为过渡,梁漱溟等人则主张从基层政治开始,通过国民教育训练国民的政治素质。民主政治应从乡村自治开始,成为一种主流观点。在1930年代,张佛泉先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种思路提出了相当有力的批评,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有价值。他认为梁启超、孙中山、梁漱溟等人的观点有个错误的预设,即把民主政治看得太高不可及。梁启超把民主政治看作全民政治,所有国民都要躬亲政治;孙中山主张直接民主,人民要能行使选举权、立法权、复决权和罢免权;梁漱溟要使乡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现代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这种高不可及的宏伟目标很显然是难以立即付诸实践的,所以他们通常一面主张由政治强人代行训政、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一方面主张“新民”,对乡村自治、国民教育寄予厚望。其结果就变成了,为了将来民主政治的实现,我们要暂时忍耐这不民主的政治。其症结就是把目标悬得太高。因为标准高,所以忘掉了现实,忘掉了本可利用的条件,民主政治只寄望于未来,而且客观上沦为论证当下非民主政治的正当性的工具。
  张佛泉的观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主张一种低调的民主政治观。民主政治应该被看为一种“气质”,其核心即是在已有条件下,尽可能实践民主政治。“社会里面有了一分民治力量,即要过一分民治的生活,有两分民治力量,便过两分民治生活”,因此,民主政治随时可以开始,“在起始也许范围很狭,规模很小,但只能做到有力便容它发挥的一步,便算养成了民治气质”。
  在现代中国,已有的民治力量,在他看来就是几十年的新教育所养成的一批有参政能力的城市公民,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之胜利、冀察分裂运动之反对,其反动其推动都是由受过新式教育训练的分子来做的。” 这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城市,成为现成的民主政治力量。现代中国的教育、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都从大城市开始,唯独政治的现代化,却要从穷乡僻壤中开始,在张佛泉看来,这实在是舍近求远、缘木求鱼,其结果必然是徒劳无功,这就是高调民主政治观的恶果。
  具体而言,民主政治应从城市开始,从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公民开始,从知识分子开始;从选举市长开始,从选举市政机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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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金观涛眼中的现代性问题
  
  文/张洪彬
  
  20多年前,金观涛、刘青峰伉俪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运用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循环动荡,展现了让人啧啧称奇的解释力。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趋势的发展,这种宏观的理论体系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这本1984年问世的旧作,在如今的小字辈读者这里仍有许多粉丝,究其根源,最为重要的恐怕还是它展现出一种非凡的理论构建能力,形成了一个恢弘的理论体系,克服了多数专业研究支离破碎、不知所云的缺陷。时隔20多年,金观涛先生重拾系统论的理论架构,并用以解剖诸如现代性此类的宏大问题。对此,作者夫子自道:“只有系统论史观才能帮助我们摆脱支离破碎的史观造成的无力感,理解什么是现代社会,认识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处境。”
  当前学界关于现代性的著作数不胜数,但是对于何为现代性却少有清晰的论述。作者在马克思典范、韦伯典范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提出在价值系统中现代性的两要素——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十七世纪工具理性的形成意味着理性与终极关怀的断裂,从此理性可以指导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市场经济可以无限扩张,科技可以无限使用,却不会颠覆信仰和道德;同样在十七世纪形成的个人权利观念成为论证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终依据,个人自主性、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社会契约论都建基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预设,人们才把现代社会组织家庭、社会、国家以致全人类组织都看作契约共同体,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和机器。作者认为,现代性的第三要素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对内将个人组织成社会,规定政治共同体的形态,制定法规保障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实现现代价值与社会制度的整合,保障统一的市场和秩序;对外作为主权拥有者,依照契约论建立国际关系,捍卫国家权利,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使市场经济的扩展能超越国界,跨国公司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和生产力的无限增长。
  如果说现代性的发生是在17世纪,现代性成为一个全球性事件则是在19世纪下半叶。面对着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社会必须有意识地学习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化解现代价值系统和传统文化终极关怀的冲突,要实现理性与终极关怀的分离以确立工具理性的正当性,要把个人从各种传统的有机共同体中抽离出来以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要使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经济领域以形成民族认同,从而为学习西方现代性方案寻找正当性根据。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直接诉诸于民族认同,往往无法确立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其民族国家不是建基于个人权利的契约之上,而是建基于民族文化或天皇崇拜之上,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不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这为他们挑起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
  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马克思主义。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俄国和中国的现代转型都面临着巨大的社会整合危机,二者都必须选择新的意识形态及其政党来重新整合社会,中国在五四后“以俄为师”,正是学习俄国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来实现社会整合。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否定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一方面是以阶级权利论否定个人权利,一方面则以社会有机体论抗衡社会契约论,以世界主义超越民族认同:总之马克思主义集中反思并批判了现代价值的所有要素,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全面超克”。
  西方现代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嘲讽是:“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丽池大饭店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诚然,经济自由主义暴露出西方现代性方案的重大缺陷。在大量失业、严重贫困存在的国度,个人权利遭到了严重的质疑。对此,一种主要的回应是主张把经济能力和个人权利剥离开来,以使人们对市场分配正当性的怀疑不至于殃及个人权利,因此,国家可以用行政干预和立法来解决市场危机,保障工人最低收入,却不会伤及个人权利,福利国家和市场调控即由此而来。另一种回应方式则是彻底否定个人权利的正当性,当然也反对以个人权利作为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依据,案例即是德日法西斯主义。对此,作者提出严重警告:“如果否定个人权利,仅用工具理性和民族主义建立现代社会,其结果是法西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因其鞭辟入里的深刻批判和恢宏的体系建构,使之成为西方现代性最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可以说作为批判者它是成功的。然而,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名提供的一整套替代性方案遭遇了巨大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丧失殆尽。作者评论道:“对现代价值系统的批判无论多么重要、有理,但单凭批判和否定是不能建立超越现代社会缺陷的新社会的。”尽管当代世界和中国都不乏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他们仍然对西方现代性构成持续的批判,然而由于在替代性方案的建构上缺乏有说服力的成绩,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力度微乎其微。对于现代性来说,丧失强有力的挑战者和批判者,缺乏改进的动力,诚为不幸。
  现代性三大要素中,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都曾遭遇过严重的质疑,并因此作出了改进,但工具理性从未曾遭遇过系统性的质疑和严峻的挑战。对此,作者忧心忡忡:终极关怀越来越退出公共领域,正在变成私领域的价值;知识制造没有思想,缺乏终极关怀,成为鸡零狗碎的无限细分的所谓专业知识;终极关怀的丧失,超越视野的隐退,道德沦丧。作者指出,这些是轴心文明以来从未有过的系统性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
  仅从本文简单的介绍和概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本仅160页的小书论题之广泛,视野之恢宏。作者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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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为什么重要

  教育公平为什么重要
  
  部分刊于《校长》2010年第11期
  
  张洪彬
  
  当下中国贫富悬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10年5月,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发表文章谈到,中国基尼系数(国际上广为应用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已超过0.5,文章还引用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当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中国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值已达到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日本是3.4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指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处于0.2-0.3表示比较平均;处于0.3-0.4之间表示相对合理;处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高于0.5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已处于一个严重的程度,中国政府也不讳言这个事实,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关照也成为人大政协会议中的重要议题。
  根据国际社会的历史经验,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且复杂。贫富悬殊总是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不公正感增强,社会敌对情绪增长,暴力心态增加,社会安全系数减小。富有阶层倾向于强化与贫穷阶层的界限意识,排斥贫穷阶层。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方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劳方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资方的收益比重越来越大,劳动力的相对价值在降低。尽管收入不尽人意,在职场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但为了谋生,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不得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依附于资方。近些年一再出现的拆迁、讨薪事件中的自杀惨剧,就突出表现出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话语权差距,强势群体盛气凌人,弱势群体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类似事件频频出现,贫富阶层之间的敌对情绪增长,暴力心态增强,弱势群体对社会公正性的怀疑也会加重,对公共权力的信任感削弱,求助于司法、行政等公力救济相应减少,而自杀式维权、暴力复仇、群体骚动等恶性的私力救济相应增加。政府的维稳压力和代价都越来越大。我们看到,政府正以减免农业税负、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设置最低工资水平、建设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征收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手段,加大再分配力度,缩小贫富差距。
  加强再分配是国际社会因应贫富悬殊的主流之道。这也是战后以欧洲为主的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方面由于机制方面的原因(比如曾经的“官倒”现象),一方面因为市场经济制造贫富差距的内在机制,中国在短短三十年中,就由一个高度平均的社会变成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这种贫富悬殊的程度已经达到学界和政府都认为必须改变的时候。学界和政府主要的因应之道即是加大再分配力度。然而,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表明,盲目加大再分配力度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奖励懒惰、打击勤奋的弊端,从而挫伤社会发展动力。一种常见的批评是,一个勤奋致富的人必须要把自己辛苦挣下的财产分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资助一些游手好闲的穷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富人阶层的社会不公正感,富人可以选择移民等方式来规避这种制度安排。因而,加大再分配力度也面临着强大的阻力。
  笔者在本文中借鉴罗尔斯和德沃金的政治哲学理论,提出另一个应对贫富悬殊的更为优越的途径,即教育公平。二战后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和德沃金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一方面要弥补自然造成的不平等,比如智力障碍、身体缺陷、精神障碍、家庭贫困,这即是所谓的“钝于禀赋”;另一方面也须要求个体承担自我选择的结果,比如一个人选择过较为轻松适意的生活,就要承担收入相对较低的结果,这既是所谓的“敏于志向”。罗尔斯和德沃金主张,事前的倾斜和平衡胜于事后的补偿和修正,因为这既有利于克服和平衡先天的、非自我选择的境遇之不平等,又因为认可自我选择带来的不平等而不伤害勤劳者的积极性。这个事前的倾斜和平衡,主要包含对天生残障者的保障和补助,以及对生于欠发达地区、穷困家庭、弱势群体的孩子的教育倾斜等。
  2009年引起广泛关注的《蚁族》一书表明,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即“蚁族”)中,大部分来自外地农村或小城镇,家庭背景主要是中下等阶层。仅仅因为他们的出生地和家庭背景,他们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大中型城市中的同龄人,“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满盘皆输: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机率更低,总体上他们享受相对较差的教育,相应地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技不如人。一个家在北京郊区的蚁族成员,虽然是北京人,对北京也很认同,但是她家在农村,从小便在很普通的学校读书,“既接触不到奥赛也进不了市重点”,于是她读了不那么好的大学,于是她求职路上困难重重。正如书中所分析的,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在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份儿,“家庭背景成了他们起点上的软肋”。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出身的不同,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贫寒子弟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但是从概率意义上说,这些案例不足以挑战这种结构性的轨迹,在他们心目中,“出身”与“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难以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天生的不平等,让他们产生严重的挫败感、相对剥夺感、被排斥感和不安全感,因而沮丧、绝望、隔阂、敌对是他们常见的情绪,他们越来越相信,道义不如力量有用,强力(含暴力)心态自然潜滋暗长。该书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论者呼吁政府和社会要关心和帮助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有的还主张为他们提供创业基金、就业倾斜等。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两个应聘者应聘同一职位,一个能力较强,一个能力较弱,如果因为能力弱者出身贫困家庭,招聘者就给予他更多倾斜的话,人们是否会认为这是公平的呢?这些年的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贫困地区考生高考加分等政策被批评不公平,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若不给他们加分,同样也不公平,因为他们仅仅因为生“错”了地方就只能接受质量较差的教育,获得较差的成长环境。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虽然因为先天的偶然因素,生在了欠发达地区、贫困家庭,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同等质量的甚至更为优质的教育,与别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出发,但是由于他自身的不够努力,他最终仍然成为弱者,则要容易接受得多。所以,事前的倾斜和平衡比起事后的补偿和修正,社会公正感强得多,共同体凝聚力强得多,社会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
  遗憾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事实是反其道而行之,优质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富人与穷人、有权者与无权者、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重点班与非重点班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高度不平等。同样是小学,北京市里的一所重点小学或名牌小学,与贵州一所不知名的乡村小学的财政投入、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管理水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个生于贵州某个偏远乡村的孩子,仅仅因为生“错”了地方,他就只能接受质量很差的教育;由于学校买不起地球仪,他要理解地球和世界要比人家难得多;由于学校买不起电脑,他可能要到十几年之后上了大学(我们乐观地假设,他通过数倍于人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才能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此时他的同学可能已经成为编程高手,他们却要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最终这个来自贵州的学生没有拿到奖学金。我们假设,学校出于扶贫济困的目的,给了这个学生同样数额的助学金,有人说,这下好了,他们虽然起跑线不一样,但是终点相同。但是,我们切不可忽视,奖学金和助学金对于他们来说,前者可以让他自豪,后者却往往使他成为一个“可怜虫”。我们可以进一步设想,这个来自贵州贫困乡村的大学生,后来在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因为自身能力确实不尽如人意,综合素质也差强人意,但是为了每月1800元收入,他必须忍受上司的责备、刁难甚至辱骂;我们假设,他的那位出身大城市从小接触电脑的同学也进入了同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因为电脑能力超强,成为公司的技术骨干,不仅收入高得多,而且公司领导宠着他,哄着他,生怕他跳槽。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但它公平吗?
  其实,我们可能还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这个贵州孩子的前途。事实上更可能的是,尽管他比出身在北京的那位同龄人努力得多,但是他还是只读了贵州某县里一所非重点中学,而北京那位同龄人轻轻松松进了重点中学。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二人所在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有多大的区别。几年后,贵州的这个孩子毕业了,他没能考上大学,正式成为一名农民工;北京的那个同龄人考入某985重点大学。他们渐行渐远。
  “集中力量办大事”心态下的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区分,以及它带来的畸形的资源配置,不仅没有缓解先天的、非自我选择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大了这个不平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非重点学校的学生很难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逆转这种状况,而且越到后边越难克服。如果说一个孩子成为名牌大学的优等生,一个孩子不得不做农民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努力程度不同,但一个孩子接受一流的小学教育,一个孩子接受三流也算不上的小学教育,这难道是因为他们自我选择造成的?或者是他们的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因此,教育倾斜和平衡工作应该越早越好,越早幅度越大。
  同时,教育公平因为尽可能削弱了先天不平等,所受教育的质量相去不会过分的远,能力差距也不会过分的大,弱者与强者之间的话语权差距相对缩小,弱者维护自身权益和尊严的能力增强,弱者尽管还是要为强者打工,但却无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依附于强者,甚至无需被迫选择摧残身心健康、缺乏尊严感的工作。相应地,那些需要付出身心损伤代价或较为缺乏尊严感的岗位,就不得不付出较高代价去聘请员工,收入分配结构也就更为合理。反之,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只受过很低教育的人,综合素质差强人意,工作能力相当低下,无论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无论怎样加大再分配力度,都难以改变他们不得不做最最苦最累最没有尊严的工作的命运。即使国家和社会大力扶助弱势群体,给予他们最低生活保障,给予他们贫困救济,但是你可能给他们一个不低于常人的生活标准吗?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人会努力奋斗了。退一步讲,即使给予他们不低于常人的生活标准,但与独立更生相比,仰赖救济通常会让他们较难获得尊重,自我认同感也会降低,他们还是无法成为在精神上与常人平等的人。
  正如《蚁族》一书所揭示的,那些因为家庭出身等先天因素被教育机制排斥的人,“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作为大学毕业生的“蚁族”群体如此,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连大学甚至高中都进入不了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没有公平地对待他们,凭什么指望他们公德心强,责任感强,很爱国,有正义感?反之,因为先天处于不利境地,但是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帮助,从而能和他人一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他们对社会公正更为信任,对公共权力有也更为信赖,对于所在的民族国家的向心力也会增强,社会稳定要付出的代价就小得多。因而,从社会收益的角度讲,达成教育公平是大有裨益的。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育公平的重大意义。
  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在事先的倾斜和平衡方面下足工夫,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落实免费的全民义务教育只是起码的一步,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当下中国教育资源配置、教育质量之间的差距实在触目惊心。提高农村、落后地区、非重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真正落实教育公平,才是重中之重。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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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史研究的一条入门捷径

现代中国文史研究的一条入门捷径
——推荐谢泳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
文/张洪彬

刊《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9日第10版


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刚踏入某一领域的青年学生通常希望有人能指点阅读和思考的门径,开些基本书目。然而这种需求很少得到真正的回应。教材通常是了解某一领域的首选入门著作,然而由于学术评价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一流学者大多不屑于写教材,因此各领域通行的入门读物通常出自缺乏足够学术资质的籍籍无名之辈,不能反映该领域重要的学术论题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观点陈旧,文字枯燥,难以激起学生对该领域继续探究的兴趣。很多时候青年学生不得不求助于网络,但网络的交流虽然足够开放,也足够多样化,但质量却未必有保障。谢泳教授新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着意改变这种状况。在该书后记中,他说:“我追求的是想让有兴趣并试图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生,开始接触这门学科时,在一两天时间内能对这个学科的基础史料和研究方法有个初步了解,在此基础上,慢慢培养兴趣,逐步积累、体会,最后养成研究习惯。”

 该书是谢教授在厦门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的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全书分六章,主要讲解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史料的类型及其搜集、辨析、解读,简明扼要,总共十万余字,信息量却大得惊人。谢先生意欲接续被“论说”传统遮蔽掉的“掌故笔记”传统,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立一个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书中介绍了数百种重要史料,不仅涉及到现代作家的文集、传记、年谱、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更为重要的是介绍了诸如《中国现代文学总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等大量重要的文献目录书籍、《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等工具书以及《袁同礼著书目汇编》《上海孤岛时期文学报刊编目》等专题文献资料,甚至介绍了通过法律文书、思想汇报、内部参考、拍卖图录、同学录、职员录、年鉴、画报、校史、广告等途径获取史料的方法,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了。学科细分的后果之一是,作为旧学基本功夫的文献学独立成为专门学科,大量的文史研究生完全缺乏文献学的基本训练,在资料的检索和辨识等初步环节上大费周折,研究也就不得其门而入。类似该书中的基本文献的介绍实在是非常有必要。仅从信息资源这个角度来说,该书也值得从事现代中国文史研究的青年学子备一本在手边,以免无米下炊之苦。

 不过,按照谢泳教授的说法,通过种种办法找到的这些都还只是“材料”,要成为属于你的“史料”,还需要把这些材料与历史情境中的人与事建立起联系,用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去筛选、判别和解读。他特别指出:“史料问题关键不是量的问题,而是随研究对象的变化来判断史料的问题”。以“鲁迅的厦门叙事”为例,他比较了从1954年到2008年关于此一主题的多种资料,把这些资料中的鲁迅及对立面的形象加以比较,并置于具体年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中,指出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意识形态预设越来越强,“鲁迅的厦门叙事”也越来越偏离历史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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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赋人权与性别分工矛盾吗

  天赋人权与性别分工矛盾吗
  ——评须藤瑞代著《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
  刊《博览群书》2011年第1期
  
  
  
  文/ 张洪彬
  
  妇女解放、女权主义通常是对男权的反动,然而在近代中国却不尽然。日本学者须藤瑞代的研究表明,晚清“女权”概念的发生不是针对男权,而是指向其他民族国家及其国民。一方面,列强环伺的衰弱中国,被象征性地投射在中国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主张女子受教育,倡议女子放足,提倡晚婚,其目的主要在于提高女性的身心素质,从而有利于生育优良的后代,改善国民素质,进而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说得很清楚:“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女学为保种之权舆”。以“国民之母”来理解女性在当时甚为流行,对女性“权利”的主张多以此为据,并往往再加上一条理由:女性接受教育,增强能力,在经济上由“分利”之人转变为“生利”之人,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正因为晚清“女权”概念的形成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梁启超当时虽然提倡女权,却根本不提“男女平等”,因为他们矛头所向不是男权对女权的压迫。
  这种状况要到1920年代才有较大的变化,随着女性运动、自由恋爱和贞操论等欧美思想传入中国,作为女权主题的“女人”才从“母亲”的身份下剥离出来,不必继续保持与救亡图存的逻辑勾连,尽管仍有不少人继续以母亲形象理解女性。从母亲形象中剥离出来的“女人”作为“人”的价值和权利得以突显出来,“男女平等”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口号,对男性的盲从和依赖成为批判对象。尽管像陈撷芬、张竹君等人仍然把女性的自立与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但是男女平等、基于天赋人权的“女权”的矛头所向的确是男权。到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刘师培之妻)那里,这种倾向就尤为突出,她批判儒教给女性指定的社会职责主要是生育教养后代和家政服务,她讽刺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论者之所以提倡放足和女子教育,是为了解决男性经济上的困窘,是为了培养优秀孩子,她断言近代中国“男子之解放妇人,亦利用解放,非真欲授权于女”,与前人的妇女解放论分庭抗礼。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从救国轨迹中脱离出来的“女权主义”,甚至一度超越了国家界线。在1920-1925年期间,中国的《妇女杂志》频频关注“被压迫的日本女性”,把“女性”从“日本”中剥离出来,她们把日本女性称为“东邻姊妹”,其根据即在于同为“被压迫的女性”的身份认同,她们有着共同的抗争对象——“男权”,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女权”跨越了国家主权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权利主体的女人与作为国民之母的女人两个身份指认之间不仅截然分立,而且呈针锋相对之势。
  因为这些争论的思想资源都来自西方,因而作者认为近代中国围绕“女权”概念的争论折射出西方国家体制与人权思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她说:“如果完全实现‘天赋人权’的理念,是不可以有根据性别而出现的差别的。可是在西方诸国,女性是在家庭内作为妻子或母亲担任再生产劳动的存在。换言之,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文明’的西方诸国,却是没有根据‘天赋人权’保障男女平等的国家。”她说清末出现多种不同的女权论述,是因为西方诸国的国家体制与源于西方的人权思想之间本来就隐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中国的女权议论里浮现出来,并表面化了。我以为这种论述有待商榷。西方诸国女性是否主要是在家庭内担任妻子或母亲的角色,需以就业率为据;西方的国家体制与性别分工之间是否有必然性勾连,值得怀疑;性别分工是否违背“天赋人权”理念,更恐非定论。窃以为,以“天赋人权”为由否定性别分工,背后的预设是女性和男性具有完全相同的先天条件,且把性别分工归罪于男权压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的体育运动要分男女比赛,为什么在许多文化中常有“男不与女斗”“女士优先”的风尚,为什么在大多数法律中强奸罪仅适用于男性而适用于女性?那是因为性别歧视呢,还是出于对男女天生差异给予尊重?笔者的意见是后者,而且认为这是人类社会中值得珍视的高贵传统。无可讳言,历史和现实中都不缺少男权中心主义,但是女权主义的证成不应建立在否定男女天生差异上。窃以为正因为作者抱持着女权主义的理论僭妄,才导致对近代中国关于“女权”概念的争论做出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解和判断。
  我以为,与其以女权主义的理论预设去看待近代中国的“女权”争论,不如把它放置到近代中国更为广阔的思想脉络中去理解。正如众多研究所揭示的,不少清末知识分子在理解西方的自由、权利、人权概念时,是从救亡图存的路径进入的。从这种视角去理解自由、权利,再加上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他们往往难以深入体会到“天赋人权”这几个字背后的深意,因而,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常常倡议“人人牺牲一点自由,为国家争自由”。这种倾向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才有比较明显的变化。五四时期,种种机缘促使个人主义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更深入的理解,自由、权利才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在个人自由遭到更严重侵犯之后,知识分子才更多地体会天赋人权的的深意。笔者所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张佛泉1949年流寓台湾之后,沉痛地说:“以前我们读英美人‘无法出让的权利(inalienable rights)’之说,辄将它轻易放过,实在并未懂得。”在这样的思想脉络中理解近代中国女权论述的竞争和变迁,则比较容易理解其所由自。梁启超等人以“国民之母”理解女性自不待言,尽管他们也常以“天赋人权”来论证“女权”,然作为自然权利的女性人权并未深入他们脑中;1920-1925年间,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作为权利主体的“女性”从救国轨道中脱离出来是顺理成章的;1925年之后“妇女回家”的倡议,则与党国体制的意识形态主导有很大关系。当然,主流的转换并不意味着歧异意见不存在,它们作为潜流暗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下层,与社会局势暗通款曲,随着局势的变迁,暗流往往重回地面,支流变为主流,在中国思想史中奔涌向前。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日]须藤瑞代著,[日]须藤瑞代、姚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第一版,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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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塞论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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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史研究,通常要从一个个案反映整体,以小见大,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初学者来说是很难的。“思想背景”“历史背景”“影响”等也相当难写。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要把历史人物置入历史脉络中,要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但是怎么置入就不知道了。 近日读到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导言,很受启发,这里与大家分享。科塞在这本著名的教材中,就是以他在导言中所讲的方法来写作的。虽然他论的是社会学的学科史,但是对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来说,仍颇具启发意义。他在导言中提出的众多问题给思想史研究的初学者指出了思考的方向。

  
     相较于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科塞这篇短文更平实浅近,甚值一读。若结合他的部分章节来理解他的方法,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该书pdf很容易下载,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809669.html

  
                

  
 

  
 

  

  

《社会学思想名家》导言


  

科塞


  

 


  

前些年,有位学生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价值中立”观点。我和他谈了一会儿,最后他作个不无轻蔑的手势,用一句话概括了他对这个人和这个问题的感受:“嗯,归根结底,他不过是在寻求一个回避问题的方式而已。”


  

在那以前一段时期我一直有种朦胧的想法,打算写部社会学思想史,但真正使这个想法确定下来的却是这次谈话,同时,这本书的性质也开始在我头脑中形成了。


  

现在我认为,一名美国学生如果真要理解社会学思想史,仅仅了解理论观点和理论结构是不够的。要想抓住这些理论的内在含义,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当然,这并不是说了解了思想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就一定能对这些思想作出准确无误的评价,但是,如果不理解一种思想及产生的社会环境,就很难正确评价这一思想。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对这个不妨称为“社会学思想的生态学”的领域作出一些贡献。


  

现在已经有一些第一流的社会学思想史著作了,其中最出色的恐怕要算雷蒙德.阿伦的早期著作《德国社会学》和后来发表的《社会学主要思潮》。这些著作批判地阐述了一些重要学者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阐述者或解释者的头脑折射式地反映了这些思想。有时是力求不偏不倚地阐述,有时,例如在索罗金写的两部社会学思想史中,又可以看到阐述者与被阐述者之间在进行持续不断的论战。还有的时候,例如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作者的目的是把一系列不同的方法统一起来,实现一种新的综合。但是把思想放到社会历史背景上的作法还是很少见。许多著作试图阐明马克思或者韦伯或者帕累托究竟表达了什么看法,但很少有人试图用社会学家的工具探讨社会学思想家在他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还看不到有人长期致力于揭示社会出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或阅听人是如何反映在一位理论家所探讨的问题之中,或者反映在他毕生事业总方向上的。


  

正如罗伯特.K.莫顿所说:令人惊奇的是,当科学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的时候,社会学史专家却大多忽略了这个方面,这可以从对社会学家很少进行严肃的社会学研究上看得出来。这话实际上挑明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印象:社会学家在研究地位较低的人时感到应付自如,例如工人、学生、士兵或小偷,而研究地位较高的人,如总经理、大学校长、将军或参议员,则感到困难得多。但是显然,社会学家对地位高的人进行研究仍比对社会学家本身的研究要容易些。孔德说,人类在研究自身之前首先必须经过若干阶段和步骤,以便先认识人类周围的环境。且不说这个“孔德定律”是对是错,我总觉得这个研究顺序在近年出现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中可能起着作用。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之后,我们才可能使自己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不过,现在时机似乎成熟了,我们可以从对以往理论的批判性总结和细致的分类方面转向建立关于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史了。这样一部历史需要若干学者的集体努力,而单独一本书至多只能起到向导的作用。本书试图使学生了解一些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他们有助于理解15位大师的社会学思想的形态和性质。本书考察了每位大师所作出的总的贡献,也考察了构成他们各自学说中许多部分的那些具体观点。


  

为了具体说明我的想法,我们不妨再谈谈那位认为马克斯.韦伯是在“回避问题”的学生。假如他肯耐心地听,我肯耐心地揭掉他的成见和偏见的外衣,我就会这样说:“如果你不能通过想象把自己置身于韦伯著述时的那个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你就不能理解他的思想。韦伯对一个事实感到震惊:社会科学是由出于爱国主义而认为必须用讲课和著述捍卫德意志帝国事业的那些人把持着的。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增加祖国的荣耀。正是为了反对这一亵渎科学家天职的行为,马克斯.韦伯确定了他的主要工作。他之所以诉诸价值中立这一概念,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有利还是有害。韦伯认为,在成熟的、讲究方法的研究中,价值中立可以把社会科学从政策制定者的巨掌下解放出来。它会结束社会科学的无自由权状态,为社会科学的自主发展扫清道路……”


  

这就是我想对那位学生说的话,但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解释的地方,因此我写了这本书。本书将对韦伯及其他14位在这一学科中被视为主要角色的理论家进行探讨,试图解释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对课题的选择,以及通过阐明他们从事研究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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